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晚年心境

张学良自述其十六岁那年曾大病数月不起，由其父亲手下的基督徒军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王少源治好。他晚年承认，“他不仅医治了我的身体，也医治了我的心灵。”当时的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很多青年和学人聚集讲谈之地，张学良曾获王少源赠票，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聆听南开校长张伯苓的演讲《中国前途之希望》。此后，“青年会成为了我常常出入游玩之处。”在基督教青年会，张学良开始学英文和接触一些西化的知识分子以及一些英美朋友。

在张学良的思想中的另一面是传统的忠义观念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后来赴美后所作的《见证录》中，张学良坦承自己在大陆多地幽禁时期，始终以王阳明哲学著作和《明史》 为精神支撑点。

当然，张氏并非草木，而是性情中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就对来访的张严佛以“严加管束”为名的超期羁押表示沮丧和愤怒：

山居幽处境

旧雨引新寒

辗转眠不得

枕上泪难干

 

张学良读书，倒却并无书生气。长期在现实政治军事事务中周旋，女人堆里浸淫，使他对于一般人性，甚或人性的阴暗面似乎别有一番世俗的见解。他在访谈中告诉唐德刚：“所以这人呐，有些个事情你不知道底细，你没法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个事情…我现在常常说这么一句话，人就是一张纸蒙住脸，别把那张脸揭开，你要揭开了，那后幕就不定是怎么回事，你别揭开。” 这里有一种世事洞明的，很接地气的反思，无意中其实倒是具备了书斋学者所说的对人性的 “幽暗意识”。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张学良在宋美龄的影响下皈依基督。 张学良赴美以后回忆说，1953年，宋美龄造访他，问他在看什么书，他说自己在研究佛事，宋美龄当即说“汉卿，你又走错路了。”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张学良仍然在儒家和佛学中徘徊。1958年，张学良受蒋介石召见，仍承认自己正在“专看《论语》”。到1964年，张学良和赵一荻正式结婚并受洗。

既然“又走错路”，那又要走上“正道”才行。在宋美龄的关心和狂热信仰的感染下，逐渐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张学良和赵一荻夫妇慢慢“把宋美龄看成上帝的化身”，以及“把宋美龄对他们的关爱，看成上帝的关怀”。他的人生观也随之发生改变，以这首诗为例：

白发催人老

虚名误人深

主恩天高厚

世事如浮云

 

这个转换过程也可以作为又一证据，说明张学良的性格中容易被他人影响的一面——还可以考虑张对共产主义的兴趣和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暗中协助”及经济资助（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

唐德刚在《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代序《张学良自述的是是非非》中发现，张学良晚年在回顾自己的历史和作为的时候是“是非不定”的。他的口述中说自己“到南京的时候…真决心去死啊”，而在旁人的记载中，张学良并没有料到自己会真的被送上军事法庭，因而“大骂不守信用的政府。”傅斯年的一封密函中也证实张学良在法庭上大骂南京政府即蒋先生左右…谓蒋好而南京太坏，彼如在一日，必拥护蒋，亦必打到南京政府云云”。（见《少帅春秋》岳麓书社2017年）显然，张学良的晚年口述不可尽信---这一点唐德刚非常清楚，也适用于所有人。陈永发在写到张学良和西安事变之后对局势的判断时，也连用了两个“（张学良）万万没有想到”（《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1998年）。

张学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的激烈抗辩和后来的无可奈何的心境已经由多人目击，并不是靠自己晚年自称怀着赴死的决心就可以解释过去。晚年自称当初“决心去死”或者坚称无怨无悔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变得逻辑更为连贯，形象更为高大，而且避免了解释自己是否不幸误判的尴尬。如果他承认自己“并未料到”，则等于承认自己多次失算，也就必然进一步承认自己其实至少是后悔过，至少可能面对这样的诘问。如此一来，他的讲述也将变得过于复杂，而自称一开始就“决心去死”，而被囚禁和死刑相比反而像是值得感恩的宽大，也更符合他对蒋介石如何善待他的描述。

对于一个强者来说，承认自己误判和失算其实是一件很不愿意做的事情，不如打落牙齿往肚里吞，好汉充到底。所以，他们的夫子自道，往往是不能全信的。

张学良及其早年的一系列政治举动，当如唐德刚一样承认：“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 但其人似乎比较容易受到各种思潮和人物的影响和左右，在内心的坚定，执着，强硬，手段的老辣方面，作为公子哥儿的张学良比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江湖老手自然差得很远。自然，张学良易受影响，较为冲动这个缺点，在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眼里也是一览无余的，所以，不信他们的基督就是“走错路了”。

晚年的张学良已经不像早年那样热血澎湃，不再辗转难眠，也不愿再为了某种自我感动般的圣徒情结去卷入一些复杂的事情。二十世纪末的台湾媒体报道称“许是年事已高，又笃信基督，张学良个人对于世间各种名利恩怨，乃至历史往事，都不愿多谈。” （见《少帅春秋》岳麓书社2017年）

他可能希望既超越党争，也超越英雄归来的“虚名”。1991年，张学良对专程赴美邀请他回大陆访问的吕正操说：“…我一动就会牵涉到大陆和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意为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据窦应泰编著《张学良译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

时过境迁，心态改变，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曾经有过的反叛和对抗心理越趋向平缓，越不可能去批评蒋介石，但也不愿批评自己。张学良并不否认蒋介石对他“关切得很”，因而在1975年蒋逝世的时候以挽联的形式表达了这种矛盾的关系和心情：“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两者相抵，可能把两人的纠葛看作历史情境中不可避免的冲突最为明智。

九十岁以后，张学良的心境大概又有改变，“政见之争”也不过成了过眼烟云。他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觉得自己活得这么长都是很幸运的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人生感悟又进一层。他提到毛泽东，周恩来都说好话，提到蒋介石，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对他来说，长寿到此即已赚得太多，可以“其言也善”了。至少，看看杨虎城一家的下场，张学良真的没有资格再去批评什么。

曾到过位于北投半山上的的张学良幽禁地，现名“少帅禅园”的地方。幽禁地为始建于日据时期1920年代的“新高旅社”，自1960年代后成为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居所，但现在已经完全商业化。餐厅的噱头是张氏享寿百年，而他们钻研了张氏夫妇日常菜谱，提供“少帅套餐”和 “大帅府传套餐”， 另可在温泉里治疗慢性皮肤病和妇女病云云。有趣的是，少帅禅园的小册子把张学良描述为 “因为浓厚的国家民族使命感而历经了惊心动魄的时代变迁。”院内树木繁茂，木楼梯顺山势曲折而下，日式建筑分布在左右，精巧雅致。不过，一对资深基督徒夫妇的幽居处，身后却被冠以“禅园”供游客付钱泡脚及治皮肤病，多少显得不伦不类----这一切就不知少帅的在天之灵如何看待。

 

或许管你禅园也好，泡脚，治妇女病也罢，也都是“世事如浮云”罢。

 

补记：1.张作霖在北京政府执政期间实为中国总统，张学良有花花公子习气并不奇怪。

          2. 日本在中国的关东军加上各种军警宪特人员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已经多达10万，而且志在必得。东北军一半1931年前已经在关内，在关外的兵力又分散，张学良面对日军没有信心，也没有料到日本人敢真干。

          3. 外交方针由蒋介石最后定夺。蒋介石当年焦头烂额，日本确实不是他的priority， 只能忍辱含垢，静候无用的“国联”裁决。

 

（无聊原创闲文一篇，就不参与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