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正文
法轮功运动凭啥能在美逍遥法外
转裁《虐待与操控:前表演者揭露法轮功神韵艺术团内幕》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 于 2024-08-16 。
他们是大约20年前开始出现的，通常是在节假日前后，而且经常出现在高端场所：一群身着多彩演出服的中国舞蹈演员优雅地旋转。
先是在纽约市，然后是巴黎、多伦多和台湾台北，这些舞者——大多是青少年和年轻人——在舞台上翻腾跳跃，上下翻飞，想给人们带来惊叹和娱乐，同时也是为了传播受迫害的中国宗教运动法轮功的教义，法轮功是这些表演的幕后主宰。
自那时起，神韵艺术团已成为法轮功运动及其领导者的摇钱树，其门票销售遍及五大洲，票房收入超过2.65亿美元。
但对于支撑起这些演出的年轻人来说，成功的代价是高昂的。
《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吸引越来越多观众的同时，神韵将许多表演者视为可牺牲的消耗品。当演员身体不适时，神韵总是不鼓励他们就医，并通过残酷的情感虐待和操纵来强迫他们服从艰苦的排练和巡演安排。
在采访中，一些前神韵舞者回忆自己曾在膝盖脱臼、脚踝扭伤或其他严重受伤的情况下表演，他们不愿意寻求医疗，因为该团体的信仰体系认为，只有缺乏信仰的人才会依赖这样的治疗。
还有一些人痛苦地回忆起自己被教练要求定期称重，并被公开斥责他们太胖。
大多数人表示感到被这一宗教运动利用了，该运动专注于传播其观点——即使表演者在此过程中受到伤害，同时通过销售门票赚钱。
很多接受时报采访的舞者和乐师对公开讲述他们的故事感到犹豫，害怕受到法轮功和其领导者的报复。作为法轮功领导者的李洪志于1992年开始在中国开展这一运动，当时古老的气功正风靡一时。李洪志在流亡期间领导法轮功，同时掌管着纽约州北部一座占地160公顷、戒备森严的园区，许多神韵演员都在那里生活和训练。
神韵和法轮功代表发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接受时报采访的表演者对神韵舞团和法轮功运动的描述是以“古怪和夸张的方式”扭曲的事实。他们称时报的做法正中了想要根除法轮功的中共下怀，是在对一个提倡健康、道德生活和强大家庭与社群的信仰进行“充满偏见的攻击”。
法轮功部分基于佛教元素，认为修炼其姿势和冥想之道的人可以开悟。但在演讲和写作中，其创始人李洪志也融入了一些不太传统的思想，暗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称虔诚的修炼可以清除体内的疾病，并暗示追随者可以发展出超自然力量，例如悬浮的能力。
在过去二十年间，李洪志将法轮功置于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直接对立的位置，中共曾监禁众多法轮功信众，并在国家宣传中将该组织妖魔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洪志的法轮功运动将神韵推向前台，作为该组织自己的一种宣传工具，通过由法轮功修炼者创办的公司网络（包括拥有广泛读者的报纸《大纪元时报》）放大该演出的反共信息。
在神韵内部，领导者告诉年轻演员们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紧迫的精神使命，并让他们相信，每一个公然反对该运动的人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即便如此，仍有25名前舞者、乐师和教员向时报透露了他们在神韵的经历，其中包括数名在过去18个月中离开该团体的人。他们描述了神韵领导层近二十年来的一系列虐待行为，在此期间，进出该舞蹈团的演员有数百人。
他们的讲述，以及数百页的公开记录和数十份从该组织总部偷带出来的照片和录音，让我们得以罕见地直接了解到神韵组织内部的生活，神韵无处不在的广告将之称为“艺术的极致境界”。
广告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该演出旨在推广宗教运动。那些花钱来看神韵演出的观众——票价最高可达309美元一张——不会知道表演者是在为法轮功卖命。他们看到的是面带微笑的舞者跃上舞台，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表演同步旋转、空中劈叉等节目，其中有描绘法轮功信徒遭到中国警察殴打的场景。
但很多前舞者和乐师表示，他们把自己推向了身体和精神的极限，因为他们被教导，表演一场完美的神韵演出将拯救观众免遭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他们说，这一信息在课程中不断得到强化，灌输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
他们通常每天工作15个小时——排练、表演，甚至安装和拆卸沉重的管弦乐队设备——但工资很低，甚至没有工资，因为他们被灌输自己已经欠下了法轮功为他们提供的学费、食宿费用。
几乎所有表演者都是被家中虔诚的法轮功修炼者送到神韵的。一些人一些人在来到法轮功在纽约州的总部龙泉寺时还不到12岁。
未经特别许可，他们不能离开这里，与家人见面的频次通常也受到限制。许多人从美国各地和其他国家来到纽约，一直到20多岁还待在园区里。
从小随母亲在新西兰修炼法轮功的程清翎13岁时来到龙泉寺。现年27岁的程女士此前是一名神韵舞蹈演员，她说，她给自己在那里的不愉快经历——比如受伤未得到治疗导致她的左臂麻木，教练的不断吼叫，因一些微不足道的违规行为而受到同学的羞辱——赋予了更高的意义，从而显得合理起来。
“他们只是在测试我们的虔诚，”程清灵说她这样告诉自己。“但后来我想，如果我用正常人的价值观来判断，它就是错的。”
一些表演者想要退出，但艺术团还不愿放人，于是他们遭到了威胁和恐吓。他们的经理告诉他们，如果离开，他们会下地狱或面临危险，因为他们将失去李洪志的保护。七名前演员说，他们还被告知，如果退出神韵，他们必须偿还学费。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拒绝让李洪志和神韵领导人接受记者采访。
在一份声明中，代表他们的陈颖（音）和李维·布劳德表示，接受时报采访的表演者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小团体”，讲述了“虚构的故事”。
他们否认受伤的演员经常无法得到医治，并称任何关于龙泉寺有毒文化的指称都是“非常主观且带有文化偏见的”。
“龙泉寺的社群是一个紧密连接、以亚裔为主的社群，重视纪律严明的学习和训练，并以开放、诚实和直接的互动为特点，”他们说。“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共同信仰的大家庭。”
他们还补充说，时报对于神韵的报道很可能会成为中共对法轮功污名化“皇冠上的明珠”。
1999年，在超过1万名法轮功修习者在北京的中共总部外静坐后，中国政府取缔了法轮功。自那时起，很多法轮功修炼者被拘捕，很多人警方拘押期间死亡。中国官员一直在针对法轮功追随者。
尽管如此，法轮功运动仍然蓬勃发展，在全球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在世界各地的公园里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练习法轮功柔和的动作。
随着法轮功的传播，李洪志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他在2006年帮助创建了神韵艺术团。现在，他和妻子李瑞一起管理位于纽约州北部的龙泉寺，寺内有一座高耸的宝塔和一尊巨大的金佛，佛像的面容与李洪志本人十分相似。
住在山上园区内的学生们被教导，见到李洪志时要称其为“师父”，并躬身抱拳。他们很快就了解到，李瑞是其规则的主要执行者。
很多接受时报采访的前神韵表演者表示，神韵给了他们旅行和提高汉语能力的机会，他们也认可其灌输的职业道德。
“就我个人来说，我很珍惜在神韵的时光。我学到很多东西，也成熟了很多，”神韵前舞者苏珊·周（音）在写给时报的邮件中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机构，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创造了鼓舞人心的表演。”
但大多数人表示，神韵也给他们灌输了一些坚定的教条。
根据一份听者提供给时报的李洪志讲话录音，在去年的一节课上，70多岁的李洪志用中文告诉学生们，他创造了地球，并称“人类的音乐是我奠定的”。
质疑这样的言辞将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冒犯。
“在那里，我感受到的是让我俯首听命的巨大心理压力，”66岁的大卫·菲德勒说，他曾于2013年到2016年在龙泉寺教授小提琴。“你要么离开，要么主动放弃自己的理智，没法两者兼得。”
“地球上最棒的地方”
11岁时，凯特·黄（音）从台湾高雄的学校辍学，和她的母亲一起来到1万多公里之外纽约州奥兰治县库德贝克维尔乡下，这里是法轮功的总部所在地。
在那里，她进入了飞天艺术学院，神韵的演员就在这所寄宿学校接受训练。
黄女士没有跳舞的经验，但她的成长环境里有许多法轮功信徒，他们叫她抓住这个可以和李洪志接近的机会。她的祖母每天清晨4点开始练功。她的母亲曾售卖神韵的演出票。
“每个人都说你应该去那里，因为那是地球上最棒的地方，”现年26岁的黄女士说，她要求在文中使用自己的英文名。
很快她开始上舞蹈课，仰卧着进行柔韧性练习。一位老师抓住她的脚踝，把她的脚压向头部，越压越低，直到黄女士听到大腿发出了“咔”的一声，她说那声音似乎在整个教室内回荡。
她的老师通知了李洪志和校长，校长摸了摸她的腿，似乎想看看有没有骨折。她说，有好几个星期她走路都一瘸一拐。
几年后，在西雅图的一次演出前，黄女士在做前空翻落地时感到右腿一阵剧痛。她说，她的膝盖脱臼了。一位同学将她的膝盖骨按回了原位。
黄女士说，一名主管给了她一个冰袋，问她是否能继续演出。她忍受着钻心之痛完成了后面两小时的表演。
她说，这两次受伤她既没有主动提出也没有得到治疗，因为李洪志曾说，只有遵循他的教诲才能得到真正的治愈。
“如果我说想去医院，就会被贴上不够虔诚的标签，”黄女士说，她还说，她的膝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我不想引人注目，或者被其他人针对。”
共有14名前神韵演员告诉时报，他们的伤病没有得到治疗，或者他们曾看到其他人受伤但没有得到照料，黄女士是其中一名讲述者。
运动医学专家表示，在任何竞技舞蹈团演出都有受伤的风险。但时报发现，与许多其他大型舞蹈团不同的是，神韵并不提供常规的理疗师或医生服务。
而且神韵的演员主要是青少年，专家们表示，青少年舞者的骨骼和肌肉仍处于发育阶段，因此更容易受伤。
由于神韵的舞蹈编排要求很高，需要做背部弯曲的动作，其中还融合了芭蕾和体操的元素，因此风险尤为突出。此外，神韵的日程安排也非常严苛，要求学生演员每年把几个月的时间用于巡回演出，在演出地点之间乘坐大巴的时间可能长达16个小时。
他们经常一天演出两场。在最近一次巡回演出中，神韵的八个表演团计划在五个月内演出800多场。其中一个团在纽约林肯中心的大卫·科赫剧院12天内演出了14场。
纽约大学朗贡卫生学院哈克尼斯舞蹈损伤中心创始主任、骨科医生唐纳德·罗斯博士说，鼓励人们忍着疼痛跳舞或劝他们不要接受治疗，“至少可以说是非常野蛮和老派的，”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来说。“特别是在这个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年龄段，造成永久性伤害的可能性绝对是有的。”
一些受到重伤的神韵演员确实接受了治疗。神韵知名度最高的舞蹈演员之一蒲彧去年在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他在跟腱断裂后接受了修复手术。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在声明中否认曾劝阻治疗。
他们表示：“神韵演员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会得到医疗服务，我们有医疗记录为证。”
但前舞者和表演指导告诉时报，这种干预非常少见。
13岁就开始参加神韵巡回演出的黛西·王（音）说，她在八年里五次扭伤脚踝，但从未要求过看医生。
王女士和其他人被告知，想看医生意味着他们的精神领域出了问题。
“只要发出正念，身体就应该会自己愈合，”现年28岁的王女士说，她指的是李洪志提出的冥想技巧，他说这可以清除导致疾病的恶业。
神韵成员中忍着伤痛表演的不只是舞者。
一位不愿透露姓氏的前音乐演奏者安（音）说，他在演出结束后帮舞蹈团装车时经常被金属器材箱划伤手。他说，有一次被划伤得很严重，他不得不用酒店的针线包缝合伤口。
在神韵的乐团演出大约四年后，另一名乐师、小提琴演奏者约书亚·黄（音）的右肩附近开始剧烈疼痛。他被带到李洪志面前，后者摸了摸他的头和肩，然后对他说，他已经被治好了。
疼痛接着持续了许多年，林先生的同学们告诉他，这表明他信仰不坚定。“我就一直忍着痛坚持演出，”林先生说。
直到离开神韵后他才去看了医生。那时他才了解了疼痛的大概原因：脊柱有一处椎间盘突出。
维持外表形象
一些前神韵学员还表示，他们遭受了情感虐待和操纵。
五名前舞者说，他们曾在减肥失败后被指导员在全班同学面前羞辱。
其中一名舞者张郡格说，13岁那年她身高1米64、体重约50公斤，她的舞蹈老师因为她比别人重而针对她。这名老师告诉她的同学，如果发现张女士买零食就举报她。张女士和其他人说，这符合神韵鼓励学生相互举报的广泛文化。她回忆说，有同学不止一次用身体阻拦她进入园区内的市场。
还有一次，老师说她不知羞耻，因为她在休息日买了三罐品客薯片。当老师质问张女士还想不想留在神韵时，她哭了出来。
尽管如此，张女士还是迫切希望履行她认为自己对李洪志许下的誓言。
“师父告诉我们，师父有无尽的法力，”现年28岁的张女士用中文说。“我们小孩子就相信了。”
到了20岁时，她通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有一天，她喝着米粥，另一名老师问她怎么还要吃东西。她跑到浴室踢了一顿墙。
另一位前舞者回忆说，每周称体重的感觉就像走向断头台。她说，她让身体进入“饥饿模式”，并在踏上体重秤之前脱光衣服。她的体重被记录在教室张贴的一张纸上，被认为太胖的人的名字被涂成了红色。
还有一名舞者记得李瑞让她只吃黄瓜和西红柿来减肥。16岁时，这名舞者患上了饮食失调症。
那位膝盖脱臼的台湾舞者黄女士曾多次被老师提醒说她太重了。17岁时，她被调到校园的仓库工作，在电脑上设计神韵演出服的图案。
高中快毕业时，她接到通知，飞天学院在龙泉寺的大专学院没有录取她，她只能离开园区。
前学员说，这种身体羞辱的文化反映了神韵领导人对外表的执着。
根据对李洪志的演讲的翻译，在2016年的法轮功大会上，他说，神韵打造的美学吸引的是“中层和以上的阶层”，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文明的、高素质的人”。
李瑞经常穿名牌服装，休息日还带舞蹈演员去购物，这更加重了对形象的关注。一些以前的学生说，看到李瑞穿得如此时髦，他们感到很困惑，因为她丈夫的教导对物质享受持批判态度。一位前舞者说，李瑞曾送给她一个香奈儿钱包。
李瑞寻求的是不仅管理学生的外表，还要管理他们的感情生活。
前学员说，约会需要得到李瑞办公室的批准，这是神韵领导人对演员施加控制的另一种方式。其中11名学员说，李瑞和她的副手们还试图安排外国学员和美国公民约会或相亲，他们认为是为了使学员得到签证而鼓励这样做的。
荣·罗（音）在2021年之前一直为神韵演奏中提琴，他说，他认为这种牵线搭桥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将年轻人与神韵运动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这就相当于想留住劳动力，”他说。"找到一个符合他们要求的人相当困难。你需要有信仰背景。你需要服从不合理的要求。”
“你们不能吃苦吗？”
孙赞从15岁那年进入龙泉寺起，就听李洪志一直宣讲他们这些表演者肩负的神圣使命：让不信教的观众通过观看神韵演出获得拯救。
孙赞和其他六名前神韵表演者表示，令他们压力倍增的是，李洪志和他的下属告诉他们，舞台上的任何失误可能最终导致观众下地狱。
这使得他们以无比严肃的态度对待每一场演出。
曾在神韵领舞的孙赞说，为了将舞蹈动作练到完美，他一般每晚只睡五个小时。奶奶去世的悲痛、脚踝扭伤让人几乎无法走路的疼痛都没能让他停下练舞。
“实际上，直到今天仍然影响我的是心理创伤，”2015年离开神韵的孙赞说。“如果你做得不好，那就是你的错。宇宙因为你没有被拯救。”
演出结束后，一些舞团经理会抓住表演中的失误不放，并在同事面前羞辱犯错的人。他们常将这些失误归咎为精神上的失败。
大提琴手内森·谢（音）曾在墨西哥城的一场演出中拉错了音，事后乐团经理质问了他一个小时。他说，她指责他对李洪志的教诲不够专注，读了太多其他东西。她没收了他的Kindle。
这种训斥屡见不鲜。在《纽约时报》获得的一份去年的录音中，一位乐团经理训斥一群表演者训了一个多小时，告诉他们需要更加努力，才能达到李洪志的标准。
“我们不都跟师父保证过的吗？”她用中文问，“你们不能吃苦吗?”
他们说，李洪志和妻子鼓励学员将他视为父亲。
一些人回忆说，曾在父亲节和李洪志生日时为他庆祝，给他写诗，并送上千纸鹤等礼物。
与此同时，一些前学员表示，他们被告知不要与父母分享神韵的某些经历。许多学员每年只在两周的暑假期间和家人见面。
他们说，山上的主管还控制他们接触外界信息，阻止他们提出异议和进行批判性思考。
学员通常要到20岁出头才可以拥有智能手机。近年来，那些没有手机的人每天只能用指定的电脑上网15分钟。
学校控制他们听的音乐、看的电影和读的书。他们被禁止浏览“普通媒体”，即未经法轮功批准的新闻机构。
他们说，对法轮功运动背负的责任感使得许多表演者忍受长时间工作和低工资。
八位前神韵表演者表示，他们在第一年巡演时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一位前乐手说，她的乐团经理解释说，这是因为新表演者还没有拯救足够多的人。
在第二年巡演时，学员通常每月会获得几百美元的薪水，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会有所增加。
一位只愿意透露姓氏的刘姓前小提琴手表示，他开始感觉自己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受到剥削。
“我们为他们赚了这么多钱，也为他们省了这么多钱，这真的很荒谬，”刘先生说，他2012年12岁时来到龙泉寺，2017年离开。“当时，我确实感到很困扰，我们什么都没得到，他们却赚了很多钱。”
对纳税申报文件的审查显示，神韵的薪酬支出在收入的占比远低于其他几家总部位于纽约的大型非营利舞蹈和剧团公司。
有些学员表示，他们经常每周工作六天，并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只要有报酬，他们就应该心存感激。
他们告诉时报，大多数前表演者在二十五六岁之前的年收入不超过1.2万美元。从龙泉寺毕业后，一些学生表演者会留在神韵团体中成为一名专业舞者，赚得比之前多一些。神韵也会从外界为其乐队招募一些专业的乐手。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在声明中表示，关于未成年演员报酬低的说法是对神韵雇佣行为的“严重误解”。
他们表示，“神韵艺术团是一个专业的艺术团体，仅由成年的专业人员组成。”他们补充说，符合条件的龙泉寺学员可以随团巡演，作为他们课程的一部分。
“这个项目合法、透明，是有抱负的艺术家们非常向往的机会，”他们说。“学生在实习期间获得津贴是行业标准做法。’”
离开组织
神韵的负责人使用的策略常常令那些想要离开的表演者感到恐惧。
他们被告知，如果失去李洪志的精神保护，他们会下地狱，或者面临巨大的经济处罚，或是人身危险。
2017年，现已离开的舞者黛西·王被发现与一个外人发短信谈论山下的生活，李瑞盘问了她好几个小时，直到王女士说出对方的身份。几个月后，她辞职了，但她表示，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克服对下地狱的恐惧。
前大提琴手内森·谢在2020年宣布离开时，李瑞愤怒地告诉他，必须偿还八年的学费——金额可能超过20万美元。其他六名表演者表示，他们也收到过类似的威胁。尽管该组织从未真正执行过这些威胁，但这让谢先生感到害怕。当时他只有22岁，银行账户里只有几百美元。
另一位前舞者张郡格表示，在2020年离开龙泉寺后，她害怕自己随时会意外丧命，因为她确信自己失去了李洪志对协助他拯救世界的神韵表演者的神秘保护。
约书亚·林在2012年前后开始对法轮功运动产生怀疑，但他试图把这些疑虑抛在一边。
他自15岁起就住在龙泉寺，多年来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李洪志的教义。但到2017年，24岁的他已经完全不再相信法轮功了。他看了一段关于邪教的YouTube视频，还很快被发现转发给了另一名乐手。
他在巡演中途被开除。在飞回澳大利亚的飞机上，他想到那些在山上一起长大的朋友，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后来，他才认为自己被开除是件好事。他成了一名游泳教练，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连锁炸鸡店，现在希望开一家汽车修理店。31岁的林先生说，他时常想，如果没有在龙泉寺度过九年，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他还担心那些仍然住在山上的学员。
“对那些刚加入的、正在遭到利用的，特别是年轻人来说，这真的不好，”他说。
“这只会不断重复。”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 于 2024-08-16 。
他们是大约20年前开始出现的，通常是在节假日前后，而且经常出现在高端场所：一群身着多彩演出服的中国舞蹈演员优雅地旋转。
先是在纽约市，然后是巴黎、多伦多和台湾台北，这些舞者——大多是青少年和年轻人——在舞台上翻腾跳跃，上下翻飞，想给人们带来惊叹和娱乐，同时也是为了传播受迫害的中国宗教运动法轮功的教义，法轮功是这些表演的幕后主宰。
自那时起，神韵艺术团已成为法轮功运动及其领导者的摇钱树，其门票销售遍及五大洲，票房收入超过2.65亿美元。
但对于支撑起这些演出的年轻人来说，成功的代价是高昂的。
《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吸引越来越多观众的同时，神韵将许多表演者视为可牺牲的消耗品。当演员身体不适时，神韵总是不鼓励他们就医，并通过残酷的情感虐待和操纵来强迫他们服从艰苦的排练和巡演安排。
在采访中，一些前神韵舞者回忆自己曾在膝盖脱臼、脚踝扭伤或其他严重受伤的情况下表演，他们不愿意寻求医疗，因为该团体的信仰体系认为，只有缺乏信仰的人才会依赖这样的治疗。
还有一些人痛苦地回忆起自己被教练要求定期称重，并被公开斥责他们太胖。
大多数人表示感到被这一宗教运动利用了，该运动专注于传播其观点——即使表演者在此过程中受到伤害，同时通过销售门票赚钱。
很多接受时报采访的舞者和乐师对公开讲述他们的故事感到犹豫，害怕受到法轮功和其领导者的报复。作为法轮功领导者的李洪志于1992年开始在中国开展这一运动，当时古老的气功正风靡一时。李洪志在流亡期间领导法轮功，同时掌管着纽约州北部一座占地160公顷、戒备森严的园区，许多神韵演员都在那里生活和训练。
神韵和法轮功代表发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接受时报采访的表演者对神韵舞团和法轮功运动的描述是以“古怪和夸张的方式”扭曲的事实。他们称时报的做法正中了想要根除法轮功的中共下怀，是在对一个提倡健康、道德生活和强大家庭与社群的信仰进行“充满偏见的攻击”。
法轮功部分基于佛教元素，认为修炼其姿势和冥想之道的人可以开悟。但在演讲和写作中，其创始人李洪志也融入了一些不太传统的思想，暗示他是宇宙的创造者，称虔诚的修炼可以清除体内的疾病，并暗示追随者可以发展出超自然力量，例如悬浮的能力。
在过去二十年间，李洪志将法轮功置于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直接对立的位置，中共曾监禁众多法轮功信众，并在国家宣传中将该组织妖魔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洪志的法轮功运动将神韵推向前台，作为该组织自己的一种宣传工具，通过由法轮功修炼者创办的公司网络（包括拥有广泛读者的报纸《大纪元时报》）放大该演出的反共信息。
在神韵内部，领导者告诉年轻演员们每一次演出都是一次紧迫的精神使命，并让他们相信，每一个公然反对该运动的人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
即便如此，仍有25名前舞者、乐师和教员向时报透露了他们在神韵的经历，其中包括数名在过去18个月中离开该团体的人。他们描述了神韵领导层近二十年来的一系列虐待行为，在此期间，进出该舞蹈团的演员有数百人。
他们的讲述，以及数百页的公开记录和数十份从该组织总部偷带出来的照片和录音，让我们得以罕见地直接了解到神韵组织内部的生活，神韵无处不在的广告将之称为“艺术的极致境界”。
广告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该演出旨在推广宗教运动。那些花钱来看神韵演出的观众——票价最高可达309美元一张——不会知道表演者是在为法轮功卖命。他们看到的是面带微笑的舞者跃上舞台，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表演同步旋转、空中劈叉等节目，其中有描绘法轮功信徒遭到中国警察殴打的场景。
但很多前舞者和乐师表示，他们把自己推向了身体和精神的极限，因为他们被教导，表演一场完美的神韵演出将拯救观众免遭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他们说，这一信息在课程中不断得到强化，灌输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
他们通常每天工作15个小时——排练、表演，甚至安装和拆卸沉重的管弦乐队设备——但工资很低，甚至没有工资，因为他们被灌输自己已经欠下了法轮功为他们提供的学费、食宿费用。
几乎所有表演者都是被家中虔诚的法轮功修炼者送到神韵的。一些人一些人在来到法轮功在纽约州的总部龙泉寺时还不到12岁。
未经特别许可，他们不能离开这里，与家人见面的频次通常也受到限制。许多人从美国各地和其他国家来到纽约，一直到20多岁还待在园区里。
从小随母亲在新西兰修炼法轮功的程清翎13岁时来到龙泉寺。现年27岁的程女士此前是一名神韵舞蹈演员，她说，她给自己在那里的不愉快经历——比如受伤未得到治疗导致她的左臂麻木，教练的不断吼叫，因一些微不足道的违规行为而受到同学的羞辱——赋予了更高的意义，从而显得合理起来。
“他们只是在测试我们的虔诚，”程清灵说她这样告诉自己。“但后来我想，如果我用正常人的价值观来判断，它就是错的。”
一些表演者想要退出，但艺术团还不愿放人，于是他们遭到了威胁和恐吓。他们的经理告诉他们，如果离开，他们会下地狱或面临危险，因为他们将失去李洪志的保护。七名前演员说，他们还被告知，如果退出神韵，他们必须偿还学费。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拒绝让李洪志和神韵领导人接受记者采访。
在一份声明中，代表他们的陈颖（音）和李维·布劳德表示，接受时报采访的表演者是“一个心怀不满的小团体”，讲述了“虚构的故事”。
他们否认受伤的演员经常无法得到医治，并称任何关于龙泉寺有毒文化的指称都是“非常主观且带有文化偏见的”。
“龙泉寺的社群是一个紧密连接、以亚裔为主的社群，重视纪律严明的学习和训练，并以开放、诚实和直接的互动为特点，”他们说。“我们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共同信仰的大家庭。”
他们还补充说，时报对于神韵的报道很可能会成为中共对法轮功污名化“皇冠上的明珠”。
1999年，在超过1万名法轮功修习者在北京的中共总部外静坐后，中国政府取缔了法轮功。自那时起，很多法轮功修炼者被拘捕，很多人警方拘押期间死亡。中国官员一直在针对法轮功追随者。
尽管如此，法轮功运动仍然蓬勃发展，在全球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在世界各地的公园里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练习法轮功柔和的动作。
随着法轮功的传播，李洪志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他在2006年帮助创建了神韵艺术团。现在，他和妻子李瑞一起管理位于纽约州北部的龙泉寺，寺内有一座高耸的宝塔和一尊巨大的金佛，佛像的面容与李洪志本人十分相似。
住在山上园区内的学生们被教导，见到李洪志时要称其为“师父”，并躬身抱拳。他们很快就了解到，李瑞是其规则的主要执行者。
很多接受时报采访的前神韵表演者表示，神韵给了他们旅行和提高汉语能力的机会，他们也认可其灌输的职业道德。
“就我个人来说，我很珍惜在神韵的时光。我学到很多东西，也成熟了很多，”神韵前舞者苏珊·周（音）在写给时报的邮件中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机构，为世界各地的人们创造了鼓舞人心的表演。”
但大多数人表示，神韵也给他们灌输了一些坚定的教条。
根据一份听者提供给时报的李洪志讲话录音，在去年的一节课上，70多岁的李洪志用中文告诉学生们，他创造了地球，并称“人类的音乐是我奠定的”。
质疑这样的言辞将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冒犯。
“在那里，我感受到的是让我俯首听命的巨大心理压力，”66岁的大卫·菲德勒说，他曾于2013年到2016年在龙泉寺教授小提琴。“你要么离开，要么主动放弃自己的理智，没法两者兼得。”
“地球上最棒的地方”
11岁时，凯特·黄（音）从台湾高雄的学校辍学，和她的母亲一起来到1万多公里之外纽约州奥兰治县库德贝克维尔乡下，这里是法轮功的总部所在地。
在那里，她进入了飞天艺术学院，神韵的演员就在这所寄宿学校接受训练。
黄女士没有跳舞的经验，但她的成长环境里有许多法轮功信徒，他们叫她抓住这个可以和李洪志接近的机会。她的祖母每天清晨4点开始练功。她的母亲曾售卖神韵的演出票。
“每个人都说你应该去那里，因为那是地球上最棒的地方，”现年26岁的黄女士说，她要求在文中使用自己的英文名。
很快她开始上舞蹈课，仰卧着进行柔韧性练习。一位老师抓住她的脚踝，把她的脚压向头部，越压越低，直到黄女士听到大腿发出了“咔”的一声，她说那声音似乎在整个教室内回荡。
她的老师通知了李洪志和校长，校长摸了摸她的腿，似乎想看看有没有骨折。她说，有好几个星期她走路都一瘸一拐。
几年后，在西雅图的一次演出前，黄女士在做前空翻落地时感到右腿一阵剧痛。她说，她的膝盖脱臼了。一位同学将她的膝盖骨按回了原位。
黄女士说，一名主管给了她一个冰袋，问她是否能继续演出。她忍受着钻心之痛完成了后面两小时的表演。
她说，这两次受伤她既没有主动提出也没有得到治疗，因为李洪志曾说，只有遵循他的教诲才能得到真正的治愈。
“如果我说想去医院，就会被贴上不够虔诚的标签，”黄女士说，她还说，她的膝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我不想引人注目，或者被其他人针对。”
共有14名前神韵演员告诉时报，他们的伤病没有得到治疗，或者他们曾看到其他人受伤但没有得到照料，黄女士是其中一名讲述者。
运动医学专家表示，在任何竞技舞蹈团演出都有受伤的风险。但时报发现，与许多其他大型舞蹈团不同的是，神韵并不提供常规的理疗师或医生服务。
而且神韵的演员主要是青少年，专家们表示，青少年舞者的骨骼和肌肉仍处于发育阶段，因此更容易受伤。
由于神韵的舞蹈编排要求很高，需要做背部弯曲的动作，其中还融合了芭蕾和体操的元素，因此风险尤为突出。此外，神韵的日程安排也非常严苛，要求学生演员每年把几个月的时间用于巡回演出，在演出地点之间乘坐大巴的时间可能长达16个小时。
他们经常一天演出两场。在最近一次巡回演出中，神韵的八个表演团计划在五个月内演出800多场。其中一个团在纽约林肯中心的大卫·科赫剧院12天内演出了14场。
纽约大学朗贡卫生学院哈克尼斯舞蹈损伤中心创始主任、骨科医生唐纳德·罗斯博士说，鼓励人们忍着疼痛跳舞或劝他们不要接受治疗，“至少可以说是非常野蛮和老派的，”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来说。“特别是在这个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年龄段，造成永久性伤害的可能性绝对是有的。”
一些受到重伤的神韵演员确实接受了治疗。神韵知名度最高的舞蹈演员之一蒲彧去年在网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他在跟腱断裂后接受了修复手术。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在声明中否认曾劝阻治疗。
他们表示：“神韵演员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会得到医疗服务，我们有医疗记录为证。”
但前舞者和表演指导告诉时报，这种干预非常少见。
13岁就开始参加神韵巡回演出的黛西·王（音）说，她在八年里五次扭伤脚踝，但从未要求过看医生。
王女士和其他人被告知，想看医生意味着他们的精神领域出了问题。
“只要发出正念，身体就应该会自己愈合，”现年28岁的王女士说，她指的是李洪志提出的冥想技巧，他说这可以清除导致疾病的恶业。
神韵成员中忍着伤痛表演的不只是舞者。
一位不愿透露姓氏的前音乐演奏者安（音）说，他在演出结束后帮舞蹈团装车时经常被金属器材箱划伤手。他说，有一次被划伤得很严重，他不得不用酒店的针线包缝合伤口。
在神韵的乐团演出大约四年后，另一名乐师、小提琴演奏者约书亚·黄（音）的右肩附近开始剧烈疼痛。他被带到李洪志面前，后者摸了摸他的头和肩，然后对他说，他已经被治好了。
疼痛接着持续了许多年，林先生的同学们告诉他，这表明他信仰不坚定。“我就一直忍着痛坚持演出，”林先生说。
直到离开神韵后他才去看了医生。那时他才了解了疼痛的大概原因：脊柱有一处椎间盘突出。
维持外表形象
一些前神韵学员还表示，他们遭受了情感虐待和操纵。
五名前舞者说，他们曾在减肥失败后被指导员在全班同学面前羞辱。
其中一名舞者张郡格说，13岁那年她身高1米64、体重约50公斤，她的舞蹈老师因为她比别人重而针对她。这名老师告诉她的同学，如果发现张女士买零食就举报她。张女士和其他人说，这符合神韵鼓励学生相互举报的广泛文化。她回忆说，有同学不止一次用身体阻拦她进入园区内的市场。
还有一次，老师说她不知羞耻，因为她在休息日买了三罐品客薯片。当老师质问张女士还想不想留在神韵时，她哭了出来。
尽管如此，张女士还是迫切希望履行她认为自己对李洪志许下的誓言。
“师父告诉我们，师父有无尽的法力，”现年28岁的张女士用中文说。“我们小孩子就相信了。”
到了20岁时，她通常一天只吃一顿饭。有一天，她喝着米粥，另一名老师问她怎么还要吃东西。她跑到浴室踢了一顿墙。
另一位前舞者回忆说，每周称体重的感觉就像走向断头台。她说，她让身体进入“饥饿模式”，并在踏上体重秤之前脱光衣服。她的体重被记录在教室张贴的一张纸上，被认为太胖的人的名字被涂成了红色。
还有一名舞者记得李瑞让她只吃黄瓜和西红柿来减肥。16岁时，这名舞者患上了饮食失调症。
那位膝盖脱臼的台湾舞者黄女士曾多次被老师提醒说她太重了。17岁时，她被调到校园的仓库工作，在电脑上设计神韵演出服的图案。
高中快毕业时，她接到通知，飞天学院在龙泉寺的大专学院没有录取她，她只能离开园区。
前学员说，这种身体羞辱的文化反映了神韵领导人对外表的执着。
根据对李洪志的演讲的翻译，在2016年的法轮功大会上，他说，神韵打造的美学吸引的是“中层和以上的阶层”，包括“受过良好教育的、文明的、高素质的人”。
李瑞经常穿名牌服装，休息日还带舞蹈演员去购物，这更加重了对形象的关注。一些以前的学生说，看到李瑞穿得如此时髦，他们感到很困惑，因为她丈夫的教导对物质享受持批判态度。一位前舞者说，李瑞曾送给她一个香奈儿钱包。
李瑞寻求的是不仅管理学生的外表，还要管理他们的感情生活。
前学员说，约会需要得到李瑞办公室的批准，这是神韵领导人对演员施加控制的另一种方式。其中11名学员说，李瑞和她的副手们还试图安排外国学员和美国公民约会或相亲，他们认为是为了使学员得到签证而鼓励这样做的。
荣·罗（音）在2021年之前一直为神韵演奏中提琴，他说，他认为这种牵线搭桥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将年轻人与神韵运动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这就相当于想留住劳动力，”他说。"找到一个符合他们要求的人相当困难。你需要有信仰背景。你需要服从不合理的要求。”
“你们不能吃苦吗？”
孙赞从15岁那年进入龙泉寺起，就听李洪志一直宣讲他们这些表演者肩负的神圣使命：让不信教的观众通过观看神韵演出获得拯救。
孙赞和其他六名前神韵表演者表示，令他们压力倍增的是，李洪志和他的下属告诉他们，舞台上的任何失误可能最终导致观众下地狱。
这使得他们以无比严肃的态度对待每一场演出。
曾在神韵领舞的孙赞说，为了将舞蹈动作练到完美，他一般每晚只睡五个小时。奶奶去世的悲痛、脚踝扭伤让人几乎无法走路的疼痛都没能让他停下练舞。
“实际上，直到今天仍然影响我的是心理创伤，”2015年离开神韵的孙赞说。“如果你做得不好，那就是你的错。宇宙因为你没有被拯救。”
演出结束后，一些舞团经理会抓住表演中的失误不放，并在同事面前羞辱犯错的人。他们常将这些失误归咎为精神上的失败。
大提琴手内森·谢（音）曾在墨西哥城的一场演出中拉错了音，事后乐团经理质问了他一个小时。他说，她指责他对李洪志的教诲不够专注，读了太多其他东西。她没收了他的Kindle。
这种训斥屡见不鲜。在《纽约时报》获得的一份去年的录音中，一位乐团经理训斥一群表演者训了一个多小时，告诉他们需要更加努力，才能达到李洪志的标准。
“我们不都跟师父保证过的吗？”她用中文问，“你们不能吃苦吗?”
他们说，李洪志和妻子鼓励学员将他视为父亲。
一些人回忆说，曾在父亲节和李洪志生日时为他庆祝，给他写诗，并送上千纸鹤等礼物。
与此同时，一些前学员表示，他们被告知不要与父母分享神韵的某些经历。许多学员每年只在两周的暑假期间和家人见面。
他们说，山上的主管还控制他们接触外界信息，阻止他们提出异议和进行批判性思考。
学员通常要到20岁出头才可以拥有智能手机。近年来，那些没有手机的人每天只能用指定的电脑上网15分钟。
学校控制他们听的音乐、看的电影和读的书。他们被禁止浏览“普通媒体”，即未经法轮功批准的新闻机构。
他们说，对法轮功运动背负的责任感使得许多表演者忍受长时间工作和低工资。
八位前神韵表演者表示，他们在第一年巡演时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一位前乐手说，她的乐团经理解释说，这是因为新表演者还没有拯救足够多的人。
在第二年巡演时，学员通常每月会获得几百美元的薪水，随着时间的推移，工资会有所增加。
一位只愿意透露姓氏的刘姓前小提琴手表示，他开始感觉自己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受到剥削。
“我们为他们赚了这么多钱，也为他们省了这么多钱，这真的很荒谬，”刘先生说，他2012年12岁时来到龙泉寺，2017年离开。“当时，我确实感到很困扰，我们什么都没得到，他们却赚了很多钱。”
对纳税申报文件的审查显示，神韵的薪酬支出在收入的占比远低于其他几家总部位于纽约的大型非营利舞蹈和剧团公司。
有些学员表示，他们经常每周工作六天，并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只要有报酬，他们就应该心存感激。
他们告诉时报，大多数前表演者在二十五六岁之前的年收入不超过1.2万美元。从龙泉寺毕业后，一些学生表演者会留在神韵团体中成为一名专业舞者，赚得比之前多一些。神韵也会从外界为其乐队招募一些专业的乐手。
神韵和法轮功的代表在声明中表示，关于未成年演员报酬低的说法是对神韵雇佣行为的“严重误解”。
他们表示，“神韵艺术团是一个专业的艺术团体，仅由成年的专业人员组成。”他们补充说，符合条件的龙泉寺学员可以随团巡演，作为他们课程的一部分。
“这个项目合法、透明，是有抱负的艺术家们非常向往的机会，”他们说。“学生在实习期间获得津贴是行业标准做法。’”
离开组织
神韵的负责人使用的策略常常令那些想要离开的表演者感到恐惧。
他们被告知，如果失去李洪志的精神保护，他们会下地狱，或者面临巨大的经济处罚，或是人身危险。
2017年，现已离开的舞者黛西·王被发现与一个外人发短信谈论山下的生活，李瑞盘问了她好几个小时，直到王女士说出对方的身份。几个月后，她辞职了，但她表示，花了好几年时间才克服对下地狱的恐惧。
前大提琴手内森·谢在2020年宣布离开时，李瑞愤怒地告诉他，必须偿还八年的学费——金额可能超过20万美元。其他六名表演者表示，他们也收到过类似的威胁。尽管该组织从未真正执行过这些威胁，但这让谢先生感到害怕。当时他只有22岁，银行账户里只有几百美元。
另一位前舞者张郡格表示，在2020年离开龙泉寺后，她害怕自己随时会意外丧命，因为她确信自己失去了李洪志对协助他拯救世界的神韵表演者的神秘保护。
约书亚·林在2012年前后开始对法轮功运动产生怀疑，但他试图把这些疑虑抛在一边。
他自15岁起就住在龙泉寺，多年来一直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李洪志的教义。但到2017年，24岁的他已经完全不再相信法轮功了。他看了一段关于邪教的YouTube视频，还很快被发现转发给了另一名乐手。
他在巡演中途被开除。在飞回澳大利亚的飞机上，他想到那些在山上一起长大的朋友，也许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后来，他才认为自己被开除是件好事。他成了一名游泳教练，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连锁炸鸡店，现在希望开一家汽车修理店。31岁的林先生说，他时常想，如果没有在龙泉寺度过九年，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他还担心那些仍然住在山上的学员。
“对那些刚加入的、正在遭到利用的，特别是年轻人来说，这真的不好，”他说。
“这只会不断重复。”
假如有丑陋的《反共的华人》在这个核物理研究所，寒春是否能去中国？当然，寒春到了中国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帮助才能安全到延安。
寒春也没有向核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同事隐瞒去中国的决定，虽然费米等人都持不同意见，但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一丝消息，因为他们都有着一致的想法：人们有权自由地追求理想，哪怕是与自己意见不合。寒春离开之前，同事们自发地为她组织了欢送会，费米还送给她一部照相机。此后40年里，寒春用这部相机拍下了数千张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有一批支持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友人，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对外传播20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有一些留在中国，参与到教育、医疗、外交等事务中，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借他们的目光来重返20世纪的历史现场。国际友人的个体生命经验与20世纪全球进步运动的思想与行动网络交织，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相互作用，呈现出一个复杂、动态的全球20世纪时代景观，也为反思当下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独特的视野。
北京市昌平区的沙河大学城里，有一块面积不小的农田，在钢筋水泥的现代化景观中间，那一抹绿色显得格外突出。这块农田名叫“小王庄农场”，也称北京农机试验站，隶属于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简称“农机院”）。它能在城市扩建中保留下来，要从在这里工作过二十余年的一对美国夫妇说起，他们就是两位著名的国际友人：阳早（Erwin Engst，1918—2003）和寒春（Joan Hinton，1921—2010）。
1992年，北京农机试验站（当时名为“沙河农机试验站”）附近王庄村的一些麦地被围起来，准备用于开发，遭到了阳早和寒春的强烈反对。经过商议，上级领导决定尊重他们二人的意见，并对农机院相关负责人约法三章：“第一，试验站的农田未经批准，不许改变用途；第二，以后试验站对外合作大项目，要和阳早、寒春商量；第三，试验站这块地要保住。”
阳早和寒春的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分量，是因为这个试验站的重点成果—中试奶牛场，是由他们呕心沥血、精心打造的。这也是我国第一个自主设计并建设的机械化养牛场，对于推进农业机械化改革、改良奶牛牛群有重要意义。
对于这对美国夫妇来说，中试奶牛场只是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中的一段。自20世纪40年代末第一次踏上这个东方国度以来，从延安到瓦窑堡，从内蒙古大草原到陕西农村、再到北京城郊，他们怀着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赤子之心，全身心投入中国革命，在踏实、朴素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始终坚定地走在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长征路上。
阳早：追求平等的农场主
阳早于1918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农场，从记事起就打着灯笼在牛棚里边帮着大人挤奶。阳早的父亲是被农场主收养的孤儿，年轻时当过煤矿矿工，参与过工会，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但阳早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爱德娜独自一人抚养十个孩子，又恰逢大萧条时期，家庭经济十分困难。阳早靠勤工俭学读到大学，最初在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医学，后来发现自己还是更适合做农民，于是转入康奈尔农学院，并与寒春的哥哥韩丁成为室友。20世纪30年代，欧美国家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而苏联却是高歌猛进、蓬勃发展，这种鲜明的反差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阳早的家中，既有左派，也有右派，还有中间派，兄弟姐妹们经常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展开激烈讨论，争执不休。阳早站在左派一边，他从15岁开始就阅读了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对书中描述的苏联社会中“不允许高层干部获得高薪和特权”的内容很感兴趣。
在大学期间，阳早结识了他在政治上的启蒙者、韩丁的姐姐韩珍（Jean Hinton）。当时，韩珍受到身边左派人士的影响，对美国和世界的政治问题很感兴趣，并热衷于宣传进步思想。她常常来找弟弟韩丁，给他和阳早带来华盛顿的最新消息以及一些进步书籍，其中就有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让阳早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韩珍还将一些活跃的美国左派人士介绍给阳早，在他们的影响下，阳早产生了参加更大范围社会斗争的想法。
1946年，适逢联合国救济总署招募一批畜牧专家前往中国，可以提供路费和工资，阳早借这个机会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亲眼看到了当时贫困、落后、饱受战乱与疾病侵蚀的旧中国。来到中国不久，阳早就离开了联合国救济总署，从北平飞到延安，那是内战爆发前飞往延安的最后几趟航班。一到延安，阳早就感受到了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巨大差别。这里虽然贫困，但没有乞讨、皮条客，也没有坐在豪华汽车里招摇过市的腐败官员。虽然物质条件艰苦、生活水平很低，但是人们拥有积极、自信、乐观的精神面貌。阳早很快就被这种平等且充满热情的革命氛围所感染。几天之后，时任中央外事组副组长的杨尚昆来看望阳早，随后安排他去延安郊区的光华农场。在这里阳早获得了自己的中文名字，这是农场的一些友人为他提的建议，为了纪念不久前被国民党杀害的著名记者、中共党员羊枣。
不久，传来了胡宗南的部队要进攻延安的消息，党中央准备撤离、转战陕北。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撤退前接见了当时在延安的几位外国友人，包括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特朗、学者李敦白、马海德大夫以及阳早。当时，他们四人均要求与所在组织一起撤离，经过考虑，最后中央通过了三人的请求，让斯特朗回到国统区，希望她利用记者身份将解放区的真实消息带到世界各地。就这样，阳早回到光华农场，准备和同事们以及农场的一群荷兰奶牛从延安转移到内蒙古和陕北交界地区。
阳早和寒春在延安
这次转移行动非常危险，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牺牲。那段时间，阳早一行人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艰难跋涉。他们每到一处，就派人与当地的党组织联系，获取国民党的信息并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为了避开飞机大炮、电台测位仪，他们白天躲在窑洞、山沟里，晚上才能出动。一次，刚刚经过疲惫的夜间行军之后，同志们正在村里扎营，准备休息一下。但侦察兵的警报紧跟着传来，全体人员必须立刻打包撤离。阳早和几位同志在撤离队伍后面负责赶驴，但是在过河的时候，一头驴被鞭子抽了一下，突然发了疯似的往上游跑，把背上驮着的补给包裹甩在河里。阳早见状立刻潜入水中，不顾安危地拼命捞取包裹。这一举动深深地打动了农场的其他同志，从此以后大家对阳早这个大个子外国人更加信任，关系也更加亲密了。
在六个月里，阳早一行人居无定所、风餐露宿，还要随时与国民党军周旋。阳早由于食物缺乏而严重营养不良，但他还是顽强地跟着队伍一直走，直到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
这段经历让阳早亲身感受到共产党的军民一心、团结一致，亲眼看到陕北老百姓如何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有幸经历了西北解放战争，在六个月当中，亲见了什么叫人民战争、什么叫和人民打成一片……有了正确的领导，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敌的，这是因为他们依靠群众。”
从此阳早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也正是这种情感促使他最终选择留在中国，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无私地奉献终生。
寒春：寻找方向的核物理学家。
寒春（Joan Hinton）与阳早的成长经历有很大差别，她出身知识阶层，家族中不乏历史上的名人，包括布尔代数的提出者乔治?·?布尔和著名小说《牛虻》的作者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寒春的父亲是一名律师，母亲从事教育工作。她的母亲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发掘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
寒春在母亲的培养下形成了自信、乐观、独立的个性，而且勇于探索、勤于思考、善于动手。中国媒体往往形容寒春初来中国时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感，其实并不恰当。寒春最喜欢的恰恰就是经历一件事情从无到有的全部过程，她对这种挑战带来的新鲜感和成就感充满了热情。寒春在美国时，经常连续几星期在森林公园野营，需要自己搭帐篷、寻找食物和水源。所以当她来到一无所有的新中国时，并没有受到艰苦条件的影响，反而找到了能激发自己兴趣与激情的事业。对于寒春来说，在中国从事农机具的工作和在美国研究核物理没有太大差别，两者都是要白手起家，在空白的领域创造新的东西。
1945年8月在广岛、长崎爆炸的两枚原子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浩劫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卷入其中，无数人的命运因它而发生难以预料的转变，寒春就是其中之一。
而寒春与原子弹的密切关联以及最后出人意料的人生转折，让她的故事富于传奇色彩并且更加耐人寻味。1944年，在威斯康星州大学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的寒春入选曼哈顿计划，前往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寒春协助美籍物理学家、“原子能之父”恩利克?·?费米共同完成了原子铀的临界质量的测量工作，这是原子弹研制工作中一个关键性的实验。曼哈顿计划完成后，寒春接受费米的邀请进入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工作，她身边云集了诸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欧文?·?张伯伦、“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等核物理领域的重量级人物，同学中不乏杨振宁、李政道这些未来的学术明星。可以预见，如果寒春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她的科研事业前途无量。
但当核武器首次用于军事活动并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时，寒春开始意识到在纯粹的科学研究之外，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科学为谁服务”的问题。她积极加入科学家对军方的抗议之中，参与了旨在争取平民对原子能控制权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家协会”，并跟随协会到华盛顿进行宣传、游说。但是这些社会活动收效甚微，而且寒春发觉核物理领域越来越封闭，她申请的奖学金以及实验所必需的某些试剂都来自军方的支持，自己所做的实验物理的成果，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进一步改进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寒春献身纯核物理研究的理想就此破灭，她深受打击，同时也倍感迷茫，不知道自己在核物理研究之外还能做什么。此时，在中国革命中干得热火朝天的阳早频频来信，反复劝她来中国、来延安看看，信中描绘的另一个世界深深吸引了寒春。
在韩丁的帮助下，寒春向宋庆龄主管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申请物理教师的职位。拿到录用函之后，她很快申请了护照准备远行。寒春将自己去中国的决定首先告诉了杨振宁，杨振宁这才明白为什么前一阵子寒春向他学习中文，她学会的第一句是“这是一支铅笔”。后来寒春曾给杨振宁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还记得你教我的第一句中文，现在我在教我的孩子们第一句英文”。
寒春也没有向核物理研究所的其他同事隐瞒去中国的决定，虽然费米等人都持不同意见，但从始至终没有任何人向政府透露一丝消息，因为他们都有着一致的想法：人们有权自由地追求理想，哪怕是与自己意见不合。寒春离开之前，同事们自发地为她组织了欢送会，费米还送给她一部照相机。此后40年里，寒春用这部相机拍下了数千张照片，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1948年，寒春在旧金山搭乘“戈登将军”号客轮前往中国，经过18天的漂泊到达上海。那时，解放战争的局势已经日渐明朗，中国即将正式开启新的历史篇章，刚刚落脚中国的美国人寒春也从此开始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寒春阳早扎根中国的革命伉俪。
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寒春就迫切地想要到延安去。但是，内战时期国统区与解放区彼此隔绝，前往延安十分困难。寒春在中国的第一年是在漫长的等待和反复失败的尝试中度过的。
1949年初，北平城外围已经解放，国共双方就北平和平解放进行最后的协商。恰好此时一群燕京大学的学生要出城返回北平城外的校园，寒春就趁机混在燕大师生的队伍中走出了城门。这时，她才第一次进入解放区，也见到了解放军的风采，这令寒春格外激动。但是出城之后，寒春还是没机会前往延安。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她又跟着解放军进了北京城。这一出一进之间，老北平已经翻开了历史的新一页了。后来寒春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天整个城市都沸腾了！城门敞开着，解放军正在进城，我便跟着队伍走。人们向队伍抛撒糖果，每个人都在鼓掌和欢呼，我被看作解放区来的一员而受到隆重的欢迎！”
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反面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全体党员，他用机枪上课。看来让人们认识真理，光有正面的经验是不够的，还要有反面的教训才行！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来负责。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以过去的户籍资料为准进行清查户口、划分保甲等工作。西方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详尽的一次户口清查，其目的是为了抓住任何一个红军或党的嫌疑人员及家属。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蒋介石曾以“滴水不漏”来评价别动队的工作。
全面占领苏区后，国民党在江西搞的“新江西模式”的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前别动队人员刘操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 “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有几万人。别动队还在各村成立夜校，前苏区成年男女都必须进夜校，参加壮丁队、“铲共义勇队”。成年男女进民众夜校后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而江西各地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所有的青壮年男女都必须在别动队指挥下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江西的共产主义思潮被根本地根绝了，几年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半月记》里，以“江西地方迅速复兴”的字样，来概括别动队的成就。在江西，别动队也因此达到了它组织的顶峰。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一些考察战后江西社会的记者和学者，他们婉转、隐约的文字背后，描述的则是在大约3年时间里，别动队毫无人道、血迹斑斑的恶行。在无人区、收复区和 “标准战略村”，在每一个村寨乡镇，别动队成为东南部江西事实上的“军政府”，而且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卑劣凶狠的政府。对原苏区，他们所到之处，石头过刀，万户萧条，一个人口不过二、三十万的小县往往就被屠戮精壮数万人。在闽西的连城、江西的兴国等县，仅三年时间就变成了几乎没有男人的县份。《北华捷报》的一名记者言辞晦涩地称：……“恶棍们”对于别动队甚为恐惧。国民党的数字是在三年中消灭了100多万江西“赤色”分子。宋美龄的说法则要放肆、大胆得多。在一次旨在嘉许别动队的谈话里，她说：别动队在江西已经“结束了对人民的军事.”，而在河南，“应采取相同的办法”。
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其实施的政策如何形容呢?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蒋交给别动队的具体政策如下：【“匪共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 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 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个星期，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从1927年4月12日实行反革命政变开始，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就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极端口号，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进行疯狂大围剿大屠杀。近据可靠史料记载，仅在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间，蒋介石和国民党就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民主人士和无辜群众多达31万人。
在蒋介石挥舞屠刀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严重威胁下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在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绥靖"会议，确定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别"围剿"各苏区红军的总方针。蒋介石随即调集湘赣两省十八个团的兵力，分五路三次“会剿”井冈山。蒋军在占领井冈山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大规模报复性屠杀。蒋军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单大井村先后就被焚烧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有137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数，被蒋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而且令人发指的手段不计其数。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比如，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据当地史料的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在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蒋介石和国民党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历史，是十分残酷和血腥的，也是令人无法想象和无法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