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这位上海老者亲历并记录了《大跃进》!
"同现在流行的一种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注：十七）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注：十七）
在那个时候，有人是要当“大跃进的化身”的，是比毛主席更坚决的促进派。 毛主席也就只好下定决心当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准备被开除党籍了。后来忽然认为大跃进失败了，那就赶快把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大跃进不是他发动的吗？于是浮 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这个屎盆子必须赶快扣在他的头上。不由分说。
这有人肯定存在，是谁，我可不能乱说。不过文化革命中说是刘少奇。当然这是"十年浩劫"的"冤假错案"，决不可以相信。
《亲历者谈大跃进真相》
来源: 北京东博文化研究院
作者: 一位上海老者
我生于1946年，大跃进开始时还不满十二周岁。
那个时候，我们参加劳动，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各种事情很多。
宣传总路线、宣传大跃进，宣传人民公社。
宣传除四害、讲卫生，参加打扫卫生、掏阴沟和除四害运动，打老鼠、打苍蝇，熏蚊子，打麻雀。我们复兴西路原来蚊子很多，在那时竟把蚊子打完了。二十几年没再见到蚊子。1981年回家探亲时才发现蚊子又回来了。
有人说那时上海打麻雀，虫子把复兴中路的梧桐树都吃完了，那是瞎说。我家就住在复兴西路三十弄，复兴中路一走就到，常去那儿，林荫道一直在。六十年代 《宝葫芦的秘密》就在那儿拍的。八七年我回上海，梧桐树已长得极粗大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把麻雀看成害鸟，那时的唯一罪行是事情做多了。如不是那时大规模打 麻雀，麻雀还翻不了案。也许注定麻雀要受一次大劫难才得平反。
炮轰金门马祖时，我们参加反对蒋介石卖国集团，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游行示威，在街头演出。声援伊拉克和古巴革命。声援日本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访日，游行示威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欢呼李承晚、岸信介、曼得列斯下台。
大炼钢铁时，我们年龄小就捡废铁，收集破碗和其他耐火材料。现在电视说到那时的高炉，都没有人高。这自然是那个时候拍下的。年轻人见了大概以为那时高炉 都是如此。不过对我们来说却没留下什么印象。要知道那时代表性的高炉，最好还是去看电影《五朵金花》。不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最小高炉，是用香烟罐头做 的。炼出的铁只有一颗珠子大。那是一个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孩子的杰作。见诸于少年报，表扬他的积极性和热情。不知为什么，不用它作为那个时代代表性的高炉？
我也和那个孩子一样做过可以令高贵的先生发笑的事。原来我在校园的一角泥里埋下了几根废大头针，当听到大炼钢铁，叫我们收集废铁的号召时，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大头针刨出来，这是我捐献的第一批废铁。今天公布出来就让高贵的先生们去作为笑料吧！
办人民公社时，上海的学生发起了一个捐献拖拉机运动，大家收集各种废品，如废纸、废玻璃等，卖了的钱买拖拉机，又利用了废品，一举多得。这一直延续到我进入大学前。即1964年。
办幼儿园时，大家制造玩具捐给幼儿园。
我们又宣传扫盲，而我妈则参加扫盲运动，教没文化的邻居识字。
我们到工厂去劳动，亲眼看到工人干劲十足。比如上班时，车间里有一个钟，工人总是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过一会儿就看一下钟。现在人们大概以为是等着下班 吧！其实完全不是。工人们是在看，刚才我做那个用了多少分钟多少秒，现在这个又用了多少分多少秒，加快了没有，加快了多少秒，下一个还可不可以加快？真可 谓争分夺秒。工人们还大搞技术革新，我也搞过技术革新，可是一个也没成功，下面再说。
工人们都是没日没夜地干。那时候，有的人把铺盖抱到厂里来，困极了就找个地方卷着睡一会儿，饿极了就吃点东西。其他时候都是干活。以至于中央要下指示，提倡劳逸结合。这种由朝廷下诏，号召大家注意休息的事，是古今中外从未见到过的。
许多人医生开了病假，把假条往衣袋里一塞就又去了车间。以至于党书记要带着医生到车间里来“捉拿”病号。医生“揭发”，这个人体温三十九度，那个人一天 拉稀七、八次。然后书记训话：“你这身体，怎么能够上班，更不能加班，还不快去休息。”而工人照例是能“赖”就“赖”。书记只好派人将他们“递解”出境， 还得送上公共汽车。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乘了一站路就下车，又溜回了车间。有的时候，书记给大家送茶、送毛巾。天热时，看到有的工人满头大汗地干， 给大家一个个打扇。工人们废寝忘食，领导和炊事员一起送饭到车间，亲自递到工人手中。
所以在那个时候，整天敲锣打鼓报喜，许多人技术革新成功。诸如一个原来手工劳动的厂，一星期实现了机械化。十几天高楼平地而起。一百个小时建了一个车间。我们绝对相信。
那时候我很少见到父亲。几乎每天我们还没醒，父亲就去上班了。晚上又很晚回来。我父亲和我们一样，除了上班外还有许多社会活动。还要参加下车间劳动。
他负责工具仓库管理。按当时要求，服务到车间。主动把工人们需要的工具送到工人手里。所以尽管那个时代一过，不提倡这样做了，但我父亲对那个车间、那个 小组、那个人需要什么工具都很清楚。工人们还未来，父亲就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相反，如有人要冒领，我父亲也一看就知道。马上打电话问，没人能够冒领。
除此以外，我父亲的厂——上海量具刃具厂，原来是由几十个资本家的小厂合并起来的。他们留下的是一堆烂账。我父亲用了一年多的星期天和晚上加班，把这几 十本烂账理得清清楚楚。没少一分钱的东西。——只是多出了九颗金刚石，不知来路，我父亲为此查了好几年未得结果。不料在第二次四清时竟然为此吃了冤枉官 司。——这个不谈了。
那时工厂都在为提高质量而努力。上海量具刃具厂决心游标卡尺在质量上赶上英国。就把各国的游标卡尺拿来比较。日 本最差，拉七万次就出现误差。我们十几万次。英美二十几万次。经过工人们努力，终于赶上了英美，也达到了二十几万次。瑞士的最好，四十万次还未出现误差。 工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也没赶上。父亲说到前者总是很高兴，说到后者又总是很感叹。
学生们还下乡劳动，我们年纪小，没让去。后来大家坚决要求，就让我们参加了上海长风公园的劳动。那时叫做碧绿湖公园。预定一星期，后因寒潮降为三天。但是长风公园的银锄湖我们参加开挖的。铁臂山有我们堆的土。广播里表扬了我，我那时候小小年纪，居然一顿要吃五两饭。
国家又提出了绿化祖国的号召。我们参加植树。还参加了“绿化近卫军”。保护树木。
由于加班加点的人很多，为了使他们家里能正常生活。我们还到陌生人家去帮他们打扫卫生。比给自己家里做得更有劲。
不过也有人到我家来给我们服务。那时上海统一电网用220V，工人们到我们家里来，做得又快又热心，走时收拾干净。另外房管所又派人到我家来给地板打 腊，给墙壁粉刷。那时家中只有我妈在，他们帮我们搬家具，粉刷后打扫清洁并把家具搬回。他们是如此地热情，以至于不小心把一个小摆设，一只松鼠打落在地尾 巴打断而未发觉时，我妈急忙把它藏了起来。因为他们知道后就会提出赔偿，而我妈实在不好意思再叫他们赔偿。后来尾巴由我父亲粘起，在我家又摆了二十多年。 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
那时提出解放妇女劳动力，到处都在动员家庭妇女参加生产。我妈自然得带头参加里弄生产组。还得去动员不愿参加的人出来。这到后来还是被人们说成是好事，不知为什么有人一口咬定是1957年并说1958年就业困难。
由于人人都在忙，所以办食堂时，我们在食堂里搭了伙。完全是自由的。公正而论，办得不错，但是与自己煮比还是稍逊一筹。1959年我家安装了煤气，就退 了伙，没人说不准。当时中央有十四字方针“粮食分配到户，搭伙自愿，定量吃饭，节约归己”上海是做到的。1960年下乡劳动，农村食堂定量吃饭，节约归己 也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但是1970年我到了南充，厂里的食堂还是强迫的。谁不吃就把他的油和副食扣下了，还振振有词地说“你自己不来吃也”。现在食堂完全 垮了。
上海还搞了无人售货商店。象现在超级市场那样，货放在那儿各人自己取，但一无保安、二无摄像机监视、三不在出口付款，而是放一 个箱子各人自己凭觉悟往里面投币。如在现在只怕是一抢而空了，但当时90％以上货是付了款的。文革中批判为阶级斗争熄灭论，因为还有一些人拿了货不付钱， 使商店办不下去了，因此也不算冤枉。但我觉得当时办这事的人并没有恶意。
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是人见人惯的。有了困难很多陌路人会来帮助。
有人说那时工人农民都是被迫从事奴隶般的劳动。我实在不明白，这算什么样的奴隶？没有任何人强迫我们。南充的情况如何呢？据我们厂里的工人说，每天上班时间没到，早已做了一大堆生活了。比其他时候一天做的还多。
那时候还举行万首诗运动，我做了一百首诗，数量上在班里不算第一，但是得了第一名。老师说我的想象力丰富。其实我不过是看过《西游记》，把《西游记》都写进了诗里。我至今还记得一首。标题为《熏蚊子》，如下：
悟空忽见火焰起，忙问罗刹借铁扇。铁扇公主摇手把话提。这且不是火焰山，而是人们熏蚊子。
后来看到一本大学教科书，反对那时的诗。但没说出什么理由。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然后说那个时代的诗“就是这个样子”。一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这个样子”有什么不好。这首诗历来是我最喜欢的之一。可是大评论家们没给我说出个之所以来。看来只有把这首诗改了。
天上有玉皇，地上有龙王。我是玉皇的仆人，我是龙王的奴隶。面对三山五岳挡道，我跪下了！
大概那个样子就好了。
有人说那时毛主席不让学生读书，光让他们劳动和参加社会活动。那是瞎说！我们的学习根本没有拉下。事实上还搞了很多的学习运动。改进学习方法。学生们互 相帮助，研究怎样学得更快更好。提倡自学，提倡预习。我代数的“分式”就是自学的，到老师教时已经会了。我们还搞了许多科技活动——简直成了风。事实上我 初中的成绩比小学高得多。（我1958年下半年进入初中）我们上海还把初三学的化学，提前放到初二来学了。还有人在试验小学三年级学代数，虽然不妥，毕竟 说明那时根本不存在不准读书的事。
除此以外，我们还学了许多乡土教材。比如沼气就是那时学的。书中有两种方法，一是从地下打天然沼气， 另一个是搞沼气池，用粪便制造沼气。各地根据自己情况选学。我们上海主要是从地下打沼气，就学这个。可另一个我自学了。不过几年后，听说搞沼气池也是浮夸 风，必须下马。上海打沼气也停了下来，但是六九年下乡时，有个生产队，使用沼气已有十一年了。
到了八十年代，忽然听说我国的沼气事业是由一个地主搞出来的，他用塑料袋收集沼气，真是感到莫名其妙！我自学沼气池时，我们中国还没有塑料袋。
我进入大学后才知道，原来我国大学用的都是苏联的课本，自己的课本就是在那个时候编的。原来学习苏联每天要上十几节课，完全是满堂灌，我们自己改为一星期二十几节，其余让学生自己学，成绩反而提高。
那时一切都是热气腾腾的，无论做什么事都似乎有使不完的劲。那时做的事情实在是数不胜数。当然，不做事的人最好，绝对不会犯错误。而站在一边指责别人的人更好，不但轻松，别人错了，还反衬出他正确了。
现在一提起那个时代，似乎就是浮夸风与共产风，有没有？——有！大家知道尤其在农业上更是突出。
我1958年9月才满十二岁，那时正是秋收时节。报上报道的农村试验田产量越来越高。后来突破了一万斤。十二岁的孩子，又从小在上海市生活，知道什么， 当时什么都是热火朝天的，所以我们自然信以为真了。后来又是三万斤，我们又是一片惊喜。但是不久以后，就感到怪了，报上出现了十万斤、十几万斤，口气却和 原来大不一样。原来是头版整版还配了宣传画，后来十万斤、十几万斤却放在其他版，只占一角落，而且只是表示有这样的消息，没有喜庆的样子。
——那个时代，使我这个才十二岁的孩子，就明白了什么叫做报纸的编排。就是从那时起，我与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1959年，有一次我家进馆子吃饭，我看 到一张报纸就随手抓过来看了起来。父亲为此还专门发表了一番议论。当时我还感到奇怪，这又有什么值得说的。但后来当我看到许多高中文化、大学文化几十岁的 人，却不会读书看报，就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赞扬我了。
不久以后，听到大人们在说，原来亩产万斤粮是假的，毛主席批评了。说是有人写信攻击 他右倾，说你在农业纲要四十条里规定十二年内，粮食南方达到800斤，北方500斤，而我们已达多少斤了。毛主席回信要他们去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么多？如 有就算我右倾。但如你们能在十二年里达到我制定的农纲，我就谢天谢地了。
“谢天谢地”我绝对没记错。
不仅我父亲在这样说，许多人都在说。那是在1959年。浮夸当然是不应该的。尤其使大家气愤的是，那伙人在收到毛主席回信后，只是在群众中读了一下，一不学习，二不讨论。也不改正。
当时还听说“有人”反对传达这一消息，说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就说“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但没人说“有人”是谁？
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彭德怀“出问题”了。说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们做那么多事情都错了？这实在使我们无法接受。
但大人们也感到奇怪，他们都认为“朝廷”里的事情决没有那么简单，不明白究竟为什么彭德怀要出来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让一个国防部长就这么下来。但是答案很快就来了。
我们上海市黎明中学的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吴××（女）在大会上告诉我们，彭德怀的问题是反对刘少奇。刘才当国家主席。
不但我们学校如此，我父亲单位也是这样传达的。其他人也都说他们的领导是这样传达的。
更详细的说法是，彭德怀在1954年就和高岗一起反对刘少奇，做了检讨又不服气，这次又出来反对刘少奇。
但是都没有中央文件，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就好像1972年普遍传达说，林彪他们认为毛主席要选张春桥当接班人，但是我们知道，先是王洪文，后是华国锋当第二把手。
我还是那句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就好像有了电脑，就必然会有黑客与电脑病毒一样。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使用电脑。如要以黑客与电脑病毒作为使用电 脑的罪行，那例子真是数不胜数。要记住，不管以前还是将来，除非我们什么事都不做，要做事总会有这样的鸟飞出来。不管做什么事都免不了。在辛亥革命时就有 假洋鬼子。毛泽东时代也免不了。用他的话说，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冤有头，债有主。如果人们真是反对共产风、浮夸风与文化大 革命中的暴行，那就应该把具体做的人揪出来，要有名有姓，要证据确实，然后严加惩办，该关的就要关，该杀的还要杀。不要老是模糊数学，不要什么事都往毛主 席身上一推，还有往他发动的运动，往他的拥护者身上一推就是了。
其实对于浮夸风真正气愤的是我们。我们在辛辛苦苦干，他们却在吹牛。
那时工业中有没有浮夸风，没有农业严重但也不是没有。
我父亲厂里领导搞了一个“生产自动线”，工人们称之为“生产自动死”在上海话里“线”和“死”都读做xi。
说到浮夸风，与我还有一点小小的牵连。我到工厂劳动，看到工人热情很高，也提出了一个技术革新。可是老师心太急，因为要搞大跃进展览会，还没有成功，就 拿去展出了。这原本与我无关，可有些人出于不同心态，就说我还没成功就先吹了。我还想把这事做到底，但是我们学校不再安排在那个工厂里劳动了，老师也不热 心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1960年学校养猪，我除了积极收集饲料外，还到养猪场去观察，想搞技术革新。在我想来，饲料必须用传送带 送。然后用一个由很多刀组成的切饲料机来切。我画了图纸，送到养猪场去。那天正下着雨，我冒雨去又怕把图纸打湿了，就捂在衣服里。到了养猪场，我把图纸放 到那儿，因为下雨就没说什么就走了。我想象中应该找我来商量，可一直没有回音。不久，养猪场搞了个切饲料机，我急忙去看，这时发现自己的设计有问题，饲料 切了以后还留在那儿，以下就不能切了——于是我明白了，无怪乎他们不和我商量，原来他们搞的先进，而我的有毛病。
——十四岁的孩子多么天真幼稚可笑啊！不过那时技术革新的确还在大搞。那个切饲料机就是例子。
如果要举失败的例子真是成千上万。比如自动卖邮票机吧！有时丢进钱出不来，有时出两张。要人伺候着，比不用机器还费工。我们学校搞由电钟控制自动打铃， 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又乱响，失败了，钟面子也弄坏了，只好用纸板画一个代替。所以如谁要嘲笑，有的是笑料。不过毕竟我国有那么多事业是在那时开 创的。
如谁一定要搞个大跃进笑话集，我这儿就提供了好几个例子。
工业上软数字，如搞了多少技术革新，多少成功，是有夸大的。硬数字，如产量产值一般没法浮夸，因为毕竟是要你交出去的。
钢产量就是没有浮夸。八十年代的学生教课书说：“钢只生产了800万吨，却说1100万吨。因此是浮夸。”这话才是夸大其词！什么叫浮夸？说假话才是浮 夸。在钢产量上从没说过假话。当时是这么说的，钢产量是1108万吨，其中有308万吨是土钢，洋钢800万吨，比1957年535万吨增长了49%。哪 一个字是假的？不考虑土钢，增长49%已是超高速度了。后来土钢不再计入，1959年达1300多万吨。1960年达1800多万吨。
有人说那时谁如说土钢没有用，是要挨整的。这——至少我没遇到。五八年底，叫我们写思想小结，那是我第一次总结自己思想。我就在小结里说，炼的土钢没有 用。不但没有任何人找我麻烦，甚至没人跟我说，我这话是错误的。我这话本来就不错嘛。——你看我还敢于写进思想小结，当时根本就没有任何恐怖气氛。我不知 道我这小结是否进入我的档案。否则说不定现在还在里面。我倒真想看看那时说过哪些可笑的话。任何人只要不带偏心就会发现，我是要大跃进与大炼钢铁好，希望 提高土钢质量，不是要打倒大跃进与大炼钢铁。
到了文化革命时期，我看到了《党内通信》，而且有了一本。内容与我1959年听说的相 同。可惜后来遗失了。不过与我今天公布的不一样——至少我的记忆里是如此。要短得多，而且据我记忆是1959年5月写的，而这份是4月29日。不知为什 么，这儿也有“谢天谢地”，不是我记错了吧！
今天公布的那份我以前也看到过，内容大致记得。只是不知道名字也叫《党内通信》。不过我曾听说毛主席《党内通信》有三封，不知有没有搞错？如确实三封的话，希望有的同志能够公布出来。让大家见见。
文革中，我见过毛选第六卷目录，别的都不记得了，但《党内通信》赫然在内却是牢记不忘的。不过目录中只有一个，不知是确实只有一个《党内通信》，还是三个编在一起，还是两个用的其他名字。
但不管我是不是记错，现在我公布的这份《党内通信》一样说明问题。
后来许多人都把浮夸风和共产风归罪于毛主席。我想每个经历过那一时期，不是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也不是得了健忘症的上海人都应该出来说公道话。但是不是每人都愿说公道话的。
在四川南充，我问了不少党员，长期以来答案都是从没听说过。而且许多人一口咬定决不会有那样的事。最近我才听说，南充在很小的范围里——只限于各单位领导，还是传达过。并且马上把文件收了，并说不许说出去，要“承担责任”。
不过，作为GCD员，经过了文革，还是没听说过这事，实在是个耻辱。因为文革中南充造反派给南充地委书记卫广平列的罪行里，多次说到他不执行《党内通 信》。信不信是一回事，党员应该关心政治，没听说过实在不应该。可这《党内通信》实在是有的。我发现，有的人是确实不知道，有的人却是根本不愿听，就是知 道也存心要说没听说过。
八十年代听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说要旗帜鲜明地当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准备被开除党籍，会上点名批评了李先念、李富春、李井泉等。我丝毫不感到奇怪。可不少人却说：“谁能把他开除党籍？”好像做了第一把手就不会被人开除党籍了。
可是今天我终于又见到了《党内通信》，现在发表在这儿。那是在1967年3月，由“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大红卫兵团，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编印的。可见在四川也不仅南充的造反派知道这件事。
文章发表在这儿，会不会有人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呢？会不会有人说，因为这是出于造反派手里，因此不足为据呢？也许有的。但是我想，从1959年过来的人还没死完，希望当时听过传达，甚至手里有这份文件的人出来证实。
话也说回来，证实了又如何呢？有的人，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他们还会宽容点，不过一笑了之，但正因为事实，他们只能更愤怒了。气，气得不得了，话却说不出来。我是准备帽子、棍子朝我劈头盖脑地打来的。
电视剧《上海一家人》出来后，南充人都以为上海“背米”是偷日本人的米，而且可以发大财。我很难过，写了篇文章投《南充报》可人微言轻，没有回音。毛主 席110周年诞生，我在南充网上发了纪念文章，很快就删了。这次我发的《党内通信》是毛主席写的，人不微，言不轻。但愿不要删了。不然人家会说，1959 年搞浮夸对群众封锁，现在不是大批浮夸风吗？为什么还要对群众封锁？你们对浮夸风最最深恶而痛疾之的人，为什么与实际搞浮夸的人行为如此一致？这两者究竟 是什么关系？
附：
给基层干部的信 （党内通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队、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注：一）例如去年 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 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注：二）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注：三）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 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怀疑，中年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 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达这种死硬的命令。（注：四）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的幅度，不当 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进行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 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就好了。（注：五）
第三 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 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注：六）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 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以解决。（注：七）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注：八）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 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注：九）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注：十）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 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 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 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建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 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地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才 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注：十一）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注：十二）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注： 十三）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与自己也不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 愿”，（注：十四）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注：十五）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注：十六）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种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注：十七）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注：一）
“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是“教唆”农民抵制当时的瞎指挥风。当时有些干部不管实际情况，不问下情，给下面群众乱下指示，硬要群众执行。在中央，毛主席是最最坚决地反对这股瞎指挥风的。不料后来有人硬把这股风派在他身上。
（注：二）
那是反对浮夸风，当时不少干部吹出亩产一万斤，三万斤，十万斤，十几万斤的“卫星”。不过一般是一分面积的试验地。大面积，则是一千多斤、二千多斤甚至更高的产量。这一罪名后来也栽在毛主席身上。其实毛主席一贯地不相信，也反对这种浮夸的。
（注：三）
当时有人搞试验田，密植程度到了种子撒下去，田里黄澄澄的一片。并把反对这种做法的人说成“右倾”。看来毛主席是右倾定了。
（注：四）
这也是反对瞎指挥风
（注：五）
这是对干部的要求，要他们脚踏实地，不要瞎指挥。而且在毛主席看来，究竟密植多少，那时根本没发决定，谁也没有发言权。只有经过几年试验才能了解。“因 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是说要因地制宜，深入了解实情，不能凭自己灵机一 动。注意“比较科学”、“实际可行”八个字。
（注：六）
针对当时有人提出“放开肚皮吃饱饭。”而 发。不料后来这一说法也说是毛主席提倡的。还有一个说法，说是柯老提出的。实际情况是，有人提出这一口号，柯老虽未加以彻底否定，也认为片面，又补了一句 “鼓足干劲搞生产。”后来这笔烂账就扣在他的头上了。真正提出这一口号的反而逃之夭夭了，而且似乎他们才是反对“放开肚皮吃饱饭。”的，自然只有罪过才需 要推给别人。（柯老：柯庆施同志，当时为政治局委员，华东局与上海的书记，一九二零年受李大钊同志委托，组建CY，是党内最老资格的成员。不亚于一大代 表。电影《开天辟地》花很大的篇幅写旅欧支部，对CY却一笔带过，只是让邓小平出来说了一句：“我算一个”他是一九二二年才参加CY的。电影《大浪淘沙》 告诉我们，CY仅次于CP，和GCD是兄弟关系，而且这个老弟比大哥年龄还大。后来全部转为GCD员。毛主席也曾是成员之一。所以他算在1920年入的 党。）
（注：七）
可见，毛主席并不认为当时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而在五八年底，有人就一口咬定由于粮食大增产——他们认为已有一万多亿斤。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
（注：八）
明确地说反对说大话，唱高调。——但这不妨碍后来有人仍然硬要把说大话，唱高调归罪于他。
（注：九）
我们中国1958年有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因此吃饭已经不是大问题的人，现在这又不吃饭的活神仙，嘲笑“土里刨食”。鄙人是个大俗人，不得不靠土里刨出的食来活命。不过那些不吃饭的活神仙，似乎消费的粮食和靠粮食喂大的畜产品比我多得多。
（注：十）
有人由于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提出以后要少种地，把大批的土地开辟为花园。我在那时就亲耳听到有人说过。当然，我听说的人都是小角色。就好像现在在我耳边发出“是毛搞浮夸”的噪音的都是小角色，但决不等于上面没有人带的头。
（注：十一）
从这儿看到，毛主席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当低。不知算是右倾还是算小生产方式？
注意：“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我国的插秧机研究就走过一段弯路。上海研究插秧机时，有人就是不支持。只有柯老支持。后来样 机到广州去试验成功。这时柯老在北京。有了成绩就谁都想要，当初反对的人听说成功了，马上下令生产五万台。可是生产出来的机器不能用，大多报废。那些人又 缩回去了，这下罪过又必须推给别人，于是说柯老：“都是你支持的，你负责。”六一年就下马了。六二年，毛泽东提出了可恶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当 初搞插秧机的人就要求平反。后来终于找出原因，当初的样机是用干木材造的。成批生产后，用的是湿木料，不久变了形。到了十年浩劫的极左时代，插秧机终于开 始推广。不过据说已被小日本盗走了，并得到了专利权，我们中国生产反而侵了他们的权。
（注：十二）
再次反对说假话。
（注：十三）
指：水（水利）、肥（肥料）、土（改良土壤）、种（培育优良品种）、密（合理密植）、保（植保）、工（农用工具改革）、管（田间管理）。是毛主席提出的提高农业产量的八个途径。
（注：十四）
“一吹、二压、三许愿”：一吹：指吹牛，造夸大的数字。二压：指逼迫下面夸大数字。三许愿：指以给好处诱使下面夸大数字。
（注：十五）
有人对毛主席的做法，包括写和下令传达《党内通信》，说是“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就提出“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不料这在后来成了毛 主席搞浮夸的“证据”。理由就是他说了“干劲一定要有”。不知是不是改为“干劲一定不能有，假话一定要讲。”就更好些？有人就是这么做的呢！
（注：十六）
当时那些搞浮夸风、瞎指挥风的人，似乎已经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唯有自己才最正确。可在毛主席看来，认识水平还很低，“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须再过十年，才“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而且还是“在某种程度上”。
在现在，事后诸葛亮们也许会在毛主席这篇《党内通信》中，用放大镜找出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等的“根据”来。有什么办法呢？在当时毛主席可是最最“右倾保守”的了。
人的认识不能没有个过程。毛主席意识到自己这一不足。可见不是象有人说的那样：“只是到六零年大跃进失败后，毛才跟外国领导人说，经济建设还没有经验， 因此目前还没有什么长期的设想。”不过到了三届人大后，毛主席已经有了规划了，那就是到2000年，分两步实行四个现代化的规划，其第一步七十年代已经在 我国实现了。
（注：十七）
在那个时候，有人是要当“大跃进的化身”的，是比毛主席更坚决的促进派。 毛主席也就只好下定决心当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准备被开除党籍了。后来忽然认为大跃进失败了，那就赶快把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大跃进不是他发动的吗？于是浮 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风，这个屎盆子必须赶快扣在他的头上。不由分说。
这有人肯定存在，是谁，我可不能乱说。不过文化革命中说是刘少奇。当然这是十年浩劫的冤假错案，决不可以相信。
至于柯老的对立面就不提也罢。谁有资格能与他抬杠呢？
很多年来细心留意一下在各地网上流水似的人群中, 但凡"有理有据"讲道理的网友总想还原一些历史真相!
几十年来有人为了私利造假说谎成了习惯, 有人掌握着生杀大权, 任意编造历史误导后人!
但这些”无利可图反遭人咒骂还时刻可能会遭到网站封杀"的人为何还要化时间化精力在有生之年去写去讲呢? 如果用现代人的"有否利益”思维那是永远也想不通的, 这群人虽然知道人微言轻微不足道, 《路见不平》《不吐不快》啊!
毛泽东己经不存在了即使他还活着也不会为那个个人谋取私利, 他的胸中装的是“天下百姓”大多数的人!
顺便提一下，前些天看到个台湾视频一个叫夏业良的人说毛主席害死了几千万人。人怎么这样胡说一气莫非有利益驱使？事实上中国人口的增长一直是呈自然状态的。再说如果当初真的死了那么多人的话，计划生育是根本没有必要的，不是吗？
既然是上海人，那你看见上海有饿死的人吗？既然饿死了凡千万，都尸横遍野了，估计你家也有饿死的吧，你的兄弟姐妹有饿死的吗？还是你的什么亲人有饿死的？就说你家，不要说别人，道听途说的没有说服力！
赫鲁晓夫说毛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应该是个恰当的评价。
我也是个1946年生的老人，也是上海人。建议此文作者，凭着做人的良心来说话，切勿再误导我们的后代。
希望此评论不要被删掉，相信您还有此雅量。
从 大跃进的提出到全国各地轰轰烈烈的响应，周恩来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多次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又对各地的进展情况进行检查、督导。总之，周恩来对大跃进倾注 了很大心血。其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生产大运动，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无不热身投入，积极参于。周恩来忙于国务院工作时，刘少奇主动取代了周恩来， 亲自到第一线指挥全国的大跃进工作。
“祖 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至今久唱不衰的河南豫剧《朝阳沟》，就是对大跃进那段火红日子的真实记载。它对那些恶意攻击大跃进、把大跃进说得一无是处，没有半点 成绩的人是一段不可辩驳的证言。正象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参加修建的密云水库和十三陵水库一样，至今仍在养育着北京市的千千万万市民。这些都是当年大跃进永 远不可毁灭的丰碑。
那段日子里，祖国的大江南北到处红旗飘扬、歌声嘹亮。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人们的激情异常高涨。先后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数千座，开挖河流上万条。平整土地、提倡园田化种植管理、打井灌溉等等。
工业方面，武钢、鞍钢、包钢、一汽一拖、大庆油田、大同煤矿等等，我们国家现在的大型工矿企业，大部分都是那时建造的。这是任何人想诋毁也诋毁不了的事实。
常说功夫不负有志人。大跃进给五八年带来了大丰收。
人们一提起三年困难时期，常常象征似的说成五八年，其实不然。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全面获得了大丰收。旱灾最重，农业欠收最重，生活最困难的是五九年、六零年和六一年的上半年。
大跃进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产生了导致大跃进出现失误的严重问题，它就是当时所说的五风。
我们下面谈谈五风的问题。
1.官僚瞎指挥风
一 九五二年初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可是，有些干部并没有以此为鉴，官僚作风还大量存在。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有些人把官僚作风用在了大跃进运动上，便出 现了官僚瞎指挥风。所谓的官僚瞎指挥风，就是对大跃进中的具体问题不调查、不研究、不深入实际，凭主观想象进行指挥，对大跃进进行了误导，干了一些劳民伤 财的事。如长期的让农民不分昼夜地干活，造成了农民因劳累过度而出工不出力的走形式主义。“深翻土地三尺三，让土地爷面朝天”的深翻土地运动，既付出了大 量的劳动，又破坏了土质结构等等。当时农民对官僚瞎指挥风有过这样一段带讽刺的顺口溜：
坐着轿车搞视察，办公室里打电话。
会议桌上瞎指挥，这样干部能干啥？
2.浮夸风
浮夸风是五风中对大跃进影响最坏的一股歪风，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最为突出。
当时曾经有过这样的口号：“坐 卫星，驾火箭，亩产突破万斤关”。其实，国家订的粮食上纲要的目标是四、五、八。所谓的粮食上纲要就是国家发展的五年规划纲要。四、五、八就是黄河以北要 求每年粮食亩产四百斤，长江以北五百斤，长江以南八百斤。可是，大跃进换来的大丰收冲昏了一些干部的头脑。有些官僚想借机邀功达到个人的目的，就刮起了一 股浮夸风。
那时，把粮食吹到亩产上万斤的还不算大吹家。还有的人上嘴唇连着天，下嘴唇连着地的大吹大擂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时亩产两万斤的、五万斤的，甚至十万斤的都出现了。连报纸上也跟着整版连篇地大吹起来。这和九十年代初x某人之流搞的全国小康百强县无有两样。那时流传的又一段顺口溜把浮夸风描写的活灵活现：
当官的，大嘴巴，嘴巴长的比天大。
粮食亩产超万斤，瞪着俩眼说瞎话。
3.铺张浪费风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是毛泽东出自那个年代的一句名言。
铺 张浪费风是由浮夸风导致的。但，它比浮夸风对大跃进带来的破坏性更大。我在上一段的文章里讲了，五八年的大丰收加上浮夸风的影响，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对当时 的物质基础了解不够，认识不足。他们认为，大丰收了，可以让人民过上社会主义生活了。没必要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了。社会主义生活应该是面包加土豆烧 牛肉，大米饭加鱼肉。住的是楼上楼下，用的是电灯电话，农业生产使的是洋犁子洋耙等等。再加上很大一部分人享受主义的膨胀，便产生了铺张浪费风。
记得那年秋季农作物成熟的时候，大片大片的高粱、玉米烂在地里没人收获。大片大片的红薯、胡萝卜坏在地里又被犁掉埋在地下。一个犁地的老农指着被毁掉的庄稼向我说：“说不清，不知道，为啥这样好的庄稼全毁掉？让人心疼啊。”就连收到粮仓里的粮食因储存不力又整仓整仓的坏掉。结果，丰收年带来的不是大丰收，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大锅饭上的铺张浪费现象，官僚们生活方面的铺张浪费现象都很严重。虽然现在的官僚铺张浪费的现象更严重，可那时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毕竟底子薄呀，再加上帝国主义对我国大搞经济封锁，经得起这样折腾吗？
4.贪污腐败风
新中国成立后，正象毛泽东在七大上预言的那样，很多干部变了。他们没有经受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诱惑和资产阶级的拉拢腐蚀，大量贪污、侵占公共钱财，成了新的剥削者、压迫者。
有些人认为干革命有功，老子应该享受享受了。尽管五一年毛泽东挥泪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些并没有真正敲响党内有些人的警钟。官僚们贪污腐败的风气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也时有发生。
一些官僚们合伙贪污金钱、侵吞公共财产。当权者与会计勾结贪污。会计、保管员监守自盗，各种现象均有出现。那时的贪污腐败风和现在相比虽然只是九牛一毛，可人民却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一些老百姓私下里流传着：
当官好，当官好，多吃多占捞不少。
地主老蒋刚打倒，又出一批大恶鸟。
毛泽东经过多方调查，发现贪污腐败现象仍然存在，在一九六一年的反五风运动中，把这种现象列入了五风之中。但，刘少奇、x某人主持这项工作时，为了拉帮结派，矛头朝下，保护了其中的上层官僚，使得这部分上层官僚得以逍遥法外。
5.共产风
共产风具体表现在一平、二调、三收款上。一平就是不按劳取酬的平均分配。二调就是把一个单位和地区的物资任意调拨走。三收款就是没有名目的征收款项。这样做极大的伤害了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大锅饭是刘少奇的杰作，他亲自提倡布置的。
一九五八年元月，中央在南宁市召开了一次国务工作会议。休息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主席，苏联的工厂里和集体农庄里的集体食堂我看不错，既节省劳动力，又卫生。我国可以不可以也搞集体食堂？”毛泽东听后迟疑了一下说：“国情不一样，有的在苏联行的通，在我国就不一定了。”刘少奇说：“我们可以先搞几个试点，不行就解散，这项工作我来做。”毛泽东说：“我不主张。你要搞试点的话，搞一个就行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第二天，刘少奇找到朱德说：“朱老总，集体食堂的事你知道了吧？”朱德：“啥子事？”刘少奇：“苏联的集体食堂是个成功的经验，很值得在我国推广。我向主席提出了我们也办集体食堂的建议。”朱德：“不晓得、不晓得。”刘少奇：“你见了主席呀，再吹吹风，使这项工作能够尽快在全国展开。”朱德：“嗯，我问下好喽”谈起了其他事情。
一九五八年四月的一天，刘少奇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向周恩来、陆定一说：“我向主席提出来办集体食堂的事，主席同意先搞试点，你们出个主意，试点放在哪里最合适？”陆定一说：“南方放一个、北方放一个，有代表性。”刘少奇说：“不，我准备南、北、中各放一个。北方的放在天津、中间的放在河南，我已向这两个地方的干部打了招呼。南方么，见了陶铸再定好了。”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央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开始前隙，刘少奇找到毛泽东说：“主席，向你汇报个好消息，集体食堂试点搞成功了。我亲自到天津、河南两个试点进行了调查，当地的干部、群众都说好。”毛泽东说：“会有人说好的。但，要把都字去掉。家庭条件差的会说好，家庭条件好的就不一定是真心话喽。”刘少奇：“主席，我讲的全是实话，没有半点谎言。毛泽东摇摇手说：“世上没有完美的事和物，人也不例外。吃大锅饭，有人说甜、有人说咸，众口难调么。”刘少奇：“主席说得（的）对。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建议尽快向全国推广。”毛泽东：“不要急于求成。向全国推广是个大问题，要考虑、要坐下来研究，试点范围可以再（在）大一点，效果究竟怎么样？那时再说好了。”试点范围可以再大一点的“大”字，让刘少奇得到了尚方宝剑。他在全国到处乱跑，到处乱说：“主席同意了他大办集体食堂的建议。”并向多人吹嘘集体食堂是他的杰作。
在此期间，刘少奇没有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同意，督促很多地方合了大伙，建立了集体食堂，吃了大锅饭。等到中央形成了意见，他已经生米做成了熟饭。
现在，政客们常常用大锅饭作为贬义词指责毛泽东。朋友，当你了解真实情况后，用什么语言形容他们呢？我们几个老头子在一起想了半天，翻了词典，没词。哎！就用恬不知耻吧。
刘少奇带头大刮五风可以举很多例子证明。
（一）一九五八年六月初的一天，刘少奇到西华厅同周恩来谈话时说：“搞大跃进就象吹气球一样，气吹足了，气球就飞起来了。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吹起来了，大跃进就更加轰轰烈烈了。国务院的工作离不开你，我到全国各地替你去吹好了。”
（二）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王任重同刘少奇谈话时说：“天津一个村干部汇报，他们村有块稻田预计亩产超万斤。”刘听后说：“一万斤是不是少了点，能不能搞它个三万斤、五万斤？这样可以更好的鼓励全国人民大跃进的积极性么。”
（三）一九六六年底，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有过这样一段谈话，也可以证明刘少奇的这一问题。
问：“吴书记，你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革命，红卫兵为什么说你反对毛主席，喊着要打倒你呢？"
吴：“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说过，吴芝圃是个好同志，只是爱讲假话。红卫兵打倒我，可能指的就是爱讲假话吧。”
问：“毛主席批评你爱讲假话，怎么回事？"
吴：“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河南省的五风刮的厉害，尤其是铺张浪费风。后来，就出现了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饿死了人，对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我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批评我批评的对。可当时我也有苦衷。”
问：“苦衷？你当时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呀？"
吴：（摇了摇头）"一 九五八年河南和全国一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可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有的省份亩产上千斤、上万斤的报道。记得是七、八月份，刘少奇同我谈了话，大概意思是让 我要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拆白旗和背黑旗，对先进单位竖红旗的做 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么。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风。当时 河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问：“信阳地区饿死了人，是不是信阳地委有问题呢？"
吴：“信 阳地委是有责任。文敏生省长也应该负责任。但，我应负主要责任。现在回想起来，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主要是由铺张浪费风造成的。五八年的大跃进使得全年粮食 获得了大丰收。可是，很多粮食都坏在了地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没想到五九年、六零年全国大面积连年遭受特大旱灾，农业严重欠收，仓库里没有粮食，能不饿 死人吗？”
问：“我五八年曾回到农村，对铺张浪费风亲身做过调查，很多农民当时看着被毁掉的庄稼都掉泪了。现在看来，那时真是做了不少傻事。”
吴：“是呀。那时太冲动了，不该听风就是雨。”
问：“听风就是雨？怎么回事？”
吴： （深深回忆了下）“大概是五八年九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再次和我谈话，他说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了大丰收，白面、大米足够吃上两、三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了，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没必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如果河南的细粮不充足的话，可以从其他省份调拨么。苏联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烧牛肉，我们应该向人 家学习么。还说他一九二零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喜欢上了吃面包，那时赫鲁晓夫是校长，对他特别偏爱，专门找来做面包的大师教会了他做面包等等。 当年，在刘少奇的倡导下，全国各地都学苏联做起了面包。时隔不久，从河北开始，全国均出现了不重视秋粮的现象。受刘少奇谈话的影响，河南也出现了这样的问 题。刘少奇和我的这两次谈话，无形中起到了河南滋生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的作用。”
问：“集体食堂、大锅饭失败了。河南有人写了你的大字报。”
吴：“这个呀，全国都是刘少奇让搞的，与别人无关。河南省委、省政府是执行者。”
问：“……？"
吴：“在这次谈话之前，大概是五八年的四、五月份吧，刘少奇和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说苏联的集体食堂很值得推广，既省工省时又节约卫生。他已请示了主席，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正在向全国布置。并强调河南一定要在全国带个好头。之后，河南便合了大伙，吃起了大锅饭。”
"后来，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谭震林、山西的陶鲁茄，还有江苏、湖南的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时，都说刘少奇也找他们谈过内容相似的话。这些，我都向中央写过书面汇报材料。”
问：“你的材料什么时间写的，交给了谁？毛主席看到了吗？"
吴：（想了想）"一九五九年初写过一份。据听说……， 对，听刘子厚说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刘少奇助长五风的信被刘少奇压了起来，毛主席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一份是一九六二年元月一日，中央在河北省定县召开 了七千人大会，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写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会开了二十多天。以省为单位分组讨论时河南省向中央递交了两 份书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写的，另一份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实际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检讨。材料上提到了刘少奇五八年和我的两次谈话，记得材 料交给了大会秘书处，糟糕的是，后来又从刘子厚口中得知，这份材料被x××扣了起来，他交给了刘少奇。毛主席看到没有就不知道了。”
问：“对了，咱们河南有人写你的大字报，说你在七千人大会上私下和刘少奇谈过话，关于大跃进的问题站在刘、x一边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发难，是事实吗？"
吴：“不！大字报不完全正确。我没向毛主席、周总理发过难。可以说我吴芝圃一向对毛主席、周总理都是很崇敬的。”
问：“……？"
吴：“事 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刘少 奇。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刘少奇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刘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 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刘少奇临走时还对我说，他五八年那 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
“对刘少奇这种说话前后矛盾、说了又否认的态度我都懵了。大会结束时，我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刘少奇态度的信，交给了胡乔木同志。”
问：“刚才你说了，五八年刘少奇找你那两次谈话，你还是以书面材料向中央捅了出来，当时刘少奇对你这种行为就没有什么反映吗？”
吴：“刘少奇并没有什么反映。不过，之后D××找我谈了话。”
问：“D××找你？什么意思？”
吴：“D××说刘主席（刘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刘主席很快要主持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河南要全力配合好刘主席的工作。中央今后正需要人才，你吴芝圃尽力争取么。D××找我谈过话后，我就意思到是刘少奇变着说法向我敲警钟，只不过他没有出面罢了。”
问：“当时你为什么信了刘少奇的话，使河南的工作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呢？”
吴：“这话就不对了。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后来又升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下级有啥理由不服从上级的？谁知道他当时是别有用心呢？还有，王任重在一次谈话中向我透露过，刘少奇正式成了党中央主席后，准备让D××当国务院总理哩。当时谁都知道王任重同刘少奇接触的多，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问：“看来刘少奇、D××早已组成了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不是子虚乌有哇？”
吴：“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我再补充一句，刘子厚还向我说过，关于河北率先虚报粮食产量，拔白旗插黑旗的做法是刘少奇鼓励他们那样做的，并多次让他们向外省介绍经验。河南就是吃了这方面的大亏。我个人认为，刘少奇、D××对大跃进中的瞎指挥风、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是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时他们二人在第一线工作，很多事情都是他们布置的。”
问：“现在红卫兵喊着要打倒你，连你老家的人也不理解你，接受得了吗？”
吴：“毛主席不是说了么，吴芝圃是个好同志，有这句话就足够了。哈哈哈……。”
刘少奇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为什么还要带头大刮五风，以狂热的极 左面目破坏大跃进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曾拜访过多位资深的老红军将领、高层的老干部，解放前后五大书记身边的工作人员，文化大革命前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得到了两种说法。
一 九五七年，毛泽东得了一场病。周恩来探望他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由我一人出任，感觉有点累。国家主席你担任好了，我只管党，会轻松 些。周恩来说：我只做总理，不做主席，主席永远都是你的。并安慰毛泽东说，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生病，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这段谈话在中央高层干部中慢慢传开，刘少奇听到后眼红了，对周恩来产生了嫉妒心。
一九五八年春节期间，中央领导也象民间一样相互拜访、问候。刘少奇到周恩来家拜访时曾流露出他的嫉妒心，话中带刺的说：“你是主席的大红人，我远远不及你呀。”
再则，五八年毛泽东提出了总路线，成立了人民公社，柯庆施建议大炼钢铁，周恩来提出大跃进，朱德正在休息，就显得刘少奇无所作为了。尤其是毛泽东对周恩来提出的大跃进鼎立支持，就更增加了刘少奇对周恩来的嫉妒心。
所以说，刘少奇带头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是为了压制周恩来。
另 一个说法是：刘少奇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为了感谢赫鲁晓夫对他的厚爱，曾经向赫鲁晓夫写过一封感谢信。信中向赫鲁晓夫承诺他毕生致力于苏中关系友好， 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永远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等。刘少奇回国后，为了炫耀自己，曾经向多人谈及过这封信的事。中苏关系破裂后，刘少奇又否认了这封信。 但，话从口中既出，否认是否认不了的。
还有，赫鲁晓夫每次访问中国，刘少奇都私自一人到赫鲁晓夫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十八号楼）谈话，鬼知道他向赫鲁晓夫谈了什么？
刘少奇带头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的动机是为了策应赫鲁晓夫，向赫鲁晓夫兑现他的承诺。
毛泽东反对五风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刘少奇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说：“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
毛泽东批评刘少奇说：“太冒进了，二三年时间太短，赶不上人家会嘲笑你的。”
一 九五八年八月中旬，王任重和其他人向毛泽东汇报说，天津朋兴乡有一块试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听后摇摇头说：“我才不信呢。”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 其他中央领导的陪同下亲自来到天津新立庄参观考察。这块试验田里的水稻确实长的不错，可当地的干部却又说能亩产十万斤。毛泽东听后连连摇头说：“我种过 地，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你们骗不了我。”
一九五八年十月初的一天，毛泽东派往河北省调查农村工作的同志拿着一小捆发了芽的谷穗向毛泽东汇报说：“河北省的徐水、安国等县的秋粮大片大片坏在了地里，没人收获。”
毛泽东拿起这一小捆谷穗看了看气愤地说：“这么好的庄稼都糟蹋了，这是犯罪！”
一 九五八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天津召见河北省的部分干部时，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糟蹋秋粮的现象。河北省委的一个主要领导解释说：“前些日子少奇同志打来电 话，他说今年的夏粮全国获得了大丰收，国家库存的粮食足够全国人民吃上二、三年，不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也让他们享受一下社会主义生活么。所以有些地方 就出现了这种不重视秋粮的现象。”
毛泽东听后说：“噢，又是这个少奇？”摇了摇头压了压怒气就无声了。
毛泽东经过多方调查，不但发现了农业方面的五风问题，在其他行业也同样发现了五风的严重存在。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他视察过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地存在的五风问题。不只是农业方面，其他行业存在的坏风气也受到了批评。还批评了陈伯达为共产风倡导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
尽管毛泽东全力纠正，但，为时已晚。五风问题还是成了导致大跃 进出现失误的重要因素。
常说祸不单行，真是如此呀。老天好象在捉弄毛泽东和周恩来这对革命中的老搭档似的。五风对大跃进造成的破坏还没得到修复，从一九五八年年底到一九六零年年底，全国连续三年发生了大面积的特大旱灾。
毛泽东为了鼓励全国人民战胜旱灾曾经提过“人定胜天”的口号。
当时全国人民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抗击旱灾的口号，男女老少齐上阵，盆盆罐罐都用上了。池塘里的水，河里的水都用干了，他们就在田地里挖井，后来连井也挖不出水来。尽管全国人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旱灾给大跃进带来的破坏仍然是无法估量的。
一九五九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外出视察路过山东境内时，看到的是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安徽境内，看不到一块象样的庄稼。他浸着泪水，深沉的哽咽着说：“天灾人祸呀！”他说的天灾，分明是指当时的旱情。他说的人祸，分明是指刘少奇带头刮五风对大跃进的危害。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专程来到中国，提出要在大连建立海军基地的要求。毛泽东断然拒绝。可赫鲁晓夫仍然蛮横地坚持这一要求。毛泽东气愤的说：“你最好把中国的海岸都拿去算了！”
赫鲁晓夫问什么意思？毛泽东毫不留情的说：“这样的话，我只有再上山打游击去！你赫鲁晓夫一定要捏住中国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赫鲁晓夫虽然碰了一鼻子灰，可也激怒了他，怀恨在心。
赫鲁晓夫一直想把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他手中。在他连连没有得逞的时候，中国极端困难的时候，伸出了他想把中国置于死地而后快的阴险之手。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的国庆典礼大会上，赫鲁晓夫撕掉了老大哥的面纱，在天安门上告知毛泽东，停止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随着全面终止了对华的各项援助，不久便向中国讨债逼债。这些接踵而来的巨大压力，对毛泽东、周恩来来说，真乃是雪上加霜啊！
赫鲁晓夫明明知道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农业欠收，他却乘人之危，要我国多数债务以粮食、食品类物质抵债，并且咄咄逼人。
毛泽东愤怒的说过，中国人民紧紧腰带，也要把债务还给他们！
据回忆，那时大量的优等粮食、棉花、肉蛋类食品一批又一批的运往前苏联抵了债，导致我国物资严重匮乏。毛泽东也曾自觉地凭票购物，一度饿的身上出现了浮肿。
讲 到这里，不得不让人激动、流泪。请问那些道貌岸然、满嘴喷唾沫星子的政客们，有史以来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皇帝和首脑，能够同人民一道共度国难饿的身上出现 了浮肿？没有、没有，只有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你们和你们的子女腰缠万贯、终日花天酒地，在人民面前，你们有什么资格对毛泽东说三道四？！！
一九五九年我国经济开始出现了危机，党中央为了挽救这一局面，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议题是进一步查找大跃进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如何开展以后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大家集思广益、查找问题，出谋献策。
经过十多天的讨论，查找出大跃进中的不少问题和困难。同时对以后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好的建议。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摆脱当时的困境充满了信心。毛泽东满意的把这次会议称之为'神仙会'。朱德高兴地拍着膝盖说：“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此间，江青拍了一张庐山日照的画面。毛泽东看后把当时兴奋的心情融入其中，诗兴大发，提笔写出了千古绝唱的佳句：
暮色苍茫看尽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可是，这次充满团结、奋进的会议将要结束时，不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大会先由各组讨论，然后再集中总结。彭德怀参加了西北组的讨论。七月三日，小组会议一开始，他就大发雷霆地指责起来：“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就得意忘形，冲昏头脑喽！”“周恩来提出个大跃进，还有人大力支持，好了，搞出这么多乱子来。”“刘少奇支持河北省搞的什么拔白旗、插黑旗，挂红旗，天津粮食亩产十万斤？并且还向全国推广。胡来，全是胡来！”“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那么多么。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百分之十三。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只增产了百分之十四，国家还给了贷款。主席去过这个公社，我曾经问过他，你了解的怎么样？他说他没有谈这个事，我看他谈过的！”总之，小组会议开了多少天，彭德怀发脾气发了多少天。
七月十四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这 就是人们传说的“万言书”。信的内容既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又总结了教训，但，没有合理化建议。有些言语过激，基本上是否定了大跃进。信中有两个重点：一 是五风的问题，二是把发动大跃进和大跃进中群众的热情称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毛泽东对彭德怀在西北组会议上的发言早有所 闻，但对他能写出那样长篇大论的信感到意外，尤其是信中一些过激的词语。当天，毛泽东看过信后，征得了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几位常委的同意，把彭德怀的信 印发给了全体到会人员，让大家讨论。讨论之间，绝大多数人批评了彭的观点。七月二十三日的总结会上，毛泽东不指名的批评了彭德怀。这样，便惹火了我们的彭 大将军。他在这次会议前大多是指责周恩来、刘少奇的，可这次会议后，矛头直指毛泽东了。从此，毛、彭的鸿沟就加大了。
会后，毛泽东想和彭德怀统一统一认识，怕一 个人说不服他，便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首先，与会人员有顺序的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了带有批评、善意劝解的发言。谁知，彭德怀不仅不接受批评、劝解，反而态度 异常生硬，甚至到了骂娘的地步。他的表现令所有到会人员感到惊讶，纷纷进行了谴责。
毛泽东指着彭德怀说：“你呀，北戴河会议上不讲，两次郑州会议上不讲，上海会议上也不讲，庐山会议快结束了，别人提了那么多好的建议，你却下战书了。……。”
周恩来批评彭德怀说：“有意见可以提么，信中的语句干么那么苛刻？全国的老百姓都是小资产阶级？”
朱德批评彭德怀说：“你呀，简直是无法无天，头脑太冲动喽！”
林彪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彭德怀的问题所在：“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回国上山（指庐山）就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赫鲁晓夫对你盛情招待并和你交谈那么长时间，又把你捧的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不然为什么会和他的腔调一致？”
彭德怀对林彪的指责进行了否认。但，他对大跃进的态度和言论为什么那么和赫鲁晓夫一致，至今仍旧是个迷。
刘少奇上纲上线的批评彭德怀说：“……我认为 ，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不单单的是态度问题，这是右派势力对我党的又一次猖狂进攻，这次进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他们在党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党集团。……”
散会的路上刘少奇向周恩来说：“这个彭德怀，没想到把矛头对准了我们两个，要不是主席发话呀，还真难对付哩。这次会议，主席提出来要纠正'左'倾现象，现在看来，仍然是同右倾势力的斗争。”
接着，刘少奇又找到了D某人、彭真、陶涛等人，还到各小组会场宣扬他“这次会议仍然是同右倾势力斗争”的主张。
这次常委扩大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几次遇见彭德怀，想和他交谈交谈，缓和缓和气氛。彭德怀却次次愤愤然不予理睬，声称拒绝和毛泽东、周恩来沟通。
庐山会议最后通过了由刘少奇招集人起草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在彭德怀的大闹下，在刘少奇的搅和下，庐山会议先以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现象，后批彭德怀的右倾势力而结束，可以说没有达到毛泽东、周恩来召开这次会议以纠 “左”为主的预期的目的。
时隔多年，革命的感情又把这对老战友拉在了一起。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热情的把彭德怀请到了中南海。二人心平气和、推心置腹的长谈了五个多小时，然后共进午餐。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真理可能在你那一边，你的问题让历史做结论吧。”后向工作人员透露，打算在适当的时候给彭平反。
彭德怀也向毛泽东认了错，承认他不该在庐山会议上那样的场合下顶撞毛泽东，信中有些言语实在不当，给庐山会议添了乱子，请主席谅解。并劝告毛泽东警惕身边有些别有用心的人。
为了全面消除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制定出新的发展纲领，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定县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全国县以上的单位均有代表参加。
毛泽东在一月三十日的会议上，主动承担了三 年困难时期中失误的全部责任，向全国人民道了歉。毛泽东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许多地方没有传 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么。我不是要别人推 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对毛泽东有偏见的人认为这个自我批评不深刻，只有刘少奇才是为民请命者。我不这么认为。
第一，怎样才算深刻？把毛泽东的党中央主席当场让给刘少奇？把周恩来的总理当场换成D某人？
第二，毛泽东三年中经过多次多处视察调查，对于刘少奇、D某人在大跃进中
带头大刮五风的言行也不是没有察觉。他只是不愿意暴露矛盾，把矛盾扩大化罢了。“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这句话，分明是对着刘少奇、D某人一伙人讲的。
第三，为了保护周恩来，因为大跃进周恩来是倡导者、部署者。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大部分不同意见是对着大跃进的，有些人甚至对着周恩来直呼其名的指责。
所以，我认为毛泽东的自我批评非常科学，既主动承担了责任，又对其他原因有所指，还维护了中央团结。
毛泽东、周恩来在这次大会上并没有向他们想象的那样，达到预期的目的。庐山会议出了个彭德怀，这次会议又出了个刘少奇。
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当上国家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他本应该尽职尽责，支持、配合毛泽东的工作，维护毛泽东的威信，维护中央的团结，使中央的步调保持一致，多向毛泽东、周恩来出谋献策，把国家建设的更美好，可他并非如此。
在这次大会上，刘少奇见毛泽东再次当着全国的代表承担了大跃进中的全部错误，对树立他的威信已有机可乘，便刻意的把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扩大化，到处串联，鼓动他人深挖深究。而他自己却隐瞒问题，推卸责任。他在第一线和D某人带头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的问题一字未提。请看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段讲话。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问了几个省委干部。我问过陶鲁茄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
刘少奇在分组会议上到处乱跑，同样是长话连篇，句句带刺，有意把矛头引向毛泽东、周恩来。
对于刘少奇、D某人的这些小动作，毛泽东、周恩来并不是没有察觉，为了维护党中央的团结，他二人保持了沉默。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七千人大会刚刚开 过十四天，刘少奇又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深挖深究大跃进出现的问题和责任。他在这次会议上比在七千人大会上更加刻薄 的说：“上次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刘少奇这些话实际上是在鼓动他 人，把大跃进说成漆黑一团。提倡搞大跃进的周恩来、支持者毛泽东，不用追究就该承担责任，威风扫地。
我和熟人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有人问我：刘少奇、D某人为什么千方百计的要把大跃进说成漆黑一团、全盘否定？说实在的，只有刘少奇、D某人内心深处才知道。我那能说的清？文革中有一张大字报这样写过，说刘少奇、D某人这样干是为了打击毛泽东、周恩来的威信，抬高自己，为他们早日抢班夺权做准备。虽然这张大字报只是推理分析，但，并非毫无道理。
D某人在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上只是刘少奇的出谋划策和追随者，就不在举例说明了。
总之，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党中央的团结，为了顾全大局，没有把矛盾扩大化，没有向他人推卸责任，没有针锋相对地追究刘少奇、D某人大刮五风，破坏大跃进的责任，表现出了一代领袖的伟大胸怀和风采，成了大输家。
而刘少奇、D某人成了大赢家。尤其是刘少奇隐瞒问题，推卸责任，极力打击毛泽东、周恩来的威信，拉拢了一帮见风使舵的人。连毛泽东、周恩来也没有料到，七千人大会竟然开成了刘、D串党夺权的一个预备会。
从我经历和了解的情况可以和大家共同反思一下。但，这只限于上面我所说的三种人的前两种，因为后一种人一百个道理也不会让他们心服口服。
（一）既然说出发点是好的，后来出了严重问题，刘、D应该持什么态度？是应该帮助毛泽东、周恩来吸取教训、分担责任、出谋献策、面向未来，还是隐瞒问题、推卸责任，把问题扩大化，一而再、再而三的到处串联，煽动他人纠缠住不放？为什么毛泽东、周恩来在六一年的北京会议、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承担了大跃进的全部责任，刘少奇、D某人还嫌不够深刻，又开了个西楼会议？
可能有人会说，深究深挖更便于暴露问题么，是实事求是的体现。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说：大跃进全错了，全是毛泽东、周恩来的过错。如果是你有了缺点和错误，已经认了错，别人还长时间的纠缠住到处张扬，就是你表面上无所谓，你内心里真的会感到舒服吗？如果刘少奇、D某人明白这个道理，还为什么那样做？
再换刘少奇来说，文革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揭发了刘少奇的男女作风问题，使得刘少奇的精神彻底崩溃。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那样去对待毛泽东、周恩来，他当时想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感受了吗？
（二）从以上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王任重和刘少奇谈天津某村的水稻产量问题，庐山会议彭德怀对刘少奇在大跃进中的指责可以看出，刘少奇、D某人先是极力支持大跃进，在第一线干了很多带头大刮五风、助长五风的事，起到了破坏大跃进的作用是铁的事实。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和北京的西楼会议，刘少奇、D某人又把大跃进中因五风造成的失误全部转嫁给毛泽东、周恩来，打击毛泽东、周恩来的威信，树立自己的威信也是铁的事实。刘少奇成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之后，为了早日全面掌权，以封D某人总理为先题条件在党内拉帮结派，也是铁的事实。
（三）有个问题至今全国大多数人还没转过弯来。刘少奇、D某人既然反对大跃进，为什么在六一年的反五风运动中态度消极，保护了一大帮跟随他们刮五风的上层官僚呢？
毛泽东本想在六四年的四清运动中狠狠地再次整治整治那些刮五风的官僚们，而刘少奇、D某人却和毛泽东对着干，只整下层的四不清，不整上层的大问题，再次保护了那些刮五风的上层人物，这又是为什么？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推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再则，刘少奇、D某人既然反对大跃进，这些在大跃进中刮五风的官僚们，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了走资派，而D某人上台后，为什么又对这些刮五风的走资派们提拔重用？批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这些人打错了呢？
（四）导致大跃进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 是五风的干扰，二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三是前苏联逼债。如果当年全党上下同心同德，没有官僚主义，贪图享受的腐败思想，没有刘少奇拉拢一批官僚故意大刮五 风，破坏大跃进的话，大跃进就不可能出现那么严重的失误。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前苏联的逼债，就不可能出现三年困难时期那样的局面。既然如此，为 什么有些人至今仍然抓住不放，到处大放厥词，以此对毛泽东进行诬蔑、攻击？一些文学作品为了迎合D某人之流，好象要把世界上所有的坏事都写在毛泽东身上和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有的荒诞得简直令人发呕。这些人内心深处在干什么？让别人听见，靠近耳朵告诉我，别有用心吧？
当然，毛泽东要负对大跃进领导经验不足，对五风没有使用铁的手腕及时制止住的责任。要说错，毛泽东就错在对刘少奇、D某人一伙刮五风的官僚们太仁慈了，没有象杀刘青山那样硬起手脖来大杀一批，以致于他们祸害大跃进直至今天。由此可见，毛泽东比起汉武帝刘彻和唐太宗李世民在治国方面太手软了，比起明太祖朱元璋和清圣祖康熙太心善了。
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是诋毁不了的！就是错误，大多数人民也会谅解他。因为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使人民摆脱了剥削、压迫，得了解放。而D某人上台后又使中国重新出现了剥削、压迫，大批干部变成了腐败分子，现在的生活即使改善了，人民还是要骂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