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
“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只要剥掉人性论的抽象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现实性，即资产阶级性。所谓抽象的人性，实际上就是现实的资产阶级的人性。所谓抽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实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我们都是人》。《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这是贩卖资产阶级一百多年来一直忽悠工人阶级的破烂。资产阶级在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时候，资本家从来没有把工人们当作一个《人》。只是当一个被出卖给资本家的《劳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给了它一个颇有风趣的讽刺：“为什么要分什么人、兽、植物、石头呢？我们都是物体！”
在阶级社会中“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只要剥掉人性论的抽象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现实性，即资产阶级性。所谓抽象的人性，实际上就是现实的资产阶级的人性。所谓抽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实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资产阶级爱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爱无产阶级。因为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资产阶级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恨资产阶级。因为它们的利益是相反的。资产阶级爱资本主义，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恨资本主义。这是由它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
无产阶级要由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就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决不能对资产阶级讲博爱，施仁政。
如果无产阶级上了人道主义的当，把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当作朋友、同志，和他们称兄道弟，那就只会“加速”资本主义复辟，绝不会“加速”共产主义的到来。
《转载》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 第6版
专栏文章：《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鲁红宣
最近，苏修叛徒集团在大谈其“建设共产主义”的时候，没有再说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而是说：“共产主义是现实人道主义的化身”。
“现实人道主义的化身”，比起“土豆烧牛肉”来，似乎文雅一些，不那么馋。但是，“现实人道主义的化身”，并不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它和“土豆烧牛肉”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冒牌货，因而都掩盖不了苏修背叛共产主义、背叛十月革命道路的丑恶面目。
毛主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峰，是最彻底、最完备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苏修叛徒集团一贯企图把共产主义和人道主义“融合”起来，用人道主义来代替共产主义。他们说：“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最人道的思想体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最人道的意识形态”。用“最人道”三个字来恭维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这是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最大诬蔑。苏修老爷们，你们应当说“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最不人道的思想体系”才对。因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最”不合乎地主资产阶级的“人道”，首先是“最”不合乎你们的“人道”。否则，你们为什么要从根本上加以“修正”呢？
苏修叛徒集团的“共产主义是现实人道主义的化身”的谬论，把人道主义观念当作第一性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制度当作第二性的东西，当作由人道主义观念派生出来的“化身”，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所以，只要剥掉人性论的抽象外衣，就可以看出它的现实性，即资产阶级性。所谓抽象的人性，实际上就是现实的资产阶级的人性。所谓抽象的人道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实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苏修叛徒集团特意在人道主义之前冠上“现实”二字，完全是枉费心机。改变了事物的名称，并不等于改变了事物的本质。叫“抽象”的也好，叫“现实”的也好，名称虽然不同，本质完全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资产阶级爱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爱无产阶级。因为它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资产阶级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恨资产阶级。因为它们的利益是相反的。资产阶级爱资本主义，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爱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恨资本主义。这是由它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
“我们都是人”。“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这是贩卖资产阶级一百多年以前的破烂。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给了它一个颇有风趣的讽刺：“为什么要分什么人、兽、植物、石头呢？我们都是物体！”现在，苏修叛徒集团竟把这个破烂说成是“伟大的共产主义原则”，是“推动苏联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一个最大的加速器”。好一个“最大的加速器”！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总是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
因此，无产阶级要由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就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决不能对资产阶级讲博爱，施仁政。如果无产阶级上了人道主义的当，把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当作朋友、同志，和他们称兄道弟，那就只会“加速”资本主义复辟，绝不会“加速”共产主义的到来。十几年来，苏修叛徒集团关于人道主义的聒噪，塞满了人们的耳朵，结果把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社会“加速”为资本主义社会，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惨痛的教训。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一个“公”字。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共产主义就是为公主义。我们说的为公，是为无产阶级的公，为革命人民的公，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公，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公。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的最高的最科学的概括。与此相反，人道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一样，它的核心是一个“私”字。它把追求个性解放、个人尊严、个人幸福，当作人生的最高目的。人道主义就是“私”道主义，就是利己主义。
苏修集团大肆鼓吹“人道主义”，不仅是为了掩盖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背叛，而且是正象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按照人道主义精神”，对苏联人民的意识“进行改造”。换句话说，他们利用人们头脑里的“私”字，实行卢布挂帅，物质刺激，用名利主义、福利主义、个人主义，腐蚀群众，使苏联人民不去为公，不干革命，只顾追求几个卢布的“个人幸福”，以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苏修叛徒集团说，“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他们的“座右铭”，是他们的“纲领性原则”。这完全是一个骗局。你们究竟为了什么人？为了谁的幸福？你们是为了苏修叛徒集团，是为了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幸福。至于苏联劳动人民，被你们折磨得已经够苦的了！可是，在今年九月底，苏修叛徒集团却装模作样地通过了一个所谓增加人民“福利”的决议。看了这个决议，真叫人好笑！你们一方面残酷地压榨苏联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却又摆出一副关心人民“福利”的样子。凭这一点小恩小惠，就能掩盖住你们的剥削罪行，就能收买苏联人民的心吗？
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幸福。因此，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只有树立起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思想，终生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才是最大的幸福。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这是指导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纲领，是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战略方针。只有把斗私、批修搞好了，才能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改造人的世界观，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培养出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社会主义胜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不破不立。不大破人道主义，就不能大立共产主义。事实上，科学共产主义正是在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人道主义这个口号，是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提出来的。它在摆脱经院哲学和教会思想的束缚中，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曾经起过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是，这个口号从一开始就是虚伪的。在它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则变成了反动的伪善，变成了资产阶级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从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之后，直到晚年，一直没有放松过对人道主义思潮的批判。苏修叛徒集团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人道主义的言论只字不提，却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中被马克思删去了的一段间接引述资产阶级学者的话中，掐头去尾，找了“‘现实的人道主义’即共产主义”这几个字，当作他们自己的“共产主义是现实人道主义的化身”的谬论的根据。从这里可以看出，苏修叛徒集团为了贩卖他们的修正主义黑货，采取的手法是何等的卑劣！
恩格斯在晚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曾明确指出，他早期的著作和他后来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他说：“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接着，他忿怒地说：“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苏修叛徒集团，你们不是什么“新手”，你们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老手，是地地道道的“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和“披着羊皮的豺狼”！
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正如毛主席所说：“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定能继承伟大的十月革命的传统，战胜现代修正主义，战胜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战胜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夺取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走资派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确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走了和前任不同的道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道路；他们的本质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充满好感并向往的。
但是，走资派邓小平的高明在于他没有做秘密报告，而是直接三七开了毛泽东，而且拉着很多老干部一起起草了《关 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没有明确的叫做秘密报告但有秘密限于高层的讲话。
走资派邓小平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而走资派邓小平说的这个思想除了所谓实事求是，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已经丢掉了“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统一战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造反有理” , "阶级斗争”等一系列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而成了走资派邓小平与“曲线救国”相似的被称为“韬光养晦”实则投向西方，培养大官僚大特权阶级的路线。
《历史的惊叹—邓小平和赫鲁晓夫》
作者：付明泉
有着黑白墓碑的独特的赫鲁晓夫墓成了前苏联的历史。邓小平也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然而多年后让我们回头看这两个影响世界的政治人物，我们才发现是如此的惊叹。
斯大林死后，在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惊了世界，更震撼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因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苏联卫国战争的统帅”斯大林一夜 之间成了暴君，成了独裁者。整个阵营骚动了。不论斯大林到底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君子做事要“光明正大”的文明古国中，赫鲁晓夫的举动是让人鄙视的。
当时的邓小平率领中国团参加中途离开，回来后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之后就开始了中苏交恶，赫鲁晓夫一夜之间撤走了所有苏联专家，中国也开始了勒紧腰带归还 苏联的债务。赫鲁晓夫全面批判了斯大林，中国对斯大林进行了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斯大林到底如何，留给后人研究。赫鲁晓夫的举动让西方喝彩一 片，而赫鲁晓夫也自认为自己远远超越了斯大林，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真正繁荣。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在北京和毛泽东见面的时候，带着脏话表达了对美国的无限崇 拜，让毛泽东十分鄙视。毛泽东从人格和作风上真正鄙视这个光头，鄙视这个做秘密报告的政客。毛泽东也拒绝再承认赫鲁晓夫是阵营的领袖。当然，真正的中苏交恶是从赫 鲁晓夫要租借中国海港，搞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开始的。
从此，毛泽东的中共和苏联的中央开始了谁是社会主义谁是修正主义的全面论 战。这也成了毛泽东晚年考虑最多的问题，谁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谁会在他身后建立赫鲁晓夫试图建立和所谓改革出的官僚特权贵族阶层，建立一种貌似自由的 特权专政的控制民众的崇拜西方的非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的不伦不类的社会模式。
赫鲁晓夫对西方，本质是恐惧和羡慕的，他的政策外强中干，虎头蛇尾，虚张声 势。他搞了古巴导弹危机，在美国肯尼迪政府的强硬回击下，悄然灰溜溜的撤退了。而柏林墙的建立，更是对西方从道义到形式的全面失败。赫鲁晓夫试图改革，但 最后的结果是让苏联经济停顿不前，而他粗鲁的作风，更让世界为之惊讶。他自己，也一样成了秘密的牺牲品，他在黑海度假，被隐蔽的中央全会悄然以健康为由撤 销了一切职务，灰溜溜的交出了全部权力。
邓小平曾被毛泽东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二号人物（一号是刘少奇），毛泽东担心的是邓小平等人要建立一个倒向西方的、变卖资源、兼并土地，只照顾少数权贵不顾及社会公平，只考虑短期利益不考虑长远战略的“修正主义走资路线”。
毛 泽东更担心他们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重新上台后，在1980年也对来访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出了“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 毛主席”。此地无银三百两，说出了他和毛泽东长期的纠结。
事实上，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确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走了和前任不同的道路，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道路。他们的本质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充满好感并向往的。
但是，邓小平的高明在于他没有做秘密报告，而是直接三七开了毛泽东，而且拉着很多老干部一起起草了《关 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叫做秘密报告。
邓小平提出坚持毛泽东思想，而他说的这个思想除了所谓实事求是，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已经丢掉了“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统一战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一系列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而成了与“曲线救国”相似的被称为“韬光养 晦”实则投向西方，培养大官僚大特权阶级的路线。
毛泽东重视长远的战略，如兴修水利，发展高科技国防，自力更生搞高科技产品。而 邓小平更多倾向眼前利益，招商引资，租赁土地，出口创汇，买入利用。
对国际朋友，毛泽东更多强调是团结互助互相支援，搞长期的统一战线，分化瓦解敌人。而 邓小平的策略是韬光养晦，对国际朋友少支持，闷声发大财的短视政策，这种政策必然造成对手直逼国门、朋友众叛亲离的局面。改革精英们评论毛泽东只会搞军 事，不会搞其他。
其实，毛泽东是个战略家，是个全才，他的思想他的功绩伟大而深远。邓小平充其量是个政客，他既不是军事家，也不是经济领袖，更不是战略高手，他除了和毛泽东“对着干”外，几乎没有任何建树。
改革40多年，除了腐败全面开花，社会两极分化，资源损失殆尽，环境严重破坏以外，还有什么功绩？！
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氢弹，建设 了海军和空军。
中国实现了消灭梅毒血吸虫等传染病。
中国实现了工业部门比较齐全的建设。
中国实现了和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建交。
中国实现了从百年凌辱到外强眼 看叹息的转变。
中国实现了和美国、苏联的直接较量，被亚非拉国家抬入联合国，中国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涌现了无数在本职工作上拿钱 虽少贡献很大的劳动者。
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毛泽东的上山下乡论，老中青结合论，继续革命论，反对官僚特权论，人民民主监督论，批判封建礼教论等等，多么英明正 确，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越来越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从1978年到今天，让我们看看这些社会现状，我们看到的是煤矿的死人，无 数的童工，黄赌毒黑的泛滥，是贪腐千万还不处死的高官，是刚刚建好就倒塌的大桥大楼。
我们再看看大官僚大资本家剥夺占有农民的土地，看看各级官吏逢场作戏 的泪水涟涟，看看依然吃老本毫无创新的科学技术，看看那些商人一样的博士导师，看看那些流氓一样的高官酷吏……我们真的无语。
邓小平不是赫鲁晓夫，邓小平 超过了赫鲁晓夫。
同样，毛泽东也不是斯大林，毛泽东高过了斯大林。
晚年的毛泽东对45运动的学生也只是让工人用大棒予以驱散，而斯大林则要狠的多；赫鲁晓 夫没有用枪炮来对付过反对派，但是邓小平却用枪炮代替了大棒来对六四学生。
赫鲁晓夫不是一件好事也没做，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荣誉，更没有 总设计师的称号，他也没有任何理论问世，唯一一部回忆录，还是他口述别人代写的。
而邓小平则有和毛泽东平起平坐甚至被当代改革精英极力推崇的白猫黑猫论。 邓的一百年不动摇论和他当年向华国锋保证的“世世代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旗帜”一样，也和他当年向毛泽东保证的“永不翻案”一样，都是绝对的、静止的、脆弱 的、言不由衷的。这也注定他的这些说法是靠不住的，更不可能一百年不动摇。
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它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
“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说过“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国家部委有几十个，除卫生部之外，毛泽东从没有提出过可以当别的什么部的部长。他为何单单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呢？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55年4月15日，毛泽东针对中医讲了这样一段话：“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关注中医、重视中医
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毛泽东就将“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看成巩固根据地的三个方法之一。这个红军医院是包括中医的，“用中西两法治疗”。这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重视西医、轻视中医，甚至要废止中医是截然不同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重视边区的军事工作、经济工作的同时，也重视文化卫生工作，高度关注中医。他提出边区“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
针对当时疫病流行，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怎样解决？要发挥西医的作用，更要发挥中医的作用。
毛泽东说：“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
毛泽东：“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当时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为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还通过了好几个发展中医的提案。当时延安生动活泼、红红火火的局面，与重视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重视发挥中医和西医两个方面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西医的发展，很多人认为中医药不科学，轻视甚至排挤中医的现象有所抬头。
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重视中医、发展中医。
1953年12月，毛泽东对卫生部的领导说：对中西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
1954年6月，毛泽东又对北京医院的院长周泽昭说：对外来的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
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
7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
这之后，全国加强了对中医的重视和研究。
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后来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成立了多所中医学院。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那样深切地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呢？
第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深刻地认识到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它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
在毛泽东眼中，中医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的一个突出的珍贵品，是可以让全世界享用的一大笔重要遗产。
1953年12月，毛泽东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
1954年6月，毛泽东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
7月，毛泽东又指出：发展中国医药科学，“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
据毛泽东身边医生徐涛回忆，毛泽东说：“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菜饭，饮食也是文化”。
毛泽东认为中国饮食文化中也包含着饮食治疗的中医内容。“我们祖先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发现了药物，药食同源，许多食物中医都可入药，像百合、山药、山楂、大枣，连葱姜蒜都可以治病”。
中医传递着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从毛泽东的谈话和讲述中可以看到“中”“本”“预”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个“中”字。这个“中”不是从表面上讲的中国的“中”，而是从实质上讲的中庸的“中”、中道的“中”、阴阳平衡的“中”。
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这就是说，中医是医人之医；是不走极端，重视阴阳平衡，从整体上为人服务之医。
第二是个“本”字。这个本是本来、本源、根本的“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生命以气为本，气绝身亡。《黄帝内经》分《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就是本问。
毛泽东终生都重视这个本字，重视医人医病要把本来的情况搞清楚。毛泽东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每一个人都是有特殊性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医人医病，要遵循和而不同之道，做好每一个特殊的“望、闻、问、切”。
第三是个“预”字。这个“预”就是预防，医国医人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时，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毛泽东深知中医文化中预防疾病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是第二位的；预防做不好，等到疾病临头再去治，那是见事迟。
中医对人民防治疾病有重要作用
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医生在中国，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医，如：神农氏、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5000多年前的炎帝、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炎帝、黄帝又是传说中最早的中医。那本称为黄帝医经的《黄帝内经》，虽不是黄帝所作，但与黄帝的传说多少有点联系。炎帝因农业上的贡献被称为神农氏，传说他善于用草药为人民治病，最后因尝断肠草丢了性命。他可以说是中医最早的发明者、实践者。毛泽东曾为此称赞他。
毛泽东著名诗篇《送瘟神》，神医华佗的名字进入其中：“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毛泽东关注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关注历史上的中医重视解决瘟疫问题。毛泽东称赞历史上的中医，不仅因为他们为中华民族、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为人民防病、治病崇高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能够发挥为人民防病治病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的第二个原因。
毛泽东是揣着为民之心的领袖，“人民”二字在他心中有比天大、比地重的分量。在延安时，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已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因就是毛泽东认为中医对人民健康、对为人民治病能发挥大作用。周恩来说：“在陕北时，西医只有百把人，其中许多都是小医生，但广大群众需要医生。
毛主席就号召中西医团结，给人民治病。”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卫生部。毛泽东认为卫生部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任务很大。“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
在毛泽东眼里，中华民族人口的繁衍和历史的连续性，与中医大有关系。他说：“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
为人民服务，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而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对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医生放到农村去，要像华佗、李时珍那样在实践中提高医疗本领。
毛泽东说：“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
毛泽东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毛泽东关心下，城市到农村去的医疗队多起来了，中西医结合特别注重于用针灸、中草药为农民防病治病的“赤脚医生”在农村大地大批地成长起来了。
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
毛泽东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与他关注中医、重视中医，重视保护和传承中医传统文化，重视医疗卫生为人民服务密切相关，也与他重视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密切相关。
中西医结合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
延安时期，他号召中西医团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正是这次会议经毛泽东同意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中西医结合的三大卫生工作方针。
为什么要中西医结合？毛泽东认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将其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创造中国的新医学，不仅为了中国，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强调人的整体性”，“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
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毛泽东认为中医和西医可以相互促进，如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针灸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有中医的基础，经过中西医的结合，“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
怎样实现中西医的结合？毛泽东认为中西医之间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
毛泽东说：“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
毛泽东倡导中医要进大医院，要进医科大学，还要出国。
毛泽东既肯定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又提出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
毛泽东“可以当卫生部长”的这些重要思想，对创造中国新医学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屠呦呦团队研究中医药学，发现青蒿素，在中国和世界上救了许多患者的命，得了诺贝尔奖，是一个证明。
各级政权更替，那个没有运动？非正常死亡，哪来统计依据？
1. 「土地改革」运动(1947至1952) 。孙中山：“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结是要《耕者有其田》。“谁支持？谁反对？蒋到台湾还搞。在大陆不搞因自己是地主。
2.「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0至1951.10）。新中国成立初期，蒋介石国民党留下几百万特务搞破坏暗杀投毒。要不要反？
3.「抗美援朝」运动(1950.10至1953.07)。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动。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中国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配合。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结束。
4.「第一次整风」运动(1950.05至1951)。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联系。运动于同年冬结束。
5.「连队民主」运动（1950.09至1951）在有领导有秩序的条件下，全军开展一次连队的民主运动，提高连队官兵觉悟程度，改善连队官兵关系，达到连队爱兵尊干加强战斗力之目的。
6.「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1951.05至1952）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教职员专科以上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按照“运动”的规定，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感情问题和家庭生活。
7.「清理中层」运动（1951.08至1952.10）1951年《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在1951年夏秋两季，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清理范围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及财经文教等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生。
8.「批判《武训传》」运动（1951.05至1952）
9.「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951.04至1954）“从其内部展开民族民主觉醒运动”，使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割断联系，成为“自治、自给、自传”的宗教团体。
10.「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51.09至1956）
11.「民主改革」运动（1951.09至1953）以上海为例：在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中，新政权如何通过诉苦、交待、典型示范等动员技术,对旧工人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改造,从而为自上而下地重塑一支新的"工人阶级"队伍奠定基础。对旧工人的改造,不仅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也构成了新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整合的一个方面。
12.「文化教育战线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09至1952.10）建立初期大约有200多万知识分子。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大多数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参加祖国建设。为帮助他们摆脱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广泛组织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习，采取各种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
13.「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10至1952）
14.「三反运动」（1951.12至1952.10）1951年12月1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紧接着又在8日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951.12至1952）
16.「五反」运动（1952.01至1952.10）五反运动是指建国初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17.「反对违法乱纪」运动（1953.01至1954）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在1953年紧接着发动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
18.「改造私人企业公私合营」运动（1954.09至1955）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进一步消灭私营企业和企业主。
19.「胡适思想批判」运动（1954.10至1955）
20.「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01至1956）
21.「增产节约」运动（1957.02至1957）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22.「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07至1957）“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的反映。根据这个判断，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次肃反运动，从1955年下半年起分批进行，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
23.「整风」运动（1957.04至1957.06）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章，进行“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整风运动。1958年8月底，整风运动结束。
24.「反右」运动（1957.06至1958.05）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25.「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1957.08至1958）1957年,农村出现了部分群众反对合作化,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甚至出现闹退社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推动下,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并且在农村开展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教育运动是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在农村进行的又一次政治运动,它对随后批判"反冒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之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政治上的动员和实践上的预演。
26.「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运动（1958.04至1960）马寅初提出的“平衡论的新人口论”，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由此引发了马寅初与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的学术论争。
27.「大跃进」运动（1958.05至1960）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28.「放卫星」运动（1958）放卫星，指的是从1958年开始的、在大跃进中的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悲情运动。在“大跃进”中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这些上报虚假“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烤烟卫星”等在各行各业中发生的类似行为被统一称为“放卫星”。
29.「除四害」运动（1958）“除四害”运动是大跃进时期的第一场运动，在运动最开始四害的定义为：老鼠、麻雀、苍蝇以及蚊子，此后遭到动物学家一致反对后，1960年四害被重新定义为：老鼠、蟑螂、苍蝇以及蚊子。
30.「拔白旗」运动（1958）在1958年的大跃进过程中，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插红旗"。
31.「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07至1958.10）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
32.「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08至1960）1957年11月，毛曾提出要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在“ 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 ，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
33.「反对右倾思想」运动（1959.07至1960）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34.「反瞒产私分」运动（1960）瞒产私分，是指农民及所在的生产组织，在国家收购粮食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产量，以获得更多粮食或其他农产品自由支配。
35.「整风整社」运动（又称农村三反」运动）（1960.05至1961）“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使“左”的思想重新抬头，“五风” 又盛行起来。这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1960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工作，以肃清“五风”。
36.军队「两忆三查」运动（1960.10至1961） 两忆就是所谓的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
37.「四清」运动（在农村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02至1966）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38.「学习雷锋」运动（1963.03.05始）
39.「忆苦思甜」（写三史运动）（1963至1964）为了使知识青年能够扎根农村，顺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针对知识青年的忆苦思甜运动，召集大会，由贫下中农现身说法，痛诉旧社会的苦，描述新社会的甜，使知青“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促进他们的思想认识。
40.「工业学大庆」运动（1964.01.25始）“工业学大庆”是1964年党中央对全国工业战线提出的号召。中央号召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主要是要求学习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推动全国工矿企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
41.「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02至1976）农业学大寨是继学雷锋运动和工业学大庆之后，中共宣传部门树立的又一典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雷锋是只知奉献，不求回报，一心一意忠于毛主席的形象代言;而在后来的宣传语境中，大寨的事迹同样也能切合各种需要。
42.「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05.16至1976）以下都是《文革》中的事。走资派反对，老百姓支持。
43.「红卫兵」运动（1966）
44.夺权风暴（1967）
45.「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运动（1967）
46.「三忠于、四无限」运动（1968）
47.「上山下乡」运动（1968.12至1978.10）
48.「学『红宝书』」运动（1969）
49.「全民挖防空洞」运动（1969.08至1970）
50.「一打三反」运动（1970.01至1971）
51.「清查『五一六』」运动（1970.03至1971）
52.「批陈整风」运动（1970.11至1971）
53.「批林整风」运动（1971.12至1972）
54.「批林批孔」运动（1974.01至1975）
55.「开展对《水浒》评论」运动（1975.08至1976）
56.「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11至1977）
《义务劳动》指不计定额，不要报酬， 出自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进行的劳动 。不计定额，不要报酬，自觉自愿地为社会劳动。列宁曾把十月革命胜利后在俄国工人中产生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称之为“伟大的创举”。是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具体表现。
在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报告[20]
（1919年12月20日）
同志们，代表会议的组织者通知我说，你们要我作一个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问题的报告，并且为了能够充分讨论这个问题的最主要方面，要我把报告分两部分来谈：第一，莫斯科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况和效果；第二，关于如何进一步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一些具体结论。我只想谈谈一般原则，谈谈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我们党的建设和苏维埃建设中的新事物——使我产生的一些看法。因此，关于具体问题，我只非常简略地谈一下。
刚开始组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还很难判断这样的事能受到人们多大的注意，它能否变成一件大事。我记得，报道这件事的消息第一次在党的报刊上发表时，那些同工会建设工作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志的最初反应，如果不说是悲观的，至少也是格外审慎的。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根据把星期六义务劳动看成了不起的大事。从那以后，星期六义务劳动有了非常广泛的发展，现在谁也不能否认它在我国建设中的重要性了。
的确，我们经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个词，甚至把它用于我们党的名称。但是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想到，这里除产生了好的一面外，可能还给我们造成了某种危险。我们不得不更改党的名称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尽可能明确地同占统治地位的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划清界限。自从社会主义运动中绝大多数正式的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通过自己的领袖倒向本国资产阶级方面或本国政府方面以后，我们已经很清楚，旧的社会主义已遭到极其严重的危机和破产。为了最明确表示我们不能把那些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跟着本国政府走的人看作社会主义者，为了指明旧的社会主义已经腐朽、已经死亡，为了这一点，主要是为了这一点，当时才产生了更改我们党的名称的想法。况且，从纯粹理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早已不正确了。早在40年代，当这个名称在法国刚开始在政治上广泛使用的时候，它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政党的名称，而不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由此可见，更改我们党的名称（它已成了新国际的名称）的主要动机和原因，是要同旧的社会主义坚决划清界限。
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区别是什么，那么我们应当说，社会主义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社会，是新社会的初级形式。共产主义则是更高的社会形式，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在没有资本家帮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在劳动者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即先进部分施行最严格的计算、监督和监察下进行社会劳动；同时还应该规定劳动量和劳动报酬。这种规定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给我们留下了诸如分散的劳动、对公共经济的不信任、小业主的各种旧习惯这样一些遗迹和习惯，这些在所有农民国家中都是最常见的。这一切都是同真正共产主义经济背道而驰的。所谓共产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习惯于履行社会义务而不需要特殊的强制机构，不拿报酬地为公共利益工作成为普遍现象。自然，在那些为彻底战胜资本主义正在采取最初步骤的人看来，“共产主义”的概念是很遥远的。因此，尽管我们改变党的名称的做法非常正确，尽管这样做好处很大，尽管我们已经完成的事业规模巨大，十分宏伟（现在共产党遍于全世界，共产国际[21]成立虽然还不到一年，但从工人运动的角度来看，它比垂死的老朽的第二国际要强大得多），但如果把“共产党”这个名称解释为似乎现在就实现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极大的歪曲，那就是胡乱吹嘘，会带来实际的害处。
正因为这样，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也正因为这样，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见之于实践后就有了特殊的价值，因为就在这种极小的事情中开始出现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们在剥夺了地主和资本家以后，只获得了建立社会主义那些最初级形式的可能，但是这里还丝毫没有共产主义的东西。拿我国目前的经济来看，我们就能看出，这里社会主义的幼芽还很嫩弱，旧的经济形式还占很大的支配地位，这表现在小规模经营占优势，还表现在最厉害最猖獗的投机倒把活动上。可是，当我们的敌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驳我们时说：你们粉碎了大资本主义，而从你们所有的毛孔中冒出来的却是最恶劣的投机性的高利贷性的资本主义，那我们就回答他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能从大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那你们就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义者或空想主义者。
大资本主义在各个地方，甚至在那些还没有采取任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的国家中，都遭到了根本的破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提出的所有这些批评和反驳都是无足轻重的。大资本主义被粉碎以后，当然会开始出现新的、投机性的小资本主义的萌芽来取代它。我们现在正同大资本主义的残余作激烈的斗争，它转入了各种小投机倒把活动，那就更难抓住它，并且它采取的是最恶劣的最没有组织的商业形式。
在战争环境中变得激烈得多的斗争，引起了最疯狂的投机倒把活动，在资本主义规模较大的地方尤其如此。所以把革命过渡设想成另一个样子是完全不正确的。从现时的经济来看，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要问苏维埃俄国现时的经济制度是什么，那就应当说，它是在大生产中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是在资本主义以千百万种形式进行最顽强的反抗的情况下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和我们遭到同样战争灾害的西欧国家，例如奥地利，与我们的唯一区别就是那里资本主义瓦解得更厉害，投机倒把活动更猖獗，却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萌芽，没有反击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经济制度中暂时还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时，即出现个人为社会进行的大规模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权力机关和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时，才开始产生。这不是农村中历来就有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把“共产主义”这个词不仅用于党的名称，而且用来专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这样做就更正确。如果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巩固社会主义而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在社会主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从社会主义中必然会生长出共产主义来，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来。
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就是如此，它表明这里正在形成和开始产生一种崭新的、与一切旧有的资本主义准则相反的东西，一种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更高的东西，即大规模组织起来以满足全国需要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当今年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支援国家的号召[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忍受着极度饥饿极度困苦的莫斯科—喀山铁路员工首先起来响应的时候，当某些迹象表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已不是个别现象，已经开始推广并得到群众支持的时候，那就可以说，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有原则意义的事情，我们确实应该在各方面支持这件事，如果我们不愿意做一个仅仅从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原则意义说够格的共产党员。从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角度来看，这还是不够的。应当说，这种运动其实是可以大规模开展的。我们是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这个问题我现在不准备回答，因为关于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那一运动有多大规模，还没有总的综合材料。我只知道一些零碎的情况，在党的报刊上看到星期六义务劳动在许多城市正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发展。彼得格勒的同志说，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彼得格勒开展得比莫斯科广泛得多。至于说到外省，许多实际了解这个运动的同志对我说，他们正在收集有关这种新的社会劳动形式的大量材料。但是，只有在各种报刊和各城市党代表会议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以后，我们才能得到综合的材料来说明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否已真正成为普遍现象，说明我们在这方面是否已真正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管我们是否能很快得到这种完整而又经过核实的材料，但是毫无疑问，从原则上来看，除星期六义务劳动以外，我们再没有其他的事可以表明，我们不仅称作共产党员，不仅想做共产党员，而且真正在实现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愿意忠实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人，都应该拿出全部精力来帮助解释这件事并实际地加以运用。这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原则意义。因此，每一个党代表会议都必须经常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并且既从理论方面也从实践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应该只从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看这件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具有巨大价值，不仅是因为它在实践中实现共产主义。除此以外，星期六义务劳动对我们还有双重意义：从国家的角度看，它是对国家真正实际的支援；从党的角度看（我们这些做党员的不应该忽视这一点），它对清除混到党内来的分子和抵制腐朽资本主义环境对党的影响是有意义的。从经济方面来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必要的，它能使苏维埃共和国摆脱经济破坏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对问题的这第二个方面，我想再稍微详细地谈谈……［注：速记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载于1927年10月26日《真理报》第245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32—38页
注释：
[20]这是列宁在1919年12月20—21日举行的俄共（布）莫斯科市代表会议上就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问题所作的报告。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这次代表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指出星期六义务劳动是走向实际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同时也指出它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缓解运输、燃料、粮食等危机方面有巨大作用，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代表会议还听取了有关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组织工作的报告并批准了有关的工作细则。随后，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制定并批准了《星期六义务劳动条例》（载于1919年12月27日《真理报》），并成立了负责组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专门机构。
这次代表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燃料、关于流行病斑疹伤寒及其防治措施、关于莫斯科的粮食情况、关于普遍军训和特种任务部队等问题。——[35]。
[21]共产国际是在1919年3月2—6日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代表52名。列宁主持了大会。他在3月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并在自己的报告中论证了提纲的最后两点。代表大会一致赞同列宁的提纲，决定交执行局向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代表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要团结所有力量同机会主义决裂，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代表大会在《关于对各“社会主义”派别和伯尔尼代表会议的态度的决议》中谴责了恢复第二国际的企图。代表大会还通过了题为《告全世界无产者》的宣言，宣称共产国际是《共产党宣言》宣布的事业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在工人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夺取政权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旗帜下、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联合起来。——[37]。
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后，大力推行以利润为中心的“新经济体制”，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苏修所制定的历次五年计划都是以大部分主要指标未完成而告终。
转载《苏联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
(载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苏联中央统计局最近公布了一九七四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国家计划的执行结果。尽管这个材料中的许多数字是经过苏修当局精心粉饰的，但是，人们只要对这个材料进行一些分析，就不难看出，一九七四年苏联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工业中没有完成计划指标的项目所占比重之大，远远超过这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的任何一年，农业又一次大幅度减产。
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后，大力推行以利润为中心的“新经济体制”，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苏修所制定的历次五年计划都是以大部分主要指标未完成而告终。
对比苏联中央统计局公布的一九七四年生产“成就”和苏修过去公布的计划指标，在那些可供比较的项目中，工业方面约有五分之四的项目没有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七四年指标。未完成计划的项目包括电力、石油、天然气、铁、钢、黑色金属轧材、合成树脂和塑料、化学纤维、涡轮机等许多重要产品。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去年年底透露：“苏联钢铁工业企业牟年都完不成最有用品种的金属产品的生产计划。”苏联《真理报》去年年底承认，由于“燃料工业某些企业没有完成任务”，“随着寒冷的来临，这就可能对满足国民经济和居民的需要产生影响”。
交通和基本建设部门也没有完成计划。海洋、汽车货运以及铁路、公共汽车、航空客运等都没有达到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七四年指标。基本建设的情况更加严重。苏联中央统计局供认，“在基本建设中继续存在着严重缺点：国民经济和工业一系列部门没有完成增加固定资产和生产能力的计划”，“未完成的建筑工程量在这一年有所增加”。煤矿基建计划仅完成百分之七十，炼铁——百分之七十，炼钢——百分之四十三，成品轧材甚至仅完成百分之三十八。
在经济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勃列日涅夫集团为了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需要，仍然坚持“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方针，结果使那些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经济部门——农业、消费品工业等陷入更严重的困境。
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这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曾经再三许诺：“在工业中优先发展消费品生产”，使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超过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向市场充分供应消费品”等等。然而，这个五年计划头四年执行情况证明，四年里，消费品生产的增长没有任何一年超过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一九七四年消费品生产增长率仍然是大大落后于生产资料生产增长率。
在生产资料生产中，与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项目，如轻工业设备、食品、肉奶、鱼品工业设备等，一九七四年的产量连一九七三年的指标都没有达到。向农业提供拖拉机、谷物联合收获机和化肥等方面的指标也没有达到。一九七四年向农业提供的谷物联合收获机甚至少于一九六六年。在消费品生产方面，问题更加严重得多。从苏修自日公布的材料也可以看出，棉布、毛料、绸缎、亚麻布、针织品、缝纫品、皮鞋、甜菜砂糖等，在这个五年计划的头四年中没有一年完成计划指标，一九七四年针织品和皮鞋的产量只分别达到指标的百分之八十四和八十六。甜菜砂糖比计划少生产一百多万吨。这一年棉布和针织品产量仅相当于一九七一年计划产量，而皮鞋产量甚至比一九七一年指标还要低。苏联《真理报》去年十二月承认，轻工业、食品工业和日用器具制造业等部门的企业，“经常完不成日用品的生产计划”。至于产品质量，那就更谈不上了。苏联《消息报》供认：“在轻工业方面，优质产品仅占各种产品生产总量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
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给农业带来的恶果尤其显著，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的十年间，粮食就出现了六次减产。据苏联中央统计局材料，苏联粮食产量一九七四年比一九七三年减少约二千七百万吨。其他主要农产品，如甜菜、葵花子、土豆、蔬菜等，也普遍减产。甜菜、土豆的产量远远低于一九六八年的水平，比一九七三年分别减产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二十五。奶、肉、羊毛的产量等都未完成五年计划规定的一九七四年指标。
消费品生产连年完不成计划，“向市场充分供应消费品”的诺言又怎么能兑现呢?为了给商店撑门面，苏联一九七三年在西方市场上抢购了两千万吨粮食，大量的肉类、黄油、砂糖等，一九七四年继续在西方市场上抢购这类商品。苏修还从它的“兄弟国家”榨取了大量畜产品、水果、蔬菜、皮鞋之类消费品。正象奥地利《萨尔茨堡新闻》所嘲讽的：勃列日涅夫集团正在为使苏联人“能在西方的面包上再涂上西方的黄油”而辛苦奔波。尽管如此，消费品还是不能“充分供应”。苏联中央统计局在这项公报中谈到苏联消费品供应时也不得不半遮半掩地承认。“居民对其中某些(消费品)的需求还不能充分满足。”
经济情况尽管不断恶化，勃列日涅夫集团仍然要打肿脸充胖子，千方百计吹嘘所谓的“成就”。方法之一是玩弄数字游戏。苏联粮食在一九七四年又一次大幅度减产，在苏联中央统计局的公报中却拿一九七四年产量同曾经有过两次大减产的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三年的年平均产量比较，这样一来似乎一九七四年就有所“增产”了。方法之二是一再压低指标。在公报中纸浆造纸工业是“超额完成”计划的。但是，实际上这一部门的主要产品纸浆、纸张和纸板不仅没有完成五年计划的原订指标，而且也没有完成曾在一九七三年年底大大压缩过的一九七四年度修订指标，也许所谓“超额完成”的只不过是一九七四年在执行过程中又一次压缩的指标而已。方法之三是干脆把失败吹成“成就”。农业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亲自抓的部门，就是这个部门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十年间出现了六次大减产，实在不好交代。而《真理报》今年一月的社论竟硬着头皮说，苏联农业由于“始终不渝地实现”勃列日涅夫的农业政策，“已经可靠地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中高度发达的部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这些拙劣的伎俩并不能变成现实的物资，也掩盖不了苏联经济的严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