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回国任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

留学回国任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

 

一百多年前有个留学生专程回到自己家乡的书房内安静专心埋头搞翻译,  拿着妈妈送来的粽子把黑墨水当红糖水吃得满嘴乌黑的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他没喝，把那个墨水给喝了，但是他浑然不觉啊，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

1919年，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陈望道应《星期评论》杂志之邀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专心致志完成这个任务，1920年2月，陈望道特地回到家乡义乌分水塘村，开始心无旁骛地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本来就对社会主义十分憧憬、对马克思主义充满敬仰的陈望道以日文版为依据，同时与英文版相互对照，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在当年4月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后，受到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从此，这本只有28000多个汉字的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创造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

陈望道六岁时即开始读《大学》《中庸》《论语》。陈望道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修辞学的摇篮。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从日本回国后，1920年9月他刚到复旦大学任教时便开设了修辞学课程，并开始撰写《修辞学发凡》。旧稿曾由田汉、冯三昧、章铁民、熊昌翼等先生拿去试教。陈望道之所以要研究修辞学，是为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据他自己所说：第一，当时西学东渐，有些人一味崇洋迷外，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行。他听到有人说中国语文没有规则，比外国语文低一等，非常气愤，决心驳斥这种谬论，从而决定研究修辞和文法，以探讨中国语文的规则。第二，当时旧的被否定了，新的一时还未建立起来。许多学生确实不知道白话文文章该怎么写。有的人造句时只会写“花是红的”这类句式。因此向学生讲授作文和修辞的规律就成了当务之急。为了撰写《修辞学发凡》，加深这门学科的基础，陈望道同时还研究邻近的相关学科，撰写了文章学、美学、逻辑学等著作。他认为，修辞学与多门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回国后积极提倡新文化运动，任《新青年》编辑，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原民盟中央副主席。1914年进杭州之江大学读书。1915年留学日本，1919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同年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在该校曾负责主编《浙江第一师范校友会十日刊》，被誉为五四时期浙江的一颗明星。

1920年，他在上海与陈独秀等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此同时，陈还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陈是早期成员之一。是年11月，他还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工作。12月，担任《新青年》月刊(当时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的机关刊物)主编。同时，陈和邵力子将《觉悟》转变为中共的外围刊物，这两份刊物成为中共的重要舆论阵地。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1月，成立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担任第一任书记，至次年6月辞职。以后因党内意见不合而离开组织。直至1957年2月，根据陈望道的要求，经中共上海市委请示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陈望道早年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白话文。1923年至1926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并参加国民革命。1929年创办中华艺术大学，任校长。还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32年任上海著作家抗日会书记，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活动。1934年参加发起大众语运动，创办并主编《太白》半月刊，团结在鲁迅周围，进行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斗争。同时，先后任安徽大学教授、广西大学中文科主任。

1937年6月又回到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工作。次年，在中共地下组织主办的夜大学社会科学讲习所讲课，发起组织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等。主编中共地下组织所办报纸《每日译报》的《语文》周刊，主持上海新文学研究会等，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

1940年秋，陈望道赴内地，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42年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回沪，负责大学教授联谊会工作，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民主运动。

新中国建立后，陈望道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后改称华东行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校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语言学会会长，上海文字改革学会主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辞海》编辑委员会总主编等职。他的重要著作与译著有《修辞学发凡》、《文法简论》、《美学概论》、《苏俄文艺理论》等书。

1951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中央第二届中央委员、常委。1958年民盟中央三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还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第二届常务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员会第三届副主任委员，第四、五、六届主任委员。他主持上海民盟工作多年，重视集体领导，充分发扬民主，重视盟员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盟内协调关系，搞好团结，鼓励盟员努力做好岗位工作。他认为党派工作在强调共产党领导的同时，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积极发挥自身的作用；中共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根本目的，是要发动更多的人士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实现多党派合作；民主党派成员应不但勇于参政，而且敢于负责。

1949年9月，陈望道作为特邀人士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以后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50年10月，陈望道被选为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后来又被选为第三届代表。他还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市人大代表，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市政协副主席。

195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亲切地接见了陈望道，并对他的文法修辞研究表示重视和关心，陈望道为此受到极大的鼓舞。这时他正在筹备成立复旦大学文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并确定研究室的方针任务是：（1）根据学术与教育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一步研究汉语的话法与修辞的理论与实际。（2）在语法修辞研究中随时注意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研究与运用，以期能更快更多地认清条理、阐明规律，充实现有的科学内容，提高现有的学术水平。研究室分为语法、修辞、语言学理论三个小组，每周进行学术交流一次。陈望道为学术研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除按时出席例会外，还经常来研究室畅谈他的学术见解。后来，他的这些谈话内容被整理编辑成《陈望道修辞论集》。

1957年6月，根据陈望道本人的请求，经中共上海市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他又重新回到党内，实践了他“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陈望道重新入党后，党中央考虑到他的历史情况以及当时的具体政治环境和工作需要，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党的十大召开时才予以公开，并被选为十大代表。

60年代初期，陈望道的学术思想有了较大发展，他提出了“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的观点，反对语言学研究中不注重汉语实际、不概括汉语事实的不良倾向。并利用一切时机在沪、杭、宁等地进行宣讲。1961年他在上海语文学会作了《谈谈修辞学的研究》的报告，同年10月赴南京大学作了《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的演讲，1962年1月到华东师大作了《修辞学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讲演，1964年4月到杭州大学作了《关于语言研究的建议》的学术报告。他在这一时期的系列演讲，表明他对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任务、性质、范围、作用、态度及方法等一系列基本理论，均作出了更为明确、更为清晰的解答。这对建国后修辞学理论的建设和健康发展，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0年冬，《辞海》主编舒新城逝世后，由陈望道继任主编。他以高度负责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团结和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共同完成重新编写任务。1962年初出版了《辞海·试行本》十六分册；进一步修改后，于1965年出版了新《辞海·未定稿》。他还亲自为该辞典题写了书名。陈望道先生一生坚持不懈地从事学术研究，到《文法简论》完稿，算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建国后的数十年间，陈望道在社会工作方面倾注精力最多的，就是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这件事了。1949年8月，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委员是张志让。由于张志让不久即赴北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因而未到校任职。陈望道便挑起重担，配合军管会做好各项工作。1952年秋季，毛泽东主席亲自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此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贯彻党的教育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团结全校广大师生员工，为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新型大学而鞠躬尽瘁，历时达25年之久。他是复旦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之一。

陈望道特别重视加强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领导。建国初期，他即在校务委员会上号召教师积极从事科学研究：“我们一定要为中国共产党争气，要对文化有所创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翻来复去地讲，教师一定要从事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劳动，否则文化事业就不能发展，教育事业也不能发展。”1954年校庆时，陈望道在祝贺词中写道：“综合大学应当广泛地经常地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祖国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