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贪官忙着造政绩村医面临资金缺
《村医》，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推广到全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当时被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们爱称的《赤脚医生》。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历来被称之被人看不起的乡下农民。而农村人民公社被走资派邓小平们强行解散之后，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公社卫生院，大队里的红医站以及千千万万个公社里的《赤脚医生》们没有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支持，都成私人诊所了。人民公社改村后，谓之《村医》。
走资派《祸起“血浆经济”：来自河南艾滋病村的报道》：
乡卫生院资金困境（五）
由于接治艾滋病人，不少乡卫生院的收入锐减。但他们仍需承担艾滋病人免费救治人员的工资以及村卫生室的运行费用。
与村医疗所相对，处于五级体系中的第四级———乡卫生院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在河南各艾滋病高发地区，乡卫生院除直接给病人看病外，均派员到村卫生室给艾滋病人实施免费救治。
周口地区沈丘县白集乡尹庄卫生室，设有工作人员编制13人，除有本村3名村医，县医院和白集乡中心卫生院分别派有四五名工作人员到该卫生室工作。但事实上，除县医院的鲁来丰医生每天按时到卫生室工作之外，其余派驻医生很少到尹庄卫生室上班。
“乡卫生院的人来了，肯定是上面来检查了。”当地的村民们都这样议论着。乡卫生院的不积极缘自资金难题。
由于担负艾滋病防治工作，其他就诊人员大量减少是个显见的事实。以上蔡县芦岗乡卫生院为例，该卫生院坐落在上蔡县城边，以治疗肝硬化等病症远近闻名，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末设立艾滋病门诊以来，收入大幅减少，1999年和2000年毛利收入维持在60万元左右，2001年部分医务人员进驻村卫生室，病人减少，毛利仅30万元，2002年下降到20万，2003年又削减一半，降到11万元，而今年每月收入仅有两三千元。该院院长李治平说，除了跟全国整个乡级卫生医疗机构的整体下滑有关，更主要的是因为受到艾滋病门诊的影响。
不仅上蔡县芦岗乡卫生院，在河南艾滋病高发地区，担负起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乡级医疗机构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沈丘县白集乡卫生院的做法是，拟将艾滋门诊单独分出去，在医院的西侧建立一个独立的分部，专门对艾滋病人实施免费治疗，但这同样面临着初期投资的问题，因为上级部门的资金不到位，该院只好垫资5万余元先行建起主体构架。
对于上蔡县芦岗乡卫生院而言，实行普通病人和艾滋病人的分离已难实现，该院20余名医生，超过2/3的医生已专门投入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该院院长李治平说，很少有其他病人到此看病。
收入减少，为艾滋病人免费救治人员的工资以及村卫生室的运行费用，却仍是乡卫生院必须承担的。
“我们半年没发工资了，只好等着上面的政策。”上蔡县芦岗乡卫生院院长李治平说，自从今年6月省里对艾滋病人实现100余种药品的免费治疗，该院的业务便没有了丝毫利润，也就是说，从6月份开始，该院再也无钱发放工资。
在我国卫生体系中，乡级卫生院均属于自筹资金的事业性单位，自负盈亏，在国家没有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使其投入到具有公益性质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显然是个矛盾。
沈丘县白集乡卫生院院长李学广也表示，目前该院已经垫资20余万。“这不是长久的办法。”上蔡县卫生局副局长余发斌说，他的想法是，把给艾滋病人免费发放的药品加价15%进行核算，由财政支付该部分加价算作县、乡两级参与艾滋病救治工作的医务人员工资。
“我打了报告，但没有全部批下来。”余发斌说，同乡卫生院一样，在河南省的五级艾滋病防治体系中，县一级医院也均派有不同医生驻村对艾滋病人展开免费救治，目前对县一级的医院加价方案已经获批，但是乡卫生系统的并未获批，“我们只能先欠着医生的钱。”
另外一组数据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上蔡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典型的“要饭财政”，今年该县对艾滋病防治经费的预算为200万（用于宣传、工资等支出），其中还不算对贫困家庭的补助和因艾滋病致孤儿童的救助，但事实上，仅村医工资一项开支就达到了300多万。目前，村医的工资只发到了8月份。
乡卫生院条件堪忧
由于条件差，乡卫生院难以接收重症病人住院治疗。不少县也并未建立重症病人从乡卫生院到县医院的转院制度。
资金困境，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乡卫生院对艾滋病人的救治水平和服务质量。
11月25日，上蔡邵店乡卫生院艾滋病人病房观察室，高李村40岁的患者张换躺在床垫子上输液，不停地打着哆嗦，因为屋里实在太冷了。
邵店乡卫生院针对艾滋病人设置的病房共有4间，每间应安放床位4个，但实际上每屋只放了两三张单床，床上除了一张沾满泥巴的垫子，再没有任何的被褥枕头。地上则散着烟头等垃圾。与此相对，该卫生院普通病人病房被褥均齐全。
按照河南省针对艾滋病人的救助程序，重症艾滋病人须转院到乡卫生院救治，但因为其条件差，难以接收病人住院治疗。不少乡级卫生院成了专门发放输液药品的“药房”。
沈丘县白集乡反映出来的问题则更为严重，病人从该院领取的输液用药，该院不配备针管等器具，病人还需要向院方购买。而病人将药品拿回家，很多人自己扎针输液。
在沈丘县，另一个问题可能与此相关，目前该县并未建立由乡卫生院到县医院的转院制度，很多病人从乡里把药领走，即使病情再重，也没能享受到县医院免费治疗的待遇。
“到哪里都一样。”对此，被派往尹庄村卫生室工作的沈丘县医院大夫鲁来丰和白集乡卫生院院长李学广观点相同，“乡里救治不了的病人到了县医院同样救治不好，因此没有设立往县里的转院制度。”
村医技术面临考验
基层医务人员自身的业务水平还很低，他们不知道各种药物的适应症和用法，认为把药发完就没事了。而另一方面，乡村医生也抱怨对其进行的培训带有误导性。对于基层防艾工作，另一个问题是乡村医生的技术问题。
11月26日，河南省沈丘县尹庄，新建起的一体化卫生室坐落在村东头，两名医生在药房值班，两间病房锁着门，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村民们说，只有到检查的时候，才会把门打开。
该卫生室医生李树东说，目前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发放口服药和注射用药，“发放”是众多乡村医生所担负的主要工作，治疗则成为一句空话。
分析原因，河南省有关防疫专家认为，主要在于基层医务人员自身的业务水平还很低，他们不知道各种药物的适应症和用法，认为把药发完就没事了。由此导致的一个问题是，很多农民艾滋病患者在服药后出现反应便停止用药，影响到治疗效果。
而村医的误治情况也现实存在。北京佑安医院长期关注艾滋病救治的大夫张可介绍，在河南很多地区，在医生的错误指导下，致使许多CD4+细胞在400或500以上的艾滋病患者也在服用药物（实际上只有CD4+细胞在200左右的患者服药比较适宜），而许多CD4+细胞较低的患者确由于轻微的副作用退出治疗，抗病毒治疗管理极为混乱。
一个事实是，像沈丘县的小李庄，作为河南省重点村，在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后，今年病人的死亡率仍然高达10%左右，从年初到现在，已有11名艾滋病人死去，其中包括两例病人因严重抗病毒药物毒副作用死亡，并引起了当地病人情绪波动。
现在，河南当地已经有意识的经常给乡村医生开展免费培训。到目前为止，当地的医生已基本培训了两轮。
但郭屯村老医生吴仲仁对上蔡县邀请的一些专家的讲解并不满意。他说，一些郑州来的专家连艾滋病人都没有见过，有的也只见过一两例，只照本宣科，带有很大的误导性。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事情毕竟在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作为患者，生活仍将继续，作为基层医生，工作也仍将继续。
11月25日，河南上蔡下起了雪。芦岗乡到文楼的乡间公路上，一辆三轮车跑在雪地里，芦岗乡卫生院院长李治平带着几名医生租车去文楼了。
李治平已经记不得这是多少次自己掏车费了，作为最著名的艾滋村，文楼有病人240多人。由于患者抵抗力极低，天气突变的时候也是他们最容易发病的时候。此前一天，上蔡县郭屯村，村里的腰鼓队进行了排练。30多名队员中基本都是艾滋病人，扭秧歌的时候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
这个腰鼓队是在帮扶干部、村委及村医吴仲仁的共同努力下组建起来的，尽管有着种种的烦心事，但看着病人扭秧歌时的微笑，同样是吴仲仁最快乐的时候。 “除了延长他们的生命，还要让他们快乐地活着。”吴仲仁说道。
河南省艾滋病五级防治体系
省级定点医疗机构：包括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负责指导全省危重、重症机会性感染、有伴发其他疾病或合并症的艾滋病患者的治疗。
市级定点医院：共21所，分别为18个省辖市的传染病医院或有传染科的综合医院和3所中医院，负责辖区内HIV/AIDS的抗病毒治疗、抗机会性感染及中医药参与艾滋病治疗工作等。
县级定点医院： 每县一所，派医务人员进驻村医疗所，并接受乡卫生院转院重度患者。
乡级医疗机构： 视情况进行选择。非重点村患者在乡卫生院救治，同时接收村医疗所较重病人救治。
村医疗所：全省38个艾滋病防治重点村每村一个，部分非重点村也开始建设村医疗所，是五级防治体系中的重点。负责本村艾滋病人的救治，如果病人病情严重，则转院至乡卫生院救治。
(记者刘炳路河南驻马店、周口、郑州报道)
文革中习家被斗习近平会复仇吗？不知道。
看看毛主席的胸怀，就知道他为什么能赢得世界！
说起毛主席能如此宽大地对待战场上的敌人和政坛上的敌人，中国的历史中没有，世界历史中也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没有。
所以，有多大的心胸，才能干成多大的事业。毛主席的心胸能乾坤斗转，不仅在于能团结全党洪流向海，还在于能用民族情怀包容中国，包容那些阶级敌人、战争罪犯、政坛宿敌。他包容了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他包容了世界，共产党一定会赢得了世界!
蒋介石屠杀共产党那是极为狠毒，在白区“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蒋介石进攻红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共产党人被杀的血流成河。但在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毛主席却能置于民族利益之上，放下对蒋介石的深仇大恨。
众所周知，毛主席十几位亲人，包括6位直系亲属被国民党杀害，毛氏祖坟被蒋介石挖开多次。但毛主席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以德抱怨。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溪口，毛主席当即指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命令解放军切实保护好蒋介石的故居和祖坟，并指示中央政府拨专款维护修缮。
杀降、虐俘，这是世界战争史的通病，唯毛主席自建军之初，就极为重视优待俘虏，并将其作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要一条。而模范地执行优待俘虏，这展现了毛主席的胸怀，更展现了共产党的宽大。
从建军之初，1928年，毛主席就在井冈山宣布了工农革命军宽待俘虏的政策。1929年的一份《红军布告》中明确提出：“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此后，毛主席又增加一条“不搜敌兵腰包”，奠定了红军优待俘虏的基础。后将“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作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一条。
毛主席不计前嫌，没对放下武器的敌人进行杀戮，并实行优待。相比残杀、残暴对待俘虏的军队，中共领导的军队执行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施刑法，古今中外，没有可比，堪称世界楷模。无论国民党被俘官兵，还是日军被俘官兵、美军被俘官兵、印度被俘官兵、越南被俘官兵，全都严格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当抗美援朝战争中被俘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俘虏，依依不舍的结束战俘生涯时，美国一家通讯社发文：美军不仅是败于战场，更是被一种文明所打败。
解放军不仅优待俘虏，还对傅作义、陈明仁等放下武器的战犯，委以重任，这换来大批国军倒戈和投降。当1946年6月26日解放战争打响，无人相信共产党能赢得战争。因国军430万人，装备精良，解放军120万人，还是土枪土炮，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可打到1949年六月，才短短三年，就变成国民党军149万人，解放军400万人。因280万国军调转枪口，包括整建制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188万部队，1500余名将领，240个师，97艘舰艇，128架飞机，“解放兵”占解放军总数70%。这为解放战争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国民党死亡。
就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镇反，毛主席都十分慎刑：一方面反复强调“不应杀者，当然不杀”、“不要随便捕人杀人”、“不要多捉多杀”、“不杀错”、“杀人不能太多”，一方面严格限定死刑适用范围，只对“真正罪大恶极”者适用死刑，其他反革命分子，则“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
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屠杀前朝统治阶层人物，尤其是屠杀它的代表人物以绝后患，几乎是夺取政权后的统治者一贯采取的手段。可毛主席不仅包容了1000万国民党遗留军政人员，还创造出改造战犯的奇迹。
新中国各级政权建立后，面对国民党时期留下的1000万军政人员，毛主席极有气魄地决定：“包起来”!“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连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
按毛主席的指示，对国民党留下的行政人员，有的留在各级政权当干部，有安排到参议部门，有根据自己意愿安排教学，有的干脆养起来。对国民党起义人员，大体按原级别安排各部队。要求各级政府在国民党遗留人员，注意发现建设人才，不光在专业上使用，还要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
毛主席还把延揽人才的目光投向海外，经统战部门多方努力，许多在海外留学或旅居海外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陆续回国，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开拓者、奠基人。
解放之初，关押了大量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如何处理战争罪犯，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毛主席也很慎重：“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等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
对926名国内战犯，毛主席明确指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对特赦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愿留大陆的给工作，愿去台湾的给路费。在1975年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293名战犯中，有10人申请去台湾被批准。连末代皇帝溥仪，也被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公民。
对969名日本战犯的改造政策：一个不杀，从宽处理。对这批罪恶滔天的日本战犯，抚顺管理所实行“三个保障”——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经几年改造，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却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请求中国人民严惩，被国际史学界惊呼为“抚顺奇迹”。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除1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释放回国。获释战犯成日本国内和平反战、促进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跃的力量。
毛主席一生，政敌多多，但没私敌。毛主席一生指挥作战无数，但没刑罚过一个政敌。
毛主席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伟人，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特别是刚刚建国，急需建设人才。可1956年，毛主席为保持中共“金刚之身”不坏，搞大鸣大放对自身“整风”，竟意外引来“右派”猖狂进攻，要请国民党回来轮流执政。“反右”，就不可避免!
梁漱溟晚年回顾整风反右，潸然泪下地强调：整风“领导党的言论开放彻底，要尽量地放开;而说话的人必须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实事求是，不要把许多问题过于夸张，不要把枝枝节节的问题也兜上来，那样就不大好，如果再带点发泄情绪就更没味道了。”对某些右派冲撞政治底线的言论，梁漱溟一眼就看出那些人有政治欲望。
1957年，邓**任中央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全国共抓右派分子569957人，远超毛主席五千人的预计。面对反右扩大化，为保护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毛为“右派”亲自下定义，又否定了一些中央领导对右派“杀一部分、关一部分、劳教一部分”的意见，而毛主席对右派分子的政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群众监督，思想改造。
由于有毛主席掌舵，50多万右派分子才没一个被判刑坐牢，只极少数首要分子，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劳动教养。大多数人只带右派帽子，由统战部门管理，分配适当的工作，交群众监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给基本生活费(高于二级工人工资)。大都让他们避风头，接地气，了解国情，去“改造思想”。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要给右派四张票：一张布票、一张粮票、一张选票、一张党票”。这后两张票，实是恢复了(扩大了的)右派一切政治权利。在毛主席指示下，从1959年到1964年，已给30多万“右派”摘了帽。
梁漱溟在1953年9月，依仗和毛主席交情深厚，又是批评，又是指责，大发连珠炮，把毛主席的领导说得一无是处，临了，还得意地加上一句“相信主席一定有这个雅量”，接纳他的意见。毛主席的回答：“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毛主席还对梁漱溟的反动历史作用“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等进行了15点批判。但反右斗争，梁漱溟并未划为右派。
梁漱溟晚年唯一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说：“我实在是感到毛泽东主席好，他英明、大胆，能够不放过任何时机，争取了主动。他造福了我们的国家，避免了人民的损失。”1983年，梁漱溟站在韶山毛主席的旧居门前，感悟当年和毛主席的争论，他掏出手绢擦了擦眼角的泪水：“由于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面子，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头的话。如果说他当时是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严厉批评在后。这件事要发生在蒋介石身上，他底下的特务早就叫梁漱溟拿人头来了。”他最后感叹说：“毛主席的思想确实是博大精深，是可学不可及的。”
1951年开始“三反五反”运动，有18万人被捕，40人死刑。改开后的1983年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活动，有86万人判刑，2.4万人处以死刑。“反右”波及55万人，一个未杀，一个没有坐牢。“文革”后清理“三种人”，波及300万人，仅北京大学校一级领导就被查处83人，另有100多人被列为核查对象。
1972年，福建莆田右派李庆霖因大儿子初中毕业下乡到农村，没口粮，没分红，生病请假没人管，给毛主席写信“告御状”。李庆霖意想不到地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毛泽东。”毛主席为大右派解决生活困难，改开后清理“三种人”，1979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总之，说起毛主席能如此宽大地对待战场上的敌人和政坛上的敌人，中国的历史中没有，世界历史中也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没有。都说：将军臂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行船。可毛主席心中装的是万水千山，是乾坤日月星转。“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看看毛主席的胸怀，就知道他为什么能赢得世界！
说起毛主席能如此宽大地对待战场上的敌人和政坛上的敌人，中国的历史中没有，世界历史中也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没有。
白衣秀士王伦不能容人，自然遭到火并。所以，有多大的心胸，才能干成多大的事业。毛主席的心胸能乾坤斗转，不仅在于能团结全党洪流向海，还在于能用民族情怀包容中国，包容那些阶级敌人、战争罪犯、政坛宿敌。他包容了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他包容了世界，共产党一定会赢得了世界!
《五七年反右》！就是反旧中国留下的砖家叫兽。现如今特色政府中的砖家叫兽年轻人看到了。和旧中国留下的砖家叫兽别无区别。不过五七年没有发明这词，而是叫《右派》。
如今年轻人看不到大量的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人们拿着铁饭碗，农村人民公社的社会员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而看到的都是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走资派邓小平们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过的，站在走资派的立场上的被篡改过的历史。
因此，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就不是原有的真实的历史了。57年反右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如此，文革批斗走资派更是如此，凡是毛泽东说过的做的事几乎都是如此被颠倒。
新中国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后一切又都复辟颠倒了过去。现在工人农民要想再当家作主拿铁饭碗，似乎有要重提的必要。
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有些学者又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原先只是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的。
其实“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之后，毛泽东有三次大的社会主义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毛泽东的一个试验，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新的不可知的社会主义新知识要学习要偿试。社会上地富反坏分子，蒋介石国民党留下了许多捣乱破坏分子，留用的旧社会公职人员也不听共产党的。虽然共产党的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战争年代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当大官了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让老百姓自觉地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定需要返回到当时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没有经历过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荒诞不经，不可想象……。
当然要有当时社会的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上来看这些运动就不难理解也是必要的。1949年以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这样的一批干部，搞经济文化建设热情是足的要学习的知识不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共产党政权要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又要运用人才，所以新中国一成立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后就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还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要摘帽子的，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
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在全国各大城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更是旧政权时代的大量旧知识分子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官员当时也留用了不少吧。
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中国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
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有利的社会地位，甚至一些大官职。虽然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资本家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很多，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
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还是有怨言的。是看不起工农干部的。是要让共产党下台的。
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
有关“文革”中被批斗的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共产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
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红军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就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没有毛泽东顶住，没有文革，走资派早翻天了。文革中批走资派邓小平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在向共产党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
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李敦白的岳母是个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泽东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毛泽东做了《反右》这个决定的。
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你是说，抛开谁对谁错不谈，事实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赶掉，新精英想办法反击，就出现了这场反右运动这就是历史事实。
57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连上小学都没有机会（哪怕你49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56、57年，你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只能讲“成分”。本来“成分”仅仅是土改用一下，马上就会取下，土改法里都有，但是57年以后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别重视，跟这个是有关系。
实际上，你认为存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有知识，新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阶级背景、我的阶级出身。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右派平反后的攻击毛泽东什么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完全颠倒黑白。
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
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如想认真研究历史可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能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会让你感到很震撼，假如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也会有强烈的反应，一定会的。
有学者认为，57年5、6月间发生的北大的学潮，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罢工和群众事件直接促使整风运动转向反右运动。
确实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汉也在57年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右派都出来翻案，他们当了造反派，他们变成造反派得势的时候甚至去迫害当时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右派诗人叫XX，他文革中间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写了一些歌颂和鼓动武斗的诗歌。
现在右派都是讲文革中间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间，他们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一点点不比别人不疯狂，可能更疯狂。
所以人是不会学到教训的，虽然57年吓了一下，但是以后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今天还是会说话，哪有不说话的？往往是那些说话最多的人说他们不敢说话，是不是？所以事实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哪些话没有说？只是说推翻共产党这句话没有人在正式场合说。讲宪政，讲私有财产，所有的政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哪句话没说？都说了。西山会议，不是当着共产党的官员说的吗？所以都是敢说的，哪有什么胆小的？
近些年，随着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这恐怕也使得知识分子和民间影响决策的管道渠道发生了转变。总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知识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响公共舆论，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是什么，有时候说不清楚，但是看这几年公共政策的变化，溯源的话，基本都是舆论先行。
比如打工者问题、三农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都是先在互联网上炒，然后进入平面媒体，甚至进了电视这样的媒体，然后变成了公共议题，再变成了政策议题，最后变成公共决策。中国的砖家叫兽们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走资派治下的砖家叫兽们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太大了，不成比例。看走资派特色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最近一、两年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明晰起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就是很好的例子。
现代史已经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就不得不把这些历史展示成那样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工人农民要想再当家作主拿铁饭碗，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十送红军》原版歌词：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
二送红军大路旁，红漆桌子路边放，桌上摆着送行酒，祝愿红军打胜仗。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藏黄莲脸在笑。
四送红军过高山，山山包谷金灿灿，包谷本是红军种，撒下种子红了天。
五送红军澧水河，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捎书和信，捎信多把革命说。
六送红军兔儿岩，两只兔儿哭哀哀，禽兽能知人心意，血肉深情分不开。
七送红军七里湾，七里湾中一片田，凉风阵阵稻谷香，新米上市人走远。
八送红军八角山，两只八哥吐人言，红军哥哥莫走远，财主回来要倒算。
九送红军过大江，江水滔滔船儿忙，眼望江水肝肠断，穷苦百姓泪汪汪。
十送红军转回来，武陵山巅搭高台，盼望红军打胜仗，盼望亲人早回来。
《红军十问》：
1.我们当年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2.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3.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4.还有贪官污吏吗？
5.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6，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7.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吗？
8.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9.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
10.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红军十问：
红军一问：我们当年的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红军二问：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红军三问：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红军四问：还有贪官污吏吗?
红军五问：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红军六问：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红军七问：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吗?
红军八问：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红军九问：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
红军十问：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从湘江到遵义》话剧中的红军十问：
话剧《从湘江到遵义》，以重温长征精神，重铸中国人信仰之魂为指导思想，不以简单化地再现长征为目的，立足于以现代人的思考，以现代戏剧的方式进行现代表达。剧中的红军十问，振聋发聩，激荡人心，它喊出了民众的心声，表达了人民的企盼。
红军之问：还有贪官污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从湘江到遵义》台词对话精湛、内涵深厚、耐人寻味;服装、道具及舞美灯光朴实无华、主旋律配乐悦耳动听、全体演职员忘我献艺，总之《从湘江到遵义》不愧为当下讴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一大力作、红色经典的艺术品。
湘江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第一场悲壮的战役，也可以讲是中国革命史上损失最惨烈的战役，成班、成排、成连、成营、成团，甚至成师的红军指战员都牺牲了，红八军团和殿后的红34师打没了，战死的三万多将士几乎是红军最具战斗力的精锐，中央红军长征离开苏区时的红军人数有8万多人，经此一战，再加上突破前面三道封锁线的损失(如果再加上非战斗的民工，至少牺牲人数达十万人之巨)，只剩下了三万余红军指战员，中国革命面临最严峻的考验;也由此悟出了红军最高指挥团队必须整改的道理。最后，长征中的红军指战员一步步从“湘江惨败”，到“翻越老山界”、“通道转兵”、“黎平会议”、“强渡乌江天险”、“挺进遵义城”，最终召开了“遵义会议”。
通过“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以此“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最终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地位，从此开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正确路线，彻底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揭开中国革命胜利走向胜利的新局面。这就是话剧《从湘江到遵义》描述的主要内容。
那些已经壮烈牺牲的红军将士，在九泉下发出的《红军之问》：
我们的身体早已深埋在泥土里!
我们的灵魂经常在天上回合!
我们仍在牵挂我们流血牺牲建立的新中国!
我们当年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贪官污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吗?
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敢站出来吗?
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红军之问”就是问走资派们：
我们当年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贪官污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我们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
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话剧《从湘江到遵义》里的“红军之问”，也是老百姓的“红军之问”。
牺牲的英烈们返回人间，站在舞台上对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今天大声发问……
这些“红军之问”，就是告诉中国人：不忘红军，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和使命，就是为人民服务谋幸福。
当年的红军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了今天的走资派和资本家的幸福生活。要想推翻今天的走资派和资本家的统治，工人农民的路还很长。
然而红军长征的路还要重走，反抗造反并没有结束，工人农民自己当家作主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前面还会有一道道封锁线，还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还会有娄山关，腊子口，还会有雪山，草地......
年年八月桂花盛开，光辉灿烂的新世界依然在远方，信仰之火不能熄灭，鲜红的旗帜不能倒下！只有这样纵是雄关漫道真如铁，工农造反革命一样而今迈步从头越！
“红军之问”该是谁的“必答题”？是当今执政的中国特色政府。不将走资派邓小平的狗屁理论抛到垃圾堆去，清扫干净“先富论“，“猫论“，“摸论“等乱七八糟的谬论，就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
这一个个提问，是呐喊，是嘱托，是命令，是期待，让人听了之后无比震撼。正视和回答这些严肃的问题，是当今习政权的责任。
习政权应该把“红军之问”的十个问题，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必答题”，进行一次全面考核，让党员领导干部扪心自问、对照检查，把真实的答案公之于众，真正做到不忘共产党的信仰、警钟长鸣。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为中国的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付出鲜血和生命的革命前辈红军将士们！
令人震撼的话剧和无比尖锐的提问，都在时刻警示着还号称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新的长征仍在继续，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前进的道路依然还很漫长……。
从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到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
《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里说的《独裁者》，决没有给这些领导者扣上终身的帽子。而是说这些领导者在决策这些大事时是独裁的。
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独裁者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多数政府》执政的党领容易得多。而《少数党政府》执政时想搞独裁，必须要同一个反对党结盟组织一个《大多数政府》。这可不用再次民选。臭味相投结盟后就可以独裁四年或八年了。
而这些领导者在决策这些大事时，大部分的独裁对全人类没有造成巨大的危害，因此也没有必要如同什么犯了大罪似的，也不必恶狠狠的骂人家是：“独裁者“。这些说中文的反共分子开口闭口必称的“民主“或“独裁者“只不过是看门犬或站街女，只会对着路人乱叫或呼叫男人。
其实《独裁》只是个词组，对一件事物的描述。作为领导者决策时，不是民主就是独裁。这是一个不同的方法和过程，不是决策的结果。所以一个领导者在执政期间对某一件大事的决策而己。“独裁者“也不是终身制。
有少数领导者在执政期间对某一件大事的决策，对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虽说只是这个领导者人生中的一段时间，但这样的独裁造成的恶果是不可原谅的。例如：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剿杀犹太人。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德国己成“民主国家“了。所以称《独裁国家》或《民主国家》也是不合式的。一个国家存在己几十几百年，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代，替换了无数的领导人，能说这个国家是《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一个人没有《终生独裁》或《终生民主》。一个党也没有的所谓《民主》或《独裁》之分。说一个国家是《民主国家》或《独裁国家》是在胡说八道。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美国有没有独裁者？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就是一个独裁决策。造成中国人死伤，遇到中国走资派软柿子，忍了。敢炸俄罗斯驻外使馆吗？
前美国总统小布什拿了一包洗衣粉说伊拉克有“大杀伤性武器“，就狂轰滥炸伊拉克，给伊拉克老百姓死伤无数。小布什的这个独裁决策造成了中东战乱几十年。给中东带去了“民主“吗？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独裁决策的全民医保似乎结束于川普。
前美国总统川普独裁决策在美墨边境修高围墙似乎随他的下台而停止了。发动美中贸易战也是川普的决策。但川普没有发动武装侵略，以及和朝鲜和谈等也是独裁决策。他想拿个和平奖。但没给他。
现任总统拜登独裁决策的事件多了。都看到了不说了。例如：支持乌克兰，支持以色列都是他的独裁之作。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独裁者了。当了三任，三上二下了，可与走资派邓小平有得一比了。前二任上独裁贪了不少财，遭到了反对党的揭发。三任上来迫不及待想修改法律，以逃脱法律制裁时，民众上街反抗修改法律轰轰烈烈时，找个借口宣战，狂轰乱炸加沙，造成无数妇女儿童伤亡。别说是以色列国民能“民主“一下，别狂轰乱炸加沙了。就是联合国，其他国家坚决反对强烈抗议下也不能阻止。这就是独裁者。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的加拿大小土豆，头四年《大多数政府》执政，独裁决策《大麻合法化》。当时民众反对，反对党不同意，但又有奈何？照样立法通过。第二个四年是《少数党政府》执政，就与新民主党结盟，四年之内推翻不了。好处是可以独裁。
独裁决策的作品是《全民牙医保健》。听起来很高大上，为“全民”，又是昂贵的牙医保健。不过，稍用一点脑子去研究一下加拿大目前的医疗制度的事实是：加拿大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以来，由于是在私有制下的医疗昂贵，支出巨大，占各种政府支出的过半以上，己经到了难于维持的程度，医护人员短缺，急诊室关闭，一直在缩小免费的项目，有政党一直在推医疗私有化。再加上疫情影响，政府财政赤字巨大，百姓因物价房租高涨之下，实行《全民牙医保健》可行吗？
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原有的牙医保健包括：有钱人自然有。有工会组织工作的不管是政府工作，还是私人公司工作，都有牙医保健，有的一人工作全家都有牙医保健。没钱的领福利金和残废金的都有牙医保健的，也是一人吃福利全家有牙医保健的。十八岁以下儿童有政府的牙医保健的。产妇有牙医保健的。六十五岁以上的有牙医保健的。剩下的人没有。有必要再搞一套《全民牙医保健》吗？这就是资本主义民选的独裁的恶果。还口口声声称“民主国家“？
小土豆的独裁多着呢？疯狂用高价采购来的新冠疫苗，最后送给一些穷国家还不要。最后过期作废了多少？还污染环境。浪费资源，财政赤字。谁来追责？一日民选，四年或八年独裁。八年之后轻松退下安享退体后的幸福生活。这就是被反共分子们鼓吹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独裁者的写照。
《独裁者》是指某一个人，在一个社团，党派，地区，国家中担任最高领导者，在其对所属国家团队内的管理期间，对于一些重大事件自己独裁决策行事者，谓之《独裁者》。所以笼通地称某一个国家是《独裁国家》或《民主国家》是不妥的。称某一个党是独裁的更是胡说八道。一个国家存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一个政党有不同的党领，能说一样吗？只能说某一时段《是》还是《不是》即可。最好的例子就是德国和日本。今天这二个国家都放到西方民主国家中了，还是最“民主”的七国之中了。但过去有段时间是民主国家吗？
一个最高领导者在其任期时间内会有很多次重大决策，看其是否经常性的独裁还是偶尔的独裁要区分开。所以说，独裁和民主对于一个人来讲，也不存在终身制。在这个人没有当上最高领导者之前或之后，应该同平民百姓个体一样，不存在独裁者和民主者之说。例如当父亲母亲的只能在自己家里进行独裁和民主。例如说，蒋介石是独裁者，只是在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时期执政时，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之后逃亡到台湾岛上继续执政台湾时，蒋介石也是一个独裁者。蒋介石刚登上台湾岛不久，228事件反蒋介石的独裁就证明了是一个独裁者。独裁者的特色就是对反独裁者的人开枪镇压，继续独裁统治执政。但被反对者赶下台后就不存在独裁者身分了。
独裁者的启动力就是想要自己或家庭获得名和利。一个最高领导者不想拥有名和利，独裁就失去了动力。人性的自私性，可使每一个人得了最高领导权，都会想通过独裁而获得私有的名和利的。只不顾很多人在权位上有自我克制私欲。有些人不敢独裁或没有这个独裁的自控能力，也是存在的。这里的“最高领导权“指的是上至国家，下指一个家庭。独裁的父亲或独霸的母亲不是没有。但危害大的是指一个国家的独裁者。如德国日本的独裁者影响世界影响全人类。
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是不是独裁者？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二号人物邓小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邓小平是不是独裁者？是！是！！是！！！
邓小平从苏联回中国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时不可能是独裁者。
邓小平在第四野战军时当政委，官不小。但军长是刘佰承，邓只能做做思想工作，邓想独裁也不成，刘军长说了算。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中央一线领导，前面有刘少奇，也轮不到邓小平独裁。
文革中邓小平三上三下，迫不及待想独裁一下。可毛泽东还在。邓小平还是不能独裁。
毛泽东逝世后，华接班。邓小平的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的机会来了。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开始了走资派邓小平的独裁之路。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后的《独裁决策》的例子很多：
台上改革开放，台下复辟资本主义。是走资派邓小平的独裁之作。
文革中，邓小平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使然，《永不翻案》。改革后，邓小平独裁，立即翻案。
文革中，邓小平说，文革好。邓小平独裁后说，文革是动乱。
走资派邓小平独裁决定：四人帮十大罪，判死缓。
走资派邓小平不在位上，可独裁让华国锋下台。让胡跃邦上台又下台。让赵紫阳上台又下台。让江泽民上台。江不听话，独裁式南下带着家属游玩时就可以发号施令作为国策来下文件，让上至总书记下至村官都得听邓的话。够刺激吧！古今中外的独裁者中也是少见的。
走资派邓小平不在位上，可独裁地隔代指定接班人。胡锦涛，习近平是例子。又隔代又隔代的习近平更是放心，红二代，自己家里的孩子，更放心接班了。这种做法己不是资产阶级的时代了，而是封建社会里的帝皇做法了。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有资产阶级的民主，让几个资本家之间竞争选举一下。而走资派邓小平直接独裁指定上位亲自开除前后共有六位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而走资派邓小平从来没有当过一天的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这不叫独裁叫什么？
独裁者有个共性就是对反对独裁者的人开枪镇压。蒋介石如此。走资派邓小平也如此。这就不多讲了。因为讲的很多了。
走资派邓小平在治国外交经济军事等多方面都有很多独裁的决策。就不一一例举了。以上足以证明走资派邓小平是一个独裁者。而走资派邓小平这个独裁者连资产阶级的民主都算不上。
中国香港有没有《港式民主》？有！但要分开说。
《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零时归还中国之前，是没有《港式民主》的。香港只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派港督来治港。香港人中的少数精英当当下手而己。香港的工人农民只有做苦工累活的命，何谈要作香港政府的主。所以说，香港在回归前是不存在《港式民主》的。更不要谈什什美式民主？就是英国管的，英国人也不让香港有个英式民主。何谈什么普世民主了？痴人做梦吧。
香港回归中国后，香港有没有《港式民主》？有！要分开说。
以《国安法》为界：
《国安法》之前的《港式民主》称之为：旧《港式民主》。
《国安法》之后的《港式民主》称之为：新《港式民主》。
旧《港式民主》。为什么说有《民主》呢？
因为，香港在回归后，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不派“港督“官员来港治理香港事务。是《港人治港》。但要得到中央政府认可。参选的官员大多数也是有钱的资本家。所以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要是香港本地的资本家，通过选举，中央认可，成了港人治港。即旧《港式民主》的产生开始。
但是，由于很多法律和体制沿用原来英国式的模式，产生许多漏洞，经二十多年的实践，很乱，港民无安全感。所以经大乱之后，中央政府制订了《国安法》。有法可依。 这就产生了新《港式民主》。
新《港式民主》也是资产阶级民主。因为，港府领导的产生是同前面旧《港式民主》一样的。区别在于旧《港式民主》延用了一些英国的法律。而新《港式民主》中的一部《国安法》是中国中央人大制订的法律。
新《港式民主》的《香港国安法》实施三年多了。三年多来，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取得的全面效果有目共睹。与前黑暴肆虐香港的状态作对比，更是给世人恍如隔世之感。没有人可以否认，是《香港国安法》带来了这样的巨变。香港迎来安全的新局面，没有《香港国安法》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没有安全何来自由。加沙人有自由吗？香港是自由港，“自由”在香港还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意义。但在“爆乱”期间，普通市民连大街都不敢上，哪里有什么自由？连在公共场合说句普通话都可能挨打，哪里有什么自由？乱港分子肆意阻碍交通、纵火、扔汽油弹，直接危害广大市民的基本生命安全和自由。《香港国安法》首先恢复的是香港的安全，进而也保障了香港的真正自由。
香港一直是全球最自由、最开放的经济体，在260多个国际协议和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中拥有成员地位，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但这个优势差一点被“乱港分子”糟蹋了。
有关资料显示，当时持续发生的爆乱造成3000多人受伤，致使港铁1979年开通以来首次全线停运，暴徒撬起来的砖头可填满48个篮球场，拆下来的栏杆连起来有125座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大厦那么高。商家正常的经营活动都无法进行，香港怎么可能民主？怎么可能自由？香港国安法使香港的营商环境得以快速好转，经济民生因此日渐展现新的生机。
没有法治何来民主。当法治遭到破坏的时候，“民主”就成了别有用心者的掩护和工具。香港立法会一度被乱港分子重点攻击，长时间陷入瘫痪状态，大批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法案迟迟得不到审议，数以百万计的纳税人、打工仔、残障人士等的切身利益受到影响。这是民主吗？是什么民主？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结束了这样的混乱，维护了法治也维护了民主。
不爱国何谈爱港。曾几何时，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竟然不能谈爱国？乱港分子企图把爱国和爱港对立起来，对爱国者进行打击，制造恐怖氛围，大行害港之实。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确保了“爱国者治港”，香港中小学升起了五星红旗，唱起了国歌，社会正气得到彰显，“国安家好”等观念深入人心。
不打击乱港分子何来香港安宁。乱港分子不除，香港永无宁日。人们都记得，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前，乱港分子何其猖狂，他们在境外势力的支持和怂恿下，公然背叛国家、背叛香港，他们的行为放在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都是赤裸裸的犯罪，不可容忍。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乱港分子被抓的抓，判的判，逃的逃，乱港组织也纷纷树倒猢狲散。在香港国安法面前，他们确实脆弱得像秋后的蚂蚱。
不甘心失败的西方反华政客，一直不遗余力地对香港国安法进行抹黑诋毁，如此颠倒黑白更暴露他们对香港的强烈恶意。香港今天的局面有多么来之不易，香港市民都有切身体会。去年习近平主席视察香港时表示，“经历了风风雨雨，大家痛感香港不能乱也乱不起，更深感香港发展不能再耽搁，要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谋发展”。这不仅说出了香港市民的心声，也为香港指明了前进方向。
香港国安法实施前后的强烈对比，让人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句老话的分量。香港未来的每一步前行，都会走得愈发坚定、自信，并且动力十足。新《港式民主》要比美式民主安全。
《台式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
《台式民主》。近日，台湾岛上为选举台湾领导人，可谓轰轰烈烈己经有段时间了。离选举日己不足一个月了。台湾记者在街头和养老院进行了随访。在街头主要是年轻人：喜欢叫台湾好。在养老院里随访了几个九十多岁的退体老兵：打仗残酷啊！我是在大陆时被抓壮丁抓来的，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因为壮丁抓不到啊.......。见那老兵含着眼泪在说。
台媒记者作了简单分析：目前台湾岛上年轻人以独立居多。而老年人尤其是被蒋介石国民党被迫带到台湾岛上来的大陆人中以中国统一为主。但老年人不断地在减少，而年轻人不断地在增加。民意的结果是以台湾独立为主的。《台式民主》一直在为独立或统一为轴心而转。而作主的是几个资本家和他们的集团。至于《扶助工农》早被国民党抛至九宵云外了。而民进党就根本不承认。而民众党和最大资本家根本就不认工农。这就是目前的《台式民主》的核心。
蒋介石在统治台湾时是独裁。无可非议。蒋介石儿子接班，是因为蒋介石的这个儿子经苏联培训过，还能做点事。蒋介石死后，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把从苏联学到的和回到中国在瑞金地区看到的土改农民运动分田地共产党的做法搬到了台湾。当时分到田的台湾人转手把田卖了，拿了钱移民了。蒋经国死了，被他重用的李登辉是个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李没法解散国民党，就纵容一帮反国民党分子组建了民进党。这就是《台式民主》的开始。
《台式民主》在日裔台人投机分子李的操纵下，台湾民进党的陈水扁上台执政了。四年，八年执政下来，陈水扁，一个台湾农民的儿子，又是台南一家地主的女婿，进了监牢。为啥？捞钱！陈水扁在台湾执政八年捞了多少钱？
《陈水扁30年从政之路以贪腐丑闻终结》《陈水扁：从“台湾之子”到台湾之耻》《出身贫寒三级贫户之子 “老实的乡下人”》到《“执政”8年 大肆捞钱 享用特权》
台湾学者指出，陈水扁在8年“执政”时间里，打造出真正的“第一家庭”，即“炒股第一，购物第一，拼理财第一”！这8年，陈水扁不仅将自己的政治仕途推上了巅峰，也将家人的腰包变鼓，享受到平常百姓家无法享受的特权。
根据台湾财政部门公布的岛内政治人物财产申报资料显示，陈水扁“执政”8年，家里多出近5000万元的存款和两处房产。此外，吴淑珍的手表和10多件珠宝价格更是难以估量。8年内，陈水扁夫妇还为家人购买了220多万的高额终身保险。
陈水扁的儿子陈致中的婚礼也曾在台湾引起很大争议。按照规定，平常只有“第一家庭”才可以动用公务用机“空军一号”。婚礼当天，包括媒人等一票人全部登上“空军一号”，前往女方台中的家里提亲。当时，有人开玩笑说，“空军一号”变成了提亲的专机。
陈致中的婚礼极具奢华，台湾几乎所有的银行家以及比较大的企业家全部到场，这在台湾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更离谱的是，曾有商人赠送价值100万元的对表，竟被吴淑珍要求换成价值132万元的名牌钻戒，并强制对方弥补差价。
陈水扁家族的特权远远不止一家四口人在享受。扁家友人蔡铭哲曾在出庭时证实，他曾以吴淑珍助理的名义帮陈水扁家修缮官邸、添购家具，都能获得很大的折扣。
陈水扁“执政”8年，推动许多重大建设，包括雪山隧道通车、高铁营运、“二次金改”等，只是这样的政绩，却因为弊案陆续引爆，最终把自己推向牢狱之灾。
“第一家庭”从风光无限到分崩离析。陈水扁家族弊案的爆发，为这个曾经的“第一家庭”带来了人性的冲击，一场亲情角力战上演。顷刻间，夫妻关系、父子关系、父女关系、婆媳关系变得复杂而诡异。昔日风光无限的“第一家庭”，如何蜕变到众叛亲离、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境地？
夫妻关系：从“救夫保子”到“舍大保小”。在陈水扁的仕途中，吴淑珍一直是最重要的推手。吴淑珍所谓的“政治车祸”发生后，陈水扁在公众面前始终扮演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夫妻大方秀恩爱。
弊案初期，吴淑珍为了保护丈夫陈水扁与儿子陈致中，曾采取部分认罪的司法策略，企图将全部罪责揽在自己身上，通过这一手段来达到“救夫保子”的目的。而陈水扁也同样将罪名推给妻子，称吴淑珍“不是正常人”，瞒着他在官邸捞钱、搬钱、洗钱。
随着案情的进一步明朗，扁家人似乎意识到唯有坦白认罪才能减轻家人、尤其是儿子陈致中涉罪的责任。此后，吴淑珍的策略由“救夫保子”转为“舍大保小”。
陈水扁办公室透露，先前曾带着一封吴淑珍亲手写的信转交给陈水扁。吴淑珍在信中措辞强硬地责备陈水扁。之后，吴淑珍更进一步发动劝扁认罪攻势，甚至撂话：“不认罪以后就不来探视！”
父子关系：从“避实就虚”到“当庭对质”。扁家弊案初期，陈致中、黄睿靓夫妇称父亲对洗钱一事毫不知情，力保陈水扁的痕迹相当明显。然而，随着弊案审理的进一步白热化，陈致中坚定地表示愿意出庭作证，与父亲陈水扁对质。当陈水扁听到儿子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时，眉头深锁，坐立难安。
为了达到让父亲陈水扁认罪的目的，陈致中也曾以死相逼。他表示，如果吴淑珍有事，他准备“随母而去”。而陈致中妻子黄睿靓探阿扁时更是直接哭诉，希望阿扁配合院检，不要累及子女与第三代。
父女关系：从“为父叫屈”到“对扁发飙”。每当弊案进入紧要关头之际，陈幸妤高声嘶吼，为家人辩护，强调汇往海外的钱都是“选举结余款”。她还点名前“行政院长”苏贞昌、谢长廷和高雄市长陈菊，都曾拿过父亲陈水扁的钱。
但当陈幸妤涉入家族弊案被限制出境，无法实现赴海外求学的美梦时，她把一腔怒火通通发泄到陈水扁的身上。陈幸妤到看守所探视父亲时，父女间发生激烈争吵，陈幸妤情绪失控，当场发飙。陈水扁则是一次又一次消费儿女的隐私。他不仅出书大爆陈幸妤的失恋情史，称女儿曾当第三者，还直指她会发疯甚至自杀，让其隐私沦为街头巷尾的八卦话题。
这就是《台式民主》。在《台式民主》之下的种种丑陋一览无遗。
《民主集中制》是东方民主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扶助农工》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治国方法，并定为制度。共产党当官了，共产党有权了，但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党员们，必须要继续《扶助农工》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工人们有了铁饭碗以工厂为为家。农民们组织起来成立农村人民公社，兴修水利大办农业，创办社办企业人民公社工业化，互补工农城乡差距，个体农民成了集体的社员。干部们还必须要做到民主及民主集中制即先听民意再作决策，不但如此，干部还要参加劳动，规定在允许的情况下到工厂农村去，与工人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到五七干校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集体劳动。知识分子们也要为《扶助农工》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准则。以民为主让民作主。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乘坐１１辆吉普车和１０辆美制十轮大卡车，浩浩荡荡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就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临行前夜，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熟谙历史的毛泽东对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对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取得政权后，居功自傲，贪图安逸，结果导致失败的历史教训，格外重视。
早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即指示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史学论著《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就是要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一再强调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刚刚结束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向全党敲响警钟，提出了“两个务必”。
毛泽东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此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他还要求全党同志要警惕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两个务必”的提出，不仅在当时起到了警醒全党的作用，而且直到现在都具有指导意义。
《东方民主》把扶助工农作为起点，在没有执政权的长时间内，努力地扶助工农，将工农组组起来，带领工农，抉助工农，终于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序 言：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发扬各民族间的友爱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我国的民族团结将继续加强。国家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将照顾各民族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将充分注意各民族发展的特点。
第一章 总 纲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民主集中制》是东方民主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方法，并定为制度。当官了，有权了，必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同时，当官的还必须要做到民主及民主集中制。
何谓《民主集中制》？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第一点就回答和示范了《民主集中制》这种方法。具体做法如下，
毛泽东：“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这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
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
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
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
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那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扶助农工》。古人云：一字值千斤。
《扶助农工》何止值千斤，值千吨万吨甚至亿吨都不为过。
《扶助农工》中的《扶》字是：支持人或物，使不倒：搀扶。扶正。扶老携幼。以扶善良。扶人清醒。扶人强大。
《扶助农工》中的《助》字是：帮助。辅助。助手。助人为乐。
《扶助农工》中的《农》字是：农民。当时旧中国有几亿。
《扶助农工》中的《工》字是：工人。当时旧中国有几百万。
孙中山提出的《扶助农工》，可不是拍脑说出的。集其一生所经验。
孙中山医学院毕业后在香港当医生，他的哥哥在美国开农场。孙中山大可过上小康，或是中康，甚至大康的个人家庭生活。然后呢？
然后，医生这个职业有个特殊性，即可接触到社会上的各等人员，有富人，有穷人。那个时代人世间以私人诊所为主，大多数医生以付钱看病，而少数医生见到穷人看不起病就关心起这件事了。例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医生在多伦多开了几个月的私人诊所后就关闭了，参加了美加共产党了。而孙中山也弃医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
孙中山对旧中国的社会是仔细观察认真研究的。他对如何解决旧中国的落后和被殖民是有独立思考的，也有如何去解决的想法。主要内容就是旧三民主义。为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为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则指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推翻皇帝。抵御帝国主义侵略。
孙中山不但有想法，而且脚踏实地干起来了。孙中山首先想请《东帝》即日本帝国主义中的少数官员援助，但《东帝》不帮忙。孙中山又向《西帝》即西方帝国主义乞求援助，但《西帝》不理。
因此，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们和其哥哥的经济支持下，成立同盟会组织回中国南方闹革命。在与清军战斗中屡战屡败，只好又逃出中国躺在日本或美国。
清朝末年，由于军阀混战，皇帝年青，清政府腐败无能，再加上孙中山国民党的闹革命。皇帝倒台了。
孙中山愿意让出总统位给军阀以求议和，能让中华民国活下去。但议和梦又破了。上台的军阀不想当大总统，而是想当皇帝。孙中山的国民党只是管管南方的广州地区。《东帝》和《西帝》都不帮忙给援助，孙中山的国民党没钱没枪困在南方。
此时，苏联斯大林派特使来中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又接见了孙中山，并邀请孙访苏。后孙派蒋介石访苏，得到了钱和枪炮，组建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国民党的临时广州政府。孙中山还将所有的共产党骨干请到了孙中山国民党的临时广州政府内。又成立黄浦军校培养军官。又在农村开办农民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又开始北伐战争。是1926年至1928年间，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向北洋军阀发动之内战，因为国民革命军战场由南向北推进，故又简称“北伐”或“北伐战争”。北伐时所到地区农民们积极响应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就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节节胜利之时，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西方民主》，人们己经很熟悉了。有了《西方民主》，必须要配有《东方民主》。为什么必须要配有《东方民主》？道理很简单。要有危机意识。因为一旦《西方民主》失控或崩溃了，要有替代。
同时要有监督意识。按照《西方民主》中的多党制以及反对党监督执政党的监督意识影响下，人类只有《西方民主》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东方民主》，作为第一反对党的角色存在进行监督执政的《西方民主》。必要时替代执政。还可以有《其他民主》存在这才行。
再则要有比较机制。有比较就必须有同等级别的二个以上，才能有比较出谁好谁不好，谁行谁不行，谁能谁不能来。有机会比较一下。
有关《西方民主》的定义，几百年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己广而告之了，在此不作重复了。
对《东方民主》说一下：根据百多年来反对声最多最响的当属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在东方中国的实践成功。首当其冲地被骂被攻击被抹黑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作品是：
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
新中国的成立。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十年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社会实践中的一切成功经验离不开《东方民主》。所以，《东方民主》的定义是：毛泽东时代三十年。
《西方民主》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己几百年了。
而《东方民主》即毛泽东时代三十年。
《东方民主》，虽然只有三十年的社会实践，两者放在一起作一比较就显示出好坏来了。以后慢慢再说。
今天主要讲讲《东方民主》的主要内容：
讲《东方民主》，必须要从孙中山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开始。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是孙中山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国民党背判了孙中山的遗言。而毛泽东继承了。
毛泽东在一九四零年写的《新三民主义》一文中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不见一九二七年之后，就已经有过这种情形吗？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
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
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须将“革命”二字取消，变成反动的三民主义。
归根结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如果照汪精卫从前的话，来一个“夹攻中的奋斗”，来一个“夹攻中奋斗”的三民主义，岂不勇矣哉？但可惜连发明人汪精卫也放弃（或“收起”）了这种三民主义，他现在改取了联帝的三民主义。
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联的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但无如西帝们要反苏反共，你联它们，它们就要请你北向而击，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这些情形，就规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决不能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反俄的三民主义。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如不联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反共公司。但这岂非有点当汉奸的嫌疑吗？
我不跟日本走，单跟别国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谁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汉奸，因为你不能再抗日。我独立反共。那是梦话。岂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汉们，能够不靠帝国主义之力，干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吗？
昔日差不多动员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气力反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独立”反之吗？听说外边某些人有这么一句话：“反共好，反不了。”如果传言非虚，那末，这句话只有一半是错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却有一半是对的，“反共”真是“反不了”。
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
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如果没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齑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切反共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否则，三民主义就要灭亡。这是三民主义的存亡问题。联共则三民主义存，反共则三民主义亡，谁能证明其不然呢？
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
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
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
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着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
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它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
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
在这种情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由此可知，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义者，必须认真地考虑到这点。
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
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
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
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
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
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
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
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
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
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
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
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
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的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