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始末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成始末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国共合作抗日时称《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之后致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是建立在信仰共产主义的政治自觉基础上的铁的纪律，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它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斗争的历程不断发展完善。特别重要的指出：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虽然名称没改，但是内核己经不同，最显著的是：官兵己经不一致了。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毛泽东深知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是统一意志、规范行动、凝聚力量的重要保证。没有铁的纪律，再庞大的武装力量也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再正确的决心意图也不易完全实现，再精良的武器装备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毛泽东明确要求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

南昌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革命军》余部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点。10月7日，部队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随后进至遂川县境内，准备向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进发。

《中国工农革命军》部队中有许多官兵来自旧式军队，经常随意拿老百姓的财物，打骂老百姓。抢杀逃兵，打骂士兵。时值仲秋，正是山里红薯成熟的季节。行军路上，饥渴难耐的战士们看见路边田地里长着诱人的红薯，就毫不犹豫地连苗拔起，用衣袖胡乱揩去泥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这引起了毛泽东深深的忧虑。因为毛泽东知道老百姓对那些烧、杀、掠、抢的旧军队历来是既害怕又痛恨，背地里骂他们是“丘八”，流传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顺口溜。所以要想在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就一定要和当地百姓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取信于民。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是无法建立起来的。

毛泽东决心整肃军纪，将《工农革命军》建成一支真正代表工农利益、与旧军队有着根本区别的人民军队。几天后，在荆竹山雷打石上，毛泽东扳着手指，向全体官兵郑重地宣布了3条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

为了严明军纪，毛泽东经常深入连队，耐心地给战士们做教育。很快，部队的作风有了很大的转变，赢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在井冈山逐步站稳了脚跟。

然而时隔不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1928年1月，当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县城后，部队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但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将商人、小贩的货物统统没收，甚至连药铺里卖药的戥秤也拿走了。在遂川县草林圩，当地老百姓向毛泽东提意见：“工农革命军好是好，可是，他们借了我们的门板去睡觉，还回来的不是原来的那一块，我家的门板是斗榫的，斗不上号，害得我找门板找了几天。还有啊，战士们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是，成了牛栏了。”

这些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1月24日，在遂川县城李家坪，他又向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为了解释这6条，毛泽东还特意说了一段类似绕口令的话：“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虽说打破了旧缸赔新缸，新缸不如旧缸光，但是赔了总比不赔好。”

正是在这样极其通俗朴素而又亲民爱民的军纪规范下，工农革命军渐渐摆脱掉残留在身上的旧军队的种种恶习，赢得了越来越多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就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代表周鲁来到井冈山，贯彻中央的“左”倾盲动政策。他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南下，参加湘南暴动。

3月12日，毛泽东率部从宁冈出发，于14日攻占湖南省酃县，随即进至中村整训。这时，部队中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又有所抬头，影响很不好。月底，部队到达桂东县沙田村。在这里，毛泽东向全体官兵正式宣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将“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开国少将龙开富在井冈山时期一直跟随在毛泽东左右，负责挑书籍和文件。他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我记得沙田圩背后有个沙滩湾，那湾湾里有些田，位于沙田圩街道不太远的东北方向。我们在那里集合开了会，主席站在田埂上讲了话，说没有纪律不成军队，没有统一指挥就不能打胜仗，然后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合编后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官兵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老百姓惊奇地发现，这支军队与只知欺压百姓的旧军队有着天壤之别。

一次行军途中，毛泽东得知有的红军战士因饥饿吃了农民地里的苞米。他立即通知部队集合，就地进行群众纪律教育，并亲自在一块竹牌上写道：“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米吃光了，违犯了纪律，现在把两元钱（光洋）埋在地里，请收下。”

不久，一首歌谣便在井冈山地区的老百姓中广为流传：“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1929年1月，为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进军赣南闽西。6月10日，红四军由闽西旧县北上新泉进行休整，准备第三次攻打龙岩城。

红四军之所以选择新泉作为休整的落脚点，除了因为这一带的群众基础好，粮食也比较充裕外，主要是看中了新泉三面环水一面依山、水陆通衢的独特地理优势。此外，集镇中连南河畔还有多眼温泉，可供红军官兵们洗澡。参加过新泉休整的开国上将萧克曾回忆：“新泉的温泉使战士们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泡在温泉里嘻嘻哈哈无所不谈，洗去了长期征战的疲劳。”

一天，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走到连南河畔，看见不少红军战士脱得光溜溜的正在温泉里洗澡，岸上路过的妇女们只好羞涩地扭头走开。毛泽东眉头紧锁，对朱德说：“我看井冈山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应该加上‘洗澡避女人’这一条。”

朱德点头表示赞同。这时，陈毅联想到一些红军战士有随地大小便的陋习，便补充道：“再加上一条‘大便找厕所’。”

第二天，红四军政治部向全军官兵重申纪律，并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特意增加了两项注意，即“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此诞生。

红四军在闽西转战期间，曾到过永定县坎市。一天晚上，朱德和红四军司令部住进了坎市镇上一个名叫裕源店的商铺。只见店铺里那些并不白净平整的墙壁上，留下了许多红军指战员书写的宣传语。其中一条，特别引人注目：

“红军纪律最严明，要护工农们，大家的责任。买东西要公平，保护小商人，工农与兄弟，劳苦更相亲，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人，工农贫民劳苦群众个个来欢迎。出发和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禾草，房子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人，大便找厕所，洗澡避女人。三条纪律，八项注意，大家照此行。”

据考证，这幅标语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反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文字记载。它完好无损地保留在裕源店的墙壁上近70年，静静地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永不磨灭的革命岁月，直到这座百年老店在199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中轰然倒塌。所幸还有这幅标语的照片留存下来，成为历史见证。

毛泽东当时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语言通俗，是些既简单又好懂的短句，主要是考虑到红军官兵中文盲太多的缘故。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实践经验，逐步将“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将“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将“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将“洗澡避女人”改为“不调戏妇女”，取消“大便找厕所”，增加“不搜俘虏腰包”，后又改为“不虐待俘虏”。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训令》，从此凝铸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铁一般的“第一军规”，成为这支军队无往不胜的力量源泉。

[yongbing1993]

叛徒的危害《反面教员》和结局








毛泽东的一生，有常人喜怒哀乐的一面，也有常人所不具备的非凡的一面。其中，如果说到毛泽东一生中最痛恨的，则莫过于中国革命历程中出现的叛徒。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召开的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革命者要讲革命道德，要永久奋斗。他说：“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中国革命是在极其严酷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投机革命和意志薄弱的人，成为革命同志所不齿的叛徒。尤其令人痛惜的是，曾经有许多非常优秀的成员，包括高级领导人的牺牲，都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而造成的。比如，大革命失败前后，即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在国民党的“清共”浪潮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多达31万人，其中就有中共早期活动家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他们大多数是被叛徒出卖而牺牲的。

那么，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曾经有过哪些为害甚大的叛徒呢？张国焘、向忠发、顾顺章、白鑫、龚楚、孔何宠、何畏、涂振农、邢仁甫、曾洪易、余洒度、旷朱权、郭炳生、赵凌波、郭潜、徐梦秋等，可为众多叛徒的代表，不妨称他们为“高级叛徒”。

张国焘可谓是中共元老之一。他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共产党的，后又作为北京小组的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会后分管组织工作，8月起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先后担任了中共第一届、二届、四届、五届（任职至1927年11月）、六届（1938年4月开除）中央委员，第五届、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先后出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会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及代理主席等职。1924年，张国焘在北京曾被北洋军警逮捕过，当时有自首情节，但出狱后隐瞒了变节行为。1938年春，张国焘利用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在武汉公然投靠了国民党。同年4月18日，他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张国焘叛变后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局，并恬颜主持了针对中共的所谓“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等，从事反共的特务活动。1948年11月，张国焘逃往台湾，因受到冷遇，于1949年转赴香港，再于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冬，他冻死在养老院。

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叛徒，要说职务最大的，则莫过于向忠发。向忠发原是湖北的一名工人，发迹于工人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先后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中共湖北区执委会委员、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许多资料也称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共领导人多系知识分子，中共党内为此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向忠发从而阴错阳差地被推选为中国革命的领袖。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捕，旋即叛变，不久被国民党当局处决。在被国民党审讯时，与向忠发一同被捕的一个妓女尚能保持气节，坚决否认认识向忠发，而向忠发却在用刑之前就很快招供了中共的许多秘密情报。因此，当时深知此人品行的周恩来，怒斥向忠发“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

此外，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叛徒，要说为害最大的，则莫过于顾顺章。顾是上海的一名工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斗争中表现活跃，被接纳进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受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回到上海后不久，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当时，他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可谓声名鹊起。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整个国统区陷入血雨腥风之中。顾奉命转移至武汉，从事党的秘密斗争，并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与组织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任行动科的负责人，率领“红队”制裁叛徒和国民党特务，震慑了敌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共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然而，一如向忠发，顾顺章出入于五颜六色的上海滩，帮派习气浓厚，在本质上有问题，同时又居功自傲，并且经常利用自己职务的特殊性，日渐腐化，为此也引起了周恩来和陈赓等人的担心。果然，不久后他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返回途中在武汉被叛徒认出，随即被捕，当即叛变，并供出其所知道的中共机密。幸亏当时已成功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内部的钱壮飞及时获取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情报，并抢在国民党特务动手之前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机关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也得以幸免于难。但顾顺章随后又供出了监狱中的恽代英等，致使恽被杀害。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一份通缉令—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下达的通缉令，内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周恩来曾亲自指挥在上海开展对顾顺章的“锄奸”行动。但令人意外的是，顾顺章居然逃脱了对他的制裁。后来，顾因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之间，结果犯了大忌，受到冷落。不甘寂寞的顾顺章又企图组建所谓“新共产党”，被蒋介石获知后秘密处死。

余洒度(1898-1934)，黄埔军校第二期，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入党。南昌起义后，余洒度任警卫团团长，后参加秋收起义，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三湾改编后任前敌委员会委员。1927年10月，余洒度受遣抵沪，向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的工作汇报，该文成为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在沪期间，余洒度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最后脱党。1933年，余洒度成为国民党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在此期间开始利用职权贩毒；1934年贩毒事发，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

贺治华(1903-？)，原名贺稚番，女，朱德的第四任妻子，在朱德自欧洲回国后长期滞留国外，后与朱德离婚，并在苏联与霍家新结婚。1928年因为贪图悬赏，贺、霍二人出卖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导致后者被捕牺牲。周恩来、陈赓等中央特科负责人员查明真相后，令红队冲入贺治华房中，开枪打死了霍家新，贺治华重伤未死，但一只眼睛被打瞎，后不知所终。历史留下来的多种记述中都称贺治华生得很漂亮，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在其《往事如烟》一书中说，贺治华生得的确妖娆，柳眉杏眼，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级负责者，热得像团火。

李士群(1905-1943)，原名萃，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1938年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于1943年被日本方面毒死。

陈公博(1892-1946)，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投靠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军委会常委、伪国民政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等职。1946年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陈公博被处以死刑，6月3日枪决。自称“乱世能臣”的陈公博是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他少年时就随父亲参加反清秘密会党的很多活动，决心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青年时期，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从此便一生追随、效忠汪精卫。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自诩。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拥汪反蒋的改组派代表人物。汪蒋合流后，他则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周佛海(1897-1948)，1920年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38年9月与汪精卫投靠日本，历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后获蒋介石特赦，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周佛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变化无常的人物，他一生三变，反复无常。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居然叛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在抗战胜利之时，他摇身一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他一生三变，朝秦暮楚，的确值得后人玩味和深思。

中国革命历程中危险的叛徒还有许多，比如曾任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由于他的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和邢士贞等被捕遇难。最后在周恩来、陈赓等的有力策划和组织下，他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样的叛徒，后来在《红岩》、《青春之歌》等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描写和揭露，而“叛徒现象”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念中一向受到人们的鄙视和谴责。如曾经影响过共和国几代人的长篇小说《红岩》，它所依据的史实，就是解放前夕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冉益智的叛变。冉被捕后，供出了一大批自己的同志。冉甚至还现身说法，劝说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也叛变，使得江竹筠等数十名中共重要成员被捕。其中，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叛变后，致使已成功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韩子重等遭到逮捕。冉益智在“《挺进报》案”中充当了一个最无耻、最凶残的角色，也是因为他在抓捕共产党员的行动中有“突出的功劳和表现”，遂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徐远举推举为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的中校专员。这样的叛徒，对中国革命具有巨大的危害。再如杨靖宇、项英、周子昆等的牺牲，也都是他们的部下叛变后造成的。

毛泽东横眉冷对叛徒，深情缅怀烈士。毛泽东的一生，始终昂扬着充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气概，他的家庭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有多位烈士，其中有毛泽民、毛泽建、毛泽覃、毛楚雄，以及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等。

[yongbing1993]

反共的华人谣言之五：器官活摘







转载《编造所谓“器官活摘”谣言》

作者：asribarragan 于 2024-9-17

通用分类:网络文摘

过去几年，“法轮功”邪教组织一直将所谓的“器官活摘”谣言，作为他们持续反对中国政府，特别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重点。

一个由国际知名人体器官移植专家组成的团队对这些谣言进行了全面调查。该团队于2017年梵蒂冈“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后成立，曾多次前往中国各地，与医生、医院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会面。虽然我也是这个团队的一员，但本文所表达的观点完全代表我个人。

首先，我认为“法轮功”的谣言毫无依据。截至2019年，我并未发现任何能够证明“法轮功”成员以任何方式被“活摘”了器官的证据。

尽管已有上述结论，“法轮功”却仍在继续游说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想仅靠几趟中国之行就希望国际社会相信，他们的成员在中国被大规模谋杀。个中原因不言而喻：“法轮功”投入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把所谓的“器官活摘”打造成争端的主题，因此他们必须想方设法让这些谣言“千古流芳”，以免自己在国际社会丢脸。

无独有偶，某些个人和团体也一直处心积虑地试图破坏和颠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因此所谓的“器官活摘”不但正好成为这些人的有利工具，同时也被一些西方政客当成把反对中国提上议程的有利契机。因此，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法轮功”极有可能继续通过各种政治和学术场合，向“特定观众”放映所谓“器官活摘”的宣传“纪录片”，以博取同情。对“法轮功”来说，这是获得公众支持性价比最高的方法。因此，“法轮功”最主要的策略就是，给世界植入一个假象，即中国存在所谓的“器官活摘”。

[yongbing1993]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然是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员，中共中央人民政府的干部。走资派特色政府称：官员。毛泽东时代称：干部。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应该都非常熟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甚至很多人都能脱口唱出“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党的历史上曾专门制定了一个《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纪律要求是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群众生活困难，而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却存在“强迫命令”“瞎指挥”“生活特殊化”等不正之风的情况下制定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党群关系仍然像革命战争年代一样保持十分亲密的关系，广大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作风朴素，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

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现一些地方党员干部中出现了腐化作风和不良习气，少数领导干部不关心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不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高高在上，耍权威，搞特权，严重破坏了党群关系。

在1960年12月6日周恩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给各地的指示稿中，对一些地方存在的问题作出了严肃指示。指示稿中说：“贵州遵义和毕节地区的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严重情况，特别是干部中的极其严重的不可容忍的铺张浪费、贪污腐化、破坏党章、违法乱纪、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有些简直不能想象。……中央要求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省委好好检查和纠正这方面问题……。其他各地、各单位也要检查存在着的或多或少甚至极少的类似情况，坚决纠正、彻底解决。”1960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审阅以上指示稿后，批示：“照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59—1961〉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页）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共中央于1960年11月颁发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对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进行了严肃批评并要求进行彻底整改。1960年11月1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时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并提出：“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同上，第479页）由此可见党中央和毛泽东等对各地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解决问题的迫切性的高度重视。

于是，196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期间，鉴于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求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订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特别指示，关于红军部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内容，适用于现有的条件，可以借鉴。根据上述要求，胡乔木开始着手起草相关的文稿。

1961年1月8日胡乔木就拟定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写道：“关于全国党政干部中适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研究了各省的一些类似的规定和宪法、刑法草案、党章等，并与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随报告呈送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草稿。

胡乔木所拟稿中的三大纪律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八项注意是：（一）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二）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三）保护人民财产，侵占损害人民财产要赔偿；（四）保护公共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要赔偿；（五）用人要经过组织，不许任用私人；（六）对人要讲公道，不许陷害好人包庇坏人；(七）对上级要讲实话，不许假报成绩隐瞒缺点；(八）对下级要讲民主，不许压制批评压制上告。（同上，第519页）

1月9日毛泽东审阅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稿。他对草稿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避免起反作用。于是，他自己又改了一下。并就此批示：“印发各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一）是否目前就颁发？……（二）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以上两项，请予讨论。”（《胡乔木书信集》〈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

1961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中央书记等开会，讨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稿。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修改稿。在修改稿中，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二）同食堂；（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了东西要还；（六）东西坏了要赔；（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八）工作要同群众商量。

对于修改稿，毛泽东谈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并结合党员领导干部的现实情况逐条进行了解释。他说，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三大纪律第二条，提高政治水平。现在许多同志不懂得什么是等价交换、价值法则、按劳分配，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大集体与小自由的界限等也不清楚。应当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包括理论水平，要使他们懂得这些原则。三大纪律第三条，草稿写的是：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这样写，可能起反面作用。正面提出问题好。现在改为：实行民主集中制。什么时候都不允许破坏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中第三条到第六条，即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了东西要还、东西坏了要赔，是用的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面的几条。说话和气，是从正面说的。当然不能打人。原先写的是：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这样写容易产生副作用，不要从反面说，还是从正面提出好。八项注意第四条是买卖公平。买卖公平包括我们的财政政策和商业政策。现在，我们和农民的关系，买卖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买卖公平，就要等价交换。第五条借东西要还，第六条损坏了东西要赔，主要讲的是不能平调。第七条，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样从反面说好不好？要强调调查研究。第八条是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原先写反对瞎指挥，恐怕有副作用，又会发生不指挥，还是从正面写好。

毛泽东抓住了当时干部作风中存在的要害问题。通过修改，更为简单明了，让人看了就能留下印象，更容易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宣传。毛泽东提出，题目《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区别于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59—1961〉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521页）通过讨论，形成了第一次修正稿。

经反复讨论修改后，196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向全党公布。三大纪律：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前后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制定的，对于确保党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约束党员干部行为规范具有重要作用；有效纠正了当时在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生活特殊化”等不良风气，为确保党员干部坚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融洽党群关系，团结广大人民战胜当时面临的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在当时对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今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改进党的作风，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动我国实现了从落后到赶上时代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坚持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守。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坚持完善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对于严肃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员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60年代，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带头深入基层，同老百姓一同吃饭、一同劳动，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于了解民意、解决社会矛盾、融洽干群关系、提升基层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待人和气。胸怀天下、与人为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毛泽东曾指出，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

办事公道。“公生威，廉生明”。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领导干部人格魅力的重要体现。领导干部作为发展的排头兵，他们对于公平正义的认识和维护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公平正义值得每一位领导干部以实际行动维护。尤其在选人用人环节上，必须体现公平公正原则，“使干部有全身谋事之心而无侧身谋人之虞”。

买卖公平。买卖公平在当时指的是党的财政政策和商业政策要公平，不能强买强卖。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和农民的关系，买卖不公平，是很大的不公平。买卖公平，就是要等价交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0页）

实反映情况。如实向党和政府反映情况，是对领导干部起码的纪律要求，也是每一个领导干部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如实反映情况是党员干部“严明党纪”的重要表现。我们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就在于共产党人始终坚守信念，对党忠诚。1962年7月6日陈云就当时农业恢复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本来有的同志好心地要他别讲，但陈云说：“我担负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任务，要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页）因此他如实反映了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想法，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忠诚、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

提高政治水平。政治能力是党员干部的首要能力，也是检验党员干部能否担当重任的标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键在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能力。

工作要同群众商量。从革命年代军队中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政干部“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再到新时代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都充分体现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党与人民群众始终血肉相连。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条是毛泽东特意加上的，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个论断。他特别有针对性地强调：“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