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璞集
先连载陈殿兴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罪与罚》，然后再介绍他写的俄国作家的爱情故事。
【纪实小说】
此恨绵绵无尽期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
陈殿兴
1910年10月27日晚上十一点半，托尔斯泰上床睡了，半夜两点多的时候醒了。像前几天夜里一样，他听到了开门声和脚步声。前几夜他没有去看谁开门，这一次他去看了一下，从门缝里看到书房里有灯光，并听到沙沙声。这是夫人在书房里找什么，可能在找遗嘱。前一天她请求丈夫不要关门，因而他的两扇门是大开的。这样，她可以听到他的任何轻微的动静。于是不管白天黑夜，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她的监视之下。后来又有脚步声和小心翼翼的开门声，她走过去了。不知为什么这引起了他难以忍受的厌恶和愤慨。他想入睡，但睡不着。翻来复去折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于是他就点上蜡烛坐起来。夫人打开门走了进来，问了问他的健康情况，并且对他点亮蜡烛感到吃惊……这使他更加厌恶和愤慨，他呼吸急促，数了数脉搏——97次。不能再睡了。这样，他就下了出走的决心。他给夫人写了一封信。然后就去唤醒医生杜尚[1]、夫人的秘书瓦里娅和女儿萨莎，告诉他们要出走，请他们替他打点行装......
终于一切都准备妥当了。行李搬到了马车上。
萨莎跳到马车踏板上吻了一下父亲，说：
“一路平安！”
“再见了，亲爱的，”托尔斯泰说。“我们很快会见面的。”
托尔斯泰夫人差不多整夜没睡，十一点才起床。她觉察到家里的气氛有些异样；不见托尔斯泰，便问萨莎：
“爸爸在什么地方？”
“走了。”
“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萨莎说着，把爸爸留下的信给了她。
信上写道：
“我的出走将使你伤心。对于这一点，我是很遗憾的，但是请你理解并且相信：我不能不这么做。我在家里的处境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了。除去其他原因外，现在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过奢侈豪华的生活；我的做法跟我这种年龄的老人通常所做的一样，就是避开世俗生活，离群索居，在僻静的地方中度过残生。
“请理解我这一点；如果你打听到我的去向，也不要来找我。你来只会使你我的处境变得更糟，而且也决不能改变我的决定。感谢你跟我忠实地生活了四十八年。请宽恕我在你面前所犯的一切过错；我同样也真诚地原谅你在我面前可能有过的一切过错。我劝你要安于我的出走给你造成的新处境，并且不要对我抱有恶感。假使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那就请你告诉萨莎，她会知道我的地址的，并且会把必要的事转告我。我的地址，她是不会讲的，因为她答应过我不告诉任何人。
列·托尔斯泰
“又及：我已经委托萨莎收拾我的东西和手稿，并且转寄给我。”
托尔斯泰夫人读完信，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了丈夫，尤其是发生了这件事以后，已完全不可能再生活下去了，痛不欲生，把信扔在地板上，喊道：
“已经走了，确实走了，再见吧，萨莎，我不活了。”说着就向外跑去。
萨莎大声呼唤布尔加科夫[2]，要他去追母亲。母亲只穿一件连衣裙就跑出去了。她跑到院子里，沿着花园向中间的池塘方向跑去，她决定跳到池塘里了此一生，因为她知道，不久前一个小姑娘和她的小弟弟在那里淹死了。眼看布尔加科夫落在她后面了，萨莎拼命飞跑，横截过去。但还是没能追上她。当萨莎跑到人们常在那里洗衣服的小桥时，夫人在又湿又滑的木板上滑倒，摔到水里去了。幸好那儿水不深，她被很快救了上来。
萨莎给哥哥姐姐发了电报，哥哥姐姐都回来了。孩子们给妈妈请来了精神病医生，还请来一个护士守护她。托尔斯泰夫人一连五天不吃不喝，也不觉得饿，只是渴得慌。到了第五天晚上，女儿塔尼娅劝她喝了一杯咖啡，说她这么弱，如果接到爸爸来信叫她去她也去不了啦。
除了老大谢尔盖，亲人们都不赞成托尔斯泰的行动。除了老四米哈伊尔，大家都写信劝托尔斯泰回来。
夫人的信最动人心弦。她写道：
“廖沃奇卡，亲爱的，回家来吧。你救救我，别让我第二次自杀吧。廖沃奇卡，我终生的朋友，你希望我做什么，我一定做什么，我将抛弃一切奢华，我们一起友好地对待你的朋友们，我将去治病，我会温顺的......
“所有的孩子都在这里，但是他们那种过于自信的武断是帮助不了我的。我需要的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你的爱，我一定要见到你。我的朋友，请允许我哪怕向你告别也行，哪怕让我最后一次对你说我是多么爱你也好。你唤我去吧，或者你自己回来吧。请饶恕我，廖沃奇卡，我一直在寻找你，呼唤你。我的心里是多么痛苦啊！”
家里人都猜到托尔斯泰是到妹妹的修道院去了。夫人让老三安德烈到沙莫尔金诺修道院劝父亲回来。
托尔斯泰的确由医生杜尚陪同在谢基诺车站乘上午八点火车，在戈尔巴切沃转车，经过一天颠簸，晚上八点到了奥普季纳修道院客栈，住了一宿。在这里，托尔斯泰口授了最后一篇论文——《有效的手段》，然后乘马车去妹妹所在的沙莫尔金诺女修院，下午六点到达。外甥女丽莎恰巧在那里作客，她们母女俩都理解并同情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感到欣慰和愉快。托尔斯泰已在附近农村租了一个住所，准备住下来。
10月29日，切尔特科夫[3]派秘书谢尔盖延科送来他给托尔斯泰的信，切尔特科夫在信里对托尔斯泰的出走表示肯定和支持。他在信里说：
“我不能不写信对您说明您的出走对我来说是多么快乐。我的全部身心都感觉到您应该做出这样的行动。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已形成的环境下继续生活下去，对您是很不好的。我相信您早就该走了；您怕这样做是‘为了自己’，为了使这次行动的基本动机里没有自私的成分，您拖延得够久了。您今后一定会意识到在新的环境里您将平静得多，快乐得多，轻松得多。您不应该忐忑不安，没有精神上的喘息是不可能生活的；我深信，您的出走大家都感到好些，首先会使索菲娅·安德烈夫娜感到好些，不管这件事表面上对她影响如何……”
10月30日，萨莎赶来，带来妈妈、哥哥、姐姐的信。得知夫人曾企图跳水，托尔斯泰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但他没有别的选择。考虑到妻子儿女随时都可能追来，托尔斯泰便决定离开这里，乘火车到南方去。他给夫人写了一封信，劝她好自为之，不要再找他。信里说：
“见面尤其是回去，目前是不可能的。正如大家所说，这对你极其有害，对我则十分可怕，因为我现在的状况由于你的激动、发怒和病态也可能变得更坏。我劝你接受已经发生的一切，适应一时还不习惯的新处境，而主要的是就医。
“要是你不爱我但还不恨我的话，那就应该稍稍设身处地地替我想想。要是你能做到这一点，你就不仅不会责备我，而且还会帮助我寻求那种合乎人性要求的宁静生活，就会克制自己来帮助我，而不是希望我现在回去。你现在的心情，你想要自杀的企图，都说明了你已丧失了自我控制能力，这一切使我看到现在回去是不可思议的。除了你自己，谁也不能使你的所有亲人、我而主要的是你自己摆脱现在所遭受的痛苦。请努力不要把精力放在实现自己的愿望即要我现在回去这件事情上，而是要努力安抚自己，安抚自己的心灵，这样你就会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在沙莫尔金诺和奥普季纳修道院住了两天，现在即将离开。这封信，我将在路上寄出。我不能告诉你到什么地方去，因为我认为分居对你和对我自己都是必要的。不要以为我出走是因为不爱你。我爱你，而且真心实意地怜悯你，但我不能有别的选择......
“再见吧，亲爱的索尼娅，愿上帝保佑你。人生不是儿戏，我们无权随意虚度它。而用时间长短来衡量它，也是不明智的。也许我们还能活的几个月比我们活过的那几十年还重要，我们应当好好地度过它。 列·托。”
10月31日，凌晨四点，托尔斯泰给妹妹写了一封告别信，就匆匆出发了。他甚至没等找到第二辆马车，自己跟杜尚坐找到的那辆车先到科泽尔斯克车站去了。萨莎和瓦里娅找到另一辆马车后，坐车赶到车站。买好票，上了车，车就开了。托尔斯泰决定先到新切尔卡斯克找杰尼先科先生（妹妹小女儿列娜的丈夫）；如果能弄到护照，就从那儿上保加利亚托尔斯泰侨民区去；要是弄不到护照，就到高加索去。
车厢里的人认出了托尔斯泰，转眼之间消息传遍了全列车。许多好奇的人赶来看他。列车员招待十分殷勤，他们把托尔斯泰安排在一个小单间里，帮助萨莎给托尔斯泰煮燕麦粥，赶走那些好奇的人。
三点多，托尔斯泰浑身发冷，喊萨莎。萨莎来给他盖得暖和些，试了体温，发烧。
火车进站停车时，萨莎下车打来开水。杜尚说，给病人喝点带酒的茶也许会好些。但是，喝完了，托尔斯泰继续打寒颤，体温又升高了。
萨莎跟杜尚商量，决定不往前走了。晚上八点来钟，火车开到阿斯塔波沃车站，托尔斯泰一行决定下车。下车后，杜尚请站长帮助找个住处。这里没有旅馆，站长劝他们住在他家里。
托尔斯泰穿过候车室时，人们聚拢过来，脱帽向他致敬，他吃力地把手举到帽沿回礼。
托尔斯泰刚被脱掉衣服安顿到床上，就昏迷过去，左半边脸和手脚抽搐起来。车站医生来给他打了强心针，他就睡着了，两个小时后恢复了知觉，决定休息一下，明天再继续往前走。
11月1日，托尔斯泰口授由萨莎执笔给谢尔盖和塔尼娅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希望并且深信你们不会因为我没有叫你们来而责备我。如果我叫你们来，而不叫妈妈来，她会很伤心的，其他兄弟也如此。你们要好好理解我叫切尔特科夫来的意思......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我最后四十年所从事的事业。这个事业不仅对我个人重要，我认为（不管是对是错）它对一切人，包括你们也都很重要。.....
“再见了，你们要尽力劝慰妈妈，我对她怀有最真诚的怜悯和爱。”
11月2日，托尔斯泰从早晨起体温慢慢升高，出现咳嗽现象。痰里有血，是肺炎。
当天下午五点，杜尚收到一封电报，说托尔斯泰夫人带安德烈、米哈伊尔以及医生等将乘特快列车赶来。
11月3日，医生尼基京以及托尔斯泰想见的媒介出版社负责人戈尔布诺夫和钢琴家戈利坚维叶泽尔[4]来了。托尔斯泰跟戈尔布诺夫谈小丛书《生活之路》的出版问题，谈了很长时间。
同一天，夫人和几个子女赶来了。医生跟大家商定，为了不使托尔斯泰激动，只允许谢尔盖和塔尼娅去看他。托尔斯泰见到两个孩子很高兴，一再询问夫人的情况，他担心他去世后人们会把夫人想得很坏，他含着眼泪说：“我们本来可以把事情处理得好一些。”
托尔斯泰夫人感到非常痛苦。她在《自传》里回忆说：“一些生人和外人守护在我的丈夫的周围，而他的妻子，跟他共同生活了四十八年的我，却不允许见他。房门从里面锁着，我想从窗户上看我的丈夫一眼，窗上却挂着窗帘。有两个护士被吩咐看着我，紧紧抓着我的胳臂不允许我动弹。这时托尔斯泰召唤我们的女儿塔尼娅进去，打听我的情况，他一定认为我还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对他的每个问题，我们的女儿都对他说：‘我们别谈妈妈啦，这会使您太激动。’他说：‘哦，没关系，这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他还对她说过，虽然已经吐字不清了：‘给索尼娅（托尔斯泰对妻子的爱称）造成了大量麻烦。我们把事情搞糟了。’
“我求每个人告诉他我来了，可是没有人肯这么做。很难说谁应该对这种残忍行为负责。人们都怕激动会加速他的死亡。医生也是持这种观点。谁能说得准呢？也许让我们见面，由我来护理，会挽救他的生命呢，因为他已习惯我的护理方法了。在他给我的一封信里（此信不久前我已公布），他说过我不在身边他怕得病。”
11月4日，托尔斯泰几乎失去了知觉。他一会儿说胡话，想解释什么，一会儿静静地躺着不动。他说胡话，很难听懂他说什么。
“探索，探索。”他忽然很坚定地说。
这天晚上，瓦里娅走进进房间时，他忽然在枕头上稍稍抬起头，伸出手来，高兴地喊道：“玛莎！玛莎！”他以为是二女儿进来了，其实他的二女儿玛莎早在1906年就去世了。
11月6日，萨莎和塔尼娅坐在他身边。他猛然欠起身来，坐在床上。萨莎问他：
“要把枕头放好吗？”
“不是，”他的话坚定而明确。“不是，我只是劝你们记住一点：世界上除了托尔斯泰外，还有许多人，可你们只看到一个托尔斯泰。”
傍晚时分，托尔斯泰病情严重了。给他吸氧气，注射莰酮。他平静了一会儿，对谢尔盖说：“谢尔盖！我爱真理......非常......爱真理。”
11月7日，凌晨五点，托尔斯泰夫人被允许进去看失去知觉的丈夫。夫人在《自传》里回忆说：“医生允许我进去看丈夫时，他已呼吸困难，仰卧在床上不能动了，两眼已经闭上了。我轻轻地对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温存的话，希望他能听到我这段时间一直在阿斯塔波沃而且我始终是爱他的。我不记得还对她说了些什么，只有他好像做了可怕的努力才发出来的两声长叹，是对我的回答，然后便毫无声息了……”
六点零五分，托尔斯泰与世长辞了。
后来的日日夜夜夫人总是守在丈夫的尸体旁边，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冷却了。
9日清晨，托尔斯泰的灵柩运抵扎谢克车站。尽管当局百般阻挠，仍有数万群众坐火车赶来为托尔斯泰送葬。当天下午，遵照托尔斯泰遗愿，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扎卡斯峡谷旁那个藏有传说中的小绿棒的地方。
托尔斯泰安葬之后，夫人病倒了，在病床上躺了十八天。她一方面是身体有病，另一方面在精神上也受到自责的折磨：她对丈夫的死深感愧疚。她把余生几乎都献给了缅怀丈夫的回忆。她更加广泛地接受了丈夫的观点和主张：她赞成他的反战思想、赞成他反对土地私有制的态度，甚至也赞成他的素食主义——而这素食主义曾经是引起她和他经常摩擦的一个根源。
1919 年，萨莎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同妈妈、姨妈塔尼娅以及姐姐塔尼娅小住。悲伤使托尔斯泰夫人变得衰老了，全身佝偻，视力很差，懵懵懂懂，神态木然。萨莎要离开的那天，她得了肺炎，萨莎留下来护理她。她很温和，非常有耐心地忍受着痛苦。
“亲爱的萨莎，请宽恕我！我不知道过去是怎么搞的......我永远爱他，我们俩的全部生活彼此都是忠实的......”
“请你也宽恕我，我在你面前也是有许多过错的。”萨莎流着眼泪说。
托尔斯泰夫人肺部出现了水肿，喘不上气来。她一边忏悔，一边进圣餐。1919年11月4日，她安静地死了，小女儿萨莎给她合上了眼皮，享年75岁。
她被葬在三公里以外的一块农村墓地——科恰克沃墓地里，跟1906年去世的女儿玛莎为邻。据说，她生前曾表示过希望死后葬在丈夫身边，但这个遗愿未得到尊重。
后记
托尔斯泰夫妇的分歧，在结婚时就存在。托氏喜欢乡居，喜欢体力劳动，喜欢接触劳动群众，而夫人则恰恰相反，喜欢城市生活，喜欢上流社会的交际，喜欢高雅的艺术享受。不过这种分歧，最初并没有显露出来。后来显露出来了，也还有妥协的余地。真正难以消除的分歧产生在托氏决心放弃私有财产之后。托氏认为，保持私有财产是一种罪恶，必须把这些财产还给人民。夫人则认为，不能只考虑别人，而让自己的子孙受冻挨饿。通过分家，托氏放弃了自己的那一份家产，问题暂时得到了缓解。但托氏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想放弃版权。夫人认为，不能只让出版商发财而使儿孙受穷，为了保住子孙的生活来源和自己已投入出版托氏著作的资本，她坚决不同意。他们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托尔斯泰以写秘密遗嘱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意愿，而夫人则要千方百计地得到这份遗嘱以保护家族的经济权益，结果就酿成了托氏离家出走这出遗恨千古的家庭悲剧。
托尔斯泰的离家出走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从1885年起就曾不断产生过这样的意图，但都没有下定决心。酿成最后这次出走的悲剧，除了夫人在争执中没有掌握分寸步步进逼、非要找到那份秘密遗嘱以外，他的支持者切尔特科夫和女儿亚历山德拉（萨沙）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托氏自己在1910年的日记里，其中包括同年7月29日开始写的《只给自己看的日记》里也这么说过。7月30日的日记里，他就说：“切尔特科夫把我拖入斗争，这场斗争使我感到沉重厌恶。”9月24日，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们把我撕成了碎块。有时想：离开所有的人。”这里的“斗争”指的就是秘密写遗嘱。我很赞成俄国科学院通信院士格罗莫娃-奥普尔斯卡娅女士在2001年为亚历山德拉《父亲》一书写的序言《父亲的传记》一文中的论断：亚历山德拉和切尔特科夫当时都还年轻，处理问题方法简单，考虑不周：他们期待和怂恿托尔斯泰离家出走，没有想到像托尔斯泰这样一个病弱老人深秋时节乘火车和其他车辆在俄国当时条件恶劣的路途上颠簸，必定会被折腾死！
如果说在这场家庭悲剧里，托尔斯泰有什么过错的话，那就是他只顾自己前进，而忽略了对妻子的劝导和对子女的教育：他要写遗嘱放弃版权，明明知道夫人和儿子们不同意，却没有耐心去商量说服，而是采取了秘密的方式背着他们进行。结果，就更加深和激化了双方的矛盾。他跟自己的朋友比留科夫谈到此事时，比留科夫也告诉他应该先跟家里人商量。假如他能采纳比留科夫的建议的话，这场悲剧也许不是不可避免的。托尔斯泰临终时，自己对儿子谢尔盖和女儿塔妮娅也承认：“我们本来可以把事情处理得好一些。”他当时对女儿塔妮娅也说过：“我们把事情搞糟了。”
主要资料来源：
1）А?Толстая.Отец.С.487-510.
2）陈殿兴《列夫·托尔斯泰》，第241—248。
3)Anne Edwards Sonya,The Life of Countess Tolstoy.PP.451.
4）The Diaries of Sophia Tolstoy.Translated by Cathy Porter.
PP.xii-xiii.
5)Autobiography of Countess Tolstoy.PP.98-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