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文革陶铸的政治困境及其下台zt

 

　　 在中共党内陶铸以性格耿直，行为磊落，不怕得罪人，敢于且善于斗争而闻名。延安时毛泽东点评人物，说“陶铸额头上长出两只角，总是到处撞人”，又说“这个人做起事来大刀阔斧，也好放炮，浑身是刺。”（郑笑枫 舒玲《陶铸传》）语带调侃，不无赏识。1950年建政之初，广西剿匪工作不力，毛泽东指其“宽大无边”，犯有右倾错误，从武汉调陶铸入桂，代理广西省委书记，主持剿匪工作。陶铸不辱使命，大刀阔斧，宽严相济，剿匪和反霸并举，土改与建政同行，一举扭转被动局面，在规定的半年时限内胜利完成剿匪任务。

　　 剿匪归来，甫返武汉，陶铸再度接领毛泽东指令，南下广东，领导粤省土地改革运动。广东原本有叶剑英、方方主持工作，叶、方根据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工商业较发达的特点，制订的符合本土实际而较为稳妥的土改政策和措施，受到上级领导机关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毛泽东因而批评广东土改“迷失方向”，“一开始就犯了右倾的错误”，并认为广东“搞地方主义”。陶铸根据毛泽东对广东的批评精神，调整思路，以土改为压倒一切的工作中心，一面努力纠正叶、方的“右倾”错误，一面积极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依靠大军和南下干部，扎根串联，放手发动群众，在全省轰轰烈烈展开土改运动（郑笑枫 舒玲《陶铸传》），使广东土改步伐很快就赶上了全国节拍。

　　 诚然，在以左治国的年代，纠正一种所谓“错误倾向”，非左倾而不可，这就难免“矫枉过正”。陶铸在两广尤其是广东的作为，也不免有过“方法简单，处分面偏宽，挫伤了部分干部”之处，打击了一些在战争年代“支援过革命的开明士绅”。（郑笑枫 舒玲《陶铸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11月，228页）以至叶剑英后来不无情绪地说道：“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杨立《古大存沉冤录》）

　　 建国之初，陶铸两度临急受命，充当“钦差大臣”，履职两广，均审时度势，雷厉风行，打开局面，显示出其强悍的政治工作能力和卓有成效的地方治理水平，让毛泽东深感满意，为主政广东进而统辖中南奠定坚实基础。其后，陶铸一直立足南粤，认真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成为文革前毛最为信任依赖的地方大员之一。

　　 1964年年底在中央四清工作会议上，毛、刘因四清工作重点指向问题再次发生冲突。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看京剧《红灯记》，毛泽东对会上之事心有耿耿，对着陶铸忿忿不平地说：“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随后，陶铸夫妇应邀参加毛泽东寿宴，与毛围坐一席，而刘少奇等与其他大区书记排在另外两桌。（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只此一例，可见陶受信任，非同一般。

　　 1966年当毛泽东发动文革倒刘以重组中央权力时，陶铸脱颖而出，从地方进入中央，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顺理成章 。陶铸调任中央，除了能力和水平，另有一层因素，不可忽视，那就是历史上陶铸与刘少奇有过间隙。陶、刘初识于延安，整风时刘少奇负责审干事务，陶铸担任军委秘书长，一度成为“靶子”。柯庆施挨整，陶铸仗义执言，认为“刘少奇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对刘“敬而远之”。高岗事件中，陶铸“向刘少奇开了一炮，”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结下芥蒂。

　　 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政治局常委，“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成为第四号人物。（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在新的权力格局中，陶铸被安置在显要位置，除了制衡，他的“炮筒”作用在考虑之列，是不言而喻的。

　　 全会前夕，江青找到陶铸，告诉陶铸毛泽东将主持批刘、邓的民主生活会，希望他能带头发言，有所表现。在江青看来，以陶之受毛信任与重用，加上陶、刘之间曾经的芥蒂，陶铸顺水推舟应在情理之中。

　　 陶铸被打倒幽禁在家后，对曾志回忆说：“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 “我没有照他们的意图打头阵，甚至从头到我也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文革江青，尤其是文革初期，言行代表毛泽东。所以江青登门，是传达毛泽东的旨意。陶铸出人意外地予以婉拒。“没有照他们的意图打头阵”，“他们肯定不高兴”，这个“他们”，主要指的应是毛泽东。

　　 被期待的“炮筒”第一炮就“哑火”，毛泽东自然心有不悦。但尽管如此，以刚来中央不了解情况为由和托辞，也还说得过去，毛可以接受，加上对其6——7两个月的工作基本满意，所以没影响其后的提名常委。但在写出《炮打司令部》，公开与刘决裂之后，陶铸态度依然暧昧，立场不坚定，不仅批判刘邓表现不力，执行的还是原来刘邓的老一套，而且在关于文革运动发展一些重大问题上，如要不要党委领导、工矿农村开展文革、抓革命与促生产等，迟迟不能跟上毛泽东文革思想发展节拍，甚至坚持按照自己想法一意孤行。让毛泽东感到的恐怕远不是“大失所望”所能传达的了。

　　 陶铸何以如此？为何批刘邓态度暧昧，表现不力，迟迟不能跟上毛泽东文革思想发展节拍？

　　 请看陶铸自述：

　　 “解决高饶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找我谈了一次话，我承认自己在高岗问题上犯有错误，同时也谈了对刘的意见。刘少奇听后，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承认了他看人可能有些偏。”

　　 “经过这次谈话，我对刘少奇的观感有所改变。以后刘少奇去广州，以及我来北京开会，接触就比较多起来，对刘少奇的好感也就渐渐增加了。我觉得刘少奇这个人，有意见可以提，尽管我在财经会上放了炮，但是他不计前怨，还是找我谈心，待我不错，对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视和支持。尤其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

　　 至于“与邓小平的关系，那就更好了。” “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陶铸在中央工作的一切行为表现——执行刘邓路线、批刘邓不力、与毛泽东文革思想不合节拍等等，都在这段自述中，尤其是“一九五九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这句话中得到了解释。

　　 原来，陶铸不仅与刘少奇个人恩怨早已冰释，而且赞同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政策的观点。但很不幸，陶铸所赞同的刘的观点却正是与毛泽东相对，不合于毛泽东思想之处的，是毛刘矛盾冲突的根本原由，也是毛泽东要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的最初原故。

　　 带着这种认识，我们回放1966年的历史镜头，可以看到陶铸到中央的工作，尤其是八月之后，他其实是陷入到一种政治困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内心深处陶铸并不支持《炮打司令部》，因为文中所指“1962年的右倾”，在陶铸看来恰恰是正确的，当然更不认同打倒刘邓。刘少奇和邓小平等有错误，包括他自己也有错误，当然可以批评与斗争，可以降职与调离，但那种戴高帽挂牌子批斗涉及人身攻击侮辱不可以，彻底打倒更不可以，因为毕竟都是为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革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这是党内分歧与矛盾，应是允许存在，也是必然存在的，把党的内部矛盾激化上升为敌我矛盾，弄成水火不容，你死我活，这就走向了极端化、绝对化。不仅如此，以天下大乱的方式发动全国广大群众参与其中，这样的运动斗争方式陶铸是难以认同和接受的。

　　 但他又不能公开表示不赞成。毛泽东是党的主席，也是他衷心拥戴和敬仰的领袖。而运动是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打倒刘少奇是主席的意志和要求，必须遵循贯彻执行。

　　 一边是有遇于己的党的主席，一边是思想与感情都接近的刘邓（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面对选边站队，陶铸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斗争与冲突，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曾志66年9月从广州到北京后的一个观察，不难窥得一二： “陶铸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每当他坐下休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画来画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度来度去，眼神阴郁，面色铁青”，“心事重重”。（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陶铸必须执行毛泽东旨意，按照文革部署要求，对刘邓路线展开批判，但他正直磊落的性格让他又不能太多违背自己的良知，对自己的同志落井下石，做自认为不利于党和人民利益的不正确的事；几十年的政治经验也在告诉他，运动不能脱离党的领导，需要依靠党的组织，来保证各级党政机关正常运转，维持正常生产秩序与社会稳定。

　　 于是我们看到，批刘邓会上，陶铸一言不语，保持沉默；在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对待，安排国庆活动报道时，要求所有常委的照片都要见报，尽管此时刘邓的政治命运摇摇欲坠，危在旦夕；看到调人充实书记处，加强书记处工作领导，提出工矿农村开展运动应慎行，以不影响生产为前提；看到经济生产受到冲击影响时，出台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强调稳定生产的重要性；在安亭事件上，坚持中央不许成立跨行业群众组织的决定，不同意上海工总司成立的合法性。

　　 就这样，陶铸从原来自称“只左不右”（李锐《庐山实录》）的毛派，变成被指为“形左实右”的“保皇派”。陶铸所以如此，诚然是他内心经历了反复纠结与痛苦挣扎之后作出的自认为符合原则和正确的主动选择（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这种选择，看起来是遵循党性原则和良知所作的“对”、“错”选择，更深入地看，何尝不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人至深的“道”、“势”考量选择。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政治，“道”是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和价值系统的象征，“势”代表君主的权力与权威，在国家统治和社会治理过程中二者之间常常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儒家以“道尊于势”、“从道不从君”为主张和标榜，调处二者的矛盾与冲突。

　　 在现代，我们把最高权力看作“势”，把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正确政策主张和措施看作“道”，那么在中共党内，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既代表“势”又象征“道”，是“道、势合一”，二者的集合体。但到了大跃进失败之后的1960年代，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道”“势”出现分离，主席依然是“势”的象征，但“道”开始逐渐离其而去，不再具有往昔“道、势合一”的神圣。

　　 陶铸当时是否就有这种认识，我们不能确定，但从他所说“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可以肯定，他认为刘少奇的政策主张符合实际，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正确的，既为正确，打倒就缺乏正当性，不具有正义。如是，用当时“两条路线”话语，所谓的“刘邓路线”无疑具有了“道”的意味。这同时也就意味着，陶铸在中央，陷入到“道”“势”冲突困境，他承受着“从道”或“择势”的拷问与纠结，面对何去何从的两难选择。

　　 如同历代光明正大守正不阿的名臣一样，陶铸遵循良知，在“从道”与“择势”之间，选择了“从道”。（陶铸有言：不能再跟了，再跟下去，我在历史上就变成罪人了。见“对话杜导正”，《南方人物周刊》，因此被打倒下台。

        陶铸垮台的第一个明显信号出现在1966年11月28日。这天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江青发表讲话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没有陶铸，是疏忽，是遗漏？非也。江青讲话，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12册），是有意为之，在向外界发出信号，陶铸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人。果然，一些敏锐之士心领神会，很快各种不利于陶铸的消息就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在此之前，已有迹象显示陶铸头上出现了一团政治危机的乌云。据当时风头正劲、陶铸垮台后接任中央宣传主管的王力回忆，还在9月毛泽东就对陶铸流露出不满，认为陶铸用起来不那么顺心；10月中央工作会议所提出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针对的对象，就是陶铸（《王力反思录》 ）。而陶铸耿直的性格不忍于江青的颐指气使，为工作问题多次与江青发生冲突，甚至拍桌怒怼（《王力反思录》 ）。结怨江青，成为被打倒下台的催化剂。

　　 到了年底，陶铸垮台进入倒计时。12月27、28日接连两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批陶生活会，陈伯达被推为主要发言人（《王力反思录》）。陈伯达和陶铸以往有着“非常好的”私谊关系。陈伯达不善交际，自述： “如果说，我在党内有什么朋友的话，那陶铸同志就是我的一个主要的朋友。”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参见《王力反思录》）然而，陈却会上毫不客气地充当批陶主力，系统提出陶到中央工作以来所犯思想路线方面错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执行刘邓路线，之后，不但继续执行，而且继续推广刘邓路线，如陶铸所领导的中南局以“反右”、“抓黑鬼”精神层层部署，出现大量逮捕关押革命群众的事件。（《王力反思录》）

　　 历史在这里显出其吊诡和复杂性，需要稍施笔墨加以梳理与辨识。文革初期毛泽东驻住杭州，授权刘少奇领导运动。因运动的史无前例，又始于文教领域，刘邓遂根据几十年形成的党领导开展工作的传统做法，派出工作组，按照当年反右模式，将众多文教领域的权威人士作为斗争目标打成黑帮，把大批大专学校师生活跃分子当成右派进行揪斗。激怒了一大批已发动起来的包括红卫兵在内对官僚体制颇有积怨的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所指“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正此之谓也。

　　 陶铸作为书记处常务书记，执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邓指示精神，是组织原则，属执行错误。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陶铸萧规曹随，不改其非，既是思想认识原因，也与性格因素有关。坚持党对群众的领导，强调运动不能脱离党组织而自行开展，是陶铸对运动的基本看法，也是长期从事政治领导、主政一方获得的工作经验。陶铸性格的倔强执拗使其倾于坚持己见，自以为是的，贯彻到底，轻易不变。

　　 陶铸认为，发挥各级党组织领导作用，依靠平时争取进步而靠拢组织的群众骨干力量，是党领导运动的一贯做法与模式，需要维持与继续。所以，尽管刘邓业已挨批靠边站，但陶铸并不认为其做法错误，至于具体执行过程出现问题，则另当别论；更不认同把矛头指向党内，对准党委。因此，那些被“造反有理”鼓动起来大胆批评官僚主义、向党委造反的群众，自然而然被视为不良之徒，是聚众闹事，胡作非为，图谋不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当然就要打击镇压，当年反右不就是如此。

　　 从党的角度，陶铸这一做法没错，但从人民群众，从当时宪法赋予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权利角度，这一做法大可值得商量。因为在文革初期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定时段，由于党的主席为了一种特定政治的需要，赐予了人民群众某种自由（时间很短，不久收回），公民的宪法权利被激活，具有了当下的合法性。因此，当年那些被打成反党的右派言论，如今满街再现卷土重来，成为名正言顺的革命左派言行。也因此，坚持党的利益与维护群众的利益出现了冲突，坚持党的利益意味着压制群众利益，维护群众利益势必要削弱党的利益。此真所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时势在变，陶铸没变，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与时俱进，以至授人以柄，成为被批的口实。

　　 毋庸讳言，陶铸在这一问题上犯下错误。但尽管如此，不以一眚掩大德，在其他大的原则和是非问题上，陶铸大都是对的。道尊于势，从道不从君，陶铸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陈伯达在生活会上的长篇发言，系统批陶，令陶铸颇感意外（《王力反思录》）。此前对陶铸陈伯达曾私下打过招呼，陶铸或者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或者不以为然？而一经会上提出，就有了大不相同的意味与效应。陶铸没想到自己问题如此严重，深受打击，两人关系从此破裂。晚年陈伯达反思及此，心生愧疚。（《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其实，陈伯达与陶铸在关于文革的一些问题方面，如中央文革小组的定位，对安亭事件的态度，最初都能持相同的基本看法，只不过陈伯达性格软弱，遇事怯懦，左右摇摆，轻易改变主意，大多委曲求全，不能始终如一，与陶铸的耿直强硬坚定不移，迥然有别。这一区别不仅使批刘邓会和批陶会上两人有大不同的表现，形为鲜明对照，更让两种不同为人与品格立显高下。在今天人们或可以认为陈伯达趋炎附势，不够朋友，但更需要的应是反思党内斗争以鼓动朋友出面揭发来打击被批者意志这一做法，及其造致人际关系紧张恶化的现象。是次会上陶铸首次被戴上“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两顶大帽。（郑笑枫 舒玲《陶铸传》）

　　 陶铸命运岌岌可危。重压之下，见了林彪。陶铸与林彪私交甚好，是可以不经预约直接见林的少数人之一。在陶铸问题上少见林彪有何态度表示。这次会见，能看到的，是林彪以“被动被动再被动”忠告陶铸。（李德、舒云《林彪日记》（下））。

　　 真正最后一击、将陶铸打倒的是67年1月4日。这一天中央文革接见中南地区“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江青、陈伯达、康生宣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陶铸问题公开化，推向了社会。当天中南海门外的高音喇叭传出“打倒陶铸”的口号。周恩来当晚打来电话，嘱咐陶铸： “这几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休息，外面红卫兵正在揪你，不要惹出麻烦。”从此陶铸便失去了自由，不久被剥夺了原有的政治权利。（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中国排名第四的政治人物，就这样以莫名其妙的方式黯然离开了政治舞台。

　　 陶铸下台的方式的确蹊跷，难以捉摸——没有通过会议讨论，没有具体文字决议。有人根据毛泽东指斥陈伯达和江青的一节训话——“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人干的。”（《毛泽东年谱》第6卷，1966-1976）认为打倒陶铸是陈伯达和江青所为。未免肤浅。且不论此说发生在67年2月10日，居陶铸垮台1个多月之后，是为平息党内高层对不经中央会议讨论通过就打倒陶铸颇有不满，而发泄怒火，也不说陈伯达、江青是否具有资格和能力打倒一个常委，只看1月8日毛泽东召集会议，谈论陶铸时所说，就能看出明白，得出究竟。毛泽东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不老实。……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而如果真地认为陶铸不该打倒，在此之后到陶铸被批斗受折磨至病故，长达近3年的时间，何以陶铸问题没有任何解决？则进一步说明问题的实质。

　　 但历史沉淀之后仍有疑惑之处，让人难解其中意味。政治局批陶生活会结束翌日，即12月29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扩大会，“批评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年谱》第6卷，1966-1976）会后单独留下陶，与其谈话。毛泽东先是批评江青，说：“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接着说：“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并再次要陶铸早点离京下地方视察，呆上2、3个月时间。此前11月毛泽东就指示陶铸下到中南地区视察运动发展情况。陶铸因事缠身一直未能动身，便向毛泽东解释，安顿好工作过几天就下去。毛泽东与陶铸谈话“态度十分亲切”，没有任何不利于陶铸的迹象，让陶铸感到自己问题没那么严重，悬石落地，阴霾消散，一进家门就兴高采烈迫不及待地告诉曾志：“主席今天保了我。”（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然而，时间不过一周陶铸便失去了自由。这一周时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至让毛泽东改变了主意？或者如曾志所指出，陶铸太过天真，没有看出这一天是自己政治生命的回光返照？（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作为读史者，我们费尽猜详，不得其解，唯一能够知解的是，陶铸事件典型地反映了文革时期中央政治的云谲波诡与变幻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