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走资派用高考的取消和恢复耍牌
新中国成立后沿用旧中国的考试制度。中国的学生在沉重的学业压力下出现了不少心理问题，一些学生与父母、学校产生对立情绪，部分青少年出现自杀或以暴力伤害他人的行为，等等。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纵观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新政府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教育价值观、人才质量观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只有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注重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将学生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提倡全民教育，反对精英教育，从减轻学生负担的立场出发，对教学方法、课程没置等问题提出了积极的思考。毛泽东承继了五四新文化以来社会思潮中先进的青年观，十分关注青年一代的成长，对青年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抱以积极的评价和肯定。他认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尤其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针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和教育提出了许多思想。
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没长期的理论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思想，在教育方针、教育途径、教育目的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纵观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过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教育思想及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但对高考这一形式从目前走资派官方公开的资料从未见过毛泽东要取消高考的原批文或原话等。对学生或子女们多次强调别太看重分数, 对教育的改革其中包括高考要改变旧式考式的方法等很多场合有过。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考开始的第三年，即1953年，北京一位考生8门成绩考了178分，该生坚持认为试卷出了评分上出了问题，三番五次给人民监察委员会写信提出控诉，到教育部大哭大闹。这是根据历史可查的炮轰高考的第一人。
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是1950年实行高考后几年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问题，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份“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该文件称，1954年之后，学生负担过重，一般是大中城市的学校负担比小城市和农村的学校重，中学比小学重，高年级比低年级重。一些高年级学校一周课时比规定实践超出5-10小时，多的高达24小时。
1955年有学生文科作文没考好，就游览万寿山，喝酒解闷，把笔记本和书本都斯掉了，个别人想“跳楼自杀”。四川一个家长，给学生放着一套新衣服，一根棍子和一口破锅，指着这些东西对学生说，考取学校就穿新衣服上学去，考不取学校就拿着棍子和破锅去讨饭。
1964年，北京铁路二中校长给中央办公厅写信，提出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1965年7月3日，毛泽东亲自批示：刘、邓、彭阅后，请尚昆办。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教授又甚不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毛泽东这段批示极其重要。尤其是“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成了后来取消高考的政治口号和最高指示。并直接导致1966年发出三份减负文件，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1966年4月6日至4月16日，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一共36个单位41人参加，这是空前绝后的高考控诉会，是取消高考的预热动作。虽然这个会议别有用心，弥足珍贵的是对高考问题的揭露，全点到死穴上了。
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实际情况。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后的5天，革命小将开始向高考制度开炮，《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说：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的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度。现行的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其具体罪状如下：(一)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不少同学有严重的“唯有读书高”、“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等剥削阶级的反动思想。现行的高考制度助长了这种思想。(二)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三)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我们具体建议如下：从今年起就废除旧的升学制度。……仅仅隔了5天，6 月11日，《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革命学生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以及《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说：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上文已提及北京四中的信，已送交当时一线第一主持刘少奇。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迅即作出废除高考制度及当年高考推迟半年进行的决定。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北京一女中高三（四）班、北京四中高三（五）班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人民日报》同时还刊发了题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 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社论还居心叵测地加了这么一段：“新的教材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论是初级学校、中级学校还是高等学校，都要把毛主席著作列为必修课。”这实在是让亿万民众迁怒于毛泽东啊！不过，明眼人一看，废除高考、增设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国在校生的必修课绝非毛主席的决策。刘少奇、邓小平机关算尽，反倒泄露了天机。
1966年五月，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揪出，特别是六月一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刘少奇已预感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迟早会烧到自己的身上。为干扰、破坏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伙同邓小平对广大革命师生一面大肆镇压，这就是“白色恐怖五十天”，同时又以几千万在校学生的命运作赌注，废除高考制度。
关于当年废除高考的始末，最知情的莫过于孔丹和刘源。孔丹，文革初期风云人物，原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的前身）部长孔原、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之子，当年的“西纠”司令，“联动”分子的一号头目。“资改”后，曾是继荣毅仁、王军出任中国最大的金融集团公司中信的掌门人。孔丹曾是名列北京十大重点中学之首的北京四中高三（五）班的团支部书记、学生党员。正是他当年率领同学给毛主席写出废除高考制度的信。他完全知道那些鲜为人知的内幕。然而，这个自称“没有歧意”的“中国特色道路派”能供出他的主子吗？！能说出当年写的那封残害几千万中国人的信与他的那位业已自杀半个世纪的妈妈有关吗？！（许明连以她儿子为司令的“西纠”的通令都敢修改(详情参看《西纠黑幕》），儿子写给毛主席的信能不过目吗？！许明畏罪自杀，死有余辜）而刘源，并不子为父隐，他不但承认刘少奇是废除高考的始作俑者，亦披露自己曾参与其事。他还公开承认他的父亲刘少奇犯下两大错误：一是饿死人事件方面的，二是对文化大革命从不理解到抵制、干扰。（笑窝的博客：《刘源为什么说父亲刘少奇大跃进有错误》）想必在刘源的眼里，刘少奇、邓小平当年一手策划的废除高考制度，亦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对抗吧！刘源，真君子也！
关于废除高考制度，谁之罪？或许99%的中国人都怪罪文化大革命，都怪罪毛泽东。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这亦正是当年刘少奇、邓小平精心布局设陷所期望的。有人天真地以为废除高考制度只是教育改革的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这是个大阴谋，是刘少奇、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嫁祸。
对于当年废除高考，毛泽东有没有指示或批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毛泽东有关废除高考的任何文字资料。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的《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亦并没有取消高考的内容。然而，当刘源6月10日将北京四中高三（五）班致毛主席的信放置刘少奇的案头不过两天，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便作出废除高考制度及当年高考推迟半年进行的决定。自1952年以来已实施14年的高考制度，说废除就废除了。须知八年抗战，国民党政府都坚持一年一度的高考制度。为了解决撤退到大后方的高校和流亡到大后方的学生招生高考的困难，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用飞机空运试卷到各考点。刘少奇如此不顾及民意，只是为阻止毛泽东回归一线，竟以几千万在校学生的命运作赌注，是可忍孰不可忍？！实在匪夷所思啊！
其实，刘少奇、邓小平的这步棋绝非教育改革问题，而是设局，妄图嫁祸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的如意算盘是：废除高考，将会民心丧尽，女一中、四中的信是写給毛泽东的，人们自然而然地误认为废除高考是毛泽东的决策。毛泽东将背负人民的骂名，背负历史的骂名。废除高考将导致全国停课，势必造成天下大乱，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能进行下去吗？毛泽东还能重新回到台前吗？就是我刘少奇、邓小平下台，我也要留个烂摊子给你毛泽东！不幸的是，刘少奇、邓小平的阴谋得逞了。这是中国的悲哀，历史的悲哀。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旨在反修、防修，避免资本主义复辟，不让劳苦大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当然教育革命是一项具体内容。网各"居士"通过大量的周密考证，当年的废除高考以及全国性的“停课闹革命”，压根儿不关毛泽东的事。结论是：1）、关于废除高考，未作任何指示；2）、关于废除高考，刘少奇、邓小平不曾向亦不必向毛泽东请示甚至通报，而是刘少奇、邓小平的一大阴谋；3）1966年5月至7月下旬，毛泽东一直在南方，不在北京。更重要的是，最知情的孔丹、刘源都没有披露毛泽东与废除高考有关的半点信息。此外，记者与当年在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就读的“大师级”学者周孝正（居士于2012年9月28日在北京京西宾馆曾与周孝正有一面之交，他见我谈吐不俗，还把他的家庭电话和邮箱号留给了我）作过一次谈访。
记者：如果不介意的话，谈谈你们班在1966年写的废除高考的那封信吧！
周孝正：可以。我们班47个同学，当时以全班同学的名义給毛主席写信，倡议废除高考.....后来就登在《人民日报》上了。
记者：听说你们这所学校有很多高干子弟，来自上面的信息很灵通。
周孝正：是的。林彪孩子林立果，刘少奇的孩子都是我们学校的。孔丹（学生党员，团支部书记，写信就是由他率领的。博主注）是孔原的孩子。孔原当时是中央调查部部长。实际上我们班有的高干子弟知道“上面”有这个意思，他们就来一个倡议，况且上面也要利用我们学生。（引自《在高考风云中沉浮的学子细述当年》................
须知，周孝正是著名的反毛学者，连他都不得不承认“‘上面’有这个意思”，“况且‘上面’也要利用我们学生”。这里的“上面”分明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一伙，而不是毛泽东。如果是毛泽东，不知有多少反毛文章面世了。总之，当年废除高考倘若与毛泽东有半点干系，早就你知我知天下尽知了。故奉劝全国当年的在校生，千万不要错怪毛泽东。除了走资派、官二代、红二代、富二代外，我们都是受害者，然而，真正最大的受害者，是毛泽东，是他参与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是他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再看走资派特色政府官方网对"高考"的注解:
高考全称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简称“高考”，是合格的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的考生参加的全国统一选拔性考试，是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设置的全国性统一考试，一般是每年6月7日-8日考试。
中国有1300多年科举考试的历史，1904年，清政府在张之洞等人的主持下颁行了《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寿终正寝。
1936年，全国已经有100多所大学，当时的高考制度是各所高等学校自主组织命题，学生可以选择报考多所大学，也可能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 全国统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是按旧中国的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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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文教，主持恢复高考。恢复高考改变了千百万人的命运，挽救了中国教育，也挽救了整个中国。
只有"恢复高考"。
唯独没有取消高考的注解。
这就是走资派反对抹黑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阴谋。
同志们：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0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〇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教授法：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 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
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
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
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
新中国要为青年们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因此，要充分兼顾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祝贺大家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
小学校附设初中班，这种办法还是好办法，先进经验。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将来毕业以后，好回家生产。关于社办、队办学校问题，有条件的应该允许办。
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当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农业课本要由本省编。讲点乡土文学。讲自然科学也是一样。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作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大学校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
自古以来，创新学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新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
“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了名。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年青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现在的许多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注：当时印了一批古今中外发明家的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
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1966年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创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以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
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