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
重读《毛泽东论教育革命》，这是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虽然是文化革命时的语录，但是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伟人的境界就是你做不到的，也想不了那么远的事儿。有心于教育的师者，不妨好好的从中“温故知新”，这也是文革期间一系列学校教学改革的前奏。
毛泽东：“我早就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买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
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2岁学说话，3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
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毛主席说：“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不都是进士和翰林。蒲松龄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就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还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给一百分。 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
走资派特色政府现行的教育制度。是贫富分化的推手，又是阶级特权的延续，更是社会上功利主义的体现
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这完全由教学人员来决定。——列宁
文革中《红旗》杂志上一篇名为《请看苏修的新玩意》的文章：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当下走资派特色政府现行的教育制度，比那时要严重的多：当时的「私人授课业」，只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而当下却更甚，是为了一切学生——或者说，“应试”——而设立的。
当时每小时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的工资，而当下呢？
没有具体地考察过，但也有一些资料可以一用（这些资料都来自于身边的人）：当下于“补课“上所用的钱，甚至有超过一万元每月的。而一个中下层劳动者每月仅可得一千五到两千元。
教师职业（此处专指教职工的工资）不过三四千元，这已经不是1.5倍关系了。
当然也有价格不那么高的（或许要感谢什么“供需关系”、“看不见的手”）每月每科也有八九百元（根据教师和学生们的评价这还算低的），且少有仅仅补习一两门课程的，如此算下来，当下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了，可以说：“教育改革、‘双减’政策不是已经在整治这些问题了么？”
这话倒是没错，但它仅仅是对穷人生效了吗？
收费低的教育机构不见了，而富人们可以聘请家教。
在职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不允许校外补课了。没关系，富人们可以聘请专门这样不到学校里任职的人。而穷人们却只能依靠自己的孩子“再努努力”了。并且，别忘了：
《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
《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
《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风险。》
《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再看看所谓“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与“就近入学”和师资力量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当然了，这主要来自于义务教育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然而它真的被落实了吗？
由于“就近入学”，师资力量强大的学校附近往往会形成“学区房”经济。而谁才能买得起这些「学区房」呢？自然是富人们。
普罗大众想要把自己的子女送进这些学校可就要大费周章了。
并且，讽刺的是，随着对“贪污腐败”的严查严打，这种差异也愈加明显：根据资料（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托关系”进入我所在的这所学校，需约3-5万元；而「严查严打」后，这种途径就消失了，之前三五万能买到的学习机会，现在买不到了，只能花费几十万去购买「学区房」。“几万对几十万，优势在我！”
以及，当下的家长们、孩子们是抱着怎样的观念面对庞大的空中楼阁般的教育体系的呢？
再引一大段《请看苏修的新玩意》（并且也让联盟成员认识到我们应持怎样的态度）：“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
……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
“……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而走资派特色政府现行的教育制度当下，一张大学文凭也只能捞到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了，也无怪乎广大人民群众对此见怪不怪了。那我们对此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应对这些上层建筑呢？
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红旗》杂志指的很明白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是要招来反对的。
在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制度下，《文革》没有来。《文革》也不会来。《文革》是在工农兵取得政权后，要求执政的《共产党》人继读革命，继读要求执政的《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根本与《文革》扯不上半点关系。在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制度下的高压维稳监接之下，连“学生运动、群众运动“也不会发生，何谈《文革》发生。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的头头们维稳都来不及，还会让《文革》发生。鼓吹《文革》来了，发生《文革》，发生学生运动、群众运动的外国是《文革》。都是些不懂《文革》的马户又鸟们。
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制度下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文革》被丑化，被抹黑，被否定，被妖魔化，被颠倒黑白地忽悠洗脑之下，满世界的人都把谎言当”真理”了。《文革》被丑化，被抹黑，被否定，被妖魔化，被颠倒黑白的总设计师是走资派邓小平。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要这样做？《文革》批斗走资派，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己死。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耍两面派，当面说“永不翻案“，篡权上台后立即翻案，不翻案不否《文革》，走资派邓小平上台执政不合法。《文革》中的法律文件中白纸黑字，己告知全世界人走资派邓小平己被开除了。所以走资派邓小平要否定《文革》。
走资派邓小平要否定《文革》篡权上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路线，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到处泛滥，使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到严重的腐蚀和毒害。各种社会弊病丛生，社会面貌日益腐朽，令人恶心的毒疮已经化脓，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贪污盗窃，已成了社会的特征。掌握国家机器、垄断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进行各种掠夺活动，官盗一体。
社会道德败坏，暗娼、妓女增多，卖淫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投机倒把活动猖獗，黑市、自由市场异常“繁荣”。
文化教育领域，更是乌烟瘴气。随着等级制度的扩大与阶级分化的加剧，种种丑闻纷至沓来。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勒索受贿风行全国。
许多人为了追求学位和名利，剽窃抄袭、买卖学位和文凭的现象极为普遍，造假文凭、“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应有尽有。
离婚问题越来越严重，家庭关系极不稳定。
在走资派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罪恶路线和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荒淫糜烂生活方式的毒害下，青少年犯罪现象也日益严重。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
所谓“反盗窃”、“反酗酒”、“反嗜毒”、“禁暗娼”，只能愈反愈烈，愈禁愈多。
转载《1975年人民日报：苏联社会弊病丛生》
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路线，让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思想到处泛滥，使苏联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受到严重的腐蚀和毒害。
今日之苏联，各种社会弊病丛生，社会面貌日益腐朽，在它身上，“令人恶心的毒疮已经化脓，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贪污盗窃，已成了今天苏联社会的特征。掌握国家机器、垄断整个社会财富的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进行各种掠夺活动，官盗一体。
苏联报刊承认，从中央到地方，从农村到城市，从机关到学校，“许多领导人和党组织的负责人”，“靠损害人民的利益而轻易谋取暴利”。有些人还“亲自领导贪污盗窃集团”，不少人在很短时期内就成为“百万富豪”。“这类事实并不罕见”，“例子比比皆是”。
例如，苏修一党中央委员盗用公款五十多万卢布，约合一个中等收入工人四百多年的工资，为自己建造了一所异常宏伟的住宅；在格鲁吉亚的工、商、文教卫生各界，贪污盗窃也层出不穷，以共和国中央合作社的主席和副主席“为首的许多领导人”勾结在一起，进行特大规模的盗窃活动，中央合作社财政局长本人也是盗窃犯的“同谋者”，亚美尼亚邮电部管理局局长利用各种手段，贪污十二万多卢布。
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扶植和庇护下，许多把持企业、农庄、商店和文教部门领导权的人更是上行下效，无所不为。据苏联报刊报道，第比利斯合成制品厂的头目利用职权，一次就盗窃一百一十万卢布；苏呼米烟草公司的领导人盗窃的财富达数百万卢布。
在苏联各地，投机倒把活动猖獗，黑市、自由市场异常“繁荣”。据报道，在莫斯科的黑市上买卖的商品有美国香烟、口香糖、牛仔裤、外币和麻醉品。此外，机床、起重机、发电机和火车头等生产资料，也都进入自由市场。在这种土壤上一批批投机商、暴发户不断地孳生出来。他们通过贪污盗窃或者向外国旅游者买来商品，然后高价出售，大发横财。例如，阿塞拜疆社会赡养部生产企业管理局局长，勾结该局所属企业的领导人，到莫斯科、土拉、利沃夫等地大量倒卖金币、首饰，大作美元、英镑的黑市买卖。在他家存放的黄金和珠宝重达三十二公斤，几年内获利达二十八万多卢布。
在文化教育领域，更是乌烟瘴气。随着苏联国内等级制度的扩大与阶级分化的加剧，种种丑闻纷至沓来。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勒索受贿风行全国。许多人为了追求学位和名利，剽窃抄袭、买卖学位和文凭的现象极为普遍，造假文凭、“生产假学者和冒牌科学博士的工厂”、办假大学的“企业”，应有尽有。据苏联报刊透露，一个叫戈尔巴琴科的人，利用伪造资历、舞弊行贿等手法，骗取了苏联国立雅库特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当上了教授，并成立了一个学位答辩委员会。
在苏联，社会道德败坏，暗娼、妓女增多，卖淫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据西方报刊报道，苏联内务部一个官员曾透露，在列宁格勒一次注册登记的娼妓就有一万六千人之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和敖德萨等大中城市以及疗养地，都设有酒巴间、夜总会和半公开的妓院。由于娼妓越来越多，性病也随之扩大和蔓延。据法国一家杂志援引苏联一地下刊物的材料披露，卖淫这个“资本主义的脓疮”已经在苏联正式存在。每到夜晚，苏联首都莫斯科的中心广场、共青团广场、白俄罗斯车站和农展馆附近的饭店等地方，都有暗娼在活动。其中一些人“有警察为后台”，受到警察的保护和支持。
苏修上台二十年来，苏联的离婚问题越来越严重，家庭关系极不稳定。这也是苏联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据苏联《经济问题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透露，苏联的离婚率由一九五○年的百分之三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在离婚的夫妇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结婚不到五年，百分之二十一的人结婚不到一年。苏联已成为世界上离婚率最高的国家。
酗酒成灾，已成为苏修无法解决的严重社会问题。据报道，全国酒精产量剧增，超过人口增长率的两倍。私人酿酒现象也在逐年增多。据统计，苏联平均每人每年饮酒量相当于美国的两倍。全国每年仅饮伏特加酒就要花掉一百三十亿卢布，每年有六、七百万人进入“醒酒所”。工人群众由于对苏修统治强烈不满，常因满腹怨气无处发泄而“借酒浇愁”。象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酗酒是“一种必然现象”。例如，乌拉尔一工厂每年有百分之三十的工人进入“醒酒所”；莫斯科一家有四百一十名工人的工厂，在一天早晨的突然检查中，有二百八十名工人上班时酒意未醒，无法上班。青少年和妇女酗酒也在逐年增加。许多青少年和妇女经常沉醉街头或醉醺醺地在公共场合闹事，而被送往“醒酒所”。
吸毒、贩毒的现象也日趋严重。据报道，在苏联南部和中亚地区吸毒现象比较普遍，而且青少年吸毒日益增多。第比利斯的一些中学生公开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他们吸食麻醉品。格鲁吉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透露，“吸食麻醉品，尤其是青年吸毒的可耻现象引起人们的严重不安”。《社会主义工业报》一九七二年八月六日透露，哈萨克有一个出售吗啡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主犯通过奇姆肯特市化学制药厂搞到大批吗啡，分成小包，运到各地出售。另据报道，莫斯科一家制造麦角酸的工厂，有一批科学家私自制造麻醉剂；在高加索有的单位制造海洛英；在中亚地区还种植鸦片。正如西方报刊指出的那样：“毒品已愈来愈深地进入苏联社会”。
在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罪恶路线和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荒淫糜烂生活方式的毒害下，苏联青少年犯罪现象也日益严重。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苏修官方也不得不承认，最近几年青少年“犯罪相当多”。集体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案件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苏联《真理报》一九七一年六月二日透露，一到夜里，“流氓(基本上是青少年)便成了街道的主人”。
《青年共产党人》也透露，在萨拉托夫州巴拉绍夫市有一个青年集团，长期作案，“相互发誓，以血为盟”，进行抢劫、盗窃和凶杀。在哈尔科夫，有一个青少年犯罪集团，结伙杀人，抢劫商店，半夜闯入住宅，胡作非为。卡拉干达市一群学生在看了凶杀电影后，便模仿影片中的主人公，一个晚上就连续七次作案。
在今日苏联这些社会弊病的恶性发展，是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十月革命的事业、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也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的表现。随着社会帝国主义一天天的糜烂腐败，这些弊病将更加广为蔓延。苏修当局对此十分不安。
勃列日涅夫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的种种“社会弊病”严重，并声称要“同它们作斗争”。近年来，苏修当局还装模作样地作出了些诸如关于加强同酗酒作“斗争”的决议，制定什么反酗酒措施，颁布什么“劳动教养”条例，炮制什么禁止暗娼、限制性病、反对嗜毒的法令等等，显示一番同不良现象作“斗争”的姿态。然而，这只不过是勃列日涅夫之流玩弄的贼喊捉贼的骗人把戏。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苏修叛徒集团就是一伙“盗窃国家本身”的大盗贼，庞大的苏修官僚机构就是一切罪犯的大本营。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国家搞得如此乌烟瘴气，让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自由泛滥的罪魁祸首正是勃列日涅夫集团自己，他们是最大的教唆犯。
只要苏修的反动统治继续存在，所谓“反盗窃”、“反酗酒”、“反嗜毒”、“禁暗娼”，只能愈反愈烈，愈禁愈多。苏修叛徒集团的倒行逆施，苏联人民是不会长期容忍下去的。可以相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必将行动起来，把毒害他们的所有污泥浊水连同苏联的反动统治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勃列日涅夫集团这伙窃国大盗和教唆犯也终将“落网归案”，受到苏联人民的无情审判。
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
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
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走资派邓小平们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
走资派邓小平们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上大学改变命》，大学里培养“絕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立即变现的贮钱匣”。
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转载《1975年人民日报：苏联社会弊病丛生》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载一九七五年十月九日《人民日报》)1975年《红旗》
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学生的。
当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学生的。而且当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
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
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
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毛泽东: 教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
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１〕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
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想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学生的。而且当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二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释
〔１〕这是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节录。
关于办好学校问题的意见〔１〕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释
〔１〕 这是毛泽东接见以教育部长贡特·塞拉为首的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法迪亚拉及夫人时谈话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