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拜集》與蘇軾的反諷藝術
[瑞典]傅正明
新加坡《聯合早報》2019年9月9日
據多位學者的記述,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的趙宋慶先生一度對波斯大詩人奧瑪·珈音(Omar Khayyam)的《魯拜集》發生興趣,因為他根據種種材料推測,《魯拜集》的詩作,可能早在北宋時期就已經傳入中國,並對蘇軾的創作產生了影響。因此,趙先生依照溫菲爾德(Whinfield)的英譯本,以絕句體對應魯拜體(四行詩)全部譯出,以便從蘇軾詩集中尋找《魯拜集》影響的痕跡,但不知後來何以中斷,那五百多首譯作也不知散落何方。
趙先生當年掌握的“種種材料”,不知其底細詳情。我讀過珈音不少作品,譯有五卷本《魯拜詩詞新譯五百首》(臺灣唐山出版社)。依據有關史料,要接續前輩有心卻未能完成的研究,要探討《魯拜集》對蘇軾的影響的痕跡,感到有點荒誕,因為趙先生弄錯了年代。
處於不同國度的蘇軾(1037-1101)和珈音(1048-1122)大約生活在同一時期,蘇軾比珈音年長十一歲,珈音在蘇軾死後活了二十一年。以科學家和哲學家名重一時的珈音,生前並非以詩人著稱,從來沒有把自己的魯拜編為詩集。在伊斯蘭世界,珈音的阿拉伯文詩歌第一次被人提到和引用是在一本伊斯蘭詩人傳記中,由恰茲維尼(Qazvini)大約撰寫於1174年。其波斯文詩歌第一次被人提到是在波斯醫生和哲學家薩拉祖里(Shahrazuri)撰寫的《精神的愉悅》中,寫於珈音逝世七、八十年之後。這就是說,珈音被視為詩人並有詩歌成書,至少是在他身後五十年的事情。
但是,撇開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的途徑,從平行研究的視野出發,的確可以看出,儘管蘇軾與珈音相互之間並無實際接觸的證據,兩者的思想和詩藝卻有不少相似之處,或暗合的相映成趣,當然也有同中之異。
本文僅僅從珈音與蘇軾的反諷藝術入手,以管窺豹。反諷(irony),在西方美學中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概念,我把它簡單界定為:足以引起審美驚奇的兩極對比。在將珈音與蘇軾的反諷藝術進行比較時,我只涉及兩種特殊的對比,即宇宙的反諷(cosmic irony)和視角的反諷(the viewpoint of irony)。這兩種反諷均富於禪意。
宇宙的反諷是宇宙的浩瀚、永恆與人的渺小、短暫之間的兩極對比。英國歷史文學作家考特瑞爾(Arthur Cotterell)在《中國早期文明》(The Early Civilization of China)一書中寫道:“出人意外的是加諸於人的卑微地位:人並非創造的中心,在風景中並非龐然大物,而只是天地萬物宏闊馳騁中的一個小小形象。人的無意義,正如在盤古神話中勾勒的那樣,在中國山水畫中找到了完美的表現,在那裏微不足道的人物形象置於恢弘的大自然中,在千山萬壑、大江洪湖、流雲飛瀑、茂樹繁花之間。”例如,蘇軾在《前赤壁賦》中從無限時空的透視出發,“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慨歎世人“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這篇賦是蘇軾因“烏台詩案”獲釋後,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時所作。詩人悟出,在與宇宙對比時,任何人實際上只是微不足道的蜉蝣而已。珈音一首詩中展示的宇宙的反諷與蘇軾的領悟驚人地相似:
滴水歸洋融法海,微塵入土續前緣。
君來君去示何象?渺小飛蠅天地間。(卷V.028)
這裏的第二人稱“君”不是指某一單個的人或一群人,而是指人類的一切人,不管尊卑窮富,不管長壽夭折,人人來於塵土,歸於塵土,在浩瀚的宇宙面前,都是微乎其微的渺小的瞬間生命。
珈音經常把人生短暫的寄寓之地喻為客舍、酒肆或臨時搭建的帳篷,把世人喻為過客,無論權重一時的蘇丹,稱雄一方的霸王,還是詩人自己,都不能例外。例如:
客舍同宮殿,秋冬風雨侵,夜來晝去過荊門,進出有王親,
盛典陰霾裏,蘇丹過陣雲,瞬間晨曦變黃昏,爆竹送時瘟。(卷II.017巫山一段雲)
類似的是,蘇軾深感“人生百年寄鬢鬚,富貴何啻葭中莩”(《將往終南和子由見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臨江仙·送錢穆父》)。
視角的反諷,是從不同的視角看同一個對象時形成的對比。蘇軾詩詞在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當推《題西林壁》: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在這首詩中,實際上包含兩個視角,即身在廬山中的視角和身在廬山外的視角。詩人本人,首先只有前一種視角,因此才能寫出他在這種視角中的各種不同的觀感,但他終於悟出這種視角的片面性,因此,他才能在想像中以鳥瞰的視角來把握廬山全貌。詩人以觀廬山為喻,說明在凡夫境界中,人只能從某一個角度看問題,因此被我執蒙蔽,難免帶有自己的偏見,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和全貌。
只從一個視角觀察事物,難免陷入片面性。珈音的一件軼事,可以很好地說明觀物的迷境。在蘭姆(Harold Lamb)的《珈音傳》中,相傳珈音打了這樣一個謎語:東南西北四扇門,經由哪一扇門能看到四道門的全景?謎面的提問設了一個陷阱。實際上,從四扇門的任何一扇門都無法觀察全景,而只能看見其他三扇門的景觀。只有跳出四門之外才能總覽全局。因此,珈音的答案是:第五扇門。這是隱喻意義上的門或觀察的視窗,是沒有屋頂的大殿上空鳥瞰的視角。依照這個故事,我口占一絕:
東西南北四門紅,鳥瞰心門望眼空,
不識五門全景美,只緣身在一門中。
蘇軾的詩和珈音的謎語以及這首絕句,在思想上均包含佛陀“瞎子摸象”的警戒寓意,在美學上,包含後世的“審美距離”的原理。如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那樣,詩人對於宇宙人生,要描寫和觀察,就必須“入乎其內,出乎其外”。認識外部世界,不能只用肉眼,必須用心眼、法眼。人始終固守自己的心門,同樣不能認識自己。
瞎子摸象之所以帶有極端的片面性而顯得可笑,因為我們可以站在全景視角來觀看大象,但瞎子只能站在某一個角度來感知大象。我們並不否定作為殘疾人的瞎子對於周圍世界的認識,也可能綜合其他各方面感觸而贏得比喻意義上的全景視角。但是,站在一個角落囿於片面視角的常人乃至那些貌似智者的人,在現實中太多了,因此,珈音經常諷刺瞽盲之人,這種人好比光眼瞎子或井底之蛙。可是,世人往往不知道,還向他們去問路,請教修行之道:“即身神佛誰能識,問道昏盲岔路邊”(卷III.033)。
但願《魯拜集》和蘇軾詩詞能啟迪那些當代的光眼瞎子真正睜開自己的眼睛,告誡井底之蛙想方設法真正跳出井底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