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從湖畔到戰壕

從湖畔到戰壕
──英國詩人托瑪斯和他的詩作
 
選自傅正明著《地球文學結構》（聯經出版社,2013年）

二十世紀初葉英美文壇流傳著一段佳話：當美國詩人弗羅斯特（Robert Frost）和龐德(Ezra Pound) 出現在倫敦文人圈子時，愛德華.托瑪斯(Edward Thomas)以精彩的詩評提升了弗羅斯特的詩名，同時最早在英國介紹了龐德。此後，弗羅斯特鼓勵托瑪斯把自己的美文變為詩韻。結果，36歲才開始寫詩的托瑪斯，同樣成了一位杰出詩人，W.H. 奧登和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等後起之秀極為推崇的詩人。

湖畔自然詩人

詩人經常出沒在他的故鄉威爾士黑山腳下的小湖和著名的英國湖區，或獨自徜徉於湖畔，或游泳擊槳於湖中，然後在詩中讓如鏡的平湖映照出他心湖的景觀，蕩漾起精神的漣漪。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讀到托瑪斯的<七月>（July）及其中譯時，詩中英國鄉村的湖光山色和「天人合一」的境界（詩人在一封書信中自言：Man seems to me to be a very little part of Nature），及其與中國詞體接近的形式，激發我以「水調歌頭」重譯了這首詩（載《英美抒情詩新譯》），為了與原文比照，中譯依照原詩分行排列：

萬籟靜無念，但見白雲飄，平湖如鏡，/舟影輕蕩共雲搖。/劃破沉沉炎璁，/驅散絲絲寂寞，極目入林梢：/歸鳥或縴芥，/睡意幾時消？

曉天白，明霞染，碧空高，/撒落湖畔，葦間涼氣聚難銷，/映入悠悠雲水，/忘卻紛紛物我，沙漏滴悄悄，/臥听斑鳩語，/詩意滿青霄。

Naught moves but clouds, and in the glassy lake/Their doubles and the shadow of my boat. /The boat itself stirs only when I break/This drowse of heat and solitude afloat /To prove if what I see be bird or mote,/Or learn if yet the shore woods be awake.

Long hours since dawn grew, - spread, - and passed on high/And deep below, - I have watched the cool reeds hung /Over images more cool in imaged sky:/Nothing there was worth thinking of so long; /All that the ring-doves say, far leaves among,/Brims my mind with content thus still to lie.

懂得雙語的讀者不難發現，除了末行意譯有所變通之外，中譯其他各行均比較貼近原文。

超越民族主義的戰士詩人

多年後，我才知道，這樣一位有維吉爾田園風格的自然詩人，同時也是一位戰士詩人。

那是在一戰爆發之後，歐洲各國民族主義欲火熾烈之時。民族主義者看不到戰爭的反諷或悖論，例如義大利的未來主義者，盲目地把戰爭浪漫化為蕩滌污垢淨化世界的大掃除。在英國，愛國詩人葛 費爾（Julian Grenfell）的<上戰場> （Into Battle），以一種狂熱的非黑即白的是非觀來鼓動戰爭：「不戰的就是行尸走肉，/ 戰死的就會延年益壽」。布魯克（Rupert Brooke）則在著名的《1914年》十四行詩組詩中暗示出：戰神勝似美神，劍勝似犁。

早在戰前，托瑪斯就認為城市化和工業化正在摧毀鄉村的質樸生活，惡化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當德國先後向俄國、法國宣戰，並入侵中立的比利時，擔心唇亡齒寒的英國不得不向德國宣戰。此時，有妻室兒女的托瑪斯陷入一場內心沖突的風暴：是舉家避居美國投奔弗羅斯特還是執筆從戎？

矛盾中的托瑪斯懷抱的是另類愛國主義，與流行的崇尚暴力的大國沙文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大相徑庭。在英語中表達國家概念的多個近義詞中，state 或 nation 與 motherland 是有所區別的。托瑪斯所愛的，不是前者，不是作為國家政體的大英帝國，而是後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英格蘭是這樣一片土地：我們也許並不佔有卻是它的主人。英格蘭不是一種觀念，甚至不是一個國家（nation）而是一片非常特殊的地方，是適宜詩人安家的地方。」 這樣的觀點，與詩人所討厭的他父親的立場也是抵牾不合的。父親是英國政府部門的職員，積極備戰的執政黨自由黨黨員。在托瑪斯小有文學成就時，父親仍然要他進行政機構謀求官職。

最後在1915年7月，在他曾經「舟影輕蕩共雲搖」的7月，托瑪斯加入英軍「藝術家槍桿」（the Artists Rifles）志願兵團。要問他為什麼從軍，是天真還是同情，是想充當前線記者發現戰事的「素樸的真實」還是有自殺傾向？他撿起英格蘭的一撮土壤說：「確切地說是為了這個。」

當年，參加一戰的許多英國人，都是熱愛土地鄉村農夫。托瑪斯在<雞鳴>（Cock-Crow）一詩中生動地記述他們脫下農裝換戎裝的情景。在這首詩的較為規整的韻律中，我發現了英文詩中很難見到的接近於中國律詩的對仗，把它譯成了一首差不多可以行行與原文對照的七律：

夜孵思想森林旺，光若斧頭斷樹樁，

雙唱金雞報曉色，一吹銀響驅幽惶：

晨曦放眼角笳引，信使增榮手臂揚，

擠奶鄉夫相對看，軍靴戎服出農莊。

Out of the wood of thoughts that grows by night

To be cut down by the sharp axe of light,—  

Out of the night, two cocks together crow,  

Cleaving the darkness with a silver blow:  

And bright before my eyes twin trumpeters stand,

Heralds of splendour, one at either hand,  

Each facing each as in a coat of arms:—  

The milkers lace their boots up at the farms.

從這首詩來看，托瑪斯出征之前，度過了多少浮想聯翩深入思考的不眠之夜。

當托瑪斯從思想的森林中醒來，面對他的父親把德國人妖魔化時，父子倆大吵了一架，激發托瑪斯寫了<這不是小是小非>( This Is No Case of Petty Right or Wrong)一詩，開頭幾行，詩人這樣寫道：

這不是政治家或哲學家可以判斷的

小是小非。我不恨德國人，也不隨著英國人的愛

而頭腦發熱，以取悅報紙。 

托瑪斯的這種從軍心態，也許啟發了葉芝對戰爭的思考。一戰將近結束的1918年，葉芝（W.B. Yeats）在<一個愛爾蘭飛行員預見死亡>(An Irish Airman Foresees His Death)一詩中，以一位戰士的第一人稱的視角寫到：「我與劫數有約/相聚雲天之外。/與我激戰的我不恨，/我所捍衛的我不愛」。詩的主人公這樣解釋自己從軍動機：「一股寂寞中興奮的沖動/驅使我卷入騷亂的雲空」。這種心態，或多或少也是托瑪斯的心態的一種寫照。托瑪斯表示，他之所以「投身這硝煙彌漫的風暴」，並非出於正義與非正義之間的選擇。「但我將惦記歷史學家可以從灰燼中/耙出來的新生命，當他們也許不可理喻地看到/長生鳥靜靜孵蛋的時候。/跟著最優秀最平凡英國人一道/我卻在哭訴，上帝拯救英格蘭……」。同時，我們應當想到，任何人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出于單一的動機。托瑪斯最後把他的母國擬人化，這樣表達他的愛國情操：

是時代造就了她，是她從塵土中造就了我們:

她是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我們賴以生存並信賴的一切 

她是優秀的必須延續的，愛她愛得真切: 

就像愛我們自己就像恨她的敵人一樣。

在這里，詩人的愛憎也是超越民族主義的。他心目中的敵人，包括像他父親那樣的「大腹便便的愛國者」或英國的民族敗類，而作為敵軍的德國士兵，倒有可能同樣是戰爭受害者。

復活節牽戰士心

當托瑪斯奔赴法國前線，來到戰事最為慘烈的西線，他更真切地感受到這一點，如他在<雨>中所寫到的那樣，死難者如「一大片折斷的沉寂而僵硬的葦草」。在<貓頭鷹>一詩中，夜深人靜之時，像游子一樣饑寒倦怠的戰士听到的，「只有一隻貓頭鷹的叫喚，一聲最憂郁的叫喚，」「星辰下棲息的所有的人，/ 所有的戰士和窮人，都無法高興起來。」

懷抱悲憫之情的托瑪斯把個人體驗化為集體記憶，直面死神，寫下了令人蕩氣回腸的四行詩<回憶>（In Memoriam），拙譯如次：

花叢林晚影深深，復活節牽戰士心，

回望家園情侶遠，芳菲同擷再難尋。

The flowers left thick at nightfall in the wood
This Eastertide call into mind the men,
Now far from home, who, with their sweethearts, should
Have gathered them and will do never again.

這是詩人對前一年即1915年復活節的回憶，堪稱絕命詩。戰士軍前半生死，他們遠離家園，既是生者在地域意義上遠離英格蘭家園，也是死者在時間意義上遠離末世拯救的精神家園。1917年復活節那天，年僅39歲的托瑪斯，不幸在阿拉斯戰役陣亡。後世批評家眼中的「一面英格蘭的鏡子」就這樣破碎了！

在詩人的最後歲月，他深深懷念並書函來往的「情侶」，是他多年保持柏拉圖式的精神之戀的女作家法吉恩（Eleanor Farjeon，1881－1965）。當年，正是活躍於文壇的她把弗羅斯特介紹給他。在托瑪斯身後，幽明之間的神交沒有中斷。法吉恩的回憶錄《愛德華.托瑪斯：最後四年》，就是她采擷的花朵編織的花環，敬獻在長眠於法國 Agny 軍事公墓的詩人墓前。

一戰之後的二十世紀，烽煙不斷，有許多值得我們像托瑪斯一樣在靜夜中思考的歷史事件。

今天，在倫敦西敏寺詩人角可以看到一方石碑，紀念包括托瑪斯在內的十六位偉大的戰爭詩人，石碑上銘刻著戰爭詩人威爾弗雷德.歐文（Wilfred Owen）的著名詩句：

「我的主題是戰爭和戰爭的悲憫。詩歌在悲憫中。」

（My subject is War, and the pity of War. The Poetry is in the p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