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英雄和汉奸斗争的历史!
人们在赞美近代中国从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也是中国反对西方殖民侵略的伟大起点开始, 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以来, 中国的百多年沉沦后的民族觉醒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代无数中华义士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史诗的同时，但也不能忘记，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多少民族败类变节投降、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笔。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为汉奸“翻案”的奇谈怪论，仍在挑战中华民族子孙后代们的价值和道德底线。
历史因多元、复杂而愈显其波澜壮阔。重新审视历史的创痛，晾晒民族虫蠹发霉的一面，深刻反省“汉奸现象”，彻底扫除美化汉奸的雾霭，对于培塑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全体中国人民的力量，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揭露修正主义走资派的真面目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电影《地道战》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民兵队长高传宝在大槐树下敲钟传达情报：看见进村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对这一传为笑谈的镜头，人们又怎能一笑了之？
要说“汉奸”，顾名思义得从汉朝讲起。据清人《汉奸辨》云，“中国汉初，始防边患，北鄙诸胡日渐构兵。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创焉。”
作为一个王朝，“汉”成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帝国形式的稳定实体，作为帝国子民一个文化符号——“汉人”，其奸细自然被称为“汉奸”。
汉奸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按照《辞海》定义，汉奸原指汉族之变节败类，后演变为“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汉奸的鼻祖，当属汉文帝时和亲匈奴的陪同侍臣中行说（音读“月”）。此君为报私愤一到匈奴就投降了单于，为其出谋划策，“对症下药”地对汉朝进行军事袭扰，甚至直逼长安城下，一时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之患”。
鸦片战争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汉奸。到了清末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时，媚美、英、法、意、葡、西诸列强之各色汉奸多了起来。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造就英雄的历史，也是一个出产汉奸的历史。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对华侵略的屡屡得手，“汉奸现象”的历史沉渣泛起滔滔浊浪。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扶上了“执政”宝座，再一次心甘情愿当上了“儿皇帝”，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伪政权。
1938年12月，身为国民党二号人物的副总裁汪精卫，竟然从陪都重庆出逃越南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日本军刀支撑下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做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
在此之前，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政府、梁鸿志为首的南京“维新政府”，以及内蒙德王伪蒙政权和冀东自治政权就已粉墨登场。而汪精卫的特殊身份有一定的“号召力”，再加上日汪的狼狈为奸、软硬兼施，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汉奸如过江之鲫，形形色色的伪政权似一簇簇“恶之花”，绽开在饱受侵略者蹂躏的神州大地上。
惊回首，1938年伪军数量已达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部队投入伪军序列，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
国家危难，大厦将倾。无数精忠报国的壮烈之士慷慨赴死, 而这些生长在中国土地、喝着祖国乳汁长大的无耻之徒，却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的“狗腿子”，干起了祸害同胞的罪恶勾当。
然而，汉奸余孽阻挡不了民族觉醒和抗争的大潮。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有感于九一八事变，在《沉渣的泛起》一文中深刻指出的，日寇入侵犹如搅动了停滞的池塘，各色“沉渣”——包括汉奸政客，都翻腾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但沉渣终究是沉渣，终究还要沉下去。到头来，一个个汉奸卖国贼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于世的下场。
提起“汉奸”，实在是中国人的国家之耻、民族之羞！ 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遭受汉奸之害像我们中国这样严重。检视中国的历史，多次民族劫难并非败于异族外寇，而是败于汉奸。用“祸国殃民”评介汉奸的危害毫不为过，说历史往往因汉奸而改写，并非过分之辞。
后唐时期，甘当契丹“儿皇帝”的石敬塘，居然割让中原门户燕云十六州，在此后至少400年时间里直接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命运。
明朝末年，倘若没有吴三桂那样引清兵入关的大汉奸，满清王朝根本不可能入主中原，统治神州大地近300年。 而今，翻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撕心的沉重
贝当在1940年会见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三大傀儡人物：溥仪、汪精卫和贝当（法国），其中中国就占了两位。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
抗日战争，中国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之所以付出耗时长达8年之多、死伤3500万人之上、财产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的巨大代价，汉奸猖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侵占一个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之。
据日方档案证实，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军长身边的参谋周思静，向日军提供了南苑守军撤退的情报，并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正是根据这一情报，日军在天罗庄设下埋伏，直接导致了百战名将赵登禹和佟麟阁的战死。
在南京保卫战中，一到晚上根据指令全城宵禁，一些汉奸竟用火把、手电筒引导日军飞机轰炸弹药库、兵营等重要目标。日本兵初进南京城，还有的汉奸把藏身于民众中脱下军装的守城军官兵一个个指认出来，致使手无寸铁的中国军人活活被日军刺死。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危难中的中华民族，除了要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外，还要分出相当大的力量，与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不肖子女们作斗争。
当年, 抗日英雄杨靖宇陷于日伪重围之中，辗转雪原之间，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而又反过来替日军劝降。一个叫赵廷喜的同乡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岂止不杀，投降了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当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呢。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叹道：“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令人震撼的历史拷问！今天之所以还有中国，就是因为有毛泽东等几代人如杨靖宇这样大写的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倘若一个个大小汉奸们成了气候，还有今日之中国吗？
汉奸之害，是全方位、深层次而又难以挽回的。正是靠着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如此之久。在伪政权“治理”下，大量的金钱、粮食、矿产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日本，留下的是中国农民被大量饿死冻死……而汉奸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更是令人痛心。记者曾采访亲历者回忆抗战时期的伪满生活：在日伪联手14年的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下，当时绝大多数年轻人，只知道自己是亲日的“满洲国”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荒唐的背后警示世人：断根去魂、亡国亡种的危险绝非危言耸听，汉奸资敌祸国殃民的深重危害还要重演多次吗?！
毛泽东是一统中华大地的千古伟人，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哪有蝼蚁嘁嘁嚓嚓的份儿。
------------------------------------------------------------------
看得出从小被洗脑的痕迹。
1949年毛主席入住北京，对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
罗瑞卿回答：“主席，我马上把北京的妓院全部关掉。”
政府关掉妓院后，由政府为妓女提供生活出路。
毛泽东时代，除了港澳台地区，中国没有妓女。
毛主席说：“为什么要给我买这样好的床?这床比木板床要多花多少钱?为什么昨天能睡木板床，今天就不能睡了?赶快把它给我换掉!”
工作人员把弹簧床换成一张木板床。
后来毛主席移居中南海，仍然使用这张木板床。
毛泽东时期的劳动者，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没有失业的问题，没有被解雇的威胁，社会上也没有占有利润的资本家;但是，劳动者还要领取一定量的工资，“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86页)
毛泽东还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
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已经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农业国，逐步实现了工业化、机械化，在向现代化迈进，生产力的这种飞跃发展，不仅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集体化以后，河山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八万多座水库拔地而起，灌溉面积翻了一番还多，比几千年积累的灌溉面积还多;治理了各大河流，让水患变水利，比历史上治水的总成就还要大;土地进行了平整、深翻，由人拉犁、毛驴耕地，到部分地区的机械化耕种;由家庭照明用植物油灯，到农业生产也采用机电灌溉;由使用“老墙土”、沤绿肥，到使用化肥，氮、磷、钾配合使用;不仅采用良种，而且开始推广杂交品种;发展了社队企业等等，总之，水、土、肥、种等农业生产的要素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向农业的现代化进军，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美国的前国务卿艾奇逊曾经说过：“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一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新中国建立后不到三十年，不仅解决了九亿多人的吃饭、穿衣的问题，而且依靠农民、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食物等农产品和资金了积累，为实现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些人用现在的生产力水平看当时情况，认为解决吃饭问题根本不算什么事，可是，用历史的眼光，结合当时的经济基础和外部条件来客观评价，这确实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成就。
新中国继承的是旧中国“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古老的农业经济，一家一户是一个经济单位，使用的是铁锨、锄头等手工工具，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这种“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已经停滞了千年以上;那时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火柴叫“洋火”，钉子叫“洋钉”，几乎没有机器生产的产品，“穷得叮当响”。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毛泽东时期，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不仅解决了九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把我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第六大工业国，不仅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还放了人造卫星，接近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几百年的水平，是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这些都是在原有基础差，外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取得的，应该说在我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为什么说毛泽东时期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呢?因为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不仅生产力得到飞跃式发展：由原始的手工工具到初步实现机械化，再发展到爆炸原子弹的现代化;实现了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的跨越，由消灭官僚资产主义、封建主义，到消灭资产主义经济关系，再发展到开始消灭当权派与群众之间的区别;进一步开辟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前进道路，从打倒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从运用马列主义，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建了社会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成为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旗手，站立在世界各民族之巅。所以，无论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和国家地位等各个方面看，我们都可以自豪地说：毛泽东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地位也是数一数二的。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毛泽东：《矛盾论》）。所谓的“客观矛盾”，包括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内部自身的矛盾。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是为了解决矛盾。由于社会不同人群的诉求不同，围绕在“革命”与“改革”上的认识与态度，不可能统一，甚至相左。
即使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关于“革命”与“改革”的认识也存在着不同认识，甚至是严重分歧，构成了党内的思想斗争与路线斗争。只要客观矛盾存在，这种斗争就不会熄灭。想熄灭这种斗争的人，是想终结这种斗争，到头来只能的幻想。也只能算是一种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