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房东（再续篇）
次日，他们俩在房间里在协议书上都签了字。就在他重返青海的前夕，他向所有的房客宣布：“由于他身在青海，很少回来，无法及时处理租房事务上的事，为此我特地请陈老师担任我的代理人，以后全权由他处理各种事务，希望大家支持配合，谢谢大家。”从此以后，陈老师成了我们的二房东。
可是他们的合作好景不长，在他们合作不到几年的一九六四年，上海滩已经流传着地、富、反、坏、右的私有房屋都将要收归国有的小道消息。一般的老百姓并不在意这些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消息，甚至根本不相信，因为解放了那么多年，几乎一直在搞运动，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几乎被折腾的差不多了，要收归的早就收归了。当然也有一些人比较关注这些看来不太靠谱的消息，他们常常被‘无风不起浪’的信条所左右，他们的嗅觉要比一般人灵敏、敏感。在我们这栋房子里，大部分人都不会把这些小道消息当回事，唯有二房东陈老师特别关注这一消息，而且他关注对了。像一个喜爱买彩票的人一样，中奖了。他在听到这条小道消息的时候有些震惊，虽然他不是房东，却是房东的代理人。而房东又属于此类对象的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都与他有关。但是他又想，现在只是个小道消息，没有必要先告知房东，也许是虚惊一场，反而让人取笑办事轻率。但他又相信‘无风不起浪’的信条，一定要把事情做在前面。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为房东保住前楼的使用权？倘若房管所来接管时，看到前楼空关着，毫无疑问将把它租借出去，这么好的房子可能会争着要呐。这样我如何向房东唐先生交代？正在这样不知所措时，突然想出一个锦囊妙计，乘着房管所还没有来接管，干脆自己先把前楼租下来，并办理好私房出租的一切手续。为了使事情更真实，必须暂时先搬进去住，待房管所来接管调查时，说明这栋房子的所有房间都已经租出去了，这样岂非为唐先生保住了前楼的房间！似乎觉得自己将此事做的天衣无缝，脸上露出了很得意的微笑。他这么想，也这么做了。事情办的非常神速。
就在陈老师搬进前楼不到两个星期，唐先生可能也听到了什么风声突然回来了。那天正好是星期天的早晨。星期天是大家一个难得的休息日，一般在职人员都起的比较晚些，只有家庭主妇是家里‘买、汏、烧’的主角，早早去了菜场，其余的人可能还在酣睡之中。自从唐先生有了代理人以后，他确实比以前轻松了许多，回来时只管往自己的房间里走，用不着再与各住户打交道。他隔壁住的就是二房东，他会主动过来向他汇报房子租赁的一切情况。
周日早晨，他从大门口进来，正好没有遇上什么人，连一直在天井里打扫忙乎的姨妈也不知去了哪里？直接往楼上自己的前楼走去。他用钥匙将房间门打开一看，看到了使他十分惊呆的一幕，不禁哇的一声叫了起来。上次他离开时，将自己的床、衣柜和椅子都用旧的被单盖了起来，待下次回来不用花大力气收拾，因为上海的灰尘特别多。可是眼前看到的是，床上正躺着一个正在酣睡的男人，此男人不是别人，正是二房东陈老师。陈老师突然被哇的一声惊醒，看到唐先生正在愤怒的看着他，预感到一个很难解开的误会发生了。陈老师迅速地起了床，与唐先生招呼并试图让唐先生坐下想把事情解释清楚。可是唐先生气愤的狠狠的把门“嘭”一声的关上，迅速走下扶梯，陈老师走出来继续喊着：“老唐！老唐！“但没有下楼来，生怕惊醒这栋房子里的其他人。唐先生也没有离去，就在楼下的走道里，两眼虎视眈眈的望着楼上，出现了我那天回来时看到的那一幕。但终究被他的前妻训斥走了。
后来据说在前妻的促合下他俩会谈了，并又和好了。陈老师明确表态说：“倘若此事纯粹是个小道消息，我一定会把前楼还给你的。并继续一如既往的为你处理租房的一切事务；倘若此消息属实，因为你的户口不在上海，恐怕很难为你保留住这间前楼；我暂时搬进来住，主要是为了造成前楼已被人租借的‘既成事实’，房管所就不再会把前楼出租出去。那你回上海不是就有个住宿的地方吗？尽管在房管所的花名册上是我的名字。再说，许多事都往往是无风不起浪，我害怕到时会弄的我们措手不及，我才出此下策。”说得唐先生和他的前妻连连点头称“是！”心里感激不尽。一场误解终于解开了，一切又都归于平静。唐先生依然住进了前楼，他走了以后，仍然让陈老师搬进前楼居住。这个“既成事实”将一直存在下去。
看来，陈老师对政治很具敏感性，或者说有先见之明。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国社会上的所谓地、富、反、坏、右总是被首当其冲。经过了历次的政治运动以后，他们几乎被剥夺了一切。只有上海解放初期的赎买政策，使他们保留了一些私有的东西，譬如房屋和一些财产。说实在的，就此赎买政策，使他们在生活条件方面要稍优于一般的老百姓。但在政治地位、言论自由等方面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使所剩无几的一些东西也随时有被剥夺的可能，这是陈老师的看法，也是他比别人的高明之处。
在文革势如破竹的爆发之时，他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没有多久，我们附近的房管所人员果然下来对我们这栋石库门房子进行调查，他们往往直接找房东或代理人调查，因为这些房子的租赁花名册都他们手里。下来的人也只是房管所里一般的办事人员，只是例行公事而已。核对一下房屋的实际数量和客户名单，然后编制成他们的花名册，顺便核实一下住户是否持有上海户口。一栋私人住宅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变为了公房。无意中陈老师又成为了类似于楼组长的角色，陈老师当然很乐意担当起这个角色。因为，虽然这栋石库门房子成为了公房，但他知道，楼组长的角色对他很重要。
文革期间，唐先生虽然已经改造期满，但仍然受到文革的巨大影响，从党的阶级斗争和唯成分论的观点，可能他还被视为专政对象，有好几年没有回来了。陈老师一个人住着这栋房子最好、最大的两间房间—前楼和西厢房。而住在这里的有几户人家，有众多口人的住户，却都住在十多个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们并不是付不起房租而愿意挤在小房间里，而是大家都是老邻居了，以和为贵不吭声而已。一旦他们知道还有一个单身汉占据着两间最好最大的房间，他们感到公平而闹到房管所去，显然他是理亏的，毫无疑问他得乖乖的交出其中的一间房间来，而且很有可能要他交出的是前楼。但是，在这寸土寸金的上海，谁愿意将煮熟的鸭子给飞了？这是人的自私本性，无可厚非。而且，人的胳膊总是往里拐的，他当机立断让自己的妹妹一家三口搬了进来，住进了前楼，自己仍然住在西厢房里。这里的房客只能看着他们正大光明的搬进来，心里还暗暗的佩服着陈老师的聪明才智。
后来，再也没有看到房东唐先生回来过，我们这里的人几乎已经将他忘却了。但在改革开放前夕的某一天，房东突然回上海，他当然知道这栋石库门房子已经永远不属于他的了。他在上海已经可谓举目无亲。即使他知道自己的亲生骨肉还在上海，并已经长大成人了，但他对自己的女儿充满了愧疚和罪恶感，怕牵连和影响女儿的前程，怎么的也不会去找他自己的女儿。历年来所受到的种种磨难，至今还心有余悸。他只能去找他曾经的代理人、朋友—陈老师。
他以一个很卑微的造访者的身份，叩开黑漆大门，为他开门的再也不会是他的姨妈，而已经换成了宁波外婆，当然她不认识他，但听说他是楼上陈老师的客人，让他进来。他上楼走到前楼门前，在门上轻轻的敲了几下，门缓缓的只开了一个缝，缝里露出一个年轻妇女局部的脸，妇女见到是个陌生男子，马上要关门，唐先生忙说：“对不起！我是来找陈老师的。”妇女关着门告诉他：“陈老师住在隔壁厢房里，他下午六点钟才回来。”他谢过那妇女就走了。
到了晚上七点钟左右的时间，他又一次来到这栋石库门房子，直接走上二楼，叩着前厢房的门，陈老师已经知道叩门的是谁，迅速地将门打开，迎接唐先生进门，并问候：“好久不见了，你可好？”对方耸了耸高兴地说：“还好，现在总算有机会回上海了。而且我们的领导对我说，以后你只要有本事，可以长期待在上海生活、发展。继续享受这里的退休工资。“但他接着又说：”只是我初次咋到，请老兄多关照。“陈老师慷慨地指着他的床铺说：”即使世界容纳不了你，这张床铺却永远容纳得了你。“一下子把唐先生感动的泪流满脸。（完）
