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左小腿的腿肚子上,有一个小小的疤痕,呈浅褐色,圆形的边缘非常齐整,疤痕摸上去有些凹凸感,不痛不痒。这个小疤痕自我有记忆起就在那里了,我原以为是胎印,后来特地问过母亲,母亲说不是胎记,而是我在婴幼儿时期有一次生病,用艾条熏/“治疗”时不慎被烫伤所致,我也由此从母亲口中得知了不少父母为幼时的我寻医问药的往事。
我出生时中国的文革正处于如火如荼的时期,那时全国人民都热衷于搞阶级斗争、串联、批林批孔、上山下乡,人们无心搞好生产建设,提高生活水平。在广阔而偏远的乡村地区,农民的生活普遍十分贫困,我的家乡坐落在粤北山区的重重大山深处,淳朴的乡民虽然日夜在贫瘠的土地上耕作,但依然是食不果腹,三餐难继。
我天生体弱多病,而且一病就是持续的高烧、抽搐、腹泻、呕吐等的大病,基本上隔三差五就会病上一场,父母捏着手上几张从牙缝里省下的银毫子,带着年幼的我奔波在乡村小诊所和县里的“大”医院间看病,常常是上午才从县医院回家,下午又因我高烧不退陷入半昏迷中而被焦急的父母带回医院看“急诊”。母亲说在我三岁以前我得过好几场大病,骨瘦如柴,那时家里的大人都担心我是否能平安长大成人。
在那个贫穷而缺医少药的年代,我们那个小地方还有一个“传统”,就是谁家的孩子尤其是新生儿得了病,最快捷最省钱的办法是请村里一个最有经验和名望的“老中医”,用当地最常见的“艾灸法”来为病儿驱病除痛。我的父母也曾多次把村里的“老中医”请到家里来为我“治病”,每次“老中医”把带来的自制艾条,就着灶火点燃,然后趁热迅速烫在我全身各处的“穴位”上,这时细皮嫩肉仅几个月大的我必定会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四肢乱挣扎,父母还得“配合”“老中医”按住我的手脚。我左小腿上的这个疤痕,就是有一次在“治疗”的过程中因我挣扎得太厉害,“老中医”不慎下手太重而导致的。
当然我自己对这些惨痛而又恐怖的经历毫无记忆,都是长大后母亲亲口告诉我的,从母亲平静的叙述口吻中,我听出了她因那个时代缺医少药而感到的无奈,也有她对“老中医”用艾灸土法救了我的小命而生出的敬佩。对此我内心与其说是震惊,倒不如说是庆幸自己死里逃生,至少不会像村里那几个不幸被“老中医”用艾条“治”哑了的人一样,一辈子都生活在聋哑的痛苦中。
故乡山清水秀、层峦叠嶂,白云深处无边的森林里,蕴藏着丰富的奇花异草,其中有不少是可以入药的。勤劳智慧的乡亲们,充分利用代代相传的草药知识,到田头地边和山上挖来花花草草,洗净晾晒,再捆成小扎,就成了有各种治疗功效的草药,如果大人小孩有个头疼脑热或者损伤出血的情况,家里就会对症下药,拿出几把草药,熬汤或捣碎,口服外敷,不过三几日,以上这些症状就会消减。我记得那时父亲常常去山里挖草药,因为山高林密路远,父亲挖完草药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了,有时甚至无法当天赶回家,只得在山里过一夜。
父亲采回来的草药,种类多样,颜色各异,长短粗细不一,有些据说很稀有很珍贵。此后经年,我的小病小痛都是喝父母采的草药治好的,记得有些草药的味道很怪,年幼的我不爱喝,父母就哄我喝一大口汤药再吃一小勺白糖,这招很管用,看在白糖的份上,我几乎每次都把草药喝光了,真正是良药苦口啊!
时光流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身体越来越好,上中学后就很少生病了,而几十年来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也使得故乡那个传统的“艾灸法”逐渐被淘汰,现在村里若有孩子生病,年轻的父母抱上孩子直接就去城里的正规医院就诊,当然也再没有艾灸“治”哑人的事发生了。
今天,在加拿大这个现代医学的发源地之一,如果我的孩子得了普通的感冒发烧咳嗽,这里的医生是不会随便开出处方药的,只会嘱咐病人多喝水多休息,说是靠自身免疫力对抗疾病的身体,才会更健康更可靠。
一个普通家庭寻医问药的故事,一段难忘的求医岁月,牵涉到几代人,横跨了太平洋,也许中西医的理念确实不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治病救人,而天下的父母,大致都是极爱儿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