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主席逝世工人阶级成弱势人群
毛主席的遗愿：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中国革命走了一条特殊的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先是遵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工人工作，发动工人运动，但这条道路并不顺畅，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重点工作改为发动农民和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后回过头再次强调依靠工人阶级，高潮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依靠力量是谁？毫无疑问，还是工人阶级。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达高潮。
走资派时代，《毛主席逝世工人阶级成弱势人群》。中国的工人阶级一夜回到旧中国。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历史依据。》
1968年8月，《红旗》1968年第2期发表了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毛泽东对此文加了批语并加写的一段话：“在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毛泽东年谱》第六卷，187页）
这段批语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一方面，是针对蒯大富一类富有革命激情但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的。1968年初，北大、清华都发生了武斗事件，而以清华尤甚。清华武斗中死亡18人，受伤1100人，致残30多人，经济损失1000万。革命小将们将派性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让毛主席十分震怒。
另一方面，是针对明里暗里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那些人讲的。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五大领袖谈到，“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泉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清华414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周泉缨是“四一四”的理论家，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靠不住，必须依靠他们那样的“知识阶级革命派”。
大浪淘沙，历史会检验很多东西。改革开放后，四一四派的周泉缨、沈如槐、汲鹏先后加入了胡德平与邓朴方的东湖公司与康华公司，投入“官倒”的怀抱。而据周泉缨回忆，胡德平与邓朴方并不否定414，胡德平说，在清华414问题上，邓朴方的观点是与他一致的，他们都认为414在文革的那一种极度困难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坚决和有效对抗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周泉缨：胡德平与邓朴方不否定清华文革414，http://blog.tianya.cn/m/post.jsp?postId=110703866）
“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这是他们的核心观点。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坐天下，也能够坐天下，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而当代的人们解读毛泽东派驻工宣队进校，一般理解为针对蒯大富，这是不全面的，是一叶障目。毛主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要打天下、坐天下，四一四派的人认为打天下的坐不了天下，而蒯大富一类的小资产阶级以为天下是自己打的，要自己坐天下，不懂得阶级的天下和个人或派别天下的区别。
随着毛主席的去世，“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句话就越讲越空，至今完全不提了。
今天，中国工人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巨大数量，有着先进的马列毛主义的理论遗产，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由于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处于严重的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分散化的状态（工运前辈刘实语）。
归根结底，是斗争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相背离。这毫不奇怪，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这是根本的规律。然而，无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却有着相对的独立性，有着能动的品质。阶级斗争如逆水行舟，资产阶级的“水”逆历史潮流而动，无产阶级的舟须臾不可懈怠。就像近五百年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封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都是几十年一个轮回一样，十月革命以后的资产阶级是逆水而行，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也往往是几十年一个轮回。如果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些时期，两大阶级有过短暂的“同舟共济”期，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之后，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去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存在任何幻想的空间。无产阶级的划舟人，如有先进理论的指导，又有阶级组织的手段，则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仍能成就伟业。相反，划舟者对资产阶级的水性不熟，或路线不明，或划舟技巧太差，就算舟已足够强大，则仍有翻船或退行的可能。前者，如中共早期领导的工运，二三百万的产业工人，相对四亿人口的大国，可以忽略不计，却掀起了工人运动的惊天巨浪，后者，如改革年代的工人阶级，尽管有了上亿的规模，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的文革的训练，由于对党内资产阶级这一新生事物不熟悉，对西方资本主义有着粉色的幻想，复辟的惨剧仍然发生了。
客观条件是需要我们下大工夫研究的，以使得我们的工作尽量符合实际，尽管有些条件不以人意志为转移。主观努力是我们可以亲身践行的，主观的努力本身就可以化为客观条件，所谓“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马列毛主义者从来不将主观努力当成纯粹的精神方面。相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最理解、最重视精神的作用，毛主席在评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
毛主席说的“唯心”，就是彻底的唯物辩证法：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精神与客观世界之间，加入了“人”这个能动的中介，绝不是资产阶级庸人们所说的“唯意志论”。将无产阶级当作物质武器，马、列、毛是一以贯之的。资产阶级很“唯物”，信仰拜物教，然而他们这个“唯物”是低级的、庸俗的，他们不懂得人的运动、社会的运动、阶级的运动是物质的高级运动形态。
今天，不存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政治条件，但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是一句空话、一句套话，是毛主席和所有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不息、身体力行的一句话。也是我们今天的行动指南，否则，我们的一切奋斗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毛主席本人就是中共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主要是从工人运动开始的。他在长沙第一师范办过工人夜校，他曾争取和改组湖南劳工会，使之走上革命工会的道路。他七赴安源路矿，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建立了我们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安源路矿支部和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他自述这段经历时说：教过两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他在做工人运动的这两年期间，领导湖南地区工人罢工十次，只失败过一次，大部分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在安源，1.7万路矿工人罢工7天，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抗战胜利前夕，毛主席以他一贯的高瞻远瞩在为党的“七大”所作的结论中说：“农民运动，我们比较会搞，工人运动就比较生疏了。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过去我们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比如内战时期，抗战时期都是搞农民运动，将来我们要再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等。这就是我们的预见。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主席又发挥他伟大的预见性，在党内很多同志还在向往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时，发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重要号召。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毛主席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批判这种糊涂思想。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还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依靠工人阶级，是要阶级斗争还是搞阶级合作，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向与刘少奇的资本主义倾向之争，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鉴于红卫兵小将的局限性，学生、知识分子无法再将革命向前推进，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开天辟地头一遭，工人阶级取得如此崇高的政治地位，中国工人走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毛主席逝世后，尚未完全成熟的工人阶级失去了他们的导师，阶级力量对比顿时失衡。资本主义复辟了。工人们沦为雇佣奴隶，先是政治权利的丧失，紧接着是经济地位的下降。工人阶级慢慢回想起主席的教导，备感亲切，备觉透彻。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就要努力克服我们自身的下意识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身处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有意无意间，不可避免要沾染很多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当我们要融入无产阶级斗争的洪流时，这些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我们的工作，腐蚀我们的灵魂。于是我们通常自嘲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就心安理得地放下工作，暂且偷安了。可是，阶级斗争无时不刻不在发生、发展，我们能休息，斗争却不会停止。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就要善于引导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特别是“左派”中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是我们批评的对象，批评即是团结的手段。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两种发展的可能，引导的办法不是融入其中，更不是跟随其后。小资产阶级群众有自己的梦想，即所谓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这是事实。引导的办法，第一，是在适当的时候打碎其幻想，幻想不打碎不行，打碎得太快也不行，散布幻想更不行。第二，让其感受工人阶级的力量，让其认识到，明君、清官、侠客都不能达到解放自己的目的，唯有依靠最有前途的阶级。有破有立，方能做引导工作。
我们纪念毛主席，是因为怀念他、热爱他，更是要践行他的主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他老人家留下的最深刻教诲之一，我们每一个自称毛泽东的信徒，自称的马列毛主义者，如果忘却了这个教诲，那就意味着背叛。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迈步从头越，工人阶级胜利的曙光，我们已经看到了。主席离开我们44年了，千万个毛泽东却正在迅速成长，我们脚下这片沃土，不缺生长毛泽东的条件。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沿着主席指引的道路，我们脚踏实地前进，胜利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转《何玉兴：最绝望的堕落——写给中国知识分子》
最绝望的堕落
（一）
纳粹期间的德国，大部分教授公开表态支持纳粹政府。大师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发表校长就职演讲时说：“任何教条和思想，将不再是你们生活的法则。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国现在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法则。” 爱因斯坦认为，“德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来看——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识界的这种普遍放弃、逃逸、堕落的行为，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
文革期间的中国，大师级的哲学家冯友兰建议：“秦始皇使用了政治上的威力，焚书坑儒，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全面的地主阶级专政，巩固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个历史经验很可以作为无产阶级的借鉴，这也是古今对照，古为今用。”溯本追源，如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中所说：“焚书坑儒这种高智商的杀人方式恐怕不是秦始皇一介武夫所能为”。
萨特的《恶心》，再现了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丑恶表演。在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 中，知识分子们成了世俗道德的违背者，他们行为怪癖，心肠刚硬，撒谎、虚伪、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卢梭靠女人生活，他不断地从养母或者养母兼情人那里榨取钱财，而当这些女人穷困潦倒之时，他却从未想到要帮助一下她们。他把与自己同居多年并为其生子的女人看作仆人和动物，随意加以伤害和侮辱。
雪莱因行为不端被赶出家门之后，经常采取威胁、欺骗、辱骂等各种手段，不断向父亲要钱。他终日周旋于众多女性之间，随意玩弄她们，再将她们抛弃。他四处借钱，却从未还过。
列夫·托尔斯泰立志要用自己宗教般的思想拯救人类，却终日沉迷于赌博和嫖娼，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小说给他挣了很多钱，他的庄园早就给输掉了。他经常把爱挂在嘴边，摆出一副农奴解放者的架势，却从没实际行动过。在两个哥哥贫病交加之时，他从未资助过他们，他的一个哥哥临死之前要见他，他竟然冷酷地拒绝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分裂。
法国布迪厄说：知识分子是一种悖论的或二维的存在。
韩国崔秀哲《分身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彭加勒《最后的沉思》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人类是一种双重性生物，无论是作为群体或是个人，生命内部都具有各种对张的二元力量向外发展。作为个人，这种双重性表现在身体和精神都同时需要动感与宁静，作为群体，社会历史是在社会群体与个性提升之间的冲突、妥协和调和之中发展。由于个体性与社会群体的普遍性两种相反的原则并存，齐美尔认为社会生活看起来就像双方寸土必争的战场。人们同时面对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原则，必须在冲突的两者之间努力取得平衡，以达成基本人性中的对立统一运作，这种运作要透过“不断地调节比例从而重获不断失去的平衡。”太深刻了。
拉塞尔·雅克比《最后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对美国知识界的更深的忧虑，即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它被专业化程度过高、狭隘的学院专家们取代，如今的专家们的意见只有少数的同行可以理解。哈耶克说，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周国平说：哲学成了办公大楼，在名目繁多的科室里，只见伏案办公的职员，见不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技术控制了人。哈贝马斯《走向理性社会》：生命的意义失掉了存在的基础，生命的价值失去了终极依据。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学者消失了，科学堕落为探究。
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描述的：宫廷乐师、行吟诗人与修道院的僧侣如今变成广告撰稿人、专栏作家与公共形象设计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独创的“有机知识分子”一词，勉强把他们归属于知识分子行列，其实他们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克拉芒斯是加缪《堕落》中的主人公，也是二战后巴黎知识界的典型，他一直过着双重的生活：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男盗女娼；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表面上乐善好施，实际上刻薄寡恩；表面上豪侠仗义，实际上见死不救；表面上夸夸其谈，实际上蝇营狗苟，表面上宽宏大量，实际上睚眦必报，表面上是忏悔者，实际上是法官……
翻阅黄梵的《第十一诫》，比萨特的《恶心》还让人恶心。主人公齐教授是声名显赫的学术权威，可他利欲熏心，投机钻营，生活腐化堕落，不仅榨取学生的科研成果，而且为了捞到科研经费，获取当权者的认可，不惜修改数据，拿人命关天的炮弹轨道数据当儿戏。在齐教授身上，我们看到走向堕落的知识分子“象征性的背影”，权力正在通过金钱和地位来诱惑知识分子放弃道义与良知。
费振钟的《堕落时代》，与其说它是一本关于晚明文人的书，不如说它是一部旨在人的现代性的书。走近晚明的文人，让我们嗅到了“堕落时代”的酒气，让我们看到了“堕落时代”酒色过度后的回光返照。他们酒后佯狂，装疯作傻，倚疯作邪的病态成为常态。而晚明文人的病，绝不仅仅属于晚明的文人。
王力雄在《渴望堕落》一文中写道：以王朔的小说与贾平凹的《废都》为代表的文学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与其传统观念，已经发生了许多背道而驰的变化，同时却和王朔笔下的痞子，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对于“堕落”的渴望。在当今的文坛，堕落似乎已经成为时髦，文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堕落并炫耀自己的堕落。
张承志在《以笔为旗》中将文人分为几类：东施抹上魔幻口红，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的人，纠缠在稿纸卷头却意在高官流水账的人，因不逞和无才而小心翼翼但求人和的人，高喊冲锋可是不见流血的人以及种种这棵树上附庸寄生的人。林贤治说：知识分子算什么东西呢？他们不过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来筑造辉煌的圣殿,自然也能用来砌做污秽的粪池。够了！关于知识分子堕落的例子，书里成千上万，现实中比书上还多。
一棵被当地居民视为地标的树，多少年来，人们行走在旷野中，凭借它找到自己的家。树死了，许多人从此再也找不到家园。
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说：“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官僚的腐败只能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误国误民，流弊深远。最可怕的堕落也并不是匪盗痞，而是知识分子。匪盗痞的堕落都只能贻害一方百姓，坏一家之风气，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却败坏的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操守。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和一个民族彻底的和最后的堕落。其他人的堕落好比大江大河局部的浑浊，而知识分子的堕落，则是水源浑了。
毛泽东与账本的渊源已久。1936年9月，毛泽东在保安窑洞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还说到他父亲脾气暴躁，常常打他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从9岁到17岁，毛泽东一直给家里记账。1910年秋毛泽东留下一首“孩儿立志出乡关”的诗，夹在父亲每天都看的账簿里，离开韶山从此走上了求学、革命的道路。1920年毛泽东参与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时，尝试将“年度结账”会计制度改为“半年算”，还率先向社会披露会计信息;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户佃农张连初家进行试点调查，又用算账的方式写出《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用数据揭示中国佃农的贫苦生活，寻找中国革命的动力之源。之后，他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又留下了三本重要的“伙食账”。
新中国成立后的“共和国第一家庭账”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展示了贺清华的一段话：“毛泽东一生反对特殊化，坚持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为规范生活管理、杜绝特权行为，毛泽东一家从1952年开始设立生活账簿，包括日常杂费开支账、生活费收支报表、物品分类账，等等。”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记录的伙食账，这本伙食账不仅仅是简单的流水账，还有报表。据《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记载：1962年“毛泽东建议，对自己一家的收支认真填写报表。”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保存的“生活费收支报表共42本。内容为1962年到1975年(缺1974年)的月度报表、季度报表或年度报表。”从此，毛泽东家庭生活账从单纯的记账活动升级为报表管理。因为有文物在此，使我们得以了解毛泽东这套伙食账的全貌。
(一)明细账。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展示了一页明细账，这页明细账可以据实反映出毛泽东家庭生活支出的原貌，十分珍贵。明细账采用印制的收入、付出和结余三栏式账页格式，记录了1967年7月和8月的部分生活支出业务，跟单位的明细账一致，记录得十分详细、规范。比如7月13日“供应科购食品7.72元”，7月31日“主席洗衣费1.6元”，8月8日“做睡衣手工费1.38元”，8月10号“首长八月党费20元”，等等;还包括为了出差买7把箱锁、修理吹风机的支出。事无巨细。
(二)月报表。在1963年4月的生活费月报表里汇总了毛泽东一家当月的生活收支数字：上月结余8579.39元。收入两项：主席工资404.80元，单据1张;江青工资243.00元，无单据。支出8项，其中：伙食费400.81元，单据36张;副食品115.94元，单据14张;党费20.00元(这党费应是毛泽东和江青两个人的)，单据1张;杂费26.55元，单据3张;家属杂费(表中“尸”字下面放个“示”，是“属”的第三批简化字)252.77元，单据20张;澡费1.50元，单据1张;汽车费2.50元，无单据;月租费86.82元，无单据(应为毛泽东住在中南海的房租)。期末结余8320.30元，比期初减少259.09元，当月入不敷出。这张月报表的制表人是刘文德，负责人是许心诚，编报十分规范，可以清晰反映毛泽东一家当月的生活收支结构及其详细金额。
(三)季报表。1966年第一季度的季报表汇总了毛泽东一家的季度生活收支数据。上期结余：13367.03元。收入两项：主席工资1214.4元，并注明是3个月工资404.8元的合计数;江青工资729元，也注明是3个月工资243元的合计数。支出4项：家属杂费30元;澡费6元，并注明每月2元;暖气费111.24元，每月37.08元;月租费254.79元，每月84.93元。季度支出合计402.03元，期末结余14908.4元，比期初增加1541.37元。这张季度报表的制表人还是刘文德，但负责人变成了徐吉梦。这张季度报表可以反映毛泽东一家当季的生活收支结构及其金额。
但1969年3—6月的季报表，却包括了4个月的收支内容。上期结余：2066.56元。收入只有一项，即毛泽东的工资还是1214.4元，并注明是4、5、6三个月的工资合计数，江青的工资已不在此列。据《毛泽东生活档案》一书证实从1970年开始，他们不仅分账，还分开吃饭。这张季度报表中的支出有6项：月租费259.05元，并注明是4、5、6三个月的;煤气费11.1元，也注明是4、5、6三个月的;另外4项支出是：日用品支出67.58元、伙食支出578.35元、茶叶支出15.7元、水果支出16.26元，但注明是3、4月的支出，而非4、5、6三个月的开支，时间和归类没有统一。制表人是刘元祥，没有负责人签章。报表的潦草也折射出当时的时局，严谨的会计人员也不专心工作了。
(四)年报表。1974年6月至1975年5月的年报表显示上年结转：3985.47元。1975年1—5月主席的工资收入2024元，每月还是404.8元。月租费228.2元，党费160元，生活开支分为伙食费3221.15元、水果费243.67元、茶叶费104.76元、生活用煤气费18.5元、日用品开支63元。期末结余1970.19元，当年的开支大于收入2015.28元。但这张年报表是1975年5月后编报的，并不是按年度编报的，随机性强，应是毛泽东要看生活费年度报表或有其他需要，临时编制的。制表人和负责人也都没有签章，报表的编制有点潦草
《毛泽东生活档案》还进行了补充说明：“应当说明的是，毛泽东生活费报表中的开支，并不完全是他一家的开支，其中还包括招待一些客人特别是民主人士的费用，以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夜餐费、部分医药费和出差补助费。生活账反映，毛泽东身边许多工作人员在毛泽东的收入中报销过医药费和出差补助费。根据日常杂费开支表1965年2月24日到6月30日的统计，毛泽东付工作人员医药费72.8元，出差补助费280.35元。”当钱不够用时毛泽东会“翻翻生活账，并叮嘱工作人员注意节约”，也会动用稿费，补贴家用。
这套生活账从1952年一直记到1977年元月，记录了25年;报表从1962年编到1975年，也编了13年，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住房、煤气甚至洗澡都要付费;还证实毛泽东降过三次工资，从最初预定的每月600元降到510元，再在1960年从一级降到三级每月404.8元，直到去世也没长一分钱。这套“共和国第一家庭账”，既有明细账，还有生活费用收支报表，报表还分月报、季报和年报，其中还有根据随时需要编制的报表，既详细，也全面，还十分规范。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记录家庭生活账，是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的一个生动写照。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随着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的覆灭已成为时间问题，对日作战开始成为同盟国的作战重心。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以加强反法西斯联盟，协同对日作战。
由于蒋介石一向对苏联不友好，斯大林反对将中国列为四大强国，加上又瞧不起蒋介石，不愿与蒋会面，故对罗斯福的倡议迟迟未予答复。斯大林的态度和想法，使罗斯福颇感意外。
考虑到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矛盾，罗斯福决定将四巨头会议分两次开，即先在埃及开罗开中、美、英首脑会议，然后再在伊朗德黑兰开美、英、苏首脑会议。这一想法得到中、英两国的赞同。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拟订会谈方案。其中涉及中国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战后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并无偿接收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等。蒋介石对这个方案甚为满意。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
建议中美共管，蒋介石一拒琉球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开，其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了4次。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老半天，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这么一说，罗斯福觉得蒋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国，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国。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
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国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国，自然有他的考虑，但由于蒋介石的犹豫态度，罗斯福第一次提出的这一建议没有成功。
惧怕日本，蒋介石二拒琉球
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
蒋介石见罗斯福又提到这个问题，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琉球问题，变得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作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
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蒋介石当时为何不要琉球群岛呢？据后来跟随蒋介石到开罗的国民党官吏们分析，他去开罗，主要是争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没有争琉球的方案，蒋介石认为能将东北、台湾及澎湖争回来就足够了。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强国，蒋介石怕中国得到琉球后，日本日后找中国扯皮，中日两国再结新怨。
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蒋介石严防消息泄露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才回过味来，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蒋介石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尽管蒋介石对王宠惠千叮咛万嘱咐，但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入中国的事。此事在国民党高层传开后，许多人跑去找王宠惠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宠惠怕事情搞大了难以收场，再也不敢讲出实情。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了对中日两国的态度，开始扶植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美国在琉球群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1962年3月19日，台湾《联合报》记者司马桑敦得知美国政府马上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时，心中很不舒服，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开罗会议上太马虎，不提琉球问题，以致本该归中国的琉球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国的东部海防被撕开一道大裂口。司马桑敦和台湾群众当时还不知道，不是蒋介石马虎没提琉球的问题，而是蒋介石执意不要琉球，而且连拒了两次。
司马桑敦的文章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为了使此事不至扩大，蒋介石亲自出面辩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说:“实际上，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上地位不同。我们当时（开罗会议）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罗斯福两送琉球群岛被他拒绝的事，他却一字未提。
蒋介石不要琉球群岛，日本深受其益，美国也获得了大利。今天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态势，以及各种资源的纠纷，都是在这次安排的大框架下产生的。
本文参考资料:《中国国民党与台湾》，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2月印，作者陈三井；《雷震全集》，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雷震著。）
丑闻之一：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日本侵略中国时奋起抵抗，这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被中国资改派“精英”们吹捧为“担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国民党军队，却创造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丑闻：投敌人数超过聊杀敌人数。
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１９６４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４３．５６万人，美国统计死亡４４．７万人（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着：《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下册，９１６页注释２）。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按照这个数字，在侵华期间，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的总数）人数大约为４５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哪怕都是国民党军打死的，日军死亡人数也就是４５万。
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根据李敖《蒋介石评传》和《自己不洗别人洗》两书（文）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５０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也记录着：“叛逃的将军１９４１年有１２个，１９４２年有１５个，１９４３年是高峰的一年，有４２人叛逃。５０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大家看见没有，上面两则信息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人数约５０万。
结论：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叛国投敌当伪军的在５０万人以上，而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死亡的人数为４５万，就算这些死掉的日本鬼子都记在国民党军队的“功劳簿”上，那充其量也就是杀敌４５万人，与投敌叛国的５０多万国民党军队相比，实在不能让国人为蒋介石的国名党军队感到骄傲。连西方国家都嘲讽说：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战争奇观。早在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创造的这个“奇观”就已成为世人笑柄，国名党军队也因此被说成是二战盟军中的“异类”。
丑闻之二：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
说出来可能人们不信，国民党政府竟然给投降日本鬼子的伪军发放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而这件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蒋介石身上。战后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有战斗力，只是白白消耗日军粮食。其实，不少伪军投敌后，并没有消耗日本人物资，而是享受着重庆的军饷，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
这个事实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该资料的来源，参见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一书第３２７页。这本书由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出版。
该资料披露后，连当年的盟国也为之哗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又一丑闻：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丑闻之三：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４１师团在１９４２年２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蒋粉丝为蒋介石翻案的时候，最喜欢强调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的辉煌业绩。很多人还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历史教材隐瞒“国民党是抗日主力”的真相。其实，建国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教材最多只是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
现在好了，国民党成为日寇“友军”的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来，这实在让那些盛赞国民党军队是抗日主力的中国“精英”们无地自容。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拿“国民党抗战死亡多少多少将领”说事，拿“击毙多少多少日军将领”说事，就是不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投敌后还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来屠杀中国人的这些脏事和破事。他们的脸皮太厚，已经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丑闻之四：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
国民党军队成批成批地卖身投敌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嫌对日军帮助不够。他们又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跑到日军那一边，变相地帮助了日本侵略者。这个现实是残酷的，也是令人扼腕哀叹的。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资料吧！
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第十八章中说：“１９４４年４月中旬，日本６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５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３０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
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３００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３００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１００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
１９４４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５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该书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中说：“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
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１９４４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
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该书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１９４３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本国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鲜见。国民党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这个事实令人心酸。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农民也当了卖国贼，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的。谁逼的？就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
丑闻之五：抗战后期日本放蒋介石一马
那些反复强调国民党抗日有功的蒋粉丝们，最喜欢说的就是：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中国就灭亡了。但事实并不如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勉强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马。让我们来看有关档案资料。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中说：“到１９４４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为什么呢？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１９４２年５月的一次谈话更令人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出处同上）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他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与中国“精英”们拼命鼓噪地“敌后战场中共武装是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观点不同，日本这位第一部长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也谈到日本这方面政策的变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１９３９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
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１９３９年年中到１９４０年年末之间的１８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７万人从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谅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把中共威胁说得更具体：“１９４１年底治安地区为１０％，准治安地区为４０％，未治安地区为５０％”，导致１９４１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１９４１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到１９４４年秋，“在方面军占领的３个特别市和４００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３个特别市以外，只有７个县（占总数的１．４％）。有１３９个县（３１．５％）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６６．９％的２９５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
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厉害，如果再获得外国援助的机枪大炮，这对日军来说，其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１９６７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说：如果八路军有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这就是现实。国民党军队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是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王沪宁在1988－1989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大家想想1989年前后是什么大气候？“1988－1989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有可能出现什么可怕的情况？是不是令人不寒而栗？
“点检一下王沪宁的履历不难发现，正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王沪宁去了一趟美国，在一所培养美国统治阶层的‘常春藤’学院进修半年多。又去了一趟台湾。他是得了别人的真传，还是衔着别人的使命而为之？又是否因为已经有了中共首脑和首脑系统的卵翼保护而有恃无恐？”
“事实上，早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王沪宁就一直与一帮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如今蛰居国外的‘民运人士’打得火热。他是王军涛、高渝主持的《经济学周报》的热门撰稿人，是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当红小生。政治学界广泛流传的‘北严（严家其）南王（王沪宁）’，更说明了两人在贩卖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方面沆瀣一气、此呼彼应。他还是李锐、鲍彤、李慎之、曹思源等思想极右人士看好的‘新锐’。至于王沪宁与上述人等的秘密活动及往来，亦应有人证事证。所有这些，一个负责任的中共干部部门是不难查出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和国家教育部负责人，都坚决反对把王沪宁调入中南海？”
毛泽东时代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优秀代表”，如张春桥姚文远等。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接班人五条标准的第一条，就要求知识分子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中国共产党代表里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优秀代表”极为重要。而现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统治阶级里就根本没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优秀代表”。
现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统治阶级里的三代走资派军师王沪宁，他是顶礼膜拜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上，王沪宁的所有文章者证明他是痴迷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就连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他都不够。
但是，王沪宁是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才入党，没有丝毫真正共产党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学习。王沪宁除了是“三朝帝师”外不知道他有什么贡献。应该基本不算是马克思主义者。王沪宁喜欢看书，但是据网上列出的大量书单中可以看出，王沪宁读的书中竟然没有一本是马列毛泽东等的共产党人革命著作。
当年毛主席重用知识分子陈伯达，但毛主席是正确使用陈伯达，不被陈伯达左右自己。而走资派江胡习是错误使用王沪宁，被王沪宁左右自己。现在的江胡习修正主义谬论其实准确说应该是王沪宁谬论。实际上江胡习都是没有自己主见的草包。实际上都是王沪宁谬论。
走资派习近平的十九大告诉人们，走资派、卖国派统治的中国特色政府的大格局没有改变。
有革命者爱国者认为王沪宁可能是美帝安插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特洛伊木马，是中国的雅科夫列夫。
请看：《“王氏三部曲”将把中国引向何方 ？》（红色中国网，2017-10-27 04:52，帝国代理，来自红旗网）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谈谈王沪宁》（luwei1234，23:28:15 10/25/2017，华岳论坛）
《关于王某人的一些资料》（轲南，16:27:33 10/30/2017，华岳论坛）
《在红中网搜索“王沪宁”的结果》（龙翔五洲，红色中国网，发表于 昨天 04:40，我阅读的时间是：2017/10/28 12:15）
《1994年的王沪宁日记》（红色中国网，2017-10-25 23:00，王沪宁，里面还有《王沪宁1994年书单》，值得习近平看看）
你以前批判过王沪宁吗？作者：批判过，请看专门批判他的文章：
《可怕的王沪宁（完善无产阶级宪政制度才能拯救中国和全世界之结论）》（《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论》续四九四，2013-4-13，华岳论坛）
文章提出：“最可怕的人是修正主义‘理论家’。”指的就是王沪宁。
（因为此文重要，故列为附录）
为什么王沪宁会平步青云？因为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解决接班人等问题。特别是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后的改革开放错误路线下的近亲繁殖，使得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最可怕的是打倒薄熙来后，现在上层没有明显的走社派，却有了毛泽东时代不存在的卖国派。
为了提拔王沪宁，做贼心虚，这次竟然在简历上进行了欲盖弥彰的篡改，蓄意隐瞒了他的留美经历，请看现在官方的简历：
“王沪宁同志简历
王沪宁，男，汉族，1955年10月生，山东莱州人，1977年2月参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教授。
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1972－1977年 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
1977－1978年 上海市出版局干部
1978－1981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1－1989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副教授、教授
1989－1994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
1994－1995年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1995－1998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
1998－2002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002－2007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7－2012年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2－2014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4－2017年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2017－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十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说他留美了，有证据吗？
当然有。请看2012年官方的简历：
“王沪宁同志简历：
王沪宁，男，汉族，1955年10月生，山东莱州人，1977年2月参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学位，教授。
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1972－1977年 上海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
1977－1978年 上海市出版局干部
1978－1981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国际政治专业研究生
1981－1989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副教授、教授
（其间：1988－1989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
1989－1994年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
1994－1995年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
1995－1998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组长
1998－2002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2002－2007年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7－2012年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2012－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十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大家想想1989年前后是什么大气候？“1988－1989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有可能出现什么可怕的情况？是不是令人不寒而栗？
有革命者爱国者指出：
“点检一下王沪宁的履历不难发现，正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王沪宁去了一趟美国，在一所培养美国统治阶层的‘常春藤’学院进修半年多；又去了一趟台湾。他是得了别人的真传，还是衔着别人的使命而为之？又是否因为已经有了中共首脑和首脑系统的卵翼保护而有恃无恐？”
“事实上，早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王沪宁就一直与一帮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如今蛰居国外的‘民运人士’打得火热。他是王军涛、高渝主持的《经济学周报》的热门撰稿人，是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的当红小生。政治学界广泛流传的‘北严（严家其）南王（王沪宁）’，更说明了两人在贩卖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学说方面沆瀣一气、此呼彼应。他还是李锐、鲍彤、李慎之、曹思源等思想极右人士看好的‘新锐’。至于王沪宁与上述人等的秘密活动及往来，亦应有人证事证。所有这些，一个负责任的中共干部部门是不难查出的。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当时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和国家教育部负责人，都坚决反对把王沪宁调入中南海？”
（《一个政治杀手的自白——谈谈王沪宁》，luwei1234，23:28:15 10/25/2017，华岳论坛）:
显然上层卖国派蓄意隐瞒了这段容易露馅的访美经历。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必须立即坚决要废除农奴主的剥削制度。将农奴从农奴主手下解放出来。
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
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
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
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他们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我们知道。他们要叛乱，我们也知道。过去他们闹事，我们没有去平息，请他们平息，他们认为我们害怕。
我记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经有过一个风潮，那时他们就想搞叛乱。铁棒喇嘛要进城，我就说，让他们进城，要打就让他们打。
这次西康的叛乱分子进城，铁棒喇嘛进城，我们的态度是要干就干。
有什么办法呢? 每天同他们讲和，他们不干嘛! 两种对立的政治态度嘛!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1）阶级立场——废除农奴主的剥削制度
现在看来，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
（2）已经注意了斗争策略
索康、帕拉等人发动叛乱，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把我们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也估计错了。我们的方针，你们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是否改革，还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决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们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一些从西康跑来的叛乱分子在山南等地发动叛乱。
（索康、帕拉等人发动叛乱，他们先叛乱，掌握政治主动权的就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
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西藏人民自卫武装独立自主的枪杆子。）
（3）具体稳定局势的斗争艺术
你们对西藏的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 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禅:我认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至于怎样改革，周总理曾经讲过，要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进行。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改革的具体政策需要商谈，而且需要确定下来。建议你们在北京同民委和张经武同志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萨以后，再更具体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所谓“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枪参加叛乱，也没有跑到印度，但是态度很顽固，反对我们、反对改革的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斗争策略。）
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民主建国会的人。他们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习惯了，现在生活过得很好。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稳固地团结的政策。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四面出击。）
除了资本家，还有民主人士，过去国民党政府的文官和武官，甚至像刘文辉那样的大地主，只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上层人士，我们绝不会丢掉他们，也不会暂时同他们合作将来不要他们。对全国所有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我们都是团结的政策。道理很简单，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对全国人民有利。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发展进步实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这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会议比起来，这两个会特别是政协会议增加了好多人，参加的人的范围扩大了。有些人我们还准备继续安排进去。
你们和索康他们不同，采取了同他们相反的政治态度。索康等到过北京，我见过他们。这些人和英国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经陷在里边了，一心想搞独立。他们计划很久了，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据地就是他们计划的。
（毛泽东做好最困难的准备，预见力，知己知彼。）
这也是为着准备退路，准备叛乱失败后，他们好从那里跑。
他们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我们知道。他们要叛乱，我们也知道。过去他们闹事，我们没有去平息，请他们平息，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我记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经有过一个风潮，那时他们就想搞叛乱。铁棒喇嘛要进城，我就说，让他们进城，要打就让他们打。这次西康的叛乱分子进城，铁棒喇嘛进城，我们的态度是要干就干。有什么办法呢?每天同他们讲和，他们不干嘛!两种对立的政治态度嘛!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实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你们和他们不同，站在我们方面。还有中间派，是动动摇摇的。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讲话好。
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的。农民，藏语怎么讲?(翻译:藏语叫“米赛”。)米赛起来斗你们，你们怕不怕?只要你们站在人民方面，我们可以给米赛讲清楚，不要斗了。刘文辉就没有斗。我们可以叫米赛顾全大局，不要算历史上的旧账。这样可以使许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斗一下，很难说。我们把你们当作左派，你们可以劝中间派，告诉他们世界要变，要他们对米赛的态度好一点。他们这样做有三条好处: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于被斗争。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行群众路线、统一战线。）
（4）制度改革和特殊地域信仰等等问题
现在，你们都是国家干部、人民代表，还分别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在西藏你们还有职务和工作。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米赛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是循序渐进的进行。）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青海有个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个庙被群众砸了，干部去阻止，群众同干部还起了冲突。其他地方的寺庙，我们都保护下来了。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庙，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要砸，我从那里经过，给制止了。现在，被砸过的寺庙，当地人民政府正在组织重修。（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宗教政策）
你们在精神上要有准备。改革以后，有一个时期喇嘛可能要减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们不是不信佛教了。当然年老的还是愿意留在寺庙。你们要把工作范围放广大一点，在寺庙和不在寺庙的佛教徒都是归你们领导的。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达赖上次来北京时，我同他谈过话，谈得很好。他向我保证，回去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但看来他还是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在他下面的索康、赤江、帕拉这些人都是很坏的。达赖有那样一个很不好的环境。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对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聪明人，他能够想到，他离开西藏、离开人民、离开祖国之后，下面的文章不好做。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就流露了这个思想。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给进步势力充分信任、在和顽固势力斗争中充分留有余地、争取最小的损失。）
（5）继续展现政治诚意，充分留有余地
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要达赖从那个环境出来，离开索康、赤江、帕拉等人，办法很难想，这全靠他个人的意志，个人想办法。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显示充分的诚意。）
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乱的领导分子。我们不准备采取杀的办法，保留他们的生命，慢慢地改变他们的脑筋。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更有利于争取政治主动。）
但办事是不能让他们再办下去了，因为他们是叛国分子。你们要同阿旺嘉措、喜饶嘉措、黄正清等很好地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