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冷淡漠不关心

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冷淡漠不关心

 

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关心”。

饥饿者在关于一小块面包的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

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已经永远不愁面包，永远不缺少面包，而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党性不过是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

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八九七年底），《列宁全集》第二卷第四七一页

政治上的冷淡态度就是政治上的满足。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关心”，饥饿者在关于一小块面包的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已经永远不愁面包，永远不缺少面包，而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党性不过是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九O五年十一—十二月），《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五十八页

一般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要觉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领导经济和政治的一切企图，最后都遭到了破产。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或者受资本家领导，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梦想中间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五一七页

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最重要的东西，即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工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最艰巨、最需要斗争的工作，那末，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社会”神甫和机会主义者总是情愿幻想未来的和平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正在于他们不愿意想，不愿意考虑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九一六年九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二卷第八七八——八七九页

马克思说过：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就是说，今天无产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着经济斗争，明天他们也不得不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就这样用双重性的斗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斯大林：《阶级斗争》（一九O六年十一月），《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五九页

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是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进程中，每个阶级都以自己的思想体系为指南。资产阶级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所谓自由主义。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大家知道，这就是社会主义。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九O六年六——七月），《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一页

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全果》第十二卷第三十五页

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垂死的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阵地而不企图组织反抗。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和波折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全会：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一九二八年七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五O页

当然，旧制度是在毁坏，在解体。这是真的。然而人们正在作新的挣扎，正在用另一些方法、用所有的办法来捍卫、拯救这个正在灭亡的制度，这也是真的。……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这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过程，这是斗争，这是与阶级冲突相联系的过程。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跟一棵已经十分腐朽、自己一定会倒在地上的树相比。不，革命，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每当新世界的人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就应该防卫旧世界用暴力恢复旧制度的企图，新世界的人们总是应该保持戒备，准备回击旧世界对新世界的侵犯。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一九三四年七月）

我们有些同志既然看不见戴上新的假面具的阶级敌人，既然不善于揭穿他们的欺骗手腕，就往往安慰自己说，世界上已经没有富农了，农村中的反苏维埃分子已经由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实行而被消灭了，……同志们，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富农被击溃了，可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而且，如果共产党员泰然自若，打起瞌睡来，以为富农会按所谓自发的发展方式自己跑进坟墓去，那末富农是不会很快就被彻底消灭的。斯大林：《关干农村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O五——二O六页

不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能不能排挤资本家，铲除资本主义的根底呢？不，不能。依靠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能不能消灭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只能培植阶级并使阶级永久存在，因为这个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矛盾的。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三十页

托洛茨基分子活动的基本方法，不是公开而诚实地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掩饰自己的观点，卑躬屈节和阿谀逢迎地颂扬自己敌人的观点，假仁假义和口是心非地诋毁他们自己的观点。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一九三七年三月）

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党员，衣袋里装着党证，所以这些人表面上看来并不是异己分子。如果说旧的暗害分子公开反对我们，那末，相反地，新的暗害分子则是向我们的人献媚，夸奖我们的人，拍他们的马屁，以便骗取信任。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一九三七年三月）

如果以为国际资本会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四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四十六页

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一定会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只要这种危险存在，就一定会有复辟的危险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恢复的危险。能不能认为这种矛盾是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克服的呢？不，不能。因为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即使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能完全保障自己免除武装干涉的危险。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一九二五年五月），《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九十九——一OO页

[yongbing1993]

新中国农村人民公社里的五保户




所谓《五保》，主要包括以下几项：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

《五保户制度》是指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中的一个特殊人群，这种《五保户制度》的设立体现了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用法律来保护老人、儿童、残疾人、军烈属家庭和无劳动力家庭的一贯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农村人民公社集体化和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

《农村五保户供养工作条例》中的五保供养对象，主要包括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中符合下列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五保户对象指在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但无赡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符合者发给个人《五保供养证》。

具体是指老年、残疾或者未满16周岁的人民公社的社员，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享受农村人民公社里的五保供养待遇。

五保户对象的确定：应当由本人申请或者由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委员会提名，因年幼或者智力残疾无法表达意愿的，由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生产小队干部或者其他社员代为提出申请，经农村人民公社里的委员会审核公告，报县人民政府审核、核实、批准，发给《五保供养证书》，凭《五保供养证书》享受五保待遇。

具体享受五保的待遇有:（1）按计划供给的粮油和燃料。（2）按季节供给服装、被褥等用品和零用钱。（3）提供符合基本条件的住房。（4）及时治疗疾病，对生活不能自理者有人照料。（5）妥善办理丧葬事宜。（6）五保对象是农村人民公社里的五保供养对象未满16周岁或者已满16周岁仍在接受义务教育的，应当保障他们依法接受义务教育所需费用。（7）农村人民公社里的五保供养对象的疾病治疗，应当与当地农村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和农村人民公社或县里的医疗救助制度相衔接。

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养经费不得低于本地区农村居民上一年度人均纯收入的60%。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保供养标准不得低于当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并根据当地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在本行政区域内公布执行，也可以由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制定，报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国务院民政部门、国务院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农村人民公社五保供养标准制定工作的指导。

实行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相结合。根据五保对象的意愿，可吸收五保户入敬老院集中供养，五保户入院自愿，出院自由。实行分散供养的，应当由农村人民公社政府或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集体经济组织、受委托的抚养人和五保对象三方签订五保供养协议。

不仅是医疗，在教育、住房、残疾人工作方面，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执行的政策都是追求一个核心《普及率》。一切服务都是免费的提供服务, 不存在中间商资本家赚钱的说法。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农村人民公社时代，人民公社里的所有社员们看病都是农村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 赤脚医生制度。是受国家及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保障的，对于国家干部和城市居民实行“公费医疗”制度。这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基本政策。说是“公费医疗”，其实也是有一部分费用需要个人承担的，公费只承担看病费用的大部分，对于那些有突出贡献的人，立过一等功的人，有英雄称号的人，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以及军人国家干部则是全免费的。

在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里的社员群众看病的费用是很低廉的。例如当时有社员曾经患黄疸型肝炎，这是比较一般的疾病，但是全部治疗的费用是几角钱，十几付中药就彻底根除。这是什么概念呢，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的几分之一。为什么毛泽东时代医疗费用这样低廉，这应该主要归功于在那个时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那时候医疗工作者都是人民群众中一分子，信奉“救死扶伤是天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不追求脱离人民群众，不以个人利益为追求。医疗不是以赚钱为主的私有化产业。而是公营的福利性服务行业。

《白衣天使》的医德是非常高的，《白衣天使》们是以“救死扶伤是天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白衣天使》们是十分痛恨“以医牟利，趁人之危”的私有化行为。《白衣天使》们在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不管你是干部群众都是一样的服务的。走资派篡权上台后的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如何? 中国人都有切身体会就不多说了。只是年轻人很少有人想知道有三十年时间不同体验。

令很多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老人痛惜，这些老人慢慢地一位又一位走了。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千千万万个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忠诚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老人们。他们曾被世人尊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老的《白衣天使》们，这些老的《白衣天使》们不单单是说他们有着高超的医术，更是尊敬他们这样一群有着崇高医德的老人们。这群老的《白衣天使》们是从毛泽东时代一路走过来的，无愧于“人民医生”的光荣称号。

在毛泽东时代更为广泛的农村人民公社里，执行的也是“公积金”制度，但做了一个划分。小病在各村、大队、公社的《红医站》里就诊，每个大队有一个老医生和二个分别为男女各一的赤脚医生为社员们看病。通常费用是交五分钱，大病送诊到镇、县、区、市医院，费用又是小队、大队、人民公社负担大部分，个人承担少部分。这其中还有个例外，就是只在农村人民公社里实行“五保”制的一分也不收钱。

所谓的“五保”制，就是由人民公社集体和人民政府完全承担一群特殊人的“吃、穿、住、医、葬”五个方面，个人丝毫没有负担。这是比城市居民更为优厚的特别待遇，享受这种待遇的家庭被称做是“五保户”。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五保户制度开始执行起，就有一套比较严格的审核程序，即符合以下条件：“失去劳动能力的，身体有残疾的，没有生活来源的，没有子女的，失去生活依靠的，革命军人烈属、遗孤”。五保户没有年龄限制，如果五保户中有适龄儿童，国家还负担全部教育费用直至参加工作。全国总计约有“五保户”几百万人。

其实，不仅是医疗，在教育、住房、残疾人工作方面，毛泽东时代执行的政策都是追求一个核心——普及率。即：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尽最大数量、最大可能的都享受到一定水平的待遇。

关于人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毛泽东有三个基本的人的价值观（世界观）：自由／权利、平等和公正社会。在毛泽东的观念里，自由／权利的概念有两层涵义：“身体自由”和“道德自由”，后者更为重要。身体自由的内涵可以分为两类：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消极自由／权利指不受强制，尤其针对外部干扰或外国统治而言：消极自由／权利的本质是“摆脱”。积极自由／权利指人的自然和心理能力，或作出决定、选择做或不做、行为或不行为的能力。因此，毛泽东积极与消极自由／权利的概念与中国人民“摆脱”西方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自主、抵抗帝国主义的意志，以致中国人民能“自由的”实践民族自决有着密切的联系。

平等，毛泽东设想的公正社会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不应理解为仅包含平等主义的狭义上的平等。相反，毛泽东提倡的平等包含了一个前提，即人就基本的尊严和价值而言是平等的，应当被平等对待。这个人的价值观应该从社会的三个主要方面理解：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换句话说，毛泽东的平等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原则：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政治平等意味着全体中国人民都应当享有相同的政治权利，包括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这也是毛泽东大众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反革命分子自然不享有这些权利。经济平等的观念意味着消灭剥削制度和人压迫人的制度。因此，通过土地、资本和工业国有化，生产资料可以全民所有。公有制和财富平等分配是经济平等的主要特点。社会平等代表了人民之间的平等关系。无论是谁，不管他的地位或身份如何，都应该被平等的对待。这是对中国按财富、权力和教育程度享有社会地位、威望和尊重的传统习俗的重大改革。称呼用语由“同志”取代了“先生”是社会关系平等的一个典型表现。提倡妇女权利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派知识分子下乡、干部下干校政策旨在培养平等的大众观念和一个新的价值体系。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体到他的经济思想，即所有的基本需求都被满足以及财富的分配必须是相对公平的。为了保障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必须在大众民主之前保留中央集权制要素。在国家指导和领导下有计划的发展全国经济。此外，必须保护人民对公共决策的积极参与，并须为这种参与不断创造条件。

毛泽东经过其革命生涯逐渐形成了经济生存能力和生产力理论，提出了“辩证道德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一个新观点，强调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对影响人民思想和行为的作用。毛泽东确信，中国人民能够为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自我牺牲、努力工作而释放出巨大的力量。当对人民进行适当的意识形态灌输和组织训练，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将会具有这些新的价值观和品质特点。他“不断革命”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人的观察和概念化的基础之上的，他把人作为一个单独事物分析，并把人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驱动力。

在毛泽东看来，人是最重要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毛泽东把人的资源看成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他相信：作为生产者，人的动力来源于意识，意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动力是道德力量例如奉献、热爱、决心、信心、节俭、勤奋和简单的来源。意识和动力相辅相成，通过人的劳动可以转化成物质力量。根据这个观点，改造社会和推动经济发展，首先需要改造人，必须引导他们提高自己的觉悟和意志。

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观念的世界观，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强调市场机制和追求个体利润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刺激经济发展。毛泽东表面上将经济发展问题政治化的事实，并不是因为他打算挑战经济发展的概念，而是因为他试图利用政治来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资源并使推动经济发展的所有社会力量的效率最大化。在毛泽东看来，“现代科学和技术不应被训练有素的专业‘专家’所独享，而应大大鼓励普通工人和农民进行试验和积极参与。”

为了充分利用人的决定性因素和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首要生产力因素，毛泽东认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世界观，把人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思考。目的是把已经被狭隘化为忠于家庭、村落、宗族的“整体”概念，扩大为阶级、民族甚至更大的觉悟。目标是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以公（集体、公众、广义）为导向而非以私（自私、个人、狭义）为导向的世界观。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只有集体的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为了接受这样的世界观，需要一场毫不妥协的伦理和道德革命。他经常提到文革作为一种运动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提倡集体主义，它不仅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公有制，而且在行为意义中指热爱和无私。公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基于集体努力的一个过程，而非基于私，如个人主义以自我为导向的动机。因此，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目的是消除旧的半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和动机，建立一个与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公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动机。这是试图以道德冲动（公）代替自我本位动机（私）以刺激生产和发展增长。当时试图缩小收入差距的工资政策就是这种刺激的反映。在城市工业，工资差距在掌控之中且在减小，而在人民公社，按工分分配收入，不仅参照个人对生产的物质贡献，还参照一个人的政治觉悟程度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程度。

在1949年毛泽东带领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之后，中国同其他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农业国一样，启动了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福利计划。这个计划也是对革命前社会遗留的贫困、性病、营养不良、卖淫、犯罪、失业、吸毒等各种社会问题的应对。在现代工业就业的只有一百万人——不到整个城市就业的5%。失业人数极其巨大-470万，大约占当时就业人口的60%。人们相信，通过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消灭阶级冲突、废除剥削制度）的建立，以及一个全国范围的国家资助的福利计划的建立，可以逐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yongbing1993]

毛泽东时代的重大社会制度创新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形成了若干重大原则和制度安排。

一是《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保证了各级党组织服从党中央。

二是《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听从党中央的指挥。

三是《党管干部》的人事原则，保证了中央及各级干部由中央及各级党委分别管理。

这些基本制度，保证了党的统一、军队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

这些原则和安排直接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调整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包括：

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的总路线和总方针，还大大加强了党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政治领导，形成了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各级政府的《报告制度》和《决策制度》。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均予以实行。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方面也做了调整，设立中央秘书长及经常的秘书长工作会议，负责协助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研究与处理有关方面的日常事务，成为中共八大之后实行中央书记处会议工作制度的过渡形式和前身。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逐步削弱并取消大区行政机构，加强中央对省市级直接的政治及行政领导。

1950年3月，政务院《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就开始上收大区的部分财权。

1951年12月，《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草案）》上收大区的人事权。以减少各级管理官员。

1952年11月，中央决定将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确定各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该地区进行领导并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的机关，上收大区的行政权。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调各中央局书记、大区行政委员会主席等领导人员到中央工作。

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下达决定执行。

相应地，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六个中央局，直接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这是党政体制的重大改革。

新中国采取了单一制国家体制，创新民族区域制度。这不同于1922年苏联采取的多民族的联邦制。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面积的大小，分别建立不同行政级别的民族自治地区和自治机关。

同时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明确了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权。这是一种将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有机结合的制度安排，既有利于保证国家的完整与统一，又有利于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发挥自治地方少数民族自治的积极性。

到1956年，全国建立了2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和43个自治县。

这一制度是毛泽东等人的制度创新和创举，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跨越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还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

人民解放军的军队也进行了体制改革，中央军委撤销了以野战军为基础的6大军区，成立了13个大军区，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

逐步建立党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制度。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除军队干部实行单独管理外，其余干部都统一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管理。

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提出逐步建立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统一管理下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体制。

从1948年开始准备，经1949年新中国成立，再到1954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迅速地建立了党领导国家、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也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最典型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它的主要特征是：一是执政党集中和控制了国家政权。二是中央政府对全国所有地区的人、财、物及经济管理权。三是军权集中于中共中央军委，真正掌握了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四是实行单一制政体，其立法权从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从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也伴随着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变，即从四分五裂到高度统一，从一盘散沙到组织起来，从山头林立到团结一致。

这是北洋政府（1912—1928年）、蒋介石政府（1928—1949年）根本做不到的，国家的四分五裂、一盘散沙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急剧衰落的重要制度根源。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1840年以来全民皆兵的时代。

正是在这种强大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新中国才能在最贫穷的经济条件下和最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动员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集中全国之力，举办全国大事，在极低收入条件下成功地发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取得的。

毛泽东的制度创新首先是党的领导制度的创建。内容包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各民主党派民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制度

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制度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制度

中央书记处会议制度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尤为重要的是，正是在毛泽东的创意下，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体制得以确立。

1956年，毛泽东创意性地提出增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提议由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起组成该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毛泽东认为，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感到孤单”，需要设几道“防风林”。

毛泽东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

毛泽东：“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

毛泽东特别说道，这一安排，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

毛泽东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样安排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两个梯队，一线和二线。

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六大机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家主席、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个人分工、内部协调、形成合力的领导核心作用。

毛泽东这一设想是深谋远虑的，也是高瞻远瞩的。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倘若遭遇不测风云，把国家前途和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是极其危险的。

正是由于斯大林去世，接班人变迁，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引发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动荡，成为“多事之秋”。

毛泽东为了避免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也包括他本人，创意性地设计了这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领导核心政治制度。

毛泽东的制度创新还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创新。这主要体现在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部宪法，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宪法问题的经验，还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

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中国作为现代化的落伍者，又是后来者，具有“后发优势”。

这里毛泽东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了“后发优势”，包括一方面总结前人和外国人的（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积极的与消极的、进步的与倒退的经验和教训。

另一方面还要超越于前人和外国人，因而就有可能在国家制度创新方面获得后发优势。

对此，毛泽东既有自觉性，更有自信性，毛泽东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宪法优越于西方的宪法。这在当时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但是，随着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国际的比较，《毛泽东预言》得到验证，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确创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yongbing1993]

文革不是请客吃饭而是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谁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出自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之前，毛泽东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在武昌都府堤41号完成。

其主要内容为：

1、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2、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3、科学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

4、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

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最早写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中都有收入。原话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

《文革》就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文革》是经过正反面检验过的真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现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要想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有明白了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梳理了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揭示出这个理论的本质内涵，弄通了这个理论，才能提纲挈领，入木三分，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文革》中的阶级是：

一边是：造反派、红卫兵、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另一边是：走资派、保皇派、黑卫兵、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资本家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

文革中人口：从1949年5.4亿增长到1976年9.4亿人口，增长了74%。

9.4亿X5%等于多少？也是一个不少的数字。

文革中两个阶级的各自领导人：

一边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另一边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请注意：两个司令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又都是在新中国各级领导岗位上掌握实权。

《文革》一开始的领导人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 在文革开始时的五十多天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延续四清中的做法，把批斗的矛头对准早己定性并己改为平民身分的“地富反坏右“及其他们的子女们。又派工作组进大中学校对造反派红卫兵进行扣帽打压。

因而毛泽东带头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泽东。

从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串连，批斗走资派，向走资派夺权等。

刘少奇作检讨，邓小平深刻反省听了刘少奇的话错了，深刻检查认识错误坚决改正《永不翻案》。

当刘少奇病死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信，《保证永不翻案》。

当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向华国锋写信，《保证永不翻案》。

《邓小平的三份检讨、给毛泽东的信、给华国锋的两封信》摘录：

邓小平：“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邓小平：“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邓小平：“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邓小平：“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邓小平：“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邓小平：“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邓小平：“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邓小平：“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是与他的领导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肯定的，我们在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样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当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过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但基本是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们中国人民对七分成绩是感觉到的。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鉴于苏联变修的经验……当时党内就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

然而，当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如何说《文革》的？想必不用在这儿多说了。

再加上9.4亿X5%等于多少？百万千万的在抹黑《文革》。要是将抹黑《文革》的资料集中起来，恐怕要用几列火车集装箱都运不完。

[yongbing1993]

战犯中大多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佛教认为，人皆有佛性，作恶之人弃恶从善，即可成佛。后来发展成为劝导作恶之人停止作恶。

《放下屠刀》是应用几学方法论中的辟析法与喻析法，说明要涤除妄想，放下执着。

这里的《屠刀》，指的是心口意三业及一切妄想、妄念、迷惑、颠倒、分别、执着。

《妄想》是人类逐步生成与建立在私心贪欲小我基础上的一种后天意识形态与心智思想。

《妄想》是心意修持当中最大的障碍物，影响身心健康。

只有放下执着于疾病、烦恼等各种负态能量因素《妄想》，将自私自利的私心、过度的贪欲真正认识清楚，校正自己的意识，不做脱离现实的梦想，人类本身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获得解脱。人类才能不《怨怨相报，永无止境。》。

古人云：《冤冤相报何时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用怨恨来回报怨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能够宽恕别人的地方就尽量宽恕。做事不要做绝，须留有余地，也不要与人结怨，理解是相互的，误解也是相互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毛泽东说：“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

新中国实施特赦政策的基本条件和根本目的。

新中国实施特赦政策的基本条件是：

首先，新中国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及新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为实行特赦政策创造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党中央提出：从宽处理，“从情况和原则方面来讲，也是可以这样办的。从国内形势来看，现在我们不但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等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改革，大大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已经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其次，新中国的特赦，除第七次无条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赦免罪犯的主要标准和具体前提条件。1959年9月17日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中说：“我们这次对罪犯的特赦，不同于我国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大赦，也不同于近代各国的大赦。我们的特赦，是以罪犯是否确实改恶从善为主要标准，也就是以罪犯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是否确实改造好了为主要标准。”

新中国的特赦，与不问罪犯悔罪与否的赦免制度是有本质区别的。有条件的赦免，既说明了中央制定政策的严肃谨慎、尊重和维护法律秩序与司法权威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也充分体现了以挽救人、教育人为宗旨的党的改造政策。

为什么实行“特赦”而不是“大赦”，毛泽东是有深层考虑的：“大赦是危险的，老是赦，一定有问题，一定是统治不巩固，要靠赦来争取群众。我们是对真正改好了的才赦，没有改好的也才有希望。”毛泽东在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著名无党派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的讲话，1959年9月15日。

实施有条件的特赦，对在押罪犯是一种激励和鞭策，有利于增强罪犯改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号称“死顽固”的原国民党中将黄维回忆说：“第一批特赦时，周总理点名要特赦我，可是被管理所给顶住了，他们说我没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别的战犯不服呀！后来继续接受改造。1968年以后思想有了较大转变，慢慢向好的方面发展变化。”

原国民党军队某师参谋长魏煜焜说：“特赦，对长期关押改造的战犯来说，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每个人都觉得改造的最后目的，就是特赦、新生、重新做人。这在继续接受改造的人的心目中，就产生了特赦是非常光荣，非常幸福的，也就暗暗下定决心要认真加强改造，争取特赦。”

在1961年的特赦座谈会上，马上就刑满释放的原国民党某军政工处长田文奎提出：“不争取到特赦，虽刑满也不走。我改造了十多年，还争取不到特赦，说明我没有改恶从善，我有何面目见家乡亲友和妻子儿女呢！”《从战犯到公民——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239、114页。

田文奎言词恳切、态度坚决，终于得到所方的同意继续改造，并于1966年获赦。以长达4年的监管生活换取“特赦”殊荣，这确实是中外历史上罕见之事，也充分说明党的特赦政策的巨大感召力。

正如毛泽东所说：有条件的特赦，“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建议，1959年9月14日。

新中国实施特赦政策的根本目的是：

第一，为了创造安定、和平的国内外政治环境。

中央明确指出，从宽处理国内战犯，“会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首先会有助于孤立瓦解蒋介石集团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会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还抱有疑惧的分子——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过政治劣迹的民主人士，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1956年4月27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对反革命的政策问题时也说：“对反革命不杀的政策有国际意义，可以减少仇恨，争取更多的人相信社会主义。”《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7页。

可见，宽大处理国内战犯，是从为新中国创造和平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考虑的，这是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

第二，为社会主义建设增加积极因素。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一个不杀”方针时说：“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

周恩来也说过：“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周恩来在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3月14日。

换句话说，严惩战犯，对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建设丝毫无益。

相反，如果实行特赦政策，他们还有可能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96页。

事实证明，很多获赦罪犯改恶从善，成为自食其力且对社会有用的人。实行宽大处理，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第三，为了体现和贯彻党关于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改造罪犯的基本方针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毛泽东曾说：“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周恩来也说：“剥削阶级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却是可以改造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7页。

对已改造好的罪犯实行从宽处理符合党的基本方针。已经被关了六七年甚至十多年的罪犯，“多数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有些并且要求立功赎罪，重新做人。因此，现在对这些罪犯并没有一定杀一批或者从重处刑的必要”《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

即便现在没有悔改，但“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96页。。

总之，毛泽东和党中央推动实施特赦政策，根本目的“是要使我们的一切设想都有利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有利于祖国的完全统一，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周恩来在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6年7月21日。

[yongbing1993]

列宁：《什么是阶级斗争？》




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工或无产者反对有产者或资产阶级的斗争。列宁：《给农村贫民》（一九O三年三月），《列宁全集》第六卷第三八三页。

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情：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农民和工人身上榨取成千上万的收入的权利。列宁：《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关于土地问题演说的草稿》（一九O七年三月），《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二六一页

糟糕的社会主义者总以为资本家会立刻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不会的。世界上还没有这样善良的资本家。社会主义只有同资本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不经过斗争就自动下台的统治阶级。
列宁：《在勃列斯尼亚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四O——三四一页

阶级斗争的原则是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学说和全部策略的基础。列宁：《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一九O七年二月），《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五六页

小资产阶级生来就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容易被专制制度时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例如亚历山大三世所实行的“人民政策”）所欺骗，它能为了巩固自己的小私有者的地位而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来反对无产阶级。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一八九七年底），《列宁全集》第二卷第二八九页

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主义，也就是口头上来势汹汹，夸夸其谈，妄自尊大，实际上则是分离涣散、毫无头脑、空洞无物。列宁：《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一九二一年八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页

每一次历史上的独特变革，都在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形式上引起某些变化。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总是发生在无产阶级的周围，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渗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列宁：《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一九二一年八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页

只有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生存的经济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分离和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者阶层，另一方面也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蹂躏往往比无产阶级更厉害，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争。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卷第一八三页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终止，相反地，这种斗争会变得更广泛、更尖锐和更残酷。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一九二O年七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六六页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式中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是取得胜利、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来反对已被打败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绝迹、没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紧反抗的资产阶级。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四三页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相当的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八十七页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或者从事“平凡的”劳动……）的家庭。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一月），《列宁全》第二十八卷第二三五一二三六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九十五页

现在我们经历着一个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最困难和最痛苦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都必然是很长的，我再说一遍，这是因为被压迫阶级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引起压迫者反抗和推翻被压迫阶级政权的新尝试。列宁：《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一九一八年六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三五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二三页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九一九年五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五二页

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改变了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为了使旧的剥削者不能卷土重来，使分散的愚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列宁：《青年团的任务》（一九二O年十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三七三页

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像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七五页

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O年四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二一一——二一二页

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像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十——十一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三卷第六六一页

无产阶级一刻也不应当忘记，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要采取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形式；有时候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在公开的战斗中坚决无情地歼灭敌人。列宁：《公社的教训》（一九O八年三月），《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四五六页

我们的任务是要战胜资本家的一切反抗，不仅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强烈的思想上的反抗。列宁：《在全俄省、县国民教育厅政治教育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二O年十一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三八九页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的长长一系列的战斗，这些战斗只有靠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九一六年一——二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二卷第七一七百

只有首先分析了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够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历史上的大时代，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时代的某些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么快，有多么顺利。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列宁：《打着别人的旗帜》（一九一五年二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二三——一二四页

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二O年十二月），《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一六页

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但是，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O年四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二六三页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洽，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一九一五年五——六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O八页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一九O九年五月），《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三七六页

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无党性就是对各政党的斗争漠不关心。但是，这种漠不关心并不等于保持中立，也不等于拒绝斗争，因为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党性不过是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九O五年十一——十二月），《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五十八页

[yongbing1993]

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恩列斯毛：论阶级和阶级斗争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恩格斯注）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八四八年一月），一九六四年版第二十三页

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八四七年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一O四页

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一八七九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一八九页

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八八六年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四五页

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恩格斯：《工联》（一八八一年五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二八四页

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进行着。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向心的攻击。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一八七O年版序言的补充》（一八七四年七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五六六页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八八四年三——五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O一页

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卷第八三九页

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八四四年九月——一八四五年三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五六四页

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以后，由于自己的处境而觉醒起来的工人，也会取得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进步；从这时起，起来反对现存制度的就不是单个工人，或者顶多几百几千个工人，而是他们全体、一个有着自己特殊利益和原则的统一的阶级，他们团结一致地按照总的计划行动，同自己最后一个最凶恶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战斗。这次战斗的结局是十分清楚的。像贵族阶级和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中等阶级的致命打击一样，资产阶级一定要被无产阶级打倒。私有制也要和资产阶级一道被消灭，工人阶级的胜利将使一切阶级统治和等级统治一去不复返。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一八四七年六月），《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六十九页

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八三年德文版序言》（一八八三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页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一八四八年一月），一九六四年版第三十五页

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包括把它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被驱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行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恩格斯：《论住宅问题》（一八七二年五月——一八七三年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第二四五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工人阶级既不可能把自己解放的事业委托给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也不可能委托给小资产者和小农，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窒息，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八O页

革命的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是这样的：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一八五O年三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二九一页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一八七九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一八九——一九O页

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励起义的；当起义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起来，它就急于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到了危急关头，小资产阶级就十分害怕所造成的、对他们是危险的局势：害怕接受了他们的浮夸的号召而认真武装起来的人民，害怕已经落在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八五一年八月——一八五二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O七页

自一八三O年起德国以及法国、英国的一切政治运动的历史向我们表明，这个阶级（指小资产阶级——编者注）在它还没有觉察出任何危险的时候，总是吹牛，爱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在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它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躲躲闪闪，一旦其他的阶级郑重其事地响应和参加由它所发起的运动，它就显得惊恐万状、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为了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最后，由于它的不坚决，一旦反动派取得胜利，它总是特别受欺骗和受凌辱。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八四九年八月——一八五O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一三O页

长于吹牛的小资产阶级，在行动上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细小规模，深深地影响到这个阶级的性格，使它缺乏魄力和进取心，所以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这些特点。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八五一年八月——一八五二年九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O七页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地遭到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因而被延缓、被阻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草稿》（一八七一年四——五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第五九四页

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马克思：《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一八五二年十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四四三页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伟大的创举》（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十——十一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执行这个要求，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列宁：《论策略书》（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三页

进行政治分析首先应该提出阶级问题：是哪个阶级的革命？哪个阶级是反革命？列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四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