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缩短学制》被走资派复辟至今
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１〕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
毛泽东
学制可以缩短。
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以上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文革》期间的教育改革。
以下是走资派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教育。
有学者说：“建议小学教育缩短到5年，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的这一提议引发热烈讨论。贺丹之所以建议缩短基础教育年限，主要是为了 缓解学业与生育的矛盾。
目前，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00的7.6年提高到2015年的9.1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从1978年恢复高考时的85.6万扩张到2019年的3031.5万。
毕业难、就业难、特大城市的落户难等因素影响下，传统的“成家立业”已经转变为“先立业后成家”，女性结婚年龄不断推迟。
贺丹认为，婚姻推迟不仅给女性带来高龄生育风险，不利于母婴健康，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还会降低生育二孩及多孩的可能性。
事实上，过去十年来，一直有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缩短学制的建议，每次都引发舆论关注。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缩短学制究竟是否可行？我们来听一听专家们怎么说......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去年1月接受专访时就曾表示，当前教改政策尚不完整，中国若要从根本上解决考试社会的内卷，必须尽快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普及高中，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张红伟于2021年两会上也建议，“推行十年义务教育，小学学制缩短为5年，初中3年，高中缩短为2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在接受采访时称，社会舆论支持缩短学制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基础教育应试化，“初二就上完初三的课，高二上完高三的课，部分舆论认为可以通过压缩学制，减轻学生负担，快速出人才。二是中国进入老龄化和少子化社会，缩短学制可以应对劳动力短缺。”
事实上，对于这一建议，早在2016年， 教育部在对相关提案的答复函中就曾明确表示， “目前缩短学制尚缺乏成熟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缺乏国际上主要国家变革为参照，改革时机还不够成熟。”
教育部表示，学制变化受当时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影响极为明显，当强调发展速度、快出人才，或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时，一般会有缩短学制的要求；当强调教育质量、增加教育内容，或社会就业压力较大时，一般会有延长学制的要求。
“制定中小学学制最应强调的首要因素是必须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但却往往被忽视。”教育部在上述答复函中称。
从全世界范围看，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学学制基本为12年左右。如美国、日本、法国、印度为12年制，德国、英国为13年制，俄罗斯为11年制。
教育部表示，中小学学制涉及课程设计、课程标准、教材编写、与高等教育知识体系衔接、教师编制、人口变动以及劳动用工等多方面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的调整，需要全面的科学研究和论证。
此外， 中小学教育周期需要相对稳定的制度环境，学制改革要谨慎而行。从历史经验看，每次学制变动都必然引起中小学校布局调整、校舍建设、教师队伍结构调整等系统变动，对学校管理和教学秩序带来较大冲击。
“关于缩短学制的讨论，我们研究院内部也做过大量研究。”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我们，当前实行的633学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最早于1922年建立。当时蔡元培、胡适、陶兴之等人做过大量调研，并对比日本、德国、美国的学制，基于对未成年人发展阶段性的深入研究而确定的。
“儿童生理发育和成长发展的阶段性认知，是决定当前学制的主要因素，婚育等最多只能作为考虑因素之一。”在储朝晖看来，“即使更改了学制，生育问题也难以一时半会解决。”
储朝晖认为，义务教育是国家规定的带有强制性的教育，其有设置的课程标准。此外还涉及到对义务教育概念的理解，它是包括义务教育法在内的一整个体系，所以考虑问题不能过于简单。
教育部2022年数据显示，在实现全面普及的基础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4%，“剩下4.5%的孩子，在学校难以找到归属感，不适应才离开的。”储朝晖表示，如果将高中也纳入义务教育，可能就造成更多的不适。
熊丙奇也认为，如果基础教育的应试化倾向不变，缩短学制只会导致学生的负担加重，提供给学生的基础教育更不完整，基础教育不能只是学科知识教育，而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做到“五育并举”，不可能用九年就给学生打下坚实的人生发展基础。
“如果不能推进社会转向能力社会，哪怕缩短学制，也不可能让人才快速进入社会。”熊丙奇称，为了获得更高学历，高中毕业后，学生还会复读，读完本科后会考研。只有建立能力社会，才会遏制学历高消费。防止为追求高学历而产生的教育浪费和人才浪费。
《讲话》和《革命样板戏》彻底改变了文艺作品中的工农兵形象。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在当时延安的文艺理论上达到了历史巅峰，那么文革中的《革命样板戏》则是在文艺作品上达到了历史巅峰。这两个巅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遥相辉映，将会永远闪耀在人类精神领域的天空之中。
在《讲话》和《革命样板戏》出现之前，《工农兵》在历史上所有进步作品和舞台上都只是受苦受难的形象，即便是在最进步的历史名著等经典文艺作品中，《工农兵》也仅仅是受苦受难的怜悯对象，自从有了《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便由受苦受难的形象变成了真善美的形象，由令人怜悯的形象变成了令人崇拜的形象。这就是《讲话》和《革命样板戏》对人类文艺领域最伟大的影响和最根本的改变。
“样板戏”的全称是“革命样板戏”。"八个样板戏"或"八大样板戏"，是文革时期以及文革后普遍流行于人们口头的一种说法。但大家对"八个样板戏"的名单却有两三种说法，以至于到现在也争论不休。其中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中国的八大样板戏包括《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龙江颂》。有的再加上《杜鹃山》和《平原作战》，冠称十大样板戏 。
“样板戏”的正式名称为“革命样板戏”，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一文，首次将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 并称为“江青同志”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艺术样板”或“革命现代样板作品”。
1967年5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一文，正式提出了“样板戏”一词。
1968年5月，纪念邮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发行，新华社配发了一篇报道，副标题是“邮电部为八个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发行一套纪念邮票”，“八个样板戏”的说法已经很明确了。
而比较活跃的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未进入“八个样板戏”行列，后来的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和《平原作战》等也都不属于“八个样板戏”之列。
196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八个革命样板戏在京会演》中，明确说：“为纪念毛主席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而在首都演出的八个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受到了工农兵群众的极为热烈的欢迎。这次演出活动，已在十五日胜利结束。
这次盛大的演出，历时三十七天，演出二百一十八场，接待了将近三十三万名观众。这是一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展示戏剧革命成果的大会演，是一次欢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巨大胜利的大会演，是首都文艺舞台上前所未有的盛事。广大工农兵观众齐声赞誉这八个革命样板戏是闪耀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艺术明珠。”
“样板戏”的故事涉及到中共党史的不同阶段：二十年代的农民革命、三十年代的红军、抗日、四十年代内战、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六七十年代的建设时期。它们确如毛泽东所要求的，反映了工农兵的“革命生活”，塑造了一批工农兵英雄形象–-铁路工人、人民公社大队支书、农民武装领袖、新四军指导员、解放军剿匪先锋等等。这些基层党员不但自己绝对忠诚于“党的事业”，而且都扮演着教育别人的革命带路者的角色。《红色娘子军》里的吴清华、和《杜鹃山》里的雷刚本来都因为“受压迫”而满怀复仇之心，他们在党代表洪常青、柯湘的谆谆教导下，将自己的仇恨融入整个“无产阶级”的仇恨，从而放弃“狭隘的”个人目的，转而投入到“为人类谋解放”的崇高事业中。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海港》和《龙江颂》里，英雄则提醒群众要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并领导大家抓出了阶级敌人。
八大“样板戏”站稳脚跟后，江青开始培育新的剧目，到“文革”结束前，又有十个作品被命名为“样板”，其中包括京剧《杜鹃山》、《龙江颂》、《平原作战》，钢琴伴唱《红灯记》，以及钢琴协奏曲《黄河》。这些作品的主题内容跟前八个大同小异，所得到的待遇也跟前八个类似。
这十八个作品中，只有其中的一些京剧和芭蕾舞作品在今天仍然会在舞台上出现，大家今天对“样板戏”的讨论最多的也是针对这两种样式。
需要指出的是，“样板戏”中虽然有几部在“文革”前已经形成雏形，但是它们在成为候选后，无不经过江青和其团队按“样板”的要求进行的精心修改；而且“样板戏”作为政治工具的功能在“文革”中得到最大发挥，并实际成为“文革”重要的一部分。
“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也在纪念首演五十周年。中央芭蕾舞团一直以创编这出“中国第一原创芭蕾”而骄傲。《红色娘子军》最近每年都会有演出，还在2009年和2013年两次在巴黎登上舞台，获得不少掌声。2014年，该团纪念首演五十周年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让它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中。
文革中，江青约见中宣部、文化部的正副部长，表达对文艺界政治方向的不满。但她的这第一次出击并没什么反响。于是她将目光转向上海，并在那里找到知音。当时在上海主政的柯庆施擅于揣摩上意，1963年初，他积极配合江青，组织在报纸上批判文艺中的“糟粕”。同时，江青看中了上海当地创演的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沙家浜》的前身），将它们分别推荐给中国京剧院（即后来的国家京剧院）和北京京剧院，并强势参与了将此剧改为京剧的过程。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批评当时的文艺作品不接近工农兵，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毛泽东说，中国的舞台已被“死人”（指古人）和“洋人”控制。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给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批示中写到：“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文革中，毛泽东说，如果文艺部门不能改变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的局面，就要“把它们统统赶下去，不下去，不给它们发工资。”江青领导加工了京剧《海港》，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组曲《沙家浜》等。反映了工农兵的“革命生活”，塑造了一批工农兵英雄形象–-铁路工人、人民公社大队支书、农民武装领袖、新四军指导员、解放军剿匪先锋等等。“样板戏”讲的都是1949年以前的故事。而故事发生在1949年后的“样板戏”，比如“讲南方农民边抗旱、边斗争阶级敌人的《龙江颂》，和讲海港工人边认真对待支援非洲的粮食、边斗争阶级敌人的《海港》，和讲“抗美援朝”的《奇袭白虎团》。
《红色娘子军》有世界影响力。连旅游指南《孤独星球》关于北京的部分，都曾有对“挥舞大刀的芭蕾”《红色娘子军》的推荐。他们对中国“革命芭蕾”的兴趣有一个先天的特殊原因：芭蕾源于西方，中国化、“革命化”的芭蕾让他们好奇。西方观众看京剧需要面对语言障碍、以及他们从没领教过的唱法、音乐和表演手段带来的不适应。而芭蕾没有这些问题：舞蹈不需借助语言，而且“样板戏”芭蕾的配乐也是交响乐。
最早为西方世界所关注的“样板戏”就是《红色娘子军》。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整个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外交事件。当时，这件事的所有细节都为世界所关注。而访问期间，江青和周恩来就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了《红色娘子军》。尼克松结束了他的访问，十二天后，美国NBC电视台就播放了《红色娘子军》全剧。《纽约时报》以“尼克松在北京看到的芭蕾”及类似的标题刊出两篇评述。剧评人表扬了芭蕾女演员们的技术。像其它“样板戏”一样，这出戏的作曲的署名也是“集体创作”。
1978年，中国派出150人的艺术代表团访问美国，展示中国的舞台艺术。《红色娘子军》则因此得以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上演。因曾访问江青而在中国为人所知的记者维特克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介绍这次巡回演出。谈到《红色娘子军》，她的介绍跟几年前此报上的观点类似。尼克松访华15年后，美国上演了基于此历史事件的歌剧《尼克松在北京》，《红色娘子军》以戏中戏的方式出现，使得这出戏获得了新的传播机会。
在法国，对《红色娘子军》的兴趣不是来自于外交事件。像今天很多中国人看“样板戏”是出于怀旧一样，很多法国观众去看《红色娘子军》，也是出于对自己青春时代的怀恋。1968年，法国发生了席卷全国的、以反对社会不公为主要口号的学潮和工人罢工，而这次左翼风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那时，鼓励学生起来造反的毛泽东，是很多法国青年人的偶像。
“由毛夫人缔造的、体现‘文革’精神、而且今天在中国可以登台——以上这些因素构成了它对法国观众的吸引力。”资深法国媒体人韩石在接受邮件采访时说。韩石2000-2005年间任法国《解放报》驻北京记者，此后，他回到法国，于2007年创办了新闻网站Rue89。他自己报道了《红色娘子军》2009年和2013年在巴黎的演出。
据韩石说，2013年这次演出的法国组织方，在为这次演出举行的宴会上摆了很多毛主席语录，在大厅里摆了一个巨大的毛主席雕像。《红色娘子军》在巴黎上演，这对于中国官方当然是一件不小的事。韩石说，中国官员在演出中坐了整整一排。法国观众们对于每一个英雄主义的场面都使劲地鼓着掌。相信法国观众鼓掌是因为被剧中的剧情打动了。
毛泽东在读一封《群众反映》信后作批示，时间是“1964年3月10日”。批示全文如下：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事情是这样的：1963年12月，北京市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十几位校长对学生负担过重的情况意见很大，强烈呼吁“减负”。魏校长受大家所托，将会上的讨论整理成文，上交领导。1964年3月6日，一份摘登了魏校长这个报告的《群众反映》送到了毛泽东的桌上。毛泽东很快做出反应，写了上述批示，并要求将信件发至宣传部、教育部、北京市委市人委、团中央等所有有关机关的领导成员，可见他有多么重视。魏校长做梦也没想到，她的这个报告会以有名的“二月来信”载入新中国的教育史，更没有想到会受到最高领袖如此重视。
其实，毛泽东对当时的教育状况早就很不满意了。随着群众呼声的日益高涨，毛泽东在“二月来信”的前后，发表了一系列对教育现状的严厉批评。
1964年2月13日，正值农历正月初一，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及北大清华校长和教育部长等16人参加的座谈会。如此高规格的会议，重点就是谈教育。他说：
—— 学制可以缩短。
——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
毛泽东以十分严厉的口气总结道：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在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毛泽东又连续发表了对教育现状的看法。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所载：
1964年7月5日，毛泽东同他的侄子、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谈到：
——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
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谈到：
—— 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团中央《团的情况》登载的《北师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上批示：
——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
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田家英、艾思奇等人谈话时说：
——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如此高频率、大范围地强调教育问题，用语又那么严厉，足见这个问题在毛泽东心里已经憋了好久，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1965年的年底，对于已经七十多岁高龄的毛泽东来说，接班人的问题迫在眉睫。他从来都把中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而在他看来，那种“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真是害死人”的教育制度，不是造就 “书呆子”，就是培养出 “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就会使他手创的事业后继无人。这成为他在生命最后年代下决心要做平生第二件大事的一个重要动因。
在这位伟人逝世以后，毛泽东当年那些振聋发聩的话渐渐被人们淡化了，淡忘了，还有走资派右派行撇开毛泽东那些谈话的核心思想，断章取义地就一些具体做法贬低为“违背教学规律”的外行话，甚至有“轻视知识传授”、“冲击教育秩序”等指责。
毛泽东对于教育学是个外行吗？说这种话的人大概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毛泽东是正儿八经完成了师范学校的学业的。
毛泽东曾以考试第一名被录取在省立第一中学，这是当时当地的一所大学校，但毛泽东觉得该校“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而毅然离开该校，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度过了“极端可宝贵的” 半年自学生活。
毛泽东考察过好几个学校，都不满意，最后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完整地学习了五年（1913年至1918年），并且确立了“教育学”为自己的“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事业”为自己的“终身欲从事之事业”。
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里的《教育》特指是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受《教育》是《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又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主席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买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优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2岁学说话，3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毛泽东论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教育》是：
在学校读书是为了什么？高考。
高考是为了什么？进好大学。
进好大学是为了什么？找好工作。
找好工作是为了什么？挣钱。
在这个《在学校读书—高考—进好大学—找好工作—挣钱》的逻辑链里，挣钱是最终目的，到学校学习知识只是最低级的手段/工具罢了。
事实是当年读书好的人，未见得工作佳或挣得多。反倒是有人这样考到某三本院校的同学，竟走走后门进了大企业然后风生水起。说明在学校里学得好不好还是假的，关键是工作好不好，挣得多不多。
《学校教育》《补习教育》《高考》等只是为找工作而为挣钱的一种手段？这些不化钱或化钱的《教育》的成果只为《高考》，为考上好大学拿一紙《文凭》，找一个《好工作》，就可以《变现》来实现《先富的中国梦》这一件事而己。
四十多年来，这个《先富的中国梦》《改变命运梦》随着贫富差距扩大阶级不断固化低层阶级子女的《梦》不断破灭。《教育》的目的培养怎样的人？前些年发生的马加爵事件以及复旦大学投毒案，1995年清华大学朱令中毒案等，都是走资派特色政府《教育》下产生的大量悲剧。
《教育》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学生，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品行端正的人，然后其次才是有能力的能够对社会有用的人。基础《教育》打得不好打得不牢固，人的品格，品德不好就不会走得远，如果德不配位，总有一天会走上毁灭的道路。像最近吃瓜群众眼见顶流的这个倒塌以及霍尊的退圈事件等等，为什么现在的流量小生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因为就是大家都太急功近利了，而过去的一些，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总是有着长青有口碑。作为父母首先不应该是焦虑孩子是否是成绩最优秀的。首先更应该做的是先培养他的品质，如果他的人品过硬，相信这一生都不会过得太差。
《教育》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因此人自幼就应该通过完美的《教育》，去建立一种好的《教育》。既然《教育》是人生的主宰，人们就应当努力求得好的《教育》，这是一定的，这个我们叫做好的《教育》。
《教育》其实是一种从早年就起始的习惯。在家庭及学校教育中，你给孩子灌输的是什么，孩子折射出的也相应是什么。批评中长大的孩子，责难他人。敌意中长大的孩子，喜欢吵架。恐惧中长大的孩子，常常忧虑。嘲笑中长大的孩子，个性羞怯。猜忌中长大的孩子，容易妒嫉。羞耻中长大的孩子，自觉有罪。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深具自信。宽容中长大的孩子，能够忍耐。称赞中长大的孩子，懂得感恩。认可中长大的孩子，喜欢自己。分享中长大的孩子，慷慨大方。诚信中长大的孩子，理解真理。公正中长大的孩子，极富正义。尊重中长大的孩子，懂得尊敬。信赖中长大的孩子，不但信任他人也信任自己。友善中长大的孩子，不但爱他人也爱自己。
在人类的文明中，科学被看成是最终的裁判者，似乎只有科学支配下的价值才值得人类为之努力，但是科学却不能为我们提供理想的生活，识字的百分比，科学发现以及技术的发明、发现都在一直持续不断地增长，20世纪相当于以前发明的总和，巨大的进步也没有使战争曲线下移（战争发生的频率，军队的规模，及百万人口因战争死亡的人数），这说明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已经大大越过了道德、信仰和爱的发展，可以说信仰与爱心从家庭教育开始就已经被削弱了。
学校不是不重要，但家庭是最重要的环境。中国家长把外在的条件看得重了，自己家庭的影响看低了。《教育》是一种早年就起始的习惯，就这一点还远远不够，还不能表达教育的真谛。那么教育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教育》是年轻人进入社会和人生的过渡，是培养独立生存能力的孵化器、是培养独立并进行独特思考的人、是一种愉快而向上的积累。只要这种积累给孩子们带来快乐，丰富其人生，这就体现了教育的意义，它的目的就是因人施教，人尽其才。
《教育》就是一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唤醒，别人给你的是有限的，只有自己拥有的才是无限的。《教育》不仅是把外在的东西移交给我们，更是促使我们内在的东西喷涌出来。《教育》是一种唤醒，它的目的就是把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拿出来分享，并享受快乐的状态。《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一个年轻人都尽可能彻底地找到自己的天赋和潜力，主动选择适合的教育内容和程度。
《教育》使孩子们能够坚强到能认识自己的软弱；够勇敢到能面对惧怕；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胜利中，仍保持谦逊温和。不至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真知识的基石。引导孩子们不求安逸、舒适，相反的，经过压力、艰难和挑战，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学会怜恤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的人。
《教育》使孩子们能够心地纯洁。目标远大，《教育》使孩子们在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驭自己。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又能伸展入未来的理想。当孩子们拥有以上的一切。有足够的幽默感，能认真严肃，却不致过分苛求自己。谦卑并永远记牢，真伟大中的平凡，真智慧中的开明，真勇力中的温柔。没有虚度此生。而不是只为《在学校读书—高考—进好大学—找好工作—挣钱》的逻辑链里。
十世班禅说：毛泽东是凡躯之神。
伟人之所以是伟人，是因其所创造的伟大功业及业绩在。伟人就是伟人！不会因为有众多宵小、庸才、妾婢、洋奴以及生前敌人的任何蔑骂、诋毁而沦落丝毫！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特色政府走资派官员和砖家叫兽牛鬼蛇神们的谣言谎言抹黑不了文革和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事实。反共反毛泽东的谣言谎言是不能拴上世俗的包袱更不要说绑上黄金。所以走资派官员和砖家叫兽牛鬼蛇神们逐利的结果就是为反而反。所以改革开放后在这片净土上最先长出的多是杂草野花，或是无根的浮萍，自然会很快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现如今，反毛泽东反共的人，他们以为自己反毛泽东反共是一种大彻大悟，却不知道自己所表达的只不过是一种负面的感情而已。在后来人眼里这其实都是一回事。和年轻人的爱和恨情感纠结类似。这种爱和恨都是一种极端情感的激烈反应，是他们试图摆脱毛泽东的影响力的无奈挣扎。这种挣扎扭曲了反毛者的灵魂，甚至永世不得超生。这也使得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可怜的一些人。既不像先辈自觉的牺牲而留名青史相形之下，有没有机会获得新生，变成了精神界的痴男怨女。
还有一些反毛泽东反共的群体在精神和思想层面上讲是弱势的，因为没有经历过痛苦就没有深刻，不过好处是也没有痛苦。中年以下的人群往往表现为追求纸醉金迷醉生梦死，远离思想和精神追求。但是现实会用痛苦教育这类的人群，而现实和资本正在做这样的教育，所以这群人一旦重新觉悟反而更容易接纳和领悟毛泽东的伟大。
我们相信，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逆反和反面教育之后，在中国年轻的一代人正在觉醒之中，当他们一旦觉悟，不愿意做资本的奴仆的意识一旦苏醒，他们就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集结，就会形成巨大的正能量，而且这种正能量非常纯正。
可以预测今后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评价会越来越正面。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未来十分乐观的根据。因为毛泽东思想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之中。
毋庸置疑，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毛泽东是几千年不世出的旷世天才。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无论其正面或者负面）是毛泽东所一手所铸成的。
而那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如果没有毛泽东，也必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面貌。毛泽东的旧日政敌铁托在知悉毛泽东去世时说：“毛泽东是伟人中的超级巨人。”十世班禅说：毛泽东是凡躯之神。
在人类历史上，毛泽东是一位旷世绝伦无与类比的人物。毛泽东唤醒了整个东方人类和新兴世界。毛泽东雄姿英发，文韬武略，倜傥风流，胆识过人。所有的亲历回忆者都指出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是无穷的。任何走近他的人，都不能不被其人格和魅力所震撼或者融化（包括他的对手如蒋介石、尼克松、赫鲁晓夫和基辛格）。在他面前，巨人显得渺小。
以毛泽东出身之卑微，早年所受教育之狭蹙，社会背景之孤陋，以及所掌握资源之匮乏——而竟能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缔造出一个雄伟的新生之国！这在最近的历史1000年、黑铁时代以来3000年、青铜时代以来5000年，以至智人诞生以来的四百万年历史上，毛泽东现象都是绝无仅有，浑然天成。毛泽东的业绩令当世之人目瞪口呆，令后世之人难以置信！
毛泽东是一个神话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第二位政治家，能够凭借几乎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在短短二十八年之间，审时度势，谋形造势，纵横捭阖，横扫强敌，而缔造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个政党（“中共”），一只装备简陋而能克敌制胜的军队（“解放军”），一个赤贫然而精神强大的新兴共和国————毛泽东自身则成为世界上这个人口占世界1/4、地域相当于世界大陆面积1/15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高无上的圣人、教父和领袖。
最近300年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的领袖，敢于如毛泽东那样地蔑视世界殖民主义的西方超强和20世纪的美苏两霸，蔑视西方的整个工业化世界包括联合国和全部所谓的“世界新秩序”。
1950年新中国立国之初，毛泽东力排众议出军朝鲜，对抗联合国17国（美、英、法、韩国以及荷兰、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土耳其、泰国、南非、希腊、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的百万大军，此战美国派出其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近二分之一。面对这样强大的阵势，只要敢于迎战，即使战败也是英雄。
然而毛泽东在万里之外遥控战局，将二战中克胜日本天皇大军、威名盖世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打得丢盔卸甲，弃印而去。此后面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报复、封锁和堵截，较量几十年，最终毛泽东迫使全世界不仅向他低头，而且为他喝彩，甚至连超强敌酋也不得不对他输诚俯首（见二战英军统帅蒙巴顿将军关于毛泽东的回忆录及尼克松回忆录）！
事实上，1950年打响的朝鲜战争的终局，并不是结束在1953年7月的板门店，而是结束在1972年2月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的游泳池边。毛泽东蔑视联合国。但是当1971年10月中国使团骄傲地带着毛泽东著作和中国理念回到纽约联合国大厦的时候，中国人所得到的是全世界的欢呼和掌声！
毛泽东现象是历史绝无仅有而不可思议的神话。德国哲人尼采说：战争是净化人类历史的洗涤剂。黑格尔说：战争推动历史前进。真主穆罕默德说：我带着剑和可兰经而来。
毛泽东出身一介布衣，早年不过是一个寒儒和卑微书生。观其弱冠状貌，腼腆羞涩如妇人好女。但是，毛泽东大半生在马背上度过。毛泽东身经百战，却手不触枪，其计魁梧奇伟，算无遗策。身在军旅，手不释卷。运筹远谋，鞭挞宇内，临危制变，席卷千军。
自1928秋收起义到1949年的辽沈、淮海、平津、渡江四大战役，毛泽东从带领数百人的一支落魄残军到井冈山寨落草起家，数年之后竟锻造出一只打不烂、赶不散、意气如虹的钢铁红军。
二十一年的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所指挥的游击战、反围剿、运动战以及最后的大规模歼灭战，以对垒双方投入兵力之数量，战争之规模，覆盖地域之广阔论，均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战争和经典战役，包括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历次战役。
毛泽东生平取得的战绩足以压倒凯撒、亚历山大、萨拉丁、菲特烈大帝以及拿破仑、库图佐夫、威灵顿等全部西方战史上的一切统帅和名将。
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高耸云天，出神入化，精妙绝伦。相形之下，西方之那些名将和战局不过***小丘而已。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足以状毛泽东兵法之高妙。其军略以及政治、军事及宣传动员整体配合之运用，其高明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军事家和战役组织者。
只要这个世界上仍然有战争，毛泽东战争学术就当之无愧地名列人类战史之首。毛泽东是一位战功彪炳，值得后代军事家景仰和效法研究的战神。
毛泽东智慧而诡谲，是一位玄机难测的伟大政治家。毛泽东驾驭历史操纵人类的能力，非学而成，似乎来自天赋。毛泽东生前斗倒了他的一切内外强敌。毛泽东蔑视一切对手，说大人则渺之，所谓战略上藐视而战术上重视，又极近辩证。
毛泽东明哲识才，知人善用，揽申商之法术，概马列之宏教，可谓非凡卓越！毛泽东始终关注人民之“大多数”。他永远站在世界上穷苦大众、“弱势群体”，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那一边。毛泽东使一个东亚病夫的散沙混乱之国，实现大统一，而奠基克成华夏民族复兴之初业。
毛泽东的个性和人格魅力是无穷的。他具有超人的艺术天赋、深刻的直觉灵思和极其广博的人文知识。在私生活中，毛泽东胸怀宽大，感情丰富，幽默诙谐，仁慈宽厚。毛泽东知道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万岁”不过是一句欺人的空话，“四个伟大”只是阿谀奉承，“我才不信那一套”！
“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毛泽东知道自己只是不得不时常被包装为钟馗。但是，毛泽东嘲笑自己既是虎也是猴。他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也会被打成粉碎——“不过粉碎而已，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在政治斗争中，毛泽东铁面无私冷酷无情。只要政治斗争需要，他就毅然斩断一切旧日情缘、粉粹任何障碍和形成障碍的人物———不论其是旧日袍泽还是多年战友，文化大革命中尤甚！
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说：“如果需要冷酷无情，那就冷酷无情！”“既做狮子又做狐狸。为了胜利必须用势”。在政治权谋上，毛泽东也是一位马基雅弗利之术的运用者。
黑格尔说：婢仆眼中无英雄。但那并非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是因为婢仆只是婢仆！英雄也有错误以至罪过。伟人也有弱点以及隐私。耶稣是肉身之人，伟人也是肉骨凡胎，人性所具有的一切都会有。
但是，伟人之所以是伟人，是因其所创造的伟大功业及业绩在。伟人就是伟人！不会因为有众多宵小、庸才、妾婢（如张戎一类）、洋奴以及生前敌人的任何蔑骂、诋毁而沦落丝毫！
托尔斯泰论时人对拿破仑的褒贬说：一个道德完美的庸夫只是庸夫，一个遍体鳞伤的英雄仍然是英雄。英雄功业在，光芒日月长。不知群儿愚，哪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不过如此而已。
毛泽东：“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
其实，入学前的小孩，一岁到七岁，接触事物很多。二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毛泽东：“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
课程讲得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毛泽东：“学制缩短以后，中学毕业生只有十五六岁，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队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办红色娘子军，让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去过半年到一年的军队生活。“
毛泽东：“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学校，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毛主席说：“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
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
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
转载《现在的大学生，为何幼稚得像个孩子》文章来源: 冰川思想库 于 2024-05-10
现在的大学生，为何幼稚得像个孩子
如果“大学高中化”这个趋势不能够扭转的话，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大学辅导员们赶赴衡水中学学习取经不是没有可能。若如此，将是中国大陆当代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幸。
倒退一二十年，你一定会对如下场景目瞪口呆：
在一个招聘会现场，一位头发花白的父亲正忙着填表，20来岁的儿子一言不发站在旁边看着。过了一会儿，男孩后面冒出两个女人，是他的妈妈和姐姐。妈妈拿着简历，姐姐背着书包、拿着水杯。父亲东张西望，问工作人员，儿子还有多长时间轮到？
这不是假想，而是《这届大学毕业生的社会化越来越难》这篇采访文章描写的最新场景。
如果留心一下，会发现近期围绕“大学高中化”这个热门话题的分话题，除了“社会化越来越难”，还包括：有的大学成立家委会、组建大学生家长群、大学生考试成绩通报家长，等等。
通过罗列这一系列现象，为我们刻画出的，是幼稚、懦弱、社恐、无担当、无责任感的新一代大学生群像。
如果这一群像有较高逼真度，那么，于学生而言，上这样的大学，与这样的大学生为伍，意义何在？对教授们来说，教出这样的学生，意义何在？
我当然希望这不是真切的群像，但这很可能是我一厢情愿的臆想。
“大学高中化”趋势从何而来
所谓“大学高中化”，是指中国大陆高校在教学和管理上，仍然延续中国大陆高中时候的主要做法：
其学习的目的，与高中刻苦学习的唯一目的是高考取得好成绩一样，大学努力学习，就是为了研究生考试一举通过。考研就是第二次高考，也是一次“改命”的机会。与考研无直接或间接关系的课程或兴趣爱好，一概弃之不顾，考上再说。
为了取得保送上研究生的名额，学生进大学伊始，就异常注重每门课程的考试成绩，为了获取高分而熟读教材，分毫必争，大学知识教育应有的宽度和广度被有意放弃。
像高中时候一样，家长深度插手学校管理。他们对远在远方求学且已届成年的子女并不放心，担心他们贪玩好耍荒废学业，担心他们的安全，担心他们是否吃饱穿暖，他们仍将成年子女当成高中生，他们开始通过即时通讯软件，成立家委会、家长群，互通各种信息，随时出面，为子女排忧解难。
学校为减少麻烦，减少与家长方面的冲突，不得不做出让步，也逐渐像管理未成年人一样，介入本该由学生自治的领域，如早晚自习、寝室卫生、出行安全等。
如果“大学高中化”这个趋势不能够扭转的话，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辅导员们赶赴衡水中学学习取经不是没有可能。若如此，将是中国大陆当代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幸。
学历崇拜需要祛魅
2023年，全国报名参加研究生考试的人数达474万，而2007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只有459万。
这就好比2007年的大学毕业生，全参加2023年研究生考试都还不够，仍差了15万人。同时也说明，经过15年时光，研究生学历大幅贬值。
是不是当年只需要本科学历的工作，如今必须要研究生水平才能胜任？又或者，产业升级翻天覆地，经济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已经到了大多数本科生无从着手？
非也。任何人都能看出：大规模扩招，使拥有大学学历的人越来越多，而工作岗位并未相应增加甚至在减少，为了脱颖而出，学生竞相取得更高学历，于是相同的工作岗位，对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
大学招生是选拔性的，需要人才；工作单位的HR招人也是选拔性的，也需要人才。
在过去，可以说是大学在帮助工作单位的HR做人才把关工作，工作单位的HR只需要根据大学的标签安排人就行了。当然，工作若干年后具体表现另说，到那时候已经是领导裁定的事了。
而现在，随着大规模扩招，标签发放越来越多，大学已经承担不起为用人单位贴人才标签的功能。
但用人单位的HR面对一群毫无工作经验的职场新人，他们除了自己组织笔试面试，无奈之下还是得把大学贴的标签作为一项客观标准，视为选人的重要参考。即便HR错招了不合格的人，他们也可以把责任推到大学身上：“他是985的，不过如此。”言下之意，错在学校，与我无关。
对非科研类工作而言，如今学历重要，但学历的重要性已大不如前，这点从近年来研究生就业率就能看出端倪。
既然如此，大学也应从社会氛围的学历崇拜中适当抽身，名正言顺回归本分。
多数人读研是巨大浪费
中国大陆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中国大陆的职场并不需要那么多“研究生”，大量就业机会还是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基础部门。
然而，大量将来只能在基础部门工作的大学生，正拼尽全力挤入“研究生”赛道。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取得研究生学位证书之日，就是告别“研究”之时。
这是个莫大的讽刺，也是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今天，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企业科技研发费用逐年走高，众多科技型初创企业的技术来源，正是大学科研院所。
我认为，大部分的研究生，应该从这层关系中产生。而要把握这层关系，就需要那些准备进行“研究”的大学生对产业状况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事实是，非但大学生不清楚产业状况，很多大学教师对相关产业的了解程度也是隔膜的，有限的。
产业状况不是开几个座谈会就可以弄清楚，也不是一个在校大学生通过短暂的实习可以弄明白，他们必须在相关行业有一定工作经验，是带着真问题来学习怎样进行研究，以及准备研究什么的。
按照这个要求，很多专业并不适合招收兴趣不明、禀赋不明，只有考试成绩清楚的应届生；很多专业所招收的研究生，应该是有工作经验，有行业和产业认知的大学生。
压缩应届大学生在研究生招考中的比例，对报考者提出1年到3年相关工作经验的要求，应该是今后研究生招考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那些与产业化相距甚远的基础研究，比如传统的数理化医文史哲艺术等学科，还是可以由本科毕业直接读上去研究高深学问。
一切一刀切的办法，总是会把好事办成坏事。
让有工作经验者才能考研
让有工作经验者才能报考研究生，现实中还是不能排除有少数人仍然把考研当成唯一“改命”的机会，但至少在招生单位和研究生导师看来，可以一眼望穿该生的潜力如何，到底是否值得培养。
不仅如此，它还是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第一，可以让一些高校放弃做“考研基地”的不良嗜好，认认真真做好本科教学，把培养对社会有用之才而不是考试之才作为第一要务。如此，为它们逐渐转型做职业教育提供动力。
第二，釜底抽薪地打掉高校本科毕业生的学历内卷，解除大学生的考研紧箍咒，让他们在更自由的大学校园中充分发扬个性，挖掘和发扬自己的兴趣爱好，有更多的时间走出校园，走进用人单位，感受社会，学会与不同的人打交道，从而逐渐克服“社恐”，培养与人交往的自信与技巧。
第三，可以让大部分大学生放弃唯分数论，不再斤斤计较于分数多少，更加多元发展，也可以借此把家长方面势力清除出学校的教学与管理。
众所周知，现在的高校把考上研究生也算成是本科就业率。这样做，只是把问题和矛盾往后拖而已，最终吃大亏的是学校的声誉和学生的时间精力。
考虑到从某一届起开始施行“有工作经验者才能考研”，各高校的本科生都不能考，也就意味着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又有何损失呢？
眼下面临的困难，让我们几乎退无可退，或许正是倒逼改革的好时机。
要自学，靠自己学〔１〕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
要自学，靠自己学。
肖楚女〔２〕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能写得很漂亮的文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就是拿这一省那一省农民运动的小册子给人家看。
现在大学不发讲义，教员念，叫学生死抄。为什么不发讲义？据说是怕犯错误。其实还不是一样？死抄就不怕犯错误？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
你应该少讲几句！主要是学生看材料，把材料给人家。
材料不只发一方面的，两方面的（正反面）都要发。
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
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刊印。
注 释
〔１〕这是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
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肖楚女，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与恽代英一起主编《中国青年》。一九二六年一月曾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三月参加筹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教员，十月底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一九二七年四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杀害。
历史上自学成才的名人的例子：
莎士比亚(1564-1616)
诞生于英国一个内地城镇艾冯河畔斯特拉福。他父亲原是个富裕的小商人，经营玉米、肉类、皮革等买卖，后来因亏本负债，境况日下，莎士比亚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受过什么系统的教育。他曾经在镇上的文法学校念过书，学了一点皮毛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此后他到了伦敦，先在某家剧团里干些杂活，后来参加演出，颇显才华。最后，他自己拿起笔写剧本。那些所谓“文学才子”们根本看不起这位从演员出身的剧作家，说他是“新抖起来的乌鸦”。而莎士比亚并不气馁，更加发奋，大约在他二十八岁左右，就已经取得文学创作的成功了。他几乎每年都要出一两本杰作，目前出版的他的全集中，共有三十八个剧本。作者的这种百科全书般的知识，是怎么得来的呢?
恩格斯(1820-1895)
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人之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的父亲是纺织厂主，1837年，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被父亲逼迫去经商。他只读过中学，但善于利用时间，卓有成效地学习，二十一岁时发表论文，批判同时代著名的哲学家谢林。他系统地攻读和钻研了人类所提供的广博渊深的知识，几乎涉及和研究了所有的科学部门，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甚至解决了自然科学的一些领域里的难题，成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
俄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液体燃料火箭的创始者。十四岁开始自修文学和自然科学。1880年起在卡鲁格省巴罗夫县学校里当数学教员，一面继续自修，研究天文学、生物学和化学，并且特别努力研究航空科学。1895年，他发表了人造卫星的图样，提出以人造卫星为宇宙航行的中途基地向月球和其他星球发射火箭的主张，并科学地论证了借助火箭实现宇宙飞行的可能性。1903年，他发表的重要著作《以喷气装置探测宇宙空间》，解决了关于火箭在太空中不受地心引力与介质阻力的影响而运动的问题，并创立了计算火箭速度的著名公式。
米丘林(1855-1935)
苏联著名生物学家。十六岁时，还没有读完中学，就被生活所迫，到车站做职员。二十岁时从事园艺研究工作，致力于果木移接的试验。他发现果木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可以改变品质，并产生新的品种，因此可以使热带果木在寒带生长。他先后创造了三百多种优良的植物品种。他创造性地发展了达尔文主义，把生物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米丘林生物学。
比埃尔·居里(1859-1906)
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他没有正式进过学校，由于努力自修，十八岁时便考得了巴黎大学的硕士学位，十九岁任巴黎大学助教。1889-1891年，发明了在化学分析的应用上很宝贵的“居里天平”，1895年发现了磁性和温度的关系，即有名的“居里定律”。在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铀的化合物具有放射性的基础上，居里夫妇继续研究，终于在1898年七月发现了钋，同年十二月发现了镭，从而他们和贝克勒尔共同获得1903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金。居里夫妇的科学成果，特别是镭的发现，为人类带来了幸福。由于镭的发现，开始了镭锭治疗肿瘤，进一步又发现了镭能够自发地产生热量，从而揭开了原子能的秘密。1904年，居里被任命为巴黎大学教授，次年又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爱迪生(1847-1931)
美国大发明家。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六岁时就参加田野劳动，只在小学里读过三个月书，因成绩不好退学。他自小对实验特别喜欢。因生活所迫，十二岁时开始在火车上实报，十五岁后就在各城市里当电报员。业余不断研究实验，1879年，他改进制造了碳丝白热电灯。他在五十多年的辛勤劳动中，著名的发明有电报自动记录器、扩音器、活动电影机、留声机等，对科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诺 贝尔 (1833-1896)
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机械师墨纽·诺贝尔家里。诺贝尔八岁才上小学，只读了两年书便辍学了，在家靠一个家庭教师辅导数理化，此外就是跟着父亲在工厂里做些零星活儿。到十七岁那年(1850年)，诺贝尔便以工程师名义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在名声显赫的艾利逊工程师的工场里实习。他勤奋学习，刻苦自修，学到了许多新知识。经过种种艰难曲折，他终于在1887年制成了无烟火药，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国防方面。随后，他研究引燃炸药的信管，又制成了一触即发的汞雷酸盐导火管，即常说的雷管。诺贝尔一生献身科学，孜孜不倦，一生共取得三百五十五项发明制造的专利权。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出生于美国西北角的西雅图市。比尔从小就精力过人，从小就极爱思考，一迷上某事便能全身心投入。从外祖母循循善诱的启蒙教育到父母不辞辛苦地为比尔·盖茨寻找适合他天分发展的社团与学校，无不为他天赋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清新的空气。
外祖母特别喜欢和聪明的小比尔一起做游戏，尤其是涉及一些智力的游戏。她教少年比尔下跳棋、玩筹码，还有打桥牌等她所喜欢玩的东西。玩游红时，外祖母总爱对小比尔说：“使劲想！使劲想！”她也常常为比尔下一步好棋、打一张好牌而拍手叫好，外祖母还常常让比尔·盖茨读书，给他讲故事，比尔·盖茨从中受益匪浅。他在外祖母的帮助与指导下，成了兴趣广泛、废寝忘食的读者——读书成了他打发精力的好方式。他十分喜欢他家附近一个图书馆举行的夏季阅读比赛，他总得男孩中的第一，偶尔也会勇夺总冠军。外祖母意识到比尔·盖茨在思维与记忆上的潜力，她总是不失时机地激活比尔这方面的潜能，有时祖孙俩到公园散步，外祖母常会与比尔·盖茨交流下棋的技术或看某篇佳作，让比尔寻找更新下法或表达更独到精辟的见解。
比尔·盖茨的父母也十分关注孩子的成长。他们在质朴的处世方式中，更多地关心孩子的成长与教育，他们在工作之余总是尽可能地与孩子们呆在一起。一家人不断地进行各种游戏，从棋类到拼图比赛，几乎所有的益智游戏。随着儿子年龄的增长，家庭中的环境已无法满足比尔·盖茨天赋的进一步发挥。小比尔有时会责备母亲智力不足呢！于是，父母把目光投向社会，积极为比尔寻找属于他的空间。在湖滨中学，比尔痴迷上令他今后倾注毕生精力的计算机。
中学毕业后，比尔·盖茨很想到哈佛大学去读书，这也正是父母们最大的心愿。幸好，比尔·盖茨的父母并没有像其他父母那样把孩子看做自己的私产，必须让孩子们来完成父母喜欢的事。经过冷静思考后，父母放弃了让儿子当律师的想法，让比尔·盖茨在大学领域里自由发展。这一点帮了比尔·盖茨的大忙。但一年后，更大的难题摆在了比尔·盖茨的父母面前：比尔·盖茨要离开哈佛，放弃锦秀学业，与别人一起创办计算机公司！
比尔与父母多次交谈，平静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了解儿子秉性和志向的父母又能说什么呢！或许儿子的天赋与计算机事业是最佳的切合点吧！比尔·盖茨便毅然离开了令亿万学子向往的哈佛大学，开始在软件领域大展鸿图。
很显然，比尔·盖茨的成功是个人天赋与家庭教育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尔的事例告诉我们：其一，我们应不断激活孩子的天赋，注重对孩子天赋的培养与保护。其二，培养孩子的专注能力十分重要。
数学家 华罗庚
1910年，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的一个小县城——金坛。他小时候，家中清贫，父亲在小镇上开了个小杂货铺，代人收购蚕丝，一家人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华罗庚上初中时，对数学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他的老师王维克很器重这个聪明机灵的少年，常常单独辅导他，给他出一些难题做，这使少年华罗庚得益匪浅。华罗庚在金坛中学念完初中后，因家里无力再供他上学，只得辍学到父亲的小杂货店里帮助料理店务。可这位酷爱数学的年青人，人虽然守在柜台前，心里经常琢磨的还是数学。王维克老师借给他几本数学教材：一本大代数，一本解析几何，一本微积分。华罗庚便跟着这几位不会说话的老师步入了高等数学的大门。
华罗庚18岁那年，在王维克老师的帮助下，到金坛中学当了一名会计兼管学校事务工作。他曾回忆当时艰难的生活：“除了学校里繁重的事务外，早晚还要帮助料理小店的事务。每天晚上大约8点钟才能回家。清理好小店的帐目之后，才能钻研数学，常常到深夜。” 不久，金坛县流行伤寒，华罗庚不幸染病，卧床半年。后来病慢慢好了，可是左脚却弯曲变形，落了个跛足的终身残疾。 华罗庚在贫病之中刻苦自学，不但读了许多书，而且还勤于独立思考，敢于向权威挑战。19岁那年，他发觉一位大学教授的论文写错了。便把自己的看法写成一篇文章，题目叫《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不能成立之理由》，于次年发表在上海的《科学》杂志上。随后，华罗庚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数学论文，署名“金坛人”。
这个在数学论坛上崭露头角的“金坛人”，引起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注意。当他打听到这个数学奇才原来是个只读过初中的小青年时，深为震惊，便写信邀华罗庚来当时北平的清华大学数学系当管理员。
到清华后，华罗庚的进步更快了。他自学了英语、德语。24岁时，已能用英文写作数学论文。25岁时，他的论文已引起国外数学界的注意。28岁时，他当上了西南联大教授。后来，他又被熊庆来教授推荐到英国剑桥大学去深造。
在走过坎坷的自学之路后，他成了世界著名的数学大师，国外数学界这样评价他：“华罗庚教授的研究著作范围之广，足可使他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40年代后期，华罗庚应美国伊利诺斯大学之聘，在那里当教授。 1950年的一天，这位已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著名教授，在填写户口簿时，在“文化程度”一栏里写了“初中毕业”4个字。这虽然使许多人惊讶不已，却是事实：他的的确确只有一张初中毕业证书。这位数学大师的数学知识，几乎都是通过自学获得的！
1983年10月，华罗庚重游美国，接受了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荣誉称号。这是美国科学院120年历史上第一次把这个荣誉称号授予一位中国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长在向华罗庚致赞词的时候说：“他是一个自学出身的人，但他教育了千百万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