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权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权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终于战胜了国内外反动派，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但新中国在美国人的眼里，却成了“不可饶恕的敌人”。因为新中国“不仅唾弃了基督教治国，而且唾弃了美西方的“普死价值“，以及自私自利的个人机会主义的美梦，不采用多党轮流执政制”，美国政府感到其美西方“扑屎价值标准受到直接威胁”。

因此，美国大肆攻击中国革命“限制了人的自由”、“践踏了人权”，并且交替使用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与颠覆渗透战略妄图扼杀新中国。美国的种种企图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敌人目光短浅，他们看不到由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他们还想欺负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想称霸世界。但是，“他们的想法是狂妄的，是徒然的，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美国诬蔑中国革命剥夺和践踏了人权，是完全违背历史真实的。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旧中国悲惨的人权状况才得以根本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正是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人民政权没收官僚资本变为国营企业，在广大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使亿万农民从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获得了土地，翻身作了主人。

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人民共和国就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使国民经济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较大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在政治上，坚决镇压了反革命，取缔了剥削阶级的特权、建立地方民主制度、建立国营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举行普选等，切实保障了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特别是1954年9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民主而长期奋斗的结晶，也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这部宪法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作了明确规定，使中国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人身自由以及妇女、儿童、老人和社会生活等各项基本权利有了根本法的保障。

毛泽东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使美国的人权攻势不攻自破。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还未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美国多次唆使一些国家利用人权问题进行挑衅，并操纵联合国通过一系列反华决议。

1959年10月，西藏发生叛乱，美国政府公然加以支持，妄图分裂我国。10月21日，美国操纵第14届联大通过了干涉中国内政的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胡说“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已被强行剥夺”。

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挟持联合国干涉我国内政。声明揭露了美国践踏人权的事实后指出:“至于说中国西藏地区，那么企图永久剥夺西藏绝大多数人民的人权的，正是力图保持西藏农奴制的一小撮西藏叛乱分子。

只有在平定了西藏上层反动分子的叛乱并且进行了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民才得到了基本人权和信仰宗教的真正自由。”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最后宣告了封建农奴制的死亡。12月，美国便在第20届联大上又一次搬出了所谓“西藏问题”，叫嚷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遭到侵犯”，公然要求一切国家“作出最大的努力”，使西藏人民重过暗无天日的农奴生活。

对美国的无端指责，中国政府严正指出:“只有在彻底摧毁了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进行了民主改革以后”，西藏人民“才结束了他们的血泪史，真正获得了做人的权利，真正享受到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各种自由。

在西藏，确实有些人的‘权利’和‘自由’被‘侵犯’了，那就是反动农奴主对农奴和奴隶生杀予夺的‘权利’，就是他们要农奴和奴隶做牛做马的‘自由’。这些人的‘权利’和‘自由’不但被‘侵犯’了，而且被永远‘剥夺’了。”联合国如果真正要维护基本人权的话，就应该谴责美国在世界各地犯下的罪行，就应该关注美国国内两千万黑人所受的奴役、压迫和歧视。

针对美国的挑衅，毛泽东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和文章，阐明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美国所鼓吹的民主、人权的鲜明阶级性，而且用美国的所作所为揭示了美国式人权的十足的虚伪性。

毛泽东指出，人权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人权并不只是对所有社会成员权利的认可，还包括对部分社会成员权利的限制和剥夺。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权，在不同阶级统治、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人权具有不同的含义。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权》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权》

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就是专政，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享有的特权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人权实行剥夺的基础之上的。

对此，毛泽东有过精辟的论述:“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资本主义国家保障的是资产阶级的人权，这是少数剥削者的人权，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多数人的人权，事实上是没有的。

因此，美国的民主制度只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美国所谓的反映全民意志的宪法只不过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

毛泽东强调，与资产阶级专政恰恰相反，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保障绝大多数人的人权的。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群众，人民民主专政实行民主制度，人民不仅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而且对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也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对于极少数敌对分子则依法剥夺或限制其权利。

只有绝大多数人享有广泛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也只有对极少数敌对分子的人权实行剥夺，才能从根本上保障绝大多数人的人权。

建国初期，我国境内大量土匪、反革命分子的存在，曾经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正是由于我们毫不留情地扫清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才确保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所以，毛泽东说:“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毛泽东指出，人权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古今中外从来没有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人权存在，人权总是相对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动人民，他们享有的权利都是不以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为前提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宪法和法律切实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和权利。

公民在行使自己的自由和权利时，则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采取合乎法律规定的形式和途径，正确地去行使。

如果公民做了宪法、法律允许以外的、不合法的事还以为是在行使自己的自由，那么，这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所需要的自由，而是必然要损害别人自由的反自由行为。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因此，只有正确理解和对待自由与纪律、民主与法制的辩证统一关系，反对滥用自由、民主权利的行为，才能使人民群众充分有效地行使宪法和法律保障的一切自由和民主权利。

毛泽东还揭露了美国既高喊人权，又践踏人权的两面手法。

毛泽东指出:美国政府在国内“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压迫，甚至派出军队进行镇压。

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

在国外，美国在大声疾呼人权的同时，又在全世界推行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剥夺别国人民自由决定其前途的权利。

这就是美国所谓的人权的本质。

毛泽东严历谴责了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多次强调: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都将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毛泽东晚年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指明了谁是世界人民革命的主要力量，谁是世界人民可以争取和联合的力量，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一切被压迫民族制定战略、策略，反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指明了方向。

同时将中国列入第三世界的范畴，声称中国永不称霸，永远不做侵略、干涉、控制、威胁和颠覆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天赋人权是一种错误思想，中国不能利用西方的天赋人权，而只能利用西方的技术。

唯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中国人民为自己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发展道路，也是保障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足，实现全面发展的人权的根本社会形式。

建国后，毛泽东成功地领导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全面确立。

社会主义为实现充分人权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为实现大多数人的权利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和条件。

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社会财富在人民中间的公平分配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正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人民才实现了政治经济的独立，才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且逐步迈向小康。

历史是明证。在中国，只有走公有制基础上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中国人民享有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充分的人权。

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坚持社会主义就是维护全国人民的人权。

[yongbing1993]

毛泽东论：《青年运动的方向》





《青年运动的方向》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毛泽东在这个讲演中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

今天是五四运动[1]的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延安的全体青年在这里开这个纪念大会，我就来讲一讲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几个问题。
　　
第一，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2]。“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现在中国的革命正在前进着，正在向着胜利前进。历史上多次失败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了，也决不能让它再继续了，而要使它转变为胜利。那末，现在已经转变了没有呢？没有。这一个转变，现在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还没有胜利。但是胜利是可以争取到来的。抗日战争就要努力达到这个由失败到胜利的转变点。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你们看，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全国的青年除了一部分人之外，大家都觉悟起来，都具备这种必胜的决心，规定“五四”为青年节就表示了这一点。我们正向胜利的路上前进，只要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中国革命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得到胜利。
　　
第二，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汉奸。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它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都统统不要资本家，中国也不能例外。苏联是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全世界统统要跟它走，那是没有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全国青年应当为此而努力。
　　
第三，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怎么样呢？这也是青年要懂得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3]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4]，有甲午战争[5]，有戊戌维新[6]，有义和团运动[7]，有辛亥革命[8]，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北伐战争的革命也是一样，它胜利了，但又失败了。国民党反共[9]以来，中国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天下。于是不得不有十年的红军战争。但是这十年的奋斗，也只完成了局部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全国的革命任务。如果我们把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便是只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没有永久的全国的胜利。正如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要问：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所谓敌人的力量太强，是说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连同他说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你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青年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再讲到青年运动。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就应该指出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没有好结果的。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10]，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11]，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第五，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青年们在这个阶段里，是负担了重大的责任的。我们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经过了许多的奋斗阶段，但是没有一次像现在的抗日战争这样广大的。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它将从失败转变到胜利，就是指的中国的广大的人民进步了，青年的进步就是明证。因此，这次抗日战争是一定要胜利的，非胜利不可。大家知道，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不统一，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你们应该继续要求统一，因为统一才有力量。你们要使全国青年知道现在的形势，实行团结，抗日到底。

最后，第六，我要说到延安的青年运动。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看，在统一方面，延安的青年们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的模范吗？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12]，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今天的大会很有意思。我要讲的都讲过了。希望大家把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经验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发挥起来，把错误去掉，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到胜利。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yongbing1993]

请你永远记住这位伟人毛泽东





请你永远记住这位伟人——毛泽东！

美国军事评论家：请你永远记住这位伟人——毛泽东！

拉瑞斯约本.海黙（美国军事作家，评论家）：是谁能够使一个贫瘠的国家，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迅速崛起于世界强国的行列？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位总统。他以贫弱的美国北方军，经过多年苦战打败了先进的南方殖民军，使美国获得了统一与和平。但是，在东方一个大国----中国，他的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毛泽东先生，领导了他的人民，在贫困，饥饿的压力下，却取得了远远超越乔治?华盛顿的伟大成就。

1949年毛先生建立了他领导的中国红色政权，同时也开始了中国人觉醒的时代。1950年我们的可爱的总统大人，他觉得北韩十分不听话，同时他更加厌恶这个新生的红色大国。为了灭绝赤色，他决心先打掉北韩从而占领亚洲大陆一端，再谋求最终消灭这个赤色中国。随即他调兵遣将，以18国集团为核心，联合国安理会为民意。

总计出兵51万3000人，坦克2400辆，战机4000架，各型火炮50000门，同时动用了原美国海军第1，3，4，7四只庞大的航母舰队群，以排山之势杀向北韩。在他看来，这样的现代化的庞大的军群，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当时的苏联也不敢与之交手。然而，他似乎忘记了毛先生的伟大的军事战略胆量。毛在前苏联犹豫迟疑下，悍然单方面出兵抗击美国联军。于是一场惊人的战争就此爆发了。

100万中国士兵，在没有远程炮火支援，没有空中火力掩护，没有地面集群装甲突击的情况下，依靠着火器兵器时代最原始的卡宾枪（冲锋枪），手雷，打败了美国联军。这也是人类现代历史上，首次由一个国家单独击败了世界力量的先例。当然，中国人也遭受了525000人的惨烈伤亡。但是，对于一个几年前还在被日本军队肆意侵略蹂躏的国家，在几年后，突然间打败了世界上当时最强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奇迹除了毛先生敢于创造，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

美国就这样丢下113000名阵亡士兵，带着84000名伤员，以及换回来的45000名被俘人员，迈着沉重的脚步，蹒跚地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前苏联的伟大人物赫鲁晓夫先生，上台了。他觉得中共的毛太不懂的什么叫----尊重苏联，竟敢违背他的指令。因此，他发动了一场更加荒谬的战役－中苏珍宝岛战役。

苏军以1个远东集团军的1个坦克旅，3个摩托化步兵团，总计约20000人，在没有事先警告情况下，对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战争初期，苏联对于中国的军队装备几乎是比自己的还清楚。他在韩战前后，送给了中共毛先生4个坦克师，10个步兵师，3个防空炮师，3个机械化师的全套装备。而中国当时最强的主战坦克就是T59型也就是前苏联的T54A。战斗全重只有36吨。如果与前苏联最新的T62型坦克对比，可以说对方无需开火，使用自身就可以把T59撞翻。

他打了！毛先生在接到边防军告警电报后，也做出了最快决定：打！就把他打疼！结果苏联人丢下了约1个团的装备以及成批尸体，气恼的回家去了。赫鲁晓夫接到失败电报后，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先后撤职了隶属于苏联远东集团军1位元帅（坦克装甲诸兵种元帅），3名大将，4名中将，24名上将、少将。抓捕了远东红旗134师（主力师）营级以上全部军事主管。

在毛先生对外战争历史中，还有一场值得提起，那就是中印边境之战：麦克马洪线之战。其实在印度背后有输了韩战无处撒气的华盛顿，有已与毛交恶的格林姆林宫，有企求可以捞足好处的大英帝国，等等。他们几乎出现了从所未有的合作！苏联低价贷款给印度尼赫鲁，装备了7个印度陆军师。华盛顿给了尼赫鲁大批战后物资。英国把自己的那些老式火炮都给了出来。一时间印度成了当时世界2大集团的宠儿。

但是，短短30天时间，印度军队全军溃散。在第2师做战术指挥教导的洛克弗菲希尔准将说：你见过非洲的斑马群奔跑吗？但是它们不如印度军队溃逃更快。 8940名印度军人葬身山谷，1370名士兵被俘，1名准将被击毙，亚洲第一美国旅：“锡克”旅完了。英国全资资助的“廓尔柯”营完了。而毛先生在他的官邸中南海战前就曾说：不管你是印苏联军，还是美印联军，即便是再来一次八国联军，我们中国也要与你打！打出一个真理来。

毛先生的英明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击溃了印度联军，打击了美国与苏联的再一次恐吓。这就是毛先生。毛先生一贯坚持自力更生。由于他的英明，中国建立了自己的核武器工业，制造远程洲际弹道导弹，打造了核潜艇战略部队，研制了以TU16（当时较为先进的中型轰炸机）为主的中程核武器空中投射能力。

但是在那个时代，中国没有现在的改革成就。国家资金薄如白纸。但是他依旧搞了这些在今天华盛顿严重感到最难以承受的军事工业。他叫一个贫弱无力的中国从此站立起来。不怕苏联。更加不惧怕我们。在他那个时代，只有那个时代。我们空军在靠近北越领空时候，战斗机就会自动报警。因为那里有中国派驻的34支火炮与导弹防空营。

我的国家：美国！

请你永远记住这位伟人：毛泽东！

[yongbing1993]

儒家文化就是官僚贪腐文化之源





中国的儒家文化也就是中国官僚贪腐文化之源。儒家文化也严重的影响导致中国文化属于一种内敛，停滞，不会自我更新发展的文化。如无外来文化力量的强加或入侵，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也不会有丝毫的社会进步，只是循环式的改朝换代。

历史上，无论是孔儒的丧家犬，汉儒的看家犬，宋儒的道学犬，还是明儒的疯犬，他们所主要维护的贵族权，皇权以及儒术独尊权，道德评判权虽各有所侧重，但以礼为核心的等级制，血缘为中心的伦理观和文人的道德评判权是一成不变的。

由于儒学的低级奴性，无法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第一次对中华文化大的冲击是佛教的传入。在儒佛的斗争中，基本势均力敌各有优势。儒适合皇权官僚统治，儒和士大夫天然联系在一起，佛教要求人们忍受现世的统治，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当然佛教为迎合儒教，简化了教义和修行方法。

儒家缺乏追求彼岸世界的终极理论和修养方法。佛教太盛则影响兵源和财源。由于佛道的冲击，在宋代出现了理学。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非武力的。佛教给中国人带来了缘分，忍受，来世。但同时放弃了逻辑的必然，现世的斗争性。

但到了鸦片战争，西方文化裹胁着武力对中华文化进行了大肆的冲击，中国的士大夫进行了毫无意义的抵抗，中国的文化则在军刀之下进行着艰难无奈的变革。有声称“舍礼无道德，舍礼无政事”。“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不可倒置”的曾国藩，有号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曾张二人是封建礼教维护者中的优秀代表，曾国藩巧妙的将太平天国所宣讲的民族矛盾转化为礼教的存废，进而和儒生的个人利益相结合，团结了整个文化阶层镇压太平天国。

然而仅仅半个世纪后，在读书人中对礼教的认识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张之洞希望通过固守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引进西方文明中的技术教育和科学教育来挽救封建道统统治。同盟会的黄兴曾说要给张之洞颁发一枚百吨黄金做的勋章，因张用官费送出的3000名留日学生半数成为革命者，张之洞建造的汉阳枪炮厂为革命准备了充足的武器。

其后的戊戌变法，试图实现君主立宪，除器物的学习外，也试图制度上模仿，在五四运动又提出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历史发展到今天，如果回顾五四，审视今天的国际形势，不难发现五四的深度不够，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五四运动的局限在于五四运动把目光仅仅聚集在科学和民主上，没有提倡真理文化和信仰问题，民主和科学仍然属于器物方面，所谓科学的尽头是宗教，真正主宰科学和民主的仍然是文化，思维方式和信仰。如果对当今中国的科研体制以及院士评选经费分配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今天中国追求科学的效果和形式仍然面临是在官僚伦理贪腐文化，还是民主真理文化指导下进行的问题。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其实质仍然是《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所谓的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区别另一个民族的主要标志，承载的是民族精神与灵魂。一国或一民族长期积淀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心理习惯等。中国的文化传统其实应当分为属于庙堂的官僚士大夫道统文化和属于民间乡土社会的孝道文化，中国县以下是乡绅治理，他们分别的人生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三亩地一头牛，妻贤子孝。也有少量附属于他们的落魄文人的老庄文化（风月酒色或禅宗）和江湖文化（行侠仗义），这不难看出，中国人的心灵和大脑理解宗教世界是多么难。中国有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土壤，但是和超自然主义绝缘。中国的庙堂文化的代表是以儒家的礼和德为伦理的官僚文化，法家则主宰中国的政治组织形式，道家是官场失意者的精神家园。

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最为有价值的永恒的灵魂就是中国是中央之国，这个信念如同犹太人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一样，应当成为中华民族之魂。是奋进不止，永不言败的动力之源。这个不能变，其它的都可以变革。

在中国文化的演进过程中，最灿烂，最有活力的是周朝家天下崩溃瓦解时的先秦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的诸侯国为竞争霸业，统一四海，因此他们基本上是采取以行耕战，不虚无，修水利，论军功为特点的奋发有为的竞争性事功文化，如管子，墨子，商鞅，兵家，法家等。所有这些文化虽然优秀，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功利性的术而非道对于与信仰的认识或倡导很弱或干脆没有，只能充当展示的动员令或管理文化。

只有墨家提出社会混乱的原因在于宗教的丧失和对天神崇拜的淡薄，提出天志信仰至上神，明鬼的人神沟通，非命的救赎理念和尚同的社会目标。当然选择墨家也不一定就走向信仰，理性，科学和民主，但选择了儒家就一定不会。

秦是为了称霸而战争，一旦战争结束，天下定后，变得无所追求，秦国并没有找到统一全国思想的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这是秦国短命的根本原因。

汉朝在汉武帝驱逐匈奴之后，没有太多的外部压力逐渐采取鼓吹恢复周礼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文化，汉以后的全面儒化使得儒家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的伦理原则和价值标准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传统，反应到社会现实的就是尊卑有别的差序格局，和出人头地的人生志向。

因此中国的文化就有了儒家伦理文化和农耕文化的鲜明特点。中国的自然环境适合农耕社会，农耕文明的最大特点就是保守稳定热爱和平，农业经济的特点，春种秋收耽误不得，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不同于孕育草原文化，海盗文化的经济，牲畜到季节就会发情繁殖，不以人的行为而转移。

道德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宗教信仰，极其浅薄低级，功利实用，没有形而上的理想，学而优则仕充当官奴，以人的情感为价值判断标准，盛行“差序格局”，潜规则横行。否定神圣的未知和客观精神价值就等同于我的欲望就是道德，肯定了人对现实世界的功利追求是天道。因此几千年来福禄财寿，就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

没有上帝就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就不能斗私，提倡私心合理就没有理性公德，只有功利。没有宗教上帝或类似的超越性主宰，道德，真理，法律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商周之变的天人合一和天命王权，没有思想和灵魂意识只有俗世的功利和王权统一。

中国的政治文化一直处于在权术和政治手段方面研究和思考达到非常精致极其先进的法家和在国家，个人政治理想，社会契约，灵魂导引以及终极关怀方面及其腐朽落后甚至空白的不协调中。这种不协调所造成的历史表象就是：历史发展停滞，总在革命，治，乱间轮回。

中国的农民受皇粮国税和地租的双重压迫剥削，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控制了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地主豪强对土地的控制对于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对于饥荒他们也不承担救灾责任。地主可能有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但地主阶级是万恶的食利阶层绝无益处。中国的农业税到一直不高，基本上5-8%。国家政权对县以下的管理乏力，主要依靠乡绅的氏族社会管理导致中国只有个人氏族利益，没有公德意识，一盘散沙。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欠缺在于：无经济组织，无开疆拓土，无国家民族观念，无逻辑，无科学。对内不平等压迫—礼制，对外曲膝投降------和亲，和谐。

所有这些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但中国人没缺陷，中国人的缺点都是人的缺点，而没有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缺点。中国需要制度建设，但是文化改良或革命须先行。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些特点虽然不是儒家学说所直接倡导的，但是属于儒家学说间接所致。

孔老二是一条周游列国四处求官做的丧家狗，而中国文人又把孔老二奉为精神领袖，于是中国文人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迷失了精神家园的丧家狗们，不知何去何从，除去做官，百无一用。文人的终极追求不过是功名财富，女子。同时他们也没有脚踏实地的态度，更没有客观公正的现实批判精神。

在文化上，科学上没有任何建树。中国的文人从来都是只有媚俗，装B ，偏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谎造谣，篡改历史，奸尸，喝药壮阳，写淫诗，填艳词，玩妓女，纳小妾，把弄三寸金莲，秀伤痕，当怨妇，说大话，唱高调，放空炮，血口喷人，为了功名财帛女子随时都准备卖身求荣的冲动和浮浅，从来就没有天下为公，舍己救人，力挽狂澜的气概和真知灼见，也没有脚踏实地的态度方法，也没有客观公正的现实批判情怀，得意就猖狂，失意就骂翻天。

从来也不会，也不可能为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指出方向，因为他们既没有救世的情怀，也没有这种能力提出自己的理论引领社会健康的发展。当然更远远谈不上能铁肩担道义，舍家弃命自打天下的浩然英雄气。他们历来就是社会的寄生虫，食利者，沽名钓誉之徒。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蛀虫。

每每当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生死关头，他们从来不能成为民众抵抗的组织者或领导者。相反他们总是不惜卖身投靠，贪名贪利，一心谋官。从董仲舒到康有为，只有王安石值得研究。还有当代公知借公益普世之名，行利己之私，以及金，元，满，日封下的衍圣公为此做了精彩的注解。

以上所总结的属于所谓的中国的庙堂文化传统，他们所覆盖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他们掌握着中国的话语权，道德评判权。绝大多数时候决定着中国的文化走向。

然而中国的大多数普通民众是属于和庙堂文化风马牛不相及的乡土文化，也有少数人的江湖和侠客文化。这种文化上的割裂为中国制造了革命的土壤。

走资派复辟后的中国又继承了这一封建传统文化的衣钵，从干部群众的鱼水关系变为官民对立。这种对立的形成是对无数先烈以平等独立为信仰流血所建立的新中国的背叛。这种对立同样可能成为再一次爆发革命的隐患。

什么时候爆发决定于下述两点：第一有没有一个继承了毛主席思想的组织的成立，第二，中国现在的经济还是增长的，但是，资本的贪婪和资本家嗜血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制造资本向更贫穷国家转移的必然，这种打工经济的停滞或衰退是肯定的。

中国传统乡土宗族文化的风情画描述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四世同堂。其核心是孝道，如是反对孝道，尊老和敬老的，老年人年纪大各种功能衰退，应当关心和爱护。孝，尊，敬其实里面包含着无条件服从。

服从只能服从正确，不能被其它因素所左右，如感情，职位，年龄等，孝道简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万恶之源，舜的父母和弟弟三番五次迫害舜，舜都不能勇于斗争，如舜接位后，舜的弟弟鱼肉百姓，舜岂不是会更不管不顾吗？二十四孝恐怕光孝还不够，还得愚蠢，心地邪恶歹毒才能做到。里面没一个正常的。不评论也罢。

与孝一致的祖先崇拜是中国的宗法基础，也是一盘散沙，只有私德没有公德的基础。

在中国社会早期，夏商周三代中，夏商二朝是敬神的两个朝代，周朝作为乘虚而入以一个小国推翻大国的朝代，出于维稳的需要，废除了前两代对上帝的信仰，以一笼统的天取代了人格神上帝，同时也取缔了联系神和人的贞人集团，开了政治上一元化领导之滥觞。

使得中华民族走向了人本的大一统社会，据说老子对于当时的统治者，妄称天意，亵渎神明不满，做了《道德经》。商周之变是一个貌似进步的文化反动。正如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一知半解的哲学思考把人导向于无神论，但是对宇宙与哲学的深刻思考，却必然使人皈依于上帝。”

尊天命敬祖宗的人本社会（事实上君本）的建立，在大尺度的时间范围内，对中国人的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中国人没有信仰，较为功利，只注重现世，保守，不冒险，没有逻辑思维，中国的音乐多数是欢快的，没有沉思。

中华民族没有经历统一的人为一神教完成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建筑，提前进入了一个人本社会，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病态的人本伦理和功利人生价值观的低等等级社会和政治文化大一统的社会。就如同一身体没有完全发育的儿童提前进入了青春期。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社会没有信仰，所以中国基本上是一个逆淘汰社会。西方社会以上帝为媒介，建立了一个文化系统，形成了一致的信仰和共同的目标。

[yongbing1993]

《人权》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美西方如今的这些高官们还懂得《人权》为何物吗？满脑子装的都是反对中国人，反对俄罗斯人，反对北朝鮮人，反对伊郎等中东地区的人，反对一切对美西方有不同意见的人。还何谈《人权》？

当美西方这群“反对中国人“的高官，听信了从中国逃亡美西方的一些奴隶主、资本家、地主阶级的控诉，极力帮助发声为他们争取“人权“时，美西方这群高官不想一想，从中国逃亡美西方的这群中国人的基本人权是有的。更没有去看在旧中国奴隶主、资本家、地主阶级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奴隶、打工仔、长工短工的。美西方的一些官员只关心这些中国来的奴隶主、资本家、地主阶级的“人权“。而非奴隶、打工仔、长工短工的人权。

当美西方制裁、封锁、禁运其他国家时，关心这些被制裁、封锁、禁运其他国家的《人权》吗？

当纳粹德国及其盟友和合作者对六百万欧洲犹太人实施的系统性、国家支持的迫害和种族灭绝时，犹太人的《人权》在哪里？

当以色列疯狂到歇斯底里要求加沙地带北部的110万人在24小时内离开，就要进行无差别的狂轰烂炸。本来加沙地带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300多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人口高密度。当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下达了最后通牒，通过大屠杀再来掠夺加沙的大片领土。这样的话，300多万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在哪里？

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反对中国人“的高官在当代国际舞台上，《人权》成了美西方对外政策中的一大“法宝”。美西方总是摆出一副世界《人权警察》的面孔，到处指手划脚，随意指责别的国家《无视人权》、《侵犯人权》。

美西方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等世界其他国家的攻击由来已久，但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政府和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屈服过，而是进行了有理、有利的反击。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如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也有很多认识，其中有一些论述是相当的深刻。李大钊和陈独秀后来成为我们党的创始人。

可以说，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也可以说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中国化的进程。

从所查到的资料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人权问题，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到当时在北京、广州、上海、山东、江西等地建立了《人权》同盟。1923年，正式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这样非常明确的口号。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根据地，制定了宪法性的文件，制定了《土地法》《婚姻法》《劳动法》。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进行根据地建设，颁布了一系列的《人权》条例。

应该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在中国革命中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且做的是比较好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确立阶段。在这一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首先解决民主革命遗留的问题，就是要解决政权问题。打碎旧国家机器，建立新国家机器，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权实践非常重要的必经阶段。

《人权》概念,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都是为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政府利益服务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为普通人民和平民阶级实现和保障的。

人活着的人权，成为人世间一切人的《人权》的源头，人因而成为唯一具有自为性的真实的有《人权》者。

任何民族、阶级、国家等都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离开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民族、阶级、国家等都成了一种虚幻的《人权》。

自古人类分化为阶级之后，剝削阶级和权贵阶级等富人们缺少过从基础到高级的任何《人权》需求吗？没有，从来没有缺少过《人权》。

而缺少《人权》的是穷人，是普通老百姓，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

《人权》！如今是西方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词藻之一，也是目前联合国的中心议题。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算得上一个流行的伟大的名词。

审视当今世界，发现《人权》其实是一个多变的概念。人们往往从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人权》一词作为“武器“来用。

其实，《人权》这个词的表述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悖的主张。在《人权》概念的解释和运用上，总是存在着某种混乱和模糊，之所以如此，是有复杂的历史与现实根由的。

大体说来，这是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阶级、各个派别和各个个人，在经济利益、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价值取向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不尽相同。《人权》本身过于宽泛和复杂。对人权及其历史的解释，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伦理的诸多问题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人权概念在现代的过度膨胀，导致《人权》概念呈现各说各的复杂性。

当1945 年6 月26 日通过的《联合国宪章》时，“促进和鼓励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第1 条第3 项)，仅仅是联合国的一个宗旨，仅仅是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和基本人权， 连“保障”之语也没有，更不用说上升为“ 法律”的原则。

纵观中外人权概念，其种类之多，陈述之杂，足以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学者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基于自己的学识和认识水平, 对不同社会的时代、不同文化类型、历史传统、经济制度等产生不同的理解，必然出现简繁不同的人权概念。由此还产生在观念形态和实际操作中的不能同一的人权概念。

从人权概念的起源来看，通过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同化，使人权本身变成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人权》的提出和形成本是有利于人类的本身。通过新社会对旧社会的改造，使人类去除受私有制异化了的旧思想、旧观念、旧文化造就一代又一代的新人。企盼建立起和人民主权、民主相联系的公正、自由、平等、福利、和谐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真正成为人权中的权利主体，才是同人权中有关的平等、自由、公正等权利内涵相统一的人。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宗教中新教掌权者，利用人权取得统治地位后，将人权中正当的权利异化了，使人权成为统治阶级或领导集团的特权，成为享有资本和财产的特权，原本作为人类第一需要的自觉自愿的劳动也变成了异化劳动。

反映在中外人权观念上，就是漠视人与人之间的富与穷的地位、文化、财产等差别，仅仅赋予人权概念中人人享有抽象的道德权利、自然权利或普遍权利，以平等的、无差别的“人”的表象，实质上掩盖了人权概念中真正的本质和内涵。

在美西方等发达国家的人权概念中，都标榜人权是世界上人类与生来俱有的，人人都不可剥夺的男女无差别的道德权利，实际上是做不到。最典型的实例是，中国历史上，八国联军侵占中国时的严重践踏人权情况。1885 年法国在上海法租界公园门口竖起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地道的人权招牌，无不表现出西方人的种族观念。他们把人权仅仅视为“欧洲人权”或白种人的特权。这展示了某些美西方人在人权概念理解和运用上的狂妄、野蛮和异化性。这种人权概念异化性, 在近现代的殖民主义者，对外扩张侵略者和美国霸权主义者的“人权外交” 政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把人类对自己应当享有权利的同化概念变成了权利异化的概念，从而将人权概念异化了。

对人权概念表述上的模糊性。在中外众多的人权概念中，除了极少数对人权析义表述较为清晰外，尤其在简单的人权概念里，大多不仅在语法和逻辑上表述过于模糊性，就是在语法和逻辑基本正确的前提下, 人权概念中必备的主体、形态、客体等内容,也表述得含糊不清，不得要领，无法明白人权概念最起码或最基本的概貌。

把人权界定为“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或说人权即“人格”或资格，以及“有效的要求权”，或说人权“是得到社会承认的权利” 等, 都是缺乏必要的主体。因为人权主体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即使认为人权的主体是“人作为人”或“人之所以成为人”等表述，也会引起模糊的争议，必须要作出适当的说明。

关于人权的客体，不少人认为人权就是做人的权利，作为客体的“权利” 到底指什么？没有作出必要的说明。即使说明人权是“以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社会属性为本质的权利”，对该“权利” 的认识还是模糊的, 因为我们无法了解与人权概念有关联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人权的具体形态，大多也是含糊不清的。不少人权概念表示出其外延是“道德( 伦理) 权利”， 或“应然权利”，或“基本权利”，或“应然部分和实然部分”、或“ 法律权利”等等。但没有说明是否人权源于人的本性、尊严、人格、需要或者行为等。也没有开列或至少列举出具体的权利形态，无法看出人格概念的外延的较大包容性。因为人权的具体形态是人权概念中的重要问题，由此可看到给出人权定义的学者，对人权理论了解的多寡、深浅和是否具有真知灼见的智识。在这一问题上, 不同学者往往有不同的理论。

目前欧美西方各国实施的“人权外交” 政策来看，美国在全球谋求霸权地位和获取自身利益，联合西方强势方的各国推行人权的双重标准。

从1977 年起每年提出一份国际人权状况报告，矛头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人权问题”，实行其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处于弱势方的国家和民族的主权和内政。如美国攻击中国存在着压制劳工权利、在西部建立奴役劳改营、出口劳改产品、执行强制性堕胎、迫害宗教界人士、谋杀、失踪、迫害政治犯等严重人权问题。

中国的报刊不时披露美国的国内存在着严重的人权问题。如种族歧视、贫富不均、流浪街头人员、虐待俘虏( 囚犯) 、用电击手枪对付示威者等。

在批判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人权外交”的本质之余，也看到这样的事实: 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强势方以“人权”为口实指责作为弱势方的发展中国家。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权问题，号称“人权卫士” 的美国也不例外，作为强势方的国家、政府、有权有势有钱阶层者不时对处于弱势方的劳工、平民百姓、囚犯等实施人权侵犯，从这些意义上讲，最需要人权保护的是弱势方。因此，人权的本质是保护弱势方的权利。

从近、现代人权的发展史看出，发达的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侵略他人和实行殖民统治时，比如1840 年的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占、瓜分中国, 他们从来不讲人权。

二次大战之后，虽然有了国际《人权》标准，但美西方欧美列强以“人道主义干涉”为借口，经常对土耳其和其他弱小国家进行军事干涉，确立了世界性规模的殖民地体制。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美西方国家打着“人权外交”旗号，实行人权的双重标准，在世界各地侵犯他国利益，特别是2003 年3 月20 日发动侵略伊拉克，还爆出震惊世界的虐俘事件和在古巴关塔那监狱存在严重侵犯囚犯人权问题。

由此看出，美西方发达国家和霸权政治构成对世界《人权》侵犯的不安定因素。也是《人权》实现的重要阻碍的国际条件。21 世纪应当对强国的《人权》主张进行批判性检讨，弱势的国家和民族向霸权政权和强国抗争和诉求《人权》实现的条件。

从世界各国来看，包括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在内的占世界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量贫困人民、下岗职工、生活无着落的乞讨人员、男女性别歧视、贫富两极分化、地区差别、社会保障的普及程度问题、冤假错案难以伸张、官场腐败、行政权力侵犯普通公民权利、特权泛滥成灾、缺乏有效民主体制、口号监督政府等, 都反映每个国家对人权实现的承诺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这些都可以作为评价各国在什么程度上具体和实现了广大人民享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个人权利的有效基准，也就是作为检验各国政府对人权实现履行其何种程度义务的条件。

因此，国际人权两公约在“前言”中都规定：“各国负有义务, 必须促进人权及自由之普通尊重和遵守。”

而在《世界人权宣言》中要求：“各成员国业经誓愿与联合国同心协力促进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行”。这是各国承担实现《人权》的义务。

由此看来，作为人权主体的弱势者( 平民百姓、弱势群体、弱国小国和处于劣势的民族) 是人权实现的决定性条件， 各个国家、执政者、联合国和社会( 包括国际社会) 是人权实现的重要条件。这些条件相互配合和支持， 全人类的人权的保障才能最终实现。

然而，《人权》在口头上、文件中是理想的。在现实社会中一直是存在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色列有狂轰烂炸的人权》《加沙人只有逃跑积死亡的权利》。《强权国入侵弱国》。

[yongbing1993]

文革是一场由上至下反官僚运动





“文化大革命”与反对官僚主义

毛泽东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党里、政府里、军队里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毛泽东的头脑中，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就是剥削，而资产阶级，就是剥削者，就是富人。

毛泽东认为，国家、党，面临变质——即变修——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所以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

毛泽东1967年2月8日在一次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种形式现在找到了，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揪“走资派”。

毛泽东说：“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印：《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五个发言材料》，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描述》，见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泽东》）

可见，毛泽东认为，官员们的被“揪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在1967年的几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是反对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的《走资派》，这一点讲得再清楚不过了。

比如，9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时候讲到：“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麽？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507页）。

10月12日，毛泽东在接见同一个代表团时又谈到了同一个话题，毛泽东说：“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

毛泽东还讲到：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同上书，第1509页）。

所以，不管对“文化大革命”怎麽评价，都不可否认，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是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之一。

之所以要反官僚主义、反特权，目的还是要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使共产党、新中国永不改变毛泽东心目中的“革命本色”。

联系到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先生那一席关于如何保持共产党“革命”本质的深刻、镌永的谈话，应该认为，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是毛泽东从早到晚、贯穿一生、始终都在的一个思想。

“文化大革命”在反官僚主义方面的启示

“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之一是反官僚主义，反干部特权，乃至反腐败。

毛泽东是以“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作为整顿方式。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整顿，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团，瓦解原有的分利联盟，使政治重现清明，使公正再降人间。

毛泽东提出，像“文革”这样的运动要进行多次。

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既得利益集团和分利联盟的重新形成大致需要多少时间，毛泽东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和对中国古今政治、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了解，估计这个时间周期大约为七到八年。.

所以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以后再来一次！

也就是说，七到八年，是毛泽东在深悟了中国现实政治之后，总结出来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建立和分利联盟的组成通常需要的大致时间。

“文化大革命”收到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实际上是大众民主化的，群众对制约权力的影响是明显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乃至所有当权派”们都在平民百姓的坚督之中，受到了如同在洗礼一般的清查，凡走资派作过“恶”的，多数还是有真心的“忏悔”，别的 “走资派恶官”，即使没有“忏悔”，也有真心的后悔不敢再作恶了。

[yongbing1993]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






毛泽东：“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的人民至上的思想是永恒的。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那里，《民》只是工具，《民》是权力的接受者。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里的《民》成了权力的“施与者”。毛泽东的《亲民》思想是一种全新的《亲民》思想。这种《亲民》思想使毛泽东对伤民、害民行为更痛恨，在铲除这种行为方面做得更加无情，更加彻底。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全新的《亲民》思想，毛泽东及其一代中国共产党领袖能够成功地使自己从官僚机构和官僚阶层中相对分离出来，得到毛泽东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真正拥戴。

共产党一旦夺得了政权并坐稳了天下，《亲民》思想立即就成为《爱民》行为，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简单直白的语言通俗而又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的行为要求，成为毛泽东时代对各级官员提出的起码的为官准则。因为至少在认知上，这时的国家已经是共产党的国家，人民也已经成了共产党的人民，党、国家、官员、人民已经融为了一体，这时，爱民即是爱己！作为最高领导人，这时的毛泽东在很多时候，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对走资派右派及贪官污吏特别痛恨。因为贪官污吏的《伤民》、《害民》，与民争利，与国争利，客观上破坏了国家的基础，败坏了共产党的形象，动摇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毛泽东是一位真正用《大爱》覆盖了《小爱》、用广博之爱克服了狭隘之爱的《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亲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平等的倡导和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及其一代中共领导人的这种《爱民》形象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巩固，领导人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人格上，与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平等的！战场上，只要军官在前，士兵就不会后退；艰难困苦之时，领袖的生活也没有好到哪儿去，这就足以使人民忍饥耐寒而少有怨言。至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对现状有一个大体“平等”的认知，是统治者维持政权稳固、民众保持心理平衡和社会实现安定和谐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

毛泽东说，此前的所有社会都是不平等的，而此前的所有统治者都是制造不平等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首先就是要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在毛泽东的时代，“新社会了人人都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为人民服务”，“公仆”都是从“平等”这一概念派生出来的。

毛泽东对“平等”的追求是一种真实的追求。这方面，反官僚主义和反干部特权就是“平等”理念付诸实践的重要体现。从反官僚主义和反干部特权的具体行动中，人民看到，毛泽东宣传的平等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和骗取民心的谎言，而是共产党人发自内心的、实实在在的、并且一直在实践上努力想要实现的目标。所以，人民群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是出自内心的真正拥护。毛泽东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使人们真正相信，共产党真的是实行的“官兵一致”。

反官僚主义。实事求是地讲，在毛泽东时代，反官僚主义、反特权是贯穿始终的。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中共八大，就提出了要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要注意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这些显然都是针对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

当时确实在部分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上已经暴露出了一定程度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搞特权等等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八大很严肃地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

加之这一年波兰、匈牙利都发生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事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认为，应该按照“放”的方针，自觉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正执政党内存在的种种缺点和错误，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巩固执政地位。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动鸣放，搞开门整风，要人民群众给党和官员提意见。

八大之后不久，中共就开始了整风运动。这场运动的初期，矛头所向是官僚体制，特别是领导干部，直接冲击的是建国后由官员们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运动的初衷是反官僚主义，要纠正各级官员的“不正之风”，整掉执政者身上的那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东西，使之能更好地担负起领导任务。

1964年初开始的“四清”运动，更是一场直接针对干部的典型的反官僚主义、反干部特殊化的运动。“四清”运动一开始是“小四清”，即：请账目、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主要是要纠正基层干部中存在的挪用公款、铺张浪费、多吃多占和贪污盗窃行为，以整顿干部作风。后来的“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其主要针对性就更明显，那就是各级领导干部。

与“四清”运动同时进行的“五反”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其矛头毋庸置疑主要也是针对领导干部的。

所以，可以说，建国后在毛泽东的时期，对干部作风问题一直是抓住不放的，并且也是抓得很紧、管得很严的，当然，成效也是很显著的。所以，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治官”有术，“吏治”也还清明。

毛泽东时期反官僚主义的一次重要升级，就是文革中“反修防修”问题的提出。也就是说，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的考虑，最初还是出自于反官僚主义和反特权的需要，是把反官僚主义和反特权提升到了政治高度，放到了党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这个层面上。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必须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公正。为了保证政治平等和经济公正能真正实现，就必须建立全面的公有制，因为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公正分配，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而只有经济上实现了平等，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政治方面的平等，也才可能真正打破“官”、民界限。这其实体现了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治建设的一个战略思考。

毛泽东根据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统治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诉求，特别不愿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又出现贫富差距和“官”欺压民的状况。而中国共产党要想得到广大人民的真正拥护，使自己的执政地位永不动摇，自己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一定要实现政治平等和经济公正。“反修防修”问题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1957年5月，他在《事情正在其变化》一文中写道：“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多数。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当然，这时还只是在一般意义上谈修正主义，但目光已经放在了共产党内部。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中国共产党对“修正主义”问题作了专门研究，并提出了若干结论性看法。其中有三点对中共的决策从而也就对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苏联“变修”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九评”中的语言）；其二，“修正主义”的根源是“高薪阶层和农村富裕阶层”；其三，中国应“反修防修”。

“大跃进”后的经济困难，首先和直接的表现就是市场供应严重不足，于是出现了一些干部利用掌握的各种权力多吃多占生活必需品的问题，这被毛泽东看成是基层领导“变质”的表现。当然，问题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这就是当时概括的所谓“五风”。

这一切，其中特别是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变化使毛泽东感到忧心忡忡，而干部的变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官僚主义，是特权。从以下所举的一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不安和焦虑。

1965年1月，正在社教蹲点的农机部长陈正人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其中汇报了他在蹲点中产生的切身感受。

陈正人在报告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我开始体会到，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

毛泽东在陈正人的报告上批到：“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麽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对象。”

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概念。在此之前，毛在《政治经济学读书谈话》中曾经提出过革命后的“既得利益阶层”，在“九评”中，提出过“特权阶级”，后来又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去世前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资产阶级”。这些概念，所指应该是一致的。

毛泽东本人毫不掩饰他对“官僚主义”的反感和厌恶。他曾说过：“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恶极，……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3页）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毛泽东：《1967年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讲话》，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描述》，见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泽东》第256页）

毛泽东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官僚主义的愤怒也没有半点减弱，对官僚主义的抨击也还是那麽尖刻、锐利：“民主革命胜利后，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麽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参阅1976年4月20日北京市委宣传部印：《第三次理论讨论会的五个发言材料》，转引自萧延中：《毛泽东晚年政治伦理描述》，见春秋出版社1989年出版：《晚年毛泽东》第256页）

毛泽东对领导层中出现的官僚主义的现象十分担心，他越来越坚定地相信，这种官僚主义发展下去，必然会使党变修，国变色，人民的江山丧失，劳动群众又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为国家的发展，为人民的幸福，为他和中共毕生奋斗、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事业，为共产主义信仰，一定要把这场与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这是“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它的意义和重要性不亚于民主革命。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