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派邓小平的《谣言和谎言》

走资派邓小平的《谣言和谎言》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一，走资派邓小平“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乱臣贼子汪东兴说：没有毛主席，邓小平什么也不是。没有华国锋，邓小平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尽管汪东兴与华国锋背叛毛主席的教导，违法党纪国法伙同走资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但对于邓小平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毛主席说，邓小平当过逃兵，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个定论任何人休想改变得了！

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结果翻了个底朝天。把一个好端端社会主义祖国演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资本主义社会。文革中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他说，“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邓小平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再一次发誓：“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信中说：“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登上权力的尖峰以后，掀起的翻案风席卷神州大地，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难道说还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吗！？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二，《四人帮是走资派，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复群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是走資派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实线证明他们才是真正的走资派，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复群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1967年7月20日邓小平还说：“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内的二号走资派，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表明这样的政治表态，应该说是正确的。邓小平的这个政治态度，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是记在心中的、是眼睛看着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逐步登上政治权力的尖峰。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三，《文革是十年内乱、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走资派邓小平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是一场“浩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到“双崩溃边缘”。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搞错了对象”。他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给毛主席下了一个“三七开”的定论，说毛主席晚年犯下“严重错误”。把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江青、毛远新等亲人投进监狱，判以重刑，以德报冤。

正如邓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说的一样：“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四，《走资派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在1972年8月3日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的确，邓小平是一个“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这也许是邓小平不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内心世界吧。

邓小平“垂帘听政”，重权在握，居高临下，又不出任总书记或国家主席，最后还是要自封为“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而且还有那么多追随者随声附和，连篇累牍地为“核心”论寻找依据。

《谎言》五，《阶级斗争熄灭论了》。

走资派邓小平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逐步导致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来越猖獗，特别是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气焰越来越嚣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否定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否定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人民公社体制；让5000万国有集体企业工人买断、下岗、失业、受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解散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让两亿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为资本家打工，受尽剥削和压迫，成为全世界唯中国独有的“农民工”现象。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六，《文革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走资派邓小平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是一场“浩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到“双崩溃边缘”。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搞错了对象”。他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给毛主席下了一个“三七开”的定论，说毛主席晚年犯下“严重错误”。把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江青、毛远新等亲人投进监狱，判以重刑，以德报冤。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七，《邓小平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邓小平提出了“先富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极具诱惑力的。于是，有权的、有路的、有本事的争先恐后地富起来，如邓小平家庭早已进入全国500富，富可敌国。而没有富起来的工农大众，成为相对贫困或者绝对贫困，中国有绝对贫困人口两亿（按照世界标准）。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口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会财富，反映财富分配的基尼指数，中国0.5，美国是0.4，其他发达国家0.28以下，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世界之最。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以富人和官僚资本为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

邓小平由于疏于学习，没有读过多少书，读一点书，也从来不写字，不划道，不记日记。对马列毛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篇具有系统性理论性思想性特别突出的好文章。所以，他作为特色社会主义“总设计师”提出的理论，都是自相矛盾的奇谈怪论。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八，《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说：“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和金庸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没有定规么”。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从《共产党宣言》、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到共产党的所有文献资料，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实践，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都没有对社会主义作出理论上的任何“定规么”。

邓小平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他的女儿邓榕回忆，邓小平没看过马恩全集，看的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他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并且要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什么是社会主义？老祖宗马克思说得最明白：“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就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列宁曾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货币权利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

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忘掉得一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九，《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忘掉得一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难以设计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提出了“摸论”。没有方向，没有一条到达彼岸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号召13亿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多年，13亿人民越摸越糊涂了。

邓小平提出了“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并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不管什么主义、什么道路、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办法措施，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对的。

提出了“不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的实质是怕争论，怕“争论”不得理，怕一争论，自己那套东西推行不下去。“不争论”的结果是，使改革开放走上邓小平自己担心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邪路上去。

《谎言总公司》的《谎言》十，《不当“皇帝”，结果自我包装成“核心”。》

邓小平说：“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这１０年我们党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岗位，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难以设计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提出了“摸论”。没有方向，没有一条到达彼岸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号召13亿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多年，13亿人民越摸越糊涂了。

邓小平提出了“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并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不管什么主义、什么道路、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办法措施，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对的。

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的实质是怕争论，怕“争论”不得理，怕一争论，自己那套东西推行不下去。“不争论”的结果是，使改革开放走上邓小平自己担心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邪路上去。

邓小平提出了“先富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极具诱惑力的。于是，有权的、有路的、有本事的争先恐后地富起来，如邓小平家庭早已进入全国500富，富可敌国。

[yongbing1993]

为资本家熬夜与抗日战争时伪军







《为资本家熬夜》的中国人有多少？查不到数据。《为资本家熬夜》的中国人是指：自觉自愿，甘心情意，甚至感到光荣的，积极主动要《为资本家熬夜》的中国人，尤其是为《外国资本家熬夜》的中国人。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工人，农民工，打工仔应该不少的。要比当年的《抗日战争时伪军》的数量要多得多。人多贡献就大。《为资本家熬夜》，养肥了多少资本家。

为什么要把《为资本家熬夜与抗日战争时伪军》相提并论？是因为读了一个美国大资本家的讲话而感后发。大意是：在美国开工厂，美国的工人不愿加班，中国的工人不但愿加班，还会《为资本家熬夜》。

虽说是北美的工人在百多年前用生命和血汗为工人们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制》和许多福利之后，不再进一步继续抗争了。但美国工人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坚持这个底线，每每通过罢工抗争，得到了工人们的满意。所以美国工人始终为自身利益坚持至今。

然而，中国工人曾经是领导阶级，铁饭碗，全面的社会福利，八小时工作制作为宪法合法规定。到了走资派时代的中国工人，在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强迫压制下，甘愿《为资本家熬夜》，更甘愿《为外国资本家熬夜》，从这个角度讲，《为资本家熬夜与抗日战争时伪军》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说过，中国走资本主义，比老牌资本主义更坏。四十多年的反面教员上的课很精彩。中国大资本家曹德旺为讨好美国，到美国开厂后不准美国工人成立工会不准罢工。抓几百个中国工人来美国《为资本家熬夜》。开始全家移民，又怕在美违法，又退了美籍回中国了。请一些代理继续忽悠中国工人当牛做马。996是福报，中国人勤劳以示鼓励。让时间来记录《为资本家熬夜》的中国人有多少。

伪军有记录如下：

伪军是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由侵华日军占领区的部分投敌的中国人组成的协助日军打中国人民的简称为伪军。不同时期中国各地的伪军名号各不相同，较为著名的有“皇协军”、“保安队”、“警备队”等称呼，常与侵华日军合称“日伪军”。

伪军主要指汪精卫的政府军、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军和满洲国军，兵力总共约118.6万人，超过在华日军的数量。

一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政权的维护；绝大部分的伪军则被调往华北地区进行“扫荡乡村”或者“城市治安强化作战”，其中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中国平民百姓的大屠杀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内中国人民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日本皇军为了镇压中国人民反抗而牵制了大量的日本作战用正规军。日本皇军为了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现象，日本军官希望利用中国当地的伪军来维持日本的统治，招募当地的伪军来负责所被日军己占领区的治安。根据日本军己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南京和平建国军”、“华北治安军”等，各占领区政权没有干预其他政权辖下伪军活动的权利，但日本军官有权随时任意调遣地区的伪军参与战争。

1938年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万人，随著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日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万人。其中，又以1943年5月14日，庞炳勋、孙殿英两人联名通电投日，所率领的军队数量为庞大。1945年初，仅汪精卫政权统治区就有日伪军40万余人。

满洲国军以原东北军的一部分为基础组建的。据满洲国《国防年鉴》“国防部分”和日本《陆海军军事年鉴》等资料记载：从1935年至1940年满洲国军总兵力均为8万或10万人左右。1935年，满洲国军共有9个警备军，即第1至第5军管区警备军及兴安东、兴安西、兴安南、兴安北省4个警备军，另有禁卫步兵团、骑兵第1旅、靖安军等。其中靖安军仅辖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及一个炮兵队。1940年《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中载：“估计满洲国正规军约10万余人（30个旅）；武装较好的警察队约5万名以上，兴安军约1万名以上”。兴安军主要由蒙古族人组成（亦有以教官身分配属的日本人），主要在草原地区活动。

1935年至1936年伪满军共5个军管区，到1937年为6个军管区，其兵力如下：第1军管区（兵数：12,321人）。第2军管区（兵数：13,185人）。第3军管区（兵数：13,938人）。第4军管区（兵数：17,827人）。第5军管区（兵数：9,294人）。第6军管区（兵数：4,214人）

935年12月，李守信部在日军的支援下，在张北县建立了蒙古军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德王随即同李守信合作，于1936年2月1日，在张北县举行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典礼，察哈尔部的蒙古人8旗遂为德王控制。1936年2月10日，德王在苏尼特旗的王府举行“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仪式，并作为成吉思汗30世子孙宣读誓词，称“誓愿继承成吉思汗伟大精神，收复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复兴大业”。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到会祝贺，并称“日蒙携手，亲密合作”。1936年5月12日，德王在德化市（由原化德县改名而成）组成蒙古军政府，正式使用成吉思汗纪年（当年为731年），以蓝地红黄白条旗为该政府的旗帜，同时还成立了以村谷彦治郎为主任的日本顾问部。

1937年8月27日日军侵占察哈尔省张家口，9月4日成立察南自治政府；9月13日侵占山西省大同市，10月15日成立晋北自治政府[；10月27日，蒙古军政府迁入归绥，更名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归绥为首府。11月22日，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张家口签订《关于设立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协定》，正式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该《协定》称：“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认为在蒙疆方面利害休戚相同，有必要对相互关联的重要事项进行协议统制，为此决定设立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三个政权在张家口合并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政府下设蒙古军总司令部，统帅蒙古骑兵兵团的9个蒙古骑兵师以及蒙古运输兵团的第23卡车团[。

1935年（民国24年），中华民国军事将领王英投降日本，被梅津美治郎任命为大汉义军司令。大汉义军成立于1936年，主要成员为各地的散兵和土匪。1936年11月由王英率领的大汉义军和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率领的蒙古军作为日方部队联合进攻绥远，参加了红格尔图战役和锡拉木楞庙战役。12月18日，大汉义军被绥军在锡拉木楞庙彻底击溃，除去向傅作义部投诚的部队之外，其余的全部在张北被日军缴械。1937年（民国26年），王英任绥西自治委员会委员长。1939年（民国28年）11月，他任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形式上，王英是德穆楚克栋鲁普的部下，实际上却直接接受日本军的命令。

和平建国军是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政权后，收编的国民政府投降军队组建的一支汉奸傀儡军队。1940年，汪军总数8.8万人。

1943年4月，日军发动太行山战役扫荡庞炳勋统帅的24集团军主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加上先前降日的旧部孙殿英的劝说于1943年5月投降日本，并于汪精卫政权中任暂编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后任开封绥靖公署主任。

到1945年春，汪精卫政权统治区的伪军达40万余。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南京国民政府收编。

1938年7月中旬，张岚峰赴北平参与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受到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接见，获封“豫东招抚使”。张岚峰于1938年11月下旬组建“豫东招抚使公署”，在陇海路沿线鹿邑、亳县、夏邑、商丘、宁陵、睢县以及其家乡柘城等地招募土匪及流民，共计18000多人，被日军编为 “豫东剿共军”。不久，日军将张岚峰的“豫东剿共军”更名为“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并拨给大量武器弹药与卡车。

1940年春，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命张岚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又任命张岚峰为“苏豫皖边区绥靖副司令兼和平救国第一军司令”。张岚峰将部队扩充至9万多人，成为河南省人数最多的伪军，并多次配合日军的进攻。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4月，日军出动二十万人进攻太行山区；4月23日，日军包围孙殿英防地林县，孙殿英率部投降日军，成为“和平救国军”司令。孙殿英任新五军军长，兼任第四方面军指挥官、豫北保安司令。

华北治安军，俗称“皇协军”，是日军华北方面军扶植控制的一支伪军。1940年1月14日，华北治安军在北平正式成立，司令齐燮元，其部队主要指挥人员出自日本人控制的通县陆军军官学校，兵员来自原华北剿共军以及在日军占领区招募人员。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设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华北治安军改名为“华北绥靖军”，名义上归属汪精卫政府管辖，实权掌握在各级日军顾问手中。

1940年底扩军至5万余人后，开始全部配合日军发动对中国各敌后区域的扫荡作战。到1942年，华北治安军一度发展到12个集团，9万余战斗人员。1943年，杜锡钧接替齐燮元任总司令。1945年9月，华北治安军13个集团，兵力5.5万人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路军。

1942年8月，日军华北方面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邯郸、安阳、大名间的三角地带拼凑了一股较大的汉奸武装，番号“东亚同盟自治军”，分布在大名、南乐、内黄、魏县、漳河县一带。号称一万四千人，实际约七、八千人之数。

1935年11月25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统治人口600万。军事力量包括保安队、警察和民团三部分，共计10多万人。1938年2月1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并入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7–1940)。抗日战争结束后，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行政长官殷汝耕（日文名：井上耕二）于1947年12月1日在南京被枪决。

保安队总兵力在1万5千人以上，未改编时分为5个总队，1936年8月改编为4个总一队和1个教导总队并附设干部训练所。每个总队兵力约3500人。每个总队下设2个区队，每个区队辖3个大队有官兵480人，设3个中队，配备有机枪、山炮、野炮，及骑警、通讯等特种兵。其中第一、二两总队系河北省政府于十四、十八两旅中抽编而成，第三、四、五总队系将原抗日救国军李石两部改编而成，与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相比成分混杂，纪律更乱。改编前的5个总队队长为张庆余、张砚田、周毓英（后改李海天）、赵雷、刘佐周（后改李允声）。改编后张庆余、张砚田、李允声、韩则信分任第一、二、三、四总队长，教导总队的正副总队长由殷汝耕、张庆余兼任。4个总队的防区为：第一总队现分驻于宝坻、香河、通县附近及昌平、怀柔、顺义一带，第二总队现分驻于三河、玉田、蓟县、遵化一带，第三总队现分驻于昌黎、滦县、临榆、抚宁、卢龙、迁安、乐亭一带，第四总队现分驻于塘沽、北塘、宁河、开平、唐山、古冶一带[26]。通州事件后，冀东保安队完全被日军控制，在日军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中，成为协助日本正规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主要工具。

冀东政府的警察是由原分驻各县的常备保安团改编而成，总人数为1万2千人。

冀东政府的民团，又称保卫团或散在团。民团是由各县的乡团、商团、伙会和其池武装组建而成，总人数约10万人。各地还从原保安团内部抽调人员组建了禁烟队，全部约1.5万人，都是三五十人的小队，直属各地警务局管理，内部很复杂，还没有完全脱离保卫团。伪政府统治延伸到城乡各个角落，就是依靠警、团组织，凭借“以警率团，以团辅警”的统抬手段来增强其统治。此外，冀东政府在军队内部还设置了一套明确的奖罚和退休机制。1937年2月，满洲国提供了500万元的经费，帮助殷汝耕提高部队的装备水平。日本也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帮助冀东伪政府训练保安队和改编民团。

东亚皇协军，也称“兴亚黄军”、“黄军”，是1940年至1942年期间，部分晋绥军投降日军后被改编的一支傀儡部队。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阎锡山晋绥军辎重兵司令武怀英投降日军，在日军支持下，组建“兴亚黄军”，并担任总司令。原晋绥军第六十八师副师长蔡雄飞和晋绥军旅长郭援任分别担任支队司令，共有800余人。1941年日军将“兴亚黄军”总部和第二支队遣散，将第一支队改称“黄军”、“东亚皇协军”，蔡雄飞任司令，汤嘉谋任高级参谋，总兵力3000人。1942年，日军改任蔡雄飞为“山西省公署警备处长”，撤销所辖部队番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