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两位富家子弟创造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富家子弟、聪明少年，后来在成长中都没有安于父辈为他们设计的职业规划和人生道路，而是走上了“背叛”了自己父辈富有的家庭，也“背叛”了父辈家庭所属的那个资产阶级，选择了为当时低层的劳动人群即无产阶级而《发声》的革命道路。
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各国的社会主义团体建立联系，宣传科学社会主义。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公开树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这个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从此，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有了光明的指引。
在海格特墓地，马克思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近两百多年来不仅未曾消沉，反而随着时代命题和世界境遇的变迁令人一次次瞩目，更多的人为其所指引光荣而正确的道路所深深折服，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者与笃行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出生在19世纪普鲁士王国莱茵省，这是当时普鲁士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在特里尔城出生。他的父亲是这个城市的高级诉讼法庭法律顾问，同时在特里尔地区法庭供职，年收入大概在1500塔勒左右。他家拥有一套气派的住宅，还有一座可以俯瞰全城的酒庄及大量债券。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家庭虽算不上顶级富豪，但至少属于中上流阶层。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在巴门市一个纺织工厂主家庭。他的家族在德国乃至英国拥有多家企业和工厂，属于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比马克思家更富有。恩格斯的父亲在他出生后极其高兴，专门邀请巴门市政界、商界名流参加为他出生而举办的盛大酒会，并在会上希望恩格斯将来能成为乌培河谷“名符其实的老板、干练的厂主、商界的雄狮”。
令人称奇的是，这两位富家子弟、聪明少年，后来在成长中都没有安于父辈为他们设计的职业规划和人生道路，而是走上了“背叛”家庭，“背叛”家庭所属的那个阶级的革命道路。
马克思小时候聪明好学，喜欢思考，爱问问题，很受家人喜爱。他没有上小学，父亲就是他的启蒙老师。父亲教授给他的比学校课程更为丰富，既有德文、算术和图画等基础课，而且更注重实践教育，父亲经常带他参观展览、游览古迹，讲述历史故事、分享各地风俗要闻，还常常在睡前给他朗读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作品。
同时，邻居威斯特华伦公爵也经常给他讲述希腊故事和莎士比亚戏剧等。这种自由启发式教育使得马克思视野开阔、知识广博，富有正义感并同情人间疾苦。
度过了愉快自由的幼年和童年之后，马克思进入中学学习，他所读的特里尔中学，至今仍是德国著名精英学校。那里的老师思想活跃进步，学习氛围浓厚，马克思接受了系统教育，不仅学习和掌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还对古代文学、历史、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文学，他房间里的桌子上和椅子上都堆满了书。他从白天到晚上总是默默地看书和写学习札记。一些著名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他都很感兴趣，特别是歌德、席勒、伏尔泰、莱辛、圣西门等人的著作。
中学毕业后，马克思选择了离家较近的波恩大学继续求学。他在大学第一学年开销无度，父亲见此情景很是着急，于是在第二学年毅然决定将他转至柏林大学，希望他学习法律，子承父业。柏林大学是学术殿堂，学校内充满了哲学氛围，这使马克思对哲学萌生了浓厚兴趣，成为一名“热爱哲学的法律系学生”。如果按照父亲为他谋划的道路走下去，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法学系毕业后，即可在柏林或者特里尔过上富足的生活。
恩格斯的幼年和童年，同样受到他父亲的影响和教育。在他刚刚懂事时，父亲就用宗教虔诚主义思想严格教育他。后来又把他送到巴门市一所虔诚主义教派学校，从而使恩格斯少年时代精神生活的主导意向是宗教意识。他对宗教笃信不移的态度，曾博得家里长辈和学校的赞赏。
同时，恩格斯在成长过程中还受到另外一种教育，与他父亲的影响完全不同，这种教育主要来自于外祖父及母亲。他的外祖父是荷兰一所中学的校长，精通文学和语言学。恩格斯童年时代有很长时间在外祖父家度过，外祖父不仅辅导恩格斯文化知识，还经常给外孙讲古希腊英雄神话故事，同时还讲哲学家伊壁鸠鲁和孟德斯鸠的故事，朗诵西塞罗的演说和《罗兰之歌》，等等。外祖父的文化素养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恩格斯。恩格斯母亲具有良好的音乐和文学素养，这也是其外祖父培育和影响的结果，她又把这种影响成功地传给恩格斯。
这些影响使得恩格斯既渴望学习文学、历史、哲学等各种人文知识，又特别想做普罗米修斯式的能给人类带来圣火和光明的英雄。
从家庭条件和个人才华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完全有可能跻身所谓的“上流社会”，求得令人羡慕的个人前程。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与“上流社会”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那么，他们会如何抉择人生之路呢?“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这是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写的，从中我们仿佛可以预见他们要选择的道路。
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因结识鲍威尔兄弟而加入青年黑格尔派，他们经常在柏林一家小酒馆内举办博士俱乐部，就哲学理论和普鲁士现实展开辩论，在德意志民族擅长思辨的文化氛围中，辩论总是非常激烈。马克思由于非凡的才智、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口才，被大家认可。
恩格斯也认识鲍威尔兄弟，在柏林服兵役期间也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却几乎不参与讨论。不巧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在聚会活动上碰过面。
但是恩格斯从好友那里知道了马克思，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的高度评价而盼望结识。
1842年11月底，恩格斯到《莱茵报》编辑部见到了马克思，在进行自我介绍之后，他提及鲍威尔兄弟来寻找深入交流的话题。可是，马克思对自学成才的恩格斯十分陌生，他没有柏林大学的正式求学经历，所发表的关于谢林的文章和小册子都使用“奥斯渥特”的笔名。
这使得马克思对恩格斯没有多少好感，只是不耐烦地应付几句了事。这被恩格斯后来称为“十分冷淡的初次会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初次会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除了两人不够了解之外，还有受鲍威尔兄弟和“自由人”影响的缘故。在1842年10月至11月中，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发生了严重分化。布鲁诺·鲍威尔又创建了一个称为“自由人”的学术组织，该组织不关注现实生活，不考察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而是醉心于抽象的哲学论证。1842年10月15日，马克思因卓越领导才能和应对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的高超技巧使《莱茵报》销量激增，从而升任该报主编，随后便开始了与“自由人”的斗争，由于拒绝了他们稿件，马克思和鲍威尔兄弟的关系破裂。
目前流传下来的书信表明，恩格斯与鲍威尔兄弟虽然经常通信，但他并不知道马克思和“自由人”之间因《莱茵报》用稿事宜产生的纠纷和冲突，所以在和马克思见面时还提及了鲍威尔兄弟。
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相互吸引，并结下真挚友谊终生合作呢?1843年9月，恩格斯给《德法年鉴》编辑部寄去了一份稿件，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负责审稿的正是马克思。
恩格斯这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将德国哲学、英国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思想融合在一起，并将社会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恩格斯这篇文章并称其为“天才大纲”，从此改变对恩格斯的最初印象。马克思在早年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在《资本论》中至少4次引用。与恩格斯这篇文章同时发表在《德法年鉴》第一、二合刊号上的，还有马克思的两篇文章，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恩格斯在拿到杂志样刊阅读马克思文章后，开始意识到鲍威尔兄弟在理论上的巨大缺陷，并从马克思文章中看到了革命前景和希望，领会了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必要性，从此改变了对马克思的印象。
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两个伟大的思想家对基本理论问题与实际斗争策略的看法竟然高度一致。1844年8月底，恩格斯在巴黎逗留10天，与马克思深入交流，由此开始了两人毕生的亲密合作和伟大友谊。
1844年9月，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神圣家族》一书，批判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1845年至1846年间，两人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这部著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系统的阐述。1845年，恩格斯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一次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必然推动它去争取自身的解放，而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政治力量。
1846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建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各国的社会主义团体建立联系，宣传科学社会主义。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应邀加入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并积极参加它的改组工作。恩格斯出席同盟在6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大会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把旧的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1848年，欧洲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为德国无产阶级制定了行动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他们立即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恩格斯除协助马克思创办《新莱茵报》之外，还参加南德和爱北斐特地区保卫革命成果的几次激烈战斗。
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公开树起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这个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
马克思主义的东渐过程是先俄后中。俄国作为一个历史上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家，进入19世纪以后便不断出现社会性革命运动，使整个社会始终处于飘摇动荡和革命风雨之中，成为马克思主义扎根的土壤。
马克思主义东渐萌芽，始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革命民粹派的研究和传播，又为马克思主义东渐俄国提供了理论条件。最终，工人运动的蓬勃兴起和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家，对俄国具有自发革命觉悟的劳动群众开展持续高效的理论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在开启其民族化历史进程的同时，终于实现了“俄国化”的历史使命。
1899年，《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刊载了署名“英士李提摩太译，华士蔡尔康属文”的《大同学》一文，提到“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报刊，但误认为马克思是英国人。
此后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及知识分子成为翻译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军。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文中称“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在1903年11月2日至12月4日《新民丛报》第40至43号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称马克思主义之学理“实为变私财以作共财之一阶梯”;在1904年2月《新民丛报》第46至48号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者也”的主张。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开始研究、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并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和演说，还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刊载摘译《共产党宣言》。《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译介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著作。
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部分著作中译本开始出版，如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
马克思、恩格斯留给人类最有价值、最具影响力的精神财富，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始终闪耀着穿越时空的真理光芒。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重要贡献，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作了高度概括：“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
这是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等。
科学思想是人类独有的精神瑰宝。马克思主义穿越百年历史风云依然熠熠生辉，释放出强大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来源于它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人类残杀》自从人类分化为阶级以来就己存在。
只不过《掌权的杀人者》不说而己。又或是以“合法“的由头装婊子。
《被杀者》反抗，在古代就被说成是“大逆不道“。在现代社会就被说成是”恐怖分子“。而”恐怖分子“就是在现代社会中被指“罪孽深重，严重破坏固有秩序的行为“，带有贬义色彩。那么，《掌权的杀人者》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人类残杀》。
《固有秩序》就是《掌权的杀人者》是合法的。《我》要剥削压迫残杀《你》是合法的。《反抗》《造反》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恐怖分子“。
《马克思主义》只是将这人类历史的本质说出来而己。
即：“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又说：“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就会消失。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像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共产主义是《共产》资本家的《产》吗？还有更恶毒的说：《共产主义》不但要《共》资本家的《产》，还要《杀》资本家。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煽动仇恨和制造恐怖。
《资本家》是指：占有生产资料，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人》。
《占有生产资料》的是《人》。《人》赤条条来去，何为一出身就是《资本家》的？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谁是《资本家》的人一直在变换，没有《共产》时，企业公司倒闭了，就不是《资本家》了。何来要《共》这个资本家的《产》？！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祖上有钱的可以成为资本家，低层的少数工人农民及其后代過到好机会时，也可以成为资本家，也可以成为资本家后又变为《打工仔》。
《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是在不同时期变换着的，而不是永生永世一陈不变的。就是历史上的皇帝所《占有生产资料》在换代时全部《共产》了。怎么说？谁《共》了谁的《产》？那时还没有马列主义学说，还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一说。财产都带到棺材里去吗？
《共产主义》《马列主义》。《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反对的是这些权贵。
《共产党宣言》又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
《共产党宣传》最后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让生产资料人人都有份即《公有》。当然包括原有的资本家和权贵。对于原有的资本家来说这是一个阵痛时期，过了这一关后原有的资本家们子女们就不是资本家了，和普通百姓一样了。这叫人人平等，人人有人权，公平。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共产主义》的早期是《社会主义》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什么《资本家》，谁《共》了谁的《产》？更何况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之后就没有《资本家》的称号了。
《共产党宣传》中说的《消灭私有制》是指《生产资料》为所有人拥有，而不是少数人拥有。
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最著名的格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诞生于德国特里尔。203年风云变幻，203年沧海桑田，今天，他的思想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语言，指引着人类追寻理想社会的脚步。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回望这位思想巨人，对中国和世界都显得格外重要。让我们一起“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思考马克思留给我们的真理与信仰的火种，了解这位精神届的巨人。
马克思并没有那么遥不可及，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我们一样，上学、恋爱、叛逆、迷惘，统统有过。受传统观念牵绊，恋爱七年才与心爱的姑娘结婚，马克思也曾经是个少年。
马克思是不是“富二代”？
卡尔·马克思出生于德国特里尔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家中排行老三（有一兄一姐，共九个孩子）。在马克思出生那一年，这家的长子不幸夭折，于是，卡尔就成为这一家实际上的长子，备受父母疼爱。
卡尔·马克思的父亲叫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才能出众的犹太律师，精通多种语言，学识渊博。
母亲罕丽达·普勒斯堡，出身荷兰犹太裔贵族。罕丽达的妹妹索菲亚在荷兰嫁给了商人里昂·飞利浦。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飞利浦公司的创始人，我们经常用的飞利浦剃须刀，就是马克思姨父的家业生产的。马克思家庭的物质基础也是来自他母亲带来的丰厚嫁妆。
因此，马克思在踏入社会之前，虽不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富二代”，但起码算得上是生活富足、衣食无忧。
马克思没上过小学
马克思家庭条件这么好，是不是一定得上重点小学？
不是，马克思其实没上过小学，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亨利希除了教马克思德语、算术和图画课程外，还经常带他去参观各种展览，游览名胜古迹，给他讲历史故事，分享世界各地的风俗和最新的要闻。
隔壁邻居威斯特华伦公爵也是个博闻广识的人，当马克思来家里做客时，就给他讲希腊故事，背诵莎士比亚剧本。
马克思虽然没上过小学，但知识水平不比同龄的孩子低，进入中学后成绩也十分优秀。马克思爱思考，他总是喜欢刨根问底，从小就显露出了对哲学的懵懂兴趣。
喝酒打架，马克思也曾不羁放纵爱自由
1835年，17岁的马克思遵照父亲的安排，进入德国波恩大学法律系读书，打算毕业之后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律师。
摆脱了父母的管束，马克思的“大一生活”充满了年轻人的躁动与轻狂——与贵族学生发生争执，携带被禁止武器，参与喝酒、决斗，甚至被学校关过禁闭。
在一次与贵族学生的冲突中，普鲁士贵族学生强迫特里尔的学生下跪，发誓效忠普鲁士王朝，或者接受决斗。马克思挺身而出，结果在决斗中，他的左眼角被对方的军刀划出了一道伤疤，围观的众人惊出了一身冷汗，而马克思认为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枚荣誉勋章。
马克思还迷恋于创作浪漫主义文学，还经常给父亲寄去自己创作的诗歌作品。但在父亲眼里，这些不过是一个典型的“叛逆少年”的表现。
1835年，波恩大学的同学为17岁的马克思画的写实肖像，这是迄今为止关于马克思最早的影像资料。
此外，马克思花钱大手大脚，从他和父亲的通信来看，马克思在波恩大学一年花掉了700塔勒。700塔勒什么概念？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相当于现在的14万人民币，这些钱都是父母掏腰包，可以说相当“败家”了。
无奈之下，亨利希安排马克思转学到柏林大学，而正是这一变化，让马克思的精气神发生了转变，不再叛逆。
马克思成超级“学霸”
来到柏林大学，马克思一下从“热血男孩”变成了“学术青年”。这个阶段，马克思博览群书，自学英语和意大利语，翻译了提出著名“塔西佗陷阱”的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奥维狄乌斯的《哀歌》等名著。此刻的马克思，从“问题少年”变身成了学霸，并潜心研究黑格尔哲学。
马克思为何有这么大的转变？
外因来说，柏林大学是德国最高学府，严谨的学风影响到了马克思，环境改变人。内因来讲，马克思从小就志存高远，17岁曾语出惊人，说出“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豪言壮志，何等的抱负和胸怀！对他来说，追求知识和真理，才是人生头等大事。
马克思18岁私定终身
马克思读书很在行，追女生也有一套，18岁就私定了终身，还是姐弟恋。
马克思的意中人叫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是特里尔城的顶级美少女，全城男青年爱慕的对象。马克思也是其中一个，当时他的心里燕妮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他陶醉。
燕妮的父亲就是前文说到的隔壁邻居威斯特华伦公爵。所以，马克思与燕妮相识于年少，算是青梅竹马。
尽管双方家长知根知底，但这段感情，并不容易。
首先，男孩18岁，女孩22岁，这个年龄差距就像一个高中毕业生爱上了一个大四快毕业的学姐，那时的欧洲还是比较保守的，即使在当下，大部分家长也难点头。
其次，社会地位悬殊。燕妮天生丽质、家世显赫，马克思虽家境殷实，但仍属于平民阶层，与燕妮家族有门第差距。
第三，马克思没有任何经济基础。马克思那时尚在求学阶段，双方家长都认为在找到职业支撑家庭之前，不应该“谈朋友”。
第四，马克思并不是一个暖男，青年时的马克思，满脑子思考的都是黑格尔、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纯粹的形而上学，并没有对未来、对婚姻有实际的打算。
最后，异地恋。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马克思读大学期间，很少回家，与燕妮一年都见不上几面。那个年代，没手机，发不了微信，上不了微博，这对年轻情人维系感情的主要工具，就是写信，基本就是那个时代的“网恋”。
后来，马克思为燕妮写下的诗歌，被后人编成两本《爱之书》和一本《歌之书》保留了下来。可见马克思真没少写信。
即使如此，即使有这么多障碍，在相恋7年后，马克思和燕妮排除万难，还是结婚了，那时燕妮已经快30岁。
哪有什么胜利，坚持就是一切。尽管有很多书籍梳理了马克思这段恋爱经历之所以成功的理由，但显然，世俗偏见更多是压在燕妮的身上，她才是关键。
燕妮是一位颇有追求和想法的女子。在她的眼中，马克思充满智慧，是一个可以终身作为依靠的人。这种以才华、价值和理念为首选的择偶观放在现代社会来看，也极为少见。有了马克思的真心、才华和燕妮的坚持、通达，两个人最终成就了一段旷世佳缘。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和燕妮
亲自投身于人类的解放事业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1867年后，马克思很重要的一项活动是参与和思考西欧工人运动，这包括受托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的文件、发表对“巴黎公社”事件的评论以及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和对俄国革命的关注。
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于1864年建立的世界性工人组织，旨在通过建立更为强大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来反抗资产阶级。马克思一方面看到，“史无前例的”“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形成的“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工人群众的贫困”并“没有减轻”，但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考虑到不同国家工人队伍的发展条件极不相同，必然会造成世界范围内合作的复杂性，于是马克思采用了“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的方式，要求尽可能“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而“不致把英国工联派，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此外，马克思特别看重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指望将来通过各国各派工人的思想交流和讨论，形成一个可以共同接受的理论纲领。
1871年发生了巴黎公社事件。马克思对这一事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积极参与并作了客观的估量和精深的分析。马克思看到，公社所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确实“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的发展方向”。在巴黎公社之后出现的新的历史境遇表明，工人运动面临的直接任务是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立各自的工人政党，这样，国际的组织形式的继续存在会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一种桎梏。马克思看到了这一趋势，在他的建议下，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在此期间，马克思还积极参与和关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及其纲领的制定，成为事实上的“导师”。
马克思在1883年之前的一段岁月里把视野扩展到西欧之外的东方，特别是俄国。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作为一个革命家，马克思不可能从书本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也不会只靠头脑的臆想得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办法只能来自参加变革现实的革命实践。
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这样一种语言：数百万人用它来表达他们对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的希望。作为反抗的工具，马克思对宗教的描述给很多从中看到自己使命的人以很大的力量：“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依靠一套理论，一个人可以创建一个学派，但是依靠一套价值，一个人可以创建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共同生活的新方式，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价值两方面都是思想的巨人。
今天人文社会研究的各种部门科学和领域情况都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思想不可超越的高峰。这就要求我们， 一方面，像马克思本人那样，必须把历史发展放到一种与整个人类发展阶段有联系的长期框架中进行研究，把马克思的著作与他集中关注的较短时期、特定题目和特定问题以及具体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从而理解他的成就；另一方面，不是重复他对自己时代问题的诊断和给出的答案，而是直面其提出的问题，并探寻我们自己历史发展和开创新文明的道路。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永远记住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最著名的格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