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龍與千禧年

中國龍與千禧年 傅正明 

寫於2000年

 

在漫長的蟄伏過後甦醒過來的中國龍，步入農曆庚辰龍年，與西曆中極不平常的２０００年相遇了。

 

我們雖然把“龍的傳人”掛在嘴邊，但這個缺乏歷史感的民族卻忘記了中國龍文化的真髓。原本具有陰陽和合精神的上古龍文化，已經被後世扭曲成為一種霸道的東方專制主義的政治文化。因此，中國需要一場龍文化的文藝復興運動。

 

龍年和千禧年的交會

 

中國人歷來視龍為吉祥之物，“龍鳳呈祥”，大吉大利。因此，在龍年到來之際，文化人也就往往只樂於講好話，唱讚歌，乃至粉飾現實。《明報月刊》有篇題為〈三千年一遇的“千禧龍年”〉（２０００年２月）的文章，作者認為２０００年的龍年，與“千禧年”（Ｍｉｌｌｅｎｉｕｍ）之意相一致，可以合璧成“禧龍之年”。據他的解釋，在英語中，“千禧年”一詞的比喻意義是“太平盛世”；而“禧”字是“幸福、順利”之意，“千禧年”便是逢整千年的大禧之年，“禧龍之年”可謂“中西和璧”。

 

新年伊始，中國人都想圖個吉利，寫點應景文章，多講吉利話，無可厚非。但是，千禧年主義（Ｍｉｌｌｅｎｉｕｎｉｓｍ），作為基督教的一種信仰的要義，並非只有“太平盛世”的一面，它所信仰的是《啟示錄》所預言的基督率領天國飛騎重臨人間，是上帝毀滅人類一切惡人的正義之戰，是人類末日的最後審判。上帝的“世界王國”、“黃金時代”、“新耶路撒冷”的建立，基於這種“神義”的實現。基督教文明中包含的民主精神，原本是反專制主義的。因此，筆者認為Ｍｉｌｌｅｎｉｕｍ一詞的更為準確的譯法應當是“千義年”。這種“神義論”（Ｔｈｅｏｄｉｚｅｅ），在西方文化中已經日益演化為被欺淩被侮辱者的正義訴求，即一種“人義論”（Ａｎｔｈｒｏｄｉｚｅｅ）。

 

在中國龍文化中，同樣含有這種正義原則。相傳龍王有九子，其第七子名為“睚眥”，意為怒目而視，性格暴烈，是一條惡龍，所謂“睚眥必報”的原則，就蘊含著作為不義的社會的弱勢群體的平民百姓的“起義”熱情，“均貧富，等貴賤”的幻想，但它並不像烏托邦思想那樣，完全靠消極的坐等，它像千禧年主義一樣，是天使與魔鬼，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

 

許多學者均已指出，實際上２０００年並不是一個新的千禧年的開始，而應當以２００１年為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也就是說，中國的龍年並不能與“千禧年”合璧成“龍禧之年”。要合稱的話，龍年與千禧年的交會的時間是十分短暫的，即從西曆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到１月２３日，即農曆庚龍年的“龍尾巴”１２月初７到１２月２９日，接著便是蛇年與千禧年的交會。２００１年與千禧年“合璧”成“蛇禧之年”，大概中國人都不會喜歡。更準確地說，應當合稱為“蛇義之年”。蛇雖為女性的象徵，但蛇年似乎是多事之秋，上一個蛇年的歷史記憶不可能真正從中國人的心靈中抹去。

 

根據六十花甲循環論，將近半個世紀的龍年，中國人記憶猶新。１９６４年，經歷了人為的大饑荒之後，毛澤東退居第二線，劉少奇和鄧小平回朝收拾爛攤子；１９７６年，毛澤東的逝世還搭上了唐山地震的無數的生命；１９８８年，力主改革開放的中共領袖胡耀邦下臺失勢；據說，２０００年的龍，是一條白龍，象徵著正義、獨立、堅強的意志和緊張的衝突，潛在的變數很多。古老的中國文明，經過共產主義的浩劫之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江河日下，道德淪喪，政治腐敗，古風不存。在一定程度上，這種歷史後果也得歸咎於被扭曲的龍文化帶來的災變。

 

從歷史和傳說來看，據說上一個千禧年即西元１０００年左右，人們都以為世界末日降臨，自然界頗多不詳之兆，驚雷霹靂之中，有群龍顯現於天際。羅馬人普遍認為當時的教皇西爾維斯特二世（Ｐｏｐｅ　ＳｙｌｖｅｓｔｅｒＩＩ）屬於魔鬼家族，害怕他露出真形，他們熱望新世紀的曙光。瑞典、挪威和丹麥的國王就是出於千禧年的信仰迅速接受基督教的洗禮，放棄了他們維京時代的海盜行徑和諸神崇拜。

 

今天，千禧年狂熱席捲了整個世界。它會標誌著人類的終結嗎？耶穌基督會第二次降臨嗎？從世界範圍來看，極權主義的殘餘，民主政體與恐怖主義的衝突，新法西斯主義的借屍還魂，核戰爭的潛在的可能性，“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貧困和饑餓帶來的難民潮，尚未真正解決的電腦“千年蟲”，環境的嚴重污染，已經在土耳其、臺灣、巴西、美國加州等各地接踵不斷的大地震，火山爆發，海潮洪水，都在威脅著這個世界的安寧和人類的繼續生存。

 

兩性同體的龍蛇之象

 

但是，不管如何，從人類業已創造的文明中，在中國龍文化中，我們還是可以找到些許希望的精神之光。俄羅斯哲學家別爾佳耶夫（Ｂｅｒｄｙａｅｖ）認為，唯一能構成人類學哲學之基礎的偉大人類學神話是“兩性同體”的神話。這種“兩性同體”，不是純粹的生理意義上的陰陽人，而是文化意義上的一種和諧的運動狀態，它與專制主義是根本對立的。

 

在《易經》中，常見的龍蛇並舉的意象就含有兩性同體的觀念。就“一陰一陽之為道”的辯證法來看，中國思維倒是與基督教聖經的一種神秘主義闡釋有共通之處。聖經說：“上帝以自己的形象造人……把他們造成男人和女人”（《創世紀》第１章第２７行）“不可能有什麼男人女人，因為你們在耶穌基督中都是一人。”（《加納太書》第３章第２８行）。神秘主義者認為這裏的經文是在暗示上帝具有兩性同體的性質，人在墮落之前同樣具有這種性

 

中國龍文化，原本就含有兩性同體的樸素的審美理想。相傳，北方華夏民族的始祖黃帝在統一中原之前，以象徵男性的“熊”為圖騰，也有崇拜女性的“鳳”圖騰的記載。據《山海經》，黃帝雖然附赤龍而生，但並沒有龍形，他的臣子“應龍”倒是一條龍。黃帝與南方黎族首領、“人身牛蹄，四首六目”的蚩尤戰于涿鹿之野（今在翼州），可見黃帝打的是一場自衛保衛戰。漢代的《大戴禮記·五帝德》說，黃帝能乘龍飛天，訓練熊、羆、貔、豹、虎五獸，與南方羌人的始祖炎帝戰於阪泉之野。相傳炎帝是一位叫登的女子感天上“神龍”而生，或說炎帝與黃帝是一對親兄弟，可炎黃子孫歷來弘揚黃帝而貶斥炎帝，說什麼炎帝不肯施仁道，與黃帝爭奪權力。《穆天子傳》說黃帝乘鳥（鳳）舟和龍舟，飛渡大澤。但黃帝的母族為“喬”（左蟲右喬，下同）氏，“喬”通橋，即蛇，相傳黃帝歸葬“喬”山，說明黃帝奉母族圖騰。中原統一之後，為了安撫歸附的廣大部落，黃帝改用“龍”的圖騰。“龍”的圖騰實際上是“喬”的父系的“熊”頭圖騰與母系蛇身的“喬”的圖騰的揉合。或如聞一多所言，黃帝統一各族之後，以華夏的蛇為主，吸納了各族的圖騰文飾。出土古物的龍紋，皆作蛇形。也就是說，龍性雌雄兼備，兩性同體。在古籍中，除了龍蛇並舉之外，龍鳳呈祥的觀念更彰顯了女性原則。《春秋》認為，麒麟、白虎、龜、青龍、玄武，必須與鳳凰同顯，才能標誌國家處在正義之君的統治之下。

 

從此以後，龍這一奇特的蘊涵著中華民族的融合、發展的歷史的形象，開始出現在各種圖案、文獻中。在後來的傳說中，炎帝一脈的後裔，多陽剛之氣而乏陰柔之美，如“以乳為母，以臍為口”的刑天。雖然陶潛早就有“刑天舞幹戚，猛志固常在”的贊詞，但只有到了革命文化中，刑天才一躍而為偉大英雄——毛澤東詞：“不周山下紅旗亂。”從此，中國文化日益蕩盡了陰柔之美。

 

原始龍圖騰的兩性同體，在世界各民族的中都有所表現，儘管作為幻想中的動物，中國龍與他民族的龍的形狀各異。西方民俗學家大多認為，不少歷史資料表明：神話歷史上的第一條龍——巴比倫之龍（Ｔｉａｍａｔ），是一位女神。在西方文化中，與龍的神話密切相關的是關於“母親女神”崇拜的神話。

 

假龍形的造神運動

 

但是，在中國龍文化中，龍日益成了父權和皇權的獨佔。在利奇（ＭａｒｉａＬｅａｃｈ）主編的《民俗、神話和傳說標準辭典》的“龍崇拜”（Ｄｒａｇｏｎｃｕｌｔ）條目中，美國漢學家詹姆松（Ｒ　Ｄ　Ｊａｍｅｓｏｎ）對中國人何以是龍的傳人有如是的解釋：早在夏朝，龍崇拜就與中國的祖先崇拜相連。夏朝一位國君曾見他的兩位祖先以龍形在宮廷現身，他便盡收龍氣於匣中，後繼者無人敢開此匣。直到周朝的末代國君斗膽開匣，龍氣頓時彌漫宮廷，國君命宮妃全部赤裸立於匣前，龍氣化作黑色蜥蜴進入宮妃體內，使之交感受孕。所以，龍乃帝王象徵，龍從此出現在王室旌旗上，龍旗飛舞，乃陽剛之氣鼓舞。

關於這一傳說，不知出於中國何種古籍，辭典作者也未作任何分析。

 

的確，有些學者根據龍形，考證龍原本是已經絕種的飛天蜥蜴或者大鱷魚之類的，屬於陰性動物。從上述傳說看來，龍的雄性化，假龍形的造神運動，實際上從夏朝就開始了。從此，龍的圖騰文化不可逆轉地日益轉化為一種政治文化。

 

據說秦文公曾夢見黃蛇亙天，可《史記》曰：“秦文公夢黃龍自天下屬也，其口止于富（左鹿右耳）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於是作富（左鹿右耳）峙（左田右寺），用三牲，祭白帝焉。”此外，《史記》說漢高祖劉邦之母，於大澤之陂歇息，夢與神遇，未幾有孕，遂產高祖。劉邦“龍准而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醉臥之時，其友見其身上常有龍。此後，緯書變本加厲，說劉邦“體為朱鳥，其表龍顏，口角戴勝，鬥胸，龜背，龍股”，儼然如神物。又如《史記》所載，“薄姬夜夢蒼龍據腹。高祖曰：此貴征也，吾為汝遂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史記》還有多處有關夢龍的記載。司馬遷是一個嚴肅的史學家，他的記載一般是有根據的。薄姬很可能考慮到未來的太子爭奪戰，假夢以誑高祖。董仲舒以“神道設教”，《西京雜記》說董仲舒夢蛟龍入懷而作《春秋繁露》，漢代儒生方士均參與了假龍形為帝王捧場的造神運動。

 

此後，宮廷中夢龍的記載不勝其繁。《晉書》曰：“李太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南齊書》說南齊太祖十七歲時“夢乘青龍西行逐日，日將薄山，乃止，覺而懼，家人問占者雲：至貴之象也。”《宋史》說，安懿王夢見兩龍與日一起下墜，他以衣承之，後來生下的“龍子”就是英宗……。

 

假龍形以造神之後，中國歷代君王，不斷摧毀了龍圖騰中的陰柔因素，惡龍代出，尤其是被稱為“祖龍”的秦始皇這樣的暴君。這種造神運動在中國長期的封建歷史上一直持續至今。甚至可以說，造神運動是在二十世紀達到它的最高潮的。造神運動中造出的“能幽能明”的龍性，其“幽”的一面，變成了現代政治的“黑箱作業”，經濟上的明搶暗奪，巧取豪奪，政治透明度和開明度距中國甚為遙遠。中國人原本是智慧的，一線只差就變成了狡黠。

 

十八世紀義大利哲學家維科（Ｇｉａｍｂａｔｔｉｓｔａ　Ｖｉｃｏ）在《新科學》中認為：古代人類大多具有以具體形象代替抽象概念的“詩性智慧”。維科多次提到龍在中國文化中意義。一般認為西方龍都是象徵惡的可怕的怪獸，其實並非完全如此，古希臘的龍就可以視為例外。維科將中國古代帝王旌旗上的龍徽章與古希臘雅典法律的“龍”（Ｄｒａｃｏ）標誌進行比較研究，認為這些古老的民族都是用“詩性智慧”來思考和表達自己，用詩來書寫並完成他們最早的文明歷史。

 

但是，中國龍與希臘龍之間的相異之處，維科未能進行深入分析。在希臘神話和埃斯庫羅斯的悲劇《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中，以龍為象徵的法律就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根本保證，替父復仇而殺死親身母親的俄瑞斯忒斯最後在雅典最高法庭接受審判時，陪審團由諸神組成，最後判決由他們投票決定。由於智慧女神雅典娜投了關鍵的一票，才使得俄瑞斯忒斯被無罪開釋。恩格斯在《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中，將此視為父權制戰勝母權制的勝利。撇開這一案例的審判究竟公正與否的評論，值得注意的是，其審判程式就標誌著古希臘社會的法制的勝利。儘管西元五世紀的雅典民主制是一種奴隸主民主制，雅典民主政府由於判處蘇格拉底的死刑而在西方歷史上蒙羞，但不可否定，希臘文化精神為後來的羅馬法和羅馬共和國奠定了法制和民主的基礎，並且成為支撐現代西方民主理念的傳統柱石。

 

相比之下，中國的“詩性智慧”，天馬行空，無法可循。重人治而輕法制，使得中國龍成了無法無天的象徵。在上古傳說中，青龍、朱雀、勾陳、騰蛇、白虎、玄武，並稱“六神“，其中騰蛇是能雲遊九霄的神蛇，居無定所，主妖怪、主不詳，主喧爭。民間測字口訣雲：“騰蛇遇者主虛驚，家宅逢之盡不寧，出入官謀宜慎取，免叫仆馬有災形”。據說“毛”字就屬騰蛇，可見毛澤東並非“真龍天子”，而只是一條騰蛇而已。《晉書》曰：“唐琮宗夢蛇纏身，遂效其形，作草蛇之書。”毛澤東的書法也是騰蛇舞鳳，穿雲裂石，目無法度而自成一家。在政治生涯中，毛澤東更明目張膽自稱為“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拿中國民間關於毛澤東的傳說以及現代中國政治與雅典神話相比，已經相隔了幾千年，而在法治精神上卻仍然有如此之大的差異。

 

在龍的政治文化中，最霸道的就是所謂“逆鱗”罪。《說文·十一》說龍是“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韓非子》打比方說，人主身上有“逆鱗”，獻言進諫的人應當知道迴避，也就是說，不要談論統治者所敏感、所忌諱的話題，只說順耳之言，否則，觸及“逆鱗”，甚至有意“批逆鱗”，惹得“龍”性發作，“龍顏大怒”，那就“臣罪當誅”。歷代君主帝王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威壓人。龍身上的鱗，逆不得，可是魚身上的鱗，卻可以“千刀萬刮”，即所謂“以我為刀俎，以民為魚肉”。兩漢君主皆以“逆鱗”殺人。漢武帝任用酷吏，殺人之多及其“腹誹之法”，殘酷遠勝暴秦。參與假龍形以造神的司馬遷，也因李陵案而無辜蒙受宮刑的奇恥大辱。魏晉南北朝昏君暴主的“逆鱗”之毒更甚於前朝，宋後“廢帝”劉顯殺人成性，甚至喜歡親自操刀。中國歷史上的“逆鱗”的文字獄，尤以明清為甚，罄竹難書。

 

“逆鱗”之罪的現代形式就是“惡攻”。“龍顏大怒”，江河橫溢，捲走了多少開國功臣和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的生命，使無數無辜的人淪為魚鱉。

 

元曲中睢景臣的名作《〔般涉調〕哨遍·高祖還鄉》，與《史記》中相關敘述相較，可以見出作者的全新視角。在作為敘述人的村民的眼裏，迎駕劉邦的隊伍、儀仗和扈從，乃至皇帝本人，都是滑稽可笑的，在那儼然不可侵犯的儀仗隊中，在用以“明制度、示威等”的各色旗幟中，蟠龍旗被描繪成“蛇纏葫蘆”，君臨天下的皇帝，原來就是他當年熟悉的大無賴劉三。在中國歷史上，自古皇帝多無賴，一部帝王史，就是無賴的權術史。

 

求雨和拆廟

 

對於玩弄權術的人，中國老百姓無可奈何，向來不恥於下跪求拜。著名人類學家弗雷澤（Ｊ．Ｇ．Ｆｒａｚｅｒ）在他的巨著《金枝》第四章專論“氣候的魔法控制”時認為，中國龍是與希臘的風雲之神愛俄洛斯（Ａｅｏｌｕｓ）一樣的具有魔力的人格神，前者可以為雲為雨，後者也可以起風集雲，而且可以將陰雲搜羅藏匿於山洞以展現麗日晴空。弗雷澤指出：“中國人是精于借風暴來掌握天國之藝術的人。因此，當他們希望天雨時便製作一巨大的紙龍或木龍以代表雨神，並抬著這一偶像遊行；倘若無雨，龍的模型便會遭到詛咒而搗爛撕碎。他們或恐嚇或毆打，或公開將他從神位上廢黜。另一方面，倘若天從人願，皇上便會下一道‘聖旨’將他抬到更高的位置。”接著，弗雷澤提到：清代１７１０年南京府的一個島嶼久旱無雨，老百姓焚香敬拜龍王爺，日久無效，南京府都督便放話說，倘若某日之前無雨，便會將龍王爺驅逐出城，將龍王廟夷為平地。威脅仍然無效，天無片雲滴雨。都督下令禁止老百姓繼續供獻，並關門封廟。結果風雨大作，龍王爺再度被奉上神位。

 

權勢者擁有權力和地位，卻尸位素餐，龍王也不為老百姓普降甘霖，因為如俗語所言：“天旱三年，餓不死火頭軍”，當然也餓不死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大水沖不走龍王廟，也淹不了紫禁城。弗雷澤在這裏所講的龍王，實際上已經從一種自然神轉化為社會神。這一傳說生動地表明，對於權勢者，光靠下跪請願，是不能奏效的。社會上的弱勢團體和正義之士，必須形成一種壓力，必須對龍王“逼宮”，才能迫使其順應民心民意。

 

屠龍和舞龍

 

在歷史上，對於那種已經失去了其女性美德，而只具有男性霸氣的惡龍暴君，除了“逼宮”之外，也常有正義的征伐。

 

這種正義的征伐，在西方民俗文化中被譽為“屠龍之德”（ｔｈｅ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ｓｌａｙｉｎｇ），也就是說，在民間文學的“屠龍主題”（ｄｒａｇｏｎ－ｓｌａｙｉｎｇｔｈｅｍｅ）中，屠龍者是保護人類免于惡龍傷害的英雄。在基督教文明中，屠龍精神同樣得到褒揚。北歐有個民間故事說，基督徒騎士聖約蘭遊俠到丹麥，解救了即將成為惡龍之美食的公主的性命，因此使得全國皈依了基督教。西方傳說中的聖喬治屠龍的故事，英格蘭民族史詩《貝奧武甫》中的主人公屠龍的故事，均屬於同一主題。

 

在中國民間文學中，降龍伏虎，原本英雄本色。周處斬蛟龍而改過自新，二郎神李冰斬蛟龍化身的江神，均寄託了為民除害的正義理想。陳勝、吳廣早就提出了“王侯將相甯有種乎”的質疑。“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作為一種革命神話，其原初具有的一定程度上的正義性，也不能完全否定。同時，由於龍蛇並稱，斬蛇與屠龍當屬同一類型，如后羿斬吞象的“巴蛇”於洞庭，少年英雄李寄斬蛇，等等。

 

在中國龍文化中，屠龍與舞龍，是反叛強權的兩種貌離神合的英雄行為。因為悲劇精神與喜劇精神原本是相通的。舞龍，其實與民間的耍蛇無異。舞龍很可能起源於耍蛇。炎帝一脈的後裔，傳說中追日的夸父，兩條黃蛇掛耳邊，手上還把著兩條黃蛇耍弄。在舞龍活動中，龍既是被崇拜的物件，又是被耍弄的物件。人們既把龍奉於神龕之上，又把它玩弄於股掌之中，在幻想中加以征服。龍舟競渡，作為端午節的一種民俗，實際上在屈原之前早就有了。古籍《歲時記》載：“越地傳雲，競渡起源于越王勾踐”，可見也是與帝王沾邊的事情。作為一種體育活動，龍舟競渡像舞龍一樣帶有遊戲性質，同樣體現了中國人的喜劇精神。

 

中國龍文化與基督教文明

 

在某些西方人眼裏，中國人是缺乏屠龍精神的，因為佛道的隱逸傾向沖淡了儒家的“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悲劇意識，表明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神義論”有些距離。據某些學者的闡釋，聖經《啟示錄》中所說的“龍”，就是指中國人。十八世紀英國有本《君子雜誌》，其中一篇匿名文章說“中國”（Ｃｈｉｎａ）這個字，如用希臘文字母拼寫，就等於《啟示錄》第十三章第十八節所說的“六百六十六”之數。且看有關描寫：

 

天上又現出異象來：有一條大紅龍，其頭七角，其頭上戴著七個冠冕。他的尾巴托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那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權柄，都給了它。我看見獸的七頭中，有一獸；又拜那龍，因為它將自己的權柄給了獸，也拜獸說：“誰能比這獸，誰能與它交戰呢？……在這裏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計算獸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目，它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

 

根據這段經文，這位匿名作者認為中國人是“敵視基督的人”。與這種觀點不同的是，利馬竇以後的法國傳教士白晉、傅聖鐸、郭中傅、馬若塞等索引派（Ｆｉｇｕｒｉｓｔｅｓ）人物，均力求借助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證明中西文化的相關性。白晉通過繁瑣的考證，指出《詩經·大雅·生民》所記載的“厥初生民，時維薑源”的姜源就是聖母瑪麗亞，后稷就是耶穌，伏羲實際上是亞當長子該隱的兒子埃諾克。通過這些論證，白晉認為中國人早在遠古時代就領悟了基督教的全部真理，並且記錄在古籍中，後來由於歷史滄桑而將基督教“遺忘”了。

 

筆者對這些索引不感興趣，但是，如果說基督教的要義是千禧年主義，是“神義論”以及後來引發出的“人義論”，是上帝的人類之愛和憐憫，那麼，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甚至在龍文化中，也可以找到類似的精神，只是原本就沒有濃重的色彩，又被中國人自己摧毀了，沖淡了，湮沒了。因此，中國人尋找精神資源，除了借鑒西方優秀文化遺產，吸取西學東漸以來的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啟蒙運動的人文主義傳統之外，還需要返璞歸真，認祖歸宗。

 

龍文化的復興

 

一場龍文化的文藝復興，首先要揚棄秦漢以來假龍形的造神運動的糟粕。

 

龍潭虎穴，險象環生，因此，周易八卦之極是“飛龍在天”之後的“亢龍有悔”。那種認為中國會震盪世界，“飛龍在天”的日子已經不遠的民族主義情緒，在專制的陰影下，是不現實的，甚至是一種畸形的思維。“飛龍在天”之象，象徵的是舉世瞻仰的聖明的元首偉大的領袖，屬於極權主義的範疇。物極必反，強權縱然有一時的得意，也不能持久，終必有悔悟之事，反思之時。棄惡從善，才是正道。

 

炎黃子孫的祖宗，炎帝號神農氏，他教人稼穡，嘗盡百草。黃帝號軒轅氏，同樣是文化英雄，相傳舟車、屋宇、衣裳、醫藥等文明器物都是他發明的，他使古代中國社會帶著氏族制的臍帶跨入了文明社會的門檻。中國至今仍然是農業國，被龍王控制的水利資源與民生休戚相關。可是，中國的城鄉差別，當權者治水的失敗，使得神州大地仍然是一個“失衡的中國”。農民歷來被掠奪得太多，至今，中國農民的在某些人的眼裏仍然是可以任意淩辱的“蟲豸”，權勢者依舊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小民之依（痛苦）”（《尚書·無逸》）。中國龍的政治文化，難辭其咎。

 

誠然，被扭曲的中國龍確有專橫霸道，憎恨秩序，炫耀自我，好大喜功的一面，但是，熱情，歡樂，活躍，靈動，智慧，應是中國龍的原初的可貴品格。龍並非帝王的專利，中國歷史上傑出的知識份子，也可以喻之以龍。孔子驚歎老子的學問博大精深，曰：“老子其猶龍乎？”諸葛孔明，人稱“臥龍先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深山大澤，實生龍蛇。”用以比喻非常之人，“人中之龍”可以是各行各業的傑出人物。我們雖然不能“群龍無首”，但群龍之首必須真正是群龍之“仆”。

 

一方面，駕臨於他人之上的望子成龍的“龍種心態”是專制文化的痼疾，另一方面，阿Ｑ式的“蟲豸心態”即一種奴性也是中華民族的一種積重難返的劣根性。我們並不要求每一條龍佔有同樣的財富，擁有同樣的權力，但人人生而自由，炎黃子孫應當在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

 

“海為龍世界，雲是鶴家鄉。”其實，龍既可以潛沈於海底，也可以騰躍於雲空。擺脫龍的政治文化的陰影，就可以發現龍的世界比大海更遼闊，比天空更寬廣，比雲霞更絢麗多彩，因為這是人的想像的世界，人的心靈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它的盤繞曲折，氣韻生動，它的騰挪滾動，形態萬千，它的鱗、爪、鬚、角，變化多端。它的多元的價值取向，可以作為自由的象徵，也應當像雅典龍一樣，成為法度的象徵。孔子曰：“隨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法度中的自由。

 

與龍的政治文化中的專制主義脫胎出來的屠龍和舞龍的精神，反叛強權的道德勇氣和人生智慧，寬容異議的博大胸懷，同情弱者的憐憫之情，行雲布雨的善行義舉，凡此種種，都值得復興弘揚。

 

善的最高意境，在天道為生機，在人道為仁愛，龍的傳人當以仁愛為立己立人的本體。明人陳士元所撰《夢占逸旨》雲：“鳳鳥，仁鳥也。德茂丹穴，道光紫庭。蓋與鱗龍並靈矣。”據說鳳凰的身體象徵著人的五種品格：

 

頭——德；翅——義；背——禮；胸——仁；肚——信。

 

鳳羽與五色一致，與鱗龍一樣豐富多彩。

 

孤陽不生，純陰難長，只有龍蛇之象的兩性同體，龍鳳呈祥的陰陽和合，中華民族才能興盛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