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为奴隶制度的战争
《卡·马克思:美国内战》摘录如下:
据说,如果北部让南部离去,它就会摆脱与奴隶制度的一切关系,使自己从历史的原罪中解脱出来,并且为新的更高的发展打下基础。
的确,如果北部和南部是两个独立的国家,那末,它们彼此分离不会比英国与汉诺威分离更为困难。可是,“南部”既不是一个在地理方面与北部截然隔离的地区,也不是一个在精神方面完整的统一体。它完全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战斗口号。
南部需要它的全部领土。它想得到它,而且必须得到它。这些州是美国境内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并存而互相争胜的地区,是南部与北部之间、奴役与自由之间的真正战场。因此,南部同盟所进行的战争并不是一个防御战争,而是一个侵略战争,一个为了扩展和永保奴隶制度的战争。
被山岳地区隔断的这两块低地及其广大的水稻区和辽阔的棉田,就是真正的蓄奴地区。突入蓄奴地区中心的楔形山岳地区风物宜人,气候温和,盛产煤、盐、石灰石、铁矿、金,总之,全面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原料应有尽有,而这一片地区现在大部分已是自由地区。从自然条件来看,这里的土地只有由自由的小农来耕作方有成效。奴隶制度在这里只是零散地勉强存在,从来没有扎下深根。这个高原的居民,也就形成了大部分所谓边界州的自由人口的核心,这些自由居民仅仅为了保全自己就站在北部一方了。
现在,让我们分别考察一下这片争执地区的各个部分。
边界州中极东北的德拉韦州。这个州的奴隶人口很久以来就处在灭亡过程中。仅在1850年至1860年间,奴隶的人数就减少了一半,以致现在德拉韦州总人口112218人当中仅有1798个奴隶。
马里兰州,那里也发生了上面所说的高原与平原之间的斗争。这个州总人口687034人,奴隶是87188人。
弗吉尼亚州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军营,脱离派的主力军和联邦的主力军在这里互相对峙着。在弗吉尼亚州的西北高原,奴隶有15000人,而大于此数20倍的自由人大部分是自由农。相反的,弗吉尼亚州的东部平原约有50万奴隶。
田纳西州有居民1109847人,其中275784人是奴隶。
密苏里,那里有居民1173317人,奴隶114965人——后者大都集中在该州西北地区。
新墨西哥不是一个州,而只是一个领地。在布坎南任总统期间,有25个奴隶被运入该地。
南卡罗来纳州。这个州有奴隶402541人,自由人301271人。
其次便是密西西比,南部同盟的独裁者杰弗逊·戴维斯就出在这个州,那里有奴隶436696人,自由人354699人。
居第三位的是亚拉巴马,那里有奴隶435132人,自由人529164人。
肯塔基。这个州近来的遭遇特别足以表明南部同盟的政策的特色。那里有居民1135713人,其中奴隶225490人。
在这个中立为南部同盟服务时,在南部同盟忙于镇压东田纳西的抵抗时,它是承认肯塔基州中立的。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它就用枪托敲打着肯塔基的大门,高叫:“南部需要它的全部领土,它想得到它,而且必须得到它!”
南部同盟的强盗军队从西南和东南同时侵入了这个“中立”州。肯塔基从它的中立梦中醒来。
甚至那些真正的蓄奴州,虽然目前外部的战争、内部的军事独裁和奴隶制度使它们到处具有一种和谐的外貌,但仍然不是没有对抗的成分。显著的例子是得克萨斯。该州有居民601039人,其中奴隶180388人。
乔治亚州是蓄奴州中最大和人口最多的一州。在1057327人的居民总数中,奴隶有462230人,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虽然如此,蓄奴党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能够在乔治亚用全民投票的办法通过蒙哥马利国会强加于南部的宪法。
实际上,30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不仅是利用蒙哥马利的国会来宣告南部与北部分离。他们还利用它来改变各蓄奴州内部的法制,来完全控制在联邦的民主宪法保护之下还保有一些独立性的白种居民。早在1856年至1860年间,蓄奴党的政治首领、法学家、道德家和神学家们所力图证明的,与其说是黑奴制度合理,不如说是肤色实际上无关紧要,劳动者阶级不论在哪里生来都是做奴隶的。
所以,人们可以看到,南部同盟所进行的战争确实完全是一个侵略战争,一个扩展和永保奴隶制度的战争。各边界州和领地大多数仍在联邦手中,这些地方起初通过投票表示站在联邦一边,以后又手执武器站在联邦一边。而南部同盟则把它们算作“南部”,并力图把它们从联邦方面征服过来。南部同盟在它暂时已经占领的各边界州中靠戒严令控制着比较自由的高原。在真正的蓄奴州中,南部同盟也排斥了先前的民主政治,代之以30万奴隶主横行无忌的寡头统治。
南部同盟如果放弃它的征服计划,那就是放弃自己的生存能力,就是放弃脱离运动所提出的目的。要知道,脱离运动之所以发生,也只是因为在联邦范围内再也不可能把各边界州和领地变为蓄奴州。
另一方面,北部如果和平地把争执地区拱手让给南部同盟,那就是把美国全部领土的四分之三以上交给一个奴隶制共和国。
这样一来,实际上将不是联邦的解体,而是联邦的改组,是在奴隶主寡头的被承认的控制之下,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改组。这样一种改组的计划,已由南部的主要发言人在蒙哥马利的国会上公开宣布了,并且体现为新宪法的这样一项条款,即原联邦的任何一州都有权自由加入新的同盟。这样,奴隶制度就将蔓延于全联邦。在黑奴制度实际上行不通的北部各州,白种的工人阶级将逐渐降到赫罗泰[191]的地位。这就完全符合了公开宣布的一个原则:只有特定的种族才有资格享有自由;如果最繁重的劳动在南部是黑人的天职,那末在北部它就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或他们的子孙的天职。
因此,当前南部与北部之间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两种社会制度即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之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它只能以其中一个制度的胜利而结束。
如果说,这些争执地区,即两个制度迄今为止在那里争夺支配权的各边界州是扎到南部肉体中的刺,那末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在战争的过去一个阶段中,它们却是北部的最薄弱的地点。在这些地区中,一部分奴隶主根据南部阴谋家的命令对北部假意表示忠诚;另一部分发现站在联邦一边事实上符合他们的实际利益和传统观念。这两个部分都同样限制了北部的行动。联邦政府渴望保持各边界州的“忠诚的”奴隶主的好感,害怕他们投入脱离派的怀抱,总之,是对这些暧昧的同盟者的利益、偏见和感情抱着无微不至的关切态度,这就使联邦政府从战争一开始便受着一个致命的弱点的打击,迫使它采取不彻底的措施,迫使它隐瞒战争的原则,而放过敌人最怕受攻击的地方、罪恶的根源——奴隶制度本身。
如果说,不久以前林肯还表示怯懦,不赞成弗里芒特在密苏里发布的关于解放属于叛乱分子的奴隶的文告[192],那完全是由于面对着肯塔基州“忠诚的”奴隶主们的高声抗议而顾虑重重。然而转折点已经到来了。肯塔基州——最后一个边界州——已经卷入了南北之间的斗争。随着在各边界州内部为争夺这些州而爆发真正的战争,这些州谁得谁失的问题就要越出外交与议会讨论的范围了。一部分奴隶主将抛掉忠诚的假面具;另一部分将满足于能得到大不列颠给予西印度的种植场主那样的补偿[193]。事变本身正促使宣布一个决定性的口号——解放奴隶。
近来所发表的一些声明证明,即使是最顽固的北部民主党人和外交家们也都不由自主地达到了上述结论。布坎南时期的国务卿、一向最狂热地支持南部的卡斯将军在一封公开信中宣称,解放奴隶是拯救联邦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的条件〕。北部的天主教党的首领、1836—1860年间最坚决地反对废奴运动的布朗逊博士于10月间在最近一期他的“评论”[194]上发表文章赞成解放奴隶。
他在文章中说:“如果说,我们在此以前曾经反对解放奴隶,认为这样做危及联邦,那末现在,当我们断定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与联邦的存在或我国作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更坚决地反对保持奴隶制度。”
最后,华盛顿政府外交官在纽约的机关刊物“世界报”[195],在它最近的一篇虚声恫吓废奴派的文章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一旦必须决定奴隶制度和联邦谁存谁亡,那时奴隶制度就会被判处死刑。如果说,北部没有奴隶解放就不能胜利,那末:借助于奴隶解放它就将取得胜利。”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0月底
载于1861年11月7日“新闻报”第30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
1871 年3 月 18 日,巴黎工人举行起义,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产阶级政权即《巴黎公社》。《巴黎公社》只存在短短72天。在短短的72天里,当时的巴黎市民奔走互相称赞着:巴黎公社的面包可以免费吃,吃饱了就去干活,原来脏乱的街道被自愿的市民打扫干净了。《巴黎公社》里人人都有面包免费拿来吃,市民们大家自愿去干活,街道就干净了。
什么是“公社”呢? 公社是人们为了生产和分享《社会》这个"公共产品"而自愿、自由组成的联合体。"公社"是与"国家"和"市场"完全不同的组织方式,"国家"和"市场"是“被动的联合”。因为有"需","求"才能被动的进行联合!
什么是《市场》?市场的主体,是指“有能力的交换者”和“有效需求者”,市场的功能是发财致富,《市场》就是丛林法则, 弱肉强食, 人不为已天殊地灭! 《市场》就是"交换者"和“需求者”的"个体产品"!
《市场》养不起也决不养《社会》的!什么是社会? 《社会》的原意是“一起吃面包”,就是"有饭大家吃”。实际上,社会既是“一起吃面包”---人人有饭吃,《社会》也就是大家吃饭的那个人们共同生活所必须的“公共产品”。
1920 年 12 月 7 日,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发表《社会革命底商榷》, 指出中国革命应该像1871 年“法国地方自治团”那样,“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
李达以巴黎公社的彻底革命为例, 批判了当时的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主义区隔开来,阐述了在中国掀起一场彻底的、大众参与的革命的必要性。
在 1922 年 7 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李达发表《评第四国际》,还将巴黎公社与十月革命作了比较,强调“无产阶级实行革命,必有一个共产党从中指导,才有胜利之可言”。
1922 年 12 月 1 日,周恩来在《少年》杂志发表《十月革命》一文,肯定十月革命与巴黎公社的一脉相承性。
1925 年 3 月 7 日,《中国青年》推出“国际妇女日与巴黎公社特刊”。 这是中共报刊推出的第一个纪念巴黎公社的特刊。其中刊发的《巴黎公社》一文特别指出:“没有统一强固的党,政府权力不集中,对待反革命势力太宽恕,不没收银行,不掌管交通机关,都可以做后来无产阶级运动的前车之鉴。”
1926 年,巴黎公社起义 55 周年之际,广州举行规模浩大的系列纪念活动。3 月 18 日,纪念活动达到高潮——是日,大雨倾盆,而各团体列队赴会人数达万余人,事前各界代表登台演说非常激昂,民众高呼继续巴黎公社革命精神,声浪之热烈如雷贯耳。
纪念大会的主要报告人是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张太雷。他认为应该从巴黎公社得到更多的教训:一方面,要警惕资产阶级的妥协和卖国;另一方面,要坚持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
同一天,毛泽东发表讲演,指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四点:一是注意公社出现的客观条件,二是注意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三是注意从人类进化史的高度来看待阶级斗争,四是务必从公社失败的原因中吸取教训。
大革命失败后, 白色恐怖笼罩中国。192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 广州起义的枪声打响,起义军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主席的广州苏维埃政府。这是我们党在大城市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被称为“东方巴黎公社”。
由于在当时遭到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和污名化《巴黎公社》后造成法国社会割裂,激烈争论和博弈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持续到第五共和国,直到一百多年后的2016年11月29日,法国国民议会才终于通过决议,正式、彻底为《巴黎公社》平反,恢复了所有《巴黎公社》公社社员的名誉权。
目前在法国,除了右翼、极右翼仍然对《巴黎公社》持保留或污名化态度外,绝大多数法国人已能正面、客观评价《巴黎公社》,每年来纪念《巴黎公社》也成为完全合法的行为。
《巴黎公社》是法国工人阶级为自由而战的一次英勇奋斗。1871年,在战乱中《巴黎公社》建立了。这是一个代表无产者利益的政府,这也是法国人民选择自由的英勇战斗。只是很可惜,这场称得上里程碑的运动,很快遭到了各界权贵资产阶级的残酷打压,只存在了短短72天,甚至还被法国定性为造反。
巴黎的工人市民,尤其是工人阶级或者是中产阶级的人们,一直都有一种渴望,他们希望可以组建一个自治的巴黎,一个自治的议会,一个可以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政权,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权。
法军向普鲁士投降,政府彻底失去人民的信任。就在当月,巴黎就爆发了起义,希望直接推翻当权政府。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导致起义最终被国防政府镇压,但是这次的失败,并没有让法国工人阶级气馁,他们反而看到了希望。
巴黎掀起的政治浪潮,烫得国防政府不得不逃离这个是非之地,他们前往凡尔赛,却让巴黎成为了一个权力真空的地方。这就像一个小小的着火点一样,迅速点燃了巴黎市区内的武装起义,国民自卫军很快拿下了市政厅等多个重要位置。
随后国民自卫军的中央委员会,成为了巴黎唯一的政府,开启了公社选举。一共选出了92个成员,有的是技术工人,有的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从事政治、热爱政治。3月28日,巴黎公社正式成立,成为了真正的巴黎自治。成立工人市民自己理想的《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成立之后,他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的、人人自治的社会。于是他们发布了《告法兰西人民书》,提出了纲领,强调了普通公民要参与到公社当中来,能够自由的发表意见,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是为自己的自由做主。
《巴黎公社》这无疑是理想社会,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一条崭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些前辈们正在进行伟大的实施。在巴黎公社中,直接选举出公社委员,并且要求所有人监督起来,防止官吏脱离人民,拒绝权利的腐蚀性。
有妇女自发性的组织了女权运动,要求实现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必须拥有主动离婚的权利,女孩必须接受教育。女权运动废除了妓女,这无疑是让人感动的。
《巴黎公社》遭到资产阶级军的反扑,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
《巴黎公社》的精神追求是崇高的,这样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其实恰恰是普通百姓渴望拥护的。因此巴黎公社就像是一段乌托邦一样,让人向往,可是这样的一个政权,资产阶级是容不下他们的,很快从凡尔赛来的军队,实行大规模的反扑。
凡尔赛军和国民自卫军交手,双方都拒绝谈判。凡尔赛军的队伍达到了13万人,随后开始进行疯狂的反扑。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与人民开始奋力抵挡,马克思曾经说道:“巴黎妇女在街垒旁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
凡尔赛军攻破城门之后,对公社人员大规模屠杀,大量的社员便被抓捕。张德彝见状以为这些人不会被杀,但看到他们这幅模样,心中不免难过,可最后还有一万多人被杀害。5月27日,凡尔赛军冲入了公墓,这里还有不愿意退缩的最后一批公社成员。
五月流血周。面对凡尔赛军的围追堵截,这147人全部被一个一个杀死。至此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就这样走向了结束。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作者:毛泽东(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五十五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才举行纪念呢?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涨,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日的纪念,才能有今日的纪念。
现在只把纪念巴黎公社的几个重要意义说一说: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阶级起来的第一次革命的运动。
那年正当前清同治十年,到今日恰是五十五年了。
我们要问,这种运动为什么不发生于百年以前,而发生于五十五年前的今日呢?
我们知道,凡属一种运动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必有客观的条件。
查巴黎公社,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三十年,这三十年中,继续订有《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足证明欧洲各国,已有能力向东方猛烈地发展,已由资本主义进为帝国主义,国内已形成伟大的工人阶级,所以才有此种壮烈的工人革命运动产生。这是应该注意的第一点。
马克思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只有国内阶级战争,才能解放人类。民国三年的欧洲大战,丧失了许多的生命,耗费了无数的金钱,结果得到了什么?
民国六年俄罗斯工人起来革命,推翻资本家政府,成功了劳工专政,使世界上另开了一条光明之路,其价值的重大为何如?
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现在一般资本家宣传说:“对外的战争是有益的,对内的战争是无益的。”
我们却要进一步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打倒资本主义的国际战争,才有意义的。
军阀们争权夺利的国内战争,是无价值的,被压迫阶级起来推倒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才有价值。
”一般国家主义派,盛倡其“为祖国而牺牲,乃无上光荣”的说法,这是资产阶级欺人之话,我们万不要受他们的愚弄!此应注意的第二点。
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
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
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
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
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
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
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此应注意的第三点。
巴黎公社存在不过七十二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 ,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 ,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十四年[4]国民政府打倒杨、刘[5]肃清反革命派的胜利,全赖对于敌人取绝对严厉的手段,不丝毫妥协,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
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这是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第四点。
现时帝国主义者为欲分散革命势力的联合, 力宣传“赤色的恐怖”,说什么俄国革命杀了整千整万的人,实则只有帝国主义者“白色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
试看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法国资本家所残杀者统共不下十万人,而俄国革命所杀的,最多不过几千人。“赤色的恐怖”实在不及“白色的恐怖”多了!五卅惨案,沙基屠杀,更是“白色的恐怖”的实证。所以我们要大声疾呼:“反对白色的恐怖!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残杀!”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10月底
载于1861年11月7日“新闻报”第30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