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的几个农民
新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里的一个妇女吕玉兰留给世人的，是一段段感人的事迹和那不灭的革命精神。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英雄业绩，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她的经历，是一个农民年轻女性在重重困境和挑战中，自我积极地把生命的全部热情和青春的力量，献给了新中国进步事业，极其生动的诠释了毛泽东时代的劳动模范所达到世界人类真善美的最高高度，正是有了像吕玉兰这样的人，毛泽东时代才更加丰富和多彩。她走了，给人们留下毛泽东时代一笔丰富的政治遗产和物质遗产，她头上裹着的白毛巾和朴实真诚的农民式微笑化为永恒。成为历史不可磨灭的红色记忆。
一个《农民》，吕玉兰是新中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带着十几个姑娘改造村里的荒沙地。1958年入党; 1960年任本村党支部书记;她和陈永贵、王进喜一样，凭艰苦创业，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作为工农兵的代表进入“红色政权”，担任公社书记、县委书记，1969年她在村里广播中听到自己当选为“九大”代表，之后担任了河北省委书记。这是新中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不拿工资，在村生产队记工分)，曾是党的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还作为青年、农民的代表出访朝鲜、阿尔巴尼亚……后来，她和那个时代的模范陈永贵、吴桂贤、郭凤莲等人的命运一样，失落在春天的故事里，她由省委书记降至正定县委副书记。但她能上能下，任劳任怨，住的是县委一间破旧的机关平房，吃的是从大食堂排队买的饭。这期间，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3年3月31日，53岁的吕玉兰因病离世。这位11次受到毛主席接见的全国劳动模范，化作清风而去。
什么是英雄，英雄这个名词是文学分析与心理学常用的概念。民众对英雄的诠释是那些杰出的、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从古至今，时势造英雄，江山代有英雄出，各个时代对英雄的解释不同，在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毛泽东时代，是工农兵英雄辈出的时代，吕玉兰从农民中脱颖而出，是我们那一代人学习的英雄。
吕玉兰当年写的那篇《十个为什么?》今天读来，仍然振耳发愦，摘抄几句，温故而知新。摘抄如下：
我傻不傻呢?我不会损公肥私，不会投机取巧，不会打自己的小算盘，要说这就是“傻”。我就算“傻”。
脑子里“公”字挂帅，就是共产主义头脑。
送来送去，就把你的革命立场送掉了，礼没有白送的，送礼的人想的是送一个，得十个，受礼的人是没有不上当的。阶级敌人惯爱来这一套，我们要加倍警惕。
我常想雷锋说的这句话：我活着就是为了让多数人活得更美好。这话对，让绝大多数人幸福了，我自己也是最幸福的。
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
参加劳动不能忘，艰苦朴素最高尚，全心全意为人民，保持本色第一桩。
无私才有公道，才有真理。
革命不是做买卖……
这是吕玉兰的立言，按照中国人古来立功、立德、立言的标准，能做到的少之又少，吕玉兰做到了，立了一个新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如女又是农民的家国天下之大功。
吕玉兰立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之大德。
吕玉兰立了《十个为什么?》之大言。吕玉兰虽不是理论家，但她讲的自己在实践中得出的经验胜过许多理论家的洋洋万言，多少的演讲和文章如大风刮过，痕亦无痕，人们不知所云。
而吕玉兰的《十个为什么?》做为红色经典发表58年后仍被人们清晰地记住，我们今天还在讨论它在新时代的含意，足见其立言的价值。
吕玉兰，她与山西的陈永贵，河北的王国藩、耿长锁，山东的李田英等农民带头人，积极地探索新中国农业发展之路，率领群众战天斗地，誓把山河重安排，他们在基层、田间、工厂、地头、炕头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唠嗑,把共产主义理想的种子埋进群众心田生根开花结果。今日尝来，这是没转基因的精神食粮让人回味无穷。
今天重读吕玉兰的《十个为什么?》，为今天互联网上不绝于耳的千万个为什么有着醒脑开窍的现实意义。为找到《十个为什么?》的全文，要在走资派特式政府的官方媒体的网站上都己搜不到，只有在乌有之乡，昆仑策、民族复兴等红色网站上找到的，是吕玉兰爱人江山在一篇文章中一字不漏地列出来，所幸这一灿烂星火依然闪烁。
江山最近发表的《毛泽东思想哺育吕玉兰茁壮成长》一文，读者无不为之感动。《十个为什么?》，在洗尽铅华之后，留在中国人民记忆中的依然鲜活。吕玉兰所代表的是不掺半点假的真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是纯红色文化中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
所有的时代都需要英雄，不同时代造就不同的英雄。
走资派的改革开放换了人间，40多年来，再也没有出现吕玉兰、陈永贵这样的劳动本色的榜样。
看这些冒出来的“领跑时代杰出党员”、“全国劳动模范”、“改革先锋”们应运而生，纷纷登场，他们大多住的是豪宅、坐的是豪车，上下车有人给开门，还有专给拎包的，办公室有人打扫卫生端茶倒水，下雨有人打伞，前呼后拥，美女如云，花天酒地。这是资本家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资本家的榜样发作起来有时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海交大王德峰教授最近很火的一段视频讲道：“今日之中国，纵欲汹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民风，各施其能，各谋其利，纷争付之于法律，前途交给了偶然，当然无可厚非。
但是，如果这个民族伴随着重功利、轻道义，这个民族将内不能安，外不能立。一个民族，不可能以谁拥有的货币，作为这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根本。
如今走资派时代的信任危机，并不是三年疫情造成的，而是四十多年的历史遗留下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如今想当好人也会被社会一次又一次地“毒打”，当信任被一次又一次的削弱消耗了，未来的中华民族该何去何从呢?”
真正的英雄应该是普适于所有的时代，可当今走资派特色政府所树立的标杆大多立不住，如许加印被捧上天后还是摔下来了。另一个柳传志已被千夫所指口诛笔伐。
走资派特色政府在各行各业立树立的大大小小的典型虽然都是大资本家头面人物，却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典型那么的受大多数人的尊重，那么的让大多数人能口服心服。有的甚至反遭唾骂，群众渴望的时代英难不是皮带哥、教父、马爸爸。这些人不配英雄模范的称号，因为他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是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资本老爷官老爷。他们把曾是国家主人的工人和农民变成他们的雇用劳动力。用住房、医疗、教育等各种巧立名目的改革，侵吞国有资产，榨取老百姓血汗钱。制做弹衣炮弹腐蚀干部，用离岸的高招把不义之财一笔笔地转移到国外。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目标被就这样被他们给颠复了! 这些造改革开放时势的“英雄”们，造成了中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给大多数人民造出太多的痛苦和灾难。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模范，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吕玉兰、陈永贵、雷锋、焦裕禄式的英雄了，人们越来越怀念他们，怀念那个革命熔炉火最红，人人争做英雄的毛泽东时代。中华民族需要如吕玉兰、陈永贵、雷锋、焦裕禄式的英雄。只有资产阶级才需要教父、马爸爸式的“英雄“。
陈永贵在临终前叹道：“我这一辈子能够和毛主席连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场了。人是注定要死的，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我作为一个农民，成为党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谁能想到呢? 我敢说，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吕玉兰没留下遗言，无声胜有声。我采访过南街村的王宏斌，大寨的郭凤莲，他们对陈永贵、吕玉兰念念不忘的深情，让我看到了毛泽东时代好干部的影子。我一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打交道最多的是石油工人和冀中的农民，我们老百姓深感今天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需要吕玉兰这样不脱离群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谋幸福生活的真英雄。
《前无古人又后无来者的几个农民》。
清明节，在吕玉兰的忌日走进吕玉兰纪念馆，犹回到心灵漂泊已久的精神家园。
清明节，祭电影《英雄儿女》王芳原型之一解秀梅。
清明节，祭“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慷慨就义的李大钊。
清明节，祭高喊“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清明节，祭“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江姐。
清明节，祭当年几千万中华儿女热血豪雨历经九死一生的苦难如此的壮烈。
清明节，祭陈永贵、吕玉兰等英雄模范。
在为争取中国的和平年代竟如此不易，如此的艰辛之下，这些走到群众前面的共产党人，十分明确自己所为何事，所为何人。目的就是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和谋取幸福。所以，人民群众把他们看作属于自己的代表，他们无愧于带动群众创造历史的人民的英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风吹浪打淘出真假英雄，假英雄泥沙俱下，真英雄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吕玉兰逝世三十多年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了这位毛泽东时代的真英雄，千秋青史垂功业，万代玉兰留芳名。吕玉兰的一生就如同她的名字玉兰一样的美丽，玉兰花在初春还没长绿叶时就最早开花，最先花落。给人们与梅同致之感叹!虽然短暂，但已把足压群芳的极致美丽献给了人间。
东留善固为拥有吕玉兰这样一个慷慨悲歌的共产主义女英雄是何其的荣耀，她曾高举起手中的共产主义火炬，燃得十分光明灿烂，那一代人正在消失。
《战争》与《和平》就是人类的历史。《战争》能够推动人类历史前进，也能无情地把它倾覆。《战争》能够造就战将，也能淹没一代甚至几代人的青春。对于付出了极大的生命代价的战争历史事件，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忘却，而应使它成为一部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教科书。
战争几乎贯穿人类发展的历史，但影响深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却屈指可数。当古希腊人第一次战胜波斯人，不仅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信心，而且西方文化也由此产生。
那么，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它所激发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巨大动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及其统率的17国军队的殊死较量中，显示了高超的战争智慧和英勇无畏的精神。
战争的结局是：中国人赢得了胜利和尊严，美国当局及其侵略军得到了关于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可轻侮的记忆。
抗美援朝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许多宝贵的军事遗产，特别是其战略遗产，不仅书写了战争艺术的历史辉煌，而且也永远启迪着今天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战略指导。
在国家的生存智慧中，忧患意识和掌握战争艺术是必须具备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是：反对战争但不怕战争。
在中华民族与之生存的国家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战略家必须具有超前的判断力和果断作出科学抉择的魄力，以及面对强敌敢于应战的勇气和善于应战的智谋。毛泽东就是这样的战略家。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在各方面存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国际反华势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
当时，美国军队公然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和封锁台湾海峡。特别是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进犯。朝鲜处境危在旦夕，中国主权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请求新中国直接出兵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被迫推迟解放台湾，调整国民经济恢复计划，决心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进行了建立新中国后历史上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中部的"三八线"成为世界两大阵营在东方的政治与战略边界。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纠集所谓"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很快就席卷整个朝鲜北部，威逼中国北部边境。在南线，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和进驻基隆、高雄两大港口，武装阻止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法国提供军援，支持法国扩大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以便从南翼牵制中国。
从当时的战略态势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举起的一柄南北夹击的重钳。
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的重心是在南线，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而在北线以友邦为邻，几乎没有设防，那里却集中了全国大部分重工业，当时全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辽南。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国陆海空军的威胁之下，甚至中国首都也在美国重型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
中国的战略后方和政治经济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
况且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薄弱，百废待兴，战争创伤亟待恢复。但敌人打上门来，是沉默容忍，还是奋起抗击；是坚持向南进击解放台湾，还是挥师北上出兵朝鲜？
在无法回避的严重挑战面前，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不愧为伟大的战略家，经过慎重权衡，果断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
可以设想，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与新中国隔江对峙，并与南线的台湾蒋介石集团、侵越法军势力遥相呼应，就将置新中国于战略上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那时新中国的战略态势，国际环境，国内建设和东北边境的民族关系都将出现极大的困难和麻烦，其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人民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参战，是面对侵略威胁，迫不得已又是义无反顾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不是挑战而是应战，是不得不打别无选择。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局，不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援助了朝鲜，而且促进了亚洲甚至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二战后50年世界总体和平的确立和"三个世界"国际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总之，从维护世界和平，从打出国威军威、确立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自尊，从创造有利的国际地缘安全环境，以利国家长远建设和增强国防的角度看，不论怎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都不过分。
走资派右派篡权执政改革开放后说，毛主席不懂经济。陈云懂经济。事实如此吗？
1965年6月18日，陈云在北京给毛主席写信，承认自己1962年对农村形势估计有错误。信中说：“在1962年，我对农业恢复速度的估计：粮食方面……需要八年时间。经济作物的恢复更要迟些。现在事实上三年就恢复了。这完全证明了我的估计是完全错的。1962年7月初，我曾向你提出…..用从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这个意见是错误的。它关系到农业方面的集体经济与小农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下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版，P.1146）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在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增加了90倍。从1952年（工业产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到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1.3%的速度递增，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与任何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上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都是惊人的。[1]在毛时代，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3%提高到50%以上，农业产值的比重从58%下降到34%。
从1952年到1976年，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亿吨；发电量从70亿千瓦/小时增加到133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几乎是零到28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加到4900万吨。[4]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能够生产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能够制造原子弹和洲际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六年后，中国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工业化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毛泽东时代，虽然仍有占人口的75%、约四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但工业劳动力从1952年的300万增加到1970年代中期的5000万，这一数字包括在农村小工业化政策指导下，成为社办或队办工厂工人的2800万农民。此外，在与工业关系密切的交通与建筑领域中，有2000万工人。中国还建立了一支新型的技术知识分子队伍，中国的科技人员从1949年的区区5万人(1952年为42.5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人，1979年达到500万人，其中99%是1949年后培养起来的。[6]毛时代还兴建了巨大的灌溉和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对1980年代初期农业生产的发展高潮起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现在在走资派右派抹黑后，在谈论到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会受到非议。但是，历史事实说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在使新中国实现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十分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取得的。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农业水利等基础建设后毛泽东时代举世瞩目的经济改革就无从进行。
在毛泽东时代，大量增加了教育设施和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了大量的文盲。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65岁。（祥见《中外著名人士谈毛泽东》（下），余飘主编，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版）
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国外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先是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敌视、封锁毛泽东时代。后来，前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也敌视、封锁毛泽东时代。
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思想，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亿万人民，齐心合力，艰苦奋斗，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毛泽东时代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既没有外债的负担，也没有内部通货膨胀的压力。
毛泽东时代，新中国不但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就，而且取得了政治、文化、思想上的伟大成就。
20世纪50年代，徐建春等许许多多农村知青，都留在身自己的农村家乡，改变自己家乡落后旧面貌。60年代，侯雋、董加耕等许许多多城市知青，主动上山下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的知青，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满怀革命豪情，高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祖国啊祖国，养育着我们成长，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把你建设得更富强…..”。
毛主席的女儿李吶，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等老干部的子女不管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都有上山下乡，而工人阶级共产党员和毛泽东的好干部们的子儿都积极响应并带动千千万万個知青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改造自己的革命道路。建设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了许多农村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一代。
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了无产阶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在“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 成，农业生产显著提高。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广大人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神州不但有延安的十个没有：
“一没有贪官污吏，
二没有土豪劣绅，
三没有赌博，
四没有娼妓，
五没有小老婆，
六没有叫化子，
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
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
九没有人吃磨擦饭⒀，
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P.677）
还有延安被蒋介石国民党铁桶般的围剿屠杀之下，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搞经济建设。《南泥湾》荒田变良田，靠自力更生，发展壮大。
而且有新中国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有共产党的干部，自觉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有免费公有住房、干部、职工、工人有国家统筹的免费医疗。人民公社社员有合作医疗，人人看得起病。教育取消中小学的重点学校，只有公办教育，低收费。没有民办教育。大学教育免费，还有助学金。是世界上最公平的教育。毛泽东时代，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中国大同社会。毛泽东时代，至今仍是劳动人民，低层大众怀念向往的唯一时代。
延安精神普及全中国。
1936年，刘良模在体育场指挥数千群众唱《义勇军进行曲》
今天，当雄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响起的时候，我们总会想起国歌的词曲作者田汉和聂耳，正是他们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为我们留下了这首振奋人心的民族呐喊，使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遵循歌声“起来，起来”“前进，前进进”。但是，大家可能会对另一个名字——刘良模，感到些许陌生。正是他组织了广大青年学生演唱和推广了《义勇军进行曲》，并与美国歌唱家合作，把歌曲介绍到了国外，在1949年新政协会议上和几位委员向大会联合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建议，获得通过。今天就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位用歌声来报国的刘良模先生的风采。
“唱出了心里话，我们要抗战”
刘良模（1909—1988），浙江镇海人，著名的宗教界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群众歌咏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刘良模与吴耀宗等发起基督教革新运动，实行“自治、自养、自传”。曾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刘良模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四至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
1932年夏，刘良模从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担任学生干事。那时上海的青年们很喜欢看话剧，特别是反映社会现实的戏，像《上海屋檐下》《扬子江暴风雨》，那是由聂耳等演出的。领导上海话剧运动的是夏衍、田汉等人，后来刘良模才知道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除了戏剧之外，夏衍、田汉等又推动上海的进步电影。电影的观众比话剧更多，影响就更大。每一部电影又有主题歌，由聂耳、任光等作曲，那些歌像《毕业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都是抗日救亡歌曲，唱起来慷慨激昂，大家都爱唱，因为它们唱出了广大民众的心里话，“我们要抗战”!
那时基督教青年会每逢暑假寒假，都要举行夏令会、冬令会。刘良模特别喜欢唱歌，举办活动时就教同学们唱这些新的抗日救亡歌曲。同学们一学就会，唱起这些歌来精神百倍，愈唱愈爱唱。他就想，如果广大的群众也能组织起来唱这些抗日救亡歌曲，那该多好。而当时社会上还没有一个团体来组织。他就去与上海青年会总干事陆干臣商量，两人一拍即合。于是1934年冬，刘良模就在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办起一个民众歌咏会。
参加这个歌咏会的最初只有不到100人，大部分是青年会附近的职业青年，像店员、银行职员等，他们只是抱着尝试的心情来的，因为他们从未参加过集体唱歌。刘良模教他们唱的第一首歌，是他自己用美国民歌曲调编的《救中国》，歌词只有很简单的四句：“救，救，救中国，一起向前走。努力啊！努力啊！努力啊！努力啊！救国要奋斗！”。他先用5分钟时间，教大家唱会了这首歌，然后分成四小队，比赛哪一队唱得最好，大家都唱得很起劲。接着，再教这四小队轮唱这首歌。起先唱得很乱，唱了三四遍以后，就比较整齐了，大家高兴得大笑起来，所有人都尝到了集体唱爱国歌曲的滋味，于是在下星期来唱的时候，把各自的朋友也拉来了。这样，刘良模就继续教他们唱《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抗日救亡歌曲。过了五六个星期之后，民众歌咏会的人数增加到300多人，挤满了四川路青年会礼堂，于是歌咏会在八仙桥青年会又建立起分会。对来参加的人一律不收任何费用，只是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学会了歌要教别人。就这样，抗日救亡的歌声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去，上海很多其他爱国团体也组织起歌咏会，慷慨激昂的抗战歌声就这样传遍了上海的四面八方，不久又传到全国各地去。
刘良模在组织歌咏会时得到了中共地下党的帮助，那时帮助他训练民众歌咏的骨干吕骥，就是一位地下党员。吕骥，1930年进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参加筹建鲁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音协主席。当时，虽然刘良模还不是非常了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但是在与夏衍、田汉、吕冀等接触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团结各界民众，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党。
抗战爆发后，于1939年春撤离上海到浙江金华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主任的刘良模，终于见到了久闻大名的周恩来同志。在多年后回忆时，刘良模还感到非常激动：
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恩来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使我毫无拘束，一见如故。恩来同志鼓励我把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坚持搞下去，给了我极大的勇气和力量。我会见周恩来同志，是我第一次同共产党的领导同志接触，使我得到很大的温暖和鼓舞。这次会见是我终生难忘的……我在20世纪30年代参加推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我接触党的统一战线的第一个阶段。我深深感到党的统一战线真是一个宝，它把我们中国人民在抗日斗争中团结起来了。
把《义勇军进行曲》唱给美国人民听
1940年夏，刘良模赴美工作。到美国后，他发现虽然美国还没有对法西斯宣战，但广大人民是十分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在纽约，有一张进步的中文报纸叫《华侨日报》，这是华侨洗衣工人联合会所办的报纸，主要负责人是唐明照（1971年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良模到纽约后，经常为《华侨日报》写稿，也到报社去同他们联系，逐渐同唐明照和报社其他同人熟识了。刘良模也在华侨青年洗衣工人中组织了华侨青年歌咏会，大家每星期天在唐人街练唱一次，唱的是祖国的抗战歌曲。
到美国后不久，一次偶然的机会，刘良模认识了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他非常关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刘良模把在国内唱的抗战歌曲都唱给他听，他听了十分高兴。他最喜欢的就是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于是,刘良模专门把这首歌一字一句地教他，他很快就学会了。从此以后，刘良模和罗伯逊成了很好的朋友。之后罗伯逊到美国各地举行音乐会，每次都把《义勇军进行曲》唱给美国听众们听。他亲切地把这首歌叫做《起来！》因为它的第一句歌词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美国人民十分喜爱这首歌，把它看成是中国人民抗战的象征和号角。
当时，在美国同情中国抗战的美国人组成了好几个团体，筹集了部分资金和药品以支援我国抗战，有些是通过孙夫人宋庆龄送给八路军和新四军的。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这几个美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的团体就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总会，叫援华会。并邀请刘良模担任正式讲员。从1941年到1945年，刘良模跟随援华会到美国各地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情况，同时也把抗战歌曲唱给他们听。
抗战胜利后，原本刘良模打算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但很快内战又爆发了，回国的行程受阻。1947年夏，在美爱国人士吴茂荪、刘良模、唐明照和各自联系的华侨朋友，决定邀请冯玉祥将军到纽约来作巡回演讲，并把国内真实的情况介绍给海外华侨。很快，冯将军应邀来到纽约。1947年10月10日，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首场盛大的演讲会。冯将军在演讲中告诉美国人民，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打这场内战，呼吁美国政府停止把军火送给蒋介石。这篇演讲第二天在《纽约时报》等美国各大报纸上发表，使得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反动分子们大为恐慌。美国政府十分头痛，接着美国各地的团体和大学纷纷请冯将军去演讲。由于冯将军不能讲英文，刘良模、唐明照等陪他到美国各地去，并担任翻译。通过这一次的工作，刘良模和冯将军以及夫人李德全女士成了很好的朋友。
参与新政协大会议定国歌
1949年春，国内传来了解放军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取得节节胜利的消息，刘良模等这些住在海外的人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期待着全国的解放。8月，他在纽约收到了由龚澎代表周恩来同志打来的电报，邀请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同唐明照商量后，刘良模决定全家以最快的速度回国。由此，历经半个月的旅程，终于经香港回到离别了9年的祖国，并于9月下旬出席了第一届政协会议。
据《中国人民政协史》记载，在新政协会议上，征集选定国旗和国徽图稿的工作都进展得比较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稿件，却无一首尽如人意。
9月25日，距离开国大典不到一周了，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等人。刘良模也参加了会议。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 代国歌，徐悲鸿和梁思成等也表示赞成。代表们认为，国歌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义勇军进行曲》 经受了斗争的考验，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的国歌。但有的代表因原歌词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主张修改歌词。于是，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亲自动笔拟就了3段。
这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刚从国外回来的刘良模身上。刘良模发言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的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已有较大影响，应采用作国歌。他说：“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也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而且，它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人民大众的承认，足以与法国国歌《马赛曲》 媲美，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国歌。”
听了大家发言，毛泽东主席最后表态：“虽然我国就要完全解放了，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但是，我们今后还要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还要居安思危。所以，这首歌曲中的这一句，我看很好，意味深远，我表示赞成。”毛主席的话最终将大家的意见统一了，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表示一致赞同。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10月1日，刘良模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向全世界的宣告，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他的心情是何等高兴，他说道：“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终于诞生了。我能亲眼看到这一天，是何等幸福啊！是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中国人民能在短短三年内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我这个离开祖国9年的人能够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参加这个盛典。我深深地体会到党的统战政策是个法宝，使我国分散的人民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获得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刘良模还积极参与中国基督教摆脱外国教会控制，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并与吴耀宗等一道，在上海起草、签署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简称《三自宣言》）。通过这场“三自运动”，广大中国基督教徒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割断了中国教会同帝国主义的关系，中国基督教从此走上了三自爱国的道路。其后，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等，1988年逝世。
几千年的中国都是地主资本家封建皇朝奴隶主掌权，唯一的《毛泽东时代》短短三十年后，又被地主资本家的代表走资派《救中国》了。当年孙中山的《救中国》应该不是为《救工人农民的中国》吧。如今频临灭亡的台湾国民党人己过气的马英九高呼《救中国》？要救哪个阶级的中国？大陆这个《中国》要救吗？习近平的中国要救吗？台湾民進党想《救中国》吗？马英九在台湾作得了主吗？误导学生。
《救中国》是救工人农民的中国。这个任务己由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七十多年前完成了。毛泽东时代就是工人农民的新中国，近三十年的时间。被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们篡权复辟了。今天的中国是走资派的特色政府，走资派自称为“特色社会主义。也有称为“特色资本主义。现实社会中有资本家和穷人，有资本主义私有化社会里的一切元素。唯一没有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元素。
频临灭亡的台湾国民党人己过气的马英九窜访到大陆，参观孙中山故居时，高叫“救中国”？拿什么“救中国”？推翻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都没有成功，马英九靠呼口号能成功吗？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创建《工人农民的中国》。
毛泽东如是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自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16]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这种变化的过程。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30]、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中国革命的性质
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又明白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明白了所有这些之后，那末，我们就可以明白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了。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它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它。）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它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中国革命的前途
在将现阶段上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为既然在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
没有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末，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
总结本章各节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一是： 民族，最开始讲的是驱逐鞑虏，后来变成了五族共和，最后是放弃民族划分，建立统一认知的“中华民族”。
二是： 民权，五权分立。
三是： 民生，简而言之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使天下为公。
《没有行动证明，理论一文不值。》
《没有行动证明，理论一文不值。》
《没有行动证明，理论一文不值。》
因为没有军队，孙中山一直没有掌握任何一支军队……。
而且孙中山没事就爱跑国外，救外国援助。洋人不给面子。
《旧三民主义》本身倒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国民党中没人执行啊...
今天，频临灭亡的台湾国民党人己过气的马英九窜访到大陆，参观孙中山故居时，高叫“救中国”？拿什么“救中国”？推翻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建立《中华民国》？
在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内，蒋介石儿子蒋经国看到了苏共和中共在执行《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这一点时，也在蒋管区的赣南《试行土地改革》，竟然受到了蒋介石国民党内大佬们的攻击。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甚至说他《蒋经国》是苏俄的共产党！
一九四一年的蒋介石国民党内的党团之争中，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赢了，政学系赢了，孔宋的财团赢了，在旧中国《中华民国》的农村依然是不到百分之十的人掌握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在城市依然是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占据着百分之九十的资产。少数人的利益被蒋介石国民党的大佬们保住了，蒋介石国民党却被国民党内的大佬们一步一步地推向失败，推向灭亡！今天，台湾国民党内的大佬们都一样吗。
《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
作者：陈独秀（1932.11.17）
在国际帝国主义榨取束缚之下的中国经济，大工业之发展，赶不上农业及手工业破坏之速度，并且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发展之本身也带有破坏农业及手工业的作用，这样的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之剪刀式的发展，便是农业国的中国农村破产及其影响到一般经济不安之根本原因。年来世界经济恐慌，空前大水灾，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蹂躏中国南北经济中心的区域，这三件事先后并发，更使整个的中国国民经济陷于空前大破产：不但农村并且城市，不但小城市并且大城市，最大城市如汉口，甚至全国经济中心的上海，都有朝不保夕之势，不但工人与贫农，即中等农民和城市中小商人，中小学教员，各机关小职员，这些占全国绝对最大多数的人民，都在破产，失业，借债，饥饿中度日。
谁都知道，不但是恢复并且要提高国民经济，中国才有救，因为只是经济恢复，或一时的部分的活跃，根本还并不能救中国。但谁来提高中国经济和怎样提高国民经济以救中国，乃是问题的中心所在。
由外国帝国主义来提高中国的经济吗？不用说这是使中国更直接的殖民地化，是救中国的反面。并且，由帝国主义势力来发展中国经济，其结果不是提高了中国国民经济，而是肥了外国的财政资本家和中国的少数买办及半买办的企业家，大多数人民仍泊陷于颠连困苦和饥饿，印度和朝鲜便是榜样。帝国主义间相互争夺战争更要变中国为废墟。
由中国人自己来提高中国之经济以复兴中国吗？“在资本主义关系统治着的社会，两个力量决定一切。”即是：或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来复兴中国（俄罗斯的道路）。更具体些说，或由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或由代表中国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来担负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之伟大而艰难的责任。政党是代表阶级的意识与力量之最高表现，中国现时只有这两大政党，即将来也只会有这两大政党，别的党在政治上只能立在附属地位，并且有终于要融解于这两大政党之中，其中间作用与地位，只能是最短时期的，甚至只是名义上的。
代表资产阶级地主的国民党能否复兴中国呢？我们可以断然的回答一个“否”字。
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有三个根本的必要条件。
（一）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海关，银行，工厂，矿山，交通机关，商业机关等的经济命脉之榨制。因为这是中国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上唯一的最大障碍物。
（二）必须无条件的从不生产的地主手中，没收所有土地，交给生产劳动的农民，因为在生产技术落后的小农国家，如果大部分耕地所有权独占在不经营农业而出租土地的地主手中，他们用非资本主义的形态，榨取土地产物之大部分，就是说，他们不只是榨取了严格意义的地租即超过普通利润及工资以外的剩余，并且榨取了农民由劳动所应得的工资之一部分，其结果，农民把大地部分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甚至农民一部分生活费也包含在内），都在非资本主义的租佃制度之下牺牲干净，这不但阻塞了农业经济发展的道路，而且因之农民贫困，农业衰退，土地荒芜，农村破产，都是相因必至的现象。
（三）必须实现合于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使大多数人民都有自由，在生活的火焰中自动的创造经济，创造政治，方能根本肃清闻名世界的Mandarin（中国官僚）这一臭虫窝。
这三件事是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必要条件。
同时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什么不为它的利益而办到这三件事呢？这是因为它的利益根本是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利益相联的，它自身则是军阀官僚的集团，它不但不愿也决不能办到这三件事，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来完成，这不仅仅是理论的推断，而已是众人目睹的事实。
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及它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怎样，当它宣布对俄绝交时，美报《密勒评论》曾有这样的描写：中国之封闭俄领署及要求俄员离境，此种姿势显然表示中国领袖今日之目光向于何方，诚如郭泰棋氏上星期在美国大学同学会席上所说，中国已决定于其将来发展中国追随"盎格鲁撤避之途径"，此其意味即彼愿与美英为友而接受彼等之赞助是也。
中国已利用苏俄之赞助而成其革命之主要部分即克服长江流域及传播国民党主义于全国是，但今以俄共党欲包搅中国之革命，中国之民族性及保守性遂大显其本能，而与俄人决裂。中国乃相信西方列强尤其英美已准备与中国讨论条约问题，假使列强于此，能急起应和，勿再断断于法律理由，稽延时日，则西方制度在中国之前途当颇为光明。但此种新局面必须以绝对平等给予中国为基础，质言之，必须修改条约，使中国满意，而放弃外人在中国领土即租借地之管理权是已，此乃中国抛弃共产主义应得之代价，若列强而果贤明者，应速承认之，勉力与国民党之中国结好，与之合作而造成一新中国。
但国民党政府之"目光向于何方"是充分表示了，而所得的代价，不是"修改条约"和"放弃外人在中国领土"，却是扩大不平等条约，扩大外人在中国的领土，扩大租界和租界管理权。在眼前的中日战争中，国民党的政府不但不曾援助向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抵抗的黑龙江、吉林军队及义勇军，不但不曾援助抗日的十九路军，而且密令"上海北平及全国各业之中国当局，解散一切反日抵货团体。并禁止检查日物。"（路透社五月六日北平电）并且造出"反日即是卖国"的妙论（最近蒋介石在南京军校论说）。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枪炮和飞机炸弹，不是用以抵抗侵占中国土地在中国杀人放火的帝国主义军队，而是用以屠杀中国农民的。它对于农民为饥饿而争取土地的要求，始终只以"派兵剿赤"答复之，它始终不曾考虑一下，在农民国而有了广泛的农民暴动，这决不是简单的什么赤化问题，在民主共和国而有要求土地的农民暴动，这不是拥护旧制度的农民暴动可比。至于国民党的军阀之横征暴敛和官僚之黑暗贪污，比之前清北洋时代更是肆无忌惮，这班飞蝗横行全国的国民党军阀官僚，不但以搜括行赌晏安淫靡，腐烂中国，而且公然奖励鸦片，以毒杀中国。
以这样的国民党来担负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大任务，就是他们当中稍有知觉的青年党员也不敢自信了。如果有人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非难国民党，这是一种大过奢侈的说法，其实国民党的罪恶，还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反而正是它是投降帝国主义，镇压农民的土地斗争和军阀官僚之横行，破坏了提高中国经济的三个条件，阻塞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孙科、陈公博辈所谓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所谓四年计划，都等于伍廷芳之说鬼。在国际一般物价还正在向下低落的今天，在中国资产阶级政权也没有像一九二八—三O年相当统一与稳定的今天，连中国资产阶级企图利用外资以实现暂时的经济活跃，目前也还没有可能。
最近胡汉民发表关于国民党的问题之谈话，他认为：近顷"外交之丧权辱国，政治现象之日趋恶劣，国亡无日"，不能"归咎于党治"，"盖五年以来，所厉行不改且有加无已者，实为民国以来相承一贯的所谓军阀之治，而未尝有所谓党治。"试问国民党据政五年，还仍旧是军阀之治，它竟能容忍所谓"以军权而于一切之故，形成以军驭政，以政握党之现象。"这样吃饭睡觉不问事的党，它在政治上的作用已等于零，还有存在的价值吗？胡汉民并且公然承认以下的事变："自十七年后，各省北洋武力虽被打破，而人民仍被武力所统治则如故，二十年来所造成军阀政治之环境仍如故，即自袁世凯以来相承一贯之所谓军阀统治，亦遂继续如故。"党员"沉醉于'有枪斯有权'之谬说，甘心为军人之附属品。""人民自由权利横被摧残。""我人只见借党营私之个人，而不见有献身革命之同志，所谓党员者或一切取给于党，以党的寄生，或倚党而作恶行奸，于党为蟊贼狡黔之魁，正乐得此辈供其指使。"这样无恶不作的党，人民尚能容它存在吗？胡汉民为了一时快意，痛快淋滴的攻击蒋介石而不自觉的把整个的国民党之罪恶供认出来了。五年以来，在国民党党治之下所励行的一切摧残人民自由权利的法令，那一件不是胡汉民一派的立法院所制定？他有什么理由什么脸面可以反对蒋介石的"军阀之治"？
又如宋庆龄骂倒了国民党中无论那一派，这当然等于骂倒了整个的国民党，她并且宜称不怀疑国民党已经给全国人民所唾弃，所蔑视，所憎恶，然而她同时却又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从来没有在那一天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吗？孙中山以国际资本开发中国实业的计划，显然是主张由外国帝国全义来复兴中国经济，因为一直到现在，还只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国际而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孙中山在世所领导的党，不只一次宣布他们的革命政府将遵守一切国际条约，决不侵犯列强在华权益；不只一次希求由列强承认他们的政府来打击北洋派，他并且公然替帝国主义威吓中国民族，说：“中国假若和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中美绝交，在一个月之后，美国便可以亡中国。”“法国也和英国一样，最多不过两个月，便可以亡中国。”（民族主义第五讲），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向国际帝国主义投降，向日本帝国主义不抵抗之理论的根据。“四万万人都是像阿斗”，“这些阿斗当然应该欢迎诸葛亮来管理政事”。“人民都是不知不觉的多，我们先知先觉的人，便要为他们指导引他们上轨道。”“我们应该造成民权，交到人民。”（民权主义第五讲），把人民看做“是很庸愚的”阿斗，把国民党看做是“万能”的诸葛亮，把管理政事的“治权”交给先知先觉的国民党，把名义上的“政权”奉诸不知不觉的人民，把人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的自由看成“放荡不羁”和“一盘散沙”而加以抨击，这就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以军阀官僚的权威压倒民权摧残人民自由权利之理论的根据。“你们更要联络全体的农民来同政府合作，慢慢商量来解决农民同地主的办法，农民可以得到益，地主不致受损失，这种方法，可以说是和平解决。”（民国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孙中劝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训词）宣布阶级和平，用不着阶级斗争，反对所谓"大贫"的工农，向所谓“小贫”的地主资本家斗争，教成千万成万万饥饿垂死的农民，等候着国民党政府和地主慢慢商量；等候着国民党政府规定地价几十年后把涨高的地价归公的办法，来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第二讲），这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就是今天的国民党政府镇压农民土地斗争之理论的根据。
这样的三民主义，谁要说广州政府，武汉政府，南京政府，不曾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谁就不曾认真研究过三民主义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这样的三民主义，这样的国民党，能够提高国民经济以救中国吗？
代表资产阶级及地主利益的国民党既不能够提高经济以复兴中国，别派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能力当更在国民党之下，那么，提高经济以救中国的责任，只有放在代表无产阶级及贫农利益的共产党双肩之上了。
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是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军阀官僚，立在绝对相反的地位，它是在最近十余年来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反资产阶级反地主之不断的流血斗争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已经不是仅仅写在政纲上的白纸黑宇，已经在它所领导的农村苏维埃区域见诸实行，虽然还没有统一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来解决整个的帝国主义及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他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苏维埃不仅是整个的无产阶级联合机关，而且是一种广大而富于伸缩性的组织形式，一切觉醒起来，反资产阶级反地主的城乡被榨取的劳苦民众，都能够参加进去。苏维埃政权不是由少数人在上面统治民众，而是由民众从下创设起来的政权，除了游手好闲靠榨取他人血汗以生活的社会寄生虫，都有参加这一政权的公民权利，它废除了立法权和执行权无益而有害的分立，它撤去了人民和政府间的障壁，它引进了广大民众直接参加国家的政治及经济之管理，它废除了以官吏为职业的特权阶层，它扫清了国会及地方议会等猪圈，它实现了直接选举一切公务人员和随时撤换的彻底民权。
在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之下，有充分的保证，能够实现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三个根本条件：推翻帝国主义之控制，解放农民和肃清官僚制度，所以只有她能担负得起复兴中国的大责任，所以苏联五年计划之初步的成功，已在事实上表示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法之优点与伟大力量非资本主义所可企及。
我们这样的主张，并非根据党派的成见，而是根据理论与经验，而且还要诉诸被榨取的大众之政治好恶，必须由大众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在民主的国民会议要求的斗争中，认识我们的主张之优点与需要，蜂起拥护我们的主张，这才谈得自下而上创设大多数民众直接参加的苏维埃政权。真正苏维埃政权，是大多数民众的政权，必须由大多数民众自己创造起来，决不能由少数人创成交给民众，少数人用民众的名义宣布的苏维埃政权，是经不起困苦艰难的斗争之试验的。
现时代表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国民党政权，它不但不能担负提高国民经济以复兴中国的大责，它还正在极力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帝国主义剿灭能够复兴中国的共产党。日军从吴淞撤退时，日本军官举杯向中国接管人员演说："自此以后，愿中日两国共同合作，以扑灭共产党"。不几日，十九路军果然被调到福建"剿共"去了！这不但表示这一件事中日政府早有了秘密协定，并且是国民党政府向一切帝国主义表示其“目光向于何方”。
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帝国主义屠杀工农民众屠杀共产党的国民党政权存在一天，它的政绩，只有破坏国民经济，扩大延长人民的饥饿，而不能提高经济。
中国的民众必须选择自己的道路，或株守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之下，走向破产，饥饿，灭亡的死巷，或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革命合作，走向复兴中国的大道！别的道路是没有的了！
我们的道路上也有两个困难，这是不应该对民众掩蔽的。第一个困难而且是很大的困难，便是国际帝国主义向中国彻底反帝国主义的新政权之围攻。但我们只应以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及全国广大的劳苦民众的力量，最后还要结合全世界革命的力量，以克服此困难，而不应企图避免此困难。因为这一困难的斗争，几乎是中国革命之全内容，也就是提高中国国民经济之根本的根本条件。国民党资产阶级，正因为企图避免此困难，而屠杀革命的工农和共产党，而对苏联绝交，而投降帝国主义，而背叛革命，而断送了复兴中国的机会。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者史大林派的错误政策足以延迟革命甚至绞杀革命，也和别国共产党中央史大林派一样，他们在中国所做的错误摆在眼前的如，用命令主义和玩弄政治总罢工，在客观上是不断的破坏了城市工人运动复兴的萌芽，过份的估量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企图以农民来代替工人的领导，并且连党自身也有农民意识化的危险，把发动民众引导民众到革命道路之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看做是改良派的合法主义议会主义而加以鄙弃，党的这些错误政策，当然也是我们的道路上一个困难。但共产党是全无产阶级自己的先锋队，并且是全民族的领袖，革命的民众不应该因为党的领导者之错误而根本反对它，而是应该积极纠正党的领导机关之错误，甚至于改造党，以除我们道路上的困难，这正是我们左派反对派的立场。
1932年11月17日《先锋》第5期 署名：独秀
近日有网民收藏到一份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的一份《征送壮丁联合办理笔据》，里面充分反应了这一旧社会罪恶史实。网上有图。
释文:
立征送壯丁聯合辦理筆據人:葉樟潤、葉培壽、汪金根、葉培蓀、葉冬狗、葉金奕、葉正全。
兹因奉令征送壮丁叁名，催令紧急，現經商議決定聯合辦理，每家今派出叁拾元，七家共計弍佰壹拾元正，以抵代役壯丁叁名之數。今次抽阄抵役。葉樟潤、葉培壽、汪金根叁名當有收據為憑，日後如其再要奉令征送壯丁，當照此例辦理，不諭價目高低，均由七家攤派，決無異言。此係七家同意，協力同心，一致辦理，決無違拗，欲後有憑，立此聯合辦理筆據為証。
立:征送壯丁聯合辦理筆據人:葉樟潤 葉培壽 汪金根 葉培蓀 葉冬狗 葉金奕 葉正全。
証見人:保長葉啟垣 甲長葉林高 章雅來 葉樹勳 葉金淦 葉培基 葉悅喜 葉鶴年 葉盛奎 葉灶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七日立
1962年12月由陈戈、沈剡执导的影片《抓壮丁》 正式上映。该片以讽刺手法刻画了国民政府军队及其地方政权“抓壮丁” 的丑陋行径，充分展现了民国抗战时期“抓壮丁” 的真实故事。
自清朝末年开始，清政府腐败无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到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更是生灵涂炭，全国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沉重的民族灾难导致国内人口骤减，各军阀为了扩充兵员，不得不以“抓壮丁”的形式来强迫青壮年男子从军。征兵本来应该是义务兵役制，但是由于常年战事不断，各地兵源紧张，使得无兵可征，才会导致要靠“抓”来填补兵员。也就是说，凡是自愿的、觉悟高的和想当兵混口饭吃的都征完了，剩下的靠常规手段就很难征了，只有靠“抓”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起初国民党军队的兵源，来自“招募”。军队每到一地，派出招兵小组，每组二、三人，其中一人手执三角白旗，旗上书“招兵”二字，愿意当兵的人，只要年龄、体格合格，随时可报名参加。俗话说“竖起招兵旗，不愁吃粮人”，指的就是这种事。
那时当兵虽苦，但能吃得饱，穿得暖，还可以领一点月饷，这对于一些无业游民或走投无路时，为了解决温饱，就选择当兵的道路。后因国民党发动内战，加上政治腐败，当官的克扣兵饷；摧残虐待士兵，加之军纪太差，骚扰百姓，声名狼籍，很多人宁愿饿死也不愿去国民党军队当兵，招兵的办法实在是行不通了。
为了补充兵源，在抗日战争初期，民国政府颁布一个《征兵暂行条例》，主要内容是：
“一、凡属中华民国年满十六周岁至四十五周岁的男性国民均有服兵役义务。
二、服役期限六年。期满复员。
三、征兵分两阶段：第一阶段三丁征一，五丁征二。第二阶段，二丁征一，四丁征二。一律以户籍册为准。
四、各保造具适龄青年应征花名册送乡公所，乡公所会同“乡代会”审核，然后按名册编号、制签；征兵时，以乡为单位，召集各保及乡属单位有关人员参加监证，当场抽签，中签者听候通知，按时入伍。
五，对徇私舞弊者和逃避兵役者，按情节轻重予以处分。”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是民国时期流行的俗话，何况士兵的生活又最艰苦，所以，一般的人大多不愿当兵、豪门富户的子弟更不愿离开自己的安乐窝，去枪林弹雨中冒险，因此有钱的人都想方设法逃避兵役。他们知道最有效的方法是买通乡、保执政诸公。于是，请客、送礼、塞包袱、磕头求情、溜须拍马，无所不用其极，求得掌权者手下留情，在造应征花名册时将他们应征子弟名字“漏掉”。乡保长是一脉相通，同孔呼吸，狼狈为奸，勾结作弊。乡公所对各保报送的应征花名册一不查对，二不调查，由掌权者提笔写上“已核无误”，即按花名册编号、制签。塞了“包袱”的册上无名，当然不会中签。
到了抗日战争爆发，不但地方军阀到处抓壮丁，就连中央军也是由“征”兵变成了“抓”兵。还有一些军队把抓来的壮丁根本就不当“兵”待，被抓来的壮丁被虐致死事件屡见不鲜。有的甚至不仅仅是强制征兵，而是把征兵变成了屠杀。
坊间曾传一电报手稿，是民国二十七(1938)年7月14日，蒋介石针对四川壮丁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乱象，致电给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指出壮丁待遇如入地狱，全文如下:
“重庆贺代主任:
行营派赴各地壮丁验编处上下人员及各队长对于壮丁不人道之待遇，使受验者如入地狱。每日只吃二粥，且关禁闭室，不发被服，潮湿满地。壮者不逃则病，病者必死。死者照相，徒为领埋葬之费，并将其衣裤脱光，用席包尸，弃遗于沟中，亦不埋葬。所有医药埋葬等费皆被中饱。而每月一兵六元之费何以只能每日二粥?行营对于各处新兵从不派员切实检查，更不敢对下查缉舞弊情事。此事川民众口一词，绝非冤枉，而以南充区为最。其他各地亦皆如此。我设行营是为救民救川，而兄等竟以中之名义害川害民，且使中央信用扫地。行营人员在川之嫖赌贪污，无所不为，不仅声名狼藉而已。国家危亡至此，行营责任重大，而乃骄奢淫佚，如此岂不恶贯满盈?何以对人，何以救国！中正罪恶实上通于天矣！不灭何待?以后究竟如何处事与兄等自处之道，盼祥以教我。
中正手启。寒申机鄂。”
1940年3月19日，蒋介石又致电四川省政府秘书长贺国光，讲述了其偶遇壮丁押运的故事，全文如下：
“成都，省政府贺秘书长，密。本月十七日下午五时，巴县第四区双河乡巡查队第七号余汉青者，仍用绳索捆绑曳带就征之壮丁经过清水溪，殊甚惊骇。巴县如此，其他各县更可知矣。余当时问之壮丁与其带壮丁之差役，为何要如此用绳索曳带壮丁？差役称恐其逃跑；而壮丁则称，我等并未有一人逃过。可知差役之狐假虎威，故意作恶，而使政府与人民隔离，下情不能上达。而各县县长与主持兵役之人员亦只知坐在衙门催逼各乡交解壮丁，而不到各处亲自视察征兵实情，与先切实告诫带领壮丁之差役，使差役明瞭征兵意义与尊敬爱护就征之壮丁，以及慰勉其家属，使之发生荣耀心。而反将壮丁拽捆载道，违反征兵之良法，殊为可痛。
余又见当时曳带壮丁之差役巡查队第七号余汉青者，手指上带着甚重之金戒指，更可知差役平时下乡之勒索贪污之实情。若不严加改革完办，则兵役必日加困难，而且使就征之壮丁不知为荣，反觉为辱。未犯罪恶而形同囚犯，其有人再愿就征而不逃避乎？此皆上下兵役人员与县长应负全责。以后应彻底革除用绳曳绑壮丁之恶弊，并认此为兵役人员作奸犯科、违背法令之莫大罪恶。一面由军管区司令部编定征兵宣传纲要及爱护就征壮丁；一面慰勉出征军人家属等之各办法，严令办理兵役之大小人员熟悉实行。
关于最下层征兵带兵之差役，尤应由县署之兵役科长与县长切实训练告诫，一面亲自督察探访，有否此等虐待壮丁，牵曳带壮丁之不法行为。如有犯者，应以作奸犯科论罪，就地惩治。又应严防差役下乡勒索拷诈等弊。否则惟兵役科人员以通同舞弊之罪是问。
此次除巴县县长与兵役科长各记大过一次，并将该巡查队刘队长与余汉青严加斥诫以外，而余汉清手上所带重戒指应由县长负责严审其所自来，切实详报。
特通令全省各专员、县长、全体办理兵役人员切实遵照施行。如有违者，必以作奸犯科、破坏兵役治罪不贷。
中正手令”
既然是委座指示，那下面肯定会贯彻执行了，然而到了民国三十三(1944)年以上优待壮丁政策依旧未能如愿，反而更加恶劣。以致于同年7月21日蒋介石在黄山整军预备会上痛批:
“现在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兵役署主管人员要知道不仅是你们失职无能，而且是我们军委会全部的耻辱，我对于新兵如何征集，如何待遇，如何接收，应该怎么样考核，应该怎么样改良，一切具体的办法和步骤，五年以来，不知说了多少次，而到如今还是这样腐败，还是一点没有改进！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莩，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这种情形，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现在军政部在贵州沿途都设有合作站，你们所派的站长干的什么事？这个责任究竟应归那一个机关来担负？可知我们现在一般机构真是有名无实，内部一天一天的空虚，一天一天的腐败，长此下去，我们国家只有灭亡。”
这份民国时期笔据，就是一段历史的缩影，充分反应了民国那段时期的种种黑暗。抓壮丁是战争时期强征兵役的一种通俗说法，这种行为不仅仅在以前的中国有，在国外也很常见，尤其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种不人道的事物，但历史是不应该被我们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