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人民日报《论党内走资派》

文革人民日报《论党内走资派》

 

 

 

 

 

《论党内走资派》

 

人民日报 1976.8.27

 

作者：秦怀文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来，全党全国人民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派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生死斗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革命经验。在深入批邓的斗争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总结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研究和掌握党内走资派的特点和活动规律，对于弄清楚资产阶级在哪里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十分有益。

 

走资派搞修正主义，总是要抛出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任何政党，任何政治派别，都有自己的纲领，它“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集中地代表着本阶级的利益，鲜明地反映出这个政党所执行的路线，“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9页）。

 

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要抛出修正主义的纲领，同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相对抗。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三自一包”等等，到林彪提出“克己复礼”和炮制《“571工程”纪要》，到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并授意炮制《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尽管不同的时期，说法有所不同，花样也可以“翻新”，但其纲领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实质，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他们的纲领所表述的基本观点，都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的纲领所规定的政治任务，都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党内走资派的修正主义纲领，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而且指导着他们的复辟行动。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都聚集到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之下，一个个跳了出来，“拚老命”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就是证明。阶级斗争的事实说明，哪里贯彻执行“三项指示为纲”最“坚决”，那里的翻案妖风就刮得最凶；那里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就受到压制和迫害；那里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被“全面整顿”掉的严重局面。因此，我们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一定要抓住他们纲领性的东西、抓住他们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这个要害，深入批判，充分揭露其极右实质，更好地识别他们，战胜他们。

 

走资派是孔孟之道和新老修正主义的信徒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类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都是不读书，不懂马列，是孔孟之道和新老修正主义的忠实信徒。叛徒、卖国贼林彪曾说，儒家的《四书》是“中国政治思想的蓝本”，这当然是胡说。但是只要在“中国”二字后面加上“历代反动派包括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走资派”几个字，这句话就比较确切了。在走资派那里，孔孟复辟之道，新老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兼收并蓄、融为一体的。

 

孔孟之道是他们的重要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是他们的重要理论基础。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把儒家的“忠恕”、“仁义”、“中庸之道”等同新老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揉合在一起，作为腐蚀革命队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严酷的事实告诉人们，走资派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搞的却是惊心动魄的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搞的是孔老二式的“克己复礼”，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走资派要搞复辟倒退，他们的思想路线必然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他们不可能懂得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总是以自己的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他们以为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可以任意摆布历史发展的进程，因而必然根本否认“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真理。他们把儒家的“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实用主义的“有用的便是真理”，乃至马赫主义的唯我主义等等，奉为至宝。他们的思想路线适应着反革命政治的需要，是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判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要比从组织上打倒一两个机会主义头子艰巨得多。在当前批邓的斗争中，我们要把批判邓小平同批判中外机会主义头子的言行结合起来，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把邓小平反

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

 

走资派总是要搞修正主义组织路线

 

走资派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搞分裂，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裂革命群众队伍。他们就象列宁所说的，“总是最恶毒的分裂分子”（《工人的统一和选举》，《列宁全集》第36卷第178页）。他们从上到下大搞宗派分裂活动，既是打击别人，抬高

自己，又是欺骗群众，保护自己，妄图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目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党的一贯政策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以实行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坏人的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们则总是千方百计破坏党的政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实际上是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走资派要复辟，必然要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织搞修正主义的队伍，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一重新工作，就提出“首先抓班子”，到处攻击老中青三结合原则，叫嚷关键是要“整顿领导班子”。邓小平的这种“整法”，就是要从上到下组织一支敢于复辟，顽固坚持搞修正主义的干部队伍。不管老的、中的、青的，凡是右的他都要“依靠”，甚至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清查出来的叛徒、特务留在党内，以便日后东山再起。凡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他都要“搞下去”。他选择任用干部，根本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实际上是要引诱干部跟他搞修正主义，为少数剥削者谋利益。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就是企图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队伍。

 

走资派都是搞阴谋诡计的

 

一切修正主义分子，特别是党内走资派，都是反革命两面派，都是玩弄阴谋诡计的专家。这是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邓小平矢口否认自己是两面派，硬说他搞修正主义“是光明正大的”。这既说明他虚伪，也说明他顽固。他因袭一切反动派“以屈求伸”的“韬晦之计”，抛出假检讨，赌咒发誓要“悔过自新”，“永不翻案”，但一重新工作，就翻脸不认帐，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他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强加在党和人民头上，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他到处煽动别人写诬告信，并授意捉刀代笔，上书言事，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他造谣言放暗箭，恶毒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妄图分裂党中央，分裂革命群众队伍，但却高叫“团结”，比叫喊什么都厉害，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如此等等，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邓小平就象马克思所痛斥的野心家巴枯宁一样，“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致弗·波尔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邓小平这类走资派玩弄两面派手法，对革命的危害很大。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这些人的手法也不断翻新，伪装越来越巧妙，因而有更大的欺骗性。现在邓小平虽然垮台了，但是走资派还在走。他们仍在继续玩弄阴谋诡计，干扰批邓的大方向，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走资派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拚命争夺舆论阵地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走资派搞复辟总是要与无产阶级拚命争夺舆论阵地。他们或亲自出马，或指示其追随者炮制种种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鼓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提出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制造耸人听闻的政治谣言，妄图首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就是从大造反革命舆论开始的。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首先打出这个“拳头”，以反革命舆论作为反革命暴力的前奏。邓小平除了伙同少数几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采用到处讲演，大肆放毒和拟提纲，筹办刊物等手段外，最恶毒的是用谣言来作为翻案复辟的武器，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从邓记谣言公司炮制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弥天大谎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一类走资派手段和目的的卑鄙，进一步看清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腐朽性和疯狂性。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

 

十分重视抓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抓好革命舆论的工作，用革命舆论压倒并战胜反革命舆论，使人人都

.

知道走资派，使走资派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

 

走资派总是要竭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社会主义社会出现走资派，有它深厚的阶级根源和经济基础。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三个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与此同时，旧的资产阶级、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大量的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到处都有。这一切就是走资派存在的土壤和条件。

 

走资派，特别是那些搞修正主义的“大官”，总是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为他们自己，为新旧资产阶级谋取很大的利益。他们在不改换社会主义名称的情况下，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蜕变为走资派实际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他们欺压工人、农民，欺压学生，欺压小官，把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变成雇佣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他们以暴发户的贪婪性，通过某些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侵吞工农群众的劳动成果。总之，他们是一伙“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但是，广大工人、农民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他们要求继续革命，不断限制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必然引起走资派的刻骨仇恨和拚命反抗。因此，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死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邓小平疯狂地仇视和扼杀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就因为那些新生事物有力地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以后，邓小平气急败坏地叫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实质上是用唯生产力论来取消阶级斗争，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甚至授意一些人在翻译上做文章，妄图取消“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充分暴露邓小平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也表明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打中了走资派的要害。列宁指出，对于产生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的基础，无产阶级的利益总是要求消灭它，“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应该指向这种基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6页）我们深信，只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基础必然最终要被完全摧毁。这是无论走资派怎样跳，也无法阻挡的历史的必然。

 

走资派的复辟活动总是和国内外反动派紧密配合的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说明，走资派在国内投降资产阶级，是阶级投降主义者；在国外屈服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是民族投降主义者。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党内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特别是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样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成为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的政治代表和挂帅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这一点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列宁曾经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地主资产阶级虽然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党内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分部。因此，走资派的复辟活动和国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总是互相呼应的。从邓小平垮台前后苏修叛徒集团的丑恶表演中，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反革命的关系。当邓小平刚刚重新工作之际，苏修就迫不及待地说什么“中国无产阶级日益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将无疑再次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公开煽动党内资产阶级出来复辟。当邓小平在“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下，大肆叫嚷要“全面整顿”，这也要“扭”，那也要“扭”，疯狂进行反攻倒算的时候，苏修高兴地说：这“会使文化大革命和党的一切方针威信扫地”。当邓小平一伙遭到全国人民有力回击的时候，苏修叛徒们就发出了绝望的哀鸣，说他们受到了“置于死地的批判”，又一次遭到了“政治迫害”。真是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党内走资派是帝修反的代理人，他们走来走去，都是跟着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指挥棒转，是地地道道的帝修反的可耻走狗。

 

走资派还在走，但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

 

走资派的出现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产物。因此，只要还存在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只要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只要还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这个客观事实就要长期存在下去。

 

经过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们打倒了机会主义头子，摧毁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若干年之后，是不是还会有这个司令部的人物在继续活动呢？阶级斗争的事实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那些被揭露和批判过的老走资派，有的还会搞翻案，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老的走资派没有了，还会生长新的。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是波浪起伏的，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大的斗争，这种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但是，走资派搞翻案，搞复辟是不得人心的，是极端孤立的。尽管走资派还在走，但他们的捣乱和破坏是注定要失败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是曾经嚣张一时吗？然而不仅昆仑山没有推倒，庐山没有炸平，而且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他们一个个都遭到了可耻的下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走资派的倒行逆施，只会从反面教育人民，锻炼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后必然被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所打倒。走资派的必然灭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同走资派斗，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离开了这一点，就要迷失方向。要清醒地看到，邓小平虽然垮台了，并不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和一切走资派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当前，我们必须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十分注意斗争的策略，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及时而坚决地粉碎走资派的进攻，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今后，不管是谁，只要他搞修正主义，我们都要坚决揭露，坚决斗争。在斗争中，不断地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把反修防修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必胜，革命必然战胜反动，新生必然战胜腐朽。通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一个崭新的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能够建立起来！

 

人民日报 1976.8.27

[yongbing1993]

工人农民义务劳动工作热火朝天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工作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我和五位同志用吊杆，也就是用杠杆干活。按照‘领头’同志的指挥，这些重六七十普特的轮对，在我们的肩膀和两个吊杆的推压下，轻快地从一条线路跳到另一条线路上。一对车轮撤掉之后，就换上一对新的。放好所有的轮对，我们就把那些磨损了的旧家伙顺着轨道迅速地‘打发到’棚子里去……一、二、三，——它们被一台旋转式铁吊杆吊到空中，轨道就腾出来了。那边，在黑暗中，响着手锤声，同志们在自己的‘病’车跟前象蜜蜂般地忙碌着。既做木工，又上油漆，还盖车顶，工作干得热火朝天，我们和政治委员同志都很高兴。那里的锻工们也需要我们帮忙。

在一座移动锻工炉上放着一根烧红了的‘导杆’，也就是车辆上用的钩杆，钩已经撞弯。白热的钩杆被钳到砧子上，直冒火花，在经验丰富的同志的指导下，我们灵巧的锤击使它渐渐恢复了原状。它还放着红光就被我们迅速地抬去，冒着火花安进铁孔里，——锤了几下，就把它安好了。我们爬到车厢底下。这些车钩和导杆的构造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那里有一整套东西，有铆钉、弹簧……

工作热火朝天，夜幕降临了，炉火烧得更亮。很快就完工了。一部分同志靠着一堆轮箍在‘憩息’，慢慢地‘品’着热茶。清凉的5月之夜，一钩美妙的新月悬在天空。人们有说有笑，互相开着玩笑。

——格·同志，收工吧，修好13辆不少了！但格·同志还没有心满意足。喝完了茶，我们唱着庆祝胜利的歌曲，向出口走去……”

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的地方，不只是莫斯科。6月6日《真理报》报道：“5月31日在特维尔进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有128名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劳动。三个半小时装卸了14辆车，修好了3台机车，锯了10立方俄丈木柴，还做了别的工作。熟练的工人党员的工作效率比一般效率高12倍。”

接着，6月8日《真理报》又写道：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萨拉托夫6月5日讯。铁路上的共产党员职工响应莫斯科的同志们的号召，在党员大会上决定：为了支援国民经济，每星期六无报酬地加班劳动5小时。”

我详尽无遗地援引了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消息，因为我们从这里无疑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对于这个方面，我们的报刊没有充分地加以重视，我们大家也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

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初期，我们首先忙于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即击败资产阶级的反抗，战胜剥削者，粉碎他们的阴谋（如从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1]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2]都参加过的企图出卖彼得格勒的“奴隶主的阴谋”[3]），这是当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提出——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即从积极方面来说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

我曾屡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广大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的、受压抑的雇佣奴隶或被压迫的农民，横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善良的愿望产生的，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而且只能是从这种条件中生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可能有这种纪律。代表或体现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原出拉丁文的、历史哲学的科学用语译成普通的话，它的意思就是：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总之是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要顺便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

“伯尔尼”国际[4]即黄色国际的错误，就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却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资产阶级觉得特别可怕和绝对不能接受的必然结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独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阶级——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在另一种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认为一切“劳动者”都同样能胜任这一工作，那是纯粹的空话或马克思以前的旧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因为这种能力不是自行产生的，而是在历史上生长起来的，并且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在开始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这种能力。它所以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巨大任务，第一是因为它是各文明社会中最强大最先进的阶级；第二是因为它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占人口的多数；第三是因为在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人是半无产者，就是说，这些人总是每年有一部分时间过着无产者的生活，总是某种程度上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来维持生活。

谁想根据什么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这类泛泛的空话来解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象考茨基、马尔托夫和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其他英雄们所做的那样），谁就只能以此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面奴隶般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小资产者、庸人和市侩的本性。要正确地解决这一任务，只有具体地研究已经夺得政权的那个特殊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所有一切非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之间的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空想和谐的、“理想的”环境中形成的，而是在资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和多种多样的反抗的现实环境中形成的。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俄国在内，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都千百次地亲身遭受过，他们的亲属也遭受过资本的压迫、资本的掠夺和各种各样的侮辱。帝国主义战争——为决定由英国资本或德国资本取得掠夺全世界的霸权而屠杀千百万人的战争——更异常地加剧、扩大和加深了这种困苦，使人们认清了这种困苦。所以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必然同情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英勇果敢、毫不留情地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的压迫，推翻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用自己的鲜血开辟一条创建不容剥削者存在的新社会的道路。

非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即倒退到资产阶级“秩序”、资产阶级“卵翼”下去的倾向不论如何严重，如何不可避免，他们也终究不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道义上政治上的威信，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推翻剥削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而且建立新的更高的社会联系，新的更高的社会纪律，即联合起来的自觉的工作者的纪律，这些工作者除了他们自己的职合组织的权威以外，除了他们自己的更加自觉、勇敢、团结、革命、坚定的先锋队的权威以外，是不承认任何束缚和任何权威的。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自己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中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彻底镇压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

这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因为解决这个任务决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但这个任务又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

[yongbing1993]

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列宁：《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6月28日）

报刊上登载了红军战士的许多英勇事迹。工人和农民们在与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其他地主资本家军队作斗争中，表现了不少英勇果敢和坚韧不拔的奇迹，保卫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根绝游击习气和克服疲沓涣散现象的过程进行得很缓慢，很费力，然而却一直在前进。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自觉地承受牺牲的劳动群众的英雄主义，是红军中新的同志纪律的基础，是红军恢复、巩固和壮大的基础。

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也同样值得重视。在这方面，工人自己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确实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当这种胜利获得巩固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的纪律才会建立起来；那时，而且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变得不可战胜。

5月17日《真理报》登载了阿·日·同志的文章《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共产主义星期六）》。这篇文章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它全文照录如下：《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共产主义星期六）

俄共中央关于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给了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以有力的推动。由于热情普遍高涨，铁路上的许多共产党员职工走上了前线，但是大多数人不能离开重要岗位，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又找不到新的方法。来自各地的关于动员工作缓慢的消息和办事拖拉的现象，使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不得不去注意铁路机构的工作情况。结果了解到，由于劳动力不够和劳动效率低，一些急活和机车赶修任务都拖了下来。5月7日，在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上，提出了不能嘴上说帮助而要以实际行动帮助战胜高尔察克的问题。提出的建议中说：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也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这天进行一次六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提议在全分局内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

开始人们有些犹豫，最后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5月10日，星期六，晚上六点钟，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象士兵一样来到工作现场，整队之后，秩序井然地由领工员分别领到各处工作。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下列表格指明了工作部门和工作性质。

工作总值按正常工资计算为500万卢布，按加班工资计算还应增加50％。装车的劳动效率较普通工人高270％。其余工作的效率大致上也是这样。因劳动力不足和办事拖拉而拖延7天至3个月的定活（紧急的）现已完成。

由于设备发生故障（不难排除的故障），个别组曾耽误三四十分钟，但并未影响工作的完成。留下来指导工作的管理人员，忙得几乎来不及给人们准备新的工作。一位上年纪的领工员也许是有些夸张地说，在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干的活，等于不自觉的疲沓的工人一个星期干的。

鉴于一些真心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也来参加了工作，而且今后还会有大批这样的人来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同时其他地区也会要求学习莫斯科—喀山铁路的共产党员的榜样，现在我根据来自各个现场的消息较详细地谈谈组织方面的情况。

参加工作的约有10％是经常在现场工作的共产党员。其余的则是负责工作人员和选任的人员，其中有路局的政治委员，也有各企业的政治委员，以及工会人员、管理局和交通人员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大家干活时非常努力并密切合作。当工人、办事员、管理人员齐心协力地把住40普特重的客运机车轮箍，象勤劳的蚂蚁似的把它滚往目的地的时候，人们心中油然产生一种来自集体劳动的强烈的愉快感觉，坚定了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夺者扼杀不了胜利的工人，国内的怠工者也盼不到高尔察克。

工作完结时，在场的人都亲眼看到这一空前未有的情景：上百个身体疲乏但眼中闪烁着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工作的胜利，这胜利的凯歌的声浪仿佛越过墙壁，涌向工人的莫斯科，象投石激起的水波一样荡漾在整个工人的俄罗斯，激励着疲惫、懒散的人们。

5月20日《真理报》刊登的恩·尔·同志的《值得学习的榜样》一文，在评价这个出色的榜样时写道：“共产党员做这样的工作并不是罕见的事情。我知道电站和各铁路线都有这样的事例。在尼古拉铁路上，共产党员加班干了几个晚上，把陷在转盘坑里的机车起了出来；冬季，北方铁路上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用了好几个星期天去清除铁路上的积雪；许多货运站的支部为了同盗窃货物作斗争，在站上进行夜间巡逻，——不过这种工作都是偶然进行的，而不是经常性的。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提供的新的东西是，他们把这一工作变成了有系统的经常的工作。他们决定‘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工作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他们决定在整个战争状态时期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同时他们作出工作高效率的榜样。

这个榜样已经引起而且今后一定会进一步引起大家的效法。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讨论了军事形势和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的决议之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1）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决定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定于5月17日进行。（2）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组织成示范队，向工人表明，应当怎样工作，在现有的材料、工具和伙食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做到什么。

据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说，他们的榜样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预料下一个星期六将有大量的非党工人参加工作。作者写此文时，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修配厂的共产党员还没有开始做加班工作，但是要组织义务劳动的消息刚一传出，非党群众就激动地谈论起来了。到处都有人说：‘昨天我们不知道，不然我们也会做好准备干它一场’，‘下星期六我一定来’。这项工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后方的所有共产党支部都应当向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学习。不仅莫斯科枢纽站上的各共产党支部应当如此，全俄罗斯的党组织都应当效法这个榜样。乡村中的共产党支部，首先应当帮助红军家属，实行代耕。

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束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劳动。如果全俄罗斯的共产党组织都学习他们的榜样，而且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那么，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会在共和国全体劳动者的洪亮的《国际歌》声中度过今后一段艰苦的岁月……“共产党员同志们，动手干吧！”

1919年5月23日《真理报》报道说：“5月17日在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举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共98人根据大会决议在班后做了5小时无报酬的工作，他们不过有权再买一顿饭，而这顿饭同一般体力劳动工人的一样，也是每人半俄磅面包。”

尽管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组织得也差，但劳动生产率还是比平常高1—2倍。例如：5个旋工在4小时内做了80根小轴。生产率等于平常的213％。20个粗工在4小时内收集了600普特旧材料和70个各重3．5普特的车底弹簧，共重850普特。生产率等于平常的300％。

“同志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平时干活枯燥乏味，在这里，大家干活都兴高采烈。可是今后，平时干活比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干得少，那就太丢脸了。”

“现在有许多非党工人都表示愿意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各机车修理队都自告奋勇要在星期六义务劳动时间内把机车从‘坟堆’里弄出来，修好使用。有消息说，维亚济马铁路上也在组织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

Ａ．嘉琴科同志在6月7日《真理报》上谈到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形，现在把他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记》一文的主要部分摘引如下：“我和一个同志怀着极愉快的心情，遵照铁路分局党委员会的决定，去上星期六义务劳动‘课’，让脑子暂且休息几个小时，让肌肉发挥一下作用……我们的工作是在铁路局的木工厂。到那里后，看到自己人，彼此问好，开一会儿玩笑，查点了人数——总共30人……我们面前躺着一个‘怪物’——一个相当有份量的蒸汽锅炉，足有600—700普特重，要我们把它‘搬家’，就是说，要把它滚到大约1/4或1/3俄里以外的一个平车那里。

我们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些疑虑……但我们动手干起来了：同志们把木滚就那么往锅炉下面一垫，系上两根绳子，工作就开始了……锅炉还有点不情愿挪动，但终于还是移动了。我们很高兴，要知道，我们人是这样少……就是这台锅炉，比我们多两倍的非党工人几乎拖了两个星期，在我们到来之前它还躺在原地不动……我们在一位领班同志有节奏的‘一、二、三’口令声中，齐心协力地卖劲地干了一个小时，锅炉慢慢地向前移动着。

忽然，出了岔子！一长串同志突然狼狈不堪地倒了下去，——原来我们手里的一根绳子‘叛变了’……但是没有多大一会儿，就换上了一根粗缆绳……到了傍晚，天色已经明显地暗下来，但我们还得拖过一个小岗子，那时很快就会完工了。我们胳膊酸痛，手掌发烧，周身火热，还是拼命地往前拉，——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旁边站着一位‘管理人’，他被我们的成绩弄得不好意思了，也不由自主地拉起缆绳。

帮着干吧！你早就该过来了！一个红军战士出神地瞧着我们工作。他拿着手风琴。他在想什么？也许他想：这是些什么人？大家都回家去过星期六，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我打破他的疑团说：‘同志！给我们奏一个快乐的曲子吧，我们可不是什么来随便凑数干活的，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看，这手里的活干得多欢，咱们可没有偷懒，是在拼命地干。’红军战士轻轻地放下手风琴，赶快跑过来抓住缆绳……

——‘英国人真机灵！’——响起了乌·同志动听的男高音。我们和着他的歌声，高唱起工人歌曲：‘唉嗨，杜宾努什卡，嗨哟，拉呀，拉呀……’

干这活不习惯，累得要死，肩酸背痛，但是……明天就是假日，可以好好休息，有时间睡个够。目的地快到了，经过一番小小的周折，我们的‘怪物’已差不多靠近平车了：只要垫上木板，滚到平车上，这锅炉就能干人们早就等着它干的工作了。我们一窝蜂涌进屋里，这是地方支部的‘俱乐部’，屋里挂满标语，摆着步枪，灯光明亮，我们很好地唱完了《国际歌》，享受了加‘甜酒’的茶，还吃了面包。干完重活以后，当地同志这样款待我们，真是再惬意不过了。和同志们亲热地告别之后，我们列成纵队。夜阑人静，革命歌声响彻了沉睡的街道，整齐的步伐声应和着歌声。‘同志们，勇敢地齐步前进。’‘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唱起劳动歌和《国际歌》。

过了一个星期。胳膊和肩膀都歇过来了，这回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到9俄里以外去修理车辆。目的地是佩罗沃。同志们爬到叫作‘美国人’的车厢顶上，嘹亮动听地唱起《国际歌》。乘客们带着惊异的神情静静听着。车轮有节奏地响着；我们没有来得及爬到上面去的人就蹬在‘美国人’车厢的梯子上，象是一些‘玩命的’乘客。转眼就到了车站。我们到达目的地，又走过一个长长的院子，见到了亲热的政治委员格·同志。

——工作有的是，就是人太少了！总共才30个人，6小时内要完成13辆车的中修！面前就是划了记号的轮对，不光有空车，还有装得满满的一辆油罐车……不过没问题，同志们咱们‘对付得了’！

[yongbing1993]

文化大革命荡涤几千年文化糟粕








自从盘古开天地，毛泽东时代人民当家作主。史无前例。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小撮反动派难受之时。这就是为什么走资派反动文人颠倒黑白丑了，尔等越是歇斯底里地诅咒，就越证明当年毛主席领导人民作对了，做好了。

以后将来还会继续做，不管经历多少次生死较量反复，前边有多少艰难曲折苦难，多少血与火生死搏斗，永远走这条路，海枯石烂不移其志，必须的，一定的，因为这是正义的事业，人民得解放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走资派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当得很称职，很好很好，好就好在通过正反两方面用血的事实彻底教育了人民，让老百姓彻底明白了什么是正路新路。什么是邪路老路。否则，不少善良的老百姓，还在做着个人奋斗发财致富的南柯梦，是走资派给他们当头棒喝，警告工人农民们先富不了。

告诉工人农民们此等良好的愿望是通向地狱之门，最终结局只能是被走资派资本家奴役变成房奴，车奴，性奴，社畜，跳楼，跳崖，服毒，不婚，不育，断子绝孙…..!所以，应该给走资派邓小平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纯金的。

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荡涤了几千年封资修文化糟粕，打倒了一小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僵尸砖家叫兽，砸碎了思想桎梏，为华夏文化精华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为真才实学青年才俊“小人物”的脱颖而出开辟了道路。那些留学归国的大知识分子和国内的知识分子如钱学森，李四光，浩然，陈景润，袁隆平………..教育界，思想界，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人才辈出，大师巨擎，群星灿烂。

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破除了思想禁锢，身心得到彻底解放，刺激了科技成果喷发，突飞猛进，胰岛素(1966)，青蒿素(1967—1973)，杂交水稻(1973)，数控车床(1970)，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大飞机运10研制试飞成功(1970—1980)，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8)，成昆铁路建成通车(1970)…….国民经济以两位数字持续高速增长，一日千里，国家面貌日新月异，政治清廉，社会风清气正，中青年人意气风发，老年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共产主义的旗帜飞扬。而且影响波及全世界。

语言文化净化，使得人的心灵纯洁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简单明了起来，互相信任，万众一心，古老中华民族变得年轻朝气蓬勃，焕发了青春。优秀的文化在塑造民族人格方面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相反，反动的封资修腐朽没落文化糟粕沉渣泛起泛滥成灾，也足以把人变成鬼，彻底弄残毁掉一个民族。

当时语言文化净化到了什么程度呢?举个小的例子管中窥豹，上世纪70年代版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么厚的书，竟然无一个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都没有一个。而前几年的本草纲目，里面中药材名称错漏百出，若中医功力浅的人读了，照方抓药是要死人的。

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要无产阶级工薪阶级劳苦大众发动起来了，组织起来了，那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所有的社会乱象一扫而光。

道理讲得再透彻也没用，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过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罢了!马克思：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说毛主席一支笔抵得上百万兵，那是因为井冈山有几千哀兵，几杆鸟枪土炮，这是能让敌人害怕的东西。否则，毛润之文章再好，一个兵也抵不了。

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都是崇尚暴力论者，与黑道劫匪野兽没任何区别，最喜欢你跟他们讲道理了。你慷慨陈词讲完了，咔嚓，一刀砍掉你脑袋。然后挂在城门上，写一张告示。让屁民们知道这就是跟老爷作对的下场，历朝历代历来如此。

那个时代当然不能说是一切都好，任何时代都存在问题，何况仅仅是初试的一场演习呢?亟待总结经验，提高，完善。但那个时代的主流是无法否定的，文化革命时代年轻人在一起谈什么呢?谈学习，谈工作，谈理想，谈祖国，整个社会呈现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生机勃勃充满朝气;

现在年轻人在一起谈的都是什么啊?谈女人，谈挣钱，谈房供，谈房价，谈房租，谈欠薪，谈卧槽泥马，吊丝，阔少，月光族，躺平，游戏，996.007，诅咒社会不公，怒怼加班老板，凶杀，警匪，莫言的丰乳肥臀，嫖妓，不婚，不育，绝望，央视里整天播放的我爱你呀你爱我靡靡淫淫让人骨酥筋麻成一滩烂泥的“正能量主旋律”……整个社会是一种拖着人往下坠的颓废风气，一种世界末日即将降临的绝望。

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作为封资修文化糟粕人格化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感觉到了自己末日降临，他们耍阴谋玩诡计策划与密室挑起群众斗群众，频繁制造武斗流血事件，玩阴的下三烂，以挽救他们退出历史舞台行将就木的命运。是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政治血案的沉渣泛起，历史重演。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历史悠久的文明，但正因为博大浩如烟海，所以就难免精华与糟粕并存，明珠埋于尘埃，善与恶，是与非，正义与邪说混杂共生。

进步，正义，上升的新生革命力量必能从古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深井里探索到精神和物质的力量，推陈出新，使正义真善美的旗帜高高飘扬;而那些倒退，腐朽，黑暗，反动势力就每每从历史垃圾堆寻觅糟粕作为苟延残喘的杀人武器，复古守旧，马户驴又鸟鸡搅屎，假丑恶沉渣泛起。

西方文明轴心是宗教，宗教革命推动了西方的进步。而华夏民族是个无神论民族，维系社会运转的精神图腾是先祖先贤文化。

所以博大精深的古老中华文明需要一场彻底的文化大革命，才能彻底地荡涤清洗千年堆积的封建专制文化糟粕余毒，承继精华，推陈出新，脱胎换骨，使我中华文明浴火重生，迈开大步走向世界，这正是学贯古今中西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所看到的中国问题症结所在，也是他晚年不惜粉身碎骨一搏的内在动机!

心念毛主席，把酒酌滔滔，心潮逐浪高。伟人今何在?古国何处去………

毛主席逝世后，人民的权力又被走资派砖家叫兽夺走了，于是一切语言概念乱象又重新泛滥成灾，”黑白颠倒愈演愈烈。“

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这种被彻底批臭了的反革命妖言，又一次在网络上沉渣泛起。

官僚买办资本披一件“国企”新道袍，私人资本戴顶“民营企业”新瓜皮小帽，尽皆沐猴而冠，它绿绣鸡冠金镶蹄,它红描翅，那个黑画皮，远观像人，近看是鬼。

他们一边在虚伪地高喊“不搞意识形态”，一边在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思想界，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所有领域却刮起了一股疯狂宣扬封资修历史意识形态沉渣的妖风：

经济领域四十年构筑了盘根错节的一丘河，苟苟营，封杀不同学术观点，禁锢真理。鼓吹神马西方庸俗市侩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竟用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学的地位，占领了大学课堂，培养了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伪经济学家。

彻底颠覆了社会主义人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复辟了私有制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废除了毛主席制定的“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经济发展总体思想，胡搞神马“房地产支柱行业”以房为纲，一网打尽，结果搞成了密不发丧;废除了“发展社会经济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物质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恶搞什么罪恶“以资本家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的，搞得贫富悬殊，民怨沸腾，天怒人怨。

废除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胡搞什么“市场配置资源”盲目性无政府状态的邪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搞得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频发，危机四伏。

废除了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正确指导思想，胡搞什么以出口为导向的半殖民地经济模式，导致资源大规模流失枯竭，环境严重污染，更严重的是通过外汇结汇制度导致本币基础货币天量非经济发行，货币主权遭到绑架而名存实亡。

废除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胡搞什么“廉价劳动力优势战略”导致工薪阶级绝对贫困化中国被捆绑在世界产业链低端;破坏了毛主席时代“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四大综合平衡”物价稳定经济稳步增长体系。

胡搞什么赤字财政，赤字金融，饮鸩止渴滥用凯恩斯弗里德曼资产阶级财政货币理论，滥印钞票，以房地产泡沫为主的GDP泡沫虚增虚胖虚假繁荣增长数字，掩盖经济衰退欺骗民众，搞得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鸡飞狗跳，民不聊生;废除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乱搞分田单干小农经济，搞得三农问题严重，农村凋敝，吃粮靠进口。

经济这个词，本意就是经纶济世。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吗?四十年正反比，毛主席还真是经济大家，心系苍生，大展经纶济世补天手，算无遗策。

“毛主席的“实践论”著作是中华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读遍天下武功秘籍，也是纸上谈兵。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吃几口。否则，读一万本关于梨子的书，也永远不知道梨子是啥味道。要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不与白匪军打几仗，就不会看穿八百万武装到牙齿的蒋匪军是纸老虎，就不可能总结出游击战运动战精髓。

没有与倭寇几次交战，就不知道中日长，短，强，弱之所在，就不能写出“论持久战”那样的军事哲学论著;不经过三面红旗的高歌猛进，三年困难的挫折，就不能写出“论十大关系”那样的经济哲学论著。

不经过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人民当家作主是完全可能的，而不是乌托邦。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结晶，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完美著作。

[yongbing1993]

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





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即《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特别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以后，实际上起到了整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作用。他们有两个显着的特点：

第一个显着特点：

能够提出和推行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和路线，能够组建推行其资本主义路线的各级干部队伍。

第二个显着特点：

他们推行资本主义路线，一律地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来进行，因此，要揭穿他们的真面目相当困难。

党内的走资派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通过改变路线，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渐进式地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他们扩大领导者、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的距离，甚至把它变成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

他们利用社会主义还存在的商品交换，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买卖关系；

在分配方面，他们主张和推行物质刺激，扩大收入方面的不平等；

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们宣传和兜售封、资、修的黑货，鼓吹利己主义。

总之，是通过不断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为彻底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做好经济的、思想的、文化的、组织的各方面的准备。

他们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干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等到他们的面目充分暴露时，他们推行的资本主义路线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推行资本主义路线的干部队伍已组建完成，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坐大，资本主义复辟已成现实，无产阶级从专政的主人变成了专政的对象，劳动人民重新沦为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弱势群体。

这时候，由于核心领导和各级领导权被走资派纂夺，舆论工具被走资派掌控，无产阶级和党内的健康力量已经很难组织起强有力的反抗。

更为可恶的是，走资派搞资本主义是披着共产党的外衣进行的，他们在专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的同时，还糟蹋着共产党的光辉形象，许多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人民群众会把自己受苦受难的怨恨都发泄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身上，认为是共产党不好，是社会主义不好，甚至愤而支持那些坚决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党外人士。

比如前苏联的叶利钦，他本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叛徒，他曾以坚决地、公开地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着称，当他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后，1990年5月29日，反而以57.4 %的得票率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1991年6月12日，又以57.3%的支持率击败俄罗斯共产党，登上总统宝座。

看看我们自己的党。 30多年来，走资派在推行资本主义路线时，怕的是胆子不够大，怕思想不够解放，怕步子不够快。就是不怕分配不公，不怕贫富不均，不怕两极分化，不怕座座民生大山压向民众。他们大力推行私有化，积极倡导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他们打开魔盒，把“私欲”这个魔鬼放出来，让它在社会上肆意横行，致使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优良传统道德丧失殆尽，黄、赌、毒，偷、骗、抢，黑、恶、假等丑恶现象泛滥成灾。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的普通百姓苦不堪言，这些基本群众因此而对共产党产生不满，他们由原来的相信共产党，热爱共产党，变成了怀疑共产党，甚至怨恨共产党。

那些从上到下，遍布城乡各个角落、各个领域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更是每日每时地、不间断地往共产党的脸上抹着灰。

还有走资派豢养的走狗文人、专家学者，他们把明明是因为推行资改路线而带来的各种丑恶现象和社会弊端，却无耻地归罪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归罪于“专制”、“独裁”，归罪于没有实行“西方式民主”，归罪于“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如何经受得起党内走资派、贪腐精英、无良文人三十多年来的反复践踏。曾经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无比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如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一落千丈，甚至跌落到了任人辱骂却不敢还嘴的可怜境地。不敢想象，假如真的哪一天有叶利钦一样的人物来参加竞选的话，我们这个党到底还能赢得多少比例的选票？

回来再说叶利钦。他当上总统不久，就下令查封了苏共中央的办公大楼，扯下了苏联共产党党旗，拆除了十月革命50周年纪念碑。尔后，就是震惊世界的苏联解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轰然垮台。

苏联社会主义的彻底垮台，是苏联共产党内那些走资派朝思暮想的结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叛徒，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结局。他们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掘墓人，是葬送苏联社会主义的元凶，是苏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也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共同的敌人。

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是被无产阶级专过政的，是被剥夺了各种政治权利，被剥夺了财产，被剥夺了“天堂般美好生活”的阶级。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充满了深仇大恨。

资本主义一旦得以复辟，他们会以“百倍的仇恨”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复仇，会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从经济上盘剥，从政治上奴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

以俄罗斯为例，苏联解体后的第二年即1992年，叶利钦在经济上施行“休克疗法”，即在全国迅速地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致使物价飞涨，当年通胀率高达2510%，老百姓的银行存款几乎损失殆尽。极少数权贵资产阶级在私有化浪潮中一夜暴富的同时，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也在一夜之间变成赤贫，人民的生活水准普遍倒退了20年。

[yongbing1993]

快马加鞭未下鞍倒海翻江卷巨澜






毛泽东诗词欣赏

十六字令　三首　(1934-35)

作者：毛泽东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

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

刺破青天鲷未残。

天欲堕，赖以拄着。

【原注】

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

【注释】

锷（e4）：剑刃。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飧颛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神话中有以山为撑天之柱的讲法。

【题解】

作于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湘贵一带山间。

白话译文：

【其一】

山，高耸入云端。给快跑的马儿再加几鞭，翻越山巅未下鞍。惊诧高又险，回头瞥一眼，离天只有三尺三！

【其二】

山，起伏如波涛，浩瀚似江海，倒海翻江卷巨澜。山势奔腾迅猛如奔马，好似万马厮杀正酣战。

【其三】

山，傲立苍穹如长剑，刺破青天剑锋没伤残。天像快要塌下来，全靠着山的支撑，天才得以铺展于宇宙间。

创作背景：

这三首小令作于1934年到1935年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从闽西的长汀、宁化和赣南的瑞金、雩都地区出发，开始了远离中央根据地井冈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路上，遭遇到数不尽的艰难困苦，除先后以鲜血和生命突破蒋介石设置的四道严密封锁线外，还越过了千山万水，不仅以举世罕见的牺牲精神，战胜了强敌，而且以同样罕见的吃苦精神，战胜了种种困难和天险。

蒋介石曾屡次妄图凭借水的天险阻挡和消灭红军，例如湘江、金沙江、大渡河等；而相对来说，红军则对山更有感情，尤其是毛泽东，对山的感情更深。可以说，毛泽东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道路，始终是以山岭为依托的，在战略退却时，则更是以山岭为掩护。山岭是毛泽东和红军的好朋友，毛泽东和红军喜欢山，而蒋介石则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相当畏惧红军喜欢的山。

在实行战略大转移的长征途中，红军不仅大多数时候都在高山峻岭中行军，而且也常在万山丛中冲破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既历尽艰辛，又充满胜利的喜悦。毛泽东这三首小令，就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在翻山越岭的长征行军途中写下的。

文学赏析：

这三首小令都专门以山为题材，它们虽然没有像其他词那样标明词题，但每首的头一个字“山”，可以说即分别代表着各自的题目。

这三首小令所写重点不同，合起来却是完整的组诗。它们共同的显著特点在于运用了整体象征的创作方法。象征是人们常用的艺术方法，如有人用狮子象征力量，有人用鸽子象征和平，有人用香草象征美人，有人用同海的搏斗象征人生拼搏等。

毛泽东在此则用山的形象来象征红军形象，通过他的精巧艺术构思，让象征者与被象征者在气势、气概、精神、气质诸方面，获得了内在联系。它们既都是写山，同时又都是写红军，既是咏山曲，又是歌颂英雄红军的乐章。三首各写出一个侧面、一个特点，表面上处处写山，写山峦姿态，山野情趣，翻山滋味，实际上是处处借山象征红军，通过咏山来歌颂红军。

它们虽是小令，但格调却是雄浑豪放的。意境磅礴、壮观、豪迈；夸张、比喻、象征、衬托、赞叹、抒情、寄意并举；同调重奏复沓、往复旋还，节奏紧凑，回肠荡气，非同凡响。

【其一】

第一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高，实质上是写红军越过高山时，所表现出的藐视困难、一往无前、不可屈服的精神气概。毛泽东引了一首民谣作为原注，那民谣正是极力形容山之高的，高到仅仅“离天三尺三”，因此“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一般的人和马都得向它屈服。然而，红军在这样的高山面前，却“快马加鞭未下鞍”。这里的“快”字是状写马的行进速度的，马在如此高山面前毫无畏色，没有止步。依旧快速前进；而骑在马背上的人则更神气了，居然还要加劲扬鞭催快马，因而人、马都飞驰而过。未下鞍，一是说红军的马过时没有卸鞍，一反民谣所说的“马过要下鞍”的习惯；二是说红军过时没有下马，当然也不会低头，一反民谣所说的“人过要低头”的习惯；那么，无疑是高山低头了。同样险峻的高山，在不同的人和马面前，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这便富于神奇性地反衬了红军足以征服一切艰难险阻而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屈服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写得很幽默，待到纵马扬鞭飞奔过去以后，再回头仰望，不觉猛然大吃一惊。惊，既是对极高极险的山望而吃惊，同时也传达出一种翻越高耸云天的大山后的惊喜、自豪的神情。“离天三尺三”并非实数，而是夸张，用夸张笔法极写山之高峻，从而反衬、烘托红军飞驰过山的英雄形象，突出红军一往无前的精神气概和实现战略转移的急迫心情。

【其二】

第二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大，写群山之磅礴、险峻，实质上是写红军在万山丛中英勇战斗的雄伟、豪迈的气概。毛泽东首先用大海来比喻、描写山：“山，倒海翻江卷巨澜。”毛泽东从高处放眼望去，千山万岭逶迤起伏，因而他感觉势如江海倒翻，怒潮猛卷，连天排空，汹涌澎湃。接着，又用驰骋中的万马来比喻、描写山：“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诗圣杜甫在《病橘》中用过“奔腾”一词： “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即飞奔急驰之意。毛泽东再加一“急”字，则其快如飞之速度已达极点。毛泽东久望险峻的群山，联系自己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的深切体验，因此又觉得它们恰如鏖战中的千军万马在奔腾。这样，毛泽东连用两个比喻，就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千山万岭的磅礴、雄伟的气势。

但是，在毛泽东的艺术构思中，山的雄姿与红军的雄姿是相对应的，写山就是为着写红军。群山万岭的雄伟气魄，正可见红军的伟大气魄。群山万岭正是红军历经之地，因此人们既可想见红军在那里急速进军的英雄姿态，也可想见红军在那里的战斗姿态和激战场面，从而使雄姿英发、骁勇善战的红军形象，巍然屹立起来了。

【其三】

第三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坚，写众山之坚固、坚强，实质上是写红军崇高、坚韧的意志和中流砥柱的作用。首先通过比喻写众山之高峻峭直：“山，刺破青天锷未残。”毛泽东把林立的山峰比作宝剑，说高峻峭直的山峰，像一把把锋利无比的长剑刺向天空，而且竟把青天刺破了锋芒尚无分毫残损，这是何等坚利。天欲堕，赖以拄其间。”这当然是一种假设，意谓即使天塌下来也不要紧，有挺拔的高山像擎天柱一样把它顶住，这又是何等坚固、何等坚强啊!这实质上是写红军的坚韧不拔和锐不可当，写红军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写红军的崇高地位和伟大作用。毛泽东以词句的形式告诫世人：有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中华民族的江山无论如何塌不下来，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中华民族的中坚、栋梁、柱石。

名家点评：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理事季世昌《毛泽东诗词书法诗意画鉴赏》：山是这三首小令共同的主题意象，既是作者对山的外在形体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又是作者寄托一定情志的审美创造。它是山的艺术典型，是作者创造的第二自然。

当代湘潭大学老教授刘业超： “诗与史的结合，是毛泽东诗词基本的艺术特色。这一特色在《十六字令三首》中体现得特别明显，特别完整。这一整体的美学魅力具有远远超出形象内涵的启示力。无疑，这首词来自历史，也必然走向历史。千秋万代的人，都会从中获得无穷无尽的美学熏陶与理性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