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

青年人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

 

那时代青年人没人《躺平》。

转载《我是知青，无怨无悔》

作者: 范洪利

留在城市也好，奔赴农村边疆也好，知识青年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把复辟希望寄托在第四代第五代身上的阴谋。青年人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既能经风雨，见世面，得到多方面的锻炼，又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添力量，是“树人育才”的百年大计。只有毛主席这样关注“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装着世世代代人民福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雄才大略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深思熟虑，把人民江山为人民、人民江山人民葆、人民江山不变色这样的千秋大业，通过组织千百万年轻人在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空泛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实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通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立志励志，宏图大展，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并且一代一代往下传，一代一代接着干，“要为那天下的穷人争自由”，“不灭豺狼誓不休”。

反修防修，敲响警钟，但从下至上，一开始就有人对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战略部署不以为然，不能站在战略高度上去认识、理解和执行，对子女上山下乡与工农结合持抵触、排斥、反对的态度，有的通过权力，有的通过关系，千方百计把子女上调回城。所以，批林批孔时才“三箭齐发”，批林彪批孔老二还多出了一个“批走后门”。

上山下乡，潮流所至，热血儿女衷心拥护，迎流而上，“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时刻听从党召唤，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新中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但也有些了沾染小市民习气的子弟，从小就安逸于“饭来张口，茶来伸手”，内心世界中的边疆农村，是“苦海”“苦缸”，对上山下乡压根没有过印象和好感，在迫于现实、卷入浪潮之后，也从未安下心来参加劳动，念念不忘的，唯有如何伺机回城。进入兵团，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在外面鬼混；探亲回到城里，一呆就是半年三月，家长面前叫苦不迭，牢骚满腹不思归队。在兵团这么多年，他们的出勤率经得起考查吗?这些自以为是的“高大上”者，在边疆这山望着那山高，回城以后，能洗心革面不再吊儿郎当了吗？

按当时政策，父母中有人支内，可以把一名子女调在身边。其中有个在二团的，他老爸亲自拿着上海市劳动局的函件到团部办调离手续。经办人员答复：这人一年多不见踪影了，发信函，上门打探，都没回音，我怎么能为一个失联者办理调转？据说，这项手续延了两年才办成。能指责这是二团有关人员在刁难人家吗？再问一句；要是都像这类“城里人”那样害怕艰苦，逃避劳动，边疆的发展又何从谈起？

置劳动锻炼于身外，视人民群众如草芥，在广阔天地里怨天忧人，不思进取，既不想学，也不想干，却把自己眼高手低、虚度年华的责任一棍子归咎于时代和兵团（农场），这不符合知青队伍勤学苦干的本质和主流。许多困难，诸如男女比例失调等，党组织不是一筹莫展、不予重视的。在当时的背景下，因为牵涉到户口、身份等政策性很强的现实问题，单凭兵团（农场）自身的实力，是难有作为、难以解决的。至于“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等，用老工人的话说起来，那叫“躺在金山上伸手讨饭”，伙食问题，粮食有国家供应，蔬菜得自己动手。领导班子不求作为，懒惰虫自己不愿动手，靠偷能解决吗？

四季如春，土壤肥沃，雨量充沛，资源丰富，西双版纳自然条件的优越和独特，几乎是得天独厚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七一年随行带了些种子，没有什么不能长、没收成的。七四年，我们五营组织连队干部到七营三连参观，这个连队撘了好多棚架，爬满了水瓜(我们上海郊区称为夜开花）藤，大大小小的水瓜，悬挂着的少说有150只；近十亩菜地，茄子刀豆卷心菜，葱姜韭菜空心菜，绿旺旺的一大片；猪圈里，喂养着的苗猪肥猪架子猪有四、五十头，圈外的场地上，还有一群鸡在啄食，这个连队也是知青居多，割胶为主，没人对伙食不满意呀。带队的张副营长问大家；我们有些连队为啥至今连一块像样的菜地也有不起？他指的是十连、十一连两个连队，尤其是十连，连续几年经常喝“玻璃汤”，干部汇报时都不好意思抬头说话。有个副连长私下里摇着头对我说：不是我们不种，是因为种下去等不到收获，就被偷得只剩秧飏头了。“只有成夜做贼的，哪有成夜防贼的”，你防黄昏他偷半夜，你防半夜他偷拂晓，偷盗成风，逮住了又能怎样？讲起来叫“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但无政府主义残余的影响和表现，用湖南老乡话说，这叫“死猪不怕开水烫”、“人不要脸，鬼都害怕”。顽劣之性，屡教不改，偷得干部没精打采，偷得队伍人心涣散。你说，伙食长期得不到改善的黑锅，就该有农场干部给背着吗？

有些公知的心胸中，从来没有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总是以讨伐者、批判者的教师爷嘴脸，站在被人民剥夺了“天堂”的“剥夺者”立场上，极端仇视新中国的一切，对上山下乡运动更是颠倒黑白，大肆挞伐，极尽诽谤污蔑之能。之所以要撕下那些无良文人的伪善包装，揭露他们的邪恶之心，是因为他们从动机、目的、语言到手段，都是在赤裸裸地造谣撒谎，对西双版纳数十万知青的凌云壮志、家国情怀、成长成才、青春奉献视而不见，只字不提，而对那些根本不入流的所谓“阴暗面”，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的所谓“受苦受难”，如同苍蝇逐臭般地饶有兴味，抓住不放，无限放大，炼成毒箭，箭箭射向兵团（农场），射向那个时代，这难道只是他们的食痂之癖吗？

与此相呼应的是，个别知青也不问问自己在边疆蹉跎岁月，是怎么过来的，多干了些什么，回城后，又是告状，又是控诉，为无良文人否定知青生涯、寻找“落难伤痕”脱裤子，裸身子，递刀子，送炮弹，以一面之词鸣冤叫屈，洗白自己。懒汉懦夫，俨然成了“反迫害”“反潮流”的盖世英雄。挺立在西双版纳群山上的橡胶树在抽泣滴血：翻转面皮忘恩负义、虚无历史否定过去，对得起当年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心手相连尽心尽力的老职工和战友们吗？

一棵胶树一颗心，一片胶林一片情。去西双版纳，我是以种植橡胶为己任的。但栽得不多，只有１７８株，１９７3年雨季里栽下的。75年８月去七连，顺便看了一下，长大了，高度有一米七，茎粗有四、五公分，山腰间，亭亭玉立，阳光下，熠熠生辉。５０年了，现在估计该是一抱多粗。那时说，苗儿长到第七年就能产胶，估计出胶至今，产量累加，能以“吨”论了。

栽种橡胶树，是我们新建连队的首要任务。七一年咋到，老职工指着北、东两处山上砍下的竹木野草，说这是他们奋战了四个月的成果，叫“砍坝”，接下来是“烧坝”。三月中旬（大概是23日）的一个傍晚，连长指挥我们进入“防火隔离带”，几个排长用旗语打着手势后，由二排长老钟哥率先点火。火光窜起，四处响应，火势哔哔啵啵地快速蔓延，烈焰升腾，火柱冲天，成了火的海洋，火的世界，持续到九点半才逐渐熄灭。烧坝后热冷空气对流，凌晨四点来钟，又打雷又刮风，迎来了入疆后的第一场大雨、第一个雨季。

接下来的任务是清坝，为下一道工序挖梯田作准备。就是把满山横七竖八、烧剩的残余树竹清理一遍，有的一烧了之，有的集中在一边，陆续扛到伙房作柴火用。烧山只需一夜，清坝颇费功夫，这活干了差不多一个月时，

接下来开始育苗。育苗不难，移来沙土，建了苗床，领来了有鸽蛋那么大、颜色和形状与蓖麻籽一模一样的橡胶籽，挑拣、晒过后，一颗一颗均匀地安放在苗床上，个把月就发芽了。还先得移植到另一块地上，长到一米来高锯断主干，有专人来嫁接，待到第二年才能再次移植种入穴中。橡胶苗不娇生惯养，成活率还是相当高的。

因为我被派遣到地方上搞阶级复查，回来已经是七二年的七月初，赶上了“打穴”。就是在整平了的梯地上，每隔二十米开挖一只六十公分占方、五十公分深的洞穴，清一色男子汉，一天的任务量是45只，包干到人，必须保质保量，且有专人验收，进度有快有慢，但没有不完成的。

打了穴，就是栽种了。这是再次嫁接过的树苗，嫁接处有一枝嫩芽，那得好好保护的。我领着全排人马，跟着老陈，到三连的那块苗圃地里，小心翼翼地挖出了幼苗，树桩大约30公分高，根系倒有25公分围园，挑回连队，置放在阴凉处。下午先是“酱根”，一株一株地把根系浸没在用猪牛粪和的稀泥坑里，稍后挑上山，放入穴里，竖直了，按照根须“长相”一层一层理直、理平，不可断，不能曲，保证根根完好，捏碎土壤逐层慢慢撮入，不能操之过急，是颇费功夫的。近乎精雕细琢的操作程序，有利于胶苗入穴后在短时内融入水土，发挥根系合力，吸收养料，保证种一株活一株和成活后的茁壮成长。老陈是手把着手为大家做演示的，告诉我们农场初创时期，领导和职工对胶苗培育的重视和精细，有人曾经因为把三株胶苗扔入山沟而被判过徒刑。所以，从刨出苗床到植入洞穴，我们都十分认真，觉得这是在履行一份责任，满足一份心愿，没有掉以轻心的，更没有偷工减料的。七五年我去看的时候，周围山上一片一片的绿油油，旺盛着哩。

栽树不足两百，少了。一是因为在连队只赶上一个能栽的雨季，其余从事的，大多是服务性工作，苗圃地护苗，胶林除草，盖茅屋，修公路，开菜地，等等，都是围绕主业开展的。其次，是因为我岗位变动，调到了营部，虽然要下连队参加劳动，访问采风，但锄头毕竟扛得少了。

开荒，砍坝，挖梯地，打穴，这些活计不算轻，但也不算重。1970年12月，我随大队民兵连参加川沙县组织的马家浜疏浚工程，北起凌桥，南至孙桥，就是一个生龙活虎、热火朝天的大战场。披星戴月，挑灯夜战，35天的工作量，我们24天就完成了。好几个晚上，回到宿舍，我还赶写表扬稿送广播站，为大家鼓劲加油。连续作战，不怕疲劳，开河工地上，我们东滨大队的民兵，谁也没休息过一天，得了公社的第一名，县里的第三名。进入兵团后，挖梯地，修公路，砍坝，经历了好多次“大会战”，露宿在山岭里，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但平心而论，所有繁重忙碌的劳动，还没有遇到过其强度超过家乡三个“农忙高峰”和马家浜疏浚工程。那时虽然没有《劳动法》，但是正拉八经的八小时工作制，节假日和星期天都能休息，没听说有什么“疲劳作业”，“超负荷运转”，更没有什么“白加黑”或者“九九六”。生产任务按年度、季度、月度编制后下达到连队，每周、每天的工作量，一般按月度计划分配和执行，具体操作时轻重分类，男女搭配，一年四季，没有闲着的时候，除了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外，也很少需要加班加点。有时候，为完成某项特殊任务必须抢时间，争速度，团组织义务突击，一般不会超过两小时，青年们踊跃参与，有的因为没轮上还不开心呢。不知《我要回家》那本书中，所言的知青如同流放者般地遭惩罚“服苦役”的现象，究竟发生在什么时段、什么地点、什么单位、什么人、多少人身上？我们江镇、川沙县的老乡，除了个别因为遇到意外而不归，决非是干活而累死的。79年回老家，谁也没缺胳膊少腿，告别边疆，牵儿携女，重新创业，都活得好端端的嘛。

要说完成的工作量和辛苦程度，除了挖梯地之外，我觉得原属水利兵团的战友们要比我们累得多。在蜿蜒起伏的崇山峻岭中，他们凭双手用锄头和铁耙,掏出了一筐又一筐坚硬的沙砾，修筑了总长达49.6公里水渠道；在波浪滔滔的南蜡河上，靠铁锨搅拌和推车运送，浇铸出底宽7米、高4米、顶长74米的拦河大坝。冲锋陷阵，英姿飒爽，攻坚克难，神采飞扬，狂风吹不倒，巨浪打不散，水利兵团中有近半数的女青年，进入施工现场，重活累活技术活，都拿得起放得下，使足十分劲，顶着半边天，巾帼不让须眉！修渠筑坝历时四年，他们群策群力，还自己动手，开垦了5460亩荒地，种粮豆，栽果蔬，喂养鸡鸭猪牛，肉菜基本自给。

“旌旗在望，鼓角相闻”，除弊兴利炮声隆，造福于民同心干，实现了勐腊县“要把山河重安排，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誓言，把丰厚的水资源开发成为发电和灌溉综合利用的现实。建成以后，不但消除了边寨缺水的困难，改善了生活条件，更利于地区的快速发展、规模发展和长远发展，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上海热血知青与边疆各族人民携手并肩，顽强不屈，战胜艰难、征服自然的辉煌成果和精神象征。傣楼瑶寨哈尼村，龙仔咪涛老阿琵，各民族百姓都由衷感激，盛赞颂扬，知青美名，流芳百世。为祖国强盛，劳动光荣；为人民服务，奉献崇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创造者默默无闻，“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yongbing1993]

一个县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镇坪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一、运动的时代背景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在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同日,《人民日报》报道兰州市1.8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武汉市2万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从此以后,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二、镇坪的运动概况

和全国一样,当时的镇坪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基本途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是反修防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我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1968年12月,根据省、地革委会有关精神,县上成立了“精减下放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城镇居民的下放、安置。镇坪县革委会下放安置办公室1969年5月25日，专门发文（镇坪县（69）字第002号），通知做好上海市到镇坪县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的欢迎、安置准备工作，要求各公社随时做好准备，妥善安置上海市知青200名、西安城市居民2000名。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毛主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和执行中、省有关文件会议精神,1973年11月，县委成立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把“精减下放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改为“中共镇坪县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对知青比较集中的公社,配备知青专干，公社和大队普遍建立“再教育”小组,生产队设“三管”（学习、食宿、劳动）人员。知青下放较多的单位,除确定专人负责外,并选派带队干部,到农村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组织知识青年学习,解决知青的实际困难。县、社、大队各级均有1名领导主管知青工作。

据现有资料记载，从1968年开始到1978年，镇坪县共接收、动员365名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其中1968至1972年71名，1973年至1978年294名。分别安置在六个公社十八个大队，主要有投亲插队的、集体落户、办林茶场三种安置形式。在队期间，农村各级党组织积极培养教育，组织知识青年学习党的方针政策，鼓励他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进行遵纪守法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教育，重视后进青年的思想转化工作，为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和发展农村经济做了不少工作。知识青年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锻炼成长，陆续走上不同的工作岗位。1978年开始，从下乡知识青年365人中，招生49人，招工273人，招干19人，参军16人。对于因年龄或已婚等不符合招工条件的5人，也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批准回城。解决和恢复了本人、子女的商品粮，并与本人协商同意，安排了适当的生活出路，从事个体经营经济上困难较大的，还在经济上给予扶持。转外地3人。

对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新生事物，领导上也有一个认识过程，认识由浅到深，由重视不够到比较重视，刚开始时口头上讲百年大计，心里想的是权宜之计。自从传达中发（1973）21号、30号文件之后，领导开始重视起来了，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领导更加重视。知识青年下乡之前，县委都要专门研究知识青年工作。县上领导还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1974年，仅部局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就有十一人送孩子去农村插队落户，并鼓励孩子树立长期扎根农村思想。知识青年下到农村，也逐步体会到，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那里有学不完的事业，是大有作为的，都纷纷表示要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干一辈子革命，他们积极投入三大革命斗争实践，“主动、自觉、虚心”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克服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他们实现了下乡前的诺言：“我们有一颗永远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红心，能够使我们保持高昂的战斗意志，克服困难。在广阔的天地里，我们一定抢大苦吃，找重活干，争重担挑。”

运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少数公社和大队革委会对下放安置和知识青年、下放干部再教育工作的不够重视，没有放在议事日程，把下放安置工作当做包袱。二是部分知识青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没有扎根在农村的思想。三是有的公社对安置经费管理不严，有开支不合理，私分挪用等现象。四是个别家长有将自己的子女长期留在城镇，支持外出找工作谋求出路的想法。针对这些问题，镇坪县下放安置办公室于1969年就以3号文件形式发出通知，对下乡知识青年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比如由公社革委会提出具体意见报县革委会政工组，对插队落户知识青年进行鉴定；根据劳动科的记载，领取每天不超过0.5斤补助；知识青年参加农村分配，暂按农村社员口粮标准分配；本人无正当理由不下队，经再三教育仍不下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劳动锻炼者，按“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布告办事，严肃处理甚至开除等。

1974年到1978年，国家财政共拨付知青经费106330元，开支100947.91元（其中建房费40040.98元，生活费38791.95元，三具费10859.11元，宣传费2335.34元，专用补助294.50元，学习费1590.41元，医疗费1962.51元，业务费4335.11元）结余经费2441.13元，79年底上交财政。

全县共为知青建房115间，72年建15.5间，73年以后建99.5间。知青工作政策调整后，房屋移交给社队并办理了移交手续。先后添置“三具”（农具、灶具、家具）1545件，损失416件，分送社队218件，折价处理901件，变现2244.59元。于1979年3月以前移交完毕。

1978年,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一九七八年,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1978）74号文件精神,从我省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下乡政策进行逐步调整,缩小了上山下乡范围,确定不再搞分散下乡安置的形式。随后又按照“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要求在一九八一年底前,将先后分散插队的知青妥善安置完毕,这一决定受到了城乡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欢迎,截止1981年5月，镇坪县下乡知青全部按要求安置完毕,1981年10月，撤销镇坪县委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正式结束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三、运动的社会影响

第一,提高了知识青年的政治觉悟。他们甘愿离开条件较好的城市，离开家乡和亲人，满怀热血和报效祖国的情怀,去穷乡僻壤,与那些庄稼汉们在广袤的土地上“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为农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他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树立了安心农村，扎根农村的思想，多数团员写了入党申请书，许多青年写了入团申请书，有的知识青年被充实到队上领导班子，有的担任了大队团支部书记、生产队团小组长、青年突击队队长、民兵排长、班长、赤脚医生、记工员等，还有的到五七干校学习，为农村培养理论骨干。知识青年们说：“满园春色百花争艳，红太阳的光辉照亮了我们的锦绣前程。我们就像春天里开放的花朵，正在发芽的树木，充满着极大地生命力”。

第二，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哪里去了知识青年，哪里感到光荣，谁为知识青年出了力，谁觉得心里痛快，简直成了当时的氛围。社员群众说，“党和毛主席这样放心我们，这样信得过我们，把培养青年人的担子让我们担，我们一定要把知识青年管好”。因而，积极做到“知识青年下乡前积极准备，下乡时热烈欢迎，下乡后耐心教育”。在解决知识青年住房问题时，干部群众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百年大计，百年大计应当百年安排。”在住房的问题上，他们不搞临时凑合，而是长远打算，窗子要挖，门要做，房子要隔，地面要平，墙要塘，楼要面，灶要打，厕所要修。为了做到两不误，他们都是利用农忙之余的雨天和晚上加班完成这些工作。

第二,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改善了农村的文化知识结构。一代热血青年干什么，对于当时几乎没有工业，城市服务业极度落后的镇坪县来说，就业形势尤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仅推动了镇坪县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全局的稳定、协调发展。在那个年代,农村文化知识特别匮乏,文盲半文盲极其普遍，知识青年的到来，使农村的文化知识有了明显提高,结构得到了改善,并促进了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特别伴随全盘否定的文化大革命走向高潮，是非功过众说纷纭，这不足为奇，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使城里的青年到穷乡僻壤的农村经受苦难的历练，繁重的农业劳动,艰苦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深刻体会到农业落后农民真苦农村不易！必然从深层次影响着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职业化进程，毫无疑问，这段刻骨铭心的磨练是那代知识青年人生难得的宝贵财富！

[yongbing1993]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一九六八年人民日报的专栏文章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出版单行本（图）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出版单行本（图）

新华社二十四日讯　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人民日报》重要编者按和关于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报道，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书名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这本书自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在北京新华书店发行，并将在全国各地陆续发行。

《济南市革委会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 革命知识青年自觉地到农村安家落户》

济南市革委会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图）

革命知识青年自觉地到农村安家落户（图）

广大知识青年认识到，在上山下乡问题上，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

据新华社济南二十三日电　济南市革命委员会从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入手，帮助城市广大初中、高中和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自觉地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今年一月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止，济南市已先后有三千四百多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二十二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最新指示鼓舞下，又有八百二十名知识青年，满怀革命豪情，奔赴农村，立志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主席教导我们：“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济南市革命委员会和许多中学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遵照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针对部分知识青年下农村怕苦怕累的活思想，大办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学生家长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组织和领导知识青年和学生家长，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反复领会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教导的伟大意义。通过学习，广大知识青年认识到，在上山下乡问题上，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同资产阶级“私”字彻底决裂的具体表现，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认识提高后，大家进一步树立了上山下乡为荣，贪恋城市安逸生活为耻的新风尚。

济南市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对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散布的“读书做官论”、“公私溶化论”、“下乡镀金论”等反动谬论，展开了革命大批判。通过革命的大批判，广大知识青年对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更加无比仇恨，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热爱。他们坚定地说：“海可枯，石可烂，我们忠于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心永不变；地可动，山可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志不移。”

干部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图）

干部带头送子女上山下乡（图）

解放军遵义军分区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凡应下乡的子女全部送到农村。在他们模范作用影响下，全遵义地区应到农村去的人基本上到了农业第一线

据新华社贵阳二十四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遵义军分区领导干部，带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在军队干部带动下，各级干部和革命群众也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了乡下。

解放军遵义军分区领导机关，早在今年三月，就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动员干部在送子女上山下乡的工作中起模范、带头作用。军分区领导机关明确提出：支持子女到农村安家落户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要求全体干部、职工、家属，用实际行动作出好样子。许多干部都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对子女进行忆苦思甜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革命前途教育，提高子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老红军战士、遵义地区革委会常委、分区司令员唐成海同志，用自己从小就被迫给地主当放牛娃，受尽了剥削和压迫的亲身经历，对女儿唐继红进行教育，大大提高了她的觉悟。不久，唐继红和军分区其他领导干部的子女，就带头到边远山区去安家落户。

领导干部的实际行动给了分区机关其他干部、家属和子女很大教育，机关里迅速出现了一个干部、家属鼓励子女上山下乡、争相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动人场面。有的干部在外地开会，听到这一消息，也写信回来，动员自己的子女第一批下乡。到十一月中旬，从分区司令员、政委到一般干部的子女，凡应下乡的，已百分之百下到了农村。在军队干部模范行动影响下，到十二月中旬，全遵义地区应该到农村去的人基本上到了农业生产第一线。一批批下乡的知识青年在下乡前，聚集在遵义会议会址和红军烈士墓前，高举革命宝书，庄严宣誓：一定走老红军艰苦创业的道路，做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北京通县王佐清等五位革命小将步行到内蒙古凉城县安家落户。　
（新华社稿）

[yongbing199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大战略部署






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就业安排等客观因素，但凡事都有主次之分。大量历史资料已经证明，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是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抉择。

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怎样培养接班人？事关党和国家的事业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对中国进行四面围剿，联合打压的同时，又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十条诫令》第一条就包括“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等内容。

毛主席敏锐地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提出要把防止“和平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党不变色、国不变质。而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更证明了毛主席的有关预见绝非杞人忧天。

早在1959年他老人家就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并且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不论新党员还是旧党员，都有一些品质不纯洁和作风不纯的人。那些人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还有变质了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

1959年12月，毛主席在组织有关人员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

1964年，针对苏联对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背离，毛主席又提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1964年10月，毛主席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谈到：“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知识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所以要请你们当教员，给他们讲讲，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你们还在受苦。吃蜜糖长大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现在下去了。我告诉我的女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闪闪，你就说我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笨了，要向你们学习请教。”毛主席这里所说的女儿，实际上是指大女儿李敏。但毛主席安排唯一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小女儿李讷到农村去插队，却更动人。

李讷在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在《解放军报》社上班，毛主席对身边的人说：“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娃娃，哪办得了报？”于是，李讷先是被安排到井冈山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处处照顾她，锻炼不大，她想和广大青年一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便给主席写信提出要求。主席积极支持爱女的这一行动，于是李讷便来到了江西的一个山区农村，成为生产队的一名普通社员。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的伟大胸襟。这无异于给了那些认为“让插队”就是“受迫害”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1967年5月，毛泽东在和另外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1968年7月，他在接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时又指出：“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综合上述一系列讲话、谈话可以看出，防止党和国家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改变颜色，是毛主席所考虑的重中之重。而和平演变最危险的群体，是“资产阶级分子”，但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却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潜在因素。因此，要防止党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产生上述“三个主义”，从而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毛主席早已在延安时期提出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种相结合的过程，不仅是了解群众疾苦，听取群众心声的过程，更是建立和培养与群众深厚感情的过程。因此，当时不仅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包括机关干部和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军官等，每年也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到农村、下基层，到车间，下连队，与第一线的群众打成一片，以了解群众呼声，解决群众难题，增进与群众的感情，激发事业灵感。

一项伟大的战略，往往需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出其历史价值，且时间越长，看得越清晰。接班人问题，需要逐代过渡传承，更是需要在几十年后才能显现其真正的价值。党的十八大后，当年的知青逐渐进入高层政治舞台。据官方统计，十八大选出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知青经历，占这一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有过知青经历，占比28%；而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中，则有4人曾有知青经历，占比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层中知青占比也相当高。这种比例，是任何一个群体所没有的。

从专家学者的角度看，不少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没有这一经历的人也有着明显区别。他们尽管身处高位，但时刻不忘为最基层的农村老百姓鼓与呼，受到了普通群众的热烈。这与那些发布“现在的人，哪家没有50万元的存款？”“不能剥夺低收入阶层的纳税权利”等言论的所谓“砖家”们，所站的立场截然不同，当然归根结底还是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不同。而现阶段许多政策严重不接地气、且越来越走向官僚化、资本化，也与出这些馊主意的“砖家”们没有深入实际，与老百姓没有建立起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感情有着极大关系。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些参与政策策划论证的“海归派”和“公知”们，已经成为西方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别动队”。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人类一项最伟大的千秋伟业，不仅需要一大批与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和实干精神的带头人和社会精英，更需要千千万万志同道合的普通人的价值认同和行动支持。而全国1700多万有过知青经历的人，无疑是当今这一队伍中的强大生力军。回想这部分人，在回城分配工作后，不仅在毛泽东时代苦干实干加巧干，迅速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而且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面对下岗失业的困境，仍然识大体、顾大局，没有气馁、没有躺平，他们用插队时期培养出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忍辱负重品德，默默地告别企业，背起行囊，开始了自己重新创业，不少人也由此取得了成功。正像柳林县的一位知青曾经所说的那样：“正是由于有知青生活这碗酒垫底，才使自己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面对下岗失业等艰难困境，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

而一些步入仕途的知青，即使身在官场，由于有着和群众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为基础，继续心系百姓，成为老百姓称赞的“清官”“好官”。党的十八大后，山西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先后有十几名省部级领导干部被查，但在山西有过插队经历的6位省级领导，无一人涉案。吕梁更是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据公开报道，仅2014年前，吕梁就有百余名县级以上干部涉案，此后又查处了更多的大案要案。但我们柳林县有过知青经历的13名县级以上干部、28名科级干部，无一人涉及其中。

出现这种状况绝非偶然，而是与知青特殊的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其他群体的最明显区别，就是从小在城市家庭中熏陶出的城市思维和城市意识，使他们比之纯粹在农村长大的人眼界更为开阔；而对最底层老百姓艰难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相濡以沫培养起的深厚感情，又是一直在城市中长大的人所不及的。这种特殊的经历，对这部分人的成长过程影响是巨大的。

二是大多数知青都是在二十岁以前就开始插队的，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刻。他们通过在农村的艰苦锻炼，不仅体会到基层老百姓生活的不易，更与老百姓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这极大地影响到以后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正像一位有过知青经历的领导干部所讲的那样：“只要心中有了老百姓，就不会走得太远”。前述山西以及柳林县有过知青经历的领导干部，在塌方式腐败中没有人被卷入，与此有着极大关系。

三是农村生活，使他们学会了面对实际，也学会了克服困难，培养出百折不挠的精神，这在未来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自古就有“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之说。纵观毛主席的一生，除去为民族、为人民艰苦奋斗外，别无他求。尽管在这种奋斗过程中，特别是在“文革”运动中，包括毛主席的战友在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受到过伤害，但对于主席来说，他考虑的只有人民立场和革命需要，没有任何个人利益，没有一个私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不少曾经受到伤害的老同志，看到了毛主席的伟大及自己的短浅。

因此才有了王震将军“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50年”的感慨，才有了罗瑞卿将军从秦城监狱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天安门前对着毛主席像虔诚地敬礼，才有了许多高级领导人晚年因自己对毛主席误解而万般忏悔、痛哭流涕。

而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远见和实践道路，在当时自然也会有人持有异议。特别是毛主席逝世后，一些抱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人，迎合某种政治潮流，对此进行了无情诋毁和恶毒攻击。

总而言之，怎样正确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是共产党立党为公还是为私，是为“绝大多数人”还是为“小部分人”，是谋千秋伟业还是图一时之利？燕雀永远难知鸿鹄大志，侏儒永远难及巨人伟岸。

那些自私卑劣的小人，永远理解不了伟人之高尚和高远。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用疯狗般的狂吠来玷污伟大的灵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更加清楚地看清这些小人的丑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