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演变》,《暴力推翻》。
资本主义不能和平演变,只能暴力推翻。
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和平演变,而只能暴力推翻呢?答案非常清楚:
所谓和平演变,就是资产阶级用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价值观、人生观来腐蚀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让他们成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享受的一代人,造就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广泛的社会基础,然后由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核心领导层中的代理人,也就是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轻而易举地把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资本主义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演变成资本主义,没有这个必要。
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老牌修正主义者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无产阶级放弃暴力,通过合法的途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也就是通过“和平”的办法,能够把资本主义演变为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这只不过是那些新老修正主义者的“天真”的愿望而已。
无产阶级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完成本阶级的历史使命,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革命,运用暴力的手段去实现。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真理,不需多加论述。
社会主义不能武力推翻,只能和平演变。
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大国,依靠武力是不能推翻的,只能用和平演变的办法。这是自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近百年以来,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通过多次的武力试验之后得出的经验总结,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客观事实。
为什么社会主义不能用武力去推翻,而只能采取和平演变的办法呢?
因为社会主义(是真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假的社会主义)的工农大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平时是民,战时人人都是兵。这样的战士群体,具有超强的战斗力,他们是不可战胜的。毛主席有很多关于人民战争的著名论断,特选几段如下: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兵民是胜利之本”。
毛主席这些著名论断,说明了这个道理。拿我们中国来说,现在已达13亿之众。如果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国家就能保持安定团结,一个安定团结的中国,是任何势力用武力都不能颠覆的。我们不应该害怕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不可能等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了,国家十分强盛了才消除害怕思想。
害怕帝国主义的思想,一是不了解人民,二是不相信人民。
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参战的口号是什么?就是“保家卫国!”,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因此,志愿军战士一个个都具有保家卫国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一个个都不怕流血牺牲,都能够英勇顽强地和敌人战斗。虽然志愿军装备落后,后勤保障也不足,但依然能够打败强大的美国等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
有人借口要发展经济,实则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大吹特吹“落后就要挨打”,说不管姓社姓资,先把经济搞起来再说,不然就要挨打了!嘴上说的振振有词,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要大家跟着他一起去搞资本主义!
经济落后就一定挨打吗?
列宁领导的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难道不落后?为什么14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都不能把他打垮?
苏联为什么又在发展了几十年,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科技等各方面,都强大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时候,帝国主义反而不费一枪一弹,自己就轰然垮台了呢?
苏联为什么在落后的时候打不倒?强大的时候不用打就倒了?
前些日子看了刘仰的一篇网上访谈,谈了宋朝灭亡的原因,说当年宋朝的经济总量占到了整个世界的60%。不但经济繁荣,科技也很发达,法制也相当健全。当时开封的人口已经达到100万人,而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还不到10万人,只是开封人口的十分之一。可就是这样一个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法制健全的大宋帝国,却被毫无经济和科技实力可言的蒙古人给推翻了!
繁荣昌盛的大宋王朝灭亡了,不管是不是因为贫富不均,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了大宋的灭亡,但肯定的,绝对不是因为经济落后!
朝鲜战争时期,新中国不落后?美国不强大?16个国家的军队也不强大?志愿军为什么打赢了?美国为什么反而挨打了?
如果美国真的派兵打到中国内地来,美国会输得更惨!道理很简单,当时新中国六亿人口,六亿人民六亿兵!谁能打得过六亿人的军队。
作为人民的领袖,毛主席对外来敌人的侵略,从来是不害怕的。六十年代中后期,美国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投入了几十万地面作战部队,苏修叛徒集团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对我国构成了南北夹击的态势。苏联当时的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极力主张动用原子武器达到“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或者对中国的核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面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南北夹击之势,并且可能遭到“核攻击”的严峻局势,毛主席依然闲庭信步,淡定自如,没有丝毫怯懦的表现。
毛主席的自信,来自于他对人民的高度信任,源自于他自己不但也是来自于人民群众,而且始终地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始终地同人民一道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不像有些人,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人民的儿子,可自己的心老是和群众想不到一块,对人民群众也不信任,甚至害怕人民。毛主席给了人民大众的“四大”民主以及“罢工”等权利,快快地就给收了回去。
当然,经济发达一些,武器装备精良一些,打起仗来,损失会更小一些,胜算会更大一些,这是连小学生都懂得的常识,用不着当做什么“理论”去“教育”人民。如果把发展经济,摆脱落后不再挨打作为幌子,而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甚而含沙射影,把它当做攻击毛主席的炮弹,那更是小人的所作所为了!
总之一句话,社会主义,特别是大国,人口众多,兵是民,民是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权,任何敌人用武力都是不能颠覆的。
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关键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要害是“中央出修正主义”
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的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在于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因为党内的资产阶级大权在握,又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由他们来推行资本主义路线既方便,又隐蔽,可以起到党外资产阶级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党内的资产阶级是怎样形成的呢?有必要先弄明白这个问题。
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主要有如下五种情况:
1、共产党内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
共产党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执行的是党的最低纲领,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因为共产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没有一丝一毫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政党,因而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于是,很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跑到共产党内来寻找出路。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步地改变了自己原有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树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但是也有一些人,顽固地坚持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他们只是部分地接受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路线,而不接受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这些人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随着共产党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带领人民群众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推行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变革。这时候,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就不愿意了,他们就抵触了,就反对了。他们满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完成,热衷于发展资本主义,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渴望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即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由共产党的同路人演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成为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
2、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一些人为了追求升官发财的目的而加入到共产党内来了,他们“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列宁选集》1975年版第四卷第76页)这种人入了党,做了官,就会把共产党员的称号当做政治资本,钻营投机,谋取私利,搞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从而成为共产党内的新资产阶级分子。
3、共产党在带领人民群众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过程中,在经济上逐步地剥夺了资产阶级的财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也沉重地打击了资产阶级,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资产阶级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在通过暴力手段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屡遭失败后,就特别重视采取“打进来”的办法向共产党发动进攻。这样,共产党内就不可避免地要混进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主要采取“拉出去”的战略,利用威力极大的“糖衣炮弹”向共产党进攻,一部分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变成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
4、社会主义内部(包括共产党内部)也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社会主义初始阶段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毛主席在文革后期也说:“列宁说建设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因此,小生产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以及旧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使得社会主义内部包括共产党内部不断地产生着新的资产阶级。
5、世界上依然十分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存在,也是共产党内产生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诱因。
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是一对死敌,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帝国主义一定要从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各个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全面地围剿、压迫、制裁、渗透。在帝国主义强大的压力面前,一部分患有软骨症的共产党人会妥协、屈服,甚至走投降主义路线,演变成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就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工作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我和五位同志用吊杆,也就是用杠杆干活。按照‘领头’同志的指挥,这些重六七十普特的轮对,在我们的肩膀和两个吊杆的推压下,轻快地从一条线路跳到另一条线路上。一对车轮撤掉之后,就换上一对新的。放好所有的轮对,我们就把那些磨损了的旧家伙顺着轨道迅速地‘打发到’棚子里去……一、二、三,——它们被一台旋转式铁吊杆吊到空中,轨道就腾出来了。那边,在黑暗中,响着手锤声,同志们在自己的‘病’车跟前象蜜蜂般地忙碌着。既做木工,又上油漆,还盖车顶,工作干得热火朝天,我们和政治委员同志都很高兴。那里的锻工们也需要我们帮忙。
在一座移动锻工炉上放着一根烧红了的‘导杆’,也就是车辆上用的钩杆,钩已经撞弯。白热的钩杆被钳到砧子上,直冒火花,在经验丰富的同志的指导下,我们灵巧的锤击使它渐渐恢复了原状。它还放着红光就被我们迅速地抬去,冒着火花安进铁孔里,——锤了几下,就把它安好了。我们爬到车厢底下。这些车钩和导杆的构造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那里有一整套东西,有铆钉、弹簧……
工作热火朝天,夜幕降临了,炉火烧得更亮。很快就完工了。一部分同志靠着一堆轮箍在‘憩息’,慢慢地‘品’着热茶。清凉的5月之夜,一钩美妙的新月悬在天空。人们有说有笑,互相开着玩笑。
——格·同志,收工吧,修好13辆不少了!但格·同志还没有心满意足。喝完了茶,我们唱着庆祝胜利的歌曲,向出口走去……”
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的地方,不只是莫斯科。6月6日《真理报》报道:“5月31日在特维尔进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有128名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劳动。三个半小时装卸了14辆车,修好了3台机车,锯了10立方俄丈木柴,还做了别的工作。熟练的工人党员的工作效率比一般效率高12倍。”
接着,6月8日《真理报》又写道: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萨拉托夫6月5日讯。铁路上的共产党员职工响应莫斯科的同志们的号召,在党员大会上决定:为了支援国民经济,每星期六无报酬地加班劳动5小时。”
我详尽无遗地援引了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消息,因为我们从这里无疑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对于这个方面,我们的报刊没有充分地加以重视,我们大家也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
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初期,我们首先忙于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即击败资产阶级的反抗,战胜剥削者,粉碎他们的阴谋(如从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1]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2]都参加过的企图出卖彼得格勒的“奴隶主的阴谋”[3]),这是当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提出——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即从积极方面来说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
我曾屡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广大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的、受压抑的雇佣奴隶或被压迫的农民,横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善良的愿望产生的,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而且只能是从这种条件中生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可能有这种纪律。代表或体现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原出拉丁文的、历史哲学的科学用语译成普通的话,它的意思就是: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总之是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要顺便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
“伯尔尼”国际[4]即黄色国际的错误,就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却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资产阶级觉得特别可怕和绝对不能接受的必然结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独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阶级——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在另一种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认为一切“劳动者”都同样能胜任这一工作,那是纯粹的空话或马克思以前的旧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因为这种能力不是自行产生的,而是在历史上生长起来的,并且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在开始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这种能力。它所以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巨大任务,第一是因为它是各文明社会中最强大最先进的阶级;第二是因为它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占人口的多数;第三是因为在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人是半无产者,就是说,这些人总是每年有一部分时间过着无产者的生活,总是某种程度上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来维持生活。
谁想根据什么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这类泛泛的空话来解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象考茨基、马尔托夫和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其他英雄们所做的那样),谁就只能以此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面奴隶般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小资产者、庸人和市侩的本性。要正确地解决这一任务,只有具体地研究已经夺得政权的那个特殊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所有一切非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之间的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空想和谐的、“理想的”环境中形成的,而是在资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和多种多样的反抗的现实环境中形成的。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俄国在内,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都千百次地亲身遭受过,他们的亲属也遭受过资本的压迫、资本的掠夺和各种各样的侮辱。帝国主义战争——为决定由英国资本或德国资本取得掠夺全世界的霸权而屠杀千百万人的战争——更异常地加剧、扩大和加深了这种困苦,使人们认清了这种困苦。所以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必然同情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英勇果敢、毫不留情地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的压迫,推翻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用自己的鲜血开辟一条创建不容剥削者存在的新社会的道路。
非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即倒退到资产阶级“秩序”、资产阶级“卵翼”下去的倾向不论如何严重,如何不可避免,他们也终究不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道义上政治上的威信,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推翻剥削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而且建立新的更高的社会联系,新的更高的社会纪律,即联合起来的自觉的工作者的纪律,这些工作者除了他们自己的职合组织的权威以外,除了他们自己的更加自觉、勇敢、团结、革命、坚定的先锋队的权威以外,是不承认任何束缚和任何权威的。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自己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中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彻底镇压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
这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因为解决这个任务决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但这个任务又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
列宁:《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1919年6月28日)
报刊上登载了红军战士的许多英勇事迹。工人和农民们在与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其他地主资本家军队作斗争中,表现了不少英勇果敢和坚韧不拔的奇迹,保卫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根绝游击习气和克服疲沓涣散现象的过程进行得很缓慢,很费力,然而却一直在前进。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自觉地承受牺牲的劳动群众的英雄主义,是红军中新的同志纪律的基础,是红军恢复、巩固和壮大的基础。
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也同样值得重视。在这方面,工人自己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确实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当这种胜利获得巩固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的纪律才会建立起来;那时,而且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变得不可战胜。
5月17日《真理报》登载了阿·日·同志的文章《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共产主义星期六)》。这篇文章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它全文照录如下:《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共产主义星期六)
俄共中央关于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给了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以有力的推动。由于热情普遍高涨,铁路上的许多共产党员职工走上了前线,但是大多数人不能离开重要岗位,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又找不到新的方法。来自各地的关于动员工作缓慢的消息和办事拖拉的现象,使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不得不去注意铁路机构的工作情况。结果了解到,由于劳动力不够和劳动效率低,一些急活和机车赶修任务都拖了下来。5月7日,在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上,提出了不能嘴上说帮助而要以实际行动帮助战胜高尔察克的问题。提出的建议中说: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也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这天进行一次六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提议在全分局内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
开始人们有些犹豫,最后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5月10日,星期六,晚上六点钟,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象士兵一样来到工作现场,整队之后,秩序井然地由领工员分别领到各处工作。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下列表格指明了工作部门和工作性质。
工作总值按正常工资计算为500万卢布,按加班工资计算还应增加50%。装车的劳动效率较普通工人高270%。其余工作的效率大致上也是这样。因劳动力不足和办事拖拉而拖延7天至3个月的定活(紧急的)现已完成。
由于设备发生故障(不难排除的故障),个别组曾耽误三四十分钟,但并未影响工作的完成。留下来指导工作的管理人员,忙得几乎来不及给人们准备新的工作。一位上年纪的领工员也许是有些夸张地说,在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干的活,等于不自觉的疲沓的工人一个星期干的。
鉴于一些真心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也来参加了工作,而且今后还会有大批这样的人来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同时其他地区也会要求学习莫斯科—喀山铁路的共产党员的榜样,现在我根据来自各个现场的消息较详细地谈谈组织方面的情况。
参加工作的约有10%是经常在现场工作的共产党员。其余的则是负责工作人员和选任的人员,其中有路局的政治委员,也有各企业的政治委员,以及工会人员、管理局和交通人员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大家干活时非常努力并密切合作。当工人、办事员、管理人员齐心协力地把住40普特重的客运机车轮箍,象勤劳的蚂蚁似的把它滚往目的地的时候,人们心中油然产生一种来自集体劳动的强烈的愉快感觉,坚定了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夺者扼杀不了胜利的工人,国内的怠工者也盼不到高尔察克。
工作完结时,在场的人都亲眼看到这一空前未有的情景:上百个身体疲乏但眼中闪烁着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工作的胜利,这胜利的凯歌的声浪仿佛越过墙壁,涌向工人的莫斯科,象投石激起的水波一样荡漾在整个工人的俄罗斯,激励着疲惫、懒散的人们。
5月20日《真理报》刊登的恩·尔·同志的《值得学习的榜样》一文,在评价这个出色的榜样时写道:“共产党员做这样的工作并不是罕见的事情。我知道电站和各铁路线都有这样的事例。在尼古拉铁路上,共产党员加班干了几个晚上,把陷在转盘坑里的机车起了出来;冬季,北方铁路上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用了好几个星期天去清除铁路上的积雪;许多货运站的支部为了同盗窃货物作斗争,在站上进行夜间巡逻,——不过这种工作都是偶然进行的,而不是经常性的。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提供的新的东西是,他们把这一工作变成了有系统的经常的工作。他们决定‘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工作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他们决定在整个战争状态时期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同时他们作出工作高效率的榜样。
这个榜样已经引起而且今后一定会进一步引起大家的效法。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讨论了军事形势和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的决议之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1)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决定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定于5月17日进行。(2)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组织成示范队,向工人表明,应当怎样工作,在现有的材料、工具和伙食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做到什么。
据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说,他们的榜样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预料下一个星期六将有大量的非党工人参加工作。作者写此文时,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修配厂的共产党员还没有开始做加班工作,但是要组织义务劳动的消息刚一传出,非党群众就激动地谈论起来了。到处都有人说:‘昨天我们不知道,不然我们也会做好准备干它一场’,‘下星期六我一定来’。这项工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后方的所有共产党支部都应当向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学习。不仅莫斯科枢纽站上的各共产党支部应当如此,全俄罗斯的党组织都应当效法这个榜样。乡村中的共产党支部,首先应当帮助红军家属,实行代耕。
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束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劳动。如果全俄罗斯的共产党组织都学习他们的榜样,而且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那么,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会在共和国全体劳动者的洪亮的《国际歌》声中度过今后一段艰苦的岁月……“共产党员同志们,动手干吧!”
1919年5月23日《真理报》报道说:“5月17日在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举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共98人根据大会决议在班后做了5小时无报酬的工作,他们不过有权再买一顿饭,而这顿饭同一般体力劳动工人的一样,也是每人半俄磅面包。”
尽管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组织得也差,但劳动生产率还是比平常高1—2倍。例如:5个旋工在4小时内做了80根小轴。生产率等于平常的213%。20个粗工在4小时内收集了600普特旧材料和70个各重3.5普特的车底弹簧,共重850普特。生产率等于平常的300%。
“同志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平时干活枯燥乏味,在这里,大家干活都兴高采烈。可是今后,平时干活比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干得少,那就太丢脸了。”
“现在有许多非党工人都表示愿意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各机车修理队都自告奋勇要在星期六义务劳动时间内把机车从‘坟堆’里弄出来,修好使用。有消息说,维亚济马铁路上也在组织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
A.嘉琴科同志在6月7日《真理报》上谈到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形,现在把他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记》一文的主要部分摘引如下:“我和一个同志怀着极愉快的心情,遵照铁路分局党委员会的决定,去上星期六义务劳动‘课’,让脑子暂且休息几个小时,让肌肉发挥一下作用……我们的工作是在铁路局的木工厂。到那里后,看到自己人,彼此问好,开一会儿玩笑,查点了人数——总共30人……我们面前躺着一个‘怪物’——一个相当有份量的蒸汽锅炉,足有600—700普特重,要我们把它‘搬家’,就是说,要把它滚到大约1/4或1/3俄里以外的一个平车那里。
我们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些疑虑……但我们动手干起来了:同志们把木滚就那么往锅炉下面一垫,系上两根绳子,工作就开始了……锅炉还有点不情愿挪动,但终于还是移动了。我们很高兴,要知道,我们人是这样少……就是这台锅炉,比我们多两倍的非党工人几乎拖了两个星期,在我们到来之前它还躺在原地不动……我们在一位领班同志有节奏的‘一、二、三’口令声中,齐心协力地卖劲地干了一个小时,锅炉慢慢地向前移动着。
忽然,出了岔子!一长串同志突然狼狈不堪地倒了下去,——原来我们手里的一根绳子‘叛变了’……但是没有多大一会儿,就换上了一根粗缆绳……到了傍晚,天色已经明显地暗下来,但我们还得拖过一个小岗子,那时很快就会完工了。我们胳膊酸痛,手掌发烧,周身火热,还是拼命地往前拉,——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旁边站着一位‘管理人’,他被我们的成绩弄得不好意思了,也不由自主地拉起缆绳。
帮着干吧!你早就该过来了!一个红军战士出神地瞧着我们工作。他拿着手风琴。他在想什么?也许他想:这是些什么人?大家都回家去过星期六,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我打破他的疑团说:‘同志!给我们奏一个快乐的曲子吧,我们可不是什么来随便凑数干活的,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看,这手里的活干得多欢,咱们可没有偷懒,是在拼命地干。’红军战士轻轻地放下手风琴,赶快跑过来抓住缆绳……
——‘英国人真机灵!’——响起了乌·同志动听的男高音。我们和着他的歌声,高唱起工人歌曲:‘唉嗨,杜宾努什卡,嗨哟,拉呀,拉呀……’
干这活不习惯,累得要死,肩酸背痛,但是……明天就是假日,可以好好休息,有时间睡个够。目的地快到了,经过一番小小的周折,我们的‘怪物’已差不多靠近平车了:只要垫上木板,滚到平车上,这锅炉就能干人们早就等着它干的工作了。我们一窝蜂涌进屋里,这是地方支部的‘俱乐部’,屋里挂满标语,摆着步枪,灯光明亮,我们很好地唱完了《国际歌》,享受了加‘甜酒’的茶,还吃了面包。干完重活以后,当地同志这样款待我们,真是再惬意不过了。和同志们亲热地告别之后,我们列成纵队。夜阑人静,革命歌声响彻了沉睡的街道,整齐的步伐声应和着歌声。‘同志们,勇敢地齐步前进。’‘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唱起劳动歌和《国际歌》。
过了一个星期。胳膊和肩膀都歇过来了,这回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到9俄里以外去修理车辆。目的地是佩罗沃。同志们爬到叫作‘美国人’的车厢顶上,嘹亮动听地唱起《国际歌》。乘客们带着惊异的神情静静听着。车轮有节奏地响着;我们没有来得及爬到上面去的人就蹬在‘美国人’车厢的梯子上,象是一些‘玩命的’乘客。转眼就到了车站。我们到达目的地,又走过一个长长的院子,见到了亲热的政治委员格·同志。
——工作有的是,就是人太少了!总共才30个人,6小时内要完成13辆车的中修!面前就是划了记号的轮对,不光有空车,还有装得满满的一辆油罐车……不过没问题,同志们咱们‘对付得了’!
自从盘古开天地,毛泽东时代人民当家作主。史无前例。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一小撮反动派难受之时。这就是为什么走资派反动文人颠倒黑白丑了,尔等越是歇斯底里地诅咒,就越证明当年毛主席领导人民作对了,做好了。
以后将来还会继续做,不管经历多少次生死较量反复,前边有多少艰难曲折苦难,多少血与火生死搏斗,永远走这条路,海枯石烂不移其志,必须的,一定的,因为这是正义的事业,人民得解放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走资派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当得很称职,很好很好,好就好在通过正反两方面用血的事实彻底教育了人民,让老百姓彻底明白了什么是正路新路。什么是邪路老路。否则,不少善良的老百姓,还在做着个人奋斗发财致富的南柯梦,是走资派给他们当头棒喝,警告工人农民们先富不了。
告诉工人农民们此等良好的愿望是通向地狱之门,最终结局只能是被走资派资本家奴役变成房奴,车奴,性奴,社畜,跳楼,跳崖,服毒,不婚,不育,断子绝孙…..!所以,应该给走资派邓小平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纯金的。
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荡涤了几千年封资修文化糟粕,打倒了一小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僵尸砖家叫兽,砸碎了思想桎梏,为华夏文化精华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为真才实学青年才俊“小人物”的脱颖而出开辟了道路。那些留学归国的大知识分子和国内的知识分子如钱学森,李四光,浩然,陈景润,袁隆平………..教育界,思想界,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人才辈出,大师巨擎,群星灿烂。
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破除了思想禁锢,身心得到彻底解放,刺激了科技成果喷发,突飞猛进,胰岛素(1966),青蒿素(1967—1973),杂交水稻(1973),数控车床(1970),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大飞机运10研制试飞成功(1970—1980),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8),成昆铁路建成通车(1970)…….国民经济以两位数字持续高速增长,一日千里,国家面貌日新月异,政治清廉,社会风清气正,中青年人意气风发,老年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共产主义的旗帜飞扬。而且影响波及全世界。
语言文化净化,使得人的心灵纯洁起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简单明了起来,互相信任,万众一心,古老中华民族变得年轻朝气蓬勃,焕发了青春。优秀的文化在塑造民族人格方面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相反,反动的封资修腐朽没落文化糟粕沉渣泛起泛滥成灾,也足以把人变成鬼,彻底弄残毁掉一个民族。
当时语言文化净化到了什么程度呢?举个小的例子管中窥豹,上世纪70年代版本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那么厚的书,竟然无一个错别字,标点符号错误都没有一个。而前几年的本草纲目,里面中药材名称错漏百出,若中医功力浅的人读了,照方抓药是要死人的。
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只要无产阶级工薪阶级劳苦大众发动起来了,组织起来了,那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所有的社会乱象一扫而光。
道理讲得再透彻也没用,道不同不相为谋,不过是蜡炬成灰泪始干罢了!马克思: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说毛主席一支笔抵得上百万兵,那是因为井冈山有几千哀兵,几杆鸟枪土炮,这是能让敌人害怕的东西。否则,毛润之文章再好,一个兵也抵不了。
古今中外的反动派都是崇尚暴力论者,与黑道劫匪野兽没任何区别,最喜欢你跟他们讲道理了。你慷慨陈词讲完了,咔嚓,一刀砍掉你脑袋。然后挂在城门上,写一张告示。让屁民们知道这就是跟老爷作对的下场,历朝历代历来如此。
那个时代当然不能说是一切都好,任何时代都存在问题,何况仅仅是初试的一场演习呢?亟待总结经验,提高,完善。但那个时代的主流是无法否定的,文化革命时代年轻人在一起谈什么呢?谈学习,谈工作,谈理想,谈祖国,整个社会呈现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生机勃勃充满朝气;
现在年轻人在一起谈的都是什么啊?谈女人,谈挣钱,谈房供,谈房价,谈房租,谈欠薪,谈卧槽泥马,吊丝,阔少,月光族,躺平,游戏,996.007,诅咒社会不公,怒怼加班老板,凶杀,警匪,莫言的丰乳肥臀,嫖妓,不婚,不育,绝望,央视里整天播放的我爱你呀你爱我靡靡淫淫让人骨酥筋麻成一滩烂泥的“正能量主旋律”……整个社会是一种拖着人往下坠的颓废风气,一种世界末日即将降临的绝望。
面对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作为封资修文化糟粕人格化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感觉到了自己末日降临,他们耍阴谋玩诡计策划与密室挑起群众斗群众,频繁制造武斗流血事件,玩阴的下三烂,以挽救他们退出历史舞台行将就木的命运。是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政治血案的沉渣泛起,历史重演。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历史悠久的文明,但正因为博大浩如烟海,所以就难免精华与糟粕并存,明珠埋于尘埃,善与恶,是与非,正义与邪说混杂共生。
进步,正义,上升的新生革命力量必能从古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深井里探索到精神和物质的力量,推陈出新,使正义真善美的旗帜高高飘扬;而那些倒退,腐朽,黑暗,反动势力就每每从历史垃圾堆寻觅糟粕作为苟延残喘的杀人武器,复古守旧,马户驴又鸟鸡搅屎,假丑恶沉渣泛起。
西方文明轴心是宗教,宗教革命推动了西方的进步。而华夏民族是个无神论民族,维系社会运转的精神图腾是先祖先贤文化。
所以博大精深的古老中华文明需要一场彻底的文化大革命,才能彻底地荡涤清洗千年堆积的封建专制文化糟粕余毒,承继精华,推陈出新,脱胎换骨,使我中华文明浴火重生,迈开大步走向世界,这正是学贯古今中西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所看到的中国问题症结所在,也是他晚年不惜粉身碎骨一搏的内在动机!
心念毛主席,把酒酌滔滔,心潮逐浪高。伟人今何在?古国何处去………
毛主席逝世后,人民的权力又被走资派砖家叫兽夺走了,于是一切语言概念乱象又重新泛滥成灾,”黑白颠倒愈演愈烈。“
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这种被彻底批臭了的反革命妖言,又一次在网络上沉渣泛起。
官僚买办资本披一件“国企”新道袍,私人资本戴顶“民营企业”新瓜皮小帽,尽皆沐猴而冠,它绿绣鸡冠金镶蹄,它红描翅,那个黑画皮,远观像人,近看是鬼。
他们一边在虚伪地高喊“不搞意识形态”,一边在教育界,学术界,文艺界,思想界,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所有领域却刮起了一股疯狂宣扬封资修历史意识形态沉渣的妖风:
经济领域四十年构筑了盘根错节的一丘河,苟苟营,封杀不同学术观点,禁锢真理。鼓吹神马西方庸俗市侩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竟用这种反动的意识形态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学的地位,占领了大学课堂,培养了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伪经济学家。
彻底颠覆了社会主义人民所有制计划经济的经济基础,复辟了私有制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废除了毛主席制定的“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经济发展总体思想,胡搞神马“房地产支柱行业”以房为纲,一网打尽,结果搞成了密不发丧;废除了“发展社会经济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物质需要“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恶搞什么罪恶“以资本家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的,搞得贫富悬殊,民怨沸腾,天怒人怨。
废除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胡搞什么“市场配置资源”盲目性无政府状态的邪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搞得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频发,危机四伏。
废除了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正确指导思想,胡搞什么以出口为导向的半殖民地经济模式,导致资源大规模流失枯竭,环境严重污染,更严重的是通过外汇结汇制度导致本币基础货币天量非经济发行,货币主权遭到绑架而名存实亡。
废除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胡搞什么“廉价劳动力优势战略”导致工薪阶级绝对贫困化中国被捆绑在世界产业链低端;破坏了毛主席时代“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四大综合平衡”物价稳定经济稳步增长体系。
胡搞什么赤字财政,赤字金融,饮鸩止渴滥用凯恩斯弗里德曼资产阶级财政货币理论,滥印钞票,以房地产泡沫为主的GDP泡沫虚增虚胖虚假繁荣增长数字,掩盖经济衰退欺骗民众,搞得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鸡飞狗跳,民不聊生;废除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乱搞分田单干小农经济,搞得三农问题严重,农村凋敝,吃粮靠进口。
经济这个词,本意就是经纶济世。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吗?四十年正反比,毛主席还真是经济大家,心系苍生,大展经纶济世补天手,算无遗策。
“毛主席的“实践论”著作是中华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概念。读遍天下武功秘籍,也是纸上谈兵。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吃几口。否则,读一万本关于梨子的书,也永远不知道梨子是啥味道。要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不与白匪军打几仗,就不会看穿八百万武装到牙齿的蒋匪军是纸老虎,就不可能总结出游击战运动战精髓。
没有与倭寇几次交战,就不知道中日长,短,强,弱之所在,就不能写出“论持久战”那样的军事哲学论著;不经过三面红旗的高歌猛进,三年困难的挫折,就不能写出“论十大关系”那样的经济哲学论著。
不经过文化大革命,就不知道人民当家作主是完全可能的,而不是乌托邦。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结晶,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完美著作。
《国宝》中医,久远历史。
《“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人又要学习中医,以便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转载《西医是一场百年的骗局》作者:qxw66 。
《一个医学叛逆者的自白》曼戴尔松医学博士,不仅是一位名医,而且曾任美国知名大医院的院长,著名研究所的研究员,医学院的教授,伊利诺州医师执照局的局长,还是美国医学会一个具有超强政治力量的工会组织——美国医师工会)的领袖。1980 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一部巨著,书名《一个医学叛逆者的自白 》。这本书再版过无数次,拥有无数读者。
这些忠实的读者们纷纷站出来,自发成立了一个组织,叫做《全国健康联盟》,公推曼博士为会长,美国大城小镇都有分会,定期举行集会,并邀请名人演讲,还有定期会刊。这是西方有史以来首次对医药界的大革命。
曼戴尔松博士此书的副题是:如何捍卫自己的生命,不受医生、化学药物和医院的坑害。封面上列出六个重点:
(1)医院的年度身体检查是一个陷阱。
(2)医院是患者的险地和死所。
(3)大多数外科手术给患者的伤害远大于益处。
(4)所谓疾病化验或检验,检验的体系和过程不合理,简直是腐败一团,即使是最好的科学仪器,也是错误百出,完全不可信任。
(5)绝大多数的化学药物不但没有治疗的真实效果,反而是致病、添病的缘由。
(6)X 光的检验是诊断程序的重点和特色,「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不但辐射线对人十分危险,而且检验结果错误频出。因为解读 X 光照片的是人,是人就会受偏见、情绪的影响而导致错误的判断。即使是同一个专家,在十年后再次解读同一张照片,就有 75% 的偏差(试验证明)。
行家读后都会觉得:一点也不错,他替我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使外行人读后如恶梦初醒,觉得他替我说明我生病时所受到的万般委屈和无辜的灾难。因此,曼博士的书一出来,就轰动全美国。
曼博士把《对抗疗法医学》,指专以化学和器械检验、化学药物治疗、或外科手术治疗为本的西医学,一向自诩,一再强调是“科学的“,斥之为:《很不科学,不过是披着科学外衣的迷信》。整个对抗疗法医学的体系是一个充满迷信的大邪教。
大制药公司是他们的上帝,医院或诊所是他们的大小教堂,赚钱是他们的教义,医生是穿着白色道袍的神辅教士,实际上是大药厂的次级推销员,患者是他们的致富或爬上高梯的试验品和垫脚石。
大药厂规定什么病开什么药,医学博士的医生们如敢违背,立刻解职、处罚,永世不得翻身。比药厂的直接推销员还低一个等次。他们至高无上的法宝是化学药物!
一个药品的开发,必须从老鼠身上开始它的程序,一直到批准上市,要耗资百万《其中贿赂当道的钱不算在内》,费时十数年。
似乎显示这个药品是经过千锤百炼,对治疗疾病必然是百发百中的,称之为《科学的成品》。
可是新药面世不到几个月,就出现各式各样的毛病,不但治不了病,它的副作用简直骇人听闻。勉强撑不到几年,这个千呼万唤出来的《圣品》就被淘汰了。
在药物不断更迭《创新》中,让人感到医学《昌盛、先进》的假面貌,其实绝大多数的药品都是带着剧毒的废物。整个《制药》过程,是他们故意设计成《难上加难》、《非常科学》、《伟大发明》的假象,是在上演一出科学魔术的闹剧,以蒙蔽人民群众的耳目。
更可恶的是,大药厂专门豢养了一批所谓的专家,专门替他们合成新的病毒或细菌,制造新的恶疾,配合着政治的需要,去要散布的地方散布,然后再向他们兜售疫苗、解药。两头通吃,双重牟利。
曼博士用许多篇幅详述《疫苗》的反作用,郑重警告世人:千万不可迷信专家们在《传教》时所说的疫苗的功效,因为疫苗里早又埋伏下了另一种病毒或细菌,患者会自动感染、传播,然后再买他们更多的药品和疫苗。这都是《科学专家》们早已研制好的《圈套和配套》!
医院成为合法的伤人或杀人的场所。和一般屠宰场不同的是:被伤害的人必须倾家荡产,付出极其昂贵的价钱,去乞求被他们宰杀!但如果你是穷人,付不起医药费,即使磕破头求他们,他们也不屑浪费宝贵时间来宰杀你,除非他们看中了你的脏器。
化学药品是大药厂背后的世界最大富豪们的摇钱树《可与石油比富》。整个医疗系统和政治、法律挂钩,若有病患不愿接受他们的《治疗》,法院就立即介入,强制执行。
譬如化学药品 RITALIN,说是可以帮助学童品行好、学习好。只要有关当局认定哪个学童要服此药,学童必须服用,如不服用就不准上学。如果家长出面交涉,家长就会被起诉、判刑、罚款和坐牢。 60% 的美国学童都服用此药。正面的效果看不大出来,而它的副作用太大了:不是学童产生抑郁、颓废,严重的自杀;就是性情变得十分火爆,进而刺伤自己,杀死父母、祖父母、同学、老师和校长。因此,许多家庭环境许可的,令子女退出这个教育体制,改上《私塾》。
因服用化学药品而致残、致死的美国人,每年至少 150 万人,这是国家公布的数字。
可见西医这个《邪教》组织严密,势力很大,财力无穷。
这套制度不仅危害美国本国的无数国民,同时也是对外的战略武器,威逼利诱别国在医疗制度上必须与它接轨。富豪大佬常公开说:「这比正式掠夺人家的政权更实际,更权威,更没有风险。」
因此,当《富豪》要征服一个地方,就去那里《行慈善》、《做好事》,去《捐赠药品、疫苗》,办一所或多所《医院》!
《全国健康联盟》的最主要纲领是唤醒民众:生命权是天赋的,维持健康也是人民天赋的权利。
人民有权选择对自己最合适及最有利的治疗方针与方法。美国人民有权利在各种现有的医学中,选择一种或多种的治疗方法,譬如,美国除了对抗疗法外,还有多种医学,如:顺势疗法HOMEOPATHY、自然疗法NATURALPATHY、脊椎关节疗法CHIROPRACTIC、民间疗法FOKSREMEDY 、西方传统草药疗法HERBALREMEDY 等等,这些医学和对抗疗法的医学应该平等,任人选择。
更不该以政治权力独尊对抗疗法,任由它独霸垄断,把其他一切医学疗法一概定为非法。对待使用其他医学的治疗者,不许保险公司付费,警察可以随意取缔逮捕。
由于曼博士领导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抗争,于是美国政策逐渐放宽,逐步准许各种疗法合法化,或是采取不干涉主义,准许他们自由发展。后来针灸疗法由尼克松总统从中国带回美国,也享受合法化的待遇。在美国准许办中国医学、医学院及各种训练班,这是美国向中国接轨。
其次,《全国健康联盟》的宗旨是鼓励人民认清情况,真正的医疗应该是著重于「预防医学」,所谓「一个盎司的预防胜过一镑的治疗」。
对抗治疗的原理原则太过人工化,离天然或自然越来越远。譬如,太过依赖化学的「抗生素」,本来要靠它抵制细菌,制止发炎的,但由于杀伐太过,那些先于人类就在地球上生存的细菌是活的,可以因应变化,迅速即能对死的化学药品产生适应力,并且对抗过来,使化学药品力量减弱失效。
不但达不到杀伐的目的,由于它毒性的副作用,反而杀死患者自身的免疫细胞,致使细菌发炎比以前更厉,产生更多斩不断的炎症,甚至于最后的癌变。
过度人工化、公式化、僵化,必将毁灭别人也毁灭自己。因此,《回归自然》是所必需,必能优于不顾一切地往《对抗》的牛角尖里钻。
我对于《全国健康联盟》的主张和实力都比较清楚,因为我被邀在他们几千人大会上多次演讲。他们对美国民众的福祉和权利是有重大贡献的!他们也是在美国对中国医学心向往之的一群力量。目前,这种力量还正在茁壮、稳定的成长中!
科学理论背后的错误:
1. 高血压的药物控制- 许多人在被西医宣布有高血压时,当场血压就更高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开始服用降血压药,因为西医告诉他不吃就会中风,从此病人恶梦就开始了,这类人只迷信西医是对的,完全不懂西医学是什么,就去盲从医师的指示,诸位只要稍微深入的想一下,告诉你有高血压的医师,有没有同时告诉你为什么你有高血压?是什么原因造成你有高血压?
如果没有告诉你为什么,或者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有高血压,那就是说,你相信一位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回事的医师的话,就开始一直吃他的药,你不是笨蛋是什么,你不是迷信是什么。
几乎所有降血压的药都是利尿剂,会让你的肾功能下降,而中医认为肾主骨,其华在发,开窍在耳,司记忆,主先天(寿命多长),这就是现在人们会得到骨质疏松症,老人痴呆症,掉头发,听力减退,寿命变短的原因,性功能同时下降。
更且因为西药都是属酸性,而酸性会破坏血管壁组织,容易造成血管破裂,也就是说,服用高血压药物的病患者将更容易得到中风与心脏病,不吃的病患反而不会得到这类疾病。
血压根本是没有标准的,每天都不一样,随着心情而起伏不定,也随着运动多少而不一定,西医的标准根本是药厂自己定出来的,为了想卖药赚钱,因此订出标准,有病名才有名目去卖药,还装着很慈善的说是为了预防你得到中风与心脏病而卖给你的,试问世上有多少人一直吃降血压药,结果还是中风了,真正如果有效的话,根本没人中风了,那台湾前行政院长孙运璿是假的中风了,对不?
2. 血糖过高的病人- 医师告诉你血糖过高,要你立刻开始服用降血糖的药物,然后告诉你不控制血糖的话,易导致心脏病,严重时会得青光眼,吓死人是西医师在医学院受教育时一直被灌输在脑中的直觉反应,这些被西药厂洗脑的医师不知不觉中就成为西药的强力推销员而不自知。
而我在临床上所得到的心得却完全与它相反,中医认为治糖尿病就必须先加强肾脏功能,高血糖必须先击溃肾脏之后,然后才会对心脏造成威胁,而所有的西药都伤害肾脏,因此服用降血糖的药越多就越容易得到心脏病。
肝开窍在眼睛,中医认为只要肝脏好就不会有眼疾,根本与高血糖无关,由于服用西药或注射胰岛素会造成肝脏的损坏,因此才会得到青光眼。
我有许多病人是糖尿病患来求诊,每位病患者都有按照西医指示服药多年的历史,其结果都有心脏问题、也都有眼睛问题。
美国人由于太了解西药的后遗症,对西药是恨之入骨,现在中医逐渐成为美国医学主流,他们一有选择后几乎一面的倒向中医,想尽办法断绝西药,再难喝的中药都接受。再者,降血糖的药根本就是骗局一场。
我解释给诸位听:你拿两个同样大小的杯子,一个放满水一个放半杯水,然后同时加等量的糖入内,结果是半杯水的会较甜,对不?
那现在想要两杯水甜度一样,请问你是选择把半杯水的杯子加满水呢?还是选择发明降糖的药来降低血糖呢?
按照物质不灭定律,你使用降血糖药之后你以为血糖下降了,你就错了,血糖根本没有消失,多余的血糖就开始屯积在你的脚部,就好像糖积在杯底一样,其结果就是双足溃烂,你等着截肢吧!
前台湾总统蒋经国先生就是受害者,如果你知道此案例,但是你却没有学到教训,还是依样的重导覆辙,你真是笨死的。
还有服用中药的病人要知道:当药力在清除双足累积多年的旧血糖时,会有短时期的高血糖现象出现,这是很正常的。
你应该每天多运动直到出汗为止。不要吃白米或面食类及根茎类的蔬菜,多喝茶多吃叶菜类及糙米,加上多运动来自然的燃烧多余糖份。如果因为血糖高而回去打胰岛素就前功尽弃了。
至于高血糖会持续多久,就要看你使用多少年的药物控制,越多年自然越多的糖累积在双脚内,而这些旧糖多年以来从未排出过体外,自然在吃中药之后会回流到身上,就会需要比较常的时间来消化它,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如果有人认为是中药造成血糖高的原因,很简单,你只要把同样的药让你周围的人服用,看看血糖是否会高,就知道了。中药几乎都是纯碱性,在纯碱性的环境里是没有细菌与病毒的,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中药会让血糖上升的。
3. 胆固醇过高的人- 西医会告诉你要服用Lipitor 或Zocor 来降低它,接着以引发心脏病来吓唬你,愚昧的人就被吓到了,立刻就开始遵照医师指示服用,从此另一个恶梦又开始了。Lipitor 与 Zocor 会造成短期记忆丧失,又损伤肝脏及肾脏,非常多的副作用,这又是一大骗局。由于任何西药都具有酸性的本质,因此会造成胰脏癌的机会大增。
《论党内走资派》
人民日报 1976.8.27
作者:秦怀文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来,全党全国人民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派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生死斗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革命经验。在深入批邓的斗争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总结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研究和掌握党内走资派的特点和活动规律,对于弄清楚资产阶级在哪里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十分有益。
走资派搞修正主义,总是要抛出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任何政党,任何政治派别,都有自己的纲领,它“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集中地代表着本阶级的利益,鲜明地反映出这个政党所执行的路线,“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9页)。
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要抛出修正主义的纲领,同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相对抗。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三自一包”等等,到林彪提出“克己复礼”和炮制《“571工程”纪要》,到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并授意炮制《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尽管不同的时期,说法有所不同,花样也可以“翻新”,但其纲领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实质,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他们的纲领所表述的基本观点,都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的纲领所规定的政治任务,都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党内走资派的修正主义纲领,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而且指导着他们的复辟行动。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都聚集到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之下,一个个跳了出来,“拚老命”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就是证明。阶级斗争的事实说明,哪里贯彻执行“三项指示为纲”最“坚决”,那里的翻案妖风就刮得最凶;那里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就受到压制和迫害;那里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被“全面整顿”掉的严重局面。因此,我们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一定要抓住他们纲领性的东西、抓住他们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这个要害,深入批判,充分揭露其极右实质,更好地识别他们,战胜他们。
走资派是孔孟之道和新老修正主义的信徒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类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都是不读书,不懂马列,是孔孟之道和新老修正主义的忠实信徒。叛徒、卖国贼林彪曾说,儒家的《四书》是“中国政治思想的蓝本”,这当然是胡说。但是只要在“中国”二字后面加上“历代反动派包括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走资派”几个字,这句话就比较确切了。在走资派那里,孔孟复辟之道,新老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兼收并蓄、融为一体的。
孔孟之道是他们的重要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是他们的重要理论基础。
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把儒家的“忠恕”、“仁义”、“中庸之道”等同新老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揉合在一起,作为腐蚀革命队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严酷的事实告诉人们,走资派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搞的却是惊心动魄的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搞的是孔老二式的“克己复礼”,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走资派要搞复辟倒退,他们的思想路线必然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他们不可能懂得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总是以自己的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他们以为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可以任意摆布历史发展的进程,因而必然根本否认“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真理。他们把儒家的“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实用主义的“有用的便是真理”,乃至马赫主义的唯我主义等等,奉为至宝。他们的思想路线适应着反革命政治的需要,是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判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要比从组织上打倒一两个机会主义头子艰巨得多。在当前批邓的斗争中,我们要把批判邓小平同批判中外机会主义头子的言行结合起来,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把邓小平反
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
走资派总是要搞修正主义组织路线
走资派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搞分裂,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裂革命群众队伍。他们就象列宁所说的,“总是最恶毒的分裂分子”(《工人的统一和选举》,《列宁全集》第36卷第178页)。他们从上到下大搞宗派分裂活动,既是打击别人,抬高
自己,又是欺骗群众,保护自己,妄图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目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党的一贯政策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以实行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坏人的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们则总是千方百计破坏党的政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实际上是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走资派要复辟,必然要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织搞修正主义的队伍,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一重新工作,就提出“首先抓班子”,到处攻击老中青三结合原则,叫嚷关键是要“整顿领导班子”。邓小平的这种“整法”,就是要从上到下组织一支敢于复辟,顽固坚持搞修正主义的干部队伍。不管老的、中的、青的,凡是右的他都要“依靠”,甚至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清查出来的叛徒、特务留在党内,以便日后东山再起。凡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他都要“搞下去”。他选择任用干部,根本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实际上是要引诱干部跟他搞修正主义,为少数剥削者谋利益。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就是企图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队伍。
走资派都是搞阴谋诡计的
一切修正主义分子,特别是党内走资派,都是反革命两面派,都是玩弄阴谋诡计的专家。这是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邓小平矢口否认自己是两面派,硬说他搞修正主义“是光明正大的”。这既说明他虚伪,也说明他顽固。他因袭一切反动派“以屈求伸”的“韬晦之计”,抛出假检讨,赌咒发誓要“悔过自新”,“永不翻案”,但一重新工作,就翻脸不认帐,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他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强加在党和人民头上,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他到处煽动别人写诬告信,并授意捉刀代笔,上书言事,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他造谣言放暗箭,恶毒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妄图分裂党中央,分裂革命群众队伍,但却高叫“团结”,比叫喊什么都厉害,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如此等等,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邓小平就象马克思所痛斥的野心家巴枯宁一样,“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致弗·波尔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邓小平这类走资派玩弄两面派手法,对革命的危害很大。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这些人的手法也不断翻新,伪装越来越巧妙,因而有更大的欺骗性。现在邓小平虽然垮台了,但是走资派还在走。他们仍在继续玩弄阴谋诡计,干扰批邓的大方向,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走资派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拚命争夺舆论阵地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走资派搞复辟总是要与无产阶级拚命争夺舆论阵地。他们或亲自出马,或指示其追随者炮制种种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鼓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提出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制造耸人听闻的政治谣言,妄图首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就是从大造反革命舆论开始的。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首先打出这个“拳头”,以反革命舆论作为反革命暴力的前奏。邓小平除了伙同少数几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采用到处讲演,大肆放毒和拟提纲,筹办刊物等手段外,最恶毒的是用谣言来作为翻案复辟的武器,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从邓记谣言公司炮制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弥天大谎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一类走资派手段和目的的卑鄙,进一步看清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腐朽性和疯狂性。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
十分重视抓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抓好革命舆论的工作,用革命舆论压倒并战胜反革命舆论,使人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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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走资派,使走资派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
走资派总是要竭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
社会主义社会出现走资派,有它深厚的阶级根源和经济基础。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三个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与此同时,旧的资产阶级、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大量的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到处都有。这一切就是走资派存在的土壤和条件。
走资派,特别是那些搞修正主义的“大官”,总是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为他们自己,为新旧资产阶级谋取很大的利益。他们在不改换社会主义名称的情况下,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蜕变为走资派实际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他们欺压工人、农民,欺压学生,欺压小官,把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变成雇佣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他们以暴发户的贪婪性,通过某些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侵吞工农群众的劳动成果。总之,他们是一伙“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但是,广大工人、农民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他们要求继续革命,不断限制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必然引起走资派的刻骨仇恨和拚命反抗。因此,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死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邓小平疯狂地仇视和扼杀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就因为那些新生事物有力地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以后,邓小平气急败坏地叫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实质上是用唯生产力论来取消阶级斗争,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甚至授意一些人在翻译上做文章,妄图取消“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充分暴露邓小平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也表明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打中了走资派的要害。列宁指出,对于产生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的基础,无产阶级的利益总是要求消灭它,“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应该指向这种基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6页)我们深信,只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基础必然最终要被完全摧毁。这是无论走资派怎样跳,也无法阻挡的历史的必然。
走资派的复辟活动总是和国内外反动派紧密配合的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说明,走资派在国内投降资产阶级,是阶级投降主义者;在国外屈服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是民族投降主义者。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党内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特别是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样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成为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的政治代表和挂帅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这一点从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列宁曾经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地主资产阶级虽然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党内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分部。因此,走资派的复辟活动和国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总是互相呼应的。从邓小平垮台前后苏修叛徒集团的丑恶表演中,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反革命的关系。当邓小平刚刚重新工作之际,苏修就迫不及待地说什么“中国无产阶级日益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将无疑再次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公开煽动党内资产阶级出来复辟。当邓小平在“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下,大肆叫嚷要“全面整顿”,这也要“扭”,那也要“扭”,疯狂进行反攻倒算的时候,苏修高兴地说:这“会使文化大革命和党的一切方针威信扫地”。当邓小平一伙遭到全国人民有力回击的时候,苏修叛徒们就发出了绝望的哀鸣,说他们受到了“置于死地的批判”,又一次遭到了“政治迫害”。真是物伤其类,兔死狐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党内走资派是帝修反的代理人,他们走来走去,都是跟着帝国主义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指挥棒转,是地地道道的帝修反的可耻走狗。
走资派还在走,但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
走资派的出现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疏忽和叛变,而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产物。因此,只要还存在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只要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只要还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这个客观事实就要长期存在下去。
经过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们打倒了机会主义头子,摧毁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若干年之后,是不是还会有这个司令部的人物在继续活动呢?阶级斗争的事实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机会主义头子,改也难。那些被揭露和批判过的老走资派,有的还会搞翻案,还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老的走资派没有了,还会生长新的。无产阶级同党内资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是波浪起伏的,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大的斗争,这种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但是,走资派搞翻案,搞复辟是不得人心的,是极端孤立的。尽管走资派还在走,但他们的捣乱和破坏是注定要失败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是曾经嚣张一时吗?然而不仅昆仑山没有推倒,庐山没有炸平,而且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他们一个个都遭到了可耻的下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走资派的倒行逆施,只会从反面教育人民,锻炼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后必然被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所打倒。走资派的必然灭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同走资派斗,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离开了这一点,就要迷失方向。要清醒地看到,邓小平虽然垮台了,并不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和一切走资派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当前,我们必须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十分注意斗争的策略,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及时而坚决地粉碎走资派的进攻,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今后,不管是谁,只要他搞修正主义,我们都要坚决揭露,坚决斗争。在斗争中,不断地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把反修防修的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必胜,革命必然战胜反动,新生必然战胜腐朽。通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一个崭新的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能够建立起来!
人民日报 1976.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