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蒋介石说：毛泽东此人出奇制胜
全人类历来奉行《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人类古代形容政权争夺中《胜者称王、败者被贬》的俗语。是旧指在争夺政权斗争中，胜利了的就是合法的，称帝称王。失败了的就是非法的，被称为贼寇。含有胜利者权势在手，无人敢责难，失败者却有口难辩的意思。
美墨战争中，美国胜利了，墨将大片土地归美所有，还用交接吗？在之后的时代里墨现任各界政府敢说美国的这几个洲是墨的吗？奉行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以色列没有土地立国，占领了土地，立国了就合法了。眼下的加沙地区将来属于谁？还不是枪炮说了算。奉行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秦末田横作为齐王后裔参与抗秦，后因烹杀汉使郦食其与刘邦结怨。刘邦建立汉朝后，田横被韩信击败，率五百部众流亡海岛。刘邦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招安，田横被迫赴京，途中自刎，部众闻讯集体殉节。该事件成为"败者为寇"的典型代表，凸显败者在胜利者强权下难以辩驳的困境 。奉行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唐初玄武门政变后，李建成作为失败者，墓志铭仅用55字记录基本信息，避谈开国功绩。其谥号"灵"属恶谥，反映出李世民通过掌控历史书写权贬低失败者。十四年后李世民追封李建成为皇太子，进一步印证胜利者对历史叙事的阶段性调整 。奉行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战胜了蒋介石的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的国民党将中华民国的黄金白银值钱的国库里的财富都偷运到台湾了，蒋介石的国民党还会交接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吗？那些《反共华人》还说什么：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没有交给新中国？这不是弱智，而是无智。马英九还是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大陆领土属于中华民国的一大部分？是啊，有本事拿回去？自淫自嗨何用？最起码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都不懂，又或是装弱智和无智，忽悠谁啊！
毛泽东的父母坟被蒋介石挖了，亲人们被蒋介石杀了。而相反，人民解放军在解放蒋介石老家时，在百忙中不忘电令部下：不准损坏蒋介石家的一切财物包括坟墓。没有比较就不知好坏对错。
中国人为什么会永远是一盘散沙？是因为有太多的弱智和无智。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黯然「引退」。在溪口寓所，他给自己泡了一壶龙井，写道：「润之今日踞北平，未尝一矢，成大事者不拘一格。」对昔日对手的用兵之道，少了嘲弄，多了敬重。
同年12月，国民政府迁台，他把日常笔记改成英文，似乎想为后世留下另一个视角。
在1950年10月8日的记录里，他对志愿军入朝作出判断：“此人出奇制胜，不在兵锋，而在天下义声。”
抗战胜利后，毛应邀飞渝谈判。 8月28日下午在机场的短暂寒暄，被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握手沉稳，眼神不闪。谈团结时面带微笑，语及民主则炯炯。”
当晚蒋介石翻到《圣经·诗篇》第23篇，写下一句：“惟愿神赐我智慧与勇气，以后来收敛者。”
1955年大陈岛撤退，是蒋介石心理防线的另一个塌陷。 2月13日晚，他写下当日唯一的中文：「余痛心，毛必乘胜东顾。」与他在前线督战时常用的豪言大异其趣。撤退完成后，随行幕僚发现他的玉扳指少了一只，据说被他自己扔进海峡，只因「目不得见，心亦可静」。
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海形势僵固，蒋介石日记里的「匪」字出现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Mao」或「彼岸」。
1970年9月9日，蒋介石还特地记下「两岸皆不易，异同当留诸史家」。语气里掠过一丝晚年才有的释然，仿佛明白，个人恩怨终被时代熔炉重新冶炼。
「别用力翻，纸脆得像秋叶。」2006年11月12日，胡佛研究所的阅档室里，研究员张志恒冲身旁的同事小声提醒。那天，被他从档案箱里取出的正是蒋介石1945年8月28日的日记正本。墨迹深浅不一，显然写完又反复描过。最早映入眼帘的六个字──「毛泽东抵渝矣」──直接把屋里七、八位华人学者的呼吸声拉成一道长线。
日记解封前，外界只知道蒋介石曾把毛泽东称作「共匪魁首」。可翻开一页页手稿后，学者们惊讶地发现，这位一向自负严谨的国民党领袖对毛的态度变动极大：轻蔑、警惕、猜忌、敬畏，每一次波动都踩在重大历史节点上，像心电图一样分外清晰。
最早的记录出现在1922年9月。彼时蒋正在上海筹措军费，日记里一句「湖南师范生毛润之，性尚稚气，蓄意宣扬平等」看来不过轻描淡写。他的注意力更放在英美股价上，而对这个年轻人仅以「性尚稚气」四字收尾。显然，当时的蒋介石把毛泽东当成普通激进学生，并未预料未来的刀剑相向。
事隔不到两年，两人同场亮相广州国民党改组大会。蒋的日记里多了充满火药味的评论：「此人言农运，浮夸而无矩。」短短十一字，却折射出兵法家的直觉──农民问题一旦激活，就是动摇政权的深水炸弹。那次会议后不到三个月，毛拿着汪精卫的手令到黄埔要经费，蒋写道：“其人俨然，直呼‘民生不可缓’。大言不惭。”措辞尖刻，但后面补了一句“需防其后日阻我大计”，显得格外扎眼。
真正引发警报的是1934年。当中央红军冲破第四道封锁线北上时，蒋在日记本上连画三条黑线：「匪首毛，未可小觑。」他在南昌行营里对参谋说：「穷寇易灭，穷寇有谋难缚。」那夜的日记字迹凌乱，还溅了几滴烛泪。可以看出，五次「围剿」未能奏效让他第一次意识到对手的韧性。
1936年西安事变后，蒋被迫暂时停止内战。同年12月29日的日记页上，他评价张学良时只写了五行，却给毛泽东留下一整段：「毛虽拒和谈假义，然其亲美苏交互腾挪，实有大局观。」言语里多了几分欣赏，却同时附注「不得不除」。语气矛盾，心态复杂，可见一斑。
抗战胜利后，毛应邀飞渝谈判。 8月28日下午在机场的短暂寒暄，被蒋记下：“握手沉稳，眼神不闪。谈团结时面带微笑，语及民主则炯炯。”当晚他翻到《圣经·诗篇》第23篇，写下一句：“惟愿神赐我智慧与勇气，以后来收敛者。”
决裂的导火线是1947年。延安被攻占，蒋得到「中共中央主力已遁陕北」的情报后，在日记里苦笑：「空城三月，贼首静拭锋芒。」他原拟的「剿共三月成」计画就此泡汤。随后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人力、物资如灌沙漏，蒋愈发焦躁：1948年11月28日晚，他连写三遍「失势非兵，失民也」。这份自我检讨，是此前数十年少见的赤裸。
1949年1月21日，蒋黯然「引退」。在溪口寓所，他给自己泡了一壶龙井，写道：「润之今日踞北平，未尝一矢，成大事者不拘一格。」对昔日对手的用兵之道，少了嘲弄，多了敬重。同年12月，国民政府迁台，他把日常笔记改成英文，似乎想为后世留下另一个视角。在1950年10月8日的记录里，他对志愿军入朝作出判断：“此人出奇制胜，不在兵锋，而在天下义声。”
1955年大陈岛撤退，是蒋介石心理防线的另一个塌陷。 2月13日晚，他写下当日唯一的中文：「余痛心，毛必乘胜东顾。」与他在前线督战时常用的豪言大异其趣。撤退完成后，随行幕僚发现他的玉扳指少了一只，据说被他自己扔进海峡，只因「目不得见，心亦可静」。
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海形势僵固，蒋日记里的「匪」字出现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Mao」或「彼岸」。 1970年9月9日，他还特地记下「两岸皆不易，异同当留诸史家」。语气里掠过一丝晚年才有的释然，仿佛明白，个人恩怨终被时代熔炉重新冶炼。
2006年档案完全开放后，历史研究者终于能把这些零散片段串成脉络：蒋介石从轻视到警惕，再到敬畏，恰好对应毛泽东从秘密社团青年到共和国缔造者的上升曲线。双方一步错，一步紧，彼此成就，又彼此限制。日记是温度计，也是照妖镜。它告诉我们，在那些看似云淡风轻的笔划下，隐藏着决策者难以言表的犹豫与挣扎；而另一端的胜利者，则靠着对农民、对土地与对战争节奏的精准掌握，改写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轴。
毛泽东的伟大是新中国的劳动人民内心发生并用歌声唱出来的。不是谁也不可能是文人们吹捧出来的。更不可能谁能靠自吹就成伟人了。
《东方红》最初的歌词是基于陕北农民李有源根据民歌《骑白马》的曲调创作的《移民歌》。
后来，这首歌在延安被改编，加入了新的歌词，成为了新中国劳动人民一亘延续到今天被劳动人民所知所喜欢的赞颂毛主席的歌曲。
1942年冬，陕北农民李有源在县城担粪时看到旭日东升，心中有所感悟，便在民歌《骑白马》的曲调基础上，创作出了名为《移民歌》的歌词，其中有「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句子。
1943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刘炽对《移民歌》进行了改编，加入了新的歌词，并将其命名为《东方红》。
1944年，《东方红》的歌词与曲谱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并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深入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而被全中国的劳动人民所喜爱的歌曲，并被广泛地传唱至今，以至将来。
在新中国，有这么一首歌，它诞生于黄土高原，被改编和广为传唱后，不仅创造了演唱人数和演唱次数的纪录，还曾搭乘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向太空。这首歌就是《东方红》。
东方红 太阳升
在黄土高原的梁梁峁峁上，人们总是习惯用歌声来抒发情感。每当东方露出晨曦，黄土地上便会响起粗犷豪放、热烈率直的歌声。 「一个在那山上，一个在那沟，咱们见不上个面面，招一招手……」陕北的沟沟壑壑限制了人与人地域间的交往，却阻隔不了原生态的民歌在大山间回荡。
1903年，在陕北佳县张家庄一户穷苦农民家里，李有源出生了。家境贫寒的他只念了几个月私塾就回家当了放牛娃。虽然生活艰难，但在放牛时，他总是带著书本，一有空就念念写写，对着大山唱信天游。听着沟底山羊的叫声、圪梁上吆牛的嘶喊，他练就了“揽羊嗓子回牛声”，不仅能唱民歌，还能写一些民歌。
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翻身做了主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的老百姓开始过上了好日子，纷纷用歌声表达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拥护。李有源也编了一首歌：“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穷苦人翻身当了家。毛主席领导咱闹革命，昔日牛马坐天下。”
1938年，我国著名音乐家安波等人将流传于西北的民歌《芝麻油》填上了新词。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填上新词的歌，名叫《骑白马》，契合了全民抗战的心声，很快便在陕甘宁边区传唱开来。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李有源觉得自己以前是受苦的农民，新社会让他翻了身，就想写一首能反映像他这样的劳动人民心声的歌。但接连写了好几首，他都不满意，总觉得不能完全表达内心的感受。
初冬的一个早晨，李有源起了个大早，挑着担??子进城卖菜。当他爬上一道山峁峁时，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亮了陕北高原，也照亮了他的心。他突然想到，毛主席和共产党不正是驱散黑暗、给人民带来光明的红太阳吗？咱老百姓世世代代受苦，眼下好日子才开头，不就像这眼前旭日东升的光景吗？于是，他情不自禁地用《骑白马》的调子唱出了头两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又想到，自从佳县解放，人民翻了身，日子一天比一天强。要不是毛主席的好领导，哪有老百姓的今天？于是，他又接着唱出「他为人民谋生存」这一句。但最后一句卡住了，一时想不出来。他挑起担子往县城走，边走边想。当他走到城墙根前，看到墙上写着「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时，心里一下子豁亮了，这不正是自己心里想说的话吗？于是，最后一句歌词也编了出来：「他是人民大救星」。
就这样，第一段有了。他又写了第二段、第三段……既有叙事，又有抒情。因为第二段后面的歌词都是反映老百姓响应边区政府号召，移民开发荒山、追求幸福生活的，所以歌曲取名《移民歌》。此后，李有源的侄子、农民歌手李增正也改编和多次演唱这首歌。
从《移民歌》到《东方红》
1944年2月，作曲家马可随延安鲁艺秧歌队来到佳县慰问演出。当演出队归来准备休息时，突然从窗外传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歌声。这曲调熟悉、歌词新鲜的歌声一下子吸引了大家。他们循着歌声找过去，看见一个青年农夫站在一群老乡面前教唱。这个青年就是李增正。经过李增正的引见，马可在第二天见到了李有源，了解了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并记录下歌词。
不久，马可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群众是怎样创作的》，介绍了李有源和他的侄子李增正如何编写《移民歌》，并刊登了歌词。
1944年秋末冬初，文艺工作者公木、孟波、刘炽、于蓝等在各地收集民歌时，将这首在当地广为传唱的《移民歌》收进了《陕北民歌选》一书。此时，歌名还叫《移民歌》。
1945年9月，为响应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公木、刘炽与鲁艺师生60余人组成“东北文艺工作团”，从延安起程前往东北。
抵达沈阳后，文工团决定组织一场文艺晚会来宣传党的政策。在筹备过程中，公木、刘炽、高阳、田方等人着手改编《移民歌》，作为晚会的重头戏推出，由公木负责记录、整理。其中，第三段「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是公木在行军途中写的诗《出发》中的句子。公木也将第一段歌词中的「谋求生存」改成了「谋幸福」。新歌词完成后，作曲家刘炽在《骑白马》小调基础上对速度、节奏、唱腔等都做了相应的加工，并把歌名由《移民歌》改成《东方红》。这首歌在晚会上一经演出，便立即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从“谋生存”到“谋幸福”
从《移民歌》到《东方红》，李有源是最早的编写者和传唱者。在传唱过程中，参与改编、知道姓名的就有李增正、马可、公木、刘炽、高阳、田方等。正如李有源自己所说：《东方红》不能说完全是我一个人创作的。那是许许多多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的干部和群众集体创作的。
《东方红》不仅是人民集体创作的结晶，也是人民情感的真挚表达。从最早的“他为人民谋生存”改成“他为人民谋幸福”，见证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不只是为了谋生存，更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建成一个崭新的中国。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正因为“毛主席，爱人民”“共产党，像太阳”，所以人民才会自发地赞颂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是我们的带路人”，才会自发地歌颂共产党“照到哪里，哪里开亮，
1949年10月1日，当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庄严时刻，奏响的背景音乐就是《东方红》。 195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始播放由编钟演奏的《东方红》。 《东方红》随着广播，响彻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 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乐曲《东方红》伴随着卫星升入太空，让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国的声音。
走进新时代，这首诞生于黄土高原民间音乐沃土，表达人民朴素心声的歌，又透过民歌新唱等形式被演绎为多种版本。 《东方红》唱出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永续奋斗的信念和决心，必将穿越时空，成为永恒的经典。
《东方红》，一首仅有17个小节的民间小调在近百年时间里经过如同过山车般的经历，《东方红》的词作者署的都是“李有源”，这就是1961年调查后统一了的结果。这份调查报告总共四个部分，前两个部分就是介绍李有源的生平及介绍李有源创作《东方红》的过程。
报告里说，「李有源，陕西佳县张家庄人……他是个出色的农民文艺爱好者，爱画画，爱拉板胡、弹三弦，尤其爱好秧歌，是个编秧歌的能手。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以后，这个深受贫苦生活折磨的农民歌唱家在思想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对党和毛主席表现出无比的热爱和信赖，更加积极地用秧歌来歌颂党歌颂毛主席。
关于《东方红》的创作，「省委员会报告」中说，那是「李有源在1942年冬天创作的，在此之前，他曾编写过歌颂党歌颂毛主席的歌词，但总觉得没有能深刻反映出他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党对毛主席无比热爱和信赖的心情。太阳是最好不过了。的想像。 就在这年冬天，他便根据民歌《骑白马》的曲调，出了一首新歌。关于《东方红》的词作者，这就是经过组织认可的「正版」的「李有源」说。
陕西省委的这次调查有其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刊登《东方红》的不少音乐文献上，词作者一栏署的都是「李增正」。例如，我收藏的这一件：1952年5月10日初版，1953年1月20日再版，两印总数达到17,000册的《中国革命民歌选》。这本歌选是由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所编，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资料丛刊」，由万叶书店在上海出版。这册民歌选的第一首就是《东方红》，在很规范的「词作者或采集者」一栏里印的就是「李增正作词」。
「李增正说」来自很权威的媒体，而且那是第一次关于《东方红》的报导。
1944年3月1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刊发了题为《移民歌手》的报导。记者陈伯林报导说，陕北葭县（后为佳县）1942年遭旱灾，政府组织七十多位贫困农民向南移民开发荒山，李增正是副队长，路上有的移民想家，平时擅编秧歌的李增正说：「咱们在路上红火。 。
关于李有源与李增正的关系，1961年的陕西省委报告里介绍说：李有源在1942年冬天创作出《东方红》以后，接着为了春节闹秧歌，他又根据当时宣传缴公粮的意义，创作了《缴公粮》。
在1943年春节，《东方红》和《缴公粮》就同时由秧歌队演唱；在演唱时，又把《东方红》和《缴公粮》连在一起，而且把《东方红》作为第一段，即先唱出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第二段才开始唱其他的事情。
因此在流传中，就曾有人误认为《东方红》就是《缴公粮》。其实《东方红》的创作更早，而《缴公粮》的创作较迟。
「报告」里介绍说，李有源的姪子李增正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会唱许多秧歌，是秧歌队的「伞头」（即打伞领唱的人）。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等许多歌曲大都是经过他的演唱很快就传出去的。 《东方红》和《移民歌》编出后，李增正带领移民大队去了延安。移民队到了延安以后，边区的音乐工作者根据李增正的演唱，对《移民歌》做了记录，记录时也是把《东方红》前一段录在《移民歌》之前，并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
1952年，陕西省委与绥德专区召开文艺创作者代表大会，李有源在会上作了“我是怎样编写《东方红》的”发言，随之成为新闻人物，当时的《人民画报》做了专题报导，有关他与《东方红》的故事被编入小学教材，这个故事还被拍成影视。
1955年5月，李有源病逝，享年52岁。 1975年，文化部为佳县划专款修葺了李有源墓，在所立的墓碑上书「《东方红》作者李有源之墓」。李增正于1977年去世，享年5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