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卷 错判 ·八

                   八、斯梅尔佳科夫不是凶手的推定

 

   “第一，这种怀疑是从哪儿来的呢？”伊波利特从这个问题开始讲起来。“第一个喊斯梅尔佳科夫是凶手的是被告，他从被捕的时候就喊，直到眼前审判为止没有提出一个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指控——不仅事实，连合乎常理的类似事实的根据也没有提出来。接着支持这种指控的只有三人：被告的两个兄弟和格鲁申卡女士。但是被告的哥哥只是今天在无可置疑的精神错乱和谵妄发作的情况下才宣布自己的怀疑的，而在此之前整整两个月中间，我们确切知道，他完全赞同他弟弟是凶手的观点，对这种观点连反驳也没反驳过。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要专门来谈。其次，被告的弟弟刚才对我们宣布他丝毫没有任何事实证明自己认为斯梅尔佳科夫是凶手的观点，他只是根据被告的话和‘脸上的表情’得出这一结论的。不错，这一强有力的证据，他弟弟刚才重复了两次。格鲁申卡女士的证据甚至可能更加有力：‘被告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好了，他这个人不会撒谎。’上面就是十分关心被告遭遇的三个人所提出的全部事实证据。然而对斯梅尔佳科夫的指控却流传过，有人支持过，至今仍有人支持。这种指控能够相信吗？是可以想象的吗？”

   讲到这里，伊波利特认为有必要稍稍勾画一下“因精神错乱结束其生命的”已故斯梅尔佳科夫的性格。他认为他是个低能儿，略有一些知识，被他的智力所不能理解的一些哲学思想弄得胡里胡涂，被一些关于义务和责任的当代学说吓破了胆；在实践上，已故主人——也许还是他的生父——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荒淫无度的生活在向他示范；而在理论上，主人的长子 1伊万则不断跟他谈些奇怪的哲学思想——伊万先生也许由于无聊或者由于找不到更好的发泄讥讽的场合，很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消遣。“斯梅尔佳科夫亲口对我谈过他在主人家里最后几天的精神状态。”伊波利特解释说。“这也有其他人的证明。被告，被告的哥哥伊万乃至于仆人格里戈里，也就是说对他理应了解得极多的人都证明着这一点。另外，饱受癫痫折磨的斯梅尔佳科夫‘胆小得像母鸡’。‘他倒在我的脚下，吻我的脚。’被告在没有意识到这种说法对自己多少有些不利的时候对我们说。‘这是一只患癫痫的母鸡。’这是被告对斯梅尔佳科夫的独特形容。于是被告——有他的口供为证——就选定他做自己的代理人，恐吓他，使他终于肯充当他的间谍和密探。在充当家里眼线的时候，斯梅尔佳科夫背叛了主人，向被告报告了装钱的大信封以及敲开主人房门的暗号。而且他怎能不报告呢！‘他会打死我的，我看得出来，他会打死我的。’——这是他在预审的时候说的，尽管恐吓他的折磨者当时已被捕，已不能再来惩罚他，可他连在我们面前还仍然吓得哆哆嗦嗦的。‘他每时每刻都在怀疑我，我吓得提心吊胆，为了熄灭他的怒火，我急忙向他报告各种秘密，以便使他看到我在他面前是无罪的，放我一条生路。’这是斯梅尔佳科夫亲口说的，我记录下来了：‘有时他一喊，我就跪到他面前。’这个青年生性诚实，有一次把主人丢的钱捡到还给了主人，因此得到主人的信任，可以肯定，不幸的斯梅尔佳科夫一定因为背叛了主人而深感悔恨，因为他像爱恩人一样爱自己的主人嘛。据对此病深有研究的精神病专家说，受到癫痫严重折磨的人总是倾向于不断的当然也是病态的自我谴责。他们总觉得自己在什么问题上以及在什么人面前‘有罪’而痛苦，甚至会无缘无故地自责，夸大乃至臆造出许多罪名来折磨自己。这样一个主体由于胆小并遭到恐吓真的成了罪犯了。此外，他还强烈地预感到眼前的局面后果堪忧。当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长子伊万在灾难爆发前要去莫斯科的时候，斯梅尔佳科夫曾求他留下，可是他由于生性怯懦没敢断然把自己担心的事情明确提出来。他只是暗示，但暗示并未被理解。必须指出，他是把伊万看成自己的保护者的，而且认为只要他在家，家里就不会出事。请大家回忆一下米佳在那封‘醉’信里所说的话吧：‘我要杀死老头子，只要伊万离开就可以办到。’因此，伊万的存在使许多人都觉得是家中安宁的保障。可是他走了；斯梅尔佳科夫在少爷走后立即（几乎才一个小时）就犯癫痫倒下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里必须提醒各位，饱受恐惧和绝望折磨的斯梅尔佳科夫近来特别‘感到癫痫可能于近期发作——癫痫以前也常常因为他精神紧张、心情激动而发作过。发作的日期和时刻当然是不能预测的，可是发作的可能性却是每个癫痫患者都能感受到的。医学就是这么说的。且说伊万刚一离开家，斯梅尔佳科夫便担心无人保护，他怀着这种心情进地窖去拿什么。他一边下梯子，一边想：‘会不会发作？要是马上发作怎么办？’正是由于这种心情、这种疑心、这种问题，经常出现在癫痫之前的喉咙痉挛发作了，他失去知觉，一头栽到地窖下面。对于这种非常自然的偶然现象，有人却挖空心思认为它可疑，认为是斯梅尔佳科夫故意假装的！如果说是故意假装的话，那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假装？出于什么打算，怀着什么目的？我且不谈医学，据说科学胡扯，科学结论是错误的，医生区别不出真假病人来，就算如此吧，就算如此吧，可是请回答我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假装呢？是不是他已立意杀人，因此要用所出现的癫痫发作事先尽快吸引家里人注意自己呢？陪审员先生们，各位都看到了，在案发的这夜，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家里一共出现过五个人：首先是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自己，可是他不会自己打死自己，这是显然的；第二个人是仆人格里戈里，他就是险些被打死的人；第三个人是格里戈里的妻子、女仆马尔法，可是把她想象为杀死主人的凶手简直令人害臊；这样，就剩下了两个人了：被告和斯梅尔佳科夫。既然被告要使人相信人不是他杀的，那么杀人者就一定是斯梅尔佳科夫咯，没有别的出路，因为找不到别人了，没有别人可被怀疑是凶手了。因此，这就是对昨天自杀身亡的白痴‘颇有心计’而理由充足的指控来源！仅仅是因为再找不到别人可被指控为凶手了！假如还有另外一个人即第六个人有丝毫可疑之点的话，我坚信连被告也会耻于指控斯梅尔佳科夫，而去指控这第六个人，因为指控斯梅尔佳科夫是这一血案的凶手实在荒唐透顶！

   “先生们，让我们撇开心理学，撇开医学，甚至撇开逻辑，让我们只看事实好了，那就让我们看看事实会告诉我们什么。假定杀人者是斯梅尔佳科夫，那么他是怎么杀的？是一个人单干还是跟被告合谋？让我们先看第一种场合，即斯梅尔佳科夫单独作案。当然，杀人总是有原因、有所图的。可是被告所有的杀人动机，即仇恨、嫉妒等等，他都没有，他要杀人只能是为了钱，为了得到他亲眼看到主人放进大信封里的那三千卢布。于是他在立意杀人之后便把有关钱的全部情况——信封放在何处、上面写的什么、系的什么——以及敲开主人房门的暗号全都先告诉一个跟此事极有利害关系的人即被告。那么他这么做是为了直接暴露自己呢，还是为了找到一个进屋去夺取这个大信封的竞争者？不错，人们会说他是害怕才告诉的呀。然而这又做何解释呢？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竟肯把全世界只有他一人知道、他不说全世界无人能想到的这种消息告诉别人。不，一个人，不管他如何胆小，既然已立意做这种事，那他起码就无论如何不会把大信封和敲门暗号告诉别人，因为这意味着事先完全暴露自己。假如一定要他报告消息的话，他会编些谎话蒙混过去，而关于这种消息他是决不会讲的！相反，我再重复一句，假如他不提到钱的话，那么后来他杀了人，把这些钱据为己有，起码全世界永远也不会有人指控他图财害命，因为这些钱，除他之外，无人见过，谁也不知道家里有这些钱。即使有人指控他的话，那一定也会认为他有其他犯罪动机。可是这些动机事先无人注意到，相反，人们都看到他受到主人宠爱，深得主人信任，当然是最后一个怀疑他，首先怀疑的当然是有杀人动机的人，自己喊出这种动机的人，不隐瞒这种动机的人，暴露在大家面前的人，一句话，首先会怀疑被害者的儿子米佳-卡拉马佐夫。斯梅尔佳科夫杀人抢钱，而受指控的却是米佳-卡拉马佐夫——这对作为凶手的斯梅尔佳科夫当然是有利的吧？可是斯梅尔佳科夫立意作案之后却事先把钱、信封和暗号通统告诉了这个米佳-卡拉马佐夫——这合乎逻辑吗，这可以理解吗！

   “斯梅尔佳科夫蓄谋作案的日子到了。于是他就假装癫痫发作从梯子上摔下来，为什么这么干呢？第一，当然为了使要治病的仆人格里戈里看到家里无人守护，也许推迟治病，自己来守护；第二，当然为了使主人看到无人守护他，他怕儿子闯进来（他不掩饰这一点），而加倍小心提防；最后，这是主要的，当然是为了把癫痫发作的他从厨房（他总是单独住在这里，而且有自己专用的出入口）挪进厢房的另一侧去跟格里戈里住一个房间，中间只隔着一个屏风，他的床跟他们的床相距只有三步。只要他的癫痫一发作，主人和好心的马尔法就吩咐这么做，从来如此。他躺在屏风后面，他准是为了装得更像，当然就开始呻吟，也就是说通宵吵醒格里戈里夫妇（据格里戈里夫妇的证词，情况正是这样），——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夜里更方便起来去杀死主人吗？！

   “不过也许有人会说，他假装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把他当成病人，对他不加注意，而把钱和暗号告诉被告，目的则是使被告受到诱惑自己去杀人，等他杀了人，把钱抢走，也许还会弄出响声，惊动人们，你们瞧，这时斯梅尔佳科夫才起来去——可是去干什么呢？就是去第二次杀死主人，去再抢一次已被抢走的钱。先生们，你们认为可笑吗？可我做这种推测却感到害臊，可是，各位请看，被告肯定的正是这一点：他说他打倒了格里戈里，惊动了人，离开以后，斯梅尔佳科夫起来，去杀了人，抢了钱。我且不谈斯梅尔佳科夫怎么能了如指掌，预先算计到：气疯了的儿子只是来恭恭敬敬地往窗户里瞧瞧，掌握着进门的暗号，却不进门，把全部猎物留给斯梅尔佳科夫！先生们，我严肃地提个问题：斯梅尔佳科夫作案的时间在哪儿？请把这个时间指出来，因为没有作案时间是不能指控的。

   “‘也许癫痫是真的。病人忽然醒来听到喊声出去了。’那结果会怎样呢？他看了看，就对自己说：‘去把主人打死吧？’可是他怎么会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他一直是失去知觉躺在床上的嘛？不过呢，先生们，幻想也该有个限度嘛。

   “精明的人会说：‘那么，假如是两人合谋呢，两人合伙杀人一起分钱，这不可能吗？’

   “这种怀疑的确重要。第一，可以立即找到可靠的罪证来证实：一个去杀人，承担一切操劳，另一个躺在床上假装癫痫——其目的就是事先引起大家怀疑，使得主人和格里戈里提高警觉。奇怪，两个同谋犯出于什么动机才能想出这样一个糊涂计划来呢？但是从斯梅尔佳科夫方面来说这也可能不是积极的合谋，而是所谓消极被动的合谋：可能斯梅尔佳科夫害怕，只是同意不反抗作案，他怕将来会受到指控，说他没有喊，没有反抗，纵容人杀了主人，因此事先请得米佳-卡拉马佐夫允许他在这段时间假装癫痫躺在床上，‘你愿意杀就杀好了，跟我无关。’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癫痫发作一定会惊动家里人，米佳-卡拉马佐夫看到这一点，怎么会同意呢。可是我要退一步说，就算他同意了，那么，结果米佳-卡拉马佐夫是直接凶手，是主犯，而斯梅尔佳科夫只是消极的参与者，而且甚至不是参与者，只是由于害怕而违反自己意志的纵容者，法庭一定能加以区别，可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怎样呢？被告刚被逮捕，便马上把罪名推到斯梅尔佳科夫一个人身上，他只指控他一个人。不是指控他合谋，而是指控他一个人干的。说是他一个人干的，是他杀了人，抢了钱，是他作的案！这算什么合谋呢，两人合谋一个人马上就开始往另一个人身上推——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的。请注意，这对米佳是很冒险的：他是主要凶手，斯梅尔佳科夫不是主要凶手，只是胁从，躺在屏风后面，而他却把罪名推到躺着的人身上。而那个躺着的人可以发怒，而且只是为了自卫也会尽快把真相揭露出来：他会说，‘两人都参与了，可是我没有杀人，只是由于害怕被迫允许了，纵容了。’斯梅尔佳科夫能够明白法庭马上就能区别出他的犯罪程度，从而他可以指望得到比把罪名推到他一个人身上的主犯轻得不可比拟的处罚，假如要受到处罚的话。这样，他就会被迫自首。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斯梅尔佳科夫并没有提合谋的事，尽管凶手在坚定不移地指控他，而且一直说他是唯一的凶手。不仅如此，斯梅尔佳科夫还对预审员承认装钱的大信封和敲门暗号是他自己告诉被告的；没有他，被告什么也不会知道。如果真是同谋的话，他会那么轻易把这点——即他自己把一切告诉被告——供认给预审员吗？相反，他会矢口否认，而且一定要歪曲事实，隐瞒事实。可是他没有歪曲事实，也没有隐瞒事实。只有无罪的人，不怕被指控为共犯的人才能这么做。他由于癫痫和家里突然爆发的灾难造成的忧郁症昨天上吊身亡了。他吊死以后，留下了一张纸条，用他的独特语言写道：“我心甘情愿结束自己的生命，请勿怪罪任何人。”他加一句凶手是我不是卡拉马佐夫并不难，可他并没有加。有良心做一件事，没有良心做另一件事？

   “再说说刚才法庭收到了三千卢布现钞，伊万先生说：‘这就是原先装在物证桌上的那个大信封里的钱，是昨晚从斯梅尔佳科夫手里得到的。’陪审员先生们，各位还记得刚才那忧郁的场面。我不想重复细节，我只想挑两三个最不起眼儿的想法讲讲，因为不起眼，所以不是所有人都想得到，容易被忽略。第一，斯梅尔佳科夫昨天由于受到良心折磨交出了钱，上吊自杀了。（因为不受到良心折磨他是不会交出钱来的。）而且当然是昨天晚上第一次向伊万-卡拉马佐夫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伊万-卡拉马佐夫也是这么说的，否则他为什么沉默至今？那么，他既然承认了，为什么在临死前留下的纸条里不把全部真相告诉我们呢？他知道第二天要对无辜的被告进行审判嘛。只是钱还不足以证明什么嘛。例如我，在这个大厅里还有两位先生，一星期前就纯属偶然地得知这样一个事实：伊万-卡拉马佐夫派人去省城兑换了两张年息五厘的期票，两张期票各为五千卢布，共兑得现金一万卢布。我只是想说在这个期限里谁都会弄到钱，拿来三千卢布还不一定能证明这就是哪个抽屉或哪个信封里的钱。最后，伊万-卡拉马佐夫昨天得知真正凶手这么重要的消息，竟会安之若素。他为什么没有立即报案？他为什么拖延到第二天上午？我认为自己有权猜测为什么：他一个星期以来一直身体不好，他自己向医生和亲朋好友承认他看到幻影，说他常遇到一些已死的人；在震颤性谵妄发作的前夜（正是今天发作的），他突然得知斯梅尔佳科夫自杀的消息后，便忽然产生了如下想法：‘人已死了，可以说是他干的，把弟弟救出来。钱我有，拿出一沓子，说是斯梅尔佳科夫临死前给我的。’各位会说这不诚实；尽管诬陷死人，但说谎是不诚实的，即使是为了拯救弟弟？那么，假如他是无意识地说谎呢，假如他的想象就是这样呢，因为他正是知道斯梅尔佳科夫突然死亡之后才彻底精神失常的呀。各位看到刚才的场面了，看到此人处于什么状态了。他是站着说话，可是他的头脑清楚吗？在这个震颤性谵妄患者提供完刚才的证词之后，卡佳女士就提交了一份文件——被告在作案前两天所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被告事前描述了详细的作案计划。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寻找犯罪计划和他的制订者呢？这份计划里写的全都丝毫不差地实现了，而其实现者不是别人，正是它的制订者。是的，陪审员先生们，‘做的跟写的一样！’他决不会恭恭敬敬、胆战心惊地从父亲的窗口跑开，况且他还坚信自己的情人眼下就在父亲屋里呢。不，说他没进屋是荒谬的，不对的。他进去了，而且做完了要做的事。他大概是一看到仇人和情敌，便心头火起，把人杀了；也许是用手中的铜杵一下子结果了父亲的性命。经过仔细搜索之后，确信他的情人不在这里，可是他没有忘记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把装钱的信封拿出来——被撕破的信封如今就放在物证桌上。我说这话的目的是请各位注意这样一个在我看来极为值得注意的情况。假如这是一个有经验的杀人犯而且是图财害命的话，他会把信封扔到地板上，像发现时的那样，扔在尸体旁边吗？假定是斯梅尔佳科夫图财害命干的，他会干脆连钱带信封全拿走，根本用不着在被害人尸体旁边拆信封，因为他确切知道信封里有钱——是当着他的面儿装进去封起来的嘛；假如他把信封带走，那就无人知道是图财害命了。陪审员先生们，我要问问各位，斯梅尔佳科夫会这么做吗？会把信封扔到地板上吗？不，只有狂怒的杀人犯才会这么做，这时他已不能周密思考，他不是窃贼，迄今为止从未偷过任何东西，眼前他从被褥下面掏出钱来，也不认为是在偷东西，而认为是从贼手里取回自己的东西——因为米佳-卡拉马佐夫对于把他弄成躁狂症的这三千卢布正是这么看的。且说他抓起信封——这信封他从未见过，所以要拆开证实一下里面是否有钱，然后就揣着钱匆忙逃走了，甚至忘了考虑把撕破的信封扔到地板上会留下揭露自己的极有力的罪证。这一切都是因为作案者是卡拉马佐夫而不是斯梅尔佳科夫，没有深思熟虑，而且他哪儿能顾得上这些呢！他仓慌逃跑，听到了追他的仆人的喊声，仆人抓住他，不放他，他用铜杵把仆人打倒。被告出于怜悯从墙上跳到仆人身旁。请大家想想，被告忽然要叫我们相信，他跳下来是出于怜悯，是出于同情，想看看是否能够给他一些救护。这种时刻是表现同情的时候吗？不，他跳下来是为了弄清楚他的罪行的唯一见证人是否还活着。任何其他情感，任何其他动机都是不自然的！请注意，他在格里戈里身边忙活着，用手帕给他擦头上的血，确信他死了，这才心慌意乱，满身是血，又跑回情人的家里——他怎么没有想到他满身是血，马上就会被人发现呢？被告自己告诉我们他甚至没有理会自己满身是血。这是可以接受的，这是很可能的，在这种时刻罪犯都是这样。在一些问题上精明透顶，在另一些问题上则考虑不周。不过他当时想的只是她在哪儿。他需要尽快知道她在哪儿。于是他跑到她的住处，得到了一个使他颇感意外、大为震惊的消息：她到莫克罗耶去会‘无可争议的’‘旧情人’去了。”

 

附注：

1. 伊万是费奥多尔的次子，这里检察长又弄错了，也许是作者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