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曰集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在母亲的百岁冥诞一周后的今天，我迎来了父亲的百岁冥诞日。十一月三日这日子我再熟悉不过了，可每一年都感受不同。父亲在世时我欣慰着他的长寿和健康。父亲辞世后我深陷入对已的自责和悲伤。可在父亲百岁之际，我为他的九旬生平而自豪和感动。
父亲一九二五年出生时，是家中五个弟兄的排行老三。从安徽休宁来武汉讨生活的祖父，以做帐房先生的收入撑起一个大家庭。尽管生活不宽裕，深受老家中国状元之乡影响的祖父极尽全力让孩子们多念书，想给孩子们好前途。
在当年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家境每况愈下。父亲初中毕业时，上面的大哥和二哥都已外出谋生，下面两个弟弟还在上小学。为了让家里能有财力供弟弟们上初中，父亲懂事地选择去读不需学费的公立师范学校。
在完成了师范学校要求的学业和教师服务期后，父亲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汉口税收署当职员，薪水不菲。可父亲并未止步于此，他随后又报考了商业夜间大学，谋求更好的发展前景。
商业夜间大学，不仅实现了父亲读大学愿望，也使父亲有机会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青年革命组织。这时正值解放战争决战前夕。父亲参与了保卫武汉，和为实现武汉和平解放而展开的一系列进步学生运动。
父亲如此努力进取还有另一个原因，即父亲有着强烈的帮助祖父母养家的责任感。那些年，家境变得越来越糟，祖父生病失业，在外地谋生的两位兄长也因时局动荡而收入不稳定，家中入不敷出。父亲虽不是长子，但他一辈都以”先大家庭后小家庭”来行事。因此，父亲的薪水始终是全部拿给祖父母给大家庭用，甚至都没有为个人婚姻作打算，拖到三十岁才结婚。结婚后仍旧是膽养我祖母的主要承担者。
母亲曾说，建国初期提倡婚姻节俭。他俩用工资赊购了一张新床，又从外婆家搬来几件旧家俱，这就算置办了新家。结婚时，父亲不仅没有分文存款，连ー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结婚照上的中山装都是母亲花钱为父亲定制的。
解放后，父亲的努力在工作上初见成效。作为新中国的武汉税务机关干部，父亲不仅税务专业能力强，而且文章又写得好，加上进步青年的光荣历史，开始几年父亲连年被提拔，很受重用。
可是好景不长，各种政治运动的接踵而至使父亲深陷泥潭。首先是其大哥因为曾任国民党低层官职而被革职返乡回到武汉，定为”现行反革命”。因而父亲有了一个”不良社会关系”。另外，曾在国民党政府中服务的其二哥被人断定带上其五弟去了台湾。
“不良社会关系”加上”海外关系”，这是加在父亲身上的双重枷锁，他无法改变局面，只能负重在夹缝中求生存。由于父亲工作认真、为人正直，上面找不到理由将他革职不用。但从此父亲便处于不被”放心任用”。这就意味着要被调离重要岗位和地区。父亲就这样从繁华的汉口市税务机关被调到某区商业局做副职，后来还到中学去当了几年校长兼党委书记。
本来就很自律的父亲更得非常小心的做人。记得我小时侯有一次一时兴起，在窗口大声向外报出一串数字。父亲见了立即制止我，说 “别让人误以为你在发情报”。现在想来我都觉得父亲的这种联想很荒唐，也太过胆小。很多年后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父亲。他说，”在那个年代，稍不谨慎就会大祸临头。我如果也倒下了，谁来撑住这个家？
父亲说得没错，如果父亲也成为被革命对象，便无法照顾爷爷奶奶。如果父亲被撤职查办，便无力私下帮助其大哥一家。因为这些原因，父亲的大半辈子都过得极不容易，但父亲仍旧兢兢业业地工作，从不为保已而丧失做人的原则。这些是能被旁人明辨的。改革开放以来，父亲终于调回到了税务机关任职。记得在父亲离开原任职单位时，他的一些老部下专门来我家看望父亲，表达对他的不舍。
当时父亲已年渝五十。三十年的年华已在政治磨难中逝去，留下了一头灰白的头发和刻在眉间的”山”字皱纹。父亲人生工作的最后几年正值国家税务改革时期。父亲终于在时隔二十多年后有了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晋级，成为税务机关的正职一把手。他终于能有机会在自己的老本行里全力发热发光，把青年时期革命学生的那股劲重新找回来。真是“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只可惜时代只给了父亲短短的几年时间来完成他ー生都没放弃的追求。
后来，大陆和台湾开放探亲大门，父亲那两位曾被断定去了台湾的二哥和五弟的情况也得到了证实。这时，国家统战政策变得有利于台属者的提拨任用，但届时父亲已临近离休年龄，此事”与之无关”。记得二伯夫妇第一次从台湾来武汉我家时，几十年压在父亲心中的话，使得平时说话极有条理的父亲竟是语句混乱，不知如何表述他的经历。当时在场的我真担心二伯和五叔会误会父亲，误以为父亲是个只顾保全自己的官职而不顾兄弟父母的”小人”。为此，事后我私下写了一封长达五页信纸的长信邮给台湾的二伯父，表述我所知道的父亲之经历。去年我去台湾探望堂兄妹时，还特别向他们再次当面澄清此事。世事已给父母太多的不公，我不能让他们再受任何委屈。
当年中国曾盛行用”大公无私”来形容国家好干部。这个词放在父亲身上真是不能再合适了。父亲虽然一直为官，手中也有实权，但我和母亲不仅没沾到父亲光，反而受到影响。同为税务机关干部，且是多年劳动模范的母亲之工作在父亲的影响下也被调到商业基层单位成了一名普通会计员。对此母亲不服，但父亲不让母亲去申诉。相比下，父亲却为下属员工家属解决工作岗位不合适问题。在我的工作安排上，父亲拒绝出面找关系，但他却私下托人为大伯的孩子解决农村知识青年返城的工作安排。
父亲的一生历经沧桑，政治上长期受到压制。但父亲却能用理性看待历史。他希望中国愈来愈好。他希望看到大陆和台湾用非武力方式解决问题。
在我带着孩子来美国与我先生团聚十年后，我父母来美国开始了与我们共同生活。那时父母已七十多岁了。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十多年里，他人在美国，心却遥系家乡。为了能上网看国内的新闻，父亲很早就学会用电脑上网。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家庭电脑尚未普及。当时七十高龄的父亲利用来美探亲的机会，每天去我们就读的大学电脑室上机看新闻。来美国定居后，上网仍是父亲的主要日常活动。
父亲和他那一代人经历了很多却很坚强。相比现代我们许多后代人稍有不顺就恨世和弃世，这些都令我对父亲在自豪和感动以外，更有尊敬和钦佩。我后悔当年曾对父亲有那么多的不满和不理解，也后没和父亲多交谈，以了解他人生更多的闪光点。
爸爸，生日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