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知识一直当作私有财产

几千年来知识一直当作私有财产

 

 

 

 

 

 

 

 

几千年来，知识一直被当作私有财产，成为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教育》几千年来一直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正如列宁所说的“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资产阶级偏见在教育界的主要表现，就是“知识私有”、“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理论至上”、“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

 

新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几经反复，每进行一次重大改革，资产阶级总是伺机反攻倒算，力图使旧的东西复辟。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教育界又出现了一些奇谈怪论，“上大学改变命运“、“知识改变命运“、“阶级转换“等忽悠年青人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理论书将知识私有化。说什么批判“知识私有”“智育第一”就是不讲学文化知识，开门办学就是不要学理论，工农兵上大学“质量低”，学校要有砖家叫兽内行来领导等等，已将教育为复辟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服务。

 

毛泽东：“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

 

劳动人民是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是革命的主力军，历史的创造者，因此，知识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创造的经验，至多只不过起了一个总结和概括的作用。

 

但是，几千年来，知识一直被当作私有财产，成为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这种历史的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本来，在原始社会，并没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只是到了原始社会后期，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剥削，产生了阶级，原始社会解体，进入了奴隶社会，才出现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

 

恩格斯说：“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可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从它产生的第一天起，就体现了阶级的对抗。

 

没落奴隶主代言人孟轲叫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都成了商品，知识也不例外。

 

资产阶级“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解放前的中国“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在旧中国知识是剥削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私有财产，被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反动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和灵魂一道出卖给反动统治阶级，作了反动派的忠实爪牙。有些人则把知识作为商品进行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争名夺利，因而“知识私有”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新中国成立后，反动政权已经被打倒，“所有制变更了”。被作为“私有财富”的旧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知识，却不能象对待地主资本家的土地、工厂那样处理，既不能剥夺，也不能没收。因此，解放后，新中国对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给予他们种种优厚的待遇，这正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私有制痕迹的反映。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费用大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负担的，即《免费教育》。《免费教育》的成果应归社会所有。“所以复杂劳动所创造的成果，即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个人不应当有“任何额外的要求。”

 

可是新中国刚从旧中国过来，有些人对旧中国遗留过来的“知识私有”观念也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在中国，虽然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已经基本上变为公有制，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原有对立的状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尚未完全取消。三大差别仍然存在，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处于优越的地位。反映这三大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对人们还起着腐蚀作用。新中国实行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因而在分配领域里资产阶级法权还占统治地位，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水平高，是所谓复杂劳动，有权从社会领取较多的消费品，因而生活上处于优越的地位。这些就给“知识私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存在和泛滥，提供了客观的经济条件。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相当“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几千年剥削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私有”的传统观念，在社会上不少人的头脑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并且一下子变不过来。原来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更是人还在，心不死，他们虽然已经不能再把土地或工厂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却期望自己的子女，以“知识”为资本，继续向上爬，做骑在工农头上的精神贵族。

 

混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之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邓小平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也大肆贩卖“知识私有”论，教唆青年把知识当作私有财产，当作个人成名成家的资本，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知识私有”作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精神支柱，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这就是“知识私有”观念赖以存在和泛滥的思想政治条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批判，走资派邓小平在文革后承认了错误，邓小平向毛泽东保证：改正错误！永不翻案！当毛泽东逝世后，走资派邓小平死不改悔，一上台就翻案，邓小平用实际行动坐实了走资派的皇冠。

 

总之，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一上台就抓《教育》恢复高考，还是老一套让知识私有化。不过换了一个名称叫“上大学改变命运“或叫“知识改变命运。就是让少数人先富先有知识，然后离开农村工厂低层人群，转流到城市富有阶级做上等人。这个“知识私有”观念是在长期的私有制社会形成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还有它赖以存在和泛滥的经济、政治条件。

 

因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应当是针对“知识私有”这种传统观念在各个方面的表现和危害，对症下药地进行无情揭露，深刻批判。所以走资派邓小平们掌权后就造谣说：文革所谓批判“知识私有”就是“不讲学文化”，就是提倡“文化无用”或“知识无用”的奇谈怪论。其实，“文化无用”论是“知识私有”的反动理论受到批判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知识私有”观念，决不是说“知识无用”、“技术无用”、“文化无用”。无产阶级非常需要知识，如列宁所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但关键问题是对知识持什么态度。知识是公有还是私有？是作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还是作为个人猎取名利的资本？这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把知识看作个人的私有财产，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集中表现。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主席指明的教育革命方向，就是要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和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同剥削阶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作彻底的决裂。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战线曾经已经取得过伟大的胜利，教育阵地的变革是深刻的，但从根本上进行改革还刚刚开始，教育革命并没有搞过头。在中国教育领域里，剥削阶级搞了几千年，修正主义搞了文革前的十七年，改革开放后变本加利地又是四十多年。资产阶级把知识看作个人的私有财产的影响是相当顽固的，用马克思主义把教育阵地完全占领下来，改造过来，要经过几代人不断地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行。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摆脱了私有制的锁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己逐步发展起来。但是，在所有制方面，当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因此，文革中要彻底清除教育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毛泽东是要必须继续完成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把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文革进行到底的。

 

尤其是对教育革命的 “知识私有”观念赖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因此，要破除“知识私有”观念，必须打破这种状况，实行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文革就是这样做的。

 

文革期间造反派红卫兵们是必须热情地扶植和发扬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新生事物。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是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的宏伟纲领。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就能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能文能武、亦工亦农的共产主义新人。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实践中去。

 

广大革命师生走“五·七”道路，下乡下厂开门办学。

 

工农兵业余理论队伍的成长。

 

三结合的写作组或批判组的成立，等等。

 

所有这些新生事物，对于无产阶级占领和改造教育阵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重要的和深远的意义。

 

中国的劳动人民一定要满腔热情地支持新生事物，使其茁壮成长，加速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伟大目标。

 

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资产阶级的势力和旧的传统观念是相当顽固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社会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因此，要破除“知识私有”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必须把上层建筑各个阵地牢固占领下来，改造过来。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人要牢牢掌握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坚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孔孟之道，批判一切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yongbing1993]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的抓判杀绝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的阶级报复：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造反派红卫兵抓判杀绝，采取：

一是：批判、斗争、搞臭。

二是：抓捕、判刑。

三是：开除公职。

四是：调动工作、下放基层、限制使用。

总之，采取斩草除根的办法，使许多人失去工作、饭碗、妻离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如新乡地委组织部长张寅夏自杀），或早死、衰亡。这就是邓小平为首的翻案派的阶级报复、算账派所采取的《还乡团》式的阶级复仇的残酷手段，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上访、告状无人理，这是走资派邓小平亲定的铁案，无人敢解决。

例如某省，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整顿和清理，对全省5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清理’，所谓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

清理的这5万多人，全是‘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根据‘中央7·25表态’与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的造反派和被毛主席解放出来参加革委会‘三结合’的老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予承认。

而且对‘突击提拔’的界限和标准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的干部。

而对另一派‘突击提拔’的干部，即使属于‘三种人’，不仅一律承认，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

赵说：‘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人，截止9月统计，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而实际处理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报告》第1-2页）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班子135个（受处分的干部平均每个单位达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党察看的1人，严重警告2人，审查批判‘监护’期死亡的2人，强令离休的1人。）

1983年11月，xx省委副书记赵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中说：‘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彻底整顿和清理，对全省5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清理’，所谓政策就是原省委‘依靠一派，清理另一派’的‘土政策’。清理的这5万多人，全是‘二七公社’派和根据‘中央7·25表态’与毛主席曾一度支持‘二七公社’派和解放出来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予承认。而且‘突击提拔’的界限和标准不清。竟把1937年7月7日以前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的干部。而对另一派‘突击提拔’的干部，即使属于‘三种人’，不仅一律承认，不清理，而且有不少人被委以重任，步步高升。赵说：‘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人，截止9月统计，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分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撤销职务452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分250人）免于处分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分的107人，而实际处理的数量远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2020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报告》第1-2页）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班子135个（受处分的干部平均每个单位达16.16人），原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的10人，占67%。其中判刑的3人，留党察看的1人，严重警告2人，审查批判‘监护’期死亡的2人，强令离休的1人。

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派，采取一是批判、斗争、搞臭，二是抓捕、判刑，三是开除公职，四是调动工作、下放基层、限制使用，总之，采取斩草除根的办法，使许多人失去工作、饭碗、妻离子散，有些人受不了折磨自杀身亡（如新乡地委组织部长张寅夏自杀），或早死、衰亡。这就是邓小平为首的翻案派、算账派所采取的“还乡团”式的阶级报复手段，造成无数的冤假错案，上访、告状无人理，是邓小平定的铁案，无人敢解决。马克思和毛主席讲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变成了邓小平、叶剑英的“革命有罪、造反杀头”，这个被地主、还乡团、资产阶级颠倒了的革命口号，一定要颠倒过来，重新恢复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奴隶们，起来！起来！把资产阶级的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潮即将到来。

在邓小平“允许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从邓小平等全国掌权的大小官员开始，掀起了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高潮。“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2006年十月发表的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鸥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拥有财产20450亿元。”（刘日新《新中国经济60年论文选》第170-171页）

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邓小平、赵紫阳、江**、薄**、曾**、温**等为首的数十大家族，远远超过了蒋介石的四大家族，成为中国新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成为中国新的统治阶级，对全国广大人民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颠覆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建立起来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广大工人、农民又成了资本的奴隶，成了被剥削、被压迫阶级。

同样投靠美帝国主义作靠山，说“许多国家依靠美国都富强起来了”，现在他们要和美国建立“同舟共济、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和美帝国主义同呼吸、共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和谐关系，要建立与美国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冷淡了第三世界的朋友，背叛了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说：‘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其实，这三个人的作用，都属于‘前台’的，而真正在‘后台’策划、导演的是邓小平”。

“根据有关记载：对如何策划‘把四人帮抓起来’，邓小平与叶剑英等人经过密商，由叶剑英担任前台指挥，李先念与各方面联系。

新华社发稿的‘杨成武生平’说：1976年，在党和国家命运攸关的危机时刻，协助叶剑英、聂荣臻等同志、参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并保持了军队的稳定。

《李先念文选》第157条注释：‘9月21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争（论）（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月24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邓小平晚年之路》上篇第29页）

以邓小平、叶剑英为首的翻案复辟派，“广泛联络了‘元老’派，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但没有党中央的合法批准，他们就会背上‘搞军事政变’的恶名”，因此，他们经多次串联密商议定了如下策略：一是仍打毛泽东的旗号，争取华国锋支持，由叶剑英作工作；二是把华国锋捧上台；三是对毛泽东思想采取继续“高举”的策略，四是对邓小平采取逐步出台的策略。

“总的策略是‘先发制人’：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人早就商定：‘下决心，先发制人’。对江、张、姚、王采取逐步升级策略。”

于是就在华的“红”色外壳支持下，完成了邓的“黑”色政变，真可谓“老谋深算”，对全党全国人民又是一次大欺骗。

是争取华国锋支持，如不支持也要“逼蒋抗日”（同上第36页）。“怎样才能把华国锋争取到他们这一边呢？他们抓住了华国锋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华国锋急于要取得中共中央主席的地位，而且担心江、张、姚、王等人不会支持他。所以‘说服’华国锋是关键，就是要让他相信：江青集团夺权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将悔之晚矣。”（同上第30页）“7月某日（另一说9月19日），邓小平秘密来到叶剑英的家里，与叶密商如何‘收拾残局’交换了意见。邓小平说：‘华国锋这个人怎么样？靠向那边？’叶剑英说：‘正在向我们这边靠拢。江青、张春桥在他当了总理后就把矛头指向他了。我们拉他们打，这个华国锋还不倒向这一边？

10月5日凌晨，华国锋、叶剑英、 汪东兴在约好的地点碰头，决定5天后动手。

下午，叶剑英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提议6~7日下决心，先发制人。综合各方面情况，华国锋等商定10月6日按设想行动方案动手，随即向李先念通报，征求意见。华国锋说：‘动手的时间，我告诉了李先念同志，他表示完全同意。’

10月5日，叶剑英下达指示：指示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总政机关要提高警惕，保持稳定，要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

指示总参谋部代总长杨成武：切实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沿海边防，务必搞好战备，无论如何要保证军队不出问题。杨成武表示：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10月6日，在华国锋、叶剑英的亲自指挥下，由汪东兴组织实施，不费一枪一弹，就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迟群、谢静宜抓起来了。

10月6日晚上10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和吴桂贤，共11人。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通报了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了隔离审查。他提议先请叶剑英讲话。

叶剑英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在世时，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急待地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同上书38~52页）

走资派们篡权后，为了忽悠人民群众，打着红旗反红旗，借着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用颠倒黑白的谎言来误导人民群众。打左灯往右转，实现走资派和右派们瓜分国有资产，各个大走资派和大右派们都成了如同《中华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富豪家庭。而大陆的走资派和右派们何至四大富豪家庭，四十或四百个富豪家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批斗的走资派和右派们。然而，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走资派和右派们簒权上台，走资派和右派们先富了，拿着铁饭碗的工人们下岗了，农村人民公社解散了，成了一盘散沙的四处流浪去找工作的农民工临时工。走资派和右派们和国民党的《还乡团》又回来了，反对《文革》，抹黑《文革》，颠倒黑白《文革》，不惜用一切下作卑鄙的手段搞臭《文革》，进行残酷无人道的阶级报复和复仇。这就是现实存在的《阶级斗争》。

[yongbing1993]

蒋介石国民党地主资本家大屠杀






蒋介石国民党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利益, 而几千年以来历朝历代地主资本家屠杀打工人农民是任意的。蒋介石国民党为什么要对毛泽东共产党大屠杀呢? 因为毛泽东共产党代表了工人农民阶级的利益。当年蒋介石被张杨抓起来时, 毛泽东主张放蒋, 但工农红军官兵不答应。毛泽东说他的妻子弟妹都被杀害了, 要说个人恩怨早就想杀蒋了。但日本侵略大局面前要以民族利益为重。而蒋介石呢?

《安庆惨案》1927年3月20日，蒋介石在离开南昌奔赴上海途中，到达安徽省会安庆。其时，安徽军阀利用青红帮头子组织御用的“安徽省总工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派人组织的工会组织筹备处发生对抗。3月23日，蒋介石御用“安徽省总工会”经严密筹备，召开欢迎蒋介石的大会。会后，他们组织暴徒冲进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安徽省总工会筹备处、安庆市总工会筹备处、安徽省农协筹备处等省市机关团体，砸碎门窗，抢劫捣毁用具，打伤多人，暴徒们还高呼“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当时在安庆力劝蒋介石派兵保护安庆国民党省市党部的郭沫若，于3月31日写下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当时的郭沫若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考委员会委员、政治教官、著名学者。1926年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兼宣传科长，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军队宣传工作。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前的郭沫若是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中将军衔，后来号称蒋介石五虎上将的陈诚、刘峙、卫立煌等人还是营连级军官，见了郭主任是要大老远的打敬礼的，排长张灵甫恐怕连给郭主任敬礼的资格都没有。蒋介石也是极力拉拢郭沫若的。蒋介石每次接见郭沫若都要起身相迎。在北伐中，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郭沫若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而升到政治部副主任，军衔也由中校晋升为中将。蒋介石的一系列举动意味着什么，除了傻瓜，都清楚什么意思。郭沫若自己更清楚。蒋介石秘密地委任郭沫若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并一再表示：“你无论怎样要跟着我一道走，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多仰仗你。”还说：“郭先生你不能走。你一定要跟我走，现在我要到南京，你过两天就跟我走。我把江浙拿下以后，长江六省的政权就请你负责。”郭沫若却不为所动，回答道：“我不！我搞政治是外行，我只能做做文章、搞搞宣传。”蒋介石依然不肯放松，“好嘛！跟我到了南京、上海，有多少宣言要仰仗你做啦！”后来得知，一系列大屠杀原来都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真相大白以后，郭沫若决心摆脱蒋介石离开安庆，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二十军党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不顾个人安危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是郭沫若于1927年3月底在南昌朱德寓所写就的，声讨蒋介石反动政治的一篇散文。1927年4月9日发表于武汉《中央日报》。1927年5月武汉《中央日报》副刊作为16开单行本出版，现收于人民文学出版社《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1927年3月7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人陈赞贤被杀害。3月17日，暴徒在九江捣毁了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打伤数人。蒋介石到安徽安庆后，3月23日又发生了暴徒袭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各合法民众团体的事件，打伤了六个人，剥去外衣，拖出来游街，说他们就是共产共妻的赤化分子的榜样。这些事件的发生，开始时郭沫若并不知真相，后来得知，原来都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蒋介石公然破坏国共合作，刽子手的面目已彻底暴露。在此情况下，郭沫若决心脱离蒋介石，化名“高浩然”离开安庆，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二十军党代表朱德的家中。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奋笔疾书，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是郭沫若著名的散文作品。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以无比愤怒的心情，详尽而具体地揭露了蒋介石阴谋制造“赣州惨案”、“南浔事件”和“安庆惨案”的血腥罪行，撕下来蒋介石的种种伪装，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面前。这篇文章写在“四·一二”政变以前，响亮提出来“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就郭沫若个人来说，这篇在革命的黑暗时代公开讨伐蒋介石的文章，是他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更代表了郭“旗帜鲜明”的革命态度。

《赣州惨案》赣州惨案，是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制造的惨案之一。1927年初，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派其亲信倪弼到江西赣州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打击革命力量，1月26日到会赣州总工会，下令通缉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6日又将陈赞贤枪杀。陈遇害后，南昌工人罢工三天表示抗议，3月18日，南昌各界数万人举行追悼大会，反对蒋介石的叛变行为。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1927年4月12日，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中正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事件。12日下午，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闸北工人作出回应，从蒋中正领导的军队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并宣布全市举行总罢工，于次日展开游行。他们的行为遭到上海当局的镇压。4月12日至15日，就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继上海大屠杀之后，广州、北京等地的反共分子，也开始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和親共人士。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随后不久，汪精卫的部下就和蒋中正一样对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实行大屠杀。

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为彻底“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国军和蓝衣社别动队在苏区执行“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三光”烧杀政策，多次实施大规模报复性屠杀。一个叫大井村的小村子先后被焚烧九次。1933年，江西省人口数为1930万，到1936年只剩1370万[3]，扣除因战争死亡和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人，被国军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有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有100多万。返乡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名目众多的民团，如“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疯狂报复苏区人民。国民政府的报告书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国军在苏区屠杀共产党人和普通民众的手段非常残忍，有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上至80岁老人，下至3岁儿童，均不能幸免，男女老弱皆被屠戮。有婴儿被国军士兵活活撕成两半；有群众被国军士兵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妇女被国军士兵轮奸割乳，然后杀死。

“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又被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它是共产党对这一事件的定义，但在国民党的文件和历史叙事中被称为“清党”。所谓“清党”，是既清除共产党，也清除国民党左派。根据台湾李云汉著《从容共到清党》书中记载名录及次序 附通缉名单：鲍罗廷 陈独秀 谭平山 林祖涵 于树德 吴玉章 杨匏安 恽代英 毛泽东 许郠魂 夏曦 韩麟符 董用威 邓颖超 罗亦农 高语罕 江 浩 刘芬 邓中夏 许白昊 林育南 李汉俊 罗章龙 李硕勋 李囯瑄 李国珍 王基永 易礼容 戴晓云 郭 亮 谭影竹 熊亨瀚 李荣植 李立三 刘少奇 凌炳 罗驭雄 范鸿勂 范鸿勋 张国焘 赵 干 蔡和森 方志敏 彭述之 王景云 李伯云 汪寿华 侯绍裘 沈雁冰 瞿秋白 施存统 张泰来 林 钧 何 洛 张曙时 高尔柏 高尔松 王守谦 林剑臣 朱义权 刘端周 金泽宏 史鹏展 刘荣简 丁晓先 蘇兆徵 陈其瑷 周恩来 彭 湃 罗绮园 冯菊坡 彭汉垣 阮啸仙 谭植棠 杨章甫 江董琴 胡公冕 宣中华 杨贤江 潘枫涂 门启衷 丁济美 杨之华 余泽宏 熊 耀 潘谷公 徐 琛 萧楚女 漆树芬 高统勋 杨眉山 王贯三 汪志青 徐白民 黄 胤 唐公宪 胡浅因 宋敬卿 黄司葵 赵世炎 刘清扬 夏秀峯 何孟雄 于国祯 江少怀 郭沫若 韩寳华 查人伟 于方舟 查猛济 宋云肜 郑恻尘 黄侠生 刘尔崧 李花白 陆沉 李汨之 王 鲲 许广武 华 翀 王松寿 邱学训 宓维琮 马东林 裘 英 梁子光 陈 东 孙炳文 王平 顾顺章 章郁菴 王根英 徐 伟 王承纬 戴卓民 朱英如 王亚章 龙大道 钱介盟 耿 舟 李春涛 鲍慧僧 黎樾庭 宛希俨 彭泽湘 杨石魂 张馀生 陈 良 孔伟虎 林 铮 赵济猛 张德钟 李侠公 严绍彭 王若飞 谢强生 江佑群 周逸群 洪振九 张秋人 刘一清 孙靖华 周邦彩 金家济 林平海 孙道济 庄劲秋 戴国鹏 蘇眉如 何葆桢 陈国咏 王竞天 杨闇公 刘伯承 李筮乘 陈达三 季外方 季达方 陈志益 张国思 刘季良 罗贡华 邓希禹 徐 谦 邓演达 彭泽民 詹大悲 柳亚子章伯钧

被撤销通缉的8人名单：邓懋修 谢 晋 郭寿华 光明甫 陈启修 邓劼刚 江仕祥 梁治文

从4月12日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浙东警备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宁波《民国日报》并逮捕报社社长。随后又扣押市党部、市总工会领导人，拉开了浙江“清党”的序幕，到这一年结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杀。“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且也是知识阶级的蔡(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孙常炜在“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称蔡元培“与张人杰 (静江)、吴敬恒(稚晖)、李煜瀛(石曾)等朝夕与蒋总司令中正讨论清党大计”。

1927年6月，陈独秀之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因叛徒出卖在上海恒丰里104号召开的中共秘密会议场所被捕。中共党魁陈独秀的儿子、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延年已被关进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监狱。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壮烈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时年29岁，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陈延年的死状十分惨烈——被杨虎下令用乱刀砍死。还以“市政府组织人员中混有共产分子”为借口，下令封闭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大批军警出动搜查和封闭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上海特别市市党部、上海学生联合会、平民日报社等团体和机关。在此后的数天中，各革命的工会组织概被查封，工人集会和罢工概被以“反革命”论罪，凡佩戴上海总工会符号的工人随时被拘捕判罪。随即将市政府在场开会的执行委员10余人连同办事员、茶役等20余人，押乘汽车一并解往龙华司令部。上海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等都在此次政变不久后英勇牺牲。

国民党梧州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开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共产党员钟云、陈漫远，共青团员李素秋、苏小芬，还有革命群众何俊民等25人被捕。9月，国民党当局再次捕捉100多名进步青年。10月至12月期间，国民党当局杀害了钟云、李素秋等45人。据统计在1927年4月至年底的“清党”行动期间被捕的广西进步青年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在南宁、柳州、桂林、玉林等地，数以千计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被捕或监禁，两千多人被杀。

《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广州共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包括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在内的2000多名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或者失踪。据说当时广州城内在大街上凡是发现工人学生打扮的，不论分说就地杀死。在蒋介石上海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三天，作为蒋反共大屠杀核心成员的李济深在广州也开展了大屠杀行动，史称“四一五大屠杀”。广东的“清党”大屠杀重点和特点是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以校长蒋介石、党代表汪精卫的名义转发总司令部通令，称共产党为“少数奸徒，意存破坏”，要学生“不可受人挑拨”，对党国大事不可“妄有发言以及越轨行动”。宣布戒严期内，不许开会，令军校各级党部停开党员大会和小组会。“从严审查，如发现校中尚有共产党员，严为剔除。”自此，军校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或被杀害，或被逮捕，或被迫出走。整个事变，逮捕之共产分子，共400余人。黄埔学生被李济深捉去的有五六百人，枪毙的也很多。

[yongbing1993]

毛泽东免费扫盲改收费能普及吗







毛泽东时代的免费扫盲运动从一开始就改为收费赚钱，还能对中国人民的教育识字进行普及吗？新中国就如一个初创公司，一切从零开始之后，初具成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还说风谅话，不孝之子。

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有过谁对全国的劳动人民进行过免费扫盲? 别说扫盲, 低层的劳动人民被有钱有文化的阶级称为下人、刁民。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要让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础是实现在文化上的翻身。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部署掀起四次扫盲高潮，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刚成立新中国时农民们几乎都是文盲, 曾有过这么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真实故事。 1949年初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长手上。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富裕村民家中，但当“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这个真实故事，折射出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一，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第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彻底翻身。 为此，从来不畏任何险阻的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迅速改变这一严重落后的面貌，要让人民在文化上也真正有文化必须要从免费教育开始。这个教育工程可是个大工程, 困难很多, 师资、教材、教育地方等都要由国家来解决, 而这一切都需要人力、物力、钱等。按旧时代留下来的繁体汉字学起来很难记住, 所以就从汉语拼音学起。

第一次：研究汉语拼音方案，创造《速成识字法》。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将教育工作提上议事日程。1949年底，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新中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繁乱的教育思想，发展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1950年6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很快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改造了全国30余万所大中小学，使之纳入社会主义的为劳动人民的办学轨道。之后，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学了。旨在改变6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的现状的扫盲工作也同时展开了。

“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这是1950年9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劳动人民教育会议的基本精神。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毛泽东在9月27日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与学习劳模亲切握手、合影。于是，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毛泽东非常关注扫盲的方法。早在1949年8月25日，华北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的坚决倡导者吴玉章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对吴玉章的建议，毛泽东极为重视，把信批转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毛泽东的关心下，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此时，军队中出了一个扫盲的典型人物，其方法切实可行。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这是一种借助注音字母的辅助作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字速度的方法。1951年，西南军区在126万名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3册，能写短稿。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文盲。

祁建华的创造很快引起了高度的重视。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介绍了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1952年1月11日，新华社发表了祁建华写的《“速成识字法”的创造经过》。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颁奖典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献。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间普遍地推行速成识字法，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工人群众中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座谈会。会议一致认为，在广大劳动人民及工农干部中扫除文盲，是我们国家实行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同时是一项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应以历次革命运动的精神来领导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并须定出计划，以期在今后五至十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会议还指出，扫除文盲的标准，就是使文盲半文盲认识2000字左右，能够阅读通俗书报和写三五百字的短文。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任党组书记，以《速成识字法》闻名全国的祁建华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另一名副主任委员是林汉达。

扫盲运动有如星火燎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为了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学文化的人组织起来，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

“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扫除文盲人人有责，教人识字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等口号迅速响彻全国，使神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片“读书声声响，处处是课堂，互教又互学，师生大家当”的热烈场面。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了业余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深造。别忘了同时还有很多工作, 例如刚解放的清理扫除工作、少叔边远地区的解放、清除几百万蒋军留守特务、扫除黑社会、土匪、吸毒贩毒烟馆妓院、改造妓女、抗美援朝战争、接收管理城市、工厂开工、农村土改、第一个五年计划等等千头万绪的事要做。扫盲也不落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心轰轰烈烈搞新中国的建设。

第二次：1955年扫盲教育工作 。光阴荏苒，新中国步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对人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借社会主义改造的春风来扫除文盲。于是，1955年，扫盲教育工作再次成为全国工作的重点。

9月，毛泽东看到了《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十分欣喜地表示：“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毛泽东在这份报告的按语中，提出了消灭文盲的问题。他说：“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他认为在这方面，“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很赞赏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以本乡高小毕业生为教员，以合作社为单位办记工学习班的扫盲经验。他号召说：“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并就教学内容和教材作了详尽的指示：“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毛泽东文集》,1999年版，第6卷，第455-456页。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谈到了扫盲运动：“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之后，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81页。

就在这种背景下，扫盲运动又再次发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第二次扫盲高潮。 12月1日，共青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须加快扫盲的速度。”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社论。

1956年1月30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评奖扫除文盲优秀教师、优秀工作者、优秀学员、先进单位的暂行办法》《颁发识字证书及业余小学、业余中学毕业证书暂行办法》。 2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把扫除文盲运动推向高潮》的社论，提出：广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大规模地开展扫除文盲运动。于是，扫盲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会长由陈毅元帅担任。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决定》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具有现代的文化，这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决定》还制定了扫盲的原则、对象、标准和目标。

在扫盲运动高潮中，人民群众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做到了“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见物识字”，“见字问字，见人问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

春耕夏种不言苦，喜看秋后果累累。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学习文化后，生活和生产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学员在扫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文化技术，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

第三次：1958年《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 1958年春，我国的工农业生产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做法，文教卫生事业当然也要“跃进”。毛泽东非常希望能够加快扫盲的步伐，要求尽快制定出新的扫盲规划来。 2月底至3月初，教育部、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在讲话中说：扫盲工作是使六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开步走，就要识字。从扫识字盲，扫文化盲，到扫科学盲。他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