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8月的一个下午，5点钟左右，医，牙，药以及卫生系的全体应届毕业生齐集二广场，大家都按照班次坐在小凳子上参加毕业典礼。在夏末秋初的夕阳照射下，一条红底黑字的横幅高挂在二广场前方一个高于地面的舞台上空，横幅上写着“毕业典礼”四个大字，在黄昏里轻轻随风摇摆。舞台的中间摆着几张带着靠背的椅子，正对着放在前台的一张长方桌。我们都意识到这应该是全班同学最后相聚的机会了。五年来在一起朝夕相处同吃同住，那些充满欢乐激情的日日夜夜，两次生产实习加上两次严峻的阶级斗争运动，使我们成熟起来了。管他春夏与秋冬，满纸荒唐言也好，一把辛酸泪也好，我们52级医疗系五年制本科60名毕业生终于毕业了。大概是紧张或者兴奋，还有一种莫名的空虚与彷徨，大家都显得面色凝重，相对无言，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空旷的二广场上只有坐在靠近舞台的一群毕业生，后面空无一人。没有鲜花，没有彩球，也没有低年级学生和其他教职员工的参加。也许是反右斗争的肃杀之气还笼罩在校园的上空吧，华灯初上的广场只是一片寂静，鸦雀无声。刘承钊院长没有像往常在全校作报告时采用“全校的师生员工同志们”作为开场白，因为那天的毕业典礼除了应届毕业生两百多人外，没有其他师生员工同志参加。他恳切地祝贺大家完成了学业，获得大学毕业证书。衷心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再接再厉，保持华西的优良传统，创造更大的成绩，为国争光。紧接着，教务长曹钟樑教授站在讲台前手拿毕业生名单，一一宣读，被点名的毕业学生立即走上台，双手毕恭毕敬地接过红色封面的毕业文凭，显得有些兴奋地坐回台下的座位上，翻开记录了所有过去学习课程的成绩记录，阅读并回味过去难忘的岁月，这些都曾经是5年来寒窗苦读的成果，而这个毕业文凭将是今后一生的工作保障。
我翻开散发着印刷油墨味的红色毕业证书，百感交集。其左页是我的标准半身照片，右页写着斩钉截铁的证词“现已学完全部课程，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最下面是院长刘承钊，副院长孙毅华的签名印记，以及“四川医学院”的红色大印 （请见附图）。
刘院长是山东人，每次做报告时，都采用标准的山东口音说：“全校的师生员工同志们”作为开头语。他的个子高大，身体结实。戴着银色金属镶边的眼镜。对人很客气，总是和蔼可亲。很遗憾，他没有在我们班的生物学课程里任教。他的夫人胡淑琴教授倒是在生物课上讲过几堂课。我一走进大学，就听过有关他的奇闻逸事。他曾经先后在四川、云南、贵州等14个省区调查采集了大量的两栖类标本，在两栖动物分类方面发现了不少新品种，其中的“胡子蛙”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刘院长多年来带着学生与助手千里步行，跋涉在云贵川藏的崇山峻岭之间，有时会遭遇强盗土匪，所幸的是，当土匪看见他们都提着装有青蛙、蟾蜍之类的笼子时，就对他们轻蔑地说“原来是些耍蛇的卖艺人”，就不屑一顾地扬长而去了。刘院长在国内外的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著书立说，他不愧是中国无尾两栖类动物学的奠基人之一。据校史档案记载：他在192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学系，获学士学位，1929年又获理学硕士学位。193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刘承钊于1945年“华西无尾两栖类的新种”一文中同时发表了6个新种，其中一种隶角蟾亚科，并依此建立髭蟾属，它就是著名的峨眉髭蟾，又名“胡子蛙”。他先后发现了角蟾亚科7个属40个种，定名新种和新亚种60余种，澄清了许多过去在分类上的问题；提出横断山脉是我国角蟾亚科分化中心的见解，为研究角蟾动物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查明我国两栖动物的丰富资源作出了贡献。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多半是他的杰出成就和在学术界的声誉，使其能够免遭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不过，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到八角亭楼下的开水房打开水时，看见刘院长身穿蓝布中山服，足穿一双回力牌运动鞋，显得面色有些苍白，脸上的皱纹加深了。他提着一个竹壳保温水瓶，也排着队来打开水。到了1970年代，他又回到办公楼工作。有一次，我和大学管乐队一群人拿着乐器到办公楼集合准备参加当时革命委员会的活动，在办公楼门口遇见刘院长，他笑着欢迎，称我们是年轻人。邓典智一手拿着萨克斯风，一边大声说：“我们老了”。刘院长立刻接过他的话说：“你们老了？那我呢？应该把我放到哪里去？”说话间，刘院长就从许多年来一直远在讲台上高不可攀的首长立刻转变成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了。大家也就随着院长幽默的提问，哈哈大笑起来。这对于当时经历过不计其数形形色色阶级斗争，时时紧绷着一根弦的我们来说，真是难能可贵的轻松和融洽。大学的生活本来就应该是充满爱心的和谐社会，可惜竟无端地被摧毁在连绵不断，一浪高过一浪的阶级斗争风浪中。
1976年那个多事之秋，国家几个领导人相继去世。我们尊敬的刘承钊院长，一代优秀的生物学家也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4月9日与世长辞。
这张照片是大学时期我们与刘承钊院长在美丽的华西校园里合影。他身穿中山服，手提一个公文包，站在前排正中，温文尔雅，风度翩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