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

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

 

 

 

假如有丑陋的《反共的华人》在这个核物理研究所，寒春是否能去中国？当然，寒春到了中国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帮助才能安全到延安。

寒春也没有向核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同事隐瞒去中国的决定，虽然费米等人都持不同意见，但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一丝消息，因为他们都有着一致的想法：人们有权自由地追求理想，哪怕是与自己意见不合。寒春离开之前，同事们自发地为她组织了欢送会，费米还送给她一部照相机。此后40年里，寒春用这部相机拍下了数千张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有一批支持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友人，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对外传播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有一些留在中国，参与到教育、医疗、外交等事务中，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借他们的目光来重返20世纪的历史现场。国际友人的个体生命经验与20世纪全球进步运动的思想与行动网络交织，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相互作用，呈现出一个复杂、动态的全球20世纪时代景观，也为反思当下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独特的视野。

北京市昌平区的沙河大学城里，有一块面积不小的农田，在钢筋水泥的现代化景观中间，那一抹绿色显得格外突出。这块农田名叫“小王庄农场”，也称北京农机试验站，隶属于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简称“农机院”）。它能在城市扩建中保留下来，要从在这里工作过二十余年的一对美国夫妇说起，他们就是两位著名的国际友人：阳早（Erwin Engst，1918—2003）和寒春（Joan Hinton，1921—2010）。

1992年，北京农机试验站（当时名为“沙河农机试验站”）附近王庄村的一些麦地被围起来，准备用于开发，遭到了阳早和寒春的强烈反对。经过商议，上级领导决定尊重他们二人的意见，并对农机院相关负责人约法三章：“第一，试验站的农田未经批准，不许改变用途；第二，以后试验站对外合作大项目，要和阳早、寒春商量；第三，试验站这块地要保住。”

阳早和寒春的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分量，是因为这个试验站的重点成果—中试奶牛场，是由他们呕心沥血、精心打造的。这也是我国第一个自主设计并建设的机械化养牛场，对于推进农业机械化改革、改良奶牛牛群有重要意义。

对于这对美国夫妇来说，中试奶牛场只是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中的一段。自20世纪40年代末第一次踏上这个东方国度以来，从延安到瓦窑堡，从内蒙古大草原到陕西农村、再到北京城郊，他们怀着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全身心投入中国革命，在踏实、朴素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始终坚定地走在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长征路上。

阳早：追求平等的农场主

阳早于1918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农场，从记事起就打着灯笼在牛棚里边帮着大人挤奶。阳早的父亲是被农场主收养的孤儿，年轻时当过煤矿矿工，参与过工会，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但阳早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爱德娜独自一人抚养十个孩子，又恰逢大萧条时期，家庭经济十分困难。阳早靠勤工俭学读到大学，最初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医学，后来发现自己还是更适合做农民，于是转入康奈尔农学院，并与寒春的哥哥韩丁成为室友。20世纪30年代，欧美国家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而苏联却是高歌猛进、蓬勃发展，这种鲜明的反差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阳早的家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还有中间派，兄弟姐妹们经常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展开激烈讨论，争执不休。阳早站在左派一边，他从15岁开始就阅读了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对书中描述的苏联社会中“不允许高层干部获得高薪和特权”的内容很感兴趣。

在大学期间，阳早结识了他在政治上的启蒙者、韩丁的姐姐韩珍（Jean Hinton）。当时，韩珍受到身边左派人士的影响，对美国和世界的政治问题很感兴趣，并热衷于宣传进步思想。她常常来找弟弟韩丁，给他和阳早带来华盛顿的最新消息以及一些进步书籍，其中就有埃德加 ·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让阳早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韩珍还将一些活跃的美国左派人士介绍给阳早，在他们的影响下，阳早产生了参加更大范围社会斗争的想法。

1946年，适逢联合国救济总署招募一批畜牧专家前往中国，可以提供路费和工资，阳早借这个机会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亲眼看到了当时贫困、落后、饱受战乱与疾病侵蚀的旧中国。来到中国不久，阳早就离开了联合国救济总署，从北平飞到延安，那是内战爆发前飞往延安的最后几趟航班。一到延安，阳早就感受到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巨大差别。这里虽然贫困，但没有乞讨、皮条客，也没有坐在豪华汽车里招摇过市的腐败官员。虽然物质条件艰苦、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们拥有积极、自信、乐观的精神面貌。阳早很快就被这种平等且充满热情的革命氛围所感染。几天之后，时任中央外事组副组长的杨尚昆来看望阳早，随后安排他去延安郊区的光华农场。在这里阳早获得了自己的中文名字，这是农场的一些友人为他提的建议，为了纪念不久前被国民党杀害的著名记者、中共党员羊枣。

不久，传来了胡宗南的部队要进攻延安的消息，党中央准备撤离、转战陕北。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撤退前接见了当时在延安的几位外国友人，包括美国记者安娜 · 路易 · 斯特朗、学者李敦白、马海德大夫以及阳早。当时，他们四人均要求与所在组织一起撤离，经过考虑，最后中央通过了三人的请求，让斯特朗回到国统区，希望她利用记者身份将解放区的真实消息带到世界各地。就这样，阳早回到光华农场，准备和同事们以及农场的一群荷兰奶牛从延安转移到内蒙古和陕北交界地区。

阳早和寒春在延安

这次转移行动非常危险，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牺牲。那段时间，阳早一行人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艰难跋涉。他们每到一处，就派人与当地的党组织联系，获取国民党的信息并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为了避开飞机大炮、电台测位仪，他们白天躲在窑洞、山沟里，晚上才能出动。一次，刚刚经过疲惫的夜间行军之后，同志们正在村里扎营，准备休息一下。但侦察兵的警报紧跟着传来，全体人员必须立刻打包撤离。阳早和几位同志在撤离队伍后面负责赶驴，但是在过河的时候，一头驴被鞭子抽了一下，突然发了疯似的往上游跑，把背上驮着的补给包裹甩在河里。阳早见状立刻潜入水中，不顾安危地拼命捞取包裹。这一举动深深地打动了农场的其他同志，从此以后大家对阳早这个大个子外国人更加信任，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在六个月里，阳早一行人居无定所、风餐露宿，还要随时与国民党军周旋。阳早由于食物缺乏而严重营养不良，但他还是顽强地跟着队伍一直走，直到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

这段经历让阳早亲身感受到共产党的军民一心、团结一致，亲眼看到陕北老百姓如何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有幸经历了西北解放战争，在六个月当中，亲见了什么叫人民战争、什么叫和人民打成一片……有了正确的领导，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敌的，这是因为他们依靠群众。”

从此阳早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也正是这种情感促使他最终选择留在中国，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私地奉献终生。

寒春：寻找方向的核物理学家。

寒春（Joan Hinton）与阳早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差别，她出身知识阶层，家族中不乏历史上的名人，包括布尔代数的提出者乔治 · 布尔和著名小说《牛虻》的作者艾捷尔 · 丽莲 · 伏尼契。寒春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从事教育工作。她的母亲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发掘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寒春在母亲的培养下形成了自信、乐观、独立的个性，而且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善于动手。中国媒体往往形容寒春初来中国时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其实并不恰当。寒春最喜欢的恰恰就是经历一件事情从无到有的全部过程，她对这种挑战带来的新鲜感和成就感充满了热情。寒春在美国时，经常连续几星期在森林公园野营，需要自己搭帐篷、寻找食物和水源。所以当她来到一无所有的新中国时，并没有受到艰苦条件的影响，反而找到了能激发自己兴趣与激情的事业。对于寒春来说，在中国从事农机具的工作和在美国研究核物理没有太大差别，两者都是要白手起家，在空白的领域创造新的东西。

1945年8月在广岛、长崎爆炸的两枚原子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浩劫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其中，无数人的命运因它而发生难以预料的转变，寒春就是其中之一。

而寒春与原子弹的密切关联以及最后出人意料的人生转折，让她的故事富于传奇色彩并且更加耐人寻味。1944年，在威斯康星州大学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的寒春入选曼哈顿计划，前往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寒春协助美籍物理学家、“原子能之父”恩利克 · 费米共同完成了原子铀的临界质量的测量工作，这是原子弹研制工作中一个关键性的实验。曼哈顿计划完成后，寒春接受费米的邀请进入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工作，她身边云集了诸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欧文 · 张伯伦、“氢弹之父”爱德华 · 泰勒等核物理领域的重量级人物，同学中不乏杨振宁、李政道这些未来的学术明星。可以预见，如果寒春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她的科研事业前途无量。

但当核武器首次用于军事活动并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时，寒春开始意识到在纯粹的科学研究之外，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科学为谁服务”的问题。她积极加入科学家对军方的抗议之中，参与了旨在争取平民对原子能控制权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并跟随协会到华盛顿进行宣传、游说。但是这些社会活动收效甚微，而且寒春发觉核物理领域越来越封闭，她申请的奖学金以及实验所必需的某些试剂都来自军方的支持，自己所做的实验物理的成果，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进一步改进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寒春献身纯核物理研究的理想就此破灭，她深受打击，同时也倍感迷茫，不知道自己在核物理研究之外还能做什么。此时，在中国革命中干得热火朝天的阳早频频来信，反复劝她来中国、来延安看看，信中描绘的另一个世界深深吸引了寒春。

在韩丁的帮助下，寒春向宋庆龄主管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申请物理教师的职位。拿到录用函之后，她很快申请了护照准备远行。寒春将自己去中国的决定首先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这才明白为什么前一阵子寒春向他学习中文，她学会的第一句是“这是一支铅笔”。后来寒春曾给杨振宁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还记得你教我的第一句中文，现在我在教我的孩子们第一句英文”。

寒春也没有向核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同事隐瞒去中国的决定，虽然费米等人都持不同意见，但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一丝消息，因为他们都有着一致的想法：人们有权自由地追求理想，哪怕是与自己意见不合。寒春离开之前，同事们自发地为她组织了欢送会，费米还送给她一部照相机。此后40年里，寒春用这部相机拍下了数千张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1948年，寒春在旧金山搭乘“戈登将军”号客轮前往中国，经过18天的漂泊到达上海。那时，解放战争的局势已经日渐明朗，中国即将正式开启新的历史篇章，刚刚落脚中国的美国人寒春也从此开始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寒春阳早扎根中国的革命伉俪。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寒春就迫切地想要到延安去。但是，内战时期国统区与解放区彼此隔绝，前往延安十分困难。寒春在中国的第一年是在漫长的等待和反复失败的尝试中度过的。

1949年初，北平城外围已经解放，国共双方就北平和平解放进行最后的协商。恰好此时一群燕京大学的学生要出城返回北平城外的校园，寒春就趁机混在燕大师生的队伍中走出了城门。这时，她才第一次进入解放区，也见到了解放军的风采，这令寒春格外激动。但是出城之后，寒春还是没机会前往延安。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她又跟着解放军进了北京城。这一出一进之间，老北平已经翻开了历史的新一页了。后来寒春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天整个城市都沸腾了！城门敞开着，解放军正在进城，我便跟着队伍走。人们向队伍抛撒糖果，每个人都在鼓掌和欢呼，我被看作解放区来的一员而受到隆重的欢迎！”

[yongbing1993]

刘文彩是大善人长工短工是小丑







不必羞羞答答转弯摸角地来赞美：刘文彩是大善人！而在刘家当长工短工的就是小丑。事实上，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身先士卒地为自己《翻案》之后，全中国各地上上下下都掀起了《翻案》之风，前至千年后到文革的，上至邓小平下到地富反坏右，哪个没有《翻案》？

何是刘文彩《翻案》？刘文彩《翻案》己经几十年了。早己为大善人了。1958年正式筹建《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在1997年初，走资派特色政府己将《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正式更名为《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

刘文彩在世时，老公馆对一般人是非请莫入的。庄园大门的左边是“雇工院”，右边分别是“西式客厅”与“中式客厅”。 向前走就是刘文彩的内花园。往里走是刘文彩的内院，内院内有一座寿堂，供奉着刘氏祖先的灵位。寿堂右边是一进二的房间，里间摆着一张金碧辉煌的大龙床，贴金龙床占地9平方米，由4柱、4扇门加床面组成。

而有反映近代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经济剥削的大量实物，如清道光以降至1949年的地契、房契、账簿、佃户名册、田赋执据、税收执据等上千件。还有预征税款至1979年的田赋执据、税收执据。

刘氏家族因官吏辈出，权倾川康。据资料显示，刘文彩的父亲以前是一个拥有30多亩土地兼营烧酒作坊的小地主，其房产也仅有一个十来间房的小四合院，过着传统生活。到了民国，刘湘、刘文辉先后成为大军阀，控制川康两省，刘氏家族平步青云，在十余年间出了两个省主席，三个军长，八个师长，十五个旅长。

刘文彩有一个弟弟叫做刘文辉，是当地手握重兵的大军阀，被人称作是“西康王”。刘文彩仗着自己弟弟的权势，肆意妄为，欺压百姓。在百姓身上增加了很多种千奇百怪的苛捐杂税，例如花捐、厕所捐等等。被当地群众称为“刘老虎”。在百姓名不聊生的乱世中，刘文彩凭借着剥削欺压百姓，这位臭名远扬的大地主赚的盆满钵满，短短几年间自己的家产扩充了数倍。

刘文彩一共有过两任妻子，在这之后，刘文彩陆陆续续一共娶了三房姨太太，这五个女人贯穿了刘文彩的一生，她们为刘文彩生下了不少的后代。

在2010年，刘小飞在刘氏宗族的清明会中，刘氏家族的后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安仁镇的刘氏公馆，举行宗族聚会，赴会者逾千。在这声势浩大的聚会中，刘小飞请来了当年刘家的长工，而这些耄耋年级的亲历者在《翻案》后的今天还能讲述当年的真相吗？但刘小飞为爷爷《翻案》的努力不止于此，他还根据走访采访出版了一部《出租院》，试图为刘文彩更彻底地洗白。刘文彩是个大善人。

人类社会中，又或是说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资本家地主在资产阶级的文人口中笔下，哪个不是《大善人》？帝皇将相才子佳人，哪个不是《大善人》？

而中华民国时代，遍地土匪、杀人越货、到处绑票，处处割据。首先，得精通跟各种不同的货币、各种不同货币时时不同的币值打交道：金条、银元、外币、中央政府发行的各种货币、各地政府甚至各路军阀发行的各种货币。长工短工们一次卖粮就涉及三种货币：现洋、中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要精通到什么程度? 得如鲁迅所说，一看就知道“什么是通行的，什么是该打折扣的，什么是废票，简直要不得。”

长工短工们得准备应付各种苛捐杂税，包括预征到六十年以后的捐税。如果涉及餐饮，就不但得打点管理、税收、卫生诸衙门，更得应付各路大爷——军、警、宪、特、达官贵人、行会、帮会、街头混混流氓黑社会……不管是官府还是地头蛇，有点势力就能白吃白拿再加上收“保护费”，胆敢怠慢轻则赶你的客户掀你的摊子砸你的店，重则能把人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如果碰上军阀混战或者帮会抢地盘大打出手就更倒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命都难保，更不用说做生意了。

如果涉及物流，就得准备应付关卡林立——有关有路(包括水路)必有卡，有卡必有税，税率还没准：按量收的、按件收的、按估值收的、按人头收的、随心所欲一口价蛮横乱收的、要纸币的、要现洋的、要实物的……“这里到范墓要过两个局子，知道他们捐我们多少钱!就说依他们捐，哪里来的现洋钱?”，对于长工短工们来说，“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尽管中国几千年前就有了“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爱民恤民”之类，但那不过是装模作样，真正实行的一直是“英雄精英创造历史”、“惟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压迫有理”。

几千年来中国的长工短工们的实际地位一直最低最贱：“草民”、“蚁民”、“贱民”、“莠民”、“刁民”、“暴民”、“屁民”、“堕民”、“民粹”、“群氓”、“穷鬼”、“懒汉”、“人渣”、“痞子”、“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弱智”、“低能”、“素质低”、“智商低下”、“你穷是命中注定”、“你穷是因为你懒”、“你穷是因为你笨”……

有史以来第一次，毛泽东石破天惊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以前从来没有人把人民群众的地位提得这样高——“‘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此举彻底粉碎了中国沿袭了几千年的尊卑体系，为中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这一根本转折奠定了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基础，也从思想政治上划清了野蛮与文明、原始与现代的界线——认同“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就是认同文明拒绝野蛮、认同现代拒绝原始;否认“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就是拒绝文明坚持野蛮、拒绝现代坚持原始。

中国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的根本转折的全部举措都围绕着“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展开。没有毛泽东的“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就没有中国老百姓的主人公意识，就没有中国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的根本转折——提出“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本身就标志着中国在思想理论、伦理道德价值观等核心领域实现了从野蛮到文明、从原始到现代的根本转折。

现代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体制，是中国过去从来没有、毛泽东时代才全面地系统地建立起来的涵盖整个中国大陆的体制：防灾救灾体制——中国历史上只有“赈灾”，没有“救灾”。卫生保健体制——毛泽东时代之前，中国从来没有全国性卫生保健体制，绝大多数人生了病只能求神拜佛听天由命，或任巫医神汉江湖郎中摆布。社会安全养老保障体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社会性养老保障体制，就连皇帝的大臣退休后也没人管，顶多告老时能一次性拿到点犒赏，之后就全靠自己了。义务教育体制——从此读书识字不再是可有可无、少数家境优裕的人才享受得起的奢侈，而成了全民的义务，即使穷乡僻壤的农民的孩子也能获得教育。义务兵役动员体制——彻底结束了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原始野蛮的兵役制——抓壮丁、私人招募、世袭垄断、招降纳叛、雇佣收买、胁持哄骗……。

《人类野蛮》是毛泽东时代才正式彻底全面禁绝的。在那之前在中国从来没断过。株连家属、满门抄斩。枭首示众、闹市处决。监狱虐囚。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官商一体肆意抓人。虐俘杀降。强征民夫、抓壮丁。

《人类文明》举措是毛泽东的独创：优待俘虏：对俘虏不但不杀，而且优待：不侮辱，不虐待，不没收私人财物，想回家者发路费遣送回家——“日内瓦公约”都无如此要求。化敌为我：“解放战争时共产党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党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有本事。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充分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积极性，群策群力解决各种靠少数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长期的封建专制和愚民统治把中国老百姓变成了一盘散沙，变成了麻木不仁愚昧冷漠的阿Q。

毛泽东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把中国农民们组织了起来，把一盘散沙变成了一个拳头。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使中国人从“劣等民族”变成了“优等民族”。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80%是文盲。然而仅仅几年，绝大多数人就摘掉了文盲帽子，不再是“睁眼瞎”。

毛泽东的大扫盲运动、文化大普及和相应的汉字简化拼音化不仅使几亿中国人一下子就摘掉了文盲帽子，更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系列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国上千年的“男尊女卑”——“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无才便是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烈女殉夫”、溺杀女婴、妇女束胸、裹小脚、童养媳、买卖婚烟……妇女在社会中毫无地位——“牝鸡不司晨，女人不是人”、“人生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妇女被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绑在社会最底层。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带动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

毛泽东缔造的新型军队在中国历史上创造出了全新的军民关系——不再是“猫鼠关系”，而是“鱼水关系”。大规模破除迷信、提倡科学、移风易俗、改造民族。提倡科学、破除迷信、提倡文明、反对恶习、科学接生，严禁黄、毒、赌、消灭性病，严禁拐卖妇女儿童，严厉打击人贩子，取缔娼妓、媒婆、跳大神、巫医、神汉等;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禁止纳妾、反裹小脚、妇女结婚不改姓。全面奠定工业化基础。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不敢提阶级斗争？为什么个人简历中取消《出身》一栏？就是为了《翻案》。地主是剥削阶级，长工短工是被剥削阶级，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工人长工短工农民工们（当时主流官方的正式称呼为：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又是领导阶级)当了国家的主人，而资本家地主被推翻了。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哪个阶级人多？当然是后者。所以走资派邓小平代表《剥削阶级》人少的一方，所以走资派邓小平不放提《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弄个《争议》新名词出来。

《争议》是个什么东西？总共十个人，其中九人说：好！一人说：不好。有《争议》了。假如：总共十个人，其中九人是《被剥削阶级》说：好！一人是《剥削阶级》说：不好。那就不是《争议》了，是正确的。因为：

一方面，在敌我矛盾下，每一个人都有阶级立场。每一个人都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说话的。不存在《争议》。

另一方面，在人民内部矛盾下，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也不存在《争议》。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走资派邓小平们就是搞忽悠，耍弄人们搅混《阶级和阶级斗争》。

而偏偏有人信。这些又是何许人也？大家都明了。不说也罢。

华人中有《反共的华人》和《沉默的华人》。显然，后者是多数人。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今天的走资派特色中国，资本家说，996是福报。这个资本家也被称之为：大善人。而打工人的“福报“渐渐显现了。在电视剧《凡人歌》中虽说在吹捧改革开放下的打工人如何努力奋斗。但对996的描述恐怕也是无人权人性之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