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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搞起各种各派红卫兵司令部

(2025-02-25 12:26:40) 下一个

全国搞起各种各派红卫兵司令部

 

 

 

毛泽东:“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开,有的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要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毛泽东:“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就那么快都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毛主席于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重要讲话
   
 编者按:《参阅文章》第65期刊登了毛主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讲话,对研究文化革命意义重大,特收于此。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是处在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但是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相信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很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运动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个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份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机、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有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开,有的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要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就那么快都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历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

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决不能完全怪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过去中央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2》P143-148。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谈话(节选)(王力于1991年1月25日)

我看到不少国内的和国际的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著作,都不知道或者忽略了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一次重要谈话。这样,对于“一月夺权”及其以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对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就难以做出科学的评价。所以我先把它客观地加以介绍,然后再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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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bing1993 回复 悄悄话 邓小平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邓榕: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红卫兵邓榕: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

红卫兵邓榕: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

红卫兵邓榕:邓小平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红卫兵邓榕: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红卫兵邓榕: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

红卫兵邓榕: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

红卫兵邓榕: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

走资派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的大字报》

《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红卫兵:邓榕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卫兵:

6月1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XX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的。

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

1967.4.5
yongbing1993 回复 悄悄话 走资派刘少奇儿子刘涛初步检查






题目:《造刘少奇的反,跟著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我的初步检查(节录)

刘 涛

现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提出直捣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的老巢,我坚决支持同志们的革命行动。我是这条资产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中毒很深,和自己的家庭也划不清界限,始终没有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自己又是“三临”(注:指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文革临时筹委会、文革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之一,给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损失,这确实使自己感到十分痛心,十分难过。

我先和大家谈谈我的活思想。回校以后,由于我对自己错误没有认识,而且在家里受了王光美的很多影响。我回校时是铁杆保皇的,根本没想很好地揭发问题。我一直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站在我父母的立场上,站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所以,很多间题自己并没采取老实态度。当时我并没这样认识,同学说我不老实,我还挺生气的,认为不知道有哪些问题是属于揭发范围。后来同学们帮助我,使我认识到根本问题不是知不知道揭发什么问题,而是实际上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群众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边。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了江青同志对我的讲话以及在同学们的热情帮助下,我逐步认识到自己立场并没有真正站在革命群众这边,所以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就很不清楚。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错就改,我一定按毛主席的话,把自己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与家庭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不能用感情代替政治,与过去错误彻底决裂,真正站到毛主席这边来。由于我对以前的错误没有很好的认识,所以对很多问题来不及批判,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没有水平,但我应当把我所能想得起来的事情揭发出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内幕告诉大家,供大家参考,然后和大家一起共同分析批判,共同战斗,从而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学校是何等的尖锐复杂。

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刘少奇曾经跟我讲过,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几所学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对工作组,他还怀疑这个反工作组的逆流与前北京市委有联系,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个反扑。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我们学校和很多学校都在拼命揪后台的原因。刘少奇当时在师大一附中(我妹妹在那儿)蹲点,对她的指示是比较多的,他把师大一附中陈永康、何芳芳这些岁数很小的学生都打成反革命,也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他还面带笑容听我们汇报。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大规模学生斗学生在全北京市,甚至在全国都开展了。当时我们学校工作组所导演的“反蒯”运动,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了。
……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记得他(注:指刘少奇)跟我讲过一次话,后来把这事情揭发了,他否认是他讲的。他否认他的,我揭发我的。记得有这么几点:一、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三、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他是把反工作组的这些同学都当成资产阶级,所以他就不给这些同学自由民主。在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已经在北大讲了关于工作组的问题,当时我也不清楚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到底是什么问题。二十八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一、现在不是说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著大家面做的。(意思就是说,是好是坏,大家都能检验出来。)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四、仍然认为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当时还讲了保护少数的问题(即七月二十九日在人大会堂讲的精神)。当时还让我不要急于表态,真正认识到错了再讲,不要急于表示自己反对或者同意。在我看来,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情绪还是很不满意的。那天晚上我和王光美都哭了,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我父亲这么激动过,当时也没认识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是什么样的,立场又没站稳,但确实感觉到工作组的工作没有做好,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这期间,刘少奇曾让她(注:指王光美)回去过(注:指回清华大学去)。王光美一直表现得很不像话,不但坚持自己的错误,根本不去真正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且哗众取宠,企图挽救这垂死的工作组的命运。王光美在清华期间,天天回家,刘少奇到底给了她些什么黑指示,我就不太清楚了。对此也可不言而喻了。

八月初,刘少奇让我辞职(注:指要她辞去在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文革临时筹委会、文革临时主席团中担任的领导职务),以后少出头露面,少回家。当我问他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时,他口头上也承认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表示愿意改。在问到他为什么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问题时,听我妹妹说,他讲,在七大以前,还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在七大以后树立起来了,没树以前就拼命地树立,树立以后不用怎么说别人也就知道了。实际我觉得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自己也承认,自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当时,工作组撤走以后,有时回家遇见父母,与王光美谈的多。有几次他们表示特别关心我校的运动。我当时很愿意反映,当时没有意识到家里的情况有多严重,我知道的,我就讲了。后来李黎风(注:李井泉之子)告诉我要注意此问题。刘少奇以前说话就说得比较少,犯了错误以后,说得更少了。王光美当时是在极力地掩盖,但有时又憋不住,就冲出来了。其实,她在检查中说,工作组撤走以后,对我校运动情况是不怎么了解的,这是在说谎!

九月底,同学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我想应当写张大字报表态,她说:“别人都骂你是狗崽子,还欢迎批评什么。”看得出来,她对此是很抵触的,如果别人说她是扒手,她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十月一日,我与妹妹就谈到辩论工作组的问题,王光美说:“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是不是运动的关键呢?”我给父亲提意见,她就在旁边解释,澄清事实,说他的心还是好的,主观上还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只是经验不足。我问:“六二年的单干风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光美说:六二年单干风父亲是反对的。实际上是在欺骗我。她自己也讲,应当实事求是,她不愿意给我父亲增加罪过。我想我父亲的罪,有多少是多少。你说不愿加,但事实终归还是事实的。王光美一方面对我们讲父亲的态度如何如何的好,目的,就是说父亲没有多大问题。哥哥是造反派,对父母不信任。她很不满意。另一方面说主席(注:指毛泽东)是如何对待父亲(注:指刘涛他们的父亲刘少奇)。主席对父亲政治思想上从严,组织处理上从宽,这是一贯的思想,抱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绝不能因为主席对父亲组织处理上的宽大,因此而对他政治思想上采取宽大的态度。可是,王光美跟我们讲的目的,是用此来迷惑我们,使我们觉得自己的父亲没有多少问题。我们本来迷信刘少奇,现在也就保刘少奇。她还说,应当实事求是,说揭发要全面,要全文公布,若没有全文公布,光把他错误的地方公布出来,她就非常不满意。她认为,同学问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了打听点内幕消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回家并见她,我说:叶林(注:国家经委副主任,文革初期任北京新市委派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说我在清华常找你。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她说:这是想吓唬你们。她一直跟同学特别抵触。对她自己的错误,如四清,八月份她还说: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呐!她认为她的桃园经验也没有什么错误,就是扎根串联讲得过细了一点,所以给别人的印象也就起了不好的作用。十二月十六日听陶铸讲,我父亲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我当时想不通,回去跟王光美讲。她说,陶铸同志也有说错话的时候。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还有一条,几年以前,父亲曾讲过,不当国家主席,当个公民也可以,也没有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就不让我讲了。原因是什么大家也都心里明白。八月份我两次问她对工作组问题的认识,我说可以交谈交谈吧!原来咱们也是一块工作的,有错误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帮助,虽然当时我认识还不太清楚,但对她还是可以帮助的。(回校前我对她说:我就够保的了,我看你比我还保。)她就是不讲自己的态度,她说,我有我的组织,我是在工作组内作检讨的。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著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甚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好。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你要是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

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线,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抱著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这是一方面。另外王光美还造成弟妹的压力,说我给妈妈的那一张大字报(注:指刘涛8月21日在清华大学贴出,经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修改的大字报《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是有个人主义。我当时的确有个人主义,但与自己的家庭真正从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这就是我克服个人主义,抛弃私心杂念的第一步。当时王光美说我有个人主义,我不否认,但当时她说这句话,我觉得她这是在压我,她就是想用又拉又打,软硬兼施的这套办法,想使我成为他们的陪葬人。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里的叛徒,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我一直是摇摆不定的。王光美还压我,说: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都是根据你揭发的。对于我那篇大字报她非常不满意。刘少奇说: “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

有些事情,她也避开家里的工作人员。师大一附中把我妹妹的工作日记本搜去了,全文公布了,贴在中南海外面。她就对我妹妹说:“你把它抄下来,看一看,也好知道都歪曲了些什么?”她就是这样教育家里的孩子。她就是拉著我妹妹保他们,我真替我妹妹担心。我觉得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王光美在家里老放毒,而且有市场。现在同学们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我坚决支持。她要是真的要改造的话,广大的革命师生帮助她,她如果要顽抗下去,那只有自绝于人民。让她住到清华,这样对她自己,对弟弟妹妹,对我父亲认识错误都有好处。关于刘少奇、王光美我揭发到这里。有一些由于自己的立场感情还没有完全站在革命师生一边,还没有完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还没有完全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有的记不起来,有的还没有认识。以后认识到了,想起来了一定继续揭发。

通过我所讲的这些可以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家是多么的激烈。我自己原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的面前。这几个月来我体会到,到底自己是走哪一条路,是站在毛主席这边,还是站在刘少奇这一边,在这上面的确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我来校前,的确是很保皇的。现在对问题认识也不是十分清楚。简单地谈一谈对我父亲的看法。我认为我父亲确实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几年来一直对抗毛主席,对抗毛泽东思想,他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镇压革命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对毛主席他采取的是一种无视的态度,确实是像林彪同志所讲的,简直是不能容忍。他从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发展到镇压群众,镇压群众运动的地步。这场文化大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它要扫除一切旧的东西,扫除修正主义在我们国家里复辟的可能。他实际上是镇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沿著他这条道路搞下去,中国必然要变颜色。他的检查极不深刻,一点也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这条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他以前对我的教育,表面上也让我学习毛选,但实际上是叫我“吃小亏,占大便宜”,“丢了芝麻,拣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对他这套人生哲学,以前不太认识,还觉得挺对,但实际上这跟毛主席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比起来,完全可以看出是一个更高级的个人主义,带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观根本就没有改造好,他做了国家主席以后,他大概觉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观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命,由于他的这种世界观,决定了他一定会制定反动路线。

王光美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改造,她用她的资产阶级一套腐蚀了很多人。刘少奇在政治上的错误比王光美严重得多,他负的责任更大,他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学们以前说她是糖衣炮弹,我还不怎么能接受。现在觉得她的确是一颗糖衣炮弹,她对我就是利用情感教育。我提出这个问题,她还不大发雷霆?她一会儿对我哭了一通,一会儿又对我骂了一通,大家可以想到,她给我的是什么教育。

我的确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前我一点也没认识到它就在我身边进行著。我以前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站在父母一边,给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损失,后来看到江青同志对我讲的话,使我很难过。要认识自己的父母,认识自己的家庭,如果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对家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当仇恨。我觉得自己应当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真正地与家里划清了界线,家里反对我,而人民是欢迎我的。

1966.12.28

原载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6年12月31日
yongbing1993 回复 悄悄话 文革红卫兵抄家成亿万富翁了吗







用《文革红卫兵抄家成亿万富翁了吗?》去网上查一下,没有结果。倒是《反共华人》网上多篇内容讲了文革红卫兵抄家的内容。多少红卫兵抄家?抄出几百个亿的金银财宝古玩等无数?红卫兵拿了一些外其他都上徼国库了。没有一个红卫兵因在文革中抄家成了亿万富翁的个例。这说明了什么?拿这种没有证据的数字忽悠后人,用来抹黑文革?抹黑红卫兵?这是《反共华人》惯用的骗术。

文革中的红卫兵,是一个松散的学生组织。几个学生在一起说,我们成立一个红卫兵司令部,上午说,下午就可以成立,印个红卫兵袖套戴上就是红卫兵了。玩几天不想玩了说解散就可以解散,不需要申请成立,也没有经谁批准,更没有谁来管理的群众性学生中的一种自由组合的小群体。而吝个红卫兵小群体支持谁,反对谁也是不同的自由选择。有造反的红卫兵,有保守的红卫兵,造走资派的反,保走资派的守都可以的。所以,《反共华人》说的红卫兵抄家是指哪一派红卫兵呢?这么多财富谁有本事统计出来?有多少红卫兵?是谁通过什么方法统计出来的?《反共华人》在反共基金会的经济扶助下,造谣说谎骗个假材料报告给基金会就可拿到钱了。

毛泽东说:“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

毛泽东:“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开,有的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要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要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

毛泽东:“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就那么快都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

毛泽东:“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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