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

 

 

 

每年的高考季可谓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图",  也是古今中外少有的一道特色奇观。2024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342万人。最近两年的官方数据显示，全国高考录取率约在90%上下。

大学毕业生人数在不断增加, 《2022年迎“最难毕业季”，1076万大学生毕业，他们又该何去何从？》《80万海归+909万应届毕业生，2021届就业形势极其严峻！ 》《2020 年 874 万大学生毕业，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应该怎么找工作？》。

《“高考钉子户”唐尚珺:复读13年只为上清华》为何?何用?用邓小平话是"恢复高考改变命运。只是为做个上等人, 改变穷人的命变为贵人富人上等人的命。

《名校毕业、花百万留学，为什么还要回县城？》《高考己成产业链》位于安徽六安市毛坦厂镇的毛坦厂中学，号称是亚洲最大高考工厂。24000多名学生中2/3是复读生，小镇的经济也围着这所高中展开。这里常年住着8000户陪读家庭，是当地居民的2倍。这些陪读家长大都来自农村或者一些中小城镇，本就不富裕。但是为了确保孩子们专心备战高考，他们暂停了赚钱，搬过来全身心的照顾孩子的生活。

又如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常出现诸如冒名代考、录取同名顶替、考前泄题等弊案。学生带手机进入考场拍摄试题求助，证明有很多环节出了问题。考生在入考前都会有专人用安检扫描仪对学生进行扫描、检查是否携带违禁品；入考前，监考老师也会提醒考生把书包与不需要用的物品放在教室外。监考老师和涉事学生存在勾结等等都有赚钱的机会。加上一切为着《高考》的相关人员和公司都可以赚钱,  钱是哪里来?  无外乎考生家庭, 尤其是收入不高的家庭想让子女通过高考改变穷人下等人的命, 变为富人贵人高等人的命。

这种高考制度，看似公平，但是实际情况是：当时的农村与城市、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均还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或者说在教育资源分配还非常不均衡的情况下，这种高考制度的所谓“公平”是极其有限的。且别说是当时，就以如今来论：农村的考生若想靠分数考进北京、上海的大学，即便是有政策的倾斜（如录取名额的分配等）的情况下，他们也仍然难以企望。而这也就不难解释新中国之初的那十年，为什么很少有基层或工农兵子弟能考入大学了。

文革取消高考后，根据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国家开始以推荐的方式，直接从社会底层即从社会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推荐优秀青年入学，这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大学生”或“工农兵学员”。整个文革期间共培养了80多万工农兵大学生，这些学员后来也都成为了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骨干。据09年的一份调查统计，当时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近一半的人，其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一学历都是“工农兵大学生”。而如今中共领导最高层的7名常委中，就有三名曾是“工农兵大学生”，这其中就包括总书记习近平（另两位是王岐山、张德江）。

文革期间全国的“老三届”毕业生大约是1亿，据此有人说：废除高考是毁了一代人。这显然是以这1亿人都能进入大学为假想的一种忽悠说法。而事实上，当时全国大学的实际录取能力每年不超过20万，因此，即便是不废除高考，那十年的总计录取也不过就是2百多万人。而且，这1亿的毕业生中，属于县以下的农村毕业生约占8成，即有8千多万，那么再联系到前面说的文革前高考录取学员的构成情况还可以推知，这基层的8千万中，有可能进入大学的不会超过2万，只可能是占这2百万录取生的10%。2百万——2万——“毁了一代人”，这显然是太能煽乎了！

恢复高考的头两年入学生总计是60多万，虽然没有查到相关的统计，但仍然可以确定，这60多万的入考生，有90%都应该是教育资源相对优越、基础知识学的比较扎实，即属于大中城市的“老三届”、“新三届”以及各类中专毕业生。而占同类毕业生总数8成，属于县以下级别的农村考生，仍然会是极少之数。

关于恢复高考，还有人忽悠说：“是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其实恢复高考的同时，也是废除了另一项入学制度，那就是推荐制度。这表明，即便是不恢复高考，大学校园里学生也仍然是满满，其读书声照样是朗朗，而且绝不会培养出如今这么多的右派甚至是右稚又或者是"砖家叫兽"和反共反社反毛泽东以及洋奴才洋买办来。所以，一定要说改变什么的话，通过推荐而不是高考，也同样应该是“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推荐入学，即当时招的“工农兵大学生”一直被抹黑为是靠关系、走后门入的。以至使许多人都回避或忌讳谈自己“工农兵大学生”的经历。其实就像高考也有高考的问题一样，这种推荐入学由于开展的时间短，制度还不完善，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但通过简单丑化昨天来赞美今天，这则是今天的右稚们常用的抹黑手法。且依实而论，当时希望入学的肯定是很多，而被推荐的必定是很少，是故没被推荐而嫉妒、怀疑以至丑化、抹黑的肯定也是多多。而若单从这个角度看，这高考制度的所谓“公平”竟可以让人不被录取也没有了脾气，则的确是优于推荐制度。

总之，废除高考是毛泽东从人民当家作主，即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高度上来思考并谋划的。而具体地说，毛泽东这样做，就是要在教育领域、从根本制度上废除旧的封建权贵式或西方资本式的教育路线。当然，被毛泽东废除的这一路线，后来是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推翻了。而目前一些高校提倡的效仿西方的所谓“精英教育”，更可谓是这一复辟的极致写照。高考制度的恢复，吹响了“知识改变个人命运”的时代号角。也吹响了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号角。又是让高考己成人分等级资本歉钱的工具。

为什么走资派邓小平要抹黑否定文革? 为什么这么多人"拥护"恢复高考? 读了文革中又是如何批判的就会明白:  1975年的中国“两报一刊”中最有名的《红旗》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抨击前苏联教育腐败的文章，可谓入木三分，针砭时弊。如今读来不就是说特色中国吗?  毛泽东及其那一代真正的共产党员们站得高看得远为工农百姓着想, 还能说是文革中取得的教育成果是错的吗?文章全文如下: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

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意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

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

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

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yongbing1993]

首创《西学中》《中西医结合》






【中国中医药报】新中国首创“西学中”与中西医结合研究

纪念毛泽东关于“西学中”批示65周年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时间：2023-10-13

在纪念毛泽东主席于1958年10月11日，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简称关于“西学中”批示）65周年之际，回顾新中国首创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简称“西学中”班），组织西医系统学习中医，培养“西学中”人才，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包括现代医药学方法）开辟了中西医结合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和历史性贡献；显示出创办“西学中”班培养“西学中”人才、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无比正确！现仅就在新时期新征程上如何牢记、坚守毛泽东主席关于“西学中”批示精神和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批示等问题，略陈己见如下。

牢记毛泽东关于“西学中”重要指示和批示

1954年6月，毛泽东为筹建中医研究机构作出重要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正是在毛泽东这一重要指示下，1955年12月19日在北京成立中医研究院的同时举办了我国首届“西学中”班开学典礼。1956年卫生部又在北京、天津、武汉、上海、成都、广州开办了6个“西学中”班，请全国各地著名中医学家为“西学中”班讲课、传道授业、临床带教、精心培养“西学中”学员。结业后的“西学中”人员，始终以中医为师，与中医团结合作，共同承担起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学的历史使命，并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研究。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尚昆同志：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国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十月十一日。”

毛泽东主席的这一伟大批示，已成为指引中国医药学科学发展的纲领性经典文献。在这一伟大的批示鼓舞和指引下，我国各级政府、医药卫生界开始重视和加强中医药研究，各种形式的“西学中”班在全国兴办，掀起了“西学中”的热潮。特别是批示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不仅极大鼓舞了广大西医学习中医、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积极性，更成为我国中医药、少数民族医药及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的共同行动纲领和指南，为开创中西医结合研究和创造统一的新医药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指明了研究方向；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卫生工作、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奠定思想和理论基础。尤其批示中强调培养“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体现了毛泽东对培养“西学中”人员的充分肯定和寄以厚望。我们要永远牢记和传承这一伟大的批示。

“西学中”专家的中西医结合科研取得辉煌成就

遍布全国各地、各个医药学科的“西学中”人员，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研究，被称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开拓者和主力军，尤其是在中西医结合科研领域涌现出众多国内外著名中西医结合专家及其科研重大成果。在此仅以我国“西学中”老前辈屠呦呦先生为例，阐述我国中西医结合专家开展中医药研究的优势所在。

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终身研究员、著名“西学中”药学家。她率领其团队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中西医药结合研究，从传统中药青蒿中成功提取出抗疟新药青蒿素，拯救了全世界几百万疟疾患者生命，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自1901年设立诺贝尔奖至今，中国第一位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这令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学中”人深感自豪和骄傲！她的研究成果让全世界都确信了毛泽东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英明论断；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中西医结合研究是发掘这一伟大宝库的最有力手段和最精准有效的科研方法。

屠呦呦是中国科学家中的巾帼英雄，是“西学中”及中西医结合界的一代宗师，更是我国“西学中”人才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和最敬爱的导师。她是真正精研岐黄，“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西学中”科学家、药学家，是一位最令人尊敬的、伟大的“西学中”老前辈，是开展中西医结合科研取得重大科研成果、为全人类健康事业作出伟大贡献的楷模、典范、先锋。屠呦呦先生获诺贝尔奖，更捍卫了“西学中”及中西医结合的地位和荣誉！2019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屠呦呦颁授了“共和国勋章”。

屠呦呦的“西学中”及对“西学中”的认识

屠呦呦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分配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1959~1962年参加卫生部举办的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学习、结业，是我国“西学中”的老前辈。她在《我与中西医结合事业》一书中撰文说：“以中西医药结合的知识，先后在生药、炮制及化学领域从事中药科研。”并讲道：“这一国际上好几个西方国家共同下大力研究的热门课题之所以在中国、在中医研究院获得成功，不是偶然的，是与我们坚持以宝库作为坚强后盾、又有50年代以来国家努力培养的西学中、中西医结合的人才，从而坚信、执着地追求寓于宝库中的精华分不开的，这是中医药的骄傲，也是努力贯彻党的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政策的胜利，的确是一条值得总结、值得重视的……医药科研之路。”

屠呦呦在卡罗林斯卡学院演讲《青蒿素：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中说：“学科交叉为研究发现成功提供了准备……从1959年到1962年，我参加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化学家路易·帕斯特说过‘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古语说：凡是过去，皆为序曲。然而，序曲就是一种准备。当抗疟项目给我机会的时候，西学中的序曲为我从事青蒿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准备。”她意味深长地向全世界述说“西学中”，阐述并宣传“西学中”的重要性。

屠呦呦谈“中西医结合”

屠呦呦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新闻发布会上讲道：“在医药领域，中国中医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科研手段，实现中西医结合，从而发现更多新药为人民健康服务。”

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传统中医献给世界的礼物》中提到：“‘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表明中西医药结合科研，能为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取得显著成绩，更能为全人类的健康作出巨大贡献，表达着中西医结合的优越性、创新性和必然性，闪烁着中西医结合科技工作者的中西医结合思维及中国智慧。她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的坚定信念、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不断创新的科学思想、热爱中医药与中西医结合事业的真挚情怀，坚持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忍不拔奋斗精神等等，为医药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典范，并再次证明：一是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一伟大的科学论断，无比英明正确；二是党中央制定的一系列继承发扬和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方针政策，无比英明正确；三是党中央大力号召西学中，培养“西学中”人才，与中医团结合作，共同继承发扬、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的方针政策，无比英明正确；四是我国政府举办“西学中”班，培养“西学中”人才、中西医结合人才，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无比英明正确；五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持中西医结合”，无比英明正确。我国开创并一直开展着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迄今已65周年。

屠呦呦是对全人类作出突出贡献的伟大的“西学中”药学家。现实尤其需要真正读懂屠呦呦先生，读懂她和她率领的团队背后付出的艰辛和坚持，读懂她酷爱中医药学、努力钻研中医药学、坚持运用中西医药结合的方法研究中药的科学精神；读懂她的善于发现、敢于质疑及中西医结合思维等“西学中”人的特质；读懂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重大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

呼吁和建议组织屠呦呦学术思想研究会及论坛，加强对屠呦呦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创造精神、艰苦奋斗的科学家精神，以及学术思想、科学研究思路与方法、学习与研究中医药学的思路与方法、学术成就等研究，广泛交流屠呦呦先生的科学家精神、学术思想、学术成就等。研究、讨论、交流和明确：如何认识从传统中药青蒿，到研究成功青蒿素，并获得了诺贝尔奖？屠呦呦到底是用什么科研思路方法研究成功青蒿素的？如青蒿素概念的提出、青蒿素的提取方法、药理作用、化学结构关键性问题的研究等。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向屠呦呦学习的真髓、真谛是什么？只有真正读懂屠呦呦，才能大力宣传屠呦呦。以屠呦呦等我国“西学中”老前辈为榜样，为我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医药学及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而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国开展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65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中西医结合研究促进了传承与创新发展中医药学，促进了中医药现代化发展，促进了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的能力和效果，促进了全世界的西医对“中国医药学伟大宝库”的认识、青睐、研究和发掘，促进了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和走向世界，促进了我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诞生及建设发展，促进了藏西医结合、蒙西医结合、维西医结合等等研究，形成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医药“结合医学”研究的走势，促进了日本、韩国、印度、美国、加拿大、意大利、英国等世界各国各民族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结合医学”研究，促进了全世界医药学发展格局的深刻变化，促进了对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的理性认识和科学认识等等。

[yongbing1993]

资本竞争将《归结》为社会竞赛







恩格斯认为，随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后，竞争也将《归结》为竞赛。他认为：《竞争》的实质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另外的竞争。”

社会主义《竞赛》起源于苏联，是在劳动群众发挥最大的积极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生产的方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竞争》有着本质区别。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一种条件，可能真正广泛地、真正群众性地运用竞赛，把真正大多数的劳动者吸引到这种使他们能一显身手，能发挥自己能力，能发掘自己才能的工作场所。而才能在民众中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可是资本主义却把这才能成千成万以至千百万地压抑、蹂躏和扼杀了。

列宁：“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比赛”。得到了苏联工人阶级的热烈响应。同年2月，顿巴斯的矿工们发起了《竞赛》活动。

社会主义《竞赛》具体实施：

设定和改进生产管理计划，明确竞赛目标。提前发动和组织职工群众广泛讨论国家生产计划，了解这些计划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开好生产会议，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创造性，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大胆揭露在生产中存在着的各种缺点。

发动、组织和教育职工群众积极地提合理化建议，努力地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使职工群众站在国家主人翁的地位，积极思考解决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以达到厉行增产节约的目的。

由工会代表全体职工和企业行政方面签订集体合同。

按期进行竞赛总结评奖活动。

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把反劳动纪律者、保守主义者、官僚主义者等排除在运动之外。

转载《社会主义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

社会主义竞赛

1933年，苏联“突击手”的宣传海报

原文名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

持续时间 1929年–1990年

地点 社会主义国家

类型 社会运动

主题 竞赛

首个报道者 米哈伊尔·普京

参与者 人民群众

社会主义竞赛起源于苏联，是在劳动群众发挥最大的积极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进生产的方法[1]，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有产物。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竞争有着本质区别。

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竞赛就是以千百万劳动群众最高限度积极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主义方法[2]。

理论基础

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在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希望建立一种以“法朗斯泰尔”为基层组织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将在这里开展广泛的竞赛，增加各种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从而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3]。

恩格斯认为，随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退出历史舞台，竞争也将“归结”为竞赛。他认为：竞争的实质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个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制度下，除此之外，就不会有另外的竞争。”[3]

起源

1917年，无产阶级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人民政府。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俄国稳固地过渡到社会主义[4]，苏维埃政府号召广大群众投入到新国家建设中去。1919年4月12日星期六，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的15名工人在下班后义务加班，抢修了3台损坏的机车。随后，该铁路局的职工们响应俄共（布）的号召，在星期六从事义务劳动。这一活动得到了全国工人的积极响应。1920年5月1日星期六，全俄举行了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也参加了克里姆林宫区域内的清扫工作[5]。1926年9月，列宁格勒红色三角工厂首先发起了突击手运动，组织了全苏第一个青年突击队。到1929年为止，全国青年突击手已经达到了150万人[6]。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一种条件，可能真正广泛地、真正群众性地运用竞赛，把真正大多数的劳动者吸引到这种使他们能一显身手，能发挥自己能力，能发掘自己才能的工作场所。而才能在民众中是取之不尽的泉源。可是资本主义却把这才能成千成万以至千百万地压抑、蹂躏和扼杀了。

——列宁，《怎样组织竞赛》。

1918年，列宁写了《怎样组织竞赛》一文。这篇文章于1929年1月20日（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在《真理报》上首次发表[7]。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向已经夺得了政权的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提出指示：“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比赛”。它得到了苏联工人阶级的热烈响应。同年2月，顿巴斯的矿工们发起了竞赛活动。

1929年3月15日，《真理报》又刊载了一篇题为《关于红色维堡工厂施行社会主义竞赛的合同协议》的文章。这是苏联的第一份自愿劳动竞赛合同。标志着社会主义竞赛的诞生。竞赛的主要发起者是列宁格勒红色维堡工厂职工米哈伊尔·普京[8][9]。

1930年6月，联共（布）十六大以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的论点出发，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专门关于组织竞赛的《告工人和劳动人民书》[10]。

方法

社会主义竞赛优胜者徽章

设定和改进生产管理计划，明确竞赛目标。提前发动和组织职工群众广泛讨论国家生产计划，了解这些计划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开好生产会议，充分发挥职工群众在生产中的积极性创造性，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大胆揭露在生产中存在着的各种缺点。

发动、组织和教育职工群众积极地提合理化建议，努力地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使职工群众站在国家主人翁的地位，积极思考解决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以达到厉行增产节约的目的。

由工会代表全体职工和企业行政方面签订集体合同。

按期进行竞赛总结评奖活动。

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把反劳动纪律者、保守主义者、官僚主义者等排除在运动之外[10]。

各国情况

苏联

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宣传旗帜

社会主义竞赛（俄语：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соревнование）起源于苏联，在1930年代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中达到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竞赛已成为全国规模的运动。全苏已有9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这个竞赛。竞赛的方式多种多样，有工人、工程师、设计师之间的竞赛，也有工作组、工作间和工厂之间的竞赛。战后竞赛的另一特色，是科学机关与工业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使劳动因科学而更加丰富，而且也使科学因得到先进工人的经验而日益完善[11]。

波兰

1945年至1946年，波兰共和国的先进工人开始了劳动竞赛。他们以苏联劳动阶级为榜样，广泛投入生产运动。到1947年，波兰工人党员，老矿工普斯特罗夫斯基在国内首先完成生产定额260%，并且向其他矿工发出挑战。人们称他为“波兰的斯达汉诺夫”[12]。

罗马尼亚

1950年8月23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全国60%的劳动人民，为了纪念解放6周年，参加了全国社会主义竞赛活动[13]。

越南

越南政府依照苏联的社会主义竞赛经验，于1947年10月发动了一次“爱国主义竞赛”运动。胡志明规定，这一运动的任务是加紧生产，提高产品的品质和数量；目标是消灭饥饿与愚昧，把法国侵略者驱逐出去；方法是“勤，俭，廉，诚”。这个口号获得了军队、行政机构、工厂及全体人民的热烈响应。但是由于战争而产生的物资与交通工具的缺乏，以及缺少一个统筹兼顾的计划等原因，该运动产生了许多错误。譬如不必要的浪费力量，形式主义的倾向，追求纪录，没有利用别人的经验等[14]。

参考资料

1，刘建明等. 《宣传舆论学大辞典》.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年. ISBN 9787800366697.

2，苏联职工会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人民日报. 1949年5月22日: 第3版.

3， 曹麟章. 社会主义竞争和社会主义竞赛. 上海经济研究. 1981, (7): 19-21. ISSN 1005-1309.

4，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人民出版社。

5，柳直. 俄庆祝“星期六义务劳动”100周年. 环球时报. 2019-04-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0-25） –通过新浪 （简体中文）.

6，李楠. 五枚勋章代表的功绩和荣誉. 人民日报. 1957年10月26日: 第6版.

7，刘子久.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比赛——纪念列宁《怎样组织比赛》一文发表二十五周年. 人民日报. 1954年1月20日: 第3版.

8，Ерофеев А. Вокруг площади Калинин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2012-08-20, 155 (5178): 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6-05） （俄语）.

9，Призы имени Путина вручали ещё 75 лет назад. Сайт НТВ. 2004-04-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1-26） （俄语）. 参数|journal=与模板{{cite web}}不匹配（建议改用{{cite journal}}或|website=） (帮助)

10，斯大林. 群众的竞赛和劳动热情的高涨. 人民日报. 1953年5月1日: 第3版.

11，苏联庆斯塔哈诺夫运动十五周年. 人民日报. 1950年9月2日: 第4版.

12，莱昂尼多夫. 人民民主国家都向苏联学习. 人民日报. 由石谷翻译. 1949年12月16日: 第5版.

13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 人民日报. 1950年12月30日: 第4版.

14，《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第六十六期

来源：《苏联社会主义竞赛》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竞赛》，在各行各业轰轰烈烈的进行过。成果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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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资派为什么散布阶级斗争熄灭







走资派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刚刚说了要“悔过自新” “永不翻案”，重新工作以后就又直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是又一次证明党内确有资产阶级，而且他们总是想打倒无产阶级吗？阶级斗争不但从未“熄灭”，而且有时候是多么激烈啊！

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去年一面纠集右倾翻案势力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一面却说阶级斗争看不清楚了，说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他散布种种奇谈怪论，肆意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他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理论基础之一，仍然是刘少奇一再鼓吹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为什么口讲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往往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转载《走资派为什么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

作者：纪岩 1976年4月19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在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指出：“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生死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继续和深入。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挑起了斗争；无产阶级奋起反击以后，党内资产阶级和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又千方百计阻挠和反扑。他们的种种活动，从反面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多么复杂啊！

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去年一面纠集右倾翻案势力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一面却说阶级斗争看不清楚了，说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他散布种种奇谈怪论，肆意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他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理论基础之一，仍然是刘少奇一再鼓吹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为什么口讲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往往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到底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否始终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在哪里？对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有截然不同的回答。

早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毛主席就及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十三年后，即一九六二年，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问题，更加完整地提出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并且提醒全党同志注意我们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进行的一次伟大的革命，斗争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近，毛主席在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时候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二十多年来，我国人民的战斗历程，完全证明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英明论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尽管经过多次的大搏斗，阶级斗争并未“熄灭”，仍然是看得见的活生生的客观现实。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依然存在吗？这些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前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刚刚说了要“悔过自新” “永不翻案”，重新工作以后就又直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是又一次证明党内确有资产阶级，而且他们总是想打倒无产阶级吗？阶级斗争不但从未“熄灭”，而且有时候是多么激烈啊！

阶级斗争的长期性，与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存在，有着密切关系。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的重要土壤和条件。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二五六页），就因为这样的国家还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现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党内的资产阶级为了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必然要对无产阶级作拚死的斗争。这是因为，他们是把资产阶级法权看作自己的命根子的啊！

我国原来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的残余仍然存在，小生产所固有的狭隘思想和私有观念，还将长期存在。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有许多党员把小生产的思想影响带到党内，一点也不奇怪。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些也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将长期存在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原因。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光是认识到这一点，是很不够的。还必须认清，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不只存在于社会上，而且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是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当前，邓小平就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

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后，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对象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力量，在政治上也没有多少号召力了。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事业中，就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同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矛盾，也就越来越突出了。

正如党的十大政治报告所指出的：“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就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披的是马列主义外衣，打的是共产党员的招牌，贩卖的是修正主义黑货，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又在党内篡夺了一部分权力，有的还是相当大的权力，搞起修正主义来是很凶的，也是很快的，因而是最危险的。

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事实告诉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存在，必须引起全党的严重注意。最近，党内资产阶级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疯狂抵抗和捣乱的事实，又一次从反面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只要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没有结束，“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就不会消失。

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斗争党内走资派的目的，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同整个资产阶级以及一切阶级敌人作斗争。对于那些反对党的领导、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的阶级敌人，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

走资派之所以成为走资派，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纵容、保护和支持这些坏家伙，代表这些人的利益和愿望。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吹捧邓小平，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既然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那么，为什么邓小平却公然的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呢？

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一个路线，一种观点，始终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正是要通过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邓小平，正因为他自己代表资产阶级，不愿意消灭资产阶级，而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所以他就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阶级斗争熄灭论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一种险恶的反动理论，集中地反映了反动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策略。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是承认阶级斗争的；但是，历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后，资产阶级日益走下坡路，革命革到他们头上了，他们就害怕阶级斗争了。为了挽救他们被无产阶级彻底埋葬的历史命运，他们就想方设法“调和”或“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修正主义者作为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代理人，作为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前，总是鼓吹阶级调和论；在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总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很明显，这都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需要。

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总是一方面拚命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一方面干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刘少奇一方面说我国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什么“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等；另一方面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围剿革命派，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

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四处点火，八方煽风，纠集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大刮什么“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必欲把阶级斗争这个纲，把党的基本路线，统统刮掉而后快。他还不打自招地供认自己是来复辟的，叫嚣什么“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无非说你是‘还乡团’回来了，好得很嘛。”看！他否定阶级斗争这个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不恰恰是为了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吗！

十分清楚，他们口口声声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并非真的要熄灭阶级斗争，而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熄灭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熄灭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斗争；而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则是从来不肯熄灭的。他们自己一次又一次跳出来向无产阶级进攻，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千万不能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前进的道路上就必然会有阻力、有曲折，必然会遇到国际国内阶级敌人，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各种方式的疯狂抵抗、破坏和捣乱。“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党内资产阶级也决不会例外。我们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掌握、运用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批判邓小平，打击反革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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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和《左、中、右》







1957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取得基本成功。对于这场社会大变动，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但也出现一些激烈的反对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右派”的观点。于是，有人就质问毛泽东:“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毛泽东回答、“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毛泽东说:“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毛泽东逝世以后，有一段时期，这样的质疑声又在媒体上大量出现。这些质疑大都以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姿态出现，批评毛泽东这种"左、中、右“的分析法是以“政治态度”来进行阶级分析，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界定，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科学性。他们说，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怎么可以以“政治态度”和“思想意识”来划分阶级呢？这些文章引经据典，大段大段摘引经典著作里的文字来支撑他们的批评。

其实，类似的情况可以追溯到建党初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时候，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事情，许多人都自称“社会主义者”，尤其正在寻找救国之路的知识分子中更是如此。然而，要在当时的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首先在怎样进行中国的阶级分析这样一个基础问题上遭到很大的困难。按照《共产党宣言》，“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中国的情形不是这样，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总人口中都占少数，主要是农民，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一起占了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按照经典的观点，农民阶级虽然是被剥削阶级，但它属于落后的生产关系。这样，许多学者就被一个难题所困扰：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么找不到符合马克思经典理论所说的革命力量。中共建党的第一任书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之一——陈独秀，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就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幼稚”，不能作为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发挥作用，中国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中国革命必然依靠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合作，并以资产阶级为首；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无产阶级才能成熟起来，产生新的革命要求。陈独秀这种观点的逻辑结论，只有一条路：取消无产阶级革命。

毛泽东是怎样来对中国社会作阶级分析的呢？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宗明义第一段话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在这里，敌人是很明确的——“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中国人民巨大痛苦的“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而革命的动力呢？毛泽东不是拘泥于经典著作，而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以“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为分析的依据。这里所说的“经济地位”，主要指受压迫剥削所造成的贫困程度，而落脚点则在“对于革命的态度”。他从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下的极端穷苦，看到了他们强烈希望改变现状的革命要求，由此得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来自农民，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的结论。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曾经受到许多人的质疑，被指责为偏离马克思主义，然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驳倒了所有这些质疑和指责，毛泽东被公认是在理论上为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尚未涉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如何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一重大课题做出了创时代的贡献。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又该如何进行阶级分析呢？这是又一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尚未具体涉及的问题。

作为列宁继承人的斯大林在上世纪30年代就宣布苏联消灭了阶级而成为无矛盾的社会。一旦面对实际发生的矛盾，他就以国外间谍论罪。一些理论家引用马克思，列宁对“阶级”的定义，认为阶级区分最根本的和具决定意义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剥削阶级也就不复存在。按照这个逻辑推下去，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连资产阶级的残余及其子弟也早就没有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自然就提出来了。

然而，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种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已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种斗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

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左、中、右的分析法。毛泽东把是拥护还是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态度来划分人群，他说：“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毛泽东这次对不对呢？这不是一个理论探讨能解决的问题，很长时间里人们对此莫衷一是。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有七十多年历史并已跃升为超级大国的苏联，一夜之间大厦倒塌的轰然一声，才给这个问题做出了历史的回答。哪里有什么“全民国家”，人们看到的，是原先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十几个加盟共和国分崩离析；哪里有什么“全民党”，连苏联共产党也被宣布为“非法”；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则完全被私有制和寡头经济所取代。

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许多论断都得到了验证。有些人对毛泽东所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以为然，但是，据原苏共老党员利加乔夫的反思，在苏联演变过程中就出现过这样的场景：“暴露性文章己形成湍流激浪，席卷整个公众舆论”，“极右派报刊描绘出来的历史不是成绩和错误的多维矛盾集合体，而被全部涂上灰暗的，甚至肮脏淫秽的色调。按照这些报道的观点，我们的过去从未有过美好的东西，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在这块土地上忍受着折磨，沉溺在灾难之中”。这些赤裸裸地歪曲历史的言论“使人着魔”，“群众的思想开始受到某些人的操纵”。正是这种舆论战开启了苏联的剧变、解体之门。（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这个情形为毛泽东所说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作了最生动具体的注释。事实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并不违背马列经典著作关于阶级的论述，因为这种斗争最终要导致经济基础的变更，由社会主义所有制重新回到资本主义所有制，整个社会重新形成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的阶级对立状态。其实，列宁也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产阶级的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即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

批评毛泽东“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的一些人，认为这个分析法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源。其实，这种看法把事情完全搞颠倒了，毛泽东这样做，恰恰是基于他的一贯思想——“把我们的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在中共早期历史上，曾经有过一种“中间势力危险”理论，其源于俄国革命时期对资产阶级的判断。俄国十月革命后，以沙皇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崩溃，而资产阶级则由于其在民主革命中曾起到过的积极作用而蒙骗了一部分群众，并据此同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党认为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是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当时占据中共领导地位的一些人，机械套用苏联革命的做法，坚持认为中间势力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不仅把资产阶级整个列为敌人，甚至还提出“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以及在农村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端政策。毛泽东反对这些错误做法，一再强调“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指责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结果使得中国革命陷入几近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毛泽东在成为全党领袖之后，就更加注重对社会各阶层，包括敌方阵营，进行“左、中、右”的分析。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毛泽东不仅把资产阶级区别为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还把“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同时把“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列为“地主阶级的左翼”，作为可以争取和团结的“中间势力”。（毛选第二卷：《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就是在与“中间势力危险”理论的斗争中，构筑了作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为革命战争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大军。

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就成了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毛泽东采取赎买的办法，在和平和稳定中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还实现了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创举。这种做法，曾被国外及党内一些人怀疑是右了，“不像十月革命”。毛泽东则回应说：“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毛泽东之所以采取这种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其根据就在于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左、中、右”的分析，而不是看做铁板一块的敌对力量。基于历史上的盟友关系，毛泽东诚恳地对他们说：“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毛泽东多次召开与民族资本家的座谈会，给他们讲清“阶级要消灭，个人得解放”的道理，鼓励他们在爱国主义的共同目标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分析，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下，“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毛泽东还主张扩大资本家中的左翼力量，“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逄先知：《毛泽东传》）

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确实依然强调阶级斗争的继续存在，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这是不是将阶级斗争扩大化了呢？这种斗争，就其性质和可能导致的结果而言，是很严重的，因为它将最终决定中国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个前景前面作何种选择。如果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了，那么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就保不住了。如前所述，毛泽东这一判断的科学性与前瞻性已被后来苏联剧变的事实所验证。但是，毛泽东又一直在说，这一类阶级斗争“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少数敌我矛盾，主要指现行破坏活动）。而人民内部的问题，毛泽东早就说过，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只能用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毛泽东认为，共产党进行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主要任务就是要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和教育群众，他说：“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四清”运动就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要抓阶级斗争后在全国发动的一场宏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一开始毛泽东就讲明，四清是一场“重新教育人的斗争”。在专门研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会议快要结束的那一天，毛泽东彻夜未眠，天一亮就急着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找来，反复叮嘱大家“不要性急，不要搞乱了。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整个四清运动，毛泽东都严格规定“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不要搞到工人当中去”，“民主党派不搞”，“主要是正面教育。”即使对待犯错误的基层干部，毛泽东也主张用“洗温水澡”的方法，重在教育，保护大多数，实现对群众和干部的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泽东还说，四清运动不仅要依靠贫下中农积极分子，而且要“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在这里，毛泽东又一次运用了“左、中、右”分析法，他说：“地富本身有左、中、右，地富子弟更有左、中、右”；民兵，“地富子弟进步的也可以要”；贫代会，“地富子女表现好的也要有代表参加”。（逄先知：《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可见，毛泽东的这种分析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防止打击面扩大化，从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扩大拥护社会主义的人群，以孤立和打击对社会主义威胁最大的敌人。

什么是危及中国社会主义前途最危险的力量呢？毛泽东认为，是掌握着大的权力，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而又脱离人民、高踞于群众之上、谋取官僚特权而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这样的人，权力越大，危险性就越大。毛泽东郑重地告诫全党：“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就会变颜色”。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同样在苏联解体的事实中得到充分的验证。1991年6月，一个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发表了他对苏联解体过程的调查结果，指出，原苏联亲资本主义联盟有四个主要群体——知识分子、经济学家、私人业主、党国精英（即原苏共党内实权人物），而新的资本家阶级的绝大部分，出自这个党国精英集团。俄罗斯100家最大私有企业的创办者中，有62%是这一类党国精英。（大卫·科兹：《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至于戈尔巴乔夫及叶利钦之流在苏联解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则早已人所皆知。

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屡遭质疑而又不断为历史所验证的事实，向我们提出了如何看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在他自己最喜爱的著作《实践论》里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就是说，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一切人类文明的思想成果），“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而是为了“改造世界”，为了革命的胜利来“指导行动”；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不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也不能把“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而是用正确理论的“矢”，来射革命实际问题的“的”；“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和切实掌握，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而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实践论》所说的：“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

[yongbing1993]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在毛主席纪念堂南大厅北侧，汉白玉墙面上用银胎镏金镶嵌着毛主席手书的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

这首《满江红》可以说是毛主席诗词之中非常知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高的影响力，尼克松访华时，都引用过其中的名句。

《满江红·和郭沫若》

作者：毛泽东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用典，是一种修辞手法。引用古籍中的故事，或词句，为用典。善于用典，是毛泽东诗词的一大特点。

蚍蜉（pífú），白蚁的别称。“蚍蜉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的典故，来源于《调张籍》【唐】韩愈 ：

“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 不知群儿愚， 那用故谤伤。
蚍蜉撼大树， 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 举颈遥相望”。

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中的名句，“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是一副工整的对联。“大国”与“何易”，虽然词性不对；但是“夸大国”，与“谈何易”，意义相对，亦属工对。

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决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

毛泽东文武双全，文治武功盖世。有谁能收拾中国清末以后的乱局？有谁真正统一过中国（大陆）？只有毛泽东！一贯反对毛泽东的著名学者余英时，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他是一个政治强人，这一点他比斯大林还厉害，所以他是最强的强人”。（Dec 17, 2013 - 在毛泽东120诞生周年到来之际，余英时接受了BBC中文网专访）。

毛泽东，一个农民的儿子，没有进过一天军校，无师自通。在延安的窑洞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指挥十大元帅，十大将军，抗击日寇。

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8年9月中旬到1949年1月初，大概100天之内，毛泽东部署了3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 1949年4月渡过长江天险，推翻了国民党政府。

《毛泽东诗词鉴赏》，由臧克家1990年出版， 收有毛泽东诗词57首。 分为毛泽东诗词讲稿、毛泽东诗词补编、毛泽东诗词六首和学诗启示录四大部分。 在每首诗或词后面都加有“题解”、“笺注”、“赏析”三部分。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渊博的学识，历三十余年艰辛和心血撰写而成。

本书出版后， 一版再版。它既得到了一般读者的喜爱，称之为优秀畅销书；又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称之为20世纪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的优秀代表作之一。

1962年末，《光明日报·东风》副刊邀请郭沫若为新年元旦撰写庆祝辞，郭沫若一向支持《光明日报》，甚至还是该报撰稿最多的名家之一。

郭沫若答应为新年元旦的《东风》创作一首词。

1963年的元旦前夕，郭沫若填写了《满江红——一九六三年元旦抒怀》一词，并发表于元旦的《光明日报》上：

《满江红·领袖颂》——1963年元旦抒怀

作者：郭沫若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

真金在，岂销铄？

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

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东风》刊登了郭沫若这首著名的《满江红》。

郭沫若《满江红》一词， 表达了中国人民面对反华势力，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的必胜信念。同时也歌颂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坚强的中国人民。

毛泽东从《光明日报》上读到这首词后，于元月9日和词一首，并书赠周恩来。它不仅是一首政治抒情诗；也是一首抒发个人“只争朝夕”的人生理想的言志诗。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毛泽东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首次公开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的《毛主席诗词》，纪念毛泽东七十诞辰。

注释：

蚂蚁缘槐：见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

蚍蜉撼树：唐韩愈《调张藉》，“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西风落叶下长安：唐贾岛《忆上吴处士》，“秋风生渭水，落叶下长安。”

鸣镝：响箭，汉时匈奴冒顿单于用来发号司令。

毛泽东的和词，以气吞山河的氣魄，对几伙苍蝇、蚂蚁、蚍蜉等害人虫，投以蔑视的目光，给以憎恶的申斥。 意气风发，大义凛然。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显示了胜利的信心。小小的地球上，有那么几只碰壁的苍蝇， 嗡嗡叫唤，貌似声色俱厉，又像哭泣一样。 这些大槐树下的蚂蚁， 吹嘘自己有多强大，却不知道他们的所做所为，就像蚍蜉撼大树一样可笑！ 吹响冲锋的号角（飞鸣镝），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席卷他们。

郭沫若这首《满江红》非常霸气，第一句就是气势惊人，后来也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这首词中，更是赞誉中国六亿人民，和领袖团结一心，哪怕你敌人再嚣张，也只不过是“桀犬吠尧，泥牛入海！”

敌人的言论看似嚣张，其实太阳出来就自然消融，哪怕天塌下来，中国人民也“擎得起”！

郭沫若在写完这首《满江红》后，还把手稿寄给在杭州的毛主席审阅。

毛主席的诗意也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的大气所激发。

1月9日晚间，据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在居所踱来踱去，口中不时低声吟哦，时而又伏案写上几句，又摇摇头，把纸揉成一团扔向纸篓……

到次日清晨，纸篓已经装满大半了，但这样主席仍然不满意，又做了反复地修改，终于写成这首《满江红·和郭沫若》：

满江红·和郭沫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主席这首满江红同样脍炙人口，“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更是家喻户晓的名句。

但是毛主席诗词中的“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到底指的是谁呢？

有人说是苏联，有人说是美国，其实这都对，但也不全对，要搞清楚谁是“苍蝇”就要从当时的局势说起！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苏关系就发生了裂痕。

当时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国家利益上，中苏都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在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后进一步扩大。

赫鲁晓夫因为没有达成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图谋，在他回国时就直接批评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像一只公鸡准备打架”；

等他回到国内后，赫鲁晓夫更在苏维埃会议上批评中国是“不战不和的托洛斯基主义”，并指使华约各国纷纷批评我们，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无端干涉和指责。

在1962年底，欧洲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五国相继召开代表大会，并在会上攻击中国。

比如意大利批评中国“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论断是错的；捷克直接给中国扣了“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五顶大帽子……

对此，1962年12月15日的《人民日报》发布主席亲自撰写的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掀起反对“修正主义”的论战。

而此时美国因为艾森豪威尔在位时坚持对华强硬政策，引发两次台海危机，此时虽然因为古巴导弹危机的缓解，美国也在外交上发生变化，开始大谈世界和平、要拉拢苏联缓和世界局势。

但是美国在通过U2间谍机知晓中国研制核武器后，一度打算给中国扔核弹来阻止中国的研制。肯尼迪也曾放出狠话：只要我活着中国就造不出核武器！

此时中国可以说承受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施加的压力。

但是世界局势在危机之中也蕴含着机会。

在六十年代，亚非拉各国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掀起了气势磅礴的革命浪潮；仅仅在1960年一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独立。

1960年5月3日，毛主席接见了拉丁美洲、非洲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团及代表时说“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

1961年4月27日，毛主席又在接见非洲外宾时提出“非洲是斗争前线”重要论断。此时毛主席认为，苏联已经化为苏修，不但不支持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斗争，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这正是毛主席诗词中说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所以中国开始大力援助亚非拉国家，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培训游击战战略战术……

这些援助不仅突破了美苏对于中国的包围和孤立，而且为中国重返国际舞台打下来坚实的基础；

要知道上世纪60年代和中国建交的17个国家中，有14个就是非洲国家；到了1971年，正是这些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读懂了这个背景，就了解了为什么在1963年的元旦，郭沫若和毛主席先后使用《满江红》这一词牌，创作了这两首经典的诗词。

所以说，毛主席这首《满江红·和郭沫若》中，提到的“小小寰球，几个苍蝇碰壁。”指的不仅仅是美苏两国对于中国的干涉和指责，还有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几个在苏联的指使下攻击我们的国家。

这些“害人虫”在面对历史的大潮时，只会是“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最后下场肯定是被扫除。

郭沫若后来解说时也说：不管是虎豹也好，熊罴也好，苍蝇也好，跳蚤也好，白蚂蚁也好，黑蚂蚁也好，凡是害人的东西都要一概扫除！

毛主席在词中认为郭沫若对敌人高估了，天根本塌不下来，敌人充其量就是“苍蝇”，是“害人虫”。

臧克家认为这首词：“敌情”观念强，蔑视情绪重，将词当成了一篇战争檄文整首词洋溢着快人快语的激愤，在委婉含蓄风上稍逊色于《沁园春·雪》。

1972年2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宴招待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尼克松在说祝酒辞时说道：毛主席写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就是只争朝夕的时候了。

时至今日，毛主席的这首诗词依然具有极强的斗争性和适用性。

2019年，西班牙媒又炒作涉疆新闻，我驻西大使馆直接回敬对方道：

中文是很优美的，但这篇文章中文水平之差，真的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你们要知道，美国朋友提供的翻译软件，有时挺不靠谱的。

无论如何，对你们开始学习中文、使用中文的努力，使馆是支持的，毕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为了更好地帮助你们提高中文水平，特赠词一首，拿走不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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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对你们开始学习中文、使用中文的努力，使馆是支持的，毕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为了更好地帮助你们提高中文水平，特赠词一首，拿走不谢：

大使馆回敬对方的诗词便是这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