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商人有祖国，买办没有。
《我只是一个商人》商人也是人，一个社会意义上的人是有祖国的。你的财富、名声、权势，都来自于你的国家，你的人民，来自这一片土地，你不能在富有之后，就卷走财富，并且声称自己超然物外，没有国籍，没有故乡，装逼说自己属于世界，属于地球。
作为商人，一定要明白，自己吃谁的饭，是谁养活了自己，在关键的时刻，应该站在哪一边? 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同学，大概都知道“弦高退秦师”的故事，弦高是郑国商人，在国外经商的时候听说秦军要入侵自己的祖国，此时他一边向郑国报告敌情，一边伪装成郑国使者，犒劳秦军;秦军以为郑国已有防备，只好班师。
郑国君主要赏赐弦高，他却拒绝道：“作为商人,忠于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受奖,岂不是把我当作外人了吗?” 春秋时候大名鼎鼎的管仲也是商人出身，做到了齐国相国，一生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搞“贸易战”，他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人家没有祖国吗?近代的张謇、卢作孚、荣氏兄弟、侯德榜，都是“商人”，可他们没有祖国吗?
有一句屁话叫做“资本没有国界”。这句话来自于国际金融资本家们，以犹太资本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确实是是没有国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就是他们发明的用金钱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他们作为幕后黑手操控资本主义国家来对全球实行金融殖民的制度，所谓的把权力关进笼子，就是被大金融资本控制了政治经济，把政府和政客变成了他们的提线木偶。
但从来没人敢说：“资本家没有祖国”! 我不讲中国，我讲美国，美国的资本家，比我们的某些“商人”更有立场，更讲政治，也更爱国! 特朗普是什么人? 商人，一口一个“让美国重新伟大”，一口一个“一定要遏制中国”。索罗斯说什么? 他说：“我对击败中国更感兴趣!”。巴菲特一个炒股的资本家，满口都是“最好的投资就是爱国”! 去年甲骨文公司的CEO，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接讲出了“中国威胁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资本家，早已把他们的个人命运和国家绑在一起。我说个最坦白的道理——美利坚兴，他们继续躺着数钱;美利坚亡，他们就是无根的浮萍，待宰的肥羊。
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商人和资本家，却恰恰相反，一屁股坐在发达国家那边，那国内的利益，去输送给自己的“洋大人”，一旦“洋大人”和祖国之间有了分歧和冲突，他们更是坚定地站在洋大人一边，指责自己的祖国做的不好，做出的让步不够多，居然不肯向洋大人妥协......
这种人，自清末以来，数不胜数，其实，他们不配叫做商人，更不配称什么“资本家”，他们只是“买办”而已，什么叫做买办?就是吃着我家的饭，拿着我家的工资，还要把我家的财物偷出去，贱价卖给外人，从中获得一点蝇头小利。买办不希望国家发达起来，不希望国家拥有真正的工业和科技，他希望国家永远落后，永远低人一头，永远需要去高价买洋大人的东西，他们才可以从中赚钱。
他们对损公肥私、掏空国家、剥削人民得心应手，你让他对国家的经济、工业、农业做点贡献，他是死活都不肯的，那比要他的命还难。在他眼里，什么道德，什么法律，什么政治，都无关紧要，他和他的钱最重要。
最近某位老先生，就给我们上了一堂课，你和他讲道德，他和你谈法律，你和他谈法律，他跟你谈自由，你让他翻译翻译什么是自由，他说自由就是不要追究，要“网开一面”。
《我只是一个商人》是老家伙2016年转移香港和内地资产、投资英国之后写的文章，当时大家也没怎么批评他，有人不过写了篇《斯人已去，不必挽留》，他就就跳脚跳上天，说“我只是一个商人，不要拿道德来要求我!”可见他心胸气度很差，难怪给亡妻修了那么一个破楼。
我在想，难怪很多顶级富豪都信神信鬼信宗教，原来他们眼里早已没有道德，没有法律了，因为他们太有钱，权力太大，以至于人间的道德和法律在他们面前失效了，所以他们不关心人类，只关心自己，所以他们就只好“不问苍生问鬼神”了。他曾经花15亿，在新界大埔区，建了全球第二高的观音像，他一生假惺惺做慈善、买口碑，却没有真的关心过，那几百万每天给他交钱，却没有正经地方住的人民。你这“慈悲”，给谁看呢?
这种人，既虚伪，又矫情，脾气还大，不允许批评。
这半年来的行为，也证明了这点，说不得骂不得，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自己大放厥词说什么“黄台之瓜，何堪再摘”，扯什么“最好的因，最坏的果”，被人批评后，迫不及待跳出来对线，消停了没几天，又扯什么“对未来的主人翁网开一面”，被怼了之后 又跳出来扯“我不是这个意思”。
总之不管他什么意思，老先生是不能批评的，无论这里变成什么样，这位老先生也是没有责任的，“我就是个商人而已!”
同样都是商人，人和人怎么就那么大的区别呢?
前几天，任正非接受《经济学人》采访的时候说：“某地的情况恰恰是极端资本主义造成的，大资本家们挣了非常多的钱，连小报亭、地下停车场、咖啡厅很多都是他们掌控的，拿走了太多的利益，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钱，很多人生活水平很低。”
讲道理，任正非也是商人，也是赚钱牟利的，人家怎么就能坦坦荡荡把资本主义的本质赤裸裸剖开展示在大家面前呢?人家怎么就能说人话，做人事呢?
刚刚说到的那位老先生不是商人，商人也是有祖国的，他也不是什么民族企业家，民族企业家也是有产品的，他的产品是什么?
他一切的财富，都来自于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的人民，他的崛起和暴富，也赖于这块土地给他的政策和便利，现在，他是个加拿大人，大量资产在英国。
商人有祖国，买办没有。
而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如何对徒毛泽东的亲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的?
假如毛泽东和中共产党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杀, 还会有这么多来骂毛泽东和中共产党吗?
1975年3月19日，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予以公民权。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
1963年4月9日、1964年12月28日、1966年4月16日，对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三次共释放了145名“战争罪犯”。
1960年11月28日和1961年12月25日，对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两次共释放了11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范汉杰、李仙洲、廖耀湘、杜建时等。
1959年12月4日，对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被特赦的战犯中，包括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和蒋介石集团的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
研究历史，必须尊重事实，而不是断章取义甚至虚构；回顾历史，必须尊重个人经历，但是更要站在整个国家和历史的全貌上来回顾，而不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区公所里可有咱的人。“一句话就把老乡们给吓住了。从他们一生的经历中，农民群众深知，你要是在区公所里没有沾亲带故的人，去告状也是白搭。生活世故使他们误以为八路军的政府与其它政府都是一丘之貉。
那些不法地主一面在干部和群众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一面采取高压手段迫使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当时，大多数村子都尚未进驻八路军，地主就乘机对农民群众进行威胁，说什么谁要想召开清算大会，就会遇到严惩。他们不光是进行威胁，有时公然绑架苦主，甚至雇人放“黑枪”暗杀积极分子。
这样的形势给共产党增加了很大的压力。当某个汉奸被愤怒的群众清算之后，其家属往往也就失去了生活着落。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势将带来无政府主义，并引起普遍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地主正在极力压制农民，而农民又急需土地，他们对土地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对于这些受到地主威胁的农民，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为他们撑腰，他们就会陷入绝望之中。
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使共产党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实行了八年的改良方针，现在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他们采取革命的方针。在政治上改变方针，不象足球比赛中交换场地那样方便。如果他们满足农民的要求，就必然会使一部分抗日地主离心离德，这些地主在抗战期间分别担任了地方政府甚至边区政府的领导职务。同时，他们也会因此失去国民党统治区民主人土的同情，乃至失去国外人士的普遍好感。他们在国外一向被视为是开明的民主主义者和侠义之士。可是，如果他们不满足农民的要求，他们就会失去广大群众的支持。其时，马歇尔的和平调解濒临失败，内战迫在眉睫。对于共产党来说，没有农民的支持而打一场战争是不堪设想的。然而，要向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进行挑战，则有可能脱离除农村的贫雇农以外的各阶层的人，作这样的决断又谈何容易。
共产党暂不作决定，而是先召集各地干部总结经验，研究情况，讨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一九四五年的秋天过去了，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迫切愿望与日俱增。整整一年未作出决策。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来临，耕耘播种的季节到了，该是迅速作决策的时候了。共产党仍然按兵不动。这一拖延，使边区军民愈加感到蒋介石的军队兵临城下的危机。共产党在此历史性的决策之前，徘徊再三，就象是一个等待着冲锋陷阵的战士。这一着的进退，将决定全局的胜负。老是等着等着，叫人心烦意乱，神经紧张得受不了，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真想豁出去看看。共产党有如处身于过去与未来的交界线上，等在那里。
后退一步—与地主阶级言和；前进一步—向封建主义开战。这一决策实在事关重大。一九四六年夏天，党中央终于向各个县委下达了平分土地的指示。决策已定，义无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