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年省江中的教学质量，我没有做过科学的调查和比较，不能够作出武断的结论。但是，根据我本人在初中学习的两年半期间（5个学期）的课堂体会，希望可以比较公正地描述几个主要课程的老师的授课状态，以供参考。当然，我是怀着对所有老师们的崇高敬意和诚挚的感情来追溯这些往事的。
首先，数学老师谭英铭，年约四旬左右，瘦小身材，不苟言笑，但是对人亲切，讲课的条理十分清楚易懂。每个学期的教学进度很准确，一丝不苟地完成规定的授课内容。多亏有他为我打下的数学基础，才在后来的关键时刻成就了我的升学之梦。（这是后话，暂且不表）此外，他还在暑假期间组织数学辅导班，因为要收费，我未能参加。
文科（包括国文，历史，地理）老师张胜麟，年约30-40岁，中等身材，体胖。面白脸圆，白中透红，常笑脸盈人。上课时，经常在课文进行中穿插很多天南地北的故事或笑话，让枯燥无味的课堂学习充满了欢乐。但是这样一来，每个学期能够完成的课本内容就大大缩水。他所讲的故事很杂，我很难从其他老师包括后来的大学老师的课堂上再能够听得到。因此，算得上三生有幸遇到这样具有特殊教学风格的老师。比如，一次在国文课上，他不知道怎么突然把话题转到他的童年往事。他告诉我们，他在乡下私塾读书时，很调皮，和同班同学共同设法来整治白发苍苍的老师。其时正值炎炎夏日，老师的床上挂有蚊帐。他们四处搜寻狗屎，将其晒干后打碎成为极细的粉末。然后，偷偷地撒到老师的蚊帐顶上。这样一来，当老师入睡前，挥扇助凉时，蚊帐顶上的狗屎细粉就开始纷纷透过蚊帐顶的布缝，带着令人窒息的奇臭弥漫于老师的蚊帐内，使人夜不成寐，终日不得安宁。顽童用计何其毒也，惹得我们哈哈大笑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授课的内容都忘记了，但是这个故事却依然记忆尤新。后来到了1949年底，江安解放才知道张胜麟老师原来是地下党员，后被委任为富顺县委委员。难怪他在课堂上摆龙门阵时，常常吐露一些不满当时政局的只言片语。
教英语的银俊民（为校长银际霖之弟，又名银际英），年近半百。远比银校长瘦小，比较严肃。每次上课时，埋头一走进教室就二话不说，面对黑板，用粉笔在黑板上奋笔疾书那一堂课的英文单词，中英文对照，外加音标符号。写完后，转身面向学生，用教鞭指点每一个单词，叫大家跟着他大声朗读几遍，然后就开始逐字逐句地把课文从头到尾地翻译成中文并稍加解释直至下课。有一次，我的同班同学熊鹏达突发奇想，利用老师上课前的课间休息时间，先用粉笔在黑板上把那天将要进行的课文单词按照银老师的格式写好。银俊民老师进来后，按照他多年来已经驾轻就熟的习惯，右手拿起粉笔，转身就准备写黑板，一抬头才发现所有的单词已经完全写好了。我们小心翼翼，不敢做声，以为他会大发雷霆。没想到他默默地审视板书内容片刻后，微笑着说：“很好！”就继续按部就班地进行他的讲课了。由于每节课书写板书花费了许多时间，真正授课的内容便减少了。如此一来，林雨堂编的开明英语教科书共3本，应该一年完成一本，但是我们初中五个学期（两年半），只完成了第一本。我记得在勉强完成第一本书后，开始学了一部分第二册，就没有时间继续，因为初中部被迫取消，我不得不离开省江中转去其他地方了。当时，老师并不重视要求学生作英文练习题，英语考试主要是出几道英翻汉和汉翻英的题目。即使如此，不少学生还是感到有困难。这大概也是当时银老师不得不网开一面的原因，以免很多学生要留级。
教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李良箴老师毕业于大学农学院，瘦高身材。对人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但是，在课堂上，他几乎不说话。他总是带着一大堆前端磨得尖尖的粉笔走进教室，面对黑板，用一手十分工整而秀丽的板书流利地挥笔疾书出事先已经编好的一问一答题目。大家就紧跟着他的板书，逐字逐句地完全照抄下来，直到下课为止。如此一来，每一个学期就有一本植物学或动物学的问答式讲义本。考试的试题完全就在那本从黑板上逐字逐句抄录下来的问答式讲义本上。只要背得上，准考一百分。我那时的背功很好，背一本这样的问答讲义不在话下。我记得有一次，宿舍在饭厅旁的老房屋，墙壁是竹片加泥土，隔音极差，何况每间寝室和相邻寝室的上方没有墙壁隔着，是相互连通的。大考前夕，我正在大声朗读植物学问答讲义，突然，隔壁传来高中学生的责骂声：“龟儿子，咋个植物学讲义都要背诵？”我下了一跳，赶紧停止了朗读。现在来看，“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正确的教学方法应该以讲解为主，让学生听懂该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关键点，能够举一反三，方为上策。单纯背诵问答题决非上策，就这一点来说，那位责骂我的高中学生是对的。
总的来说，省江中的教学水平，在当时的江安算得上首屈一指，我很佩服学校有军令如山的严格法治精神，考场如战场。的确，严师出高徒，考场出状元。好的学校必须具备这两点。省江中基本上具有着这两点，虽然严师还差了些。
到了1949年，朝局动荡，省江中发生了空前的人事大变动。银校长，教务主任高步天以及大多数担任要职的教师均下台离开了学校。继任的校长是寇华彦，年约五旬左右。矮个子，略胖，方形脸孔。终日显得心事重重，面无表情，抄外省口音。随着他的到来，学校增添了一竿子人马。对于我来说，印象比较深的有三个：首先，是新任童军教官，一个中等身材的大兵哥。满脸横肉，油头粉面。带着他的老婆，一个花枝招展，经常浓妆艳抹的摩登女郎住在洋楼下层的一间寝室里。开始时，大家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突然，有一天下午，他通知大家在洋楼前集合操练。大家不以为然地姗姗来迟，他脸色一沉，大喝一声：“紧急集合！”等大家排好队后，他就立即摆出一副军官训斥小兵的威武架势，用手指着大家的鼻子，高声地采用四川口音说：“我打仗都已经十多年了，枪尖尖都磨玉了十几根。你们这班毛孩子算老几？不要想在我面前玩什么花样…..”我们当时确实是被吓住了，没有人胆敢吱声，一时间鸦雀无声。但是，过了几天，这位教官也不再发火，慢慢的也就成了过眼烟云。正是抱鸡婆屙屎头节硬。其实，熟读民国史的人大凡都知道，这就是北洋军阀遗传后世的法宝：遇柔则刚，先发制人。
第二位惹人注目的新人是一个教物理的老师名叫吴机，据说，来自泸州。可能曾经是一位专修收音机的技术员。当时的江安，贫穷闭塞，几乎没有人听过收音机，更无从知道收音机的效能。在那时谁也想象不到人类的耳朵居然可以听到千里之外传来的声音。吴机来到学校后，利用他的专长，完成了一件轰动全校的大事。很多年以前，可能是机缘巧合，学校曾经购得一台收音机，但是由于江安没有电，而当时的收音机是电子管，必须依靠交流电，因而无法使用，于是只能摆放在学校实验室的仓库里与灰尘和老鼠为伴。一天晚上，吴机居然把这台老旧无用的收音机从杂物堆中翻了出来，将其与100多节电池串联起来，供給能源，于是这个沉默多年的四方盒子开始发声了，传来动听的音乐，以及远处广播电台的说话声。真是匪夷所思，令人大开眼界。我的许多同学闻讯赶去，亲耳见证了收音机的神奇。回来后，对着我眉飞色舞，津津有味地描述收音机的美妙，令我十分向往，后悔那天晚上只顾专注读书，竟然错过了如此的盛事。然而更令人遗憾的是，几天后吴机突然离校。那台收音机也就如昙花一现，无人可以让它复生。
还有一位就是新任教务主任，他是个瘦小的中年人，四川口音，名字记不得了。唯一使我能够记得他的事情发生在开学后不久，我们在大礼堂内举行全校大会，他慷慨激昂给我们训话。其间，他说到有一个新考入高中的女生，曾是县女中的校花，请大家注意尊重她，不要乱起外号。随后，他就用粉笔在讲演台后面的黑板上大书3个字“夜手招”（这位女生的名字是易守昭）。此时，全场哄然大笑不已，持续达5分钟之久。教务主任的目的显然不是要让大家大笑取乐，而是希望男女生之间应该彼此尊重。然而，好像有点事与愿违。
最精彩的一幕发生在新官们上任几个月后，首先是高中的男生们开始呼吁全校学生反贪污。据说以校长为首的总务处居然把学生们的学费拿到银行放利息，造成学校的经费开支经常青黄不接，影响学生的生活，尤其是伙食团。于是，一场酝酿已久的风暴终于在一天晚上发生了。晚自习开始不久，初中学生就随着带头的大批高中男生蜂拥着进入办公室侧后院作为教师校舍的一带平房前面，站在前面的学生七嘴八舌地高呼：“打倒校长贪污！寇华彦滚出来交代清楚！”…… 我被人群推挤着，可以看得见一间兼作寝室和办公室的屋子里点着一盏煤油灯，校长寇华彦坐在办公桌前，低头不语，面色凝重而怒形于色。学生们逐渐逼近他的窗门，眼看就可能冲进他的屋内了。说时迟那时快，他用手在办公桌上猛力一拍，从座椅上跳了起来。拿起一根手杖，准备开门出来。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人一大跳，大家立刻开始后退，犹如缺堤的河水，四散开去。毕竟都是小屁孩，胆子很小，飞快地撤退回了各自的寝室。后来，也就不了了之。现在想来，这不过是一场当时县城社会里的权力斗争，有人在背后操纵学生。年轻无知的中学生不过是被人利用，充当打手而已。否则，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如何能翻起如此大浪？！
当然，学校是在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变化的。1949年底，江安解放，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带来省江中的大变化。初中部被彻底取消，仅剩余的两个初中班，56,57班，被合并到西郊的县男中。我作为56班的学生，听到这一消息，心里很是不舍，但却无力回天，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
就在离开省江中前的一个星期，来了一位教国文的丁老师，他是一个年轻人，中等个子，是县城西大街上享有盛名的丁焕章龙虎膏药老板的儿子，才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他上课时身穿蓝布长衫，颇有秀才风度。小伙子初来乍到，干劲很大，第一堂课就全面而详细地比较了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区别和它们的优缺点，他认为文言文应比白话文要好，兹举证如下：其一，文言文言简意赅。表达同一个意思，如果采用白话文需要一、两百个字，而采用文言文，一、二十个字就够了。例如柳宗元的《黔之驴》：“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寥寥数句，将老虎对于毛驴的惧怕描写得淋漓尽致，精准传神。如果改用白话，单就“远遁”一词，就得写出许多字来，而且紧凑精炼的阅读快感荡然无存。其二，打电报如果采用文言文就一定要比采用白话文省钱得多。例如文言文“母病速归”四个字，若换成白话，则至少得写成“母亲生病，赶紧回来”，字数翻倍，价钱翻倍。其三，文言文秉承古律，足以流传千古而仍然可以被今人所理解。而白话文则不同，受时代和地域的影响较大，当时的流行语，千年以后，很可能面目全非。如果古时候的人们采用白话文来记录历史，则将鲜为人知了。不相信的话，试看《诗经》一书，此乃古代的白话文也，现在就很难懂了。他还罗列了一系列的对比资料来佐证他力主文言文的论点。我推想，他应该算是以传统中文享誉全国的四川大学培养出来的典型代表。当然今天看来，他的观点带有很浓的局限性。但是他的授课与众不同，不仅题材新颖，内容详实；而且对比鲜明，条理清晰，以至于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