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从乖女孩到打破童话禁忌的白巫师

文学评论--灵兮

《安吉拉•卡特：从乖女孩到打破童话禁忌的白巫师》

 

安吉拉•卡特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会成为英国小说界最受广泛讨论和研究的作者之一。就如同她永远不会知道在她伦敦的学生里，有一位是后来在201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石黑一雄。那时的她一头蓬乱的灰白长发，配上一条飘荡的长裙子，看起来就像是“被飓风里甩出来的人”。人们喜欢用新哥特的、佛洛依德的、超现实的、荒诞的、魔幻的等等标签恭维她，但依旧不足够描绘出她作品中的放诞不羁和灵光四溅。安吉拉·卡特一生改编了很多童话，被归为“白女巫”是再准确不过的事，她好像天生就会有用枯长的手指摆弄塔罗牌的本领，当她一笔一笔将甜美得俗套的童话改编成阴森怪诞的异想天开，当她让美丽的公主和柔弱的孤女堕入了万圣节的黑夜，当她用魅惑的歌喉诱人进入暴力和情色的海域, 童话怎么可以是这样的呢？安吉拉•卡特听腻了这样的诘问，狡黠地眨眨眼睛，爆出一阵大笑，如果仙女和巫婆被困在同一个身体，你不过是在看不一样的戏剧。

 

安吉拉•卡特作品中奇特的意象和笔法使评论界很难把她的创作归入某一文学传统或思潮，这使她在英国文学中占有非常独特的地位。错乱的伦理，禁忌的性暗示往往让传统读者感到即惊讶又不安，但这也正是安吉拉•卡特的高明之处，她举重若轻地击破了那一层层的不可言说，戳中了潜意识下的黑暗沼泽。你可以厌恶她，但是不能否认她天才的洞察力和想象力，你可以不喜欢她匪夷所思的故事，却无法不喜欢她欲仙欲鬼的文笔。她的那些离奇的故事，即使材料并不令人震惊，写作手法也更是自我放纵的。在安吉拉•卡特的字典里刻意抹去道貌岸然四个字。她任性地打翻了闪闪发光的水晶球，露出残破黑暗的阴影面，那里没有温情脉脉的祝福，只有明明暗暗的怪诞魅惑，一切的反转和不堪都来自邪恶和欲望世界。小红帽，白雪公主，蓝胡子，狼人，美人与野兽.....无一不是这欲望世界中的魅影，只是他们早已面目全非如同来自于一个暗黑版本的平行空间。

 

在卡特版本的《美女与野兽》(又名《老虎的新娘》)中，野兽并没有变成美女，而是美女变成了野兽，安吉拉·卡特绘声绘色地写道“他开始咕噜咕噜叫了…… 它慢慢地向我靠拢，直到我感觉到它那粗糙的毛茸茸的头抵着我的手，然后是它的舌头，像砂纸一样摩擦着我的手。‘它会舔掉我的皮!’ 他每舔一下便扯去一片皮肤，舔了又舔，人世生活的所有皮肤随之而去，剩下一层新生柔润的光亮兽毛。耳环变回水珠，流下我肩膀，我抖抖这身美丽毛皮，将水滴甩落”

 

卡特版本的《白雪公主》（又名《雪孩子》），则变异出一段弗洛伊德式的解读:母亲对女儿的嫉妒，父亲对女儿的欲望。在所有的合集中，《雪孩子》的叙述最接近童话，但却更加狰狞地呈现了一个魔幻荒谬的场景：

 

隆冬里，完美无瑕。伯爵和他的妻子去骑马，他骑一匹灰色的母马，她骑一匹黑色的母马，她裹着闪闪发光的黑狐皮;她还穿了一双亮晶晶的黑色高筒靴，配上猩红色的高跟和马刺。新雪落在已下的雪上;当它停止的时候，整个世界是白色的。“我希望我有一个像雪一样白的女孩，”伯爵说。他们乘坐。他们来到雪地里的一个洞前;这个洞充满了血。他说:“我希望我有一个像血一样红的女孩。于是他们又继续往前走;这是一只乌鸦，栖息在一根光秃秃的树枝上。“我希望我有一个像那只鸟的羽毛那样黑的姑娘。”他一完成她的描述，她就站在路边，白皮肤，红嘴唇，黑头发，一丝不挂;她是他的愿望的产物，伯爵夫人恨她。剩下的部分(不到一页长)详细描述了伯爵夫人试图杀死女孩的种种企图。每次不成功的时候，伯爵夫人的一件衣服就会从年长的女人身上跳到年轻的女人身上。伯爵夫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她对伯爵的吸引力的象征;若这年青的女人篡了她的位，她必在旷野赤身而死。最后，伯爵夫人成功地杀死了那个女孩。伯爵一面哭，一面下马，解开他的马裤，把他那健壮的身体刺向那死去的姑娘。伯爵夫人勒住正在跺脚的母马，仔细地注视着他;他很快就干完了。

 

1977年，安吉拉•卡特出版了自己翻译的查尔斯·佩罗的童话。其中安吉拉•卡特将《小红帽》的故事一分为三分，在《狼人》中，女主角的奶奶原本就是狼; 在《狼的陪伴》中，女主人公没有与狼搏斗。她和他上床，完全没有听见祖母的骨头在床底下嘎嘎作响; 在《狼-爱丽丝》中，一个被狼人养大的女孩被狼人公爵收养。在这个松散的三部曲中，安吉拉•卡特解构这些古老故事时采用了不同策略:有时将熟悉的故事改编成奇怪的故事，有时回溯到比佩诺特或格林更早的版本，有时则让她自己的创造和演绎发挥主导作用。

 

《染血之室》出版于1979年，是安吉拉·卡特的第九部小说，也被认为是最可能流传久远的作品，书中收录的多是一些西方文学中最著名的故事——查尔斯·佩罗、让·玛丽·勒普林斯·德·博蒙特和格林兄弟的童话——都被扭曲成不同寻常的新篇章。在这本书里，“安吉拉•卡特对小说出现之前的叙事模式——童话、民间故事和其他通过增加和重述而发展起来的形式更加的着迷，她对这些体裁的描写如此独特而具有颠覆性。”记者兼评论家洛娜·塞奇评论说，“通过重述这些故事把它们变形……怪物和公主失去了在旧剧本中的位置，并超出了禁止的界限”。

 

《染血之室》之所以成为一部备受争议的作品，直到今天仍然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不遵循单一的立场，比如正统女权主义。安吉拉•卡特在1983年写道:“我从事的是去神秘化的工作，我对神话很感兴趣……因为它们是特别的谎言，旨在让人们失去自由。”她的创作方法和创作成果多种多样:滑稽的、残酷的、诱人的、令人不安的。因此，一些批评家抨击卡特将所有男性都贬低为掠食性虐待狂，而另一些人则对她的女主人公们感到遗憾，无论她们多么足智多谋，多么独立，大多数时候还是想要俘获一个男人。但安吉拉•卡特是一位艺术家，而不是理论家; 她讲述了她想要讲述的故事，这些故事并不遵循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她说，“挑起不安”是故事的唯一道德目的，她呈现混淆却对证实它们缺乏兴趣。就像她改编的那些童话故事和民间故事，她带来不同的解读，告诉读者如果人们只看故事的表面含义一定会受到欺骗。而她更喜欢的是在故事之间进行变形，让故事有各种各样的空间——像迷宫一样的房间——可以为理解故事的核心提供无数的角度和可能。

 

如果说在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里，女人一直是第二性的。在《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中，安吉拉•卡特的女主人公成为了强势和智慧的化身，就如同“女巫”这个词汇的原初含义一样。安吉拉在整理故事的时候，着重体现了两点：第一点是，在童话故事的讲述传统中，讲故事的人大多是典型的女性，但是很多整理童话故事的人都忽略这个重要层面；另外一点是，很多故事都是围绕某个女主人公而展开的，“不管她是聪明、勇敢、善良，还是愚昧、残酷、阴险，也不管她有多么多么的不幸，她都是故事的中心”。

 

正如玛莉娜•华纳在1992年的《独立报》上为安吉拉•卡特所作的讣告中写道的：“安吉拉•卡特对女性的偏护之情在她所有的作品中燃烧，却从来没有将她引向任何传统形式的女权主义，不过在这里，她沿用了一项原创而有效的计策，从“厌恶女性”的虎口夺下了对女性“有用的故事”。 卡特在1979年的论文《萨德的女性》 从萨德身上挖掘出一个令人眼界大开的导师，他讲授男性和女性的现状，并照亮了女性多态欲望的边缘地带。在这本书里，卡特颠倒了一些劝诫性质的民间故事，摇出它们曾经表达的对女性的恐惧和厌恶，从中创造出一套新的价值，颂扬坚强、坦率、热情、性别特征显著、永远都不屈服的女性。”

 

30年后的今天，安加拉卡特已经是英国文坛不可或缺的伟大作家，大英图书馆评价安吉拉·卡特是“20世纪最大胆、最具独创性的作家之一。她精心制作的故事往往是挑衅性和颠覆性的，许多包含图形和暴力内容。她的作品从哥特式幻想、传统童话、莎士比亚和音乐厅、超现实主义，戈达尔和费里尼的电影中汲取了各种元素和题材。卡特的作品打破了许多由来已久的禁忌和习俗，尤其是在她直率地将女性重新定位为她们自己叙事的中心和控制。”

 

可惜安吉拉•卡特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像同时代的某些作家那样赢得畅销书的大笔收入也不曾入选主要奖项，甚至都没有入围布克奖(Booker Prize)。1984年，安吉拉卡顿对一位采访者说:“如果说那些不比我好多少的人比我名气大得多，比我有钱得多，而且还被认为是正确的东西。那将不适合我。但老男孩俱乐部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令人惊讶。他们列出了“重要的英国当代作家”，他们会列出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和金斯利·艾米斯，他们会漏掉多丽丝·莱辛，她是唯一一个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作家。”她显然认为自己的女性身份导致了她的文学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她享有更多国际上的好评：她的名字从丹麦一直传到澳大利亚，她也反复收到教学邀请，并就任于设菲尔德大学（1976-8）、普维敦斯的布朗大学（1980-1）、阿德雷德大学（1984）和东安格利亚大学（1984-7）。她协助改变了战后英文写作的发展方向——从萨尔曼•鲁西迪 到珍妮特•温特森 再到美国寓言家罗伯特•库弗 ，许多作家都受到了她的影响。

 

在1992年，安吉拉·卡特去世后，人们对她作品的兴趣突然大增，她的作品销量迅速上升，此后在英国内外都出现了针对她的小说改编的舞台作品。她的作品在20世纪的小说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围绕性别和性的神话被揭穿，甚至人类想象力中最黑暗的角落都不是禁区。”时代周刊评选安吉拉•卡特作为对当代文学最有影响力的二十位作家之一。2018年10月17日，艾玛·赖斯版本的舞台剧《明智的孩子》在英国上演，华丽，激情，荒诞，情色，喜剧.....这是一场感官狂欢的盛宴，也是一部对于莎士比亚戏剧的重温和致敬。其中混乱的伦理关系和混淆的低俗与高雅挑战观众的三观，但依旧无可否认这是天才之作，正如《明智的孩子》舞台剧艺术总监艾玛·赖斯描述的“她生动的、感官的、充满力量的世界激发我的想象力……无论是穿过混乱潮湿的森林，还是伦敦黏糊糊的后街……我从她的话语中认出了一种女性的野性，这种野性在我心中沸腾。”

 

在《明智的孩子》中安吉拉·卡特创造了一个三代人的家族传奇，舞台上的双胞胎舞女姐妹载歌载舞，75岁高龄才第一次被她们的生父所接纳承认。回顾一生她们的私生活就像她们的舞台事业一样丰富多彩而又飘摇不定，她们用歌舞庆祝剧院舞台的诱惑和魔力。剧中中夸张谐趣的歌舞和大量莎士比亚喜剧元素是安吉拉•卡特的又一次大胆尝试。她塑造了多拉和偌拉这对双胞胎私生女，她们轻佻而快乐，贫困而卑贱，她们是遭人鄙夷的歌舞女郎，但是她们始终兴高采烈、津津有味地投入人生的狂欢。安吉拉·卡特的那句“喜剧就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让人捧腹大笑。这部剧本身就是一个混合体：它得意洋洋、放荡不羁，但将悲伤和遗憾抛撒向空中，好像广场上数不清的五彩纸屑。故事的最后一句贯穿始终:“唱歌跳舞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

 

你也许会好奇究竟是什么成就了安吉拉•卡特的文学灵感和才华，安吉拉•卡特的密友伦敦国王学院英语讲师埃德蒙·戈登在查阅了安吉拉•卡特的信件和日记后，写的了一本细节详实的传记《安吉拉·卡特的诞生》，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安吉拉•卡特青少年时期的一些线索：

 

安吉拉出生在伦敦一个安静的中产阶级家庭，郊区长大。母亲很刻板，如果一个离了婚的演员出现在屏幕上，母亲会关掉电视。父亲是伦敦新闻协会的夜间编辑。父母都把安吉拉宠坏了。她被零食塞满，被小猫和故事书轰炸。她的母亲从来不会让她在午夜之前睡觉，她希望在丈夫下班回来前有女儿做陪。而且，即使很晚了，也经常让继续呆着。休会从办公室给她带了一长卷纸回家，在父母聊天时，卡特就用蜡笔写故事。

 

青少年时期的安吉拉“长成了一个又高又胖的孩子，还有些口吃。在这些缺点和极度害羞之间，她用一种冷漠、冷淡的态度来掩盖，她几乎没有朋友。奥丽芙加倍殷勤。安吉拉不允许自己穿衣服，也不允许独自去卫生间。最后，她反抗了，开始节食，从一个顺从的胖姑娘变成了一个纤细而粗鲁的姑娘。她穿着短裙和网眼袜，懒洋洋地走来走去，一边抽烟，一边对她母亲说一些冒犯的话。安吉拉一度幻想成为埃及古物学者，但是毕业以后，她在父亲的安排下来到《克罗伊登广告报》 当学徒。她二十一岁时结婚，因为她意识到，结婚是逃离父母的唯一途径。同年，她开始在布里斯托大学修习英文，选择专攻中世纪文学。

 

她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出版了四本小说，1969年，卡特获得了价值500英镑的萨默塞特毛姆奖，用于出国旅行。那年9月她去了日本。在日本她爱上了一个小她6岁的日本男人荒木。那年冬天，当安吉拉回到英国续签签证时，得了肺栓塞的母亲躺在医院里，一看见安吉拉，就把脸转向墙壁。她不喜欢安吉拉的丈夫，但是她更不喜欢看见女儿离婚。几天后，母亲去世了安吉拉离了婚回到日本。后来她总是说，在日本的两年生活使她成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荒木出去玩乐，她赚钱养家，但是最后荒木还是跑掉了，正如他告诉戈登的那样，“我不想再做一个舞男了。”安吉拉在万分痛苦之中将感情转移到了一个19岁的韩国男孩身上，坦言他孩子般的精致可爱，却也非常的乏味无聊。安吉拉只跟男孩相处了5个月就离开了日本踏上返回英国的归途。

 

“日本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折。从1971年起，她在那里生活了两年。她之前的小说——包括残忍、紧凑的挽诗《爱》（1971年创作，1987年改写）——显示了她巴洛克式的创造力，以及对色情暴力的直面，这种暴力不但出自男性，而且也出自女性：她早早地划好领地，男人和女人在上面厮杀，常斗得鲜血淋漓，而里面也多是面临大难时的幽默。从一开始她的文笔就是华丽丰富、陶醉于辞藻的——她的语汇生动而感性，描写的是各种身体特征、矿物、花卉和动物——同时她也涉及了陌生感的主题。然而日本给了她一种看待自身文化的方式，加强了她从熟悉事物中创造陌生的能力。”玛莉娜•华纳说。

 

回到英国后，安加拉卡特认识了她后来的第二任丈夫马克，据说当时马克是一位建筑工人。他们直到1983年儿子出生后才结婚，马克在考小学老师的证书，安吉拉品尝着为人妻母的安宁和喜悦，家庭生活相对稳定。

 

也许人们会说说与安吉拉笔下的魔幻荒诞的世界相比，她的真实人生经历平淡无奇。显然一切的攻击与毁灭，沦陷于受伤都发生在她的大脑中，那些色情的，暴力的，怪诞的黑暗都是她灵魂多面地棱角。她们折射过文字和戏剧的外衣，将人心的暗流、腥腐阴霾的欲望和华丽的幻灭感带到了世人面前。

 

我们要如何将那个精灵四射的白巫师与作为普通的妻子和母亲的安吉拉联系在一起呢？就好像那么天真无辜的旧瓶里怎么可能装如那么多让人癫狂不安的新酒。死亡的烟花并没有消散白巫师的魔力去，在滚滚而来的岁月里，越来越多的人巫女的魔咒。她的才华，她的才智，她的奇思妙想，她的离经叛道都开始成为了传奇的一部分。她并不知道《明智的孩子》将是她对世间最后的一次叙述，用她特有的充满矛盾和暴力的喜剧形式，她正在与生活和解，只可惜上天没有多给她一点儿时间。

 

1991年初，就在《明智的孩子》出版之前，卡特因为胸部疼痛去看医生，医生告诉她，她的右肺有一个恶性肿瘤，已经扩散到淋巴结，无法手术。作为一个意志坚强的女人，安吉拉不得不放弃正在酝酿的下一部作品《阿德拉》，是关于《简爱》中罗彻斯特的女儿的故事，可惜她已经没有时间去描述更多。她的巨大的黑色的能量渐渐远离，她也许会想起自己的母亲，那个如此容易焦虑，恐惧和不安的女人。也许正是因为家庭过度的禁锢激发了她天性中的乖张和叛逆。之前，安吉拉•卡特的每一本童话故事都好像是对母亲的蔑视和宣战，也是为了激怒母亲的手段。母女之间的无处不在的竞争，父女之间秘而不宣的亲密，一切让母亲痛苦和不满的理由都已经结束了。安吉拉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也许终于能够懂得了母亲的立场，她会在简爱的女儿的故事里写什么呢？可惜我们再也无法知道。

 

安吉拉•卡特的童话不是给孩子们看的，甚至也不能简单粗暴地标上成人童话的书签。她要展现的是一个虚实混淆的世界，它即诡异复杂又奇妙多变，天堂可以是地狱，受害者可以是凶手，惩罚和罪恶，善和恶从来不是简单的对立，恩与怨，得到和失去完全可能没有逻辑，无论男人或是女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兽性潜能，欲望自始自终都在潜意识里发出诱惑的邀请。无论故事怎么写终究只是停留在故事里，虚幻和现实互为镜像，彼此照见。

 

 

参考资料：

 

1.《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后记，作者：　玛莉娜•华纳

2. 童话的、暴力的卡尔维诺 来源：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3. 安吉拉·卡特的世界：评论《明智的孩子》

4. 《焚舟纪》的异色想象 作者：尹晓冬

5.  British library - people-Angela Carte

6 《Angela Carter’s Feminist Mythology- A new biography shows how the British author made fairy tales psychological and sexy.》by Joan Acocel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