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奴運動的詩歌

廢奴運動的詩歌

―― 紀念英國廢除奴隸貿易兩百周年

 

在古希臘喜劇家亞里斯多芬尼（Aristophanes）的作品中，一個農民抱怨說：有的人奴隸成群，有的人連一個奴隸也沒有！由此可見，對於奴隸制天經地義的合理性的認同，有根深蒂固的歷史淵源。萌生于古希臘羅馬的民主制度和人文主義，最大的欠缺就是把奴隸排斥在「人」的範圍之外。

這種殘酷的歷史延續了兩千多年，直到十九世紀，英國於1807年3月25日通過了《廢除奴隸貿易法案》。在今年紀念廢除奴隸貿易兩百周年的活動中，英國首相布雷爾對英國在奴隸貿易中的作為及其帶來的苦難，表達了深深歉意。

英國廢奴運動，是在基督教福音派的推動下興起的。1783年，新教和平主義者的「貴格會」（Quaker）成了第一個宣導廢奴的組織，並通過一位議員正式上書國會。與此同時，當時的一位主教呼籲英格蘭聖公會停止捲入奴隸貿易，改善奴隸生活狀況。1787年5月, 社會活動家夏普( Granville Sharp)、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威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 )和貴格會教友創立 「廢除非洲奴隸貿易協會」，最初向英國國會上書反對奴隸貿易。

在這一運動中，深受奴役之苦的黑人起到重要作用。一位皇家海軍軍官手下的黑奴厄奎亞諾(Olaudah Equiano )跟隨主人周遊世界，於1789年發表第一部奴隸自傳，是奴隸貿易的生動的歷史見證。作為下議院議員的威伯福斯，成為廢奴運動的傑出領袖，被後人譽為「英國的林肯」。他和「克拉彭聯盟」的基督徒一道，以畢生精力和道德表率，最後推動國會通過了《廢除奴隸貿易法案》。

廢奴運動在政治哲學、人權思想和宗教領域興起的同時，它在詩歌中同樣找到了有力的喉舌。不少詩人反奴隸制的傑作，富於高度的思想意義和審美價值。

 首先值得推崇的，也許是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他於1794年在湖區結識克拉克森，兩人在思想上一拍即合。他們終於促成了廢奴運動的勝利。詩人熱情歌頌克拉克森的功績，揮筆寫下十四行詩 <致湯瑪斯·克拉克森, 關於廢除奴隸貿易法案的最後通過> (To Thomas Clarkson..., 1807)：

克拉克森！ 攀登一座頑固的山岡

你深知那是多麼可怕，多麼艱難，可是

你的激情無人可以匹敵：

你從熾烈的青春起步，

最早引領這崇高的事業，

聽到持續不斷告誡的聲音，

出自你童真心聲的神諭的靈府，

第一次激發你―― 啊，那是「時代」真正的夥伴,

「責任」的無畏的臣民，看，凱旋的

棕櫚葉，將被萬國佩帶！

血染的著作永遠激勵人心;

從此你將擁有賢人的沉著，

偉人的福祉; 你的熱忱將得到

棲息之地，你這堅貞的人類之友！

克拉克森早在劍橋大學求學時，就以一篇思考奴隸制的拉丁文文章獲獎。後來，他自稱接受了來自上帝的「天啟」，於1786年把這篇文章譯為英文，給英國社會帶來強烈的思想撞擊，從此，他不倦地從事廢奴運動，因此多次遭到奴隸販子雇傭的刺客攻擊。負傷逃生之後，他騎馬周遊英國，到處採訪海員，搜集奴隸貿易的罪證，不斷發表小冊子。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獻，就是渥茲華斯讚美的「血染的著作」，肥沃了英國土地上的自由花草。

人類的真正自由，是每個個體的自由。正如詩人威廉·考伯( William Cowper) 在 <使命> 一詩中所寫到的那樣：「英國的奴隸無法呼吸; 他們的肺 / 吐納我們的空氣的時候，那才是自由 」。在逆境中的考伯曾得到作曲家約翰·牛頓(John Newton )的幫助。牛頓原本奴隸販子，懺悔後皈依福音派參加廢奴運動，同時成為威伯福斯的好友，他建議剛剛信主的威伯福斯不要退出政界放棄政治途徑。考伯的 <給威廉·威伯福斯的十四行詩>( Sonnet to William Wilberforce, Esq ) 同樣從道德、政治和宗教的角度肯定了這位廢奴運動領袖的「光榮的事業」。詩人把他譽為「窮人的朋友」，打破了加諸奴隸身上的 「不道德的鐐銬」，他不但「贏得英國上議院側耳傾聽」，而且將「贏得來自世上一切正義者的 / 尊重和愛，來自遼闊天國的祝福!」

 

從政治的角度來看，英國廢奴運動中由福音派推動的議會政治，與法國廢奴運動中由啟蒙思想推動的革命政治，是兩條不同的途徑。革命的呼籲在英國一般比較微弱一些。曾經為法國革命歡呼的華茲華斯，看到革命的血腥暴力之後，一度非常失望而立即轉向。蘇格蘭民族詩人彭斯(Robert Burns)的名作 <蘇格蘭人> ( Scots Wha Hae)，與法國革命遙相呼應。由於古代的侵略戰爭往往使得戰俘淪為奴隸，詩人把英格蘭侵略蘇格蘭的歷史和現實結合起來，號召自由戰士：「打倒驕橫的篡位者！/ 死一個敵寇，少一個暴君！」

反侵略戰爭的正義性無可厚非。但是，歷史表明，「革命人道主義」 有其邏輯上和實踐上的兩難。暴力革命的非人道的一面難以避免。普世人文主義是人類更為寶貴的精神財富。英國浪漫主義先驅布萊克就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基督教的傳統教義，當然，他並沒有否定基督教人文主義的「被造平等」的信念，但他更多地從東方宗教中吸取人文精神的營養。冒險家斯特德曼(J. G. Stedman )的航海筆記中關於奴隸生活的記述，啟迪了布萊克詩的靈感。斯特德曼本人是參與鎮壓南美洲蘇利南奴隸叛亂的一個荷蘭士兵，其著作精蕪雜陳，但布萊克去蕪取精，藉以創作了 <小黑孩>(The Little Black Boy)、<奴隸哀歌>（The Slave's Lament）等描寫黑奴的詩歌作品，詩人把遭受殘酷鞭笞的奴隸視為「最親愛的朋友」，為他們哀傷不已。他還繪製了不少表現奴隸悲慘境遇的插圖，令人警醒。

 

這種普世人文主義，正是許多黑人作家和詩人的共同精神支柱。黑人婦女蘇珊娜·瓦慈(Susannah Watts)在<奴隸們向英國女士們的致辭> (The Slaves' Address to British Ladies)一詩中這樣呼籲道：

想一想，多麼穩當，只有死神能夠

從你們懷裡把你們可愛的孩子奪走;

可我們的孩子還活著，就永遠失去了――

他們被拆散了，帶走了，販賣了！

詩人以慈母之心來激發白人婦女的同情，同時激發了廣泛的人道同情。

回眸歷史過後，我們發現，在當今世界「碩果僅存」的極權國家，甚至在自由世界不完善的民主制度下，奴隸制的殘餘亦然存在，例如拐賣婦女兒童，欺壓農民工，招募童工和娃娃兵的現象，一直禁而不止。因此，亞里斯多芬尼的喜劇人物對於那個問題的抱怨，歷史應當給予這樣的糾正：有的人成了奴隸主，有的人卻仍然是他人的奴隸！

《聯合報》2007年5月3日 傅正明著《地球文學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