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就是以德服人以理服人

《文革》就是以德服人以理服人

 

 

 

中国古代社会只注重《以德服人》，作为几千年中国封建主义私有化社会的统治者主流思想的儒家对此更是喋喋不休。統治阶级上层社会的权贵们的言谈举止、人际交往，一丝一毫都离不开《德》的参与和示范，而较少谈及《理》，以《以德服人》的传统文化，在上层社会中维持了几千年。而民间一些人士也效仿《以德服人》，是个良好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但这样的封建主义私有化社会里的全民来讲就存在其固有的不可教化的问题，《德》更注重身体力行，衡量的标准也五花八门。《德》强调全体人的公德，又需要只有私德的个人来执行，在社会实践中注定会走样，不能成为现实的团结力量。更是上梁《缺德》，下梁歪了。

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上，《以德服人》行不通时，它们的反面是以《武力（暴力）使人服》。而儒家的《德》本身又存在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的区别，即隐含着一种封建秩序、人分等级在里头，对《人》只能起到指引、带动作用。而各阶级等级之间又存在着不公和不平等。所以，应该将《以德服人》和《以理服人》结合起来。这就更接近社会本质规律的《理》，再则吸收了《德》里面最合理、最可靠的部分，是《人》在彻底掌握《道理》后形成每一个《人》的自觉自愿自己的行为准则。

早先的欧洲启蒙运动就把《理》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个《理》是道理、理论的意思。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当年，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寻找救国之《理》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成为最讲《理》的政党。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事事处处都是《以德服人》和《以理服人》结合起来。《老中青三结合》，《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同劳动人民结合》《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干部下车间参加劳动》《教师既当老师又当学生》《缩小工农差别》《缩小城乡差别》《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取消科技私有化》等等。

毛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在宣传理论、发动群众等工作中，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重新解读“以理服人”并灵活运用于革命与建设实际，在《理》的指导下发挥出人的力量，最终实现了民族的浴火重生。

1929年的古田会议前后，毛主席坚决废除旧式军阀军队强制压服、随意打骂士兵的风气，采用《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方式，用先进的革命理论让士兵接受再教育，从而树立起了全人类独一无二的《新式的民主的官兵关系》，让红军队伍越来越壮大。

这关键一步，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深入到士兵的血肉，马克思说：“彻底的理论可以说服人，也就可以抓住群众。”

因为“恐吓“只能一时，而靠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则可以长久。

抗战期间，毛主席坚持做实宣传工作，既封住亡国论者之口，让不明白者明白、让不坚定者坚定，又团结说服落后者，让他们参与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他把一切工作的基础都落到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上，而方法就是不断地改造，这个《理》就像一根线，始终保证宣传工作方向不偏离既定目标。

毛主席要解决的是《人》的思想问题。《人》总是生活在习惯中，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很不容易，因此通过《整风运动》，《文革》对错误思想进行肃清就变得必要。

但整风不能鲁莽，要治病救人、好好说理。

毛主席说：“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

通过整风过后，党内、军内迅速统一了思想，成为团结的力量。

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主席主张对人民内部矛盾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

毛主席熟练运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处理好了党群、干群、官兵等各种内部关系，让改造得以顺利进行。

毛主席对待农民、手工业者、工商业人士、“左派”、知识分子等，都运用《以理服人》的方法去改造，收到了了团结多数、减少工作阻力的效果。

对内如此，对外也是如此。

对于知识分子改造，毛主席强调只能说服，不能压服，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有害无益。

毛主席认为，即使是对待错误的思想，也应该充分有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容上学的、教条主义的进行批评。

毛主席在《以理服人》上成功的关键是：自己“讲理”，也要让人讲话；批评别人，也批评自己。更要《以德服人》，只有这样的《以理服人》收效极大，于内，解开了人的思想疙瘩；于外，达到了团结同志、解决问题的目的。

[yongbing1993]

热爱毛主席的人中没有任何争议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为了反对《文革》，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谣言和谎言，其中制造对毛泽东有“争议“就是一个忽悠。

在1935年遵义会议之前，在中国共产党内，对毛泽东的想法和做法是有争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十二，十三年内，毛泽东不是第一领导人，毛泽东提出的想法以及在上山下乡中做的事，中共中央中的领导人是有看法，甚至坚决反对的，的确是有争议的。

例如：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有军队，《枪扦子出政权》就有争议。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坚决反对。所以全体投奔孙中山的国民党内做官。然而孙中山死后，蒋介石接班，对共产党大屠杀，都被蒋介石国民党杀的杀逃的逃。

逃出来后，毛泽东提出《到农村山沟去》，中共领导层不同意，要依靠工人阶级，占领中小域市。还例举了在国民党北伐时在乡下组织农会，让农民支持北伐《糟得很》。为此，毛泽东只身用了32天的时间下农村作调查。毛泽东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糟得很”和“好得很”。毛泽东在报告中说：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

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

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

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

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

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

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

“好得很”是农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论。

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翻开红军长征史料，会发现这样一个特点：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常是一边行军一边频繁地开会。这种现象在湘江战役后尤为明显。今天再去回顾这些会议，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发生的一次又一次伟大转折的思想轨迹。证明了每一次都是毛泽东对的。

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留有记录的就有30多次； 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有数十次之多。这些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领导、作出重大决策的需要，也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凝聚意志和力量的需要。

在纵横十余省、长驱数万里的长征中，党和红军召开的这些重要会议，正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三个全局性问题：一是引领红军向哪里去的战略方向问题；二是怎么使党和红军摆脱被动局面的军事指挥问题；三是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及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作斗争的问题。由此，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确保了红军的生存和长征的最后胜利。这一点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几次重大会议上，得到了有力体现。

通道会议

向敌人力量薄弱处进发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告别中央根据地，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同年12月上旬，根据当时长征中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向中央建议：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博古、李德不予采纳，仍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再次建议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避免进入敌人的包围圈，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认可，史称“通道转兵”。

此次会议研究行军路线的改变问题，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通道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黎平会议

筹划进行人事变动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12月18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恩来和大多数与会者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确定向贵州转兵的战略方针。

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一个叫黄平的橘子园地里。此时，张闻天因身体不好坐上了担架。橘子园里，他和王稼祥头挨头躺在一起。王稼祥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张闻天这两句话，正好说到了王稼祥的心坎里。这个时候，红军已经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并且已经出现了转机。如果这个时候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顺理成章。

橘子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使原来在黎平会议决定的在遵义地区召开会议又增添了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即要求进行人事上的变动。由此，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猴场会议

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

1935年1月1日，红军长征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错误主张。

猴场会议作出的《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加强了中央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实际上等于开始动议限制博古、李德指挥权。

猴场会议是红军进入贵州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事实上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基本结束“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奠定基础。会后，红军主动出击，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城，从而掀开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遵义会议

结束“左”倾路线的统治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等。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 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出来发言，矛头直指博古、李德。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他们试图推脱罪责的本质。这被视为对博古报告的“反报告”。

张闻天的发言，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基调。张闻天作的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由此不难看出，张闻天的“反报告”是遵义会议上的主导意见。

在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之后，毛泽东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如此一来，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一场严肃而深刻的党内斗争，就摆到桌面上来了。

关键时刻，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同时，他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接连失败，“就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

王稼祥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持。至此，毛张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认可。

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上，遵义会议独立自主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扎西会议

开创全党全军领导新局面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被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在此期间，关于中央领导人变换有三次重要的谈话。

一是周毛谈话，他们认为由博古继续领导有困难，如果调整党的总负责人，按当时的形势理所当然应该由毛泽东担任。但是，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做党的总负责。这个考虑顾及了各个方面，包括共产国际因素。

二是周博谈话。遵义会议后，博古对会上的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为此，周恩来同博古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认为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他和博古都不合适当领袖。毛泽东搞农民运动出身，熟悉中国国情，有很强的军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帅才。因此，建议博古摒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大局。最终，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

三是周张谈话。毛泽东从多方面考虑认为应该由张闻天担任党的总负责，据此周恩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谈话。

扎西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讨论并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使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实质，充分肯定并决定贯彻实施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为红军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时，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调整常委分工的决定，开创以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与红军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全党全军的新局面。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苟坝会议

重建最高军事领导机构

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坚决表示反对。当天晚上，毛泽东又找到周恩来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

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遭受重大损失。会后，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团”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建议，周恩来将建议转达给张闻天。3月12日，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完成了遵义会议关于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

在事关共产党及中国人民如何选择的大事上，一次次证实毛泽东是对的。毛泽东没有私心，劳动人民看到眼里，在《热爱毛主席的人中没有任何争议》。而走资派及其右派和走狗们，总是拿一些敌人的话来作为对毛泽东的负面评论。这些敌人的评论是恶意的无中生有的谣言和谎言。就是不分阶级立场，假惺惺以《争议》来说事，借着敌人的言语来攻击毛泽东。

[yongbing1993]

毛泽东很多缺点但不是《文革》








走资派邓小平们，拿《人》总是有缺点的，来给毛泽东下套：因为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也会犯错有缺点，《文革》就是毛泽东晚年的犯错缺点。为了忽悠热爱毛主席的人民，就加上，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方法不对。不对就是不该批判邓小平。这就是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定的调。走资派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都是按此调，翻来复起重复千万篇。所以，成了“真理“。因此成了古今中外的圣人伟人名人只有《毛泽东的注解》中有“晚年犯错缺点“一说。人们说到毛泽东总是用“争议“，但是，又或是虽晚年犯错缺点，等等说法。

毛泽东很多缺点但不是《文革》。不是毛泽东的晚年犯错缺点。毛泽东有缺点：

缺点之一《不听父言》。没有遵守孔老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之道。这对于受几干年封建主义影响的中国人来讲是“不孝“。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群山环抱的韶山冲。毛泽东说：“我十岁时从学校逃跑过一回。我害怕回家挨打，就朝县城的方向走去，我以为城就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山谷里。我逛荡了三天，最后被家里人找回。这时我才晓得我只是来回绕着圈子，我跑过的地方离家最远处只有八里地”。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既吃苦耐劳又极善积聚的普通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精明的经营，不断扩大手中掌握的土地规模。《毛泽东本来是很容易成为一个湖南乡间的财主或者“绅士”这样的人物的。》

然而，毛泽东到底没有走上这样一条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合情合理的人生道路。他讨厌父亲的“敛财”，他同情穷人的苦难，他不安于家乡的闭塞，他要走出乡关，阅尽青山，拯万民于水火，救苍生于倒悬。

梁漱溟晚年所言：“毛主席这个人，我跟他接触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没有什么凭借，他不是原来就有势力的一个人，他都是单身一个人。他的家乡在韶山，我去过两次，他进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读书的地方，他家乡的人，我们都见到。他十五、六岁还在乡里种地，这么样一个光身一个人，居然创造一个新中国，实在是了不起，实在是了不起!”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铸成毛泽东广济天下之大胸怀的，恰恰是学习了马列主义，也正是当时的马列主义热，才造就了毛泽东一生众多的不可思议!

自1840年以来，国门洞开，外敌肆虐，天朝沦为乱邦，百姓频遭荼毒，古老的中华仿佛走入漫漫长夜，不知何时重见光明。

考察毛泽东一生，中国共产党的首倡之人，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探寻新路。正值中国共产党势微力竭，毛泽东引兵井冈，独辟蹊径，“以农村包围城市”，保留无数革命火种。又逢日寇侵华，毛泽东义释宿敌，以一篇“论持久战”烛照抗战行程。《抗美援朝》迎战以美为首的十六国強军。又遭遇美、苏两霸围堵，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纵横捭阖于国际风云际会，最终使众多外敌不敢侧目视我中华，华夏古国浴火重生!

在很多秉持英雄史观的人心目中，创下如此伟业的毛泽东，一定是当世第一精英。然而毛泽东《不听父言》，不当精英《不顾小家》。

缺点之二《不顾小家》。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改革开放后，社会上“精英“中流传着一句响亮的流行活：先顾小家，再顾大家。顾不好小家，怎么能顾好大家。“精英“们反对毛泽东，所以不学毛泽东。“精英“们拥护邓小平，所以向邓小平学。大学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

《不顾小家》，这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眼里是不可理喻的。以毛泽东创立之功业，称其为当代中国的精英，似乎是顺理成章。1929年，柳亚子曾在自己的诗文中以“精英”推崇毛泽东，他说：“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指毛泽东、孙中山)”。应当说，当时当地的毛泽东还在艰难险阻之中苦斗，柳亚子能够对其如此期许，确实堪称慧眼独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时人对毛泽东“社会精英”定位的认可。

然而，作为社会斗争中的精英人物，毛泽东的心却永远都是与千千万万人民大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从不以“精英”自诩，而是始终把人民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奉为自己一生为之服务的对象。正如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所讲到的那样：“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195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很多地方的党、政领导纷纷向党中央以及毛泽东本人写贺信、赠锦旗、送礼品。对此，毛泽东十分震怒，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气愤的批道：“这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

为了彻底杜绝送礼歪风，毛泽东特意委托周恩来总理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公开批评道：“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的意思，各地向中央赠送土特产的做法是不好的，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果实，我们白吃，这种风气要不得。以后你们谁送东西来，我们一定原封不动退回，而且要批评!”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任何自视精英，藐视大众，居功自傲、贪图享受的行为都是与他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格格不入的，是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这就是毛泽东，绝对不称自己为“精英”!

缺点之三《为人民不言放弃》。按照一般人的看法，像毛泽东这样的“党内精英”，不知要在中共党内受到何等的珍惜与呵护呢!假如《为自己自家发财先富》，如此不待见，早不干了，自己单干，早已先富。

但现实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长期处于少数派的位置，甚至还曾多次遭遇无情的打压。很多人并不知道，就在由毛泽东亲自创立的中央苏区，这位党的伟大领袖也曾经历过三次打压”。

1929年6月，在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被自己的战友们剥夺了总前委书记职务，被迫到闽西赋闲，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一次。

1932年10月，刚刚领到红军打败了国民党中央军三次围剿的毛泽东，却在宁都会议上遭遇了来自中央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同志的严厉批判，撤去了毛泽东总政委的职务，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二次。

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撤掉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并进一步被彻底架空。当时的中共负责人博古甚至还想把毛泽东直接送去苏联“养病”，以方便自己独掌大权。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三次。

面对误解，战友的不信任，毛泽东沉默了。但是，在沉默中，毛泽东并没有消沉。毛泽东依然关心着、关怀着他所热爱的党、他所热爱的党的人民军队。试想，如果毛泽东在这样的打压中彻底垮了下去，实在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到底会被写成个什么模样。如果没有毛泽东对理想、信念的坚守，也许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很可能在血染湘江之后不久，也就走到了尽头。是毛泽东超人的忍耐力、坚强的自信力、对共产主义事业深厚的信仰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

缺点之四《打仗不佩枪》。毛泽东是个军事家，在战场上，毛泽东仿佛就是一位匠心独运的艺术家，恣意挥洒着智慧的闪光，统帅着他的千军万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毛泽东的生命之光彻底熄灭之前，毛泽东几乎已经打败了毛泽东所有的对手，真可谓战绩骄人，战果辉煌!

但是，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从《不佩枪》，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生。按照毛泽东自己的说法，他的当兵生涯总共只有半年(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他曾经短时间参加过湘军)。就是在这半年的“戎马生涯”之中，毛泽东的主要任务，也只是帮助他的战友们写信或者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

那么，究竟是什么帮助毛泽东以一介布衣却创下横扫千军的辉煌战绩呢? 是毛泽东卓越的哲学思想和务真求实的精神。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的战场上的哲学家!

毛泽东一生作战，很多时候都是处在敌强我弱的劣势或下风之中。国民党雄兵百万，毛泽东只有几万装备不齐的工农红军。日寇铁蹄横扫，毛泽东只有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和新四军。美国率领武装到牙齿的新“十六国联军”气势汹汹，毛泽东只有装备普通化的志愿军。

面对强敌，毛泽东最擅长的就是发现敌人的矛盾，利用敌人的矛盾，攻击敌我矛盾中的薄弱环节，不断创造出局部的优势，并最终以局部优势取得胜利的累积获得整体战局的大胜。

这就是毛泽东临敌制胜的法宝。比如，在著名的“四渡赤水”过程中，毛泽东就是在红军已经濒临山穷水尽的严重情况下，见缝插针，来回奔袭，在高强度的运动战中，发现了战机，消灭了敌人，摆脱了困境。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无数以弱胜强的战例都闪烁着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光芒。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在战场上的胜利，恰恰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胜利。

毛泽东是战场上的诗人。对此，倒更加愿意相信毛泽东是战场上的哲人，一个用卓越的哲学思想把握战局、赢得胜利的哲人。这或许也就正是毛泽东比他同时代的其他军事指挥家们高明之处。

缺点之五《不居功》。居功至伟却屡屡反躬自责。

关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到底有多大，黄克诚大将曾经有过一段恰如其分的表述，他说：“他(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任何人都不能比拟的。如果硬说有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那就是对历史开玩笑!”

然而，就是这个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居功至伟的毛泽东，却又是在党的各种文献资料记载中承认错误次数最多的一个人。

1941年6月，由于边区征粮工作出现失误，有人说怪话：雷公怎不劈死毛泽东。延安的保卫部门要惩办说怪话的人，是毛泽东制止了这一行为。他说为什么不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老百姓反感了呢?随后，毛泽东亲自主持调查工作，不但减轻了群众负担，也赢得了群众的拥护。

延安整风期间，由于在“抢救运动”中搞了扩大化，伤害了很多无辜的同志，又是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在大会上主动向受委屈的同志脱帽致歉，不但正确解决了问题，也进一步实现了全党同志的大团结。

1958年，毛泽东问自己的秘书高智：“你相信不相信1亩地产10万斤稻谷?”当高智表示不相信时，毛泽东赞同地说：“你不要相信这件事!”

然而，当1962年检讨“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错误的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却又一次承担了主要责任并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这是矮化自己吗?不!这些倒是更加显现出了毛泽东的可爱与伟大!

缺点之六《没私心》权威高重却自我粉碎，书写公心。

毛泽东一生的最后十年，是在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

很多人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这似乎也很正常。考察历史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众多带有颠覆性质的革命都是在统治者遭遇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由政权的反对者们组织发动起来的。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却恰恰相反。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爆发之前，整个中国社会可以说，正处在一个有机运转的统治秩序之中。

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毛泽东的个人威望高不可攀，无人能及。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执政基础牢靠，统治机构运行有条不紊。从任何一个层面上来讲，都不应该在当时当地，爆发这场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

然而，就是在这种看似绝对不可能的情况下，毛泽东却亲自点燃了这场大革命的导火索，也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了一段最令人费解的岁月。

应当说，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决心之大是空前的。他在1966年7月8日致江青的信中明确讲过：“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朱丹华是一位革命老人，她的一些说法似乎可以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出一个新的注脚，或许这也是在毛泽东身后几十年，伴随着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层出不穷，中国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逆思考。

朱旦华老人说：“现在党内腐败分子揪了一批又一批，不能不令人想到更多，包括重新思考毛主席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未雨绸缪，也可能是对抑制和打击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个深远的战略性思考和布局。

现在走资派特色政府每年都揪出来不少腐败分子，事实上他们一个个都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确切地说，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将全国上下各级干部中的造反派红卫兵赶走屠杀了。留下的都是走资派和右派，之后的选拔干部标准就是：对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一个不用，用的都是走资派们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子女。

[yongbing1993]

毛泽东思想中有哪一条是集体的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造谣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的智慧结晶。随后，各路妖魅鬼怪们也踉着起哄。走资派邓小平活着时没有说出，毛泽东思想中有哪一条是集体的智慧结晶。相信各路妖魅鬼怪们也说不出来具体的，只是瞎起哄而己。

毛泽东逝世至今已四十多年了，然而国内外涌现的《毛泽东热》却越来越高涨。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伟人去世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会不断出现对毛主席的崇拜和追捧？

有识之士解释说，这是毛泽东伟人的思想在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一直在人间不断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思想具有如此伟大的作用？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如今又有什么针对性与现实性？

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和导师，有其独特的魅力。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产生的《毛泽东热》，主要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是人民群众对人民领袖的尊重。

《毛泽东热》就是当代中国广大中下层民众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时代》的怀念和追忆。

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朴素诚挚的情感和衷心的爱戴。

另一方面折射出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人们借助学习毛泽东思想，来反对腐败、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真切体会到复辟资本主义后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毛泽东在《文革》中倡导的共产党人获得政权后必须《继续革命理论》是无比伟大正确的。走资派还在走。老百姓这种追忆怀念，很快成为一股席卷大江南北的民间情结。

毛主席逝世这么多年，海外《毛泽东热》如今也在持续升温。

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西方学者，愈来愈多。

英国著名学者约翰?列农曾撰文感慨：“世界上，深受中国领袖毛泽东影响的人，数以亿计。很多国家的人民在某种意义上，把毛泽东作为他们的精神图腾。”

美国学者施拉姆直言不讳地说：“一百年之后，毛泽东仍是世界人民最为关注的思想家与军事家。”

美国的罗伯特说：“全地球人都知道，毛泽东说我们是纸老虎。”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毛泽东无愧于世界级领袖，‘毛主席热’在中国内部乃至国外不降反升现象，更令人不可思议，美国人应当研究他的思想精髓。”

美国前军官、中国问题专家R?特里尔：“他奇迹般地创造了一个不等式：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斯大林。”

一些西方学者大胆地摈弃意识形态之争，对毛泽东的世界历史贡献，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他们给予毛泽东的评价，甚至超越受益最大的中华民族的某些学者们所给予的赞誉。

施拉姆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毛泽东的一生，是在为全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和操心的一生。他不仅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也是不畏强权的斗士。他不仅处处维护中国劳苦大众的利益，也为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费尽心血。毛泽东个人出色的战略眼光，让那个时代其他政治领袖黯然失色。”

纵横四海，处处皆见毛泽东的思想。在英国、日本、委内瑞拉、朝鲜、缅甸、巴基斯坦、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德国、美国、罗马利亚等等，都在争相研究毛泽东及其著作，处处可见毛泽东带给这些国家人民的影响和震撼。

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众多海外媒体包括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环球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韩国的《每日经济》，朝鲜的《朝鲜日报》，法国的《回声报》，英国的《经济学家》，俄罗斯的《地球回声》，奥地利的《新闻报》等等，都对毛泽东进行了纪念和高度评价。可以说，“毛泽东热”超出了国界，在全球光芒四射。

毛泽东思想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纪念、缅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些学者和民众，正在重新审视和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就是“人民的伟大领袖”、“伟人中的伟人”。

毛主席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毛泽东的思想是一把克敌制胜的宝剑。

毛主席最伟大，也最闪光的地方，是毛泽东的思想，深化到了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以及整个人类命运关照的层面。

而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则达到无数政治家无法攀及的高度。“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毛主席的人民性，贯穿于他的一生，尤其是在毛主席本人亲力亲为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中，具有无与伦比的核心价值。

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一声带着浓重湖南乡音的“人民万岁”，在中国政治太空中留下了永恒的铭刻。

历史不会误读为，这是毛泽东对“毛主席万岁”的礼节性答谢。

因为，这是一位千古不遇的盖世领袖，抒写在沧海桑田之间，惟一不可尘封的治国恒言。

也因为，在毛泽东深邃的思想中，“人民”才是人类社会中，惟一配称“万岁”的概念。

毛泽东思想代表的是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维护的是公平正义，居功至伟。其人性的光辉，使其人格魅力镌刻永恒。

现在，人民群众在对现实的观照中，在对“人民性”的寻觅中，一种怀念在民间复活了。

全国各地，学习纪念毛主席的活动，高潮迭起。这不是纯粹的“追思凭吊”，体现的是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感情。

这是在怀念一个时代，怀念那个“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虽然集体贫穷着，却可保证你充满集体优越感的时代。

持久的毛泽东热，就说明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说明了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胜利的伟大，说明了毛主席至高无上品德的伟大。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毛主席在这个舞台上活动了55年，而且是历尽艰辛打基础创大业的55年。

饮水思源，毛主席是掘井人；树下乘凉，毛主席是栽树人。

历史是一面镜子，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中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铭记他的丰功伟绩。

怎样认识建国后的前30年的得失，是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毛主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正确认识毛主席领导，新中国建设取得的伟大成绩，这是正确评价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有人把这30年说得一无是处，是完全错误的、毫无根据的。这30年虽然有失误，有挫折，但那是在探索过程中，违背毛泽东思想发生的问题，毛主席发现最早，改进措施最有力，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很快得到了纠正。

对建国后的前30年发生的错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来分析，特别要认清处于大规模经济建设初期，很多事情没有经验这一客观情况。

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并不为尊者讳，长者讳，共产党人正视犯过的错误和失误，但关键是用什么样的立场，什么样的观点，来认识和评价。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个别和一般的界限。从当时国际国内实际情况出发，全面正确地评价历史，评价领袖。在中国，如果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就和前苏联一样。中国的国家要进一步繁荣富强，必须维护毛主席光辉形象，高扬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毛主席的名篇《为人民服务》是怎样诞生的故事。十多年来，有学者多次到陕北与延安，专门调查张思德的战友、警卫班长、副班长等，深入了解毛主席与张思德的交往。

张思德是烧炭的好手，那天他进去挖碳窑的时候，正挖着的炭窑，突然塌了，张思德把别的战友推了出来，自己却被土给埋在了里面，光荣牺牲。当时，延安的社会部、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等几个部门联合通知，张思德就地掩埋。后来毛主席知道张思德牺牲后，很难过，沉痛地说：“前方打仗死人，是没办法的，后方生产劳动死人，不应该！”毛主席还说，当天晚上要把张思德的遗体运回来，一是要给张思德身上洗干净，换上新衣服，二是要搞口好棺材，三是要开个追悼会，我要讲话。

为什么毛主席要坚持当天晚上把张思德运回来？因为那时候大山里的狼很多，当天晚上不运回来，很可能狼就会把尸体吃了。那个烧炭的安塞县石硖峪在大山里，距延安的枣园有七十里路，警卫战士硬是连夜用马把张思德驼了回来。后来，还专门开了追悼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毛主席说，我们都要像张思德那样，全心全意、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我们不管谁死了，都要开追悼会，让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

在令人难忘的延安岁月，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学习的名不见经传的张思德，成为他“为人民服务”精神瑰宝的第一个载体。建国后，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平凡的楷模雷锋，成为毛主席在和平年代倾力铸造的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极顶。毛主席一生都在告诫他所创立的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是其唯一的也是全部的宗旨。他一生都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主席时时刻刻和人民心连心，张思德就是人民的一员。毛主席与全国人民心连心，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人民群众将毛主席视为亲人。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必须加强唯物史观教育。唯物史观是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员干部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本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以“完全、彻底”的态度和满腔的热情，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对待群众，对待工作，不计较个人的地位、名利，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

毛主席深刻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要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学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无论大事小事，毛主席时刻关心群众生活。张思德是警卫团的一名普通战士，毛主席与一名普通战士的深情，正是体现了领袖与人民的深情。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述可谓数不胜数，用“三言两语一句话”来概括。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哪里学起呢？马恩全集原来是六十卷，现在新出的是七十卷，目前尚未出齐。列宁全集已全部出版。毛主席的著作只出了五卷选集，以后重印了四卷，还出版了建国前、建国后的文稿，算起来也不少。要抓住要领，从基本的著作学起。

“三言”，就是列宁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

“两语”，就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原来的翻译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恩格斯讲，马克思一生有二大发现：一个是唯物史观，一个是剩余价值学说，这是最根本、最核心的概括。

“一句话”，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为人民服务”。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程证明：凡是成功和胜利，无一不是依靠群众取得的；凡遭受失败挫折，无一不是脱离群众的恶果。离开人民群众，我们寸步难行。

过去战争年代，共产党实行的是供给制，提倡的就是不图名不图利、不为名不为利。当时毛主席说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群众保护党员真是尽心尽力。敌人来扫荡，群众都是竭力保护住在这个村的干部或党员，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党的组织、保护党员干部。我们的党员也是，宁肯牺牲自己，也不牵扯连累广大群众。比如刘胡兰。敌人的铡刀，就摆在那儿，先问她：“你说不说？”她说：“不说。”不说，敌人就把她按倒躺在铡刀上，刀口紧挨着刘胡兰的脖子。又问她：“说不说？”刘胡兰还是不说。敌人把刀按下去了，铡死了刘胡兰。毛主席也为这个姑娘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战争年代，能打胜仗，能取得胜利，就是靠人民的支持。1936年夏季，赣粤边地区出现了罕见的大雪封山。游击队的粮食断绝，只能摘野果、采野菜、剥竹笋充饥。面对红军游击队的困境，赣南地下党的同志，组织群众设法把大米、食盐丢在山上，转交游击队。陈毅在油山秘密据点，吃着从山上“捡”来的大米饭，感慨万千，写下了动人的《赣南游击词》：“天将晓，队员醒来早。露侵衣被夏犹寒，树间唧唧鸣知了。满身沾野草。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先后有800万军队，有先进的装备，但由于人心丧尽，结果在我们党领导的人民战争面前，土崩瓦解。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在淮海战役中，山东就有好多人做支前工作，人民群众用小车一直推到了江南。淮海战役，我军50多万人，蒋介石60多万人，为什么能够打败他呢？运输的、抬担架的，几十万民工呢，再加上后方支前的，人就更多了。全村推磨碾米、做军鞋，都是纷纷不断地送到前线去，支援淮海战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