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原有的各种生活设施基本齐全,抓家台周围,还有烤烟房,饭堂,几排平房,牛棚,猪圈,养鸡场,车库,晒麦场和仓库。可我们虽然说是“五七”干校,其实不光只是教师和干部,还有战略疏散的意义,老弱病残都有。三叔的老父亲,胶东人,已经是80多岁, 王老爷爷拄着手杖颤巍巍,也来到了抓家台。另外,还有襁褓中婴儿,都成了这支特殊队伍的成员,一下子就住得满满的。
初到干校,几十人住一个大筒仓,因为我们哥儿俩扁桃腺容易发炎,发烧出了名,受到照顾,睡在最里边的小间,相对风小一些。夜里父亲喊我们起夜,“欣欣向荣,蒸蒸日上”被上铺的王大爷听成了“星星月亮”。王大爷本不姓王,是蒙古族,姓孛尔只金,黄金家族,我心里叫他大王爷。王大爷的儿子小亚,和我一个班,跟他的母亲住女宿舍。多年以后,小王爷清华大学毕业,投笔从戎,是个带兵的巴图鲁。
周边是血吸虫发病区,河渠水和池塘水,都不可以沾。江汉油田当时叫“五七油田”,正在勘探开发,大庆油田调来很多钻井队参加会战,我们请来王铁人(1211)的兄弟1210队,打了口1000多米的深水井,彻底解决了吃水问题。
很快,大家一齐动手,砸夯搬砖,又盖了几排宿舍,拥挤的情况才得到缓解。
宿舍盖好之后,还以大饭堂的名义,盖起来个大礼堂!一下子成为方圆数十里独一无二的设施,后来放内部电影,都是国外的,诸如《啊,海军》,《山本五十六》之类。要求必须封闭,关紧门窗之外,还要捂上毯子, 日夜不间断,通宵地放。其他干校都没有条件,只得步行数公里,来我们的大礼堂看。
干校住宿改善,我们从大筒仓搬到新盖好的宿舍。宿舍门前,是一条臭水沟,我叫它龙须沟;沟对面,木跳板过去,是自来水龙头。
新宿舍是个里外屋。里边是半间小屋,睡三个人。开始,我们6个人睡外边的大屋。另外三个人,一个是小捷的父亲吴叔叔,负责夜里领着“黑儿”和“白儿”巡夜;他白天睡觉。王四叔是东北人,负责烧开水送到菜地,他是考古专业的,近视眼。四叔后来在西沙和南沙出土的文物和文献中,发现许多当时中央政府在那一区域的施政记载。施叔叔是福建人,毛笔字写得工整漂亮,抄写大字报是他下大田劳动之外的经常性任务。
后来,著名教授费老爷子从另一间宿舍搬来,开始住里边小屋,他主动找了军宣队,说杨老师带着两个孩子不容易,父子三人住里屋更合适,他自己主动要求调整到了外边的大屋。住小屋肯定比大屋舒服,住里屋的两个叔叔是费老爷子的学生,当然跟从,也搬了出来。我们父子三人搬进了里屋。休息时,费老爷子喜欢下围棋,对于来请教棋艺的年轻人,费老爷子无论是午休,或是洗衣服,总是立即放下手里的事,来者不拒,随时奉陪。老爷子下棋有一个特点,尊重对手,绝不手软! 别人找老爷子下棋都有所顾虑,怕影响他休息。周叔叔棋艺不错,颇有些才气,老爷子又出名的脾气好,就恍惚了一下,结果那一盘棋,他被费老爷子紧掉了最后的一口气!数格子,周叔叔简直像做错题的小学生,面对被拿走最后一颗黑子空空如也的棋盘,满脸通红。
1971年暑假,我回了趟北京,回到抓家台已是九月中旬,但天气仍然很热。晚上乘凉时,费老爷子问我,在北京的家属院有没有看到他的外孙女。乘凉的教授,讲师,坐成了一个圆圈儿。我起立,口齿伶俐:“费伯伯,我看到了。我看到小妹妹和奶奶,从和平楼出来,从文工楼前走过,手牵手去买菜。” 费教授满意地笑了,仿佛他的视线真的看到了远在北京的祖孙俩人。“你叫妹妹和奶奶没有错,可是奶奶是‘费伯伯’什么人?”还是父亲发现了问题,一圈子大学老师,对小学生的这个错误,哄场大笑,我窘迫无比。后来,我又经历过许多商务演讲和论文答辩,再没有犯过比这更低级的错误,也没有面对过比这行政级别更高的学术评委。
1971年国庆节后不久,我们父子三人又搬了,这次是住半间的老房子,虽然隔壁墙只有半截两米来高,但是有单独出入的门,算是家属宿舍,不再是集体宿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