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独藏独闹得欢走资派自作自受

疆独藏独闹得欢走资派自作自受

 

 

今天《疆独》《藏独》闹得欢，应该是走资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胡乱邦远不止《两少一宽》这一大错。胡乱邦的严重胡搞失误远不止《两少一宽》犯下大错这么简单：

东突势力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犯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现在还否认东突势力对新疆的影响，粉饰太平，那是纯粹的自欺欺人。观察再稍微仔细一点，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后走资派邓小平胡耀邦将牛鬼蛇神放出来之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东突势力恶性膨胀的二十年。

这既与外部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国内的政策有关。就是胡乱邦的《两少一宽》犯下大错。看今天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证明。客观上讲，正是这些胡乱搞的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藏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

王震在新疆建立了《新疆建设兵团》。这个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机构为新疆的统一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可谓“呼之即来，逢战必胜”，养百万大军而不费一粒粮饷。王震在新疆大力打击分裂主义势力，保新疆几十年太平。

因为分离主义分子绝对不会因为政府的心慈手软而改变观点，相反他们就会认为政府软弱，就会大肆发展势力。等到他们坐大之后，不得不对付的时候，可能就成了正规军对正规军的大血战，所以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暴。

当时的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确实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有同感。

到了胡耀邦的时代犯下了拍脑袋主观主义的大错，那就是“新疆六条”和“西藏六条”。大致内容是：1． 充分自治；2． 修养生息；3． 采取适合西藏特点的特殊灵活政策发展西藏经济；4． 支援大量经费，促进农牧业生产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5． 恢复西藏文化教育科学事业；6． 进藏 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

对比“西藏六条”，也就有了“新疆六条”。为了落到实处，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

胡乱邦以为政策对新疆倾斜，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汉族，自然而然就要维护祖国统一。谁知道少数民族中的少数农奴主和上层根本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有个西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保管国旗的维族小学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国旗上踩一脚！要怎样的仇恨才能导致这种举动？！胡耀邦的错误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胡乱邦不知道治理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赖的力量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而不是少数民族中己经被赶下台的农奴主。开明的农奴主为足可以作为团结对象，不能是力量的主体。新疆六条中有几条是直接伤害汉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参军和上大学新疆人要占60%，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必须是维族中放出来的农奴主。

这几条，把新疆的汉人至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层的阻力。相当在新疆的各族人之间终埋下一个冲突的火种，极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间的矛盾。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政策并不能增加维吾尔族人对汉族的好感，尤其 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的精简，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种60%的政策越来越成为另外一个包袱——下岗的人很多是维吾尔人，因为工作人员中它们的比例本来就大，素质又相对偏低。甚至连考大学的60%政策，也随着大学生就业的面向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包袱，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包袱。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不满，然后呢？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识的人的参与，单靠一群文盲是无法成事的，而现在的新疆各大学，客观上正在制造着这样的人。

法律事实上对维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说法，如果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一半以上的维族青年都要进监狱。话有点过分，应该也有点夸张，但却反映了新疆治安的无奈。网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发生的一些恶性案件，如买羊肉串被杀，罪犯却只被判2年徒刑等，无不引起极大的民愤。如果说60%的政策只是损害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治安状况的恶化，损坏的却是生存权利，如果听之任之，则只会引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人口异常流动——新疆汉人向内地的流动！同样，维吾尔族的人是否感激这种庇护呢？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疆独分子的发言：

“那个妇女把***的羊肉翻来翻去，到最后却不买了。旁边两个警察视而不见，结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个妇女，杀了一个警察，自己也被另一个警察杀死。”（很抱歉，我找不到那个贴子的原文了，这是凭记忆自己写出来的）

在他们看来，看了肉以后不买就是死罪，而警察则有维护维吾尔族人的义务，否则就该杀。它们丝毫不考虑自己的法律义务，而这样的思维，却恰好是胡乱邦的政策惯出来的。而这种政策对汉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汉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汉族下岗女工在公园门前摆了一个台球案以谋生记，中午十四岁的妹妹和暑假归来的大学生姐姐来接替母亲，换母亲回家吃饭，从此这位母亲永远失去了这个刚刚进入大学的女儿。母亲走后，几个维吾尔青年来打球，打着打着，其中一个便开始对妹妹不轨，当姐姐的自然挺身保护妹妹，一句愤怒的话没有说完，一把匕首就刺进姐姐的胸膛，姐姐当即毙命，这个杀人的维吾尔人在妹妹悲愤的哭喊中扬长而去，周围都是维吾尔族人，但没有一个人制止，也没有一个人报案。等母亲回来看到这突变的事件，才报案叫来了警察，警察向围观的人群询问，竟没有一个人说看见过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来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将正在喝酒凶手抓获，凶手竟说，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回来法院竟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了凶手两年徒刑。社会顿时哗然，死难者家属扬言将抬尸游行，政府有关部门纷纷来做家属工作，许以抚恤、工作等条件，软硬兼施，硬是息事宁人地将事情压了下去。”（引自《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作者：无奈）

再来看看胡耀邦干了什么愚蠢的事情：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 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不少维吾尔族和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

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从这一点看出，当时的中央。拍拍脑袋就想当然的以为，宗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击，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后，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更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从而断送了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环！

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一九七一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 强行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字，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传统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在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不识维吾尔老文字，不能阅读老文字的历史文献，而 谙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结果当然是文化断层现象日益严重，汉化越来越普遍。而维吾尔族老文字，是载负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维吾尔族与其它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区别开来的特徵之一。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许会好办得多。毕竟，当年的中国在封闭中发展，可以不考虑国际的压力，而今天的我们，却经常不得不在国际压力面前退却，这种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作改变了。

胡耀邦等人，靠着拍拍脑袋，就天真的以为恢复维吾尔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维族人示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害了后来的继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干部称呼胡耀邦为“胡乱邦”(《天葬》，王力雄)。

再来看看维吾尔人是否感激这种政策：“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对维吾尔人的高考教育实行“照顾制”，实际是变相地剥夺了维吾尔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想想看，维吾尔人从小学到高中受的是维吾尔教育，上大学学一年的预科汉语，其後再上四年的汉语专业课程，能学到什么。”从小受到维吾尔教育，结果不会说汉语，知识水平上不去，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

胡乱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把手必须是维吾尔族人，更加客观上助长了东突势力的嚣张气焰。历史上新疆有很多维族高官参与过东突的活动，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东突。很多时候，开枪的命令要征得维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达，白白牺牲了很多战士。（详见新疆士兵亲历记）在基层，实际上维族领导只需要有意无意的偏向维族，就可以是汉族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

胡乱邦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将军的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同年11月1日正式运作。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60年代，全国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新疆现代工业基础主要由生产建设兵团缔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某人主政军委工作后，认为比毛高明（时毛、周都已体弱高龄多病），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决定：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胡乱邦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定为1960年11月12日，与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均于11月12日建立)。

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组织，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

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至1969年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据统计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在获取充分、确凿的证据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处理。

然而，走资派邓小平主政国务工作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体弱高龄多病），邓小平明示后，1975年8月自治区革委会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作为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改革开放后走资派邓小平胡乱邦复辟资本主义后又都被平反放了出来。今天《疆独》《藏独》闹得欢，应该是走资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yongbing1993]

《胡乱邦》乱了西藏又乱了新疆






世上的贪婪狂妄者，总是同恶相求、同欲相趋，干坏事互相帮衬，有利益拼命争抢。如今走资派特色政府面对五独：港独藏独疆独蒙独台独合流。 世界上反华势力猖獗，有「五独」之称的「港独」、「藏独」、「疆独」、「蒙独」与「台独」再度合流，意图分裂中国。

美西方帝国霸权主义者不遗余力利用中国的民族问题做文章，在民族问题上又选择历史为突破口，目的是从源头上割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构建，撕裂少数民族同中国的渊源关系，把少数民族世居的地方一块一块地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妄图从领土主权、民族关系、历史问题上肢解、分化、颠覆中国。

走资派胡乱邦 1933年8月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简单说，胡原是三军团老彭手下的团级干部，后来是聂总手下的18兵团 付兵团（军）级政治部主任。 胡15岁投身革命是红小鬼，毛主席提他任共青团书记。

毛主席对胡耀邦的评价可谓入骨三分，「此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可否译：不懂装懂，胡说八道）

总起来说：胡在建国前参加革命，没有功劳有苦劳。 志大才疏，不学无术，没水平。 一刀切平反右派和牛鬼蛇神地富反坏敌对分子。 随由敌对分子非毛，贬毛，反毛，去毛，政治上弄不清，胡涂虫！ 乱西藏，乱新疆，波及内蒙等区域是大罪！ 胡说八道，信口开河，乱七八糟的政策，胡闹！ 弄不清自己是几斤几两，自以为还高明还伟大！ 就其材料，充其量当个副省长，基本团级水平，甚至不及格！

胡耀邦是15岁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红小鬼，1952年被毛主席亲点为团中央第一书记，可以说是毛主席一手提拔的。 但毛主席病重时策划了「四五」事件，毛主席逝世后，胡耀邦更是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理论与实践。 否定阶级斗争理论。 全盘否定反帝反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外界称为「非毛化」第一人。

胡耀邦在少数民族上扶植旧贵族，压制共产党的积极分子。 在西藏，胡耀邦万里1980年12月到西藏后，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 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 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 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 不仅如此，胡耀邦还提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 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两少一宽”等等政策，使稳定多年的西藏、新疆开始动荡，为近几年的“3·14” ，“7·5” 埋下了隐患，时人称为「胡耀邦，胡乱邦，乱了西藏乱新疆」。

一 九八○年五月，刚被扶上总书记三个月的胡耀邦、和刚担任副总理一个月的万里一同到西藏考察。

胡耀邦在飞机上就对随同人员说：「西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地区， 基本上是藏族的西藏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第一，它拥有全国八分之一的面积﹔第二，人口不 到二百万，只相当于全国的五百分之一，而且现在还很穷。」胡耀邦说：「二十多年来，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广大干部工作也是努力的。之所以 没有把经济发展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根本的问题是，多年以来，一条极左路线对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破坏很大。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 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胡耀邦告诉大家：「中央政府考虑的几项非常措施概括为六个字：「免税、放开、走人」。 胡耀邦到了拉萨，他和万里把在途中的谈话内容， 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地同自治区领导班子讲。

5月28日与领导班子座谈，万里积极配合。 自治区第一书记阴法堂还拉来志愿军出身的前任任荣，两人会后一起劝胡耀邦：“明天干部大会，千万不能讲。”

29 日胡耀邦在拉萨干部大会上做报告，有人形容：胡耀邦根本没有听两位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劝说，他把外衣一脱，讲得更多。 他在报告中提出的「六件大事」。 概括起 来是两点：1、政策左了。 2、汉族干部要撤。 他说：「国家每年给西藏六个亿，都让汉族干部吃掉了，藏族老百姓没得到好处。」、「100人申请。70人批准。技术干部要留下来。」万里插话：「80 人批准。胡的报告引起极大的波动，这是29年来，西藏干部和老百姓没有听过的声音。 汉族干部热烈拥护，在西藏，各部门的一把手都安排藏族，他们难以升得上去。 而且工作 条件艰苦，危险性大。 反而农奴出身的藏族干部情绪低落，变得灰溜溜的。 自治区决定汉族干部分三批撤出西藏。

胡耀邦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遭遇左派的强烈批评，认为是民族工作的错误倾向。 恰巧邓颖超视察新疆，在一个公众场合传达了胡耀邦的报告。 新疆的反应更强烈，出现多起骚乱，要求汉族干部撤离。 新疆与西藏情况不同，东突早就进行基地训练，官方一直进行武装剿灭。 中央决定收回胡耀邦的报告。

西藏的第一批汉族干部撤离已经完成，但是第二批撤离停止，一切恢复原样。 胡耀邦继续坚持民族问题要批左，80、84年举行两场「西藏工作座谈会」。 至今「西藏工作座谈会」已经举行7、8次，但是政策方针与胡耀邦完全不一样。 89西藏动乱被看成是胡耀邦责任。 民族问题一直是邓力群之流攻击胡耀邦自由化错误之一。

12大之后，胡耀邦调彝族干部伍精华代替阴法堂担任西藏第一书记，藏族干部说：「走了一个老大哥，来了一个小弟弟。这位「小弟弟」将来应该在西藏树碑。 他 主政期间，示威藏民把伍精华的住处包围。

十三大胡锦涛接替伍精华担任西藏第一书记。

87年7月-88年3月，光是拉萨地区就出现六次大规模抗议、示威，都被镇压下去，都被认为是达赖喇嘛策动，也被认为是胡耀邦应付的责任。 89年1月28日，班禅喇嘛在日喀则是圆寂。 2月。 拉萨出现 紧张的民族对立状态。 2月7日，大昭寺挂出雪山狮子旗。 军警进入大昭寺搜查逮捕僧人，拉萨连续反共示威，西藏其他地区也出现骚动。 3月2日，拉萨局势 更加激化，除了僧尼，连妇女儿童都上街挑衅汉人。 3月4日深夜11点，总书记赵紫阳已经睡下，机要交换部门给他送来特级加急文件，文件由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处转来，是成都军区要求拉萨戒严给中央军委打的 报告。 赵紫阳被叫醒，他坐在床上，看过报告。 杨尚昆没有批示，他写下：「立即实施戒严。」由机要交换送给邓 小平。 军委会文件由赵、杨联署，报邓小平是不变的程序。 5日凌晨军委会批示已到拉萨。 5日中午，武警开始向人民广场的人群发射催泪弹。 两点十分，大昭寺对面 「塔经」被点着，藏人涌上前去救火，武警从人民广场两侧向藏人开火。 西藏军区第一政委胡锦涛头戴钢盔，携枪走上拉萨街头，指挥「平叛」!

[yongbing1993]

美军又来了台军又杀大陆渔民了





驻台美军又来了。是《“友谊”，还是侵略？》

台军又杀大陆渔民了。是“同胞“还是敌人？

走资派不讲《阶级斗争》？可敌人会听吗？

走资派“命运共同体“了，敌人会听吗？

走资派只会忽悠百姓，遇弄百姓，维稳百姓。.

侵略来了，敌人杀渔民了，就当缩头乌龟。

驻台美军又称驻华美军。随著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通过，驻台美军人数逐渐减少，随后华府、北京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中更明确指出美国将从台湾撤出所有部队和军事设施。1979年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后，美军结束在台驻军编制。

1975年3月26日驻金门马祖的美军顾问小组撤出。

1976年1月7日，随著负责台湾空防的第327航空师解散，台北通讯站于3月2日关闭。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1月时，美军在台剩馀的主要单位为：美军总部营区、陆军通讯司令部、第6217空军基地中队。美国国务院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于该年2月28日正式闭馆。同年4月，美军协防司令部和顾问团撤销，最后一任协防司令林德少将于4月28日离台，最后一名美军在1979年5月3日离台，美军结束在台湾的正式活动。1980年1月1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终止。

闽平渔5540事件：台海巡署用铁钉封死船舱，闷死大陆25名渔民！

2023年7月，有台湾渔民不知何故落水浑身湿透，大陆渔民及时将其救助上船，并安全移交当地海巡署，海巡工作人员更是大呼感谢同胞。

然而，在2024年阖家欢乐的春节期间，台当局伪海巡署以“越界”为由追查大陆渔船，在暴力执法的过程中，最终酿成了渔船倾覆，2人死亡的恶性事件。

1990年7月12日，一艘普普通通的捕鱼船“闽平渔5540”号从福州平潭出海打渔，里面有26名福建渔民。台岛海警突然出现，并以“走私”为由将他们逮捕，渔船也被扣押。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渔民并没有被遣散回来，也没有被押送到台岛，反而被台岛海警用棍子全部赶到船舱中。由于他们的暴力行为，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渔民，不肯进入船舱，立刻被他们用棍子打了一顿。就这样，26名福建渔民被他们用黑布蒙住双眼，强行关进一米来高、三米见方的船舱内。不仅如此，他们还用六寸长的全新圆钉将船舱顶盖钉死，而且还在船舱顶盖压上重物，就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人逃跑。然后命令船工将船开到海峡中线附近，并警告出海后也不准打开船舱。

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亲自护送”，沿途还检查了好几遍，确认船舱盖没有被人撬开。当时正值七月份，气候很热，船舱又是封闭的，气温很高，在长时间的航行过程中，船舱内的氧气逐渐耗尽，造成严重缺氧。由于缺乏足够的氧气，25名渔民不幸死亡，活活的被闷死，仅有一人幸存。真的难以想象，这些渔民在临死前遭受到了怎样的痛苦、折磨和绝望。据说，这位幸存者能够存活，是因为他偶然发现船舱隔板上有一个很小的孔，仅有绿豆大小，他通过这个小孔贴近呼吸而幸存下来。

事后，“闽平渔5540”上的一名受害者的家属，更是捶胸顿足，悲愤说道：“台湾有人来到平潭，我们都把他们当做亲人一样，而我们的亲人却被这样残害，实在是心寒。”

然而台湾省那边对待大陆渔民有多残暴？据台湾方面持续八年的统计数据，八年期间驱离大陆渔船近万次，扣留四百多次，沉没了八十多艘船。相当于八年中大陆这边每个月沉没一艘，每周被扣留一艘，每天被驱离三四艘，这还不算禁渔期。

从1990年至1994年5月仅4年的时间里，因为遭到台军警的突然射杀，大陆渔民一共被打死46人，打伤112人。

另一项统计显示，自1989年到2010年期间，台军警在遣返大陆私渡去台人员时，闷死、撞船淹死大陆人员计46人。

越过所谓“中线”闯入大陆这一侧，强行抓走大陆渔民的作业渔船达223艘，非法逮捕关押渔民3160余人。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

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

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

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友谊”，还是侵略？》

作者：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
　　
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

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

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

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地方，叨了第三个神圣原则的光，把“任何外国的控制”，连同美国的控制也在内，都给艾奇逊们“反对”掉了，因此还被中国人控制着。其余的国土，说来要掉眼泪，一概完了，都给外国人控制住了，中国人统统当了奴隶。至于是什么外国呢，艾奇逊老爷行文至此，还没有来得及点出，下文自明，无须多问。
　　
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否也算一条原则呢，艾奇逊没有说，大概不能算吧。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yongbing1993]

《毛泽东致达赖喇嘛信函》内容





在1951年至1957年里，毛泽东多次致信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此选录6篇加以解读，以俾于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所确立的治藏方针政策，同时也有助于了解当时西藏地方的社会、政治状况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态度，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现流亡国外大搞“藏独”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真实面目。

1951年5月24日的信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以下称《协议》）。之后，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接见中央赴藏代表张经武，分析了西藏形势，并把写给达赖喇嘛的一封信交给他，嘱咐他赴藏的首要任务是“一定要说服达赖喇嘛返回拉萨”。7月16日，张经武会见达赖喇嘛，转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与《协议》抄本。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经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带给我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之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我特派张经武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附来礼物，至希收纳！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的背景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派军解放大西南时，以达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地方当局顽固拒绝和平解放西藏，在藏东昌都一线武力拒统。昌都解放后，西藏地方当局惊恐万分，内部矛盾迅速白热化。1950年12月19日，提前亲政的达赖喇嘛及部分官员到亚东观望形势。当时，美、英、印各国并不公开支持达赖喇嘛到国外，达赖喇嘛一行进退维谷。1951年1月，达赖喇嘛同意派代表到北京和谈。西藏地方当局派人到印度新德里请袁仲贤大使转交达赖喇嘛致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在我尚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的事情，甚感痛心。如今西藏僧俗人民同声呈请我亲政，实难推卸责任，不得已于藏历十月八日亲政。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我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

1951年2月27日，达赖喇嘛致函中央，表示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到北京谈判。签订《协议》之后的5月24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接见谈判代表，接受了达赖喇嘛的信件和礼品。所以，毛泽东的这封信也是对达赖喇嘛信函的回复。

1951年8月17日，达赖喇嘛回到拉萨。阿沛在9月12日返回拉萨，向达赖喇嘛报告了在京的谈判经过。9月24日，西藏地方当局召开官员会议，经过两天的激烈辩论，大多数人对《协议》原则接受。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员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26日，毛泽东复电达赖喇嘛：“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西藏地方政府随即执行协议，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1951年7月，18军从甘孜、昌都出发，于10月26日顺利进入拉萨。此后，陆续进驻江孜、日喀则、亚东等边防要地。1951年12月，西藏工委成立。1952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成立。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担负了在西藏开展工作的重任。

1953年3月8日和10日的两封信

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成立后，西藏局势基本稳定下来，达赖喇嘛向党中央表示决心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1953年3月8日，毛泽东致信达赖喇嘛：

　　亲爱的达赖喇嘛先生：

　　饶西·彭措扎喜带来的你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写给我的信及你的像片均已收到。你对祖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表示的亲爱，你为西藏僧俗人民谋求幸福生活、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决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为祖国和西藏民族利益奋斗的道路上，你达赖喇嘛先生和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远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

　　自然，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这一方面遇到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会帮助你获得妥善的解决。

　　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

　　张经武同志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为西藏僧俗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和他商议，他会尽力地帮助你。希望你多找机会和他面谈，如有需要直接告诉我的事情，亦可由他转达。

　　附送最近像片一张，以志纪念。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三月八日


饶西·彭措扎喜是达赖喇嘛的姐夫，来京参观时呈交了信件，毛泽东很高兴。

　　1953年3月1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及九月三日（藏历水龙年七月十四日）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在你领导之下，协助人民解放军的入藏部队，加强团结，并争取协议的逐步实现，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你所派的致敬团和参观团代表都肯努力工作和学习，你的办事处已正式成立，办事处的人员也努力工作。

　　中央对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确地写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者外，我在接见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时曾又简要地告诉过他们。这些简要的话，柳霞·土登塔巴已经在他对西藏的广播中谈到，想你已经知道了。

　　建设新西藏所需要的帮助，凡属能够办到的，中央当尽可能地办到，但因交通阻隔，有些事情一时无法办到，只好等待以后再办。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们在这里所提出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就是本着以上这种精神处理的。兹不赘述。以后你和班禅额尔德尼需要中央帮助之处，均可告诉张代表或请张代表用电报转告我。

　　祝你领导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逐步地建设，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

　　并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

柳霞·土登塔巴当时是扎萨大喇嘛，担任西藏和平解放后第一个赴内地的致敬团的团长。该团一行12人于1952年8月12日从拉萨出发，经印度、香港前往北京。

毛泽东在10月8日接见了他们，谈话要点是：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以后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到内地各处参观，便可以加强我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毛泽东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柳霞·土登塔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藏地方政府和全体藏族同胞的广播中引述了谈话要点。

为什么毛泽东在3日内连续给达赖喇嘛写了两封信呢？主要是和平解放西藏一年多来，西藏工作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反对《协议》，制造了分裂活动。1950年12月，以西藏代理摄政鲁康娃、罗桑扎西为首的分裂分子，纠集一些商人、无业者组织了“人民会议”。1952年3月11日起，他们派人在拉萨示威，要求撤走人民解放军，并递交“请愿书”给达赖喇嘛。

这是解放军进入拉萨后与分裂分子头一场大的政治较量。毛泽东高度重视，确定了团结争取以达赖喇嘛为首的“中间”上层分子、孤立少数分裂分子、打击为首的叛乱分子的方针。在中央的指示下，张经武多次致信达赖喇嘛，要求达赖喇嘛立即取缔伪“人民会议”，维持社会秩序，惩罚骨干分子。4月27日，达赖喇嘛撤销了鲁康娃、罗桑扎西的代理摄政职务。5月1日，西藏军区和噶厦发布文告，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其次，和平解放西藏前后，某些外国势力和西藏分裂分子造谣污蔑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导致许多上层人士和普通僧民对《协议》和中国共产党存有严重的疑惧。毛泽东在信中明确表态不会打击或取消藏传佛教，会尊重和保护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

再次，西藏工委和党内一些同志对西藏的民族宗教特殊性认识不足，对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存有不同意见，一些党员干部主张发动僧俗民众孤立少数上层当权分子。对此，毛泽东指示：“在团结达赖和班禅，即力谋和平统一西藏内部时，一方面固然要估计到班禅方面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性，并善于推动和运用这种进步性，但同时必须认识和估计到达赖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在西藏地区而且在整个西藏民族中都比班禅为高的事实。因此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平统一西藏及和平解放西藏后，我们在西藏地区的各种工作的政策，都不能不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凡有利于这个任务实现的事情即应坚决地去做（这里包括团结和斗争两个方面，但斗争是为了团结，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例如对‘人民会议’的斗争）。凡不利于这个任务实现的，即不应当做，或暂时不做（例如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就是暂时不做的例子）……因此，对于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的方针，不可有所动摇。”

1952年5月19日，毛泽东又指示：“我们的方针，不应该是组织下层去孤立上层当权分子，而应该是从上层着手，稳住和争取上层，达到顺利地逐步地巩固地团结群众的目的。” 8月16日，毛泽东复电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地区一个时期的工作计划，指出：“你们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应以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和团结达赖和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以及争取时间解决生产自给和交通运输问题为主要任务。其他的工作均应服从这一任务。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毛泽东连续致信达赖喇嘛及时阐明中央的政策，消解达赖喇嘛的疑虑，争取团结其拥护中央决策，也通过他争取团结西藏上层僧俗人士，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1955年11月24日的一封信

上述两封信使达赖喇嘛进一步了解了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感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怀。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西藏工委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团结争取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上层分子，传达中央的关怀和爱护。从1952年到1954年，西藏工委组织了西藏地区官员、宗教人士、青年、妇女等各界代表组成致敬团、观礼团、参观团、佛教代表团等，到北京参观访问，了解内地的建设情况。西藏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消解了部分上层人士和僧俗民众的疑虑，汉藏民族团结进一步加强，西藏工作呈现朝气蓬勃的团结局面。在这种形势感召下，年轻的达赖喇嘛表现出了一定的爱国思想，表示拥护祖国统一、执行《协议》、努力建设好西藏。

[yongbing1993]

中国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还远吗





美军又来金门驻军了，台湾当局又来屠杀大陆渔民了。是《“友谊”还是侵略?》

渔民说，两岸渔民过去常有往来，这次遭遇台当局如此粗暴对待，“实在是太失望了”。死者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生计需要他维持，老人需要他赡养。他就这么没了，留下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悲伤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泉州渔民的命走资派当局保护得了吗？

金门炮战，戳破了美国虚张声势、协防台湾的谎言。打破了台湾当局挟洋滋事、反攻大陆的美梦。挫败了美国企图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阴谋。炮击金门的战火，因宣示国家主权而起，因同属一个中国而熄。如今，战火硝烟已经散去几十年，当初的战场早已成为两岸交流交融的前沿。但两岸老一辈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捍卫国家统一的深谋远虑令人难忘，在以民族大义为重、抵制外国势力分裂中国上达成的默契载入史册，他们创造的炮火为媒介的交流方式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

然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改革开放的特色政府实行私有制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后，越来越接近美西方帝国霸权针对新中国的目的了。如今的走资派习政权一样《怂》，没有自己的意见，不敢反抗。软弱无能。既无文又无武，手下的一群《怂》货，将军封了几百个，有一个懂战略战术吗？掌握这么多高端军备，不会也不敢使用，也只是一堆被弃的废铁。遇事时当缩头乌龟，事后了出来摆摆谱。躺在皇宫内享福。

实行私有制和扶植“走资派”，只是美西方帝国霸权一个图谋彻底演变新中国的表面的“前奏”，或曰“过渡手段”。他们的目的，是指望把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再次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看近期美西方帝国霸权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胁迫中国的频繁动作，似乎有点急不可耐。

美西方帝国霸权对其“目的”的实施，软硬兼用、明暗互动、花样百出，从十九世纪末叶就对中国提出了看似文明善意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主张，意在让所有的帝国主义任意吞噬中国这块“肥肉”……。

毛主席纵观历史，早就看透了美西方帝国霸权的狼子野心，并带领新中国坚定不移地抵御、抗击，遏制住了美西方帝国霸权的险恶行径，并将其排斥于国门之外。

新中国抗美援朝反霸的的英雄气概，得到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深切同情和积极地支持，形成了我们的朋友和同志遍天下的、坚固的铜墙铁壁般的世界格局，使美帝无从对新中国“下口”。

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团结社会各界进步团体、人士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早就高瞻远瞩的告诫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人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友谊”还是侵略?》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的教导震彻心扉，他老人家已经为身后的新中国指明了方向。经受过毛泽东思想哺育的、觉悟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心明眼亮，必然会痛定思痛，形成反击美帝及其走狗们的巨大正义力量，在世界大变局中显示身手，一定能战胜他们，让他们殖民中国的图谋再次化为泡影。

转载《美国又驻军我国金门，台当局又杀害大陆渔民！我们该如何回击？》

作者：李光满 发布时间：2024-02-17 来源：李光满说公众号
　　
最近在金门岛及附近海域发生了两件事，使金门再成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

第一件事，据环球网报道，据中时新闻网等多家台媒2月14日报道，台“海巡署第12巡防区统筹舰队分署第九海巡队”声称，14日在金门县北碇东0.5里海域发现1艘大陆籍快艇“越界”作业捕鱼。台媒报道称，该大陆船只在海巡队追缉过程中翻覆，船上4人落海，后被全数救起，其中2人生还、另2人送医抢救后不治。

第二件事，据台湾地区“联合新闻网”2月5日的报道，根据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将从2024年起派美军顾问常驻金门、澎湖“陆军”两栖营，并不定期驻训各特战营。根据计划，美国现在驻台湾地区的“特战合作组”先行扩大驻军模式，“特战合作组”由10多名具备各类军事专长的美军特战小组官兵组成，到2024年，美国“特战合作组”率先常驻金门、澎湖。此次进驻台湾地区的是由美军陆战特种作战群“绿色贝雷帽”第1总队第2大队1中队，以三人小组为单位进驻“台湾陆军”两栖营和“高空特种勤务中队”集训。美军进驻主要以6人小组作为基本编成，计划驻扎于澎湖、金门、马祖等离岛地区，主要执行的任务是海域巡弋、越界渔船驱离、水文侦察、运补护航、海上救难等等任务，代号叫“海龙蛙兵”。

金门县隶属于福建省泉州市，由金门岛、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北碇岛等12个岛屿组成，总面积151.656平方公里，与大陆最近处仅2300米，与台湾岛相距210公里，现由台湾当局实际控制。

1958年，溃逃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在美军第七舰队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蒋介石多次偷偷飞抵金门岛检查反攻大陆准备情况。8月23日18时30分，解放军用340门大炮分别从厦门、大嶝、小嶝、深江、莲河、围头等处向金门发起炮击，2小时内，对金门岛发射炮弹57400发。这并不是一次象征性的炮击，而是实实在在地对国民党驻军实施炮火打击，国民党军驻守金门的陆、海、空三个副司令吉星文、赵家骧、章杰当场阵亡，前来视察的“国防部长”俞大维被击伤头部。8月25日，当天台湾派出的5艘补给船被解放军鱼雷快艇击沉两艘，其余逃跑，金门补给线被切断。9月7日，在美国军舰护航下，蒋军补给舰向金门进发，解放军毫不留情向蒋舰开炮，将5艘国民党军舰击沉，而美舰并没有对蒋舰进行保护，转身逃离战区，开到安全区。炮击金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后来炮击金门改为单打双不打，直到1979年炮击金门才正式结束。

以上发生在金门及金门海域的两件事，我有两点感想。

一是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军撤离金门之后，现在美军又回来了，而且是长期驻扎并训练“台军”，这是历史的轮回还是新的挑衅?

二是台湾当局又开始在金门海域残暴地杀害大陆渔民，这是否预示着两岸关系进入了新的对抗甚至战争阶段?

大家都在想，我们该如何应对?我想可能会有以下五个选项：

一是作为普通民事渔业纠纷处理，要求台当局道歉并向死亡渔民家属赔偿。

二是坚决追凶，缉拿并严惩凶手。凶手是谁?台湾“海巡署”及所属第12巡防区统筹舰队分署第九海巡队所有船只和人员，如果是更高层下令，则直接追凶到最高层。

三是恢复对金门炮击，炮击强度与1958年8月23日相同，什么时候停止炮击则视情况而定。

四是解放军以武力解放金门及澎湖列岛，中央政府恢复对金门及澎湖列岛管理。

五是以此为契机，一举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

这五个选项，哪一个更适合更有利?这里我还想提几点看法。

一是1958年，在美国仍然驻军台湾岛、美国第七舰队控制台湾海峡的情况下，中央毅然决定对金门炮击，对美国的护航舰队也是毫无所惧，而且炮击金门一直持续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才结束。我想这是在向美国发出明确信号并体现坚定意志：中国绝不惧怕战争，中国必将解放台湾，必将实现国家统一，这是绝不会动摇的国家战略、民族意志和军人使命。

二是国家强大和民族复兴的标志是什么?除了经济强大、人民幸福安康，还应包括国家统一，主权完全独立，没有任何国家和势力敢欺负和污辱你，昂首挺胸，意志坚定，受人尊敬。如果领土不统一、部分主权不独立，人民受欺辱甚至被杀害，那么这种复兴和强大又有什么意义?

三是近两百年来，中国从衰落到重新强大，经历了无数苦难，最终我们能够打败一个又一个强大敌人，能够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其法宝之一是绝不惧怕任何强敌，绝不惧怕任何战争，在残酷的斗争中经受考验，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冲锋向前。

四是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家庭、一个个人，如果不敢在敌人的肆意挑衅面前展示力量，不敢发出敢战能胜的信念，那么这个国家无论经济多么强大，身体多么肥硕，最终都只能是敌人待宰的羔羊。因此，我们一定要敢于展示自己绝不惧怕战争、敢战能胜的坚定意志。如果我们始终不敢出手，别说美国，就是台湾当局也会加更加肆无忌惮地屠杀大陆同胞，就是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也敢上来踢你几脚、抽你几耳光，鄙视你，欺负你。我们要一直忍让吗?有时候忍让是一种智慧，而更多的时候，忍让是懦弱的表现，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屈辱和灾难。

五是有人说如果中国发动解放台湾战争就是掉进了美国设的战略陷阱里，我不这么认为。解放台湾是一场统一祖国的正义之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绝不存在什么阴谋和陷阱，除了正义还是正义，除了国家利益还是国家利益，如果美国和日本军事干涉，干就是了，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更不必患得患失。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必然会付出代价，但所有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想想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那么多英雄烈士，你问他们值不值?你问他们是为了什么?

美军又来金门驻军了，台湾当局又来屠杀大陆渔民了，我们该如何回击?我想这绝不应是一道选择题，而应是一道必答题，答案早已写在毛主席的那句题词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一种使命、担当和责任。

我很欣赏南昌舰95后女操舵手徐文茜面对外舰挑衅时说的那句硬气又霸气的话：“干就完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包括生命。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到了，不上等什么呢?”

《泉州红会派员陪同家属抵金门处理渔船事件善后》
　　
新华社金门2月20日电（记者陈键兴）台湾有关方面追逐大陆渔船致2名渔民遇难，泉州市红十字会等派员陪同遇难者家属20日来到金门，处理相关善后事宜，并接回2名生还人员。

14日下午，福建一艘渔船在金门海域被台方海巡舰艇追撞，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遇难。这一恶性事件发生后，福建省、泉州市有关方面与船员家属沟通，决定由泉州市红十字会等派员陪同家属赴金门处理善后事宜。

20日上午10时30分许，泉州方面人员与遇难船员家属乘船经由“小三通”抵达金门。在金门水头码头，泉州晋江红十字会高级顾问李朝晖受访表示，2月14日是农历大年初五，正值春节期间，台方粗暴对待福建渔船致2名渔民遇难，性质恶劣，令人愤慨，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我们来金门就是要了解事实真相，协助家属善后，接回2名生还者。我们要求台湾有关方面认真对待家属的正当关切，配合处理善后事宜，避免对家属造成进一步伤害。

当日，2名遇难者的多位家属来到金门县殡葬管理所，对遗体进行查看和确认，他们全程面色凝重、神情哀戚。

“我岳父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生计需要他维持，老人需要他赡养。他就这么没了，留下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悲伤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面对媒体，一位遇难者的女婿几度哽咽语塞。

他擦拭泪水、平复心情后说：“我们需要的是，一定要查明事情的真相，还给我们一个公道！”

李朝晖当日受访时还表示，我们强烈要求查明事件真相，查看事发现场完整录像和我方船只，了解人是怎么死的，这是最基本的诉求。台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人命关天，希望台方公布事实真相，严惩有关责任人，配合家属做好善后工作，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告慰遇难者在天之灵。

[yongbing1993]

文革中工会是工人自己选举产生





1949年以后，工人从来不被真正允许拥有自己的组织，历届工会干部都是党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选举产生。所以一旦文革中党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减弱，工人便马上抛开工会，自己组织造反队。但1968年以后，党的权威重又恢复，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被解散，再经过“清队”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这样消散。

但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却始终守住自己的组织，在整合自己内部力量方面，做得非常有成效。

1966年底，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发起“康平路武斗”事件，以武力解散了对立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旋即马上宣布欢迎赤卫队员加入造反队。由此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绝大多数都加入造反派，保守派势力在上海从此不复以组织形式对抗存在。不像外地，造反派将被击跨的保守派排斥在门外，使保守派以造反的名义重新聚合成组织，重又成为对抗造反派的强劲势力。上海工人造反派吸收保守派的做法显然大大降低了对付反对力量的成本。1967年8月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又发动“砸联司”，一举扫除造反派内部的反对势力。从此，以王洪文为首的 “工总司”成为上海唯一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1967年底， “工总司”，召开“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会”，其实就是“工总司”一家的大会，成功地将自己的组织体系全盘保留，而且仍然保留“工总司”的名称。而在1968年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都被解散。直到1972年，“工总司”才自上而下更改名称为“上海市工代会”。注意，是“更名”，而不是如全国各地那样重起炉灶式的召开。1973年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原“工总司”的骨干成员全部成为总工会的领导成员，各级基层也都是原来的造反派担任工会主任。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这样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保存了自己的组织体系。这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始终有着可以作为依托的组织平台；而作为文革初期非常时期的群众组织 “工总司”，演变为本应是官办的总工会，又使上海工人造反派获得在党的权威恢复后的正常秩序中活动的合法资源。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总工会与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与党的关系。

共产党执政後，对于工会与党的关系有过多次争议，每次都以试图维护工会独立的主体意识的工会干部被批判调离或撤职而告终。各级工会干部是由党组织推派，还是由职工选举，有过多次争论。原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1951年遭到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的关系上的工团主义”，因为李立三反对由党组织委派而不是工人自己推选工会干部，甚至提出“肃清委派制度”，主张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李立三因此遭批判被调离全总。李立三的后任赖若愚尽管不得不批判前任，但工会工作的固有本质还是使他将保护职工利益和权利作为基本任务，赖若愚同样遭到批判和离开工会的命运。工会从此实际成为同级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部门，必须无条件接受同级党委领导，没有自主权。在工会干部尤其是工会主席的任命方面，名为由工人自己选举，实际由党决定。党对工会干部不满随时可以撤换；即使撤换、选举或增补前与工会商量，也是“真主意，假商量”，工会只能服从。工会的中心工作就是组织劳动竞赛，即动员工人多干活，根本不敢再向党和政府为职工争取权益。

工会在文革初期一度停止活动，1970年以后，工会活动又开始恢复。上海市总工会完全掌握在工人造反派手里，上海工人造反派视工会为自己的组织，不许他人干涉过问。例如，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制定了审批局、区、县工会的规定，提出对这一级工会正、副主任和常委的委任或调动，必须经由上海市总工会同意和批准。1970年左右上海机电二局和上海城建局党委欲增加本单位工会常委，事先未同上海市总工会商量，上海市总工会就公开声称不予承认，并要这两个局的党委检讨错误，向上海市总工会补办手续。

上海市总工会在工会干部的任命方面有着较大的自主权。不但对工会干部的任命，总工会还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党政机构输送优秀工人干部”的要求，进而对党政干部的任命也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据文革中上海市总工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回忆，当时的市总工会主要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施加影响：

其一是趁局、区、县重建工会之际，由市总工会直接委派或制定人员担任负责人；待局、区、县党委或革委会增补或调整领导成员时，便以工会输送工人新干部名义将这些人转入党政机构。市总工会这样做，下面的工会也层层仿效。许多工人造反派就是这样先担任工会干部，然后再以工人干部的名义“输送”进党政机构。

其二是强调党政机构中必须充实工人干部。市总工会认为哪一个局、区、县的党委或革委会里没有自己人，便以那里没有“文革中涌现的工人新干部”为由，由市总工会派去干部。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总工会副主任王秀珍规定：“总工会可以向各区、县、局派干部，不仅派工会干部，也派党政干部。”主持上海市总工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1973年前还未入党，却可以推荐、指派人员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组室或办公室的核心，委派区党委副书记，以及其他党政成员。

其三是以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安排工人干部。为此，王洪文一再强调工宣队应由总工会负责管理。

其四是让已经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兼任工会领导职务，扩大工会政治资源，提高工会办事力度。王洪文从1967年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1971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期间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而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王秀珍、市委组织部负责人金祖敏、市工业交通办公室负责人陈阿大，文革中都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市总工会规定：在组建工会领导班子时，必须将担任党政负责工作的工人新干部安排工会职务，增强他们对工会的认同；凡被准备培养提拔担任各级党政干部的工人新干部必须先到工会“过渡”，即先担任一段时间的工会干部，培养对工会的感情，再去担任党政职务。靠着这样的政治资源，工会得以在党委中贯彻自己的主张。例如当“输送干部”等做法遭到党政干部抵制时，便由在市里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以市委领导的名义直接委派。中共上海市静安区、普陀区的负责人就是这样直接由上海市委委派工人去任职的。

干部的任命，从来由党垄断。这一状况在文革中则被上海市总工会突破。总工会负责人叶昌明在1974年上海市委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组织发展共产党员和提拔干部，要征求工会的意见。身兼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和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的金祖敏1974年更是提出，要力争在二三年内使工人造反派在上海区、县、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负责干部）中占50％。上海市总工会从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包括市委、市革委会各组、办）领导职务 ；此外，几次送往中央担任领导干部的工人干部候选人，也都由市总工会首先提名。

虽然，“工会是干部的学校”的思想早就由列宁提出，文革前党的组织部门也经常从工会选拔干部，但文革前工会的“输送干部”是被动的，即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唯独文革中的工会才有那么强的自主意识，不是等待被挑选，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主动输送，甚至主动向中央和国务院输送工人干部。

文革前的工会依附于党，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工会工作必须听命于同级党组织。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则通过以上办法，不但形成了一个活跃于党的系统之外的严密体系，而且还把势力伸进了党政系统，通过各级工会影响甚至控制各级党政。这种现象是文革前所从未有过的。这种状况，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张得以上下内外呼应。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党的权力日益集中，党的干部大都兼任行政干部的状况使得“党政合一”日趋严密。但在工会系统，工会干部兼任党的职务的状况反而分割了党的权威，削弱了党对工会的控制。在这一意义上，尤其是在参与及影响上海各级党政机构的政策方面，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的地位，是1949年以后最高的。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会在上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