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是从军队上转来读大学的调干学生，打从一开始，就受到学校党团领导的重视，任命我担任班上的团支部宣教委员，同时兼任学校团委宣教干事。学校党委还派人和我联系有关申请入党的计划，尽管我当时年龄还不够。应该说，我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很可惜我没有兢兢业业地走这条康庄大道，却自己一个人懵懵懂懂地追求舒服的生活。那时候，班上有几个男同学喜欢安装矿石耳机，收听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我从江安小县城里出来的，正所谓“土包子开洋荤”，一开始听上了耳机的播音，有新闻，有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还有川剧、相声等曲艺节目，就爱不释手，不惜从积累下来的津贴费里，花了19元钱买了一个崭新的苏联耳机，满心欢喜地安装起了一架矿石收音耳机，早晚只要一有空，就喜欢坐在或睡在床上听广播，十分入迷，如醉如痴，于是忘乎其形地浪费了大量宝贵的青春时光。本来，我应该利用这些时间来学习社会知识，补习外文。哪怕就是参加一些学生会的业余文艺组织，如乐队，舞会等也可以扩大我的社交圈，增强我处世交友的本领。可是，我却在大热的夏天，将自己一个人关在蚊帐里戴着耳机收听广播，从来不参加大多数学生在美丽的华西坝所举办的各种娱乐活动。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是多么愚蠢，真是后悔莫及。
当然，我对于学习的功课仍然是信守着从初中以来一直尊从的争取全班第一的基本原则，从不懈怠。但是我没有认识到我在大学阶段应该多参加社会活动，从德智体全方位的角度来训练自己，为将来走入社会打下基础。我以为只要成绩好便万事大吉了，所以只把学习的目标局限在课堂上。这样一来，就造成今后一系列的错误。
第一学期开学后不久，有一天晚上，团支部在数理楼外的草坪上召开支部委员和团小组长联席会议。当时的团支部书记是芦苇，他刚入党，正是意气风发。作为团支部委员的我，还十分幼稚，对于这些会议没有兴趣，完全不懂我应该在支部会上积极发言，力争主动表现自己。那天晚上的团支部委员会上，由于开会时间很长，在讨论申请入团学生的材料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打瞌睡了。就在我坠入朦胧梦景的刹啦之间，突然被团小组长戴禧祚高声叫起我的名字。我一哆嗦，立刻睡意全消，清醒过来。看见戴禧祚正睁大双眼，透过近视眼镜发光的镜片，正气凛然地紧盯着我。他毫不客气地批评说：“团支部委员会讨论申请入团的对象是十分重要而严肃的活动，作为支部委员的石善溶同志居然在大打瞌睡，这是什么态度？！”我在这片刻之间，好像受到当头棒喝，简直不知如何应对，有点恨无地洞可钻之感。芦苇在一边显得胸有成竹，沉着地说了几句总结性的发言就把这场小小风波抹平了。散会后，芦苇语重心长地和我谈话，他还以党员的身份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入党。很遗憾的是我仍然执迷不悟，没有认识到人生和社会之间的鱼水关系，我仍然把自己关在个人满足的小天地里。我总以为只要有知识和一技之长的本领就可以成功了，从此养成了不和大多数的人打交道的坏习惯。
上图是我和唐治平假日游南郊公园。
从一年级开始，我就和也是从军队调干升学的唐治平交上了朋友。他和我出身相同，入大学前在川东军区一个部队里任文化教员。正巧，他住在我的上铺。从早到晚都在一起，更巧的是，他很喜欢看川剧。我在童年时有过在江安火神庙看会戏的经验与爱好，于是，我们一拍即合。从此，就常常一起，在周末到锦江剧场购票观看四川省川剧团的演出。对于当时一些著名的川剧演员如陈书舫、许倩云、周企何、曾云华、袁玉昆等演出的大本传统川剧如《柳荫记》、《玉簪记》、《杜十娘》等均反复观看。有一阵子我们竟然着迷到每逢星期六下午就站在锦江剧场外面钓票。所谓钓票, 就是手里拿着买票的钱，等待前来卖出多余戏票的人。有时候由于钓票的人远远多于卖票的人，钓票人都睁大双眼，只要看到有人把手伸进衣服包里，马上就蜂拥而上，如果卖票人是女的，就更显得很不雅观。后来，我们才知道，如果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卖票，卖方会悄悄地观察挑选合适的买票人，走到他的面前，轻声询问是否要买票，这样就可以避开人群，轻松地卖出多余的戏票。像我们这样站在人多的地方，是很难被卖票人选中而买到票的。
唐治平在为人处世方面远比我高明得多，他在与我友好相处之际，同时也保持着和大多数同学的友好关系。他虽然也听耳机，但只是听听川剧，完全不被耳机所困，不像我那样把大量时间花在耳机上。他还经常参加当时在新礼堂举办的学生舞会。可惜，我没有学习他的这些优点。大概是我的一种劣根性吧，就是不愿意向别人学习，这种坏习惯在我后来的一生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给我带来一系列不可弥补的损失，对此，我深感痛心。
上图是新礼堂（前面观），它是我们学生时代听大报告，进行各种文艺演出活动以及举办学生舞会的地方。很遗憾，这栋承载着我们许多青春回忆的建筑已经消失无踪了。（取材自《华西坝朋友的天空》之“华西坝旧貌”，谨此致谢）
当时，在大学校园里存在着不少学生会组织的文娱活动团体，如民乐队、京剧组、管弦乐队、话剧组等等，分别都安排有下午课余的练习时间。不时，还有在新礼堂举办的公演活动。我们班上参加这些文娱社团活动的有芦苇和卢毅（京剧组），杨俊杰和沈来龙（管弦乐队拉小提琴）。我是在大学毕业后才跻身参加乐队，虽然是亡羊补牢，还勉强算得上未为晚也。可惜没有在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参加这些文娱社团的活动。
上图是四位青年在荷塘边的青草地上练习弦乐四重奏。左一是杨俊杰，右二是沈来龙。他们身后那栋气势恢宏，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新礼堂（后面观）。（这张珍贵的照片由我的同学沈来龙医师提供，谨此致谢）
由于我在班上的学习成绩比较好，我虽然不再担任团支部的任何工作，在第一年级后期，班上仍然选我担任学习股长。但是，我却执迷不悟，没有认请社会工作对于我的重要意义，没有认真负责地完成应该作的每一件事。结果到了第二年级，就被贬为细菌学课的课代表了。真是连降三级！如果是在今天，我会感到这是一种奇耻大辱，痛下决心，改进错误，奋起直追。但是，当时我却无动于衷，麻木不仁。这当中，应该有一种潜在的因素。需要把时间退回到第一学期刚开始一个月左右，学校领导宣布要在学生中推选优秀学生作为留苏预备生。每一个班就开始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政治思想，身体健康状况等进行评比。我被全班同学推选为留苏预备生，随后就在大学人事科干部蔡真的指导下，填写各种登记表，好像煞有介事，志在必得。过了半个月，芦苇告诉我说，政治审查负责外地调查的人员去到江安县我家，查出我的家庭关系中有一个表兄名叫刘宴平，由于他是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在1950年被枪毙了。因此，我不够资格作为留苏预备生了。虽然我和这位表兄根本不熟，只是在童年时随着母亲去舅父家过春节时偶尔见过，除了一般生活家常谈话外，没有其他内容。解放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但是，从此家庭出身这一包袱就变成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我的头上，并且，随着阶级斗争运动的不断加深和扩大，压力就与日俱增起来。当时，我也没有意识到唯一能够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办法只有在政治上争取进步，就像五姐一样。她和我的家庭出身完全相同，但是，处境就很不一样。当然，在今天看来，好像都无所谓。但是，在过去的年代里的确曾经是如此的重要。很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自从读大学后，就没有和五姐保持经常联系，这应该是我的错误。
上图是1970年代初，川医管乐队在舞台上彩排。我是在大学毕业后才参加乐团的。右起为：姚恒瑞（次中音号）、吴德全（圆号）、曾光明（小号）、邓典智（萨克斯风）、我（单簧管）、罗德纯（手风琴）。口腔系医师姚恒瑞是具有专业水平的小号演奏者，1950年代初曾经被中央乐团录取，但姚医师未接受这一令人羡慕的邀请，继续从事学业。我有幸在近距离聆听过他的演奏。他吹出的小号声可以模拟弦乐乐器柔和的旋律，刚毅中带着抒情，华丽而极具穿透力的余音令人陶醉，经久不息。他是川医管乐队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精通音律，擅长配器与作曲。我参加乐队后，主要吹奏长笛。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的乐队曾经参加成都市群众文化馆在文化宫举办的音乐比赛，获得优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