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张春桥被抓前对邓小平高度预言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己成国策。）
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一直刮了四十多年了。）
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恶果己现。）
《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 作者：张春桥
这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发表的。
一九七六年《红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深刻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全文如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博士流浪睡马路》不多说了，近期网上就有。《右派反共住牛棚》这是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四十多年来右派们一直控诉到现在。众所周知，也不作任何多说了。但《睡马路》和《住牛棚》，以及《睡马路》不会发工资和《住牛棚》的带原工资，等等还是有些区别的。当然最大区别就是当了右派后可以控诉政府，还可以拿到赔钱。而《博士流浪》自认“命不好“自卑或自生自灭。
走资派们的控诉是：到五七干校去劳动，说成是劳改。五七干校那个条件比牛棚强多了。因为是走资派。大走资派邓小平还住将军楼喝茅胎打桥牌等。被走资派邓小平的反右领导头子扩大化的右派分子。五八年反右扩大化，五九年就纠正了。
《中共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
目前，各地正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在最近期间，全国约有四万五千名左右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对于这批人的工作分配、生活待遇和入校学习等问题，应该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予以处理。
一、国家薪给人员中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以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待遇问题，按以下办法处理：
（一）凡是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过去没有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的，一般地都应该根据工作的需要和他们的工作能力、技术专长，分配以适当的工作。现在分配的工作职务，一般要低于他们受处分以前所担任的职务，并且不要让他们担任机要部门、要害部门的工作。在摘掉帽子以后，已有工作职务的，现在一般不要变更。如果现任极不适当的，可以个别地予以调整。所有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不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考验，一律不得提拔和使用。
（二）凡是过去已经开除公职实行劳动教养或者自谋生活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应该帮助他们就业。
（三）没有摘掉右派帽子以前，取消了工资级别、只发生活费的，现在应该根据分配的工作职务，来评定工资级别。原来降职、降级、降薪处分的，现在工资级别一般不动，工资级别高于现在职务的不予降低；工资级别降得过低的，可以个别调整。
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以后，他们分配工作和生活待遇：
（一）凡已开除学籍、实行劳动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可以允许回校学习（根据其原来学习情况，插入适当年级），回校学习后，停发劳动期间的生活补助费，生活困难的，按助学金办法处理。
（二）凡保留学籍、实行劳动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可以允许回校学习（根据其原来学习情况，插入适当年级），回校学习以后，停发劳动期间的生活补助费，生活困难的，按助学金办法处理。
（三）原来学习国防、外交、尖端技术等机密专业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一律不得学习原专业，可以转学别的专业和其他学校，或分配适当的工作。
（四）毕业生中已分配了工作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根据他们的工作表现和时间的长短，有的需要给与一年左右的见习期，并发给见习期间的工资；有的可以正式分配工作，并根据其所任职务和工作表现评定工资。
（五）毕业生中的右派分子，在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凡是没有发给毕业证书的，应予补发。
三、军队中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问题，由军委另行规定。
右派分子中原来己有工资的去劳动住牛棚时保留工资。1959年元旦，中共中央统战部徐冰副部长又向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宣布了“五个不变”的精神，即“定息不变（拿不拿自便）、高薪不变、适当的政治安排不变、学衔不变，继续改造的政策不变”。要求工商界“顾一头，一边倒”。即“顾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这一头，倒向社会主义一边”。中央“五不变”政策及时地纠正了在对工商界人士教育改造中急于就成，违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的“左”的倾向，坚持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赎买政策进行改造的既定方针，对稳定人心，调动了积极因素，鼓励党外人士坚定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动员原工商业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成绩发挥了政策性的指导作用。
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本市共划为“右派分子”1442人。1959年的全市统战工作会议后，一些单位在统战部的指导下，及时纠正了在处理右派工作中违反政策的做法。各民主党派也以座谈会、个别联系等形式，了解他们的劳动和工作中的表现、生活情况，及时地反映问题，按照党的有关政策，尽可能地就他们的生活津贴费发放、生活问题、健康问题适当帮助解决些困难，配合党委部门对“右派”的教育改造工作。
1959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杭州市委统战部在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对民主党派成员中的“右派分子”进行了调查摸底工作，配合有关方面做好复查和鉴定工作。1959年国庆前夕，本市开始了第一批的“右派”摘帽工作。首批摘帽人数为115人，占总数的10%。其中市区22人，萧山30人，余杭（钱塘）58人，富阳5人。在此之后，1960年12月为第二批201人摘帽。1961年11月开始至1962年1月，第三批被摘帽398人。1962年11月开始至1963年4月，第四批摘帽人数为135人。1963年4月至1964年5月底，全市第五批摘帽人数为137人。至此，全市在分五批对“右派”的摘帽工作结束后，已被摘去“右派”帽子共816人，摘帽人数占总数的56%。
对已经摘帽的“右派分子”，根据有关政策，部分对其在工作和生活上作了重新适当的安排，以发挥其在知识和技术上的特长，鼓励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右派的摘帽工作，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人摘帽，全家及亲友都有重新得到解放的感受，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及其后的复查平反中，我市错划的右派分子全部得到了改正。）
学生右派，在平反后要《索赔》：
经济索赔的原则：我们在二十几年的时期内，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还是经济上，都受到了虐待，并且严重地株连了所有的家属和亲朋，与女朋友分道扬镳，陷于失恋，不论是“与国际接轨”，还是根据国内的“国家赔偿法”的精神，我们都有理由获得经济赔偿。
索赔的计算公式：（56元 – 已得工资）× 12个月 × 年限 × 所受处分级别 ×物价与经济增长系数，就是一个人应该得到的经济赔偿。
这就是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右派》，因反对共产党，不但住牛棚，还要平反，获经济索赔。
而那些为外国服务的《博士流浪者》有此待遇吗？
《博士流浪》是个例。是个例就说明不了什么。但有一点在这个《博士流浪》者身上有特色。没见这个《博士流浪》有什么反对共产党的言语来。当然也好理解，大陆国内大力培养又公派公费送出留学成博士，还是有点良心的。
虽然，有人说《博士流浪》是因为有病才流浪的，但也说不通，一是年薪十万多时有医保，难道一生病就被公司开除了？如是，证明资本家的残酷。
二是高喊《反对共产党》，必定有反共组织人权组织来营救，帮助治病，起码不会去流浪十六年。
在美国从中国大陆收藏了多少《反对共产党分子》？有老年人，有盲人，有不同年龄段人，有男的女的，不懂英文的有翻译待候，来美后找好居所安排好生活还可以继续《反对共产党》。
最近一个八十多岁的反共反艾女英雄老太来美后还写书出书呢？每月领食品卷也不会去流浪啊。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共产党》！
只要《反对共产党》，就不会去流浪了，更不会去流浪十六年。
喊一声《反对共产党》有这么难吗？
反正学成不回也是不忠了。再喊一声《反对共产党》又没什么。
更何况如今中国还是不是共产党也难说。
大声喊一声《反对共产党》就会有人帮助。如果不来帮，说明这些“人权分子“是伪人权分子。
看看在美国有多少《华人博士》？何苦流浪十六年？
中国（含香港）在2011-2021年的11年时间内，有约6万名留美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其中超过90%，将近5万5千人是在科学技术领域。比起排名第二的印度多超过一倍。
2020年持临时签证的人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来自中国（含香港）的超过6,300人，是占第二位印度（不到2,300人）的将近3倍。而且这一类的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取得的是科学技术方面的博士学位。
上面所说的临时签证，通常是指学生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类别，毕业后如果不能找到工作，得以更换签证，例如取得实习（博士后）机会，或者被高校、研究机构或公司聘用，签证得以延续或更换，超过一定期限就必须返回来源地。
这些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当初赴美申请学生签证的时候，通常都要表明自己在学成之后会按期返回来源地。实际上，因为多种原因，他们当中许多人毕业后会选择留在美国发展，留校任教或被公司企业雇佣。他们到底有多少会在毕业后回归故里，尤其是所关心的中国留学生当中的博士生？
除了极少数之外，绝大多数都倾向于留在美国发展，其中来自尼泊尔、伊朗、印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博士生，是毕业后倾向于留在美国比例最高的前5个国家。综上所述，因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资源雄厚，科学技术的实力傲视全球，是吸引全世界知识精英的重要原因。88%中国籍博士留在美国！
截止到2019年，在美华人大约550万，54%成年华人有大学文凭，51%华人从事专业技术、管理等工作。
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文理院四院 华人院士共约300余人，美国 八大常春藤高校华人教授超过320余人。
中国985高校毕业校友 20多万在美国高科技企业或高校机构工作，在美高层次科技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
移民美国的华人中有27%拥有硕士学位，其他国家的移民者只有13%左右的人群有硕士以上的学位，而美国当地人也只有12%的人有硕士以上学位。
可以看出，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华人移民已逐渐拉开与其他国家移民和当地人之间受教育程度的差距。
美国华人广义指具有华人血统(包括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地区华人)的美国籍公民、永久居民或其他住民。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到美国的学习,工作和居住的华人人数增长迅速，从2000年的287万，到2010年的401万，到2019年的预估的550万。
持学生签证的中国大陆公民大约37万，另外，也有不少人通过其他渠道来到美国工作和生活。另外，根据2019 Open Doors 报道，台湾、香港和澳门分别有23469，6917和558 名在美国留学。
根据2015年的数据，本土出生的华人（ABC）占37%，大约63% 的华人出生在美国本土以外。
在出生于美国本土的华人中，53.8%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两个州，这两个州是华人最集中的地方。
出生于美国境外的华人（移民）中， 其中 59.9%来自于中国大陆，15.9%来自中国台湾， 9.4% 来自中国香港，15.3%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
而“1.5代”移民现象是那些出生于美国之外，在10-16岁期间移民美国的人群。“1.5代”代表人物包括李开复(原微软和谷歌高管，创新工场创始人），李飞飞（AI专家，斯坦福教授），童士豪（知名投资人）、杨致远（雅虎的创始人和阿里巴巴的投资人），蔡崇信 （阿里的二号功臣） 。
华人居住人数排名前8大地区；在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地区，都有50~70万华人居住在那里。
大概30%是职业移民 （一般留学生的渠道），37%是直系亲属移民，20%是非直系亲属移民，13%是Refugees and Asylees 背景。
华人移民受教育的程度呈现高低两极分化状态。一方面，25岁以上的华人持大学文凭比率为54%，远高于美国30%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华人移民中高中以下学历者占36%，高于全部亚洲移民的29%。
从事餐饮、日货等服务业。美国华人最钟情的职业是综合管理、专业技术及相关行业，占从业人口的51%，虽低于美籍印度裔的62%，但高于美国平均水平的38%。其次是商业营销人员和办公室工作人员，占从业人口的22%。次之是服务行业，占从业人口的18%。
中国的知名高校在美国的数据，源于 LinkedIn 的数据库。实际数据应该比LinkedIn上的数量多 30~50% 。
据不完全统计，39所985高校校友在美约有20万人。
A. 地域分布：高层次人才分布前三名分别是旧金山湾区，大纽约地区和波士顿地区。
B. 行业分布：从行业分布来看，大部分985高校人才在美从事高新技术行业，计算机软件、半导体硬件以及金融地域分布比较明显。另外在美从事高校教育以及科研工作的985毕业生也非常多。
C. 职位层级分布：其中绝大部分在美华人人才是高级工程师或主管，占约61%。公司高管（CXO, VP, Owner以及Partner）相对较少占12%。
D. 名企分布：许多985高校留美校友毕业后选择了去微软、谷歌、亚马逊以及苹果等知名企业工作。
E. 技能分布：大部分985高校留美校友毕业后从事计算机互联网行业， 计算机相关技能，数据算法等相对普遍集中。
F. 工作经历：2000年后留美华人还是主流（工作在15年之内）。
88%中国籍博士会留下建设美国。
美国对中国人才吸血超乎你想象。
在一篇名为《美国AI的秘密武器》长文中，《纽约时报》援引一份最新出炉的人才调查报告，有理有据、苦口婆心，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地“劝谏”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少喊口号、认清现实，善待让美国前沿科技强大的秘密武器——中国人才。
而且这样的数据报告，确实不放在一起不知道，图表一列简直吓一跳。
没想到，强大的美利坚背后，有如此比例的中国最强大脑。
保尔森基金会，08年金融危机时的美国财长Henry Paulson创办的机构。最近对NeurIPS 2019的入选论文和作者资料进行了详细统计分析。NeurIPS，神经信息处理会议，全世界最知名的AI领域顶级会议，没有哪一个计算机领域研究者不知，没有哪一个AI领域研究者不晓，别说论文入选可以吹一辈子，每年抢个会议门票都能搞大新闻。
所以NeurIPS，一度就是全球AI的“华山论剑”。
在NeurIPS 2019 大会上，共有15920位研究者提交了6614篇论文，最终接收率为 21.6%。而保尔森基金会进一步统计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果：美国毫无疑问遥遥领先，59%的研究者隶属于美国机构和公司。但其中29%的研究者，出自中国——他们先在中国完成本科，其后赴美留学后留下来“建设美利坚”，成为了美国顶尖AI研究员的第一大构成。
《但其中29%的研究者，出自中国——他们先在中国完成本科，其后赴美留学后留下来“建设美利坚”，成为了美国顶尖AI研究员的第一大构成。》
而美国本土贡献的比例，只有20%，欧洲则18%，印度8%。
所以结论应该再明确不过了——中国最强大脑，是当前美国AI领先全球的重要原因。《纽约时报》想要说明的是海纳百川。毫无疑问，在这样顶会论文的统计中，美国领先优势再明显不过。而且依然在这份报告中，还进一步揭示了顶级人才的流动路线。
首先，当前结果是美国的AI机构和公司拿下了全球60%的顶级研究人员。这是排名第二的中国10.6%的六倍，是第三名欧洲10.2%的六倍。
但美国这60%都产自美国吗？非也非也。
土生土长的美国研究者只占据31%。
而另一大主力就是来自中国的研究者，占比27%。
在人才流动趋势中，在中国读本科的顶级研究者中，只有34%的人目前在中国，而接近56％则前往美国继续深造。
最后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AI研究员，88%的人选择留下来在美国工作，只有 10％会回到中国。
为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和八月的《十六条》中，早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等一系列最新指示，更把各项政策具体化了。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干部政策，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对待群众组织的政策，对敌斗争的政策，经济政策等等，总的题目就是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问题。
从旧学校中培养的知识分子，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或者愿意同工农兵结合的。应当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对于那些结合得好的，对于那些积极上山下乡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要予以鼓励。
毛主席多次教育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
对于犯错误的人，必须着重于教育和再教育，做耐心的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
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
毛主席最近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在对敌斗争中，必须执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要执行毛主席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我们主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敌人实行专政。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一批二看，或一批二用，或一批二养，总之，批判思想，给以出路。把这一部分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分化瓦解敌人。
落实党的各项政策，要具体地研究本单位的情况。凡是革命大联合还不够巩固的地方，应当帮助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凡是阶级队伍还没有清理、或者刚刚开始清理的单位，必须按照党的政策，抓紧做好。
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的单位，应当根据毛主席对斗、批、改各个阶段的指示，抓紧其他各项工作。
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坏人又嚣张起来怎么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正如《十六条》中指出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我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科学技术也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广大劳动人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许多工矿企业不断刷新生产纪录，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技术革命正在不断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到一九六八年底，我们全部还清了公债。我国已经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社会主义国家。
“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正确地回答了革命和生产，精神和物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毛主席总是教育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列宁曾经这样痛斥那些反对从政治上看问题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二卷，第七十二页）
列宁又指出：如果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也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同上）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不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把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揭露出来，不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怎么可能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呢？
这并不是以革命代替生产，而是要用革命统帅生产，促进生产，带动生产。
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根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方针，进行调查研究，积极而又稳妥地解决经济战线上斗、批、改的许多政策问题。
要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可以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和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新的跃进。
文化大革命前的《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后来随著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由工作队干部领导大兵团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戴高帽游街等现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对“地富反右坏”的阶级斗争。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发生的《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个运动，以及准确全面地研究中共中央指导这个运动的相关指导思想，特别是研究中共中央具体负责领导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刘少奇的相关指导思想，对于深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对于科学地总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研究，对于深化挂帅领导《四清运动》第一线主要领导人物刘少奇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三自一包》即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于1962年推出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指自留地、自由市场及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时任副总理邓子恢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毛泽东明确反对这项政策，认为这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三自一包政策成为农村经济改革的主要政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紧密联系。1980年，刘少奇获得彻底平反。真正彻底地“解散了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也彻底地搞垮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邓小平用实践反证了毛泽东当时反对的是事实，也是必须反对才是对工人农民着想的。
走资派们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这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也被实践证明了的。然而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认同中国这个新资本主义，而是要灭掉中国时，就是如今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所面临的现实。
毛泽东将当时对“大跃进”的否定概括为“三风”，即“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曾多次说过，修正主义就是对外搞“三和一少”，对内搞“三自一包”。
1964年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两次会见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批评中共党内有人不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并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
走资派篡权上台后《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已势在必行。
从国际形势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引发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新中国建国后中苏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
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两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的领导现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中国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正在组织公社。在苏联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正在庐山的毛泽东。他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客观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明确说道："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1963-1966年在中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城乡社教运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前十条”对 “四清”运动的任务、政策、方法作了规定，对农村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5月20日，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在党内传达。
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政策。
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防止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农村的社教运动开始以 “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为主，城市的社教运动为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期都发展成为 “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个方面，通称为“四清”。对改变农村干部的作风，完善基层财务、保管制度，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有积极意义。
毛泽东说："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他还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于3月1日发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
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去视察，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作为一线领导的刘少奇邓小平领导“四清“运动。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还下乡搞试点，将矛头对准早己定性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
刘少奇邓小平还派工作组用《后十条》的颁布以及夺基层干部权的王光美的试点样板在全国推广，四清运动进入了一个斗争“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阶段，即大兵团作战搞四清。
中国各地开展四清的单位，根据中央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改变了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办法，集中大量工作队员，开到点上搞四清。
如江苏省组织了一支6万人左右的农村四清工作队和一支2万人左右的城市工作队。山东省参加运动的工作人员共54000人。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参加点上的运动。江西省农村四清组成七个工作团，参加工作队的干部29138人。
四清运动就是这样被刘少奇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而这一时期又不断强调反右倾，强调大兵团作战，这样，就使搞运动的许多单位把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比前一阶段更严重、更尖锐，甚至认为许多单位烂掉了，领导权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展开了夺权斗争，从而使运动出现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等严重局面。
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对四清运动也非常重视，并于1963年11月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国内严峻的现实，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就使四清运动在各地开展要，而且四清运动也走向了高潮。又如"在湖南常德地区，发生了乱搞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罚规等现象，据不完全统计，在11个区中共斗争了331人，其中被打的21人，被捆的65人，被吊的3人，被罚跪的42人。“
如陕西省长安县进行四清时，斗争手段以揭发批判为主，造成兵临城下，不交待问题不行的局面。对其中的"坏中之坏"、"霸中之霸"，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判，打击其反动气焰，对大部分则采用"小战斗"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久斗不服的"死顽固"、"牛皮筋"、"老狐狸"、"母老虎"、"老运动员"、"橡皮碉堡"等，狠批硬斗，甚至动手打耳光，碰头，有的当场被打得头破血流。
工作组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试点后，中国各地的"五反"运动普遍进入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并清查出了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由于涉及的问题很多，情况也很复杂，既有敌我性质的问题，也有大量人民内部性质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严重后果。工作组四清的最大区别就是点上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队，对农村各家各户的阶级成分进行复议、审定和重新登记，突出了阶级斗争等。
这一阶段的农村四清运动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运动中发生干部对社员打击报复的案件。群众打骂、体罚犯错误干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个别地方发生了自杀性事件。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重订23条。
城乡四清运动进入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阶段。这一阶段，各地在认真学习贯彻《二十三条》的基础上，对运动进行了重新部署和具体安排，并专门划出一段时间进行清政治。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泽东著作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
这一阶段运动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把运动的重点转向整中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为"文革"的发动做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1965年11月13日至17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安徽、江苏、上海与各省市领导谈话时，主要内容是谈打仗、备战，抓好生产，对四清谈的很少，同时，毛泽东对文化批判也日益不满，认为四清与文化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派主张《三和一少》。
什么是《三和一少》呢？
《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是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
《一少》就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借用改革开放为名的特色政府国策就是《三和一少》。
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的社会实践证实了当年毛泽东是对的。《当年毛泽东是对的》，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晚年对《文革》最重要总结。如今特色走资派用四十年证明了，走资派是《不讲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三和一少》是走资派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走资派们的国内纲领。》
到了近几年，国内的资本家和官员的自私自利泛滥，剥削压迫贪腐成灾，社会风气败坏。走资派在国外想当《洋奴才》想《和》也和不成了。又拣起了毛泽东时代的《自力更生》来了。这几天又听说要特色党内耍搞《自我革命》来了。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会见金日成同志时候的讲话：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什么是“三和一少”呢？就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就是对尼赫鲁那样的反动派也要和。“一少”是：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一点，要少支持世界革命。
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些话我和好多人都讲过，如日本的宫本显治，新西兰的威尔科克斯，还有印度尼西亚的同志。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假如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过几年。中国地方大，人多，解放军觉悟高，就是他们掌握了一部分军队，也不要紧。
我们是打了预防针的。向全体人民进行了反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售。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苏共在最近的信中说，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坚决的打击”，我们等着看。“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们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不希望中国变得像苏联那样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如果真的那样，我们这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现在我还没有死，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
我们搞社会主义，搞经济建设，都没得经验。苏联先搞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地方也有不少失误。我们这些国家怎样搞？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中国是要搞社会主义的，这一条不能变。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我们才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东方民主》对《西方民主》俩，该谁主沉浮？
毛泽东：“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西方民主》：几百上千年了。至今还是各种危机循环上演。
《东方民主》：毛泽东时代三十年。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看现实：
《东方民主》的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有铁饭碗。农民阶级有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工人阶级有全保医疗。农民阶级有合作医疗。工人阶级有免费住房。工农都有免费教育。工农都有退体养老保障。这一点《西方民主》几百上千年了没有能做到。
《东方民主》没有大型枪击案频发。没有流浪汉流浪女。没有吸毒者贩毒者和制毒者。没有妓女妓院和站街女。没有黑社会。没有贩卖妇女儿童组织。
《东方民主》毛主席时代因全民大民主监督干部之下贪官很少、即使有也贪得很少就被民众大字报揭发批斗了。没有走资派和资本家的任何特权。没有干部官员砖家叫兽包二奶的。没有官员用公费自费去嫖妓女的。没有因无序开采生产化工产品而污染环境空气的。没有黑社会在城市农村称皇称霸的。没有资本家炒房造成高房价。没有无序办校造成高学费。没有能让汉奸生有的。没有能让卖国贼当干部的。没有老百姓群众上访的，干部都下工厂农村参加劳动，随时都可以反映问题的。没有资本家在经济上的剥削的。没有官员敢压迫工农的，官员要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没有工厂敢造假货，因为工厂不是以赢利为目的。
《东方民主》毛主席时代至毛泽东逝世，中国既没有外债、又没有内债。走资派右派贬低毛泽东时代贫穷，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毛主席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制造了两弹一星，建立了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使中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新中国的前30年，年均工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7.1%。这个增长率可不是掺了水的GDP，而是实实在在的实体经济增长。
毛主席的《东方民主》，是不断的领导中国人民以弱胜强，从最低的起点、以最弱的实力起家、战胜强大敌人、取得最辉煌奇迹的一生。
中国革命战争，在武器装备科技水平、军队具体战术专业化程度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中国工农红军竟然以弱胜强，实现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这足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革命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最伟大的军事奇迹。
新中国刚刚成立既出境作战抗美援朝，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传奇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十八国“联合国军”！是世界历史上的首次击败“联合国军”，也必将成为唯一的一次。绝对是空前绝后的辉煌胜利！
毫不夸张的说，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东方民主》，是人类历史上差距最悬殊、所遇到问题最复杂、所面对困难阻力最大、规模最宏大、意义最广泛的大规模革命战争！
人类战争史上以强胜弱是常态，以弱胜强是偶然。但，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居然创造了100%以弱胜强的奇迹！不仅中国的革命是最困难的，新中國社会主义的建设也是最困难的。
新中国刚成立，中国一穷二白（1949年建国之初，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当时的工业产值还不如一个仅仅三万多平方公里的欧洲比利时），经济基础严重薄弱，人口平均寿命仅仅三十五岁。
但是，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人口平均寿命从三十五岁仅仅二十七年迅速增长到六十五岁，全国粮食也增长近一倍。
起点于一穷二白、工业基础极度薄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人类历史起点极其低、条件极其差但是最高效率的实现了现代工业化，神奇的拥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建设成就无比辉煌。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从两千多年的农业国变为现代工业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水利工程建设，用二十七年实现了西方社会近两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基础现代化，让中国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为自己拥有“两弹一星”核潜艇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
而且，毛主席领导了人类历史上和数千年私有制带来的一切腐朽落后进行最彻底决战的实践——和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一切私有制带来的腐朽产物进行最彻底决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到的阻力、障碍更是数千年私有制积累的空前强大的、最顽固的反动派抵抗。
毛主席为了普天下劳苦大众，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投入革命，义无反顾、无怨无悔，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拥有毛主席是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幸事！毛主席的智慧和斗争精神闪亮人类文明史，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才能不断的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毛主席不仅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著作，也为中国人民留下重要的政治权利。
在井冈山，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下，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国红军到了最危急的关头。红军到哪里去？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红军官兵心里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在这种危急时刻毛泽东同志挺身而出，指出红军只有战略大转移到陕北才能转危为安。在经过激烈斗争后，毛泽东同志的提议被采纳，红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长征。
长征从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结束，历时两年零十二天。经过艰难的长征，红军化险为夷，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红军的图谋。
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引，红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中国革命有失败的危险！所以说毛泽东同志谛造了中国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恰如其分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同志写出了《论持久战》，指明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路线，指出了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可能速胜，只能是持久战，批判了“速胜论”，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为战胜强敌奠定了思想基础。历史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指引抗日战争，在当时“速胜论”和“投降论”的思想下，抗战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在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和美国强烈要求国共两党划江而治，这明显是要制造“两个中国”，毛泽东同志严辞拒绝，绝不给蒋介石反动集团喘息机会，“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直捣蒋家王朝！在解放军摧枯拉朽之下，国民党军完全丧失了斗志，蒋介石败逃台湾，中国大陆回到了人民手中。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坚决拒绝美苏两国“划江而治”提议，中国现在有可能还处于战乱之中，也有可能现在就是“两个中国”，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悍然出兵武装干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朝鲜统帅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抗美援朝。当时很多领导同志都不想和美国开战，毛主席力排众议，阐明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为国，没有了朝鲜，新中国就会直接面临美帝国主义的危胁。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在彭德怀总司令的指挥下，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战斗，最后美国无奈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停战协定”，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这一战打出了中国的国威，奠定了战后地缘政治格局，彻底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毛主席说过这一仗至少保中国50年和平。
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才能使中国从胜利走向胜利！毛主席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与名符其实的新中国的国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人民万岁！”这是古今中外各国政要所没有提过的亲民口号。
毛主席开创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提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帝、官、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当家做主，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这是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土地改革，全国贫苦农民分得土地，在经济上翻了身。实现了孙中山“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是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教育走向平民化是历史上第一次，从教育为工农兵开门到工农兵领导、管理学校，实行助学金制度，优先照顾工农兵子弟入学，使工农兵在文化上翻身；在工农兵中推行扫盲运动，中小学增长数倍，大专院校发展迅速 ，1960年，重点兴办26所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高精尖人才。
实行国家工业化，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拔了剥削阶级的根子，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实行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农民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了生产力，大力支持了工业化建设，改善了人民生活。
毛主席要求共产党的干部：不准干部官厚禄、封妻荫子。不准干部特殊化，不准干部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做官当老爷，防止腐败，不断开展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整顿干部作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人民内部实行最广大、最宽泛的民主，各级人代会工农兵代表略占70%左右。实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为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及各方面人士，实行政治协商制度，各民主党派都是参政党，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共商国是。
在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指示精神的指引下，我国以最快速度把农业国建成工业国：实行计划经济制度，集中我们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毛主席在位27年，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世界第六工业强国；而且建成了完整的科学的门类齐全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毛主席提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广大农村普遍实行合作医疗制度，赤脚医生村村都有，受到联合国的高度评价。城市公职人员及学生全部免费医疗，工人免费医疗，家属半费。
在农业合作化的前提下，兴修水利，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值得大书特书，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共修密云、白沙等水库两万多个，红旗渠被称为人间天河，引沁济莽、引黄济卫、大办水利，改造农田，辉县人民干的好！当年兴办的水利工程，如今还发挥着作用，在《农业发展纲要》指引下，在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粮、棉、油、猪等，满足了八亿人民的吃、穿、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功不可没，广大农民功不可没。
从1952年开始，提出先农业合作化，在有条件的地方，可同时搞农业机械化，经过20多年，尤其从1958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多数县、社建了拖拉机站、村村有电话、户户有广播，到上世纪80年代，至少有三分之一县、社实现了水利化、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半化肥化。
从第一五年计划（1953年）始到1978年，1975年召开四届人大，周总理在报告中向世界庄严宣告：经济形势一派大好，中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振奋人心。
毛主席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决了马克思、列宁所没有解决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毛主席继续革命的要点：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准则：不忘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国外帝国主义及其影响的存在，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外原因。国内资产阶级及其影响的存在，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国内原因。国内外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国内外敌人必然在党内寻找代理人，因此，党内出现修正主义、出现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尤其是党内上层的走资派。反对修正主义、革党内走资派的命的主要方法或手段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两面派文化》是属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丑陋的那部分。走资派邓小平丑陋的两面派文化是贯穿他的一生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主要特点是跟着利益走，会见风使舵，这种机会主义的投机可以说贯穿着他的一生。纵观邓小平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他都是站在最前列的组织领导者。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刘少奇和邓小平是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直到1966年8月，两个人配合默契，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第一个高潮。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批评了刘邓主导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彭罗陆杨”，镇压群众运动，混淆是非界限把批判矛头对准己定性的"地富反坏右"。
“高饶事件”，邓小平既是告密者又是批判高岗的积极者，因此取代了铙涑石组织部长的职务，升任政治局委员、常委。他是后来的中央反右组长，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大跃进的中央一线领导者。在批判彭德怀、习仲勋、四清运动、批“彭罗陆杨”事件，以及支持刘少奇主导的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前面冲锋陷阵。作为与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对出现问题承担责任是肯定的。他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这是他的拿手戏。
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做了多少次检讨目前搞不清楚，从公开资料看，1966年10月２３日的检查比较深刻。不仅列举了派工作组的错误和产生的问题，高调表态拥护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认“我是一个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虽然邓小平检讨深刻，对他的批判之声并没有停止。1967年4月。包括他的女儿邓榕也开始揭发，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黑批示给刘志坚专整学生家长”、“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
邓小平《我的自述》：“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除此之外, 邓小平有亲笔写过一篇理论文章吗? 还是“白猫、黑猫”啊，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邓小平还能"为人民服务"一点, 邓小平篡权自己当权后就为人民币服务、"为少数人先富服务"了。说是少数人其实言下之意就是邓小平子女先富太露骨, 所以让少数人先富就说得顺了, 实践证明这少数先富的资本家们不都很感谢邓小平吗。要说邓小平的少数人先富是让马云先富鬼都不信, 所以先富者们感谢邓小平也只是一头贱。纵观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参与的历次运动或事件中都是跟着利己走的，会见风使舵投其所好，不敢承担责任，缺乏责任担当，专门看着有能胜出的领导眼色行事，热衷于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专营投机钻营之术，这种“墙头草”式机会主义的投机可以说贯穿着他的大半生。但在后小半生篡权上位大权在握时又是“一言堂”，“一霸手”，在用权上失去原则的束缚，就会像脱缰的野马、失控的洪水，就会祸国殃民。
毛泽东在位时一直言听行从, 自长征到文革。但毛泽东逝世后立马翻脸。邓小平在对华国锋、刘伯承、刘少奇、高岗等许多人都是如此。就是对死忠邓小平的赵紫阳、胡跃邦也是如此, 不合邓小平意就立即让其下台。刚上台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邓小平对汪东兴就破口大骂：“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只是己经判变投降的汪东兴发表一些不同意见而已。
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汪东兴指着刚刚发下来的《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发表他的看法：“我不同意这么匆匆忙忙地就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讲他过去有什么问题，来个冷处理。现在这个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当初我就在中央项目组，有些揭发的核实明明就是我们一些很好的领导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这些人身上去，容易产生种种的误会，反而对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利。将来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
“我！”随着一声大喝，邓小平站了起来，“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为当时就在项目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帮’定的他们才应负责，就是在他们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坏事也应该由他们来负。这个道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的。当初你们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不也是把别人干的事情算到我们头上去了吗？这有什么奇怪的？还要你汪东兴如此着急地说明！”
邓小平刚说完，胡耀邦就开了腔：“大量的事实证明，汪东兴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再说，这些日子来，揭发和反映汪东兴问题的材料和报告源源不断地到了中组部和中纪委。考虑到汪东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有过功劳，我希望他还是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采取一定的主动措施……”
这话，汪东兴马上意识到了——与其让别人把自己赶出去，不如自己主动一些。于是说:"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邓小平马上说：“好吧，汪东兴刚刚提出他的辞职意见，我们还需要研究。不过，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意见是好的。'这时，吴德、陈锡联、纪登奎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邓小平的恶霸独裁的真面目露出来了。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既不像刘少奇那样被打倒被批斗，也不像一些老干部那样下台后保持沉默，听天由命。他只是形式上作为刘少奇体系二号人物“陪批”，一直在为重新上台进行反省和检讨，属于毛泽东所指“可以教育好的干部”。因而，他只是被解职，没有开除党籍，而且几次被启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其实在能力上他不如刘少奇、陈云，在打仗上他与林彪、刘伯承、粟裕、徐向前这些将帅相比是天地之差。
邓小平是后来的中央反右组长，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大跃进的中央一线领导者。在批判彭德怀、习促勋、四清运动、批“彭罗陆杨”事件，以及支持刘少奇主导的文化大革命，他都在前面冲锋陷阵。
由于刘少奇和毛泽东在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矛盾，邓小平受到了牵联。作为与刘少奇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对出现问题承担责任是肯定的。他不得不做出深刻检查，这是他的拿手戏。
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做了多少次检讨目前搞不清楚，从公开资料看，1966年10月２３日的检查比较深刻。不仅列举了派工作组的错误和产生的问题，高调表态拥护文化大革命，而且自认“我是一个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主席报告，即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最了解群众和下边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好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样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经。”
如果说刘少奇是中央领导层吹捧毛泽东和提出毛泽东思想第一人的话，邓小平则是中央领导层吹捧林彪的第一人。因为此时距林彪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仅两个月，社会上对林彪的吹捧还没有展开。
虽然邓小平检讨深刻，对他的批判之声并没有停止。1967年4月。包括他的女儿邓榕也开始揭发，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黑批示给刘志坚专整学生家长”、“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
邓小平最后被打倒，很可能是随着工作组问题的被揭露，发现其中许多问题与邓小平主政的中央书记处有关，而邓小平仍然坚持对工作组一分为二看法的观点不符合毛泽东否定工作组的立场。
邓小平在1967年6月20日至7月5日所写《我的自述》是他的全面总结和检讨，他写道：“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林彪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就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在痛批刘少奇和林彪的基础上，希望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他在1972年8月3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上说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揭发林彪解放前“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拒绝到朝鲜作战”、“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说自己“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可以为党”。当然忘不了想重新出山“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
对刘少奇和邓小平检查的发言稿，毛泽东的批语也不同。对刘少奇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1966年9月14日。）
对邓小平的发言稿，毛泽东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1966年10月22日。）
邓小平这种深刻检查的诚肯态度确实起了作用，虽然毛泽东想让邓小平九大进中央委员的想法没有实现，却在1973年3月10日恢复了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后来邓小平又做了几次检查，第一次是1975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二次是1976年1月3日的书面检讨。毛泽东批示“印发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又给毛泽东写信，信中写道：“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分析批判和帮助，使我认识到上次检查不足。”并附上了新的“补充检讨”。并说：“对我批判的会议，还要继续开，我除了继续听批判外，还希望能够向主席当面陈述对于自己错误的认识，听取主席的教诲。当然，要在主席认为可以的时候。”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对邓小平的特殊政治保护可以说仁至义尽，面对一个惯于说慌的孩子，他这个“大家长”可以说是爱恨交加。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中承认：“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的动员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原领导人压制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成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农村和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旧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成阿斗，把工作组当成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
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理应及时的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的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一再坚持。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大方向的正确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还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负担。不少工作组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又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北京两个多月的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的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或不派工作组的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至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向毛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会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表现形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相信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完全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指导方针的。“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文如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了这张大字报，并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建设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的江山，完成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赋予我们光荣的历史使命。”随后，北京大学的代表聂元梓、各地的学生代表先后发了言。大会结束以后，百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参加接见的有50万人。
请注意：邓小平在捡讨中说：“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
以及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毛泽东说：“可是在50多天里......“
这里都有一个《五十多天》和《50多天里》。指的是同一段时间，这个时间段是《（1966年5月16日——8月12日）》。《5月16日》这个日子在当时很特殊，即《五一六通知》发出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于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对“二月提纲”（走资派司令部发的纲领）进行了全面批判，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这是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在这之前是刘邓彭等走资派搞的文革。
五一六通知：”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要求广播和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从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因此，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无论有怎样千头万绪的事，都永远不要忘记政权，不要忘记方向，不要失掉中心。”社论指出：“一场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已在我国兴起！”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全国各地和北京各单位革命群众纷纷声援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北大及其他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一马当先，贴出了一大批革命大字报，排炮猛轰党内走资派。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指出：“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这是触及灵魂的问题。”
黑司令部被革命群众运动吓得要死，邓小平召见胡克实，下令“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凭他们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自己末日即将到来，急急忙忙调兵遣将，把黑干将陶铸、王任重之流塞进中央文革，安插在中宣部，妄图夺回失去的阵地。当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把斗争的矛头明确地、尖锐地、毫不含糊地对准资产阶级司令部时，刘、邓、彭等走资派几十年来伪装革命的遮羞布不装了，然而个个都赤膊上阵，迫不及待地炮制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大量工作组，去控制局势，镇压革命。
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围绕着工作组问题。激烈地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刘、邓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指使工作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干扰”、“抓游鱼”，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妄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打下去。
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则坚决支持革命派起来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在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紧急关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面临被刘、邓一伙扼杀的危险时候，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写出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主持制定了《十六条》。毛主席以最大的决心不惜粉身碎骨，以最宏伟的胆略，在年老体弱时以最果断的措施，公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号召和率领亿万文化革命大军起来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铲除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
于是，走资派们到处调兵遣将，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了工作组。继六月五日张承先进驻北大建立临时政府后：六月五日，邓小平派工作组进了北师大附中；六月六日，孙友渔为首的工作组进了北师大；六月八日，北航院党委迎来了以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六月九日，叶林带着五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开进了清华园，六月十五日，二百多人组成的地质部邹家尤工作队到了北京地质学院；薄一波从工交各部抽调大批干部，陆续派住北京十五所工交高等院校；胡克实抽调了一千五百多名干部派到北京各中等学校；仅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刘邓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里刘邓走资派们对造反派红卫兵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走资派邓小平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里大镇压》，如同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人们总在攻击毛泽东。其实当初毛泽东在国民党里当个部长为中国农民做些事情。是蒋介石逼上井岗山组建了红军。文革中的邓小平逼着毛泽东让他下台住将军楼喝茅胎打桥牌的。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说：“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只是想让邓小平们不要复辟资本主义而己。毛泽东在对待不同政见者从来重视教育而非消灭肉体的。邓小平在一线领导十年不汇报，在蒋介石手下恐怕没那么幸运了，不是被暗杀就是早下台。毛泽东在逝世前也将邓赶下台了，邓小平自吹能“三上三下“的三上是华国锋让邓上的。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训是：对于死不改悔的两面派人要多加防范。血的教训啊！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毛主席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根本区别。”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摘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7期评论员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学习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
“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很可能是法西斯专政。”
1965年10月10日，毛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1965年8月，主席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0月10日，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1966年3月4日，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凡是有人在中央捣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1964年5、6月间，毛主席在一次会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个省要顶住。6月14日又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引自袁永松、王均伟著《左倾二十年》267页)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7.23)
1965年10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0页)
1965年6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把他的话传达下去。传达到县，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2002年1月18日《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9-1390页)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
毛主席在1960年谈到一些变质的干部时指出：“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毛泽东传，1115页)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接着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项观奇拜会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
“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五页)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矛盾论》)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立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2至373页)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在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做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赱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转引自《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赱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
“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毛主席在1966年5月5日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有的时候我也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通过“五一六通知”后不久，毛主席在6月10日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的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派》。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呢？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主要论点就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些论点主要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被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然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后的一九七六年，古稀之年的毛主席却不得不面对文化大革命失败，反修防修失败的巨大风险。这个我们可以从这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地与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最后一次集体会见时的谈话中可以见到。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２日。）
为什么毛主席会觉得文化大革命会失败，反修防修会失败呢？毛主席的解释是"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些反对文化大革命,要算文化大革命帐的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这个我们可以从《邓选二卷》某页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是主席本
身的愿望来说，是处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对文化革命不理解、有抵触、不满意的代表人物则是叶剑英，这个我们可以从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中可以看出来"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好像原话是"啥子修正主义，谁也搞不懂？"。文革十年了，一大批老同志还不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又如何能够取得反修防修的胜利呢？
那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呢？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讲话中提到了修正主义，把修正主义等同于右倾机会主义。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
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十几天后的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更是明确了修正主义，并提出了要对修正主义展开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之于《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3页 。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我们知道马列主义的某些结论是错误的，如果全部照搬马列主义的结论，必定会犯严重的教条错误，就会断送中国革命，断送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多次发生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那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绝对不能否定呢？否定了它就是搞修正主义，坚持了它就是搞马列主义呢?
我们知道马列主义是为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他宣扬的是劳动创造价值，人民创造历史。所以，个人认为这个不容否定的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普遍真理就是："依靠劳动人民无产阶级，为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服务"。同样的推理，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普遍真理就是："依靠资产阶级，为资本家服务"。
如果中国共产党依靠的对象不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不是无产阶级，那肯定搞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修正主义。只有依靠的对象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才能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如果依靠的对象不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剥削阶级那肯定会被资产阶级利益代表人逐步夺取权力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就是妄想依靠资产阶级来为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服务的路线。
建国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军事斗争转为经济工作。军事斗争有路线问题，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清晰的回答。经济工作同样有路线问题，同样有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来发展经济，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给了不同的回答。
毛泽东时代依靠谁大家都很清楚，至于邓小平时代依靠谁可能会有不同意见。用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名词来说明走资派邓小平到底是依靠谁？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厂长负责制"，一个是现在的"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厂长负责制"很清晰的告诉我们发展经济已经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了，而是依靠一小撮精英厂长、经理们了。
改革了四十多年，发展经济所依靠的对象也变成了"海外战略投资者"，现在振兴中国喊的最响的就是"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依靠的对象也变成了外国资本家，振兴东北经济看来是要依靠美国、日本的剥削阶级了，这就是中央政府制定的振兴东北的国策。
现在中央政府的路线是马列主义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就不用再说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依靠的对象是剥削阶级，还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只有那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才会说能够。
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如何把一头大象装进冰箱？"，答案是：把一只猫装进冰箱，然后大肆宣扬猫也是大象来给无产阶级洗脑,还谓之曰"解放思想"。依靠剥削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实际上和大肆宣扬猫也是大象的人属于同一类。现在不是有主流学者宣扬股份制也是公有制吗？按这些人的推理，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股份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国家也全部变成了公有制国家，也全部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什么叫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