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

毛泽东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

 

转载《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及其现实意义》

作者：李玲   来源：李玲教授博客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国民健康状况大幅度跃升，70年代末预期寿命等健康指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其中，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起了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是树立“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卫生工作视为重要的政治工作，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对健康进行综合治理。

二是创立独特医疗卫生模式：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减少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运用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控制医疗成本。

三是树立“面向工农兵”的思想：建立面向全体人民的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保基本、强基层。

四是树立卫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思想，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体现。

五是树立良好医德医风，激发医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这些做法，推动我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建立了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原创了医疗卫生的中国模式。今天对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仍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国民健康状况大幅度跃升。
一是平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增加到了1978年的68岁，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远超过我国经济水平的排名。

二是初生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约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于50‰，比较60年代到70年代几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指标的改善情况，中国遥遥领先。

三是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削减。健康就是生产力[1]。新中国在改善人民健康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同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不仅有效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些成就，离不开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及实践。通过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改善民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医疗卫生领域的重大举措——如爱国卫生运动、防止血吸虫等传染病、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都是毛泽东亲自推动的。毛泽东的医疗卫生思想，不仅仅局限于医疗卫生领域，而是把医疗卫生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看待，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今天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仍有借鉴意义。

一、“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卫生工作视为重要的政治工作，把改善人民健康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对健康进行综合治理健康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人权。维护健康不仅仅是医疗卫生专业部门的事，而是涉及经济、政治、发展方式、社会公平等许多方面，需要综合治理。近来，这一思想越来越受到国际卫生界的重视。毛泽东一向把卫生工作放在全局考虑，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把卫生工作看作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生老病死”，关系到“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改造世界”的一件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2]。为此，他亲自做调查研究，亲自起草对卫生工作的指示，亲自倡导和发动爱国卫生运动，亲自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发展，把改善人民健康作为移风易俗、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象毛泽东同志这样把卫生工作提高到“移风易俗，改造国家，改造世界”的高度，提高到“爱国”的高度，是前无古人的。

毛泽东青年时代，旧中国灾难深重，人民体质虚弱、精神萎靡，成为国家贫弱不堪的象征。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3]就说道：“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把人民健康作为思想和文化建设的基础，认为改善人民健康是振兴民族精神的必要途径。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认为卫生工作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明确提出了卫生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方针。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就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4]。”1941年他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2年5月给延安中央医院题词“治病救人”。1945年5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5]”这些已经初步体现了他关于卫生工作根本目标是增进人民健康的思想、把群众工作和卫生工作相结合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多次对卫生工作做出指示，强调把卫生工作摆到全局高度来看待。集中体现在1951年9月他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中：“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6]。它深刻地阐述了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并给卫生工作做了明确的定位,为此后党和政府领导卫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5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修改《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时写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7]”。在10月13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8]”。1960年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对卫生工作的忽视，要求对卫生工作“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9]。60年代之后，他又亲自推动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运动，创造了为世界瞩目的中国式初级卫生保健模式。

二、“预防为主”的思想：采取预防为主的方针，采取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控制医疗成本医疗卫生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始终存在一个如何在预防和治疗之间、低成本的适宜技术和高精尖技术之间的选择问题。预防和低成本的适宜技术，面向的是广大人群，简便易行，对健康的改善效果大，社会效益好，但是经济效益差；而高精尖技术则相反。现代西方医学一度片面强调发展高精尖技术、把大量资源用于晚期治疗，忽视面向人群的预防措施和适宜技术的普及，西医传入我国之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也出现这一倾向。使得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少数大医院、医务人员主要精力用于攻克疑难杂症，而忽视了面向广大人群的预防保健和普及基本服务。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纠正这种倾向，加强预防，推广适宜技术，让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惠及更多人群，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预防为主方面，毛泽东认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减少疾病，而减少疾病的主要途径是预防。1941年6月，他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一篇社论中指出：“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扫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10]”。在建国初期抓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是一场以预防疾病为宗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他在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中说：“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11]。他在1950年写给教育部长马叙伦的信中说：“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再次就学生健康问题致信马叙伦：“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12]。”1964年针对干部保健说，“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13]。”并指示卫生部，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把保健医生、保健护士调回医院去参加病房和门诊工作。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积极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作法。毛泽东在审阅卫生部就此事的报告时又批注说：“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14]。”

在采取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方面，集中体现在他在“六二六指示”中。人们对“六二六指示”最深刻的印象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但实际上，除了城乡医疗资源的分配之外，毛泽东在“六二六指示”还谈到了医疗卫生技术路线的问题。他说“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15]”。这段话针对的是当时医疗卫生界存在的忽视普通群众的需求，而专注于那些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但是面向少数人群的高精尖技术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人群之间的不公平，而且会不断推高医疗费用。在毛泽东推动下，新中国头30年的经验是一种同现代医学“以治疗为本”不同的另一种思路，那就是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会组织的手段，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是有效的。626指示之后，大批的赤脚医生来到乡下，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这种机制，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的新模式。

另外，毛泽东始终主张中西医结合，多次对此作出批示和推动。这除了着眼于继承传统文化之外，也是出于中医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中医在农村合作医疗中起了重要作用。

[yongbing1993]

《药品猛涨上百、上千倍：医生感叹抢救不起病人》

文章来源: 丁香园 于 2023-04-12

“地塞米松都要用不起了！”

最近，丁香园论坛上的一则帖子引起了不少医疗同行的关注与讨论。

在这则帖子下，不少医务人员纷纷表达了同感，并分享了多种涨价的药品，涉及心内、急诊、重症等多个科室，涵盖多种临床常见、常用的药物和急救、抢救药品。

丁香园论坛截图

药品涨价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常用药、急救药……有品类猛涨1900倍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雷冬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不是集中采购的短缺药品，比如地塞米松（注射液）原价为0.35元/支，2022年挂网价提高至98.76元/支，涨价近282倍。”

根据丁香园Insight数据库，我们整理了评论区里被频繁提及的几种药品，及截至2020年的平均中标价格信息。

部分药品平均最小规格中标价变化趋势

如西地兰（去乙酰毛花苷注射液），在2008～2020年间最低价为2.60元（2009年平均最小规格中标价），而到了2019年却一度涨至83.81元，到2020年维持在82元。

还有现价格较高的氯解磷定注射液，2020年平均最小规格中标价为198元，而在2015年之前，它的价格都维持在5元以下。

不仅如此，临床常用药物如盐酸金霉素软膏，也在2018年经历了从1元出头到43元的暴涨。此外，还有硝酸甘油片、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氢溴酸山莨菪碱注射液等临床常见药、急抢救药均有明显涨价。

从多个药品的涨价曲线中不难看出，在2017～2018年前后，大批药品都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价格变化。

徐国等发表于《中国药店》的文章[1]记录，2017年，化学药方面的涨价大多受到上游原材料涨价的影响，导致生产商纷纷提高出厂价格。

如硫氰酸红霉素的价格从前期的270～280元/kg提高到310～315元/kg后，下游红霉素厂家不得不上调价格，阿奇霉素报价690元/kg、克拉霉素报价1150元/kg、罗红霉素报价550元/kg。

此外，有行业研究人士表示[1]，除了原材料的涨价因素外，本轮药价上调也因为2015年放开最高零售价限制后，许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行动，在2016年开始相继提价；同时，国家政策层面，如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飞行检查等一系列政策也使得企业的生产和流通成本上升。

许日祥等于2018年刊载于《中国药事》的调查论文[2]显示，基本药物涨价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生产成本上涨、生产厂家供应价格上涨、无法满足两票制、原辅料价格上涨等因素。

图源：参考资料2

临床医生：有的药不该涨、有的药不算贵

“最离谱的还是西地兰了，现在85元一支，原来最早可能就20块左右。还有硝酸甘油，按照原价和现价比，也是翻了好几番。”河南某二甲医院心内科医生郑辰（化名）说，“涨价较多集中在抢救药品，我们心内也属于是用药大科了。”

“涨价的这几年，像西地兰就换过好几个厂家。”郑辰记得，最早感受到药品涨价是从严查环保开始，“当时一些原料厂家关停，价格有一定上涨，再到后来开始集采，2018年后药品价格就比较稳定了，像西地兰的价格应该稳定了至少有一年。”

“之所以提西地兰，是因为它价格偏高，医生如果没有掌握好药品的特性和用药剂量，很容易出现浪费，给患者也带来不必要的负担。”郑辰这样说。

山西省某三甲医院副主任药师陈军（化名）同样表示，所在医院药房，一些抢救药物的涨价幅度比较显著：“比如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碘解磷定等，涨得厉害。”

不过，对于丁香园论坛帖子中提到的地塞米松涨价，陈军则表示情况有所不同：“我们的地塞米松倒是不贵，医院用的集采品类，0.64元一支。”

多名医生表示，同一品类的药品，在不同医院的价格可能受到生产厂家、剂量、集采的影响。

“虽然有一些药物价格是涨了，但还有其他便宜的可以选择。”河南某县级三甲医院急诊药房药师胡明宇（化名）说，“如多巴胺，贵的有50多元一支，便宜的也有2、3元可以选择；阿米卡星有的地方卖18块了，我们还是几毛钱一支；地塞米松有9毛钱15mg的，也有38块5mg的，也有98块2mg的。”

广东某三甲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吴彤（化名）也提到，所在医院的地塞米松价格并没有明显变化，“但是西地兰涨到90了，至少涨了有2年，和之前用的也不是同一个品牌了。”

除此之外，吴彤提到还有急诊常见的间羟胺、多巴胺有明显价格上涨。

根据丁香园Insight数据库信息，重酒石酸间羟胺注射液在2011年的平均最小规格中标价为2.42元，到了2018年则涨至54.6元。而盐酸多巴胺注射液在2019年一度从最低价0.4元（2011年平均最小规格中标价）涨至6.14元，不过到了2020年，则略有下跌至4.16元。

不过，吴彤认为，药品涨价对整体临床工作造成的影响并不大：“因为有集采，大部分药物还是在降价的，整体来看不贵。”

吴彤所提到的盐酸多巴胺注射液的价格变动，或许与2019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的意见》有关。

官网截图

《意见》要求：省级联动机制牵头单位要在规定时限内组织核实监测发现的短缺或不合理涨价线索并根据情况协调应对……对于国家和省级短缺药品清单中的品种，允许企业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自主报价、直接挂网，医疗机构自主采购。

在胡明宇（化名）看来，部分急救药品的涨价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有机磷中毒的救命药氯解磷定，是三甲医院必须要备的药，但现在有机磷中毒很少见，很多医院都是放到过期，能真正用上的很少。如果价格再不涨一点，药企可能也不愿意做了。”

“药品价格整体来看还是比较合理的。”胡明宇说，“我92年开始上班，当时的工资一个月75元，而白蛋白10g就要卖400多；现在我一个月工资6、7千元，白蛋白还是这个价格，甚至不到400一瓶，基本都没怎么涨过。而一瓶打点滴的葡萄糖2块钱，一瓶矿泉水也2块，药品真的贵吗？”

不过，胡明宇也认为，部分药品的价格确实存在虚高的情况：“尤其是非急救的药品涨价，我觉得不太合理。”

全国人大代表、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雷冬竹认为，目前药品供应保障存在集采药品供应不足、覆盖不全、部分药品涨幅较大等问题。她建议，同质同价多供模式，保障国家集采药品供应；加快集采同类药品覆盖，严堵高价药漏洞；出台政策常态化监管药价，实现短缺药保供稳价。

雷冬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这些急抢救药品、短缺药品没有集中采购，厂家这样涨价，也没有相关监管。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短缺药品，国家要保供，企业要纳入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