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泽东共产党特赦战犯决策过程
新中国历史上的七次特赦：对日本战犯，蒋介石国军战犯一个不杀。
新中国历史上的七次特赦的决策过程及其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亦称毛泽东时代，从1959年至文革中的1975年，对经过教育改造改恶从善的反革命犯罪分子共实施了七次特赦。这是在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已经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同时对宽大处理战犯在人民群众中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的根本前提下，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立足当时的国际国内大局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作出的重大决策。
对日本战犯，蒋介石国军战犯一个不杀这一决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在共产党内外、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回顾中央酝酿、推动和实施新中国特赦的决策过程，深刻地体会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行事决策的思想方法和经验智慧，在今天对中国乃至全世界全人类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立足当时的国际国内大局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与新中国的建设，酝酿、推动并成功实施了新中国的特赦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人类文明的社会影响。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赦免决策的酝酿和提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新中国人民政权在一穷二白战后脏乱废地上刚刚建立，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处理罪犯尤其是战犯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正如周恩来所说：“哪里有一个国家在战争还未结束时就处理战俘的？所以慢一点是合乎形势和政策的。”周恩来在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3月15日。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基本建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处理罪犯和战犯问题提上议程。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首次酝酿大赦，成为实施特赦政策的先声。1954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大赦”和“特赦”作出规定，赦免政策的提出由此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同年12月18日，根据毛泽东关于释放一批在押国民党战俘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汇报会议。会议决定对“在押战俘情况进行调查，做些释放的准备工作。可以考虑先释放一批小的(如尉官)战俘，对其他较大一些的战俘拟采用大赦的办法”《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32页。
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最早酝酿大赦的情况。
大赦是否可行？时机如何考虑？毛泽东和党中央非常慎重，向党内外人士反复征询意见。
1955年5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实行大赦问题。参加者除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外，还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陈叔通、张治中、傅作义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第一次关于大赦问题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
1955年5月25日，黄炎培致信毛泽东，表示已经把毛泽东关于大赦问题的讲话精神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并说：“对于大赦，大都主张可在适当时期进行有教育性的有原则的赦免。对毛主席博采众议、高度民主的精神，一致表示感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可见，是否实施大赦，在会上未作定论，还要进一步收集和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
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征求党内外对继续镇压反革命和举行大赦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通知指出：“应否大赦及如何大赦的问题，是一个关连到广大群众的政治行动，必须在党内党外更多地交换意见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并要求各省市委以政协为主体举行座谈会专门讨论，然后将意见上报中央。
毛泽东在修改通知稿时加了这样一段话：“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不举行大赦，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反革命气焰高涨，人民不高兴)，过几年再谈这件事，这种意见，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提出。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征询电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33、134页。
经过进一步征求意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最后决定不向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关于大赦的议案，但赦免政策基本确定，何时实施主要是时机问题。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向党内外人士征求意见，确立了宽大处理国内外战犯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赦免政策提出以后，处理战犯的基本方针和具体办法，成为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针对日本战犯，1955年12月2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处理意见：宽大处理，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极少数判有期徒刑。
至于国内战犯，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全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这就需要对待国内战犯的政策与这个新方针相适应。
第二天，周恩来在陆定一《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准备赦免战犯的重要信号。
如何执行赦免政策，关系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感情，甚至新中国的国际声誉。
1956年3月14日至15日，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强调，对日本战犯“分批释放，不判刑”，“要判的也是极少数”，“对国内战犯处理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7、558页。
并提出宽大处理的方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分别作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门报告。到会的程潜、蔡廷锴、傅作义、卫立煌、郑洞国、刘斐、王芸生、侯镜如、邵力子等“纷纷发言，盛赞党的政策的英明、伟大”转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并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
程潜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认为党的宽大政策很好，听后很振奋。
蔡廷锴同意对原国民党中将范汉杰的处理意见，说：“虽说中央统战部在调查他的历史罪恶时我曾把他出卖十九路军的经过写了书面材料，现在我撤销这个材料，对他的仇恨不算账，同意释放他。”
傅作义两次发言，认为政府对战犯的处理政策自始至终是正确的，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他曾就此问题与毛泽东单独谈过，还写过书面建议。
与会者普遍认为党的政策“不是宽大无边，而是伟大无边”。《共和国特赦战犯始末》，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0页。
经过两天讨论，对中央宽大处理的方针，与会者基本上都表示赞同，但在具体方法和步骤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1956年4月11日，中央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人民群众团体各党组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通知强调：从宽处理有助于“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国家对人民都比较有利。但是，这样处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太便宜了这些罪犯，也可能使一部分反动分子感到无所畏惧，因而助长他们的反动气焰。
为此，提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四、五两月内召开当地政协常委扩大会，或其他适当范围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会后将结果向中央作报告，以便中央作出最后决定”。
为了尽可能扩大征求意见的范围，毛泽东在通知上专门加了一段话：“除此以外，请你们将此件印发给所属地委、省辖市委和县委，也请他们召集党内外的适当会议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五月中旬以前由你们汇集报告中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各地各部门向党内外传达中央精神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多数人都同意中央宽大处理的方针，认为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
有人说：“宽赦他们一个人，他们周围有许多人感激；杀他们一个人，他们周围有许多人愤怒。我们虽不怕他们愤怒，似不如使之感激为愈。”
因此，这是“以德服人”的“仁政”。
也有人对宽大处理方针表示异议，甚至有抵触情绪，认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从感情上“很难接受”，不符合“首恶必办”的既定政策。参见《共和国特赦战犯始末》，第35、36页。
总体上看，对日本战犯，中央认为应从宽，地方和人民群众认为应从严。
对国内战犯，由于成员比较复杂，具体什么时间放，怎么放，意见也不一致。
正如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所说：国内战犯“这些人不好判，当时判，就会要判一部分死刑，现在过了7年，如果判，也还有人要求处死。但是，不很有利，所以宁可缓判，多押一个时期，情况慢慢变了，将来逐步的放一些，特赦一批”。
“处理这批人还需要时间、需要分析、需要分别处理，因为这里有个群众的觉悟问题。”周恩来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7月15日。
有鉴于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56年没有作出有关特赦问题的决定。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解释说：“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同时要向老百姓作说明……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同时也没有必要。”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5月2日。
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最终确立了处理战犯的基本方针：对日本战犯，一个不杀，宽大处理。对蒋介石的国内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转发》张宏良博文：《当今中国学界的腐烂透顶已经把中华民族推向了大祸临头的灭绝深渊》
视频中此人津津乐道谈论的当今中国学术界腐败黑暗虽然让人瞠目结舌但仍然不过是九牛一毛。不过他所谈论的这些学阀、学奴、学娼现象，充分说明了所谓学界改革不过是历史上最腐败最黑暗现象的沉渣泛起，不过是历史上各种罪恶的集大成泛滥。本来共和国建国后刚刚干净了几天的知识界就从80年代起又变成了一个臭不可闻的大酱缸大粪场，把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精英，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龌龊下流的一种猥琐生物。
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只讲改良而不讲改革，就是因为改良具有明确的伦理性质和进步方向，而改革是一个没有任何社会伦理内容的中性概念，它把复辟倒退的所有变化统统称为改革，而不像此前中国历史上那样只把向善的变革称为是改良，而把一切向恶的变革称为倒退，这就是改良和改革的不同性质和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弃改良不用而用改革，目的就是为了作恶。比如把西门庆霸占潘金莲称为是改良，无论作恶者本人还是旁观者都会感到别扭，但是如果称为是红颜资源配置的改革，西门庆马上就会理直气壮起来，认为自己是改革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不是一个霸占他人妻子的流氓恶霸。改革的妙用就在于此。
不过中国知识分子把历史上的改良换成改革也有一大好处，这个好处就是他们把4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与中国历史上的所有改良运动全都划清了界限，无法再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良或维新相混淆，明确了改革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极特殊现象，特殊就特殊在它摧毁了中国数千年文明的所有底线，甚至随便一个官员的权利都会超过古代的皇权。大家在《水浒》中看到宋代皇帝宋徽宗都要偷偷摸摸挖地道去约会李师师，更不敢给李师师一顶乌纱帽，而当今中国随便一个小小单位的一把手，就能够把“宝贝儿”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四川音乐学院一个院长居然把全院88位女教师睡了87个。显然，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所谓改革，这40多年的改革只能说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殊现象，永远都不会被列入中国改良的历史。
在此顺便纠正大家一个错误认识，就是认为中国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都是官僚集团干的，与知识分子无关。这是一个十分肤浅的表面认识，虽然从社会政治生活的表面来看好像是官僚集团支配知识分子，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相反，是知识分子支配官僚集团。就拿当今社会来说，从表面上看是中国历史上官僚集团权力最大的时期，可是所有人要进入官僚集团都必须要拥有文凭或职称，当今中国700万公务员2000多万官员，从上到下几乎无一没有文凭或职称，所有人要想当官都必须先成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当官的基本前提和基础，也是当官的门槛和渠道，可见，当今中国真正的统治者是知识分子而并非是官僚集团。就像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一样，表面上看是美国支配以色列，实际上是犹太人以色列支配美国，比如这一次巴以战争美国宁可砸烂自己几十年树立起来的人权招牌，也要坚决站在与全世界为敌的以色列一边。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集团的关系也是如此，官僚集团控制国家的所有资源和民众，知识分子控制官僚集团的大脑。
在理论上仅仅读过一本薄薄油印小册子的邓大人之所以能够天天打着桥牌喝着茅台看着武侠小说治理国家，就是因为改革开放的设计图根本不在他的大脑之中，而是在那些被称为改革精英的知识分子大脑之中。就是因为邓大人充当了中国知识分子改革开放的工具，所以才得到了知识分子的高度赞扬和美化;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就是因为没有充当知识分子的大脑反而把那些反动知识分子送进了坟墓，所以被中国知识分子辱骂和妖魔化了2000多年;创建新中国的毛泽东更是因为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利益、人民的诉求，而被中国知识分子骂了个狗血喷头，对毛主席的污名化和妖魔化达到了罪恶顶峰。中国老祖宗从仓颉造字开始就一直告诫中国老百姓要警惕知识分子，水泊梁山就是因为有了一个知识分子吴用，把“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就是“踏尽天街公卿骨”的最彻底革命领袖)的宋江变成了天天盼招安的投降领袖，结果造成梁山一百单八将90%以上都不得好死。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老祖宗通过说文解字、诗歌小说等各种手段不停告诫中国人民一定要警惕知识分子，直到今天复旦大学等26个单位的知识分子就像杨子荣把联络图献给座山雕那样，把中国的基因图谱献给了美日欧等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公开自己基因图谱的国家，从而使中华民族的任何一个敌人都可以通过基因图谱轻而易举地灭绝中华民族，把中华民族就像印第安人那样被灭绝的危险变成了现实，我们才明白了为什么老祖宗一再提醒我们要警惕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要提醒中华民族不要重复水泊梁山的灭亡悲剧，只可惜现在明白已经太晚了，基因图谱的泄漏决定了中华民族只能被动等待厄运的降临。
中国知识分子主导的抽掉伦理性质的改革终于把中华民族推到了大祸临头的灭绝边缘。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内部形成了若干重大原则和制度安排。
一是《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保证了各级党组织服从党中央。
二是《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听从党中央的指挥。
三是《党管干部》的人事原则，保证了中央及各级干部由中央及各级党委分别管理。
这些基本制度，保证了党的统一、军队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
这些原则和安排直接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调整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上，包括：
不仅加强了中央政府对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的总路线和总方针，还大大加强了党中央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政治领导，形成了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各级政府的《报告制度》和《决策制度》。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均予以实行。在党中央的领导制度方面也做了调整，设立中央秘书长及经常的秘书长工作会议，负责协助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研究与处理有关方面的日常事务，成为中共八大之后实行中央书记处会议工作制度的过渡形式和前身。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逐步削弱并取消大区行政机构，加强中央对省市级直接的政治及行政领导。
1950年3月，政务院《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就开始上收大区的部分财权。
1951年12月，《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草案）》上收大区的人事权。以减少各级管理官员。
1952年11月，中央决定将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或军政委员会）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确定各大行政区行政委员会为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各该地区进行领导并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的机关，上收大区的行政权。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调各中央局书记、大区行政委员会主席等领导人员到中央工作。
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6月，由中央人民政府下达决定执行。
相应地，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六个中央局，直接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这是党政体制的重大改革。
新中国采取了单一制国家体制，创新民族区域制度。这不同于1922年苏联采取的多民族的联邦制。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面积的大小，分别建立不同行政级别的民族自治地区和自治机关。
同时规定：各民族自治区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各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机关统为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的一级地方政权，并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
明确了自治机关享有的自治权。这是一种将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有机结合的制度安排，既有利于保证国家的完整与统一，又有利于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发挥自治地方少数民族自治的积极性。
到1956年，全国建立了2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和43个自治县。
这一制度是毛泽东等人的制度创新和创举，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跨越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还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
人民解放军的军队也进行了体制改革，中央军委撤销了以野战军为基础的6大军区，成立了13个大军区，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
逐步建立党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制度。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实行党管干部的原则，除军队干部实行单独管理外，其余干部都统一由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组织部门管理。
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提出逐步建立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在中央及各级党委组织部统一管理下的分部分级管理干部的体制。
从1948年开始准备，经1949年新中国成立，再到1954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迅速地建立了党领导国家、党领导军队的基本制度，也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最典型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它的主要特征是：一是执政党集中和控制了国家政权。二是中央政府对全国所有地区的人、财、物及经济管理权。三是军权集中于中共中央军委，真正掌握了人民解放军及其他武装力量。四是实行单一制政体，其立法权从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从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也伴随着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变，即从四分五裂到高度统一，从一盘散沙到组织起来，从山头林立到团结一致。
这是北洋政府（1912—1928年）、蒋介石政府（1928—1949年）根本做不到的，国家的四分五裂、一盘散沙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急剧衰落的重要制度根源。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1840年以来全民皆兵的时代。
正是在这种强大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新中国才能在最贫穷的经济条件下和最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动员社会各种资源和力量，集中全国之力，举办全国大事，在极低收入条件下成功地发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正确决策下取得的。
毛泽东的制度创新首先是党的领导制度的创建。内容包括：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各民主党派民主协商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
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全会）制度
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制度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制度
中央书记处会议制度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尤为重要的是，正是在毛泽东的创意下，中共中央集体领导体制得以确立。
1956年，毛泽东创意性地提出增设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提议由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起组成该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毛泽东认为，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感到孤单”，需要设几道“防风林”。
毛泽东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
毛泽东：“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
毛泽东特别说道，这一安排，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
毛泽东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样安排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两个梯队，一线和二线。
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六大机构：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家主席、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个人分工、内部协调、形成合力的领导核心作用。
毛泽东这一设想是深谋远虑的，也是高瞻远瞩的。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倘若遭遇不测风云，把国家前途和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是极其危险的。
正是由于斯大林去世，接班人变迁，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引发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动荡，成为“多事之秋”。
毛泽东为了避免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系在一两个人身上，也包括他本人，创意性地设计了这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领导核心政治制度。
毛泽东的制度创新还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创新。这主要体现在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部宪法，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宪法问题的经验，还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
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中国作为现代化的落伍者，又是后来者，具有“后发优势”。
这里毛泽东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了“后发优势”，包括一方面总结前人和外国人的（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积极的与消极的、进步的与倒退的经验和教训。
另一方面还要超越于前人和外国人，因而就有可能在国家制度创新方面获得后发优势。
对此，毛泽东既有自觉性，更有自信性，毛泽东的结论就是中国的宪法优越于西方的宪法。这在当时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但是，随着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国际的比较，《毛泽东预言》得到验证，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确创造了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
《阶级斗争》是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谁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出自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内战之前，毛泽东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在武昌都府堤41号完成。
其主要内容为：
1、充分估计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2、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
3、科学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
4、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
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最早写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中都有收入。原话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
《文革》就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文革》是经过正反面检验过的真理，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现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要想研究文化大革命，就必须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有明白了这个理论的来龙去脉，梳理了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揭示出这个理论的本质内涵，弄通了这个理论，才能提纲挈领，入木三分，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文革》中的阶级是：
一边是：造反派、红卫兵、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另一边是：走资派、保皇派、黑卫兵、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资本家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
文革中人口：从1949年5.4亿增长到1976年9.4亿人口，增长了74%。
9.4亿X5%等于多少？也是一个不少的数字。
文革中两个阶级的各自领导人：
一边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另一边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请注意：两个司令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又都是在新中国各级领导岗位上掌握实权。
《文革》一开始的领导人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 在文革开始时的五十多天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延续四清中的做法，把批斗的矛头对准早己定性并己改为平民身分的“地富反坏右“及其他们的子女们。又派工作组进大中学校对造反派红卫兵进行扣帽打压。
因而毛泽东带头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泽东。
从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串连，批斗走资派，向走资派夺权等。
刘少奇作检讨，邓小平深刻反省听了刘少奇的话错了，深刻检查认识错误坚决改正《永不翻案》。
当刘少奇病死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信，《保证永不翻案》。
当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向华国锋写信，《保证永不翻案》。
《邓小平的三份检讨、给毛泽东的信、给华国锋的两封信》摘录：
邓小平：“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邓小平：“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邓小平：“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邓小平：“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邓小平：“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邓小平：“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邓小平：“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邓小平：“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邓小平：“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馀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毛主席。我们所取得的成功是与他的领导分不开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是肯定的，我们在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样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搞，当然怎么搞，采用什么方式，不是照抄过去的。毛主席生前就对文化大革命作了正确的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有缺点，但基本是正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我们中国人民对七分成绩是感觉到的。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就是鉴于苏联变修的经验……当时党内就有刘少奇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毛主席纠正了多次，没有纠正过来。”
然而，当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如何说《文革》的？想必不用在这儿多说了。
再加上9.4亿X5%等于多少？百万千万的在抹黑《文革》。要是将抹黑《文革》的资料集中起来，恐怕要用几列火车集装箱都运不完。
毛泽东共产党是如何民主决策《特赦战犯》的？
《特赦战犯》民主决策的过程：
依法：《特赦战犯》。
三大纪律八大注意中的《优待浮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十五）决定特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宪法法律关于特赦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宪法法律中对特赦制度一直都有明确规定。
1949年9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7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颁布国家的大赦令和特赦令的职权。
1954年宪法规定将大赦和特赦的决定权分别赋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条第12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大赦职权，第31条第15项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特赦职权。
同时1954年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
最高领导人提出《特赦战犯》的请求：
1955年5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议题之一就是讨论实行特赦问题。参加者除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领导人外，还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陈叔通、张治中、傅作义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向党内外人士反复征询意见：
1955年5月25日，民主人士黄炎培致信毛泽东，表示已经把毛泽东关于特赦问题的讲话精神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并说：“对于特赦，大都主张可在适当时期进行有教育性的有原则的赦免。对毛主席博采众议、高度民主的精神，一致表示感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进一步收集和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
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征求党内外对继续镇压反革命和举行大赦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通知指出：“应否特赦及如何特赦的问题，是一个关连到广大群众的政治行动，必须在党内党外更多地交换意见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听取全中国各地广大群众的意见。并要求各省市委以政协为主体举行座谈会专门讨论，然后将意见上报中央。
毛泽东在修改通知稿时加了这样一段话：“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不举行特赦，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反革命气焰高涨，人民不高兴)，过几年再谈这件事，这种意见，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提出。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征询电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133、134页。
经过进一步征求意见，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最后决定不向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关于大赦的议案，但赦免政策基本确定，何时实施主要是时机问题。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向党内外人士征求意见，确立了宽大处理国内外战犯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赦免政策提出以后，处理战犯的基本方针和具体办法，成为首先要讨论的问题。
针对日本战犯，1955年12月2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处理意见：宽大处理，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极少数判有期徒刑。
至于国内战犯，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全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这就需要对待国内战犯的政策与这个新方针相适应。
第二天，周恩来在陆定一《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准备赦免战犯的重要信号。
如何执行赦免政策，关系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感情，甚至新中国的国际声誉。
1956年3月14日至15日，政协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召开。周恩来在会上强调，对日本战犯“分批释放，不判刑”，“要判的也是极少数”，“对国内战犯处理的原则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57、558页。
并提出宽大处理的方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分别作了关于战犯问题的专门报告。到会的程潜、蔡廷锴、傅作义、卫立煌、郑洞国、刘斐、王芸生、侯镜如、邵力子等“纷纷发言，盛赞党的政策的英明、伟大”转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1956年4月11日。，并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和意见。
程潜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认为党的宽大政策很好，听后很振奋。
蔡廷锴同意对原国民党中将范汉杰的处理意见，说：“虽说中央统战部在调查他的历史罪恶时我曾把他出卖十九路军的经过写了书面材料，现在我撤销这个材料，对他的仇恨不算账，同意释放他。”
傅作义两次发言，认为政府对战犯的处理政策自始至终是正确的，是对人民有利的事。他曾就此问题与毛泽东单独谈过，还写过书面建议。
与会者普遍认为党的政策“不是宽大无边，而是伟大无边”。《共和国特赦战犯始末》，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0页。
经过两天讨论，对中央宽大处理的方针，与会者基本上都表示赞同，但在具体方法和步骤上，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征求意见，1956年4月11日，中央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人民群众团体各党组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对蒋、日、伪战犯和其他反革命罪犯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通知强调：从宽处理有助于“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国家对人民都比较有利。但是，这样处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太便宜了这些罪犯，也可能使一部分反动分子感到无所畏惧，因而助长他们的反动气焰。
为此，提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四、五两月内召开当地政协常委扩大会，或其他适当范围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会后将结果向中央作报告，以便中央作出最后决定”。
为了尽可能扩大征求意见的范围，毛泽东在通知上专门加了一段话：“除此以外，请你们将此件印发给所属地委、省辖市委和县委，也请他们召集党内外的适当会议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五月中旬以前由你们汇集报告中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72页。
各地各部门向党内外传达中央精神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多数人都同意中央宽大处理的方针，认为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
有人说：“宽赦他们一个人，他们周围有许多人感激；杀他们一个人，他们周围有许多人愤怒。我们虽不怕他们愤怒，似不如使之感激为愈。”
因此，这是“以德服人”的“仁政”。
也有人对宽大处理方针表示异议，甚至有抵触情绪，认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从感情上“很难接受”，不符合“首恶必办”的既定政策。参见《共和国特赦战犯始末》，第35、36页。
总体上看，对日本战犯，中央认为应从宽，地方和人民群众认为应从严。
对国内战犯，由于成员比较复杂，具体什么时间放，怎么放，意见也不一致。
正如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所说：国内战犯“这些人不好判，当时判，就会要判一部分死刑，现在过了7年，如果判，也还有人要求处死。但是，不很有利，所以宁可缓判，多押一个时期，情况慢慢变了，将来逐步的放一些，特赦一批”。
“处理这批人还需要时间、需要分析、需要分别处理，因为这里有个群众的觉悟问题。”周恩来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7月15日。
有鉴于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在1956年没有作出有关特赦问题的决定。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解释说：“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同时要向老百姓作说明……不讲清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同时也没有必要。”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5月2日。
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最终确立了处理战犯的基本方针：对日本战犯，一个不杀，宽大处理。对蒋介石的国内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一系列法律和制度安排，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彼此贯通起来，并在实践中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劳动人民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当家作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将进一步凸显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和作用。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的全过程贯穿着民主协商这一显著特征。民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但又是历史的、具体的，一个国家选择哪种民主形式，取决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取决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实践探索，取决于本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需要。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这种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包括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贯穿在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各个环节。劳动人民不但可以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民主权利，而且可以通过民主协商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拥有持续参与的权利，避免了西式民主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的弊端。
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协商是民主的基础，也是民主的重要内涵和组成部分，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制度得以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如人大立法和选举过程中，总是事前经过充分协商，然后再付诸表决。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政府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也是首先进行协商讨论后再作出决策，并且在实施过程中还继续协商讨论，以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及水平。发挥民主管理的社会治理效能，必须通过广泛协商，让民意进入决策层，实现科学决策。民主监督是寓监督于协商之中的协商式监督，是协商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劳动人民内部各方面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这个人民民主的真谛体现了民主协商的显著特征和优势。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是治理型民主，要求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就是把民主价值、理念转化为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中的一种，是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
毛泽东时代的劳动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劳动人民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劳动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持续参与管理的权利。劳动人民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在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要求发展选举民主，更要求积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要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是全层级、全方位、全领域的，协商主体要涵盖国家政权机关、党派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方面和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内容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和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要求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等协商渠道，使协商民主形成广泛多层制度化的生动实践。
人民民主的全过程体现在决策前、决策中与决策后诸环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发展型民主，要求不断完善和丰富协商民主的制度程序与参与实践。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独有、独特、独到的民主形式。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这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由此可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协商民主不但不能缺席，而且还要大力发展。
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关心”。
饥饿者在关于一小块面包的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
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已经永远不愁面包，永远不缺少面包，而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党性不过是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
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懂得了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于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对于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其发展以及其他等等的人表示愤怒。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八九七年底），《列宁全集》第二卷第四七一页
政治上的冷淡态度就是政治上的满足。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表示出“冷淡”和“漠不关心”，饥饿者在关于一小块面包的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已经永远不愁面包，永远不缺少面包，而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无党性不过是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统治者的政党、剥削者的政党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一九O五年十一—十二月），《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五十八页
一般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农民，要觉悟到自己的力量、自己领导经济和政治的一切企图，最后都遭到了破产。或者受无产阶级领导，或者受资本家领导，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梦想中间道路的人都是空想家，都是幻想者。列宁：《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四卷第五一七页
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最重要的东西，即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工作——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最艰巨、最需要斗争的工作，那末，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社会”神甫和机会主义者总是情愿幻想未来的和平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正在于他们不愿意想，不愿意考虑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九一六年九月〕，《列宁选集》一九六五年版第二卷第八七八——八七九页
马克思说过：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就是说，今天无产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着经济斗争，明天他们也不得不进行政治斗争，他们就这样用双重性的斗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斯大林：《阶级斗争》（一九O六年十一月），《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五九页
现代社会生活的轴心是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进程中，每个阶级都以自己的思想体系为指南。资产阶级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所谓自由主义。无产阶级也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大家知道，这就是社会主义。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九O六年六——七月），《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二七一页
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阶级自动退出舞台的事情。历史上还没有过垂死的资产阶级不试图用尽全部残余的力量来卫护自己的生存的事情。
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全果》第十二卷第三十五页
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垂死的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阵地而不企图组织反抗。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在阶级社会中，工人阶级不经过斗争和波折就能向社会主义前进。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全会：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一九二八年七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一五O页
当然，旧制度是在毁坏，在解体。这是真的。然而人们正在作新的挣扎，正在用另一些方法、用所有的办法来捍卫、拯救这个正在灭亡的制度，这也是真的。……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这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过程，这是斗争，这是与阶级冲突相联系的过程。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跟一棵已经十分腐朽、自己一定会倒在地上的树相比。不，革命，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每当新世界的人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就应该防卫旧世界用暴力恢复旧制度的企图，新世界的人们总是应该保持戒备，准备回击旧世界对新世界的侵犯。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一九三四年七月）
我们有些同志既然看不见戴上新的假面具的阶级敌人，既然不善于揭穿他们的欺骗手腕，就往往安慰自己说，世界上已经没有富农了，农村中的反苏维埃分子已经由于消灭富农阶级政策的实行而被消灭了，……同志们，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富农被击溃了，可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而且，如果共产党员泰然自若，打起瞌睡来，以为富农会按所谓自发的发展方式自己跑进坟墓去，那末富农是不会很快就被彻底消灭的。斯大林：《关干农村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二O五——二O六页
不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能不能排挤资本家，铲除资本主义的根底呢？不，不能。依靠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能不能消灭阶级呢？不，不能。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只能培植阶级并使阶级永久存在，因为这个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矛盾的。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第三十页
托洛茨基分子活动的基本方法，不是公开而诚实地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掩饰自己的观点，卑躬屈节和阿谀逢迎地颂扬自己敌人的观点，假仁假义和口是心非地诋毁他们自己的观点。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一九三七年三月）
现在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大部分都是党员，衣袋里装着党证，所以这些人表面上看来并不是异己分子。如果说旧的暗害分子公开反对我们，那末，相反地，新的暗害分子则是向我们的人献媚，夸奖我们的人，拍他们的马屁，以便骗取信任。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一九三七年三月）
如果以为国际资本会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一九二八年四月）《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四十六页
只要资本主义包围存在，就一定会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只要这种危险存在，就一定会有复辟的危险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恢复的危险。能不能认为这种矛盾是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克服的呢？不，不能。因为靠一个国家的努力，即使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不能完全保障自己免除武装干涉的危险。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一九二五年五月），《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九十九——一OO页
新中国成立后至1975年，我国先后进行过7次特赦。分别是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对确认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进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战犯。
除第七次无条件赦免外，前六次都以“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赦免罪犯的主要标准和具体前提条件；除第一次特赦对象包括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战犯，其余6次均为战争罪犯。
【第一次特赦】1959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遵照此前发布的特赦令，进行首次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
【第二次特赦】1960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1960年11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如范汉杰、李仙洲等强硬人物），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三次特赦】1961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196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第四次特赦】1963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
1963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五次特赦】1964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1964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六次特赦】1966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1966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第七次特赦】1975年，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泽东曾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
这七次特赦中，被放出的大多为“战犯”，其中不乏有曾在抗战中立功的名将，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和廖耀湘等。被特赦后，他们大多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进行历史研究和史料撰写。
例如杜聿明是国民党军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
1949年1月10日凌晨，其被解放军战士俘虏在萧县青龙集张老庄村。但杜聿明被俘后受到了解放军的优待。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1961年2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杜聿明积极撰写文史资料，1961年，他写了《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晚年的杜聿明关心祖国统一，曾发表《纪念二·二八起义》、《寄语台友》等文章，敦勉在台师友共同为统一大业奋斗。
又如溥仪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辛亥革命后被迫退位，“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
1959年12月4日接到毛泽东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对首批特赦，溥仪却不报多大希望，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特赦之前，副所长曾找溥仪问关于特赦的想法，溥仪回答说：“如果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党对我的宽大。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我前半生有罪，党指给我改恶从善的道路，后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党走。”
溥仪特赦一年后，他的弟弟溥杰也获得了特赦。
又如王耀武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山东省主席、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山东绥靖统一总指挥部主任。王耀武在内战期间，参加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济南战役等重大战役。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
王耀武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改造时，开始思想有顾虑。毛泽东让罗瑞卿转告王耀武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在被俘后不到一个月，1948年10月19日，他就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畅谈其在解放区的观感，对党的宽大政策表示衷心感谢。1959年2月，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特赦后，王耀武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4年冬，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又如宋希濂被称为“鹰犬将军”，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等职。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期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紧紧追随蒋介石。自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被俘，历经重要战役数十次，曾获青天白日勋章。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被围，宋希濂抽出手枪试图自杀，被其警卫排长一把抓住，随即被俘。
1959年12月4日，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作为第一批战犯被释放。
特赦后，宋希濂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1964年起，先后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0年宋希濂经中央批准赴美国探亲，因子女坚留，遂定居美国。晚年宋希濂在纽约创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任总顾问。1984年又在华盛顿发起建立“黄埔同学会”，任副会长。
文强是“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毛泽东舅表兄弟。
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是毛泽东的舅表兄弟，在黄埔军校与林彪同期，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同班，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军统人员、国民党军参谋等。
解放战争期间，文强于淮海战役被俘。
1975年3月，劳改26年的文强获得特赦出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之后，他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
王友直是国民党在西安的最后一任市长。
王友直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出狱后脱党。作为国民党在西安的最后一任市长，西安解放后，王友直跟随胡宗南逃走后，成为解放军通缉的“战犯”，1949年12月，王友直被关押入狱。1960年11月获特赦，后被定为国民党“起义人员”。
王友直后任陕西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等职，1992年3月9日在西安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