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黄组长正儿八经地对我说：“生产队打算学习别的大队培养金霉素来喂猪的先进经验，我建议你去那个队学习几天，回来负责开展这个工作”。也好，我正想换换环境。于是，我就背起铺盖卷和蚊帐，直奔那个大队的队部。大队的负责人安排我住在一间很大的仓库里，沿着高大的泥墙，架设有成排的木架子，架子上摊放了一些像灌木树枝一样的植物，上面还盖着塑料布。这种场面突然唤回起我在童年时，看见母亲把黄荆树枝放在煮好的黄豆或豆腐上面，让大量的霉菌生长，制作豆豉或豆腐乳的情景。正当我四处张望之时，一个年轻小伙走上前来，开始向我介绍他们是如何采用这些土法上马来培养金霉素以提高养猪的速度和质量的。他带领我来到木架跟前，揭开塑料布，顿时一股霉味扑面而来，我不由得皱了皱眉。抬眼望去，看见塑料布下的植物叶子上满是黄绿色的霉菌。难道这就是产生金霉素的霉菌？根据我所学过的微生物有关知识，知道霉菌的种类很多，只有通过科学方法才能够鉴定是不是金霉素。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接受别人的经验，没有研究的余地。那天晚上，我就在紧接那间培养金霉素的大房子的阁楼上，选择靠着窗口的地方打了一个地铺，在蚊帐的庇护下，安然入睡。学习过程持续了5天。 然后，我就带着一瓶据说是金霉素的种子，背着行李回方家院子向组长交差。还没等我开口，黄组长就告诉我：“公社领导谢书记已经决定，把一些从医院里派来的医师抽调到第四耕作区去，边劳动锻炼，边作医疗工作，这样可以提高公社的卫生水平。明天，你和王顺英就与四连的严密、罗雪琚、陈砚候、连瑞华等医师一同去到第四耕作区报到”。我正在发愁着应该如何对付金霉素喂猪的技术问题，这下可就万事大吉了。我立刻把那瓶金霉素种子交给组长，再次开始收拾行李，准备明天一早会合其他医师一同走到第四耕作区去报到。
次日凌晨，很愉快地吃完早饭后，向组内留下来继续战斗的组员们一一道别。不久，严密医师等人也来到高坎寺。就在那间开会的大厅中，大家高兴地欢聚一堂，问候寒暄起来。在这一群人中和我最为熟悉的是严密。他身材高大，至少一米八，这在当时的四川，算得上是凤毛麟角。每当大家集合在二广场开会的时候，严密就如鹤立鸡群，远远就能望见。虽然他比我高一个年级，但是，我却很早就知道他的大名。记得在我们入学后不久，同班的汪大伦就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你们看那个高个子，叫严密，是从重庆来的崽儿”（四川方言：重庆人）。严密虽然人高马大，但却为人和气，戴着一副镶金边的近视眼镜，斯文儒雅，常常面含笑意。他于1956年毕业，成绩优异，曾在外科实习期间，撰写有关闭孔疝个案报告文章，发表于当时的“中华外科学杂志”上。毕业后分配留校任眼科住院医师。由于眼科与我们耳鼻喉科同属“五官科”，因此我们两人的上班地点仅隔一个过道，经常低头不见抬头见。同时，我们都住在八角亭的单身宿舍，是邻居。我不时到他住的寝室串门，看见他经常挑灯夜读，还一边看英文书刊，一边采用他的一台老打字机打字作笔记。但自从下放以来，我们已是好久不见了，于是高坎寺的重逢感觉格外亲切。
寒暄以后，我们就边说话，边背着行李，踏上田间小路，直奔四耕区。这个四耕区差不多就位于公社所在的苏坡桥与成都市之间，于是我们又一次踏上了一个多月前挑粪的那条路。旧路从头走，记忆上心头。我情不自禁地向同路走着的其他人绘声绘色地讲述那段6个下放干部20多里挑粪的趣事。说着，笑着，一点都不觉得累，转眼就到了苏坡桥的公社办公室了。我们一行人先面见谢书记，他满脸笑容地同我们握手，热情鼓励大家为提高苏坡公社的卫生水平努力做出优异的成果。他请我们就在公社食堂吃午饭。说是饭后会有干部来带领大家去第四耕作区。
下午一点钟左右，果然来了一位姓叶的年轻女干部，眉清目秀，短发齐眉，谈吐不落俗套。她介绍耕作区的主要作物是蔬菜，这与我前一个耕作区以粮食为主是不同的。她带路来到四耕作区的办公室与公共食堂。她一边吩咐食堂的管理人员为我们准备晚饭，一边还嘱托一位男社员带我们去看住宿的寝室。这个男社员首先把我们带到一条小溪边的一间较长的瓦顶平房前面，那间房屋有很大的窗户，通风倒是好，但是很不安全。我们正在犹豫不决的节骨眼上，站在一边看热闹的一个中年男子突然自告奋勇地向大家提出建议：“我们的百人店果园里倒是还有很大的空房子，你们要不要看看去”。那个带领我们看寝室的社员立即赞同着说：“果园麽，那倒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哈”。于是，我们就跟随那位矮小敦实的中年男子走到一个3里外的大果园。这里生长着一大片栽培得很整齐的果树，其中多数是水蜜桃树，郁郁葱葱，仿佛是一座森林，果园的周围还有2米高的围墙，如同世外桃源，舒适而且安全。我们从谈话中得知他姓颜，是专门负责这个果园的管理员，也是照管果树的技术员。老颜打开果园大门的铁锁以后，带领我们来到位于果园中心的一栋古色古香的瓦顶砖房，黑红色油漆过的门窗，虽然已经有些退色，仍然风韵犹存。推开大门，有一个半米高的门槛。正对大门是一个宽大的客厅，三合土地面十分光滑。这个客厅的左侧是一间寝室，在寝室的前三分之二与后三分之一处被隔成前、后两间寝室。寝室都是木地板。这个寝室的分隔也延伸到客厅，也就是说，客厅的后面有一间小屋，小屋的前面有一个带有门槛的门与客厅相通，后面也有门通向果园。我和连瑞华医生就住在这间客厅后面的小屋里，严密和陈砚候住在我们小屋的旁边，也就是分隔开的寝室的后部分。我们住的这两间屋子都开有很大的窗户。所有女生都住在寝室的前面分隔部分，她们是：罗雪琚（内科医生）、王顺英（口腔内科）、王鉴清（卫生系教师）、王俊懋（内科护士长）。罗雪琚是我们的组长，她对人诚恳，和蔼可亲。
那位老颜住在我们入住这栋房屋的右边，正在果园的大门后方，有一长排平房，除了他的一间寝室外，还有厨房以及几间存放工具和堆存水果的库房。他为人诚恳，对人很厚道客气。后来，在水蜜桃丰收时，他给我们送来非常香甜多汁的水蜜桃。我们都曾亲眼看到他顶着夏天的太阳，站在高高的梯子上，采用小纸套把一个一个即将成熟的水蜜桃保护起来以免被害虫损害。他一棵又一颗树地攀爬，整天大汗淋漓，工作十分辛苦。这些水蜜桃都是他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成果，绝不能够白吃，我们坚持付钱购买，他推脱不过，憨厚地搓着长满老茧的双手，以最低价把水蜜桃卖给了大家。
从高坎寺方家院子烟熏火燎的厨房寝室，突然搬来百人店果园里一个古色古香，树林环抱，清幽雅静的别墅小屋,我觉得仿佛一步登天，恍若梦境，对此，我特别在准备好的那本皇历上，翻开那个迁入果园的日子，郑重地写上三个字：“入果园”。后来，严密在看到我写的这本皇历日记时，笑着说：“你的用词如此简洁，大有聊斋笔法”。本来只是一句无心的玩笑话，可是我从来胆子小。童年时，听老人们讲过很多聊斋鬼故事，我不由得把这个果园以及古色古香的屋子和聊斋里面的鬼狐故事联系起来了。那天晚上，为了通风，我打开了就在我床边的窗户。从窗口望见正在月光下的一大片果园，树影婆娑。月光透过树叶之间的缝隙投射到草地上，微风吹过，树叶摇曳闪动的影子就真有些勾画出古装男女的图像来了，越看越有几分恶鬼画皮，古墓荒斋的恐怖气氛,不由得后背发凉。我立刻关上窗子，还加上窗闩，躲进被窝，蒙头大睡直到天亮。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庸人自扰”,错过了多少“起舞弄清影”的美好时光。
我们在第四耕作区的工作安排很有规律，上午到种植蔬菜的地里去扯杂草，下午在耕作区的范围内巡回医疗，帮助建立一些提高卫生水平的措施，如宣传采用土制竹管自来水作为公共食堂的洗碗装置以及注射钩端螺旋体病的预防针等。
虽然粮食定量没有增加，四耕作区公共食堂的伙食也远比高坎寺第十耕作区的好了很多。首先，蔬菜就比较多，而且不再吃野菜（苕菜）了。守着这样一个大蔬菜区，近水楼台先得月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组内的4个女生，胃口都比较小。她们都知道我有一顿饭吃下一斤多的记录，所以，常常主动地把多余的饭送给我。这样一来，我就基本上吃饱了每一顿饭，彻底改变了两个多月以来天天饿肚子的局面。吃的问题解决后，一切工作就都变得轻松愉快，心情舒畅了。每天早饭后，戴上一顶草帽，拿着一个小凳子，大家去到一块宽大的蔬菜地里，把小凳放在排列成行的蔬菜畦之间的沟道处，采用双手把蔬菜周围的各种野草连根拔除以保证土里的肥料不会被野草所吸收，让蔬菜生长得更好。在赤日炎炎夏天的太阳照耀下，虽然有草帽遮着头顶，还是大汗淋漓。我总是脱去上衣，赤膊上阵。这样，不仅感到凉快些，而且还可以减少洗衣服的功夫，真是“一举两得”。可惜，女生们就不能够享有这种便利。即便再热，她们仍然要衣冠完整，正襟危坐，因而常常是汗流浃背，苦不堪言。经过劳动，我真正体会到了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意境。不过，在辛苦除草的同时，大家也还是边干活，边摆龙门阵。说说笑笑，半天时间也就过去了。
下午，罗雪琚组长分配大家进行医疗卫生工作。我们中会轮流有一人去到位于小溪边的大队卫生所看门诊。社员常因感冒等小病来卫生所看病，诊断后，可以根据情况做一些必要的处理，包括发给病人少量的一般药品。其余的组员就背上巡诊包分别走到耕作区的各个公共食堂去宣传卫生防疫的意义以及建立采用流水洗碗的措施和具体办法等。那时候，钩端螺旋体病刚开始在四川流行，来势凶猛。起初，还误认为是鼠疫。后来，经过专家鉴定为钩端螺旋体病。每年收获水稻的时间（8-9月）是流行高潮，病人皮肤可能发黄，有人将其称为“打谷黄”。我们接受了为公社社员注射钩端螺旋体病预防疫苗的任务，在半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我们每两个人一组，背着疫苗、注射器和注射针头、消毒皮肤用的碘酒与酒精、棉花签、纱布以及煮沸消毒用的消毒锅和燃烧用的酒精灯等必须的用品，行色匆匆地奔走在田地间。每来到一处，就找到负责生产的连、排长，请他负责召集全部社员来接受注射疫苗。我们还要耐心地向广大社员讲解钩端螺旋体病对于健康的危害、为什么必须要打预防针等基本知识。同时，回答社员的任何提问。我们分工合作，一个人打针，另一个人登记接受疫苗注射的社员名单以便核对，以及负责回收注射针头，清洁后再煮沸消毒备用。有时，接受注射的社员多，排着长队接受注射。我们两个人都必须同时参加打针，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这时候，只有找一个会写字的社员帮忙登记了。每天收工时，已经夕阳西斜。虽然忙得头晕脑胀，还是感到内心充实。比起6个人花了一天时间，挑回两小半桶粪来，更有成就感。
上图来源于上海知青网http://zhiqingwang.shzq.org/zqPisDetail.aspx?ID=115
然而，要想改变农村的卫生习惯就远比打预防针更困难。当时公社食堂没有自来水，更没有其他的消毒洗涤措施。大家吃完饭后，都在同一个大桶里面洗碗洗筷子。且不说是否能洗干净，光是交叉感染就是一个大问题。我和其他的组员为此花了大量的时间奔跑于耕作区的几个公共食堂，苦口婆心地向社员宣讲为什么需要建立采用竹管制成的土法自来水管道，在管道的一侧钻孔，再安上一个小竹管子，就成了可以进行流水洗碗的工具。我们好不容易才能够说服多数干部与社员来接受这个计划，再加上公社领导在大大小小会议上的三令五申，逐渐地就在一些公共食堂中开始采用这种流水洗碗装置了，这比起过去大家都在一个大桶里面去洗碗要干净卫生得多。看见社员们在竹管子流出来的清水下面洗碗，我们都很高兴，充满了成功的喜悦。
我们在果园住房的正前方有一个小坝子，平滑的三合土地面，四周都是果树。我们常常喜欢在晚饭后，大家围着小坝，坐在小凳上乘凉，很轻松愉快地摆龙门阵。大家天南地北话家常，谈笑风生说故事，在古色古香的厅屋前显示出一幅农家乐的欢乐图画。有时候，老颜也来参加这种聚会，那就更热闹了。尤其是在圆月之夜，如水的皎洁月光洒满果园，令人产生出无限的诗情画意。
我们组内的连瑞华医生年约四旬，精神很好。他常常在下午收工后骑自行车回家一趟，从果园骑车到成都川医，来回一个多钟头就可以了。因此，只要他的自行车不在寝室里，我们就知道他还没有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是把大门留着，不加门闩。大厅里的绳子上，经常挂着我们洗干净晾着待干的衣服。有一天，大概是星期六的晚上，我们如往常一样，为未归的连医生留门。不曾想半夜过后，就被外来的小偷把晾在厅屋内的衣服全部偷走了。其中，有我的一条崭新的黄色咔叽布短裤，那是不久前我从百货公司买来的上海服装产品，式样非常美观。看到自己最喜爱的新短裤出乎意料地被偷，很感不愉快，难过了好几天。这是在如花美梦一般的果园生活中唯一的恶梦。
我在果园和在四耕作区劳动与工作的日子是欢快而富有活力的，对比前一阶段在方家院子十耕作区的饥饿、疲劳和百无聊赖的马拉松报告来说，无疑的构成了鲜明的对比。真正体现了先苦后甜甜更甜。然而，好景不常在。8月中旬，罗组长通知我：“你们耳鼻喉科有参加征兵体检的任务，医院的医疗工作缺少人手，必须把你叫回去工作。学校领导已经与公社领导商定，你明天就回医院去报到”。掐指一算，我已经下放农村劳动锻炼半年左右了。不过，按照原来的计划是劳动锻炼一年。如果退回到最初在第十耕作区的那种建立在饥饿加熬夜的基础上的劳动锻炼，我千方百计都想提早回医院上班。但是现在而今，果园生活充实恬静，很令人留恋，我不禁有了乐不思蜀的感觉。
这种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制度没有像报纸社论宣传的那样长期坚持下去，成为千秋万世的干部政策。随着1960年开始的全国大饥饿，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政策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但是，为了不被上级领导批评，学院的领导还是安排了少数人参加院内的劳动，以此作为第三批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我们耳鼻喉科的洪邦泰医师就参加药学系附属药厂的劳动。每天，只需要去药厂参加工作，比我们下放到农村劳动要方便得多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和严密先后来到美国留学，我在波士顿，他在费城。我曾经利用假期到费城参观，借住在他的公寓里。后来，他来波士顿时，也临时住我家。“他乡遇故知”，我们谈天说地，结伴旅行，度过了许多欢乐的时光。上图拍摄于波士顿的游船上。对于当年果园里恬静美好的回忆，常常浮现在我们的脑海，温暖着漂泊异乡的游子。正是：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光阴荏苒，一晃数十年已经过去了，回首往事，依旧历历在目，不胜唏嘘。这一段下放劳动的经历，虽然辛苦，却成就了我人生路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折射出一个啼笑皆非的时代。我将终生难忘在方家院子度过的艰难岁月，也永远怀念在百人店果园里曾经有过的欢乐时光。
全文终
附注：当年由于条件所限，照片很少。文中插图来源于网络，对此，作者感谢照片的原作者及相关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