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的现状
从1978年至今，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一直是主流媒体宣传的农村改革开放的主要典型。官方媒体在报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说：40多年来，小岗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草房被瓦房和楼房取代; 黄泥巴小路被宽敞的水泥大道替代，村小学、自来水、电灯、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都在小岗村出现; 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生活用品已进入农户家庭，成片的葡萄园已进入盛果期，……小岗村正在阔步迈向小康!
主流媒体的宣传，回避了一个最顽强的客观事实：水泥大道、村小学、自来水、电话，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等等，都不是小岗村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的，而是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等无条件地施舍给小岗村的!——当地政府出资建立了村口的“大牌坊”，江苏省张家港市援建了水泥大道，安徽省出资建自来水供应系统和村办学校以及通到村里的柏油路，凤阳县电信局免费给家家户户安装了电话(不幸的是穷农户们打不起电话)，家家户户都拥有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全部由企业和社会赠与(只知自私自利的小岗村人，不知道爱惜集体财产，将卫星接收天线装制两个“大锅”翻倒在招待所院内，任其锈迹斑斑。)，安徽省财政厅赞助5000元买物品发给村民过春节(每户一般发一桶油，当年18家按手印“分田单干”的村民每户发两桶，再加一条烟，分地时的生产队正、副队长严俊昌、严宏昌两位带头人除两桶油一条烟外，多补一箱酒)，……。小岗村村民严留昌对记者说：“你们记者在这里看到的绝大部分设施是在江泽民1998年9月到访前的3个月内，官方投资突击搞起来的。上级不希望小岗给安徽丢脸。小岗人没有花钱，也没有钱花。”
因此，主流媒体对小岗村的宣传报导同事实大相径庭!
大寨与小岗村现状对比，惊呆国人！
前不久，有记者到小岗村采访，村民对记者说：“我们是一步越过温饱线，20年未进富裕门。”记者看到，还有一些农民至今仍住在茅草房里，冰箱、彩电等生活用品在农舍里难得一见。
为庆祝改开20周年而修建的友谊大道、小学校舍、村委会办公楼以及开通的程控电话等，都是政府和社会赞助出资兴建的，没有一项是小岗村人自筹资金建起的。
而被精英们嘲笑的毛泽东时代农村典型大寨，却靠着集体经济的发展，在2000年以前让农民生活实现了三有三不。
偶从严宏昌的博客中知道，原来他就是带头“分田到户”的生产队长。由于严宏昌三十年中，写60余次入党申请书而没有入党，引发议论。从叶铭葆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０日《严宏昌入党被拒看改革者的命运》(严宏昌博客2013-06-08 ) 中，人们是不是认为是因为他“屡遭人忌”。
鉴于此，有网友也借机发议论。
有网友后想了解更多，得知严宏昌在当时是副队长，队长是严峻昌，二人是堂兄弟。在以后的土地是“分”还是“合”的问题上，二人的认识并不一致。
关于严峻昌，2009年中共安徽省委主办的《党的生活》笫六期发表郑雄的文章：《严俊昌：大包干带头人的清醒和困惑》。
文中严峻昌说：
“大包干是当时廹不得巳的作法，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义浮夸风和共产风把大家搞得沒飯吃。为了解决温飽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但要想大发展，还是应该走集体化道路。现在看来，分那‘一亩三分地’只能管温铇。年轻人都出去打工的了，家里的地留下老弱病残管着也照管不好，不是荒废着，就是卖给那些私老板，农民们想干什么也干不成，自已那‘一亩三分地’束縛住了手脚，迈不开步子啊！现在小岗村，穷的穷，富的富，要早知道是这个情况。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
这是“改革第一村”里的“第一人”在小岗村“改革”三十年之后所描绘的小岗村的现状。
严峻昌也道出了当时“分田到户”的原因，道出了是官僚主义而不是“集体所有制”是小岗村多年“三靠”的原因。反映的是“官僚”与农民的矛盾十分突出。
同是“分田到户”，同是“个体化”，不同的人看到的不同。其中有人看到的是“改革”，看到的是农村“改革”的方向。呼隆隆蜂拥而上“分田分地真忙”，哗啦啦集体经济瓦解分光。
不知道严峻昌是不是认识上“落伍”的原因，1995年，严俊昌被县委调到镇政府当了农委副主任，就再没有在小岗村担任过职务。这明显是“明升暗降”。
小岗村被冠以“改革第一村”的美誉，严宏昌理所当然的就是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的副“先锋”。如果说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不奇怪。不过，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人到现在居然还不是共产党员。这原因，当然不是他没有“入党”的要求，而是党支部没有吸纳。
看中国的农村，从互助组到合作化，安平县南王庄王玉坤三户农民办社，被毛泽东誉为“五亿农民的方向”。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通过把个体农户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曾被毛泽东誉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遵化县西铺村，在王国藩的带动下，一个由二十三户贫雇农和三条驴腿组成的农业合作社。被毛泽东称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他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因“集体化”而誉满全国。
15岁担任社长的吕玉兰成长为省委书记，大寨大队的陈永贵官拜国务院副总理，人称“布衣宰相”。他们都因为“集体化”的解体而跌落，在批判声中，黯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他们的命运、荣辱与集体化的荣辱联系在一起。
创作出脍炙人口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浩然。因为歌颂“合作化”，1994年12月7日《光明日报》借浩然的《金光大道》重印之际，发表了《关于重印〈金光大道〉的说法》一文，称浩然的“作品与一段黑暗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光明日报》判断“光明”与“黑暗”的标准是什么？不言自明：是“个体化”还是“合作化”。浩然被一帮子“与时俱进”的什么“文人”钉在了他们竖起的“耻辱柱”上。如今的浩然虽然已离人世，仍然被怀念，被纪念，而那些污蔑浩然的人们又猫到那里去了呢？又创造出了什么歌颂“分田到户”，走农业“个体化”道路的历史画卷呢？谁是那种具有历史使命感、责任感的文学艺术家？
让人想不到的是，“改革第一村”的小岗村并没有固守住“分田到户”。非不想也，而是坚持了三十年，没有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而这，正是有些人诟病“集体化”的原因之所在。在外来党支部书记沈浩的领导和努力下，开始探索怎么实行“合作化”了。他们从“个体化”走向“合作化”，是不是也叫“改革”？倘使如此，那“改革”到底“改”什么？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有“谱”没有？难道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个体化”是那块“石头”，是块什么“石头”？
“合作化运动”，不但使农村中“传统”的、旧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生产条件、生产力也发生巨大的改变。伴随着那种变化的是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变化。那些变化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反映那种变化的一大批文艺作品却保留了下来。他们是历史的记忆。
“合作化”、“集体化”的年代，那是个亿万劳动群众与共产党同心同德，白手起家，勒紧裤腰带，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年代。也是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年代。其中也有作者的一点绵薄之力。当时却是斗志昂扬，干劲十足，不甘落后。那难道是追求“黑暗”，为增加“黑暗”尽力？那显然是颠倒是非的“文人”在颠倒历史。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那种人怎么可能缺位？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在早年就知道这句话，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在“合作化”三十年后，重新被“个体化”取代，应验了那句话。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小岗村成为耀眼的明星，全国农民的榜样却是事实。
当小岗村成为“改革第一村”之后，作为改革者的严宏昌的命运该怎样？
看了网上关于他们的介绍，总的印象是，那些改革家并没有亏待他。他们获得了在“分田到户”之前不可能获得的荣誉。他们及其村获得的是从中央到地方高度的关注，有文章说甚至成为“省直管”村，至于金钱的赞助之类，有目共睹。就连小岗村的行政区划也发生了最大变化。由百余人，发展成为四千余人大村。那绝不是原小岗村的爷儿们、娘儿们生育能力旺盛，“计划生育”在那里网开一面。是领导意志、行政命令使然。究竟是原小岗村带动了并入了其他村，还是通过这种行政措施，促使小岗村的改变？而现在的“大”小岗村确实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因为坚持了“分田到户”的“改革”，还是“改革”了“分田到户”的结果？不过，那种毫无一定信仰与主张的人，他们的变化是无常的，每次变化都能够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
从习总书记考察小岗村，到考察一年之后，２０１７年2月9日，“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经济合作社分红大会上，小岗村4288位村民作为股东首次每人领到350元的分红款”。说明“大”小岗村重新走向了合作化的道路。虽然此“合作化”非彼“合作化”。
小岗村的社会实践证明了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改革者严宏昌的命运怎么了？
严宏昌怎么了？其实，没有人把他怎么样。
在一个号称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度，是不是共产党员也许是个很重要的事。特别是“改革者”，更应该出自共产党党内。而严峻昌、严宏昌在冒死带头“改革”的时候，却偏偏都不是共产党员。难道几千万农民党员中没有“改革”的愿望？如果出自战争年代，冒死杀敌，很可能要“火线入党”。
严宏昌作为“改革第一村”里的“改革副先锋”，已经被上层党组织所肯定，小岗村的党支部怎么就不重点培养？三十年都不能把他培养成为共产党员，到底是严宏昌自身条件不够，不努力，还是党支部对他采取了“关门主义”？
如果说，当初党支部组织涣散，党心不齐，在严宏昌的入党问题上统一不了思想，或许不能排除有人“忌”。但是，总不能一“忌”就是三十年。那种“忌”难道由老子传到了儿子？多么大的积怨？多么大的恨！
特别是为小岗村呕心沥血的沈浩，到小岗村后怎么也不重视这个典型，培养他入党？以作者当党支部书记多年的经验，如果“屡遭人嫉”是主要原因，只能说明，包括沈浩领导下的党支部的党员们“有眼不识金镶玉”。党支部既没有帮助严宏昌改正自身的缺点，也没有帮助党员认识自身的问题。
据经验推测，恐怕遭人“忌”不是主要原因。三十年里，一个人在一个党支部的领导下，党支部书记换了几任，党员构成也在发生变化，长期要求而不能入党，总之，还不能完全说是党支部的错。
一个生产队的队长，责任应该是组织社员生产，发展生产，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改善社员生活。看来他是没有那个能力，还是没有那个信心？如果能力不够，信心不足，完全可以“辞职”。国家法纪没有赋予他“分田到户”的权力。他却干脆“分田到户”，无意间，或者叫“一不留神”，就开创中国“一分了之”模式的“能人”。这大概是他的“个性”。当此之时，他到底信仰的是什么？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宪法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改革”是不是可以悖于法律？是不是容许人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和保留？
毋庸置疑，严宏昌式的“改革”符合某种人的意愿。他在全国上下或许不乏“知音”。但是，究竟占多么大的比例，没有人能够提供。重要的是，“个体化”的生产方式是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走的是不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分田到户”，在严峻昌、严宏昌兄弟的眼里，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术”而不是“道”。即使是在省委书记万里，允许他们试3年。说明当时在他的眼里，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长久之策。而在某些理论家、决策人那里，却是“道”而不是“术”，在全国“一刀切”。
如果严宏昌固守“分田到户”的观念，坚守“一亩三分地”那块阵地，必然与后来的党委书记沈浩想带领小岗村农民“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思路发生冲突。他的不能入党也在必然之中。
严宏昌是不是符合入党条件，党支部之外之内的人都可有自己的见解，甚至发议论。但是，入党是有组织程序，组织原则的。他没有入党，是党支部的决定。想找出他几十年中60余份“申请书”而不能入党的原因，只能公开党支部研究他入党时党员的意见及表决的情况。也许党支部就根据平时党员、群众的反映和意见，就没有把他入党的申请提交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
“举世浑浊，唯我独清”，“世人皆醉，唯我独醒”。这是某些人的心态。严宏昌先生未必有，但是，不影响有人那么看改革者严宏昌没有入党这个现象。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想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难道还得不到党员、群众的认可？倘使如此，这个世道就真的出了问题，起码小岗村就真的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