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医院的大货车把我们和行李一起送到成都西门外15里远的苏坡桥镇上，停在一个院子里，院子的大门上方挂有斗大的红字招牌---苏坡人民公社。那天，天空阴沉，漫天乌云密布，早上才下过一场大雨。院子里的泥土地面变得一片泥泞，印满了错综复杂的光脚板印迹。一位身穿蓝色干部服装的公社干部把我们带到一间摆放着长凳的会议室里，靠正前方的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照片。四壁的墙上，除了窗户外，都贴满了写在红纸上的大幅标语和语录。那个公社干部让我们就坐后，立即高声向着隔壁的办公室喊叫：“谢书记，川医的下放干部来了，请你出来一下”。不一会，一个30岁左右的身体健壮的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圆脸膛，身穿白布衬衫，敞开着衣领，露出粗脖子，向上卷起的衬衫袖子显露出结实的肌肉。他站到前台放着的桌子前，面带微笑，开门见山地说：“我代表苏坡人民公社党委和全体贫下中农，热烈欢迎川医的同志们来我们公社，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劳动锻炼”。他很粗略地介绍了苏坡公社的建立和发展过程。说到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他倒是老老实实地把公社初期吃大锅饭的景象做了一个生动的总结。他说：“公社一开始就办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每天食堂一开门，生产队所有社员就带着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一家人涌到食堂里，欢天喜地地拼命大吃大喝。有些人吃得肚子都胀得像个鼓一样了，嘴里头还包了半碗饭，回到家里后，吐出来喂鸡。这样一来，一个月左右的短短时间内，就吃光了大半年的储备粮食。食堂就只能够按人头，限量供应饭菜了。即便如此，我们公社所剩的口粮也还是差一大截呢”。公社书记的话加上外面正在下着的小雨，给人们带来了一股寒意。公社书记最后提出，希望我们这些从医院里来的下放干部，能够帮助公社建立更有效的农村医疗卫生系统。他当场就指定从理疗科来的原内科主治医生黄承孝留在苏坡公社医院，负责医疗以及培训的工作。
我们其余的一行人走出公社大门，背上行李，在细雨迷蒙中，穿过苏坡镇上的街道，直到场口。过了场口，就是分布在大片农田之间的乡间小路了。我们将要参加劳动的地方是距公社10多华里的高坎寺，属于公社的第十耕作区。背着行李，跟随着公社的干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泥泞的小路上，出了一身大汗，算是下放劳动的第一堂课吧。
经过两个多钟头的步行，终于到达了高坎寺。这是一间过去的寺院，多年没有烟火，但从残存的高大梁柱以及精美的瓦屋顶来看，昔日曾经有过香烟缭绕的辉煌岁月。其中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房间就变成耕作区每天开会的地方，靠右后边隔为一间小小的零售商店，提供日用品给农民。我们9个人被分配到第十耕作区第9连第1排（当时的公社都采用军队编制，一个连相当于一个生产大队，一个排相当于一个生产小队）。和我们一起来的另外一组人包括眼科的严密、外科的陈砚候和病理科的周义德医师等被分配到十数里之外的第4连。虽然鸡犬之声不相闻，但是仍有书信往来以互通音讯，在很少有的假日回成都时，还可以结伴同行。
我们这个组9个人,7男2女。两女中一位是口腔内科王顺英医生，大约30岁左右，宽脸膛，身材高大。另外一个是检验科的陈碧蓉，大约40岁左右，瘦小身材。男性组员中，除我本人外，还有生理教研组的黄济群，他是广东人，而且是党员，于1957年毕业于中山医学院，担任组长。他个头较高，说话慢条斯理。另外还有组织胚胎教研组的教师吴玺印，30岁左右，说话幽默。他一开始就介绍自己的名字说：“我的名字是‘孙权的国宝’”。儿科的刘志贵，比我高一班毕业。据说是右派分子。寄生虫教研组的技术员黄树良，年轻人，喜欢拉二胡。精神科医生陈福银是我的同班同学，他到了生产队后，就被组长指定担任公共食堂的管理，完全住在食堂里，担任伙房的工作，不参加田间的劳动。病理教研组的何士哲，年约50左右，是当时年龄最大的了，他是病理技师，曾经在我们班二年级上病理课时，介绍甲醛固定组织标本，石蜡包埋的切片技术。
我们将要参加“三同”锻炼的9连1排，约有半数的社员都姓方， 包括连长和排长。排长方中和，年纪大约二十七八岁，瘦小身材。说话不多，喜欢拿着一根一尺长的水烟杆子抽烟。那天，我们到了高坎寺以后，方排长就带领我们9个人穿越一片水稻田间的田坎路来到一座瓦顶泥墙的院子 ---方家院子。这个院子的正面有6间房屋，在正屋的两侧垂直连接着左右厢房。厢房较正房短，各约3-4间房屋。除了与正房直接相连的第1、2间房屋之外，其余的房屋常常作为存放农具或牛、猪圈之用。生产队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寝室，两个女生住在正房的最左侧。所有男生都住在正房的最右侧，左右分布以示男女有别吧。我们男生住的这间寝室是一间大厨房，靠外侧墙壁还留下原来的炉灶。现在虽然已经有了公共食堂，还是每天要烧火准备猪食或其他的用途。就在这个炉灶与我们的寝室之间，社员采用一片竹编的席子作门帘，把一屋隔做两间。然而每当炉灶烧火时，浓烟立即充满整个寝室，令人窒息、咳嗽、流泪。我的床就緊靠着那块竹编的席子，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陈福银运气好，住到食堂里专门的房间。何士哲因年纪最大，身体有病，就设法向组长提出要求，住到右边厢房的第2间较小的寝室里。可怜我们其余的5人，就只能够无可奈何地住到这间厨房里，忍受柴火烟熏。不过年轻真是好，任凭烟熏与火烧，照吃照睡。
寝室里面，沿着四边摆放了5块木板，多数是旧有的门板，架放在两把长凳上构成一张床，上面摊放着稻草。我们打开背包，把床单和被褥等安排妥当，找来竹杆和绳子，挂起蚊帐，算得上是一个安乐窝了。“同住”已经搞定了以后，就到公共食堂去“同吃”吧。
食堂是一间瓦顶泥墙的大屋，位于小山丘上，有一段不长的石梯直达食堂门口。门的右边是很大的窗口，装着一扇木板可以关闭窗口。开饭时，食堂门是关着的，不准任何人进入食堂内。只有受命担任食堂管理的2-3个人包括陈福银在内，可以站在那扇打开的大窗口后方，每人手里拿着一把称，一个金属做的称坨被固定在一个准星上。称盘里放有固定的小盘作为放置被称量的饭菜之用。一切准备就绪后，食堂就敲响一面铜锣。带着各种餐具的社员们立刻从四面八方快步走向食堂，在食堂前排起了长队。每一个轮到窗口前的社员都会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那杆正在随着称盘里面添加或者减少的饭粒而升降浮沉着的称杆而变换着脸上的表情。现在的人很难理解当年的艰难岁月里，人人对于食物的那种斤斤计较的顽固态度。除了每顿固定的饭食（每人每天一市斤，被划分成中午4两，早晚各3两）之外，最常提供的菜肴就是水煮的苕菜，一种自发生长在田里的野菜，一般是喂猪的。我那时候的嗅觉很灵敏，远远就闻到从食堂飘来的猪食味。1959年，虽然在成都市区里还能够在餐馆里买到肉食，但是全国范围，特别是在农村公社中已经开始了对油和肉严加管制。除了粮食必须按照人口的定量，城市机关干部每人每月27市斤，农民每月30市斤，而且购买粮食要凭粮票、肉和油都必须凭肉票和油票。在一个月中，最多能够吃一次肉。盼到打牙祭那天，人人摩拳擦掌，早早就携儿带女，一家老小在食堂前排队。多亏陈福银等食堂管理者能够精打细算，把猪肉去骨，全部切碎，混合着称给大家，才避免了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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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吃、同住以后，就应该“同工”了。当时的人民公社是在总路线、大跃进的东风劲吹之下，在一片凯歌声中诞生的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人们只能够说“人民公社好”。果然，摆在我们下放干部面前的是采用军事化管理的农村新面貌。每天，天刚蒙蒙亮，连、排长就吹响尖锐的军哨，并扯开嗓子的喊叫：“起床出工了！快跑步到田地里去”。我们初来乍到都不敢怠慢，立刻起床，迅速穿好衣服，緊跟着哨子声，快步走到地里，等候命令。然而我们诧异地发现，虽然哨声呼叫声响遍了生产队的各个院落，四处却少见动静。慢慢地，才看见从一些院子里走出边穿衣服，边打着哈欠，伸着懒腰的男女社员们。过了半个多小时，大约有10多个社员才在排长带领下，开始用锄头挖地。此时，天已经大亮了。大家边说笑，边慢慢地挖土。有人开始说起笑话来，也有人开始说起那些令人大开胃口的美味佳肴。过了一个多钟头，排长说休息一下吧，吃完早饭再继续来挖地。人们马上丢下锄头，就回家去等候吃早饭的锣声。
早饭过后，大家戴着草帽从家里出来，走到早上工作过的那块地里，继续用锄头挖地。春末夏初的太阳已经使人感受到在体力劳动后，浑身灼热，背心冒汗。社员们开始从外到内脱掉衣服，用毛巾搽去汗水。方排长已经到别的地方去安排准备播种水稻的重要任务去了。这里的工作就交给一个大高个子社员负责。约莫过了一个钟头，负责的大高个子抬头看了看天空，伸了一个懒腰，眯缝着一双眼睛说：“该休息了”。话音刚落，社员们立即丢下了锄头，四散开去。大高个社员和几个人就平躺在田边的青草地上，让温暖的太阳照在身上。时不时他还和其他坐着或躺着的社员聊天，偶尔挥手赶走停在脸上的苍蝇。
此时我已经感到腹中十分饥饿了。早上吃的3两饭，没有一滴油，加上那一小盘水煮的苕菜。经过挖地劳动，早就把能量消耗完了。我那时候生活能力很差，完全没有经验来对付饥饿。在我们下放干部中，年纪比较大，已经成家的组员中，都事先有些准备。有一次，我在中间休息时，回到寝室想在床上躺一下。看见吴玺印正坐在他的床上，吃着碗里的食物。他看出我饥饿的表情，立刻就对我说：“我准备的干粮，是炒面粉加糖。很方便，只要加上开水就可以吃了”。他边说边在我吃饭的空碗里如法炮制了半碗他的加糖炒面粉，他把碗递给我并很客气地请我试吃。正在饥肠辘辘的时候，我也就毫不客气地接过他递给我的碗，开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真是香甜可口，如饮甘露琼桨。于是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出门在外，要自备零食以应不时之需。
吃下了从未有过的美食，立刻精神百倍。这个时候距离大高个子社员宣布休息开始算起，已经远远超过一个钟头了。由于多年来已经养成的兢兢业业的工作习惯，我感到问心有愧，立即快步回到那块才挖了一小半的地里，准备继续挖。然而当我急匆匆赶到地里时，除了那位平躺在青草地上的大高个子社员之外，没有别的人在场。阳光照射下的土地上只有几只蝴蝶在野花间飞舞着，再加上那个青草地上不时发出的鼾声，益发显得这片人民公社的土地是如此静谧安详，完全没有想象中“热火朝天”的景象。快要到中午的时候，有几个休息方毕的社员才慢慢地来到这块地里。一边互相说笑，一边叫醒那位打鼾的社员：“喂！还在梦周公嘛，有没有梦见吃红烧肉？”。被从梦中惊醒的社员立刻坐了起来，一边打哈欠，一边伸懒腰。很不耐烦地大声反问说：“你们几个是不是又到供销社去买“香音”（四川方言：便宜货），捡到便宜了？”
吃完午饭后，大家先回家里休息。大概在2-3点钟的时候，排长又吹哨子把社员们从家中喊了出来，还是三三两两慢慢地到地里工作。和上午的工作情况一样，只挖地一个钟头左右，就开始休息了。休息之后，也就散了，等到吃晚饭。
如此的劳动效率，难怪只有苕菜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